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问题，责任与权力

　　一. 从电车问题谈起

　　电车问题是一个著名的伦理问题，由于具体问题在不同的版本里有一些细节上的出入，在这里所引用的是迈可·桑德尔教授在《正义：一场思辨》中对于电车问题的描述作为本文所讨论的标准版本：

　　问题一：“设你是电车驾驶员，以时速一百公里在轨上行驶，看到前方轨道有五“名工人在施工，手持工具。你却停不了，煞车坏了。你发慌，知道向前撞过去，五名工人保证通通没命。假设这一点你很确定。突然你注意到，前面铁轨有个分岔，分岔的轨道上也有人施工，但只有一人。你知道可以把电车转向这一条支线，这样只会撞死一人，却会让五人活命。怎么办？”

　　问题二：“同一则故事换个版本。这次，你不是驾驶员而是路人甲，站在轨道之上的天桥。这次轨道没分岔。你在天桥上看到电车隆隆开来，前方有五人在施工。煞车又失灵。电车就要撞到五名工人了。你本以为无力扭转即将发生的惨剧，这时却注意到，身旁有一名大胖子。把胖子推下天桥，让他掉到轨道上挡电车，胖子会死没有错，但五名工人都会活下来。（假设你也有考虑牺牲自己，但你个子太小，跳到轨上也无济于事。）把胖子推下去是正确的吗？”

　　摘录来自: 迈可·桑德尔. “正义：一场思辨之旅”

　　迈可·桑德尔教授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在只能选择是与否的情况下，很多的哈佛学生在第一个问题中都选择了撞死一个无辜者救助其他人的答案；但是当大家在第二个问题中则更加倾向于选择不将胖子推落。这样的矛盾是由什么机制产生的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发言的过程中，很多学生更加倾向于认为在我们剥夺他人生命的时候（即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应该有一个制度化的决策过程（如通过投票或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个体是否剥夺一个个体的生命，这一点也在后文中关于“木犀草号”上的水手是否应该在极度缺乏资源的情况下杀死虚弱的人以自救的讨论中有所体现）。而在问题二的自由发言过程中，很多学生也表现出更加倾向于自己跳下阻挡火车。（详细可以参考《哈佛大学公开课：正义》）这一系列的想法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值得我们思考。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曾经在他的名著《互助论》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在执行死刑时，谁也不愿意充当刽子手。每一个人都扔石头去打，或者用斧子去砍，但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击中要害。在较后一个时期，由僧侣用一把圣刀来刺死牺牲者。再以后，是由国王执行死刑，直到文化发达而发明了绞刑吏。参见巴士顿《历史上的人类》第三卷《血仇》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见解。尼斯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军队中执行死刑的时候还存在着这种部落习惯的残余。在十九世纪中叶，习惯的做法是命令十二个士兵出来，十一人拿实弹的枪，一个人拿空弹的枪，一齐向被判死刑的人射击。由于这十二个士兵都不知道他们之中谁拿的是实弹的枪，所以每个人都不以为自己是刽子手，以此安慰自己不安的良心。”

　　摘录来自: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 “互助论”

　　可以看见，人类作为个体非常的不愿意亲手杀死另外一个人。在处死一个应该被杀死的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作为一个参与者，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真正那个杀死他的人。这两个案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从个体对于责任的态度中找到答案。

　　二. 责任的来源

　　在分析上面两个问题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要分析责任是什么，责任从哪里来。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说，责任是社会的平衡手，而它的源头是社会道德。社会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各方长期博弈而自下而上产生的。（详见张维迎教授《博弈与社会讲义》）道德的存在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而在道德的社会体系中，责任起到了平衡社会权力的作用。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言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桥段里，女主不幸未婚先孕，而这个时候她一般都会对男性表示“你要负责任啊”。在这种情况下，男方选择离开没有损失，而选择留下则会有大量的损失；而女方的则完全没有选择的主动权，她的处境完全取决于男方的选择，所以可以说男性具有更大的权力，因为他具有控制他人选择的能力，并倾向于做出有损对方利益的那一个。（如果以后还写的话会详细分析可替代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而“责任”就是社会道德为了平衡男女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维护社会稳定而自发产生的平衡措施。在责任出现之前，男方可以零成本的离开女方，但是社会责任使得男方离开女方的成本快速上升，男方的“声誉”会受损并给男方带来不可逆的长期利益损失，只要这个损失大于照顾女性的成本男性就更加会倾向于留下来。责任这个机制的产生客观上的使得更具社会权力的一方的在使用权力时的成本增加，从而达到了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社会权力的作用。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权力与责任是有着很强关联性的。在很多时候人们本能的会认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正是应为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责任的观念已经慢慢融入文化之中。因此我们在做出类似上文例子中提到的问题的时候就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做利弊分析而是可以快速地得出一个结论——当然要负起责任来啦。而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对等关系也像责任本身一样被写入了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准则作为“基本准则”，并开始影响我们的行为。

　　简单的来说，责任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约束，若不承担责任则会遭到社会意义上的惩罚。在长时间的不断强化（包括教育对于责任的宣传，对于负责历史人物的弘扬等等）之后，责任的观念开始成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每个个体都会接受这种“基本准则”，并影响每一个个体的行动。通过责任，社会得以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小范围权力平衡，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学生更加倾向于自己跳下阻止火车了。其根本原因是在人类的潜意识中剥夺他人的生命被认为是一种权力，而责任的压力也会随之产生。但是，剥夺自己的生命则不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因此所产生的责任压力会更小。为了承担最小的社会责任压力，人们更加倾向于选择没有责任成本的自己阻止火车。

　　三. 责任的转移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社会的运作过程中，社会责任的机制很可能会失灵，导致无法正常平衡权力平衡以及防止极端暴力。其中，个体“责任转移”的心理机制就是社会责任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互助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找到责任转移这个机制的缩影。大众共同处刑这个行为便是将杀死犯人这个行为的责任主体从每一个参与的单一主体转化为了“所有人”这个复合主体或群体中的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个体所承受的责任压力就会得到一定的减轻。简单的来说，这是由于自己只是集体处刑中的一员，自我心理会倾向于认为自己并没有杀人，而是其他人的行为导致了死亡，有没有自己结果是一样的。由此，责任的压力便从自己转移到了群体中的其他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所言便是这种情况。（如果以后还写的话，群体行为也会被更加详细的描述）

　　另一种转移责任的方式是将权力从行为主体上剥除来达到减轻责任的目的。“僧侣用一把圣刀来刺死牺牲者”便是这种转移方式的典型代表。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将剥夺生命的权力的行使主体从个人转移到了抽象的上帝。僧侣在行刑的时候会将自己作为拥有权力者（上帝）的工具，而不是世纪的权力拥有者。由于“基本准则”所强调的是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在权力的主体变更之后个体所承受的责任压力便也随之减轻，以此达到了责任转移的效果。

　　以上两种责任转移的心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他们的效果，使得责任在调节社会权力平衡以及稳定极端暴力方面的作用被阻塞，社会责任机制失灵。（纳粹德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有效的利用了上面两种责任转移机制，在此不过多赘述）

　　这种责任转移的机制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学生认为制度化剥夺他人生命的机制才是“正义”的。投票的制度本质上来说就是对于责任主体的转化。通过“投票”这样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剥脱他人生命的责任从个体转移到了群体。而“抽签”的制度与“僧侣用一把圣刀来刺死牺牲者”将权力转移到抽象的上帝是相似的，参与者将剥夺个体生命的权力转移到了抽签这样一个抽象仪式上并同时完成了责任的转移。从本质上来讲学生们所讨论的“正义”的制度只不过是为了承担更少责任的一种仪式化的责任转移机制。

　　四. 逃避责任

　　动物的本性是趋利避害，而人类又是一种社会动物。作为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惩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社会动物的人类来说是避之不及的。这也导致了人类更加倾向于选择逃避责任。

　　人们对于责任的逃避也引出了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讨论的问题，既电车问题的矛盾和处刑时每一个个体的逃避。我们先从《互助论》中对于处刑过程的描述说起。杀死犯人既是掌握了剥夺犯人生命的权力。在人类的道德系统里，剥夺生命被认为是最高的权力之一。在获得巨大权力的过程中，责任与权力对等的“基本原则”发挥了作用，使得我们在获得权力的同时背负了巨大的“责任”。所以在杀死犯人的时候，每一个个体都会不自然地在心理上感受到“社会意义上的处罚”所带来的恐惧。而这时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逃避这种恐惧，逃避责任。

　　人们对于责任的逃避从电车问题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如果仔细思考的话其实不难发现问题一和问题二客观上来讲造成的结果是相似的。对于问题一而言，更多的人希望牺牲一个无辜的生命而拯救五个生命，问题二则是截然相反。但是是什么导致了人们这种下意识的矛盾呢？对于责任的逃避要在很大程度上对此负责。在问题一中，人们不得不在杀死一个人与杀死五个人中做出一个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由于责任压力的原因更加倾向于选择杀死更少的人以承担最少的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选择了杀死一个人拯救五个人。但是，在问题二中决策的环境发生了一个很难察觉的变化。决策个体从当事人变为了一个旁观者，而这种角色的切换给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问题二的情况下，每一个个体都有了逃避责任的机会。在问题一中两种选择分别是杀死一个人与杀死两个人；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中，两个选择是杀死一个人（胖子）或一个人也不杀死（火车撞人不是我的责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下意识的选择了逃避责任，选择不将胖子推下去。

　　电车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反应的是道德所追求的正义最为本质的问题，人类对于道德正义的渴望便是对于权力的恐惧。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拥有权力的人更容易被社会大众所厌恶的原因了。而或许只有那些真正可以忍受责任所带来痛苦的人才是真正能够拥有权力的人。

　　整理自本人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719055/answer/256573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