地理环境论文十篇
地理环境论文篇1
关键词:GIS;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库
一、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
环境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forEnvironment,简称EGIS)是收集、存储、管理、综合分析和处理空间信息和环境信息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它是GIS技术在环境领域的延伸,是GIS技术与环境监测技术、环境管理技术等各种环境信息分析和处理技术的集成。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有:
1.基本功能包括对空间和属性数据的输入、存储、编辑,以及制图和空间分析等功能。编辑功能允许用户添加、修改、删除点、线、面或修改其属性信息;制图功能可以灵活多样地制作和显示及输出各种专题地图,如污染分布图、水功能区划图、环境规划图等等,地理要素可放大缩小以显示不同的细节内容,并能够测量地图上线段的长度或指定区域的面积。
2.空间统计分析(SpatialStatisticsAnalysis)是指对空间数据库中的专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毕业论文包括各种属性数据的集征数、离散特征数及其分类分级统计等。
3.叠加分析(OverlayAnalysis)功能允许两个或多个图层在空间上比较各空间要素和属性,分为合成叠加和统计叠加。合成叠加得到一个新图层,它将显示原图层的全部特征,交叉的特征区域仅显示共同特征;统计叠加可以统计一种空间要素在另一种空间要素中的分布特征。对不同的图层进行叠加分析,从而获得各种感兴趣信息,如利用类型叠置分析获取新的类型。如土壤图与植被图叠置,以分析土壤与植被的关系,可以计算某一区域内的植被类型的数量及面积,即通过对同一地区、相同属性、不同时间的栅格数据的叠置,可以分析由时间引起的变化,通过与所需提取的范围的叠加运算,快速地进行范围内信息的提取等。
4.缓冲区分析(BufferAnalysis)是GIS的基本空间操作功能之一。例如,某地区有危险品仓库,要分析一旦仓库爆炸所涉及的范围,这就需要进行点缓冲区分析,结合与居民地图层的叠加分析,可以获取需要疏散的人口数等等。
综上所述,空间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核心,空间统计分析、叠加分析、缓冲分析等功能为环境地理信息系统提供了强大的环境分析功能与广阔的应用空间。随着其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将为环境各部门提供一个功能强大的空间信息服务和管理工具,成为各部门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工作手段。
二、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具体应用
由于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具有强大的信息服务和管理功能,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可以应用在环境管理的各个环节,如区域环境规划、环境监督管理、区域环境监测及环境评价研究等;二是它可以广泛应用在国家、省、市等不同层次的管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具体应用。
1.电子地图使环境管理工作变得轻松直观
由于采用空间数据和数据库挂接,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管理方法,地图由传统的静态纪录变为信息丰富多样的动态的电子地图,实现了数据可视化。它使环境主管部门对各种环境要素的管理变得直观、简单和轻松。如通过直接对地图要素进行查询,可以获得环境监测点位、污染源等的空间分布及其与环境敏感区域的空间关系等信息。可以对各种环境数据进行综合的统计并分析以及采用直观的丰富多样的表现方式进行展示,为环境决策提供科学快捷的支持。
2.强大的环境规划手段
区域环境规划是EGIS应用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目前基于EGIS的环境规划模型还处于深化研究阶段,将环境应用模型与GIS集成为一体,可以为环境规划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手段。由于应用EGIS能够更好地考虑和评价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
3.危险物运输管理
借助GIS的运行路径选择功能,可以对危险物转移运输线路进行优化选择,能避开人口集中居住区、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域制定运输计划。并可以通过GPS对危险物的运输线路进行实时监控。
4.环境模型模拟分析
环境模型在环境决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可以通过模型模拟出污染事故发生后各个时间的扩散情况,为决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硕士论文常用的模型主要有大气扩散模型、1维水污染扩散模型、2维水污染扩散模型等等,实现各种模型的模拟结果的生成、2维和3维的显示等功能。
5.为数字环保提供技术平台
数字环保是最近提出来的终极环境管理系统,它是继数字地球概念提出以后,环保领域提出的新概念,它将是未来十年环保领域信息化建设的终极方向,EGIS作为数字环保的基础平台,将能够为用户提供实时动态环境信息服务,也能够为环境管理者提供决策信息,逐步控制污染,改善环境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国外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重点
1.数据采集的技术比选
当前环境管理决策要求EGIS提供的数据种类及其范围都在不断扩大,同时信息采集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GPS技术、视频技术、高清晰卫星图像、实时环境监测技术等等。这些实时信息采集系统都有很多传感器,包括空气质量、温度、气压及水质等等。如最近微软公司正在基于VirtualEarth开发一项新技术,用户可以在地图上搜索大量的实时信息,如道路拥堵情况、天气状况、空气质量,甚至是汽油价格等等实时信息,这需要大量的传感器采集空间及其相关的实时信息,这无疑会推动更多的数据采集技术的开发。
2.EGIS与环保信息化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可以预计未来五年内EGIS将会与环境信息化越来越紧密地集成起来,发挥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大大提高现有的环境管理与决策水平。二者的紧密集成还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制定所需空间数据及环境数据的标准,以保证系统的扩展性与兼容性;
2.空间数据的获取渠道以及更新途径,以保证系统的可用性及可靠性;
3.研究以何种方式进行有效集成,并分析这种方式的可行性;
4.研究环境信息与空间信息及其分析、模拟结果的综合表现方式;
5.建立示范项目以便分析和测试集成的效果。
3.海量空间数据库管理技术
随着空间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积累,EGIS的数据库的维护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新的数据采集技术可能会使数据量以几何级数增长,海量数据的存储与维护是要继续研究的课题。如:采用什么技术来实现空间数据的更新与历史数据的备份?如何实现新旧空间数据的合并和统一?如何利用数据挖掘与信息抽取技术来更好地发挥数据的利用价值?遥感数据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等等。
四、发展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策略探讨和建议
随着国外EGIS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数据采集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立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条件开始逐渐成熟,而且将成为我国发展GIS的重点领域,从GIS在我国近几年的发展领域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当前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环境信息中心开发的珠三角水环境信息管理系统等,但鉴于我国GIS基础工作薄弱,特别是基本的空间信息数据库尚未建立,因此EGIS的开发费用十分巨大;加上EGIS的发展涉及众多部门和多种技术,因此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和开展我国EGIS的发展策略研究。
发展EGIS应当采用“统一规划、注重基础、紧密跟进、高起点开发、协调发展”的发展策略。
1.统一规划。由于EGIS的发展不但涉及众多环境部门,还包括与其他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如土地管理、环保、环境管理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又涉及多种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十分迅速,为了降低空间数据资源采集和管理的成本,为了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必须在多方部门的参与下,统一规划和构建EGIS的发展框架。
2.注重基础。由于我国GIS发展基础薄弱,数据基础是系统生命力的关键,失去了完善可靠的基础数据的支撑,系统的功能再强大也不能发挥其作用,因此要在统一规划的思路和明确的发展框架下,不断加强基础空间数据库和基础环境数据库的积累与建设。
3.紧密跟进、高起点开发、协调发展。职称论文在技术上紧密跟进国外先进的GIS技术,高起点进行系统开发,与我国的信息产业发展速度相协调,共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EGIS。
当前我国各地许多部门虽然已经开展了EGIS的研究与开发,但这些开发均是出于本部门的需要,很少考虑到将来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流和共享,加上没有全国性的EGIS发展框架和数据标准,数据的通用性将成为
影响EGIS开发的关键因素,建议有关部门及时组织开展EGIS发展体系和框架标准的研究。
五、结束语
地理信息系统是近二十年来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应用已经从早期的矿产资源管理拓展到与空间地理相关联的更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在环境领域,原有的多种环境信息处理技术(环境模型、环境规划分析)正在与地理信息系统融合,逐渐形成具有强大功能并具有环境特征的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即环境地理信息系统(EGIS)。它将成为各个环境管理部门日常信息处理不可缺少的新工具。它将彻底改变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可以说它是环境管理进入信息时代的标志。
参考文献:
地理环境论文篇2
摘要: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基础,科学有效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对于促进我国现有的环境管理体制的发展,改善环境状态,推行可持续发展等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现有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论述造成我国目前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科学、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寻实现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途径。
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就比较复杂,因为环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区域性等特点,该地区对环境问题加大投入进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该地区而是邻近的其他地区,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忽视环境保护而片面地只追求经济效益。在发展与环境的目标选择上,地方的目标函数与中央存在差异。中央政府强调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标则明显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讨价还价”和“对抗”的倾向。地方政府在落实环境管理的具体政策时,会与中央政府的要求产生一些矛盾与冲突,而地方政府则会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损失[2]。所以,在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为差异。有学者认为,从环境保护的纵向管理上来看,我国是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只对本级政府负责,在环境保护机构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只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对下级缺乏应有的制约力,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3]。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也不相同,因此,在资金投入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有些地区投入了较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而有些地区则投入较少。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地区之间环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原来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看齐,减少资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远见的官员真的下大力气治理本地区的环境,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我们也很难全面衡量其治理环境的业绩,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流于形式。
(二)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在设置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目前全国有不少环境保护部门,特别是县级环境保护部门仍挂靠在城市建设系统上,仅属于城市建设系统的一个部门,这种现象给环境保护的执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城市建设往往引发一定的环境问题,而作为城市建设系统内的机构自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环境监管难免会流于形式。因为没有独立的机构,人员编制、工作经费等问题也都难以保障。有些地区环境保护部门内的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不健全或者根本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而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机构的设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都应该进行强化,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护任务非常繁重的资源或农业大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有的省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但力量薄弱。在一些县和农村,环境和自然保护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编制则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管理这方面的工作的情况。
(三)行政区划的地方环境管理体制,不利于跨区域环境问题的协调。
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区域性,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其他地区,往往会超越行政区划的边界,不受行政辖区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等问题,都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针对这一现象,设置相应的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同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流域环境保护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虽然在几个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但从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来看,该类机构并非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境保护局隶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跨区域执法难度比较大[4]。
(四)中央政府监督乏力,难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
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也就是说,环境质量的好坏,地方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但相关法律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如何履行其责任,如何保证其履行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如不履行职责应承担何种责任[5]。在经济增长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级政府和领导政绩的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考核干部实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长为依据的体系。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各种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仍然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GDP的增长,把本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企业规模、招商引资情况等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性指标,而对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与党的建设等方面则没有硬性要求。这种考核体制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挫伤了地方提供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这就促使一些地方将完成经济指标作为本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不顾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盲目上项目,搞投资,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现象十分严重”[6]。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领导从个人和本地区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缺乏紧迫感,甚至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认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就会阻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政绩目标的实现,甚至出现干扰环境执法行为,明目张胆地保护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一些企业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环境执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对本辖区环境保护质量负责的义务,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手段进行监督和制约。
二、实现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部门职能。
国家应将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由微观管理转为通过宏观调控进行指导和服务,转变工作理念,由单纯的管理转为真正的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总局在宏观决策管理方面的职能,积极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单位的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与经济发展部门的关系,初步建立起科学的行政运行规范。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运用必要集中和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政策、标准等的制定权集中到中央,同时又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根据各个地区发展存在的差异,环境标准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跨区域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处理权限都应该集中到中央,将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如噪声、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问题的处理权限放到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处理权限应该放到中央,而环境保护合作项目则可以放到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导或指导的作用。
(二)加强人员和机构方面的建设。
精简机构主要针对的是非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而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不但不能精简,反而要不断加强。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在对其他国家机构进行精简的情况下,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机构应该不断加强。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只注重发展经济,对于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导致环境污染欠账较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对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但环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现有的生态环境可能还会进一步不断恶化,在将来的20年甚至30年里,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仍然不会有明显好转,所以,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要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强环境保护。
(三)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政策离不开部门发展政策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单单是某个部门的职能。要把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状况和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统计指标,使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要建立国民经济绿色发展统计指标体系,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而且也要有环境指标、人文指标,用这些指标来衡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全面、科学、合理地评价地区、单位和干部的业绩。要改变不平衡的管理体制,形成综合权力机构,就需要顺应政府机构改革的潮流,通过计划、预测,综合考虑潜在影响因素,协调各部门间综合处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问题,加强跨部门的统一规划与管理。在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健全环境保护的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制度就显得尤为紧迫。
参考文献:
[1]胡双发,王国平。政府环境管理模式与农村环境保护的不兼容性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8,(5):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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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霞。环境管理体制若干问题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07,(10):58-59.
[4]孙志燕,高世楫。环境政策存在的若干问题与调整思路[N].学习时报,2007,(11).
地理环境论文篇3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相关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成对样本t检验。
2结果
2.1相关分析中国健康成年人TO指标与各地理因素之间相关性不显著;TS参考值与X1呈极显著正相关,与X7呈显著负相关,与X2、X3、X4、X5和X6相关性不显著。
2.2回归分析以中国健康成年人TS指标参考值为应变量,七项地理因素为自变量,应用向后消元法对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终得出回归方程。应用成对样本t检验比较健康成年人TS参考值的预测值与实测值,t=0.002,P=0.998,可以认为两组值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即健康成年人TS预测值与实测值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对中国十几个典型地区成年人TS参考值预测值与实测值进行比较,见图1。
2.3空间分布规律选取全国2322个市县作为观测点,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出这2322个市县健康成年人TS参考值的预测值,在已矢量化好的地图上准确定位这2322个市县;应用Arc-GIS10.0软件进行克里金(Kriging)插值,拟合出中国成年人TS参考值的空间趋势分布图,见图2。
颜色越深的区域表示TS参考值越大,色彩变化越快表明参考值变化越快,反之变化越缓慢;位于同一等值线上的区域TS参考值相等,同一等值线附近的区域参考值相近。TS参考值的空间分布总体呈东西走向逐渐升高趋势,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TS参考值也逐渐增大。较之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TS参考值明显升高,以青藏高原地区参考值最大。在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出现明显的浅色区域,是由于吐鲁番盆地特殊的地理环境,该地区海拔仅有34.5m低于乌鲁木齐地区,年平均气温14.4℃也明显高于乌鲁木齐市区的6.9℃,这两个因为素成为影响吐鲁番地区TS参考值的主要因素。
3讨论
窦性心率震荡是机体对单次室性早搏这样一个微弱的内源性刺激,自主神经做出的迅速和敏感的反应。通过窦性心率震荡的测量,可进而判断受检者体内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人体生理活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地理环境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布规律性,人体生理和病理活动与自然界的时间过程的周期性变动是统一的,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不同,必然会影响自然过程的周期性,也将影响到人体内在的生理和病理活动。
地理环境论文篇4
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就比较复杂,因为环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区域性等特点,该地区对环境问题加大投入进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该地区而是邻近的其他地区,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忽视环境保护而片面地只追求经济效益。在发展与环境的目标选择上,地方的目标函数与中央存在差异。中央政府强调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标则明显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讨价还价”和“对抗”的倾向。地方政府在落实环境管理的具体政策时,会与中央政府的要求产生一些矛盾与冲突,而地方政府则会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损失[2]。所以,在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为差异。有学者认为,从环境保护的纵向管理上来看,我国是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只对本级政府负责,在环境保护机构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只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对下级缺乏应有的制约力,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3]。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也不相同,因此,在资金投入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有些地区投入了较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而有些地区则投入较少。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地区之间环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原来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看齐,减少资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远见的官员真的下大力气治理本地区的环境,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我们也很难全面衡量其治理环境的业绩,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流于形式。
(二)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在设置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目前全国有不少环境保护部门,特别是县级环境保护部门仍挂靠在城市建设系统上,仅属于城市建设系统的一个部门,这种现象给环境保护的执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城市建设往往引发一定的环境问题,而作为城市建设系统内的机构自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环境监管难免会流于形式。因为没有独立的机构,人员编制、工作经费等问题也都难以保障。有些地区环境保护部门内的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不健全或者根本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而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机构的设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都应该进行强化,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护任务非常繁重的资源或农业大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有的省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但力量薄弱。在一些县和农村,环境和自然保护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编制则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管理这方面的工作的情况。
(三)行政区划的地方环境管理体制,不利于跨区域环境问题的协调。
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区域性,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其他地区,往往会超越行政区划的边界,不受行政辖区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等问题,都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针对这一现象,设置相应的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同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流域环境保护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虽然在几个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但从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来看,该类机构并非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境保护局隶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跨区域执法难度比较大[4]。
(四)中央政府监督乏力,难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
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也就是说,环境质量的好坏,地方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但相关法律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如何履行其责任,如何保证其履行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如不履行职责应承担何种责任[5]。在经济增长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级政府和领导政绩的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考核干部实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长为依据的体系。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各种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仍然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GDP的增长,把本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企业规模、招商引资情况等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性指标,而对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与党的建设等方面则没有硬性要求。这种考核体制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挫伤了地方提供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这就促使一些地方将完成经济指标作为本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不顾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盲目上项目,搞投资,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现象十分严重”[6]。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领导从个人和本地区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缺乏紧迫感,甚至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认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就会阻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政绩目标的实现,甚至出现干扰环境执法行为,明目张胆地保护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一些企业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环境执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对本辖区环境保护质量负责的义务,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手段进行监督和制约。
二、实现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部门职能。
国家应将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由微观管理转为通过宏观调控进行指导和服务,转变工作理念,由单纯的管理转为真正的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总局在宏观决策管理方面的职能,积极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单位的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与经济发展部门的关系,初步建立起科学的行政运行规范。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运用必要集中和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政策、标准等的制定权集中到中央,同时又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根据各个地区发展存在的差异,环境标准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跨区域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处理权限都应该集中到中央,将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如噪声、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问题的处理权限放到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处理权限应该放到中央,而环境保护合作项目则可以放到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导或指导的作用。
(二)加强人员和机构方面的建设。
精简机构主要针对的是非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而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不但不能精简,反而要不断加强。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在对其他国家机构进行精简的情况下,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机构应该不断加强。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只注重发展经济,对于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导致环境污染欠账较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对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但环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现有的生态环境可能还会进一步不断恶化,在将来的20年甚至30年里,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仍然不会有明显好转,所以,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要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强环境保护。
(三)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政策离不开部门发展政策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单单是某个部门的职能。要把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状况和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统计指标,使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要建立国民经济绿色发展统计指标体系,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而且也要有环境指标、人文指标,用这些指标来衡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全面、科学、合理地评价地区、单位和干部的业绩。要改变不平衡的管理体制,形成综合权力机构,就需要顺应政府机构改革的潮流,通过计划、预测,综合考虑潜在影响因素,协调各部门间综合处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问题,加强跨部门的统一规划与管理。在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健全环境保护的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制度就显得尤为紧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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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志燕,高世楫。环境政策存在的若干问题与调整思路[N].学习时报,2007,(11).
地理环境论文篇5
论文摘要: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基础,科学有效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对于促进我国现有的环境管理体制的发展,改善环境状态,推行可持续发展等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现有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论述造成我国目前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科学、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寻实现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 ] 。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
地理环境论文篇6
在高中的地理教学中,它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当今的地理环境问题,对人与地理环境关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教师通过地理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资源观、价值观,使学生的素质有全面的提高。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是对初中地理知识进行深化,对地理现象与地理事物的特征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地理事物的成因、深入分析地理环境的要素、地理事物发展的进程以及人类活动给地理环境带来的影响。“环境教育”主要包括对协调经济发展、资源开发、社会进步以及对优化环境所形成的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概括地说,地理教育是增长对人地关系的了解。通过地理教学了解人口动态、资源动态、环境动态与其存在的环境问题,使学生对人口、可持续发展、环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最后使学生在意识与行为上都能够自觉保护人类环境,协调生态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新的时代赋予了高中地理教学新的使命。当今的高中地理已不是单纯的地理知识课程,高中地理教学经过改革与发展,已经逐步发展为培养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新课程。所以,高中地理教育成为了教育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学科,使地理教育与环境教育的理念达到一致,构成学校地理教育的大框架。
二、高中地理教学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优势
(一)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有很多涉及到环境教育的内容
1.高中地理教材有很多讲述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的版块。
2.高中地理教材告诉学生,人类自然资源不是用之不竭的,如果对人类环境的自然资源无节制使用,就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与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就会遭到威胁。
3.高中地理教学教育学生,保护环境要从小事做起,爱护环境、节约能源,从小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地理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在高中地理教育对学生展开环境教育、加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是重要的教育渠道。
(二)高中地理教育可以对人们展开全面的环境教育
高中地理学科的教材,主要是以地理环境为基础内容的,而且把人地关系的理论作为环境教育的指导,这也是高中地理学科的特色。虽然在理、化、生等学科也有涉及到环境教育的内容,但仅限于局部的教育,这种局部的教育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是不可取的。在我国,高中地理教材已经纳入了比较完善的保护地理环境的内容,给予学生详细的地理环境基础知识,使学生对如何保护环境、趋利避害、使地理环境更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一定的认识。高中地理的知识体系是把地球在宇宙作为开端的,最后的归纳深入到如何协调环境与人类的关系,也就是说,环境教育贯穿于整个高中地理的教材。因此,教师应该通过高中地理教学,培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与发展观,在对学生情感与观念的教育方面,高中地理学科的要求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资源观、人口观、可持续发展观以及环境观;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对社会的使命感;对学生深化国情、国策以及国立的认识。”
(三)通过高中地理教学,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念
通过高中地理学习,学生知道,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不仅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可以是建设者,也可以成为破坏者。科学技术呈现出空前发展,加强了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但也有不合理的利用,使环境遭到了日益加剧的破坏。例如,工业“三废”的排放、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等,都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还有一些国家,极不道德地把大量的污染物排放至其他国家。在高中的地理学科中,对学生宣传环境伦理,可以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良好情操,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
三、在高中地理学科开展环境教育的策略
(一)在高中地理教学中采取多种教学方式,提高环保能力
传统的教学是教师讲,学生听,这让学生处于被动状态,学生的创造力与思维能力得不到开发,实际操作能力也得不到提高。这不仅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还会影响学生保护环境的能力。因此,教师可以通过比较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掌握地理环境的特征。因为地理环境具有差异性,所发生的环境问题也不一样,教师利用差异法,可以让学生对环境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加强保护环境的意识。此外,教师也可以运用辩论教学法,让学生在交流中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地理环境问题本身是有争议的,所发生的环境问题的原因并没有完全确定。教师运用辩论法,可以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增强环保意识,提高环保能力。
(二)因地制宜开展课外活动,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开展地理环境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对环境有更深的认识,所以,选择开展课外活动的环境很重要。教师可以选择学生比较熟悉的地理环境进行考察,也可以让学生对陌生的地理环境展开调查。例如学生居住的城市、所在的学校都可以。因为学生来自不同的城市,所以学生在活动中可以展开交流,互换环境,使学生了解的环境更加全面。环境问题因为地区的不同,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不一样的环境可以使学生对环境问题认识更加全面,使学生爱护环境的意识更强。
四、结语
地理环境论文篇7
关键词:环境科学的哲学;环境伦理;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环境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67-17
环境科学特殊对象是指城市、乡村和荒野地环境,关于这些特殊对象的哲学与伦理学研究是环境科学整体研究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内容、基本观点和切入点、研究的方法依据以及路径选择是本文的研究图谱,也是研究的基本纲领。
一、研究内容
环境科学基本理念是环境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哲学,也是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从理论观念走向实践观念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其研究内容主要有环境和生态的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大环境实践中的理论问题研究。
(一)环境和生态的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环境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环境(水、气、路和建筑物)的规划和设计,人造废弃物、污染物的分类、化合与分解规律,污染标准、污染物技术处理工艺标准以及环境质量、环境容量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和再用以及资源无害化和节能减排等,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核算方法,如生态足迹、绿色GDP、低碳经济、生态文明等核算和排序方法。特别是在城市景观设计、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生态城市、生态示范省、绿色教育、绿色大学等实践探索方面,需要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基础建构。生态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植物、动物、人类等层面的生存状态及其相互依存和作用规律的研究,提出了生物圈的性质、本质、评价标准等生态理论问题,开始触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层面的基本问题。关于环境理论的研究集中在大气环流规律、生物地球化学规律、生物物理元素的迁移规律,以及城市物理环境变化机理和改善方法、污染物的理化和生化理论等;关于生态理论研究重点是从非人类的个体、物种、生态系统、景观角度研究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规律。这两方面的理论研究,都提出了生态进化与文化进化、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人类的生态限度与生物的“生活方式”和“底线福利”等理论问题,开始关注以往被忽视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哲学理论研究,关注人所在的地理环境生态、保护区相邻的经济发展区位、人口的量和质、文化生态基底、生态意识和主导社会舆论倾向以及培养生态文明公民等问题,涉及人的环境观念、生态信念、生态价值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定位和本质等问题,这些问题也与环境的立法基础或环境法理学有密切联系,这也是开展恢复自然、保持自然、保存自然和明智地利用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跟踪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研究前沿提出来的具有哲学和伦理学意义的新概念、新问题,开展环境的生态哲学或生态的环境哲学问题研究,可以为环境或生态实践决策提供理论基础。
(二)重大环境实践中的理论问题研究
围绕着黄河断流提出来的“维持河流健康生命问题”,展开“河流伦理学研究”;针对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实践提出来的“本土生态文化建设问题”,开展“林业职业生态伦理和森林多价值管理研究”;针对原始湿地恢复和保存提出来的“有偿供水问题”,开展“水权的价值定位和伦理评价根据问题的研究”以及“湿地伦理和多价值湿地管理研究”;特别是积极吸收西方环境保护的积极成果,开展荒野环境及其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研究。
针对我国普及环境意识和提高全民环境素质的需要,配合、教育部和国家环境保护部开展创建“绿色大学”活动,开展绿色教育理论、绿色大学指标体系和管理模式的研究。这些研究紧密联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使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
开展环境或生态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完善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理论,能够为我国环境规划、决策和立法奠定环境哲学和伦理学基础;批判地吸取西方环境哲学的成果,挖掘古代民族优秀文化智慧,建构中国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有助于丰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关系,面向实践作出理论应答,能够加速促进科技的生态转向、民族环境素质的不断提高,从而有助于加快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二、立论的基点和基本观点
我们开展上述问题的研究,坚持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立论的基点
1 “一个地球,两个世界”的生态环境世界观
地球是一切生命存在的环境,这个生态环境生育和繁衍千百万物种――人类和非人类。他们共同处于地球生态环境中却是“两个世界”的存在方式:人类是在经济世界中,以经济为特征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他物种是在生态世界中或在荒野世界中,以它们在荒野中趋向自身善的方式即以实现它们自身内在价值的方式不断地繁衍。今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按生态配置的,不是按照经济配置的。因此,我们人类必须自己创造自然没有的东西使之进入人类的经济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的繁荣。这是今天我们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客观原因。要解决这种生态环境问题,就需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观念,确立“一个地球,两个世界”的世界观:一是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相互依存,人类是自在和利他在的统一,人与其他非人类作为种的存在不可分割;二是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相互作用,关注作用的限度和彼此承受能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地球环境不仅是“资源”更是“根源”的价值观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自然环境系统有两方面功能:一是为社会经济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是自然资源的提供者;二是接纳社会经济系统的垃圾和废弃物,成为垃圾和废弃物的堆放场所。然而当今全球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资源面临耗竭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这两类问题使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处于紧张局势:资源耗竭问题将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将使自然环境失去维持生命(包括人类)生生不息的机能。这两类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钱还是要命”的问题。由此我们发现生态环境系统折射出地球环境不仅是我们的资源,更是根源。我国古代把天(乾)地(坤)称为父母,古希腊人也有“大地母亲”之说。她不仅具有工具价值――生养万物,也具有内在价值――为了她自身的生存和健康呈现的内在自组织功能,她具有系统价值和固有价值。
3 从社会契约到“自然契约”的生态权利观
社会契约论是17―18世纪最有名的政治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士、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社会契约论有两个基本功用:解释国家起源,规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自然契约”是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约定。认识这种契约有两个步骤:第一,从自然规律到自然法则,体现在“农民按节气种地、收割”,“渔民观天象出海捕鱼”,否则将一事无成;第二,从自然法则到“自然契约”,一条大河把上游植被与下游居民的生存有机地联系起来,“上游砍树下游遭殃”,所以“禁止砍伐上游的森林”,不仅是生态学规律的描述,也是环境伦理学规定的“应当”,即“应当放弃砍伐上游的森林”,“应当”意味着“该做”,不做不仅是违背生态学的“事实”,更是违背伦理学张扬“价值”。反过来,“能做不一定应当做”,因为以“人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部分”的信仰为特征的“自然契约”,它的一个前提和公理,即生态学潜在着伦理学。如两个角斗士在沼泽地中的厮杀,他们没有赢家,打斗得越激烈,沼泽地吞噬他们越迅速!沼泽地的“自然契约”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人类之间,今天的世界经济角斗,如果忽视地球“自然契约”,其结果不外如此。
首先,自然(界)是有名分的,有按照自然的方式生存下去的自组织机能,包括自我更新、自我调节和自我繁殖能力。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是宇宙历史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积累的“能生育”的优秀成就。人类迄今为止还不能借助科学技术手段模拟或控制这种自然过程。1993―1996年美国“生物圈二号”试验失败,1亿美元买来的教训就是“地球生物圈白调节机制不可替代”。根据这个事实,如果人类世界还是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仍然奉行“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而且拼命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无视“自然契约”的警告,那么地球生物圈的自调节机制就会发挥作用,即遭到所谓的“大自然的报复”。
其次,地球产生自然万物,也产生人类文化。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人类自然阶段,即所谓“人类世”。在“人类世”,人以前的自然一去不复返,人现在的地球自然正在危及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存,人类的未来和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未来取决于人类现在的抉择。我们今天正在开展的环境革命就是在这样危机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观念革命,由此引发一系列传统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变革,都不可回避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的现实,这样势必造成人与自然的冲突。由此,有三种选择:顺从自然、征服自然、不顾自然,问题的本质在于自然是什么。笔者认为,今天人与其他生命物种在地球上形成的自然,符合非平衡生态学的解释――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动态稳态的自然,这种稳态的自然状态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度。
这种自然之度,从地球地质过程和生物进化过程的协同进化而言,一方面表现为地球环境具有“能生性”和“养育性”,使地球生命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体现在地球的地表形态和生物形态具有“协同性”和“进化性”,呈现由单一到多样、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系列,这是一种所谓的地球环境的正向演替。如果人类未来的抉择符合地球“生生不息”和“正向演替”,那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再次,我们要学习其他物种乃至生物圈的生态智慧,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何其他物种都要进入食物链环,都要以捕食的方式利用和改造自然,以维持自身的繁衍,在结果上考察:一是捕食与被捕食者相生相克,形成互为需要、互为满足的健康生活的关系;二是不同物种间具有斗争性,种群或群落则具有稳态性,群落之间具有波动性,系统层次则具有稳态性,以此类推,符合“整体支配并决定部分”的规律。这些其他物种间、群落间、系统间不会出现资源耗竭,也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其根源在于物质的封闭循环、能量的梯级转换和种群增长的自然阈限。
(二)基本观点
根据上述生态环境世界观、价值观和权利观,考察环境科学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中涉及全局性的、共性的一般实践观念问题,主要呈现为以下十大方面,由此分析也体现出本文坚持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1 新“公地悲剧”――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教育民众,更要教育干部
“公地悲剧”是美国学者伽勒特?哈丁在1968年提出来的环境社会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对于公共土地的私人利用,政府不能采取放任主义的态度,否则公地就必然遭到破坏。哈丁列举了在公共土地(草原上)私人养牛放牧的例子:每个养牛户都在市场经济的拉动下,倾向于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增加牛的数量,最终超过草原的自然承载力,结果是草原环境被破坏,牛的头数锐减,这个例子可以类推到我国土地沙化的原因探究,即公共草原的利用不能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由驰骋,政府应当制订相应的干预政策。
但是,在我国造成“公地悲剧”的重要原因与哈丁所指的主体对象不同。哈丁的“公地悲剧”主要是指由牧民的个人主义被市场经济放大的机制而产生的,而在我国造成“公地悲剧”的主体不是老百姓,而主要是某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即不仅仅在于不少老百姓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而且在于有些地方领导安于无知,或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听之任之,或无知加胆大,或明知故犯。如某些地方的乡镇领导不懂得土地生态规律,不知道他们的草原是不能开垦的,不懂得“自然界原本是什么植被就应当保留什么植被的道理”,也不认真思考为什么这样的土地在过去几十年都被划为草原而没有被列入开垦的土地范围,更没有研究当把这样的土地承包给当地农民时为什么农民提出坚决的抗议。然而,当地人不敢开垦的草原却被当地的领导承包给外地人,外地人是为了钱财,那些领导是为了当地尽快致富。经过几年的大丰收,随之而来的是沙尘暴。不仅无法维持继续耕作,就是其他邻居的好土地也被快速扑来的泥沙所掩盖。受害的农民不知道自己是被害者,更没有想到为维护自己的环境权利而,往往以为这是天灾,不得不忍气吞声,搬迁他处。实质上,这些现在是草原的地方,它们的形成是地质演化历史上经历千百万年的河水冲击筛选形成的泥沙基底,后经草类植物登陆固化沙面,逐渐构造成今天的草原。这些地方是不能乱动的,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原本固定的泥沙随风蚀而活化,特别是在我国的东北地区,春季干旱少雨,西北风又大,这就必然导致扬沙或沙尘暴天气。由此看来,北京、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扬沙天气甚至沙尘暴,就不足为怪了。
2 要破除“企业科技不断革命,经济无往而不胜”的神话
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工业企业是在17―18世纪的英国曼彻斯特市。当时工业企业运转有两个前提性的假设:提供给企业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自然界自然而然地会消解企业排放的废物。因此,传统的企业发展理论只关心企业内部的经济性问题。一方面,企业推向市场的产品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内企业家根据市场拉力调动科技研发新产品,形成企业科技推力,即不断地开发并推出新的替代产品上市,以此类推,形成“产品1-产品2……产品n”的产品更替系列;另一方面,企业新产品的不断开发和批量生产,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只要科技不断创新,新产品不断上市,企业经济就会不断增长,社会也就会不断发展。这就是所谓“企业科技不断革命,经济无往而不胜”的神话(图1)。
然而,当代全球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面临浩劫问题出现以来,已经使这个神话彻底地破灭。其症结就在于“企业外部生态环境的不经济性”以及对自然资源价值的曲解(只有劳动价值)和误用。实质上,企业既是连接人与自然关系的环节,也是接通人与社会关系的中介。在企业内部生产,必然受到企业外部资源、环境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企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所以,企业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并非线性决定。企业利用的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生态环境同化人类废弃物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因此企业科技投入研究和发展新产品的能力,既受资源的类型、稀缺度的影响,也受环境同化废弃物的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对于为石油开采业提供开采工具的工业企业来说,尽管企业内部不断研发出新的开采工具,推向市场,但是由于石油开采难度日益增大,效率下降,也就直接导致企业收益递减。此外,用于电力传输的导线,已经历过铜线――钢铝线的产品替代;用于制造门窗的原料经历了木材――铁材――塑钢材的产品变化,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总的趋势是资本投入逐渐增大,收益呈现递减规律。
3 要警惕“顾客是上帝”、“用户第一主义”的陷阱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被称为最基本的人类日常活动。生产是为了消费,消费是为了促进生产。消费与生产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正反馈关系。因此,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家和作为服务单位的销售商,通常打出“顾客是上帝”、“用户第一主义”的招牌,表达顾客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的态度和企业行为规则。如果单纯地从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关系考察,企业的行为就是为了盈利,只要能盈利,顾客的需要就是“绝对命令”。但是,如果从“资源、生产、消费和环境”相互作用方面考察,作为社会需求行为的消费,在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方面受到资源和环境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因为顾客或用户的需求不一定都是合理的。首先,顾客的基本生存和社会需求是合理的,而奢侈的需求则是不合理的。其次,扩展消费的概念,不仅仅对人工产品的耗费是消费,对自然产物的磨损也是消费。再次,顾客消费活动与企业生产活动不仅仅是在经济场域中支撑社会发展的经济结构过程,而且也是在社会场域中引导社会文明的社会建构过程。因此企业与顾客的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仅仅要有经济尺度,还必须有生态环境尺度。凡是符合社会走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过程的消费,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4 “自然的社会构建”是有限的
社会建构论是当下流行的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这种观点认为“我们认为世界是什么,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则又取决于我们是哪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由此,所谓“事实”、“自然界”和“知识”,以及“观点”、“情感”和“欲望”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社会构建。由此得出:自然是通过我们的知识、语言和利益途径自己创造的;自然界不仅仅是外在于我们,“在那存在”。因为我们总是不断地改变我们所知道的“外在存在的”意义。这种观点有两方面的弊端:一是自然被人变成人类主义的真实,似乎自然本身不真实;二是受工业建造主义的影响,自然客体是主体在思想上的建造。事实上,自然存在先于我们人类,它能自我建造。所以,不能将“自然的社会构建论”无限扩大化。首先,1993年“生物圈二号”试验失败,表明我们现在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和评价是很有限的,我们还不能把握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极其复杂的关系,因而不可能用技术设备或技术方法无副作用地取代地球经过几十亿年演化过来的精致复杂的自调节机制。其次,我们的科学认识和工程建造伴随风险,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如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不到7秒钟就突然发生爆炸;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突然发生泄露等。第三,荒野环境不能用社会建构。荒野在人之前产生,可以独立于人存在,也不受人的控制。
5 局部环境决策是正确的,相对整体环境变化不一定正确
2004年5月,黑龙江流域局部江段出现断流现象,引起了环境社会学者的关注。事实上,黑龙江的断流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既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原因,也有对生态环境的属性和特征无知的原因。考察黑龙江荒野地的开发历史,近半个世纪以来,农业部和农垦总局为了解决国民的粮食问题,积极开发“北大荒”,形成了今天的“北大仓”;国家林业部(局)组建森林工业总局,在黑龙江开发大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上的原始森林,目的是支援国内工农业和国防建设,以及支持国外抗美援朝的正义之战;国家黄金局一直在黑龙江原始林区内开采黄金。可以说,各个部门对生态环境价值的挖掘和利用都符合局部主管部门的利益,由此从各个局部利益上评价和当时国家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局部开发行为都是必要的、迫切的、正确的。但是,从黑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上看,则是有问题的――当时还不知什么是环境问题。决策者对环境性质和特征的无知是造成今天黑龙江流域出现“间歇式断流”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地球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体。自从人类在地球上产生至今,地球环境就成为人的利益的组成部分,人们的利益也成为地球生态环境利益的组成部分。因此,人的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利益具有关联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依存的稳定性和波动性、作用的有限性和时滞性特征。任何建立在局部利益基础之上的环境决策备选方案,都必须经过生态环境整体利益的选择和评价。实质上,近年来我国黄河流域局部出现的断流现象,显然是局部环境决策违背环境整体利益导致的一个结果。同理,环境无国界,各个国家的环境规划也应当将局部人的利益与环境整体利益相权衡,寻找各种局部利益与环境整体利益的张力的平衡点,这是做好局部环境决策的重要方法。
6 “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局部问题需要整体考虑才能解决
当今世界任何环境问题都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环境的破坏具有长期的历史积累性,解决环境问题也是“持久战”,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局部环境破坏对环境整体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局部环境破坏的治理,需要各方面的鼎力协助,不可能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环境破坏问题。如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从2000年以来,每年春季都出现火灾。多年来扎龙湿地保护局千方百计地开展湿地环境的治理,但是效果甚微。其原因有三个方面:(1)扎龙湿地风水系统遭到破坏。扎龙湿地水源乌裕尔河到达扎龙湿地之前已经干涸,主要是大气环流和上游地区种水稻、建水库所致。(2)居住在扎龙湿地中的人口剧增以及人为活动与湿地生态冲突严重。湿地是根据生态规律运行,而人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特别是当人们的生活处于生存线上下波动时,即使懂得湿地生态与人们生存的依存关系,也几乎不可能有余力保护湿地景观。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不需很长时间扎龙湿地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就会遭到破坏,按此下去,不超过10年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扎龙,就会在地球上消失。(3)扎龙湿地屡次着火,已经不是扎龙湿地一地的生态环境问题或当地人的生存方式问题,现在已经逐渐升级为黑龙江省和国家的问题,甚至成了国际性的问题。国家现在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本质上是我国原始森林长期过度砍伐,局部地区的林业局进入森林资源危机和林区经济围困即所谓“两危”不能够自救的结果。也就是说,局部环境恶化的治理需要整体协调和运作。
7 要关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承载限度――短板原理
这就是所谓人与环境关系的“木桶原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几乎所有的人类因素和环境因素都起作用,但是,对人与环境关系起决定性影响的限制因子往往局限于某一类因子而不是全部因子。就人与自身的身体环境而言,以往我们突出人们干工作的大无畏精神,认为“小车不倒只管推”,“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是好同志”。实质上,人的精神和文化力量确实是表现人的本质特征的重要标志,“人活着总是精神活着”,这似乎是人生价值的根本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了一点环境理论,懂得环境伦理学,有了生活的环境科学意识,那么,在评价自身的能力限度,就会不仅仅停留在人们以决心和毅力为基础的对社会贡献的量,也会考虑到自己的生物身体是否健康和可持续,而且后者的状态往往决定着前者。在知识分子中“英年早逝”的现象,就是忽视考虑自己生物身体健康和可持续这方面限制因子的典型事例。如果我们以此理论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那么,其道理也是如此。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作用限度,不应当以人类的文化的和科学技术的能力为尺度,而应当以弱化的一方即其他生物维持生生不息的承受限度为尺度。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严峻,主要表现为野生物种的加速灭绝,反映了地球生态系统恶化的程度,这是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8 解决“越是‘绿’的地方越穷”的办法是需要将生态环境效益折算到当地的全社区进行补偿
全球生态环境状态与经济发展程度有负相关性特点,即越是发达国家其原始荒野地越少,越是欠发达国家或贫穷国家其荒野地就越多。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保护共同的地球家园的投入方面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各个国家对地球环境的保护承担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际义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管理主动承担本义务的国家上缴的费用,并通过非政府组织的行为,资助“越是‘绿’的地方越‘穷’的那些国家的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如全球环境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资助我国原始湿地保护的重大项目。
在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是国家在“绿”和“穷”的地方展开的恢复生态环境功能的紧急救助工程。因为不开展这个工程森林就保不住,这个工程解决了部分国有森工企业职工的吃饭问题,缓解了林业职工的生存与森林生存的尖锐矛盾。但是,这个工程的出发点和目的不是补助当地社区的人,而是按照劳动价值论核定发放给林业职工保护天然林的工资。如按照“远山管护”和“近山管护”原则行事,而当地的非林业居民――农民,付出的是机会成本――从森林得到效益的机会,则根本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此外,现在,林区原来的工人,由“砍树人”转变成了“护林人”,可是至今他们的身份却没有变化,仍然是产业工人,而不是“国家在林区的人”,“护林人”应当把保护森林作为一项国家事业,由此应当是事业单位的职工。“天然林保护工程”已经过第一阶段10年,第二个10年已经开始,这类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未来的保护结果。
事实上,保护环境要付出代价。环境是一个整体,一地保护环境,其他地方受益,受益方应当出资对保护环境方作出补偿,这是应尽的道德义务。否则,保护环境付出代价得不到道德支持和经济补偿,即使是环境好的地方,也很难保持得住。现在,在一些发达国家核收环境税,有一定的必然性,值得借鉴。
9 社会与和谐自然相互依存
人类世界与其他生物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存在方式。“人走人道,兽走兽道。”但是,他们在存在的生态价值、生态权利和生态利益方面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从人与自然的决定性关系来看,只有可持续的生物圈,才有可持续的人类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学习社会,是不断地培养新人、养成良好人性的过程。和谐自然,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仅仅局限于人的学习,事实上,其他动物也是在学习和进化。正如人性的养成一样,其他动物的野性也是后天养成的,那些非人类生命不仅需要清新的淡水、特定的光通量和气候、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也需要适合他们生存和健康成长的生态条件,包括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与我们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和适度作用。因为我们的社会决策和个人行为的结果,对他们可能有利或有害,因为他们“有其自身的善”。因此,我们在建构和谐社会的时候,不要忘了同时也要把对“自然王国”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避免单纯地一切都从人的需要出发,一切事情以人的利益为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10 人类由“征服”自然走向与自然协调,需要持久战
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百万年的时间:由采集一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现在的后工业社会或微电子社会,人类中的一部分真正可以体面地生活,尽情地消费和休闲。但是地球生态危机的胁迫和人类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形成明显的反差,人们不得不向自己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生态转向的任务,即在21世纪人类由“征服”自然走向与自然的协调,走向可持续发展。我国在近年来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又把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一体建设,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实施战略,更加坚定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并举的国策。似乎理论已经走向实践,人们征服自然的观念已经或正在改变,事实上远非如此,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如果说人类学会“征服”自然用了二三百万年,那么人类要真正走向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至少也需要一个纪元。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生态伦理现在仅有少部分先知先觉者认同,甚至有人干脆奋起反对的原因。实质上,生态伦理是未来的伦理,其道德优越性和普遍性认同需要几十代有识志士的不懈努力。
三、研究的方法论
客观地说,在我国有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为对象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不少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也发表许多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它们代表了大多数我国不同门类的人文社会科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研究成果,但是究其学科传统和学术研究范式往往是纯文科或纯社会科学的概念和逻辑的研究,目的是创造理论观念而非实践观念。主要表现为忽视或不顾环境科学的历史和逻辑、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以及在环境科学实践中提出来的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参与研究的问题信息,所以,尽管他们是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问题的提炼、研究方式的选择以及理论观点的破和立,则来源于国内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经典作家的理论和逻辑,这也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把这一类针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称为理论的文本研究或至多称为理论的应用研究的缘由。
还有另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群体,他们对环境科学发展呈现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需求感兴趣,针对环境自然科学关于特殊对象的研究,展开相配套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这种关于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被称为实践的理论研究,其目的是创造实践观念和决策依据。实质上,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既需要理论的应用研究,吸取理论观念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实践的理论研究,确立实践观念和决策依据。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在观念上掌握世界的基本认识途径。
人们在观念上把握外部世界即把握“世界1”(自然界)需要“世界2”(精神世界),有两种最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理论观念的方式,另一种是实践观念的方式(图2)。所谓人把握外部世界的理论观念方式,是指人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反映、再现外部世界过程,追求的是人的观念对外部世界的符合程度,即对外部世界进行科学的认知。所谓实践观念方式,是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是作为一种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精神领域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实践的观念以实践概念、实践方针、实践政策、实践路线和纲领以及战略、策略,或计划方案和设计蓝图等形式出现。它与改造和创造外部对象世界所没有的物质客体为目标的各门科学相匹配,以社会建构(政策、体制和机制)的方式直接指导或支配人的实践活动。
事实上,上述指出的以应用理论为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走进社会去观察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是回到“世界3”文本的世界,在书本中发现社会问题并在书本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包括解决实践观念的问题。因此这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又被称为“文本研究学者”。这部分学者群是理论观念的发现者和创造者,也是理论观念的应用者和传播者,是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因为这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有完整的社会建构,有人文社会科学正统的学术建制,也有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舞台和渠道,包括学会、学会会刊、研究生培养制度、定期的年会制度等。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一部分非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即上述所谓的以实践的理论研究为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往往具有自然科学知识背景的,对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科学实验呈现出来的问题感兴趣,特别是对环境自然科学关于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实践研究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很敏感,但是他们却很少有“专业名分”和“学科待遇”,因此他们研究的成果――环境实践观念很少被正统学术共同体接受。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类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权”,社会也没有给予他必要的承认,即缺乏必要的社会建制和学术建制,直接影响这一类学术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主要表现为被边缘化,即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把这类实践观念研究者视为“另类”,而以实践问题为对象的环境自然科学学术共同体也把他们视为“另类”,因此,这类连接理论和实践、连接正统人文社会科学与环境自然科学桥梁的“另类”,被边缘化的同时也直接阻碍了跨学科相关学术共同体的再组织、再整合,也就延缓或阻碍了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这在当今需要多学科交叉、多学科合作的时代,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况在我国环境科学与工程学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发起和组织的每年召开的“大学环境类课程报告论坛”可见一斑。
从“4个世界”的观点考察,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把握世界的总体认识框架,能够为我们开展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研究方式提供合理解释。
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世界1”,这作为环境科学所指的环境,既是人类的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也是人类的家园和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同时也是其他物种的家园和资源,我们应当怎样对待环境,如何把握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度,显然既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也涉及价值观和认识论的问题。二是来源于李伯聪教授所谓的“世界4”,人造物世界。从景观层面上说,“世界4”包括城市、乡村、道路和桥梁以及一切人工设施和建筑等人工自然环境;从局部区域上说,包括建筑物、产品和废弃物等人造物。它们的共性问题在于要解决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不仅需要环境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制定相关的约束人类盲目发展的指标,还需要环境哲学和伦理学的辅助,以调整和解决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三是来源于实践活动中环境科学与工程提出来的环境实践观念问题和环境社会行为的规范问题。四是来源于理论观念应用到解决实践问题时产生的理论分歧和争论。这种争论不仅是观点的差异,更是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的根本差异。
四、研究的路径依赖和优化选择
(一)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环境自然科学家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家联盟,这是从环境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得出的经验教训
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告诫我们,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洞察科学的起源和进化,我们就不能理解当代科学。同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环境科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环境科学。事实上,环境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来源于环境问题以及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谈论环境问题如同“谈虎色变”,觉得危机重重。后来持续20年的环境悲观论和乐观论的争论,以及环境社会政策、体制和调节机制的不断建立和修正,使人们像关心国家大事那样关心环境问题,并逐渐对环境问题进入理性的理解。到20世纪最后10年,我国环境污染处理工程开始在城市普遍建立,环境宣传教育走进社区、走进学校并在全社会普及,“环保”成为做好事的代名词。今天有的人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已经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范围,更关注环境与政治的关系问题。2012全球环境灾难没有如期到来,人们很少像以前那样求真,刨根问底。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坎昆会议,无论会议把“低碳经济模式”说得多么好,但是总是掩盖不了潜在的“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后法西斯主义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