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秋》与《梧桐雨》女性悲剧之异同
安明宏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汉宫秋》是作者马致远根据自己的现实感受和主观感情，对“昭君出塞”作创造性的改编而成，而《长恨歌》是《梧桐雨》的源泉，但思想倾向和意境情调已有很大不同。两部剧作虽都为末本戏，但是其中更见封建制度下妇女命运的悲剧性，本文从女性悲剧命运、自身意识、及元代社会女性生存状况三点来分析王昭君与杨贵妃悲剧的异同。
[关键词]《汉宫秋》《梧桐雨》 悲剧命运 异同
马致远的《汉宫秋》与白朴的《梧桐雨》是两部典型的末本戏，《汉宫秋》以汉元帝为主角，《梧桐雨》以唐明皇为主角，这二人可谓戏中的悲剧主人公，而今天我们认为这两部剧中悲剧性更浓更深刻的是王昭君和杨玉环，悲女子之可悲，叹女子之可叹，怨女子之可怨。她们的悲惨命运不仅是个人悲剧，而且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然而，她们的人生虽然都以悲剧结尾，但其意义不同、时人对他们的态度不同、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同。这两部剧读起来让人为他们的爱情故事而感动，更为两位女主人公感到可悲可愤。悲她们虽有落雁之容，羞花之貌，却都过早的凋落了；愤她们任人摆布的命运，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虽同为帝妃恋情故事，而两位女主人公悲剧性的塑造却有着同与不同，本文就分析一下她们的悲剧命运的异同。
一、悲剧命运的异同
人们常说“: 爱江山更爱美人”，也就是说“美人”要比“江山”更为重要了。然而，当真正面临抉择的那一刻，答案往往是相反的。王昭君与杨玉环是马致远与白朴笔下的悲剧女性，塑造的十分到位，读来都不免让人感叹。明代剧作家孟称舜评《梧桐雨》说：“此剧与《孤雁汉宫秋》格套既同，而词华亦足相敌。一悲而豪，一悲而艳；一如秋空唳鹤，一如春月啼鹃。使读者一愤一痛，淫淫乎泪不知何从，固是填词家钜手也。”[1](p582)这里孟称舜较直观感性的比较了两者的同和异。他们的创作格套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为两位作家都曾经历过乱世，所处的时代大背景相同，且乱世都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了凄凉幻灭的痕迹，擅于抒情，所以悲剧便成为他们最好的创作。加之他二人都喜爱文学创作，才情相当，擅于营造凄惨悲凉的意境。因此《汉宫秋》与《梧桐雨》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王昭君是元帝的“明妃”，杨玉环是唐明皇的“杨贵妃”，都属帝妃恋情故事，且同样的得到过帝王的宠爱；在面对“江山”与“美人”的抉择时，也同样的被抛弃；在最终都以“横死”?为结局，都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更为悲惨的是，无论她们最终的命运会被如何安排，她们都没有可以置喙的余地，即便是皇帝的妻子，在封建制度下也只能接受这种无情的对待。
即便这样她们的悲剧命运也是同中有着不同。
同为古代“四大美人”，并且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当然会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经历。《汉宫秋》第一折毛延寿自道“百般巧诈，以为谄谀，哄得皇帝老头儿十分欢喜，言听计从”。[2](p117-118)剧中汉元帝满足于“边塞久盟和议策，从今高枕已无忧”的现状，不安于“后宫寂寞”，因此追求享乐遴选美女来满足其欲望，而毛延寿投其所好，因此他能挑唆皇帝选美“以充后宫”。话语虽短，足以奠定了后来昭君出塞，国家受辱的悲剧基础。白朴的《梧桐雨》中没有避免“父夺子妻”的历史事实，“昨寿邸杨妃，绝类嫦娥，已命为女道士；既而取入宫中，策为贵妃，居太真院。”[2](p82)剧中交代了杨妃进宫的始末，也因此说明了二人属于不伦之恋，本就被人们所不耻，不论当时还是后世，这段恋情在人们心中都是不被认可的。加之昏聩的唐玄宗赦安禄山不死，纵虎归山，为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这是造成杨妃“红颜祸水”悲剧命运的基础。并且，他们的感情基础也大为不同，元帝与昭君之恋更着意于情感的契合，属于正常的帝妃恋情，第二折［梁州第七］“五百载该拨下的配偶”。而杨贵妃与唐明皇恩爱缠绵的时候，竟然还想着安禄山。可见元帝和昭君的感情基础要比李杨更加牢固。这也是导致她们悲剧命运不同的原因之一。
同样曾被皇帝视若珍宝，但也同样在生死抉择的时候，被无情地沦为保住皇位的牺牲品。《汉宫秋》中的昭君出塞，是在匈奴兵大军压境的前提下，用一个女人去换取短暂的和平，美其名曰“深明大义，为国献身”。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成就了昭君的美名，使其流芳百世。白朴笔下的杨妃和唐明皇的故事本就不被世人所看好，无奈于皇帝权威傲视天下，旁人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加上皇帝极其宠爱杨贵妃，导致朝纲混乱，安禄山造反，于是乎朝臣们抓住这一把柄终于置杨妃于死地。然而，杨妃的死并不像王昭君死得那么伟大，她成为朝臣们被逼入蜀的出气筒和泄愤工具，从而她才有那一桩桩“祸国殃民”的罪状，马踏杨尸的世传，终于导致她的万世骂名。
一个跳江自杀，一个被迫悬梁。一个是为汉献身，流芳千古。一个却定义成了红颜祸水，遗臭万年。就拿她们在当今社会的地位来讲，她们一个是教育后人的正面角色，一个是警醒世人的反面例证。虽同是历史前进车轮下的牺牲品，同样有着凄惨的结局，但留给身后人的印迹却是截然相反的。因此说这两个悲剧性主人公的命运有着同与不同。
二、女性自身意识的异同
无疑，王昭君与杨玉环的悲剧命运是腐朽的封建统治所造成的，然而她们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剧中，二人面对统治者的安排都过于懦弱，未进行强烈的反抗，也未曾竭尽所能的去争取以扭转自己的命运。《汉宫秋》中王昭君得知被迫和亲时，虽心理十分不愿，但却仍为国家和君王着想，“（旦云）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但妾与陛下闱房之情，怎生抛舍也！”[2](p131)既不舍也不愿，却又不能不为，一方面展现了昭君的民族情怀，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对元帝的爱恋与忠贞。但是从他自身角度来看，这种忍气吞声，遵循他人无情的安排，又体现了封建妇女懦弱的一面，本就不愿不舍，却不敢去和命运抗争。而《梧桐雨》中与此有相同之处，杨贵妃做了六年的寿王妃，却“一朝选在君王侧”，剧中也没有体现杨妃的反抗话语。在唐明皇要下令杀她之时，“（旦云）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2](p102-103)也是不舍不愿，但却说了句“死不足惜”，可见杨妃的认命态度，与王昭君如出一辙。就这样，在外在条件的迫害下，内在自己的认命态度之下，二人都走上了不归路。
然而她们的自身态度又是有所不同的，王昭君的自我牺牲，虽然是个人悲剧，但却上升到了国家的角度，虽有不舍，但却是为国尽忠，有民族气节蕴含在其中。剧中昭君那几句仅有的话语，“为国家大计”“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2](p131)彰显了女性的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作者这样写是以明妃一女子之气节来嘲笑了那些常把“红颜祸水”挂在嘴边的腐朽的封建士大夫，给予王昭君这个正面的人物形象以历史性的肯定。虽然她的命运以悲剧告终，然而作为一个女性给历史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可以说是名垂青史，为后人所赞叹不已。《梧桐雨》中的杨妃体现不出这种女性自愿为国牺牲的精神，且为后人所猜疑非议。但是相对于昭君来说杨妃还是稍具反抗精神的，从它和安禄山的私情之事可以看得出来，“圣人赐与妾为义子，出入宫掖，日久情密，不期我哥哥杨国忠，看出破绽，奏准天子，封他为渔阳节度使，送上边庭。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自古以来杨妃与安禄山的情事也是被人们所批判的，然而从另一角来看，这也是她反抗情绪的表现。本为寿王妃，却被年迈的公公所霸占，那么一个如花的妙龄女子，怎能不反感呢。虽然不能明目张胆的反抗，但和安禄山的私情足见她怀有反抗情绪。另外《梧桐雨》第三折“教妾怎生割舍？”“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2](p103)这两句话可见杨妃还为自己命运在做最后的争取，只是无奈结局已经注定。尤其是这两句话末尾用的是问好，既有祈求之意，也有反问之意，无疑都是在争取，而王昭君那句“怎生抛舍也！”用的是一个叹号，足见她对命运的不甘妥协。
无论怎样她们都是难逃一死，而她们两个人最终的命运说明帝王身边的女性，也只是君王们政治失败后拿来弥补后果的筹码。这既是社会原因所致，也是女性自身不觉醒的态度所致。尤其是两位帝王做下决定后的几句绝情的话语，《汉宫秋》中：“罢罢罢，明妃你这一去，休怨朕躬也。”《梧桐雨》中“妃子，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不能保。”“卿休怨寡人！”[2](p103)更可见她们命运的悲哀。
三、映射元代社会妇女状况的异同
幺书仪先生说“在婚姻方面，蒙古族的乱婚习俗冲击了程朱理学束缚妇女的链条，纲常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女子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暂时的、有限的‘解放’，元人爱情剧中的女子常常带着‘野性’，富有胆识，敢作敢为，少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负担。应是这一 时代社会现实状况的真实反映”[3]（p46），“他们（蒙古民族）从草原带来的习俗，还对两宋三百余年建立起来的封建思想进行了冲击和破坏。其中，对贞节观念的破坏尤其明显和直接。”[3]p(195)幺书仪先生这段话说出了元代社会妇女的现实状况。而马致远和白朴都受封建礼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中包括宋代的“程朱理学”，因此他二人对元朝社会女性的那种“解放”的状况都持有怀疑或者说反对的心态。“每一个“现在”都将成为历史，每一段历史也总是过去的现在，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文学作品也总是从这个意义上把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加以反映。”[4]（p82）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彼但摹写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情与秀杰之气，时时流露于其间。”[5](p154)这是他们写作这两部剧的相同之处，即“以史写心”。
然而，不同之处就在于，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形象的反映出女性应保持那种“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用它来反对元代“乱婚”的习俗。《汉宫秋》第三折“（旦云）大王，借一杯酒，望南浇奠，辞了汉家，长行去罢。（做奠酒科）汉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尚待来生矣也。”[2](p139)而王昭君的作用似乎就在于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贯穿到了这部剧作之中。而白朴笔下的杨妃，原为寿王妃，结果被公公霸占，极尽宠幸，导致最终不幸的结局，尤其是第一折“朝纲倦整，寡人待痛饮昭阳，烂醉华清。却是吾当有幸，一个太真妃倾国倾城。珊瑚枕上两意足，翡翠帘前百媚生。夜同寝，昼同行，恰似鸾凤和鸣。”[2](p87)应该说这是在讽刺统治者的荒淫，更是借杨妃为例来警醒统治者，作前车之鉴。
元朝对女性的控制是处于放松状态，这与他们游牧民族的天性有关。至少在形式上女性拥有了短暂的“解放”，是进步的表现。而两位作家在这一点上都没有逃脱封建礼教文化的束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他们头脑中都形成了绝对性的观念，昭君似乎就成为封建制度下妇女的典型，而杨玉环就成了反面角色。要表达的含意几乎相同，只不过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自古以来，女性悲剧的命运数不胜数，具有代表意义的也不胜枚举，王昭君和杨贵妃两个人的悲剧都可以说是国事衰微的一个象征，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就成为了必然的牺牲品。明妃与杨妃在历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在这两部剧中都得以悲剧形象和悲剧意蕴上的升华，代表了一个时代下女性的悲剧命运，对后世影响颇大。两位作者各具才情，各逞风貌，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宫秋》与《梧桐雨》虽都为末本戏，以两位皇帝为主角来发展剧情，以女主角直接话语方式呈现的文字并不多，但从对两位帝王的叙述和心理描写中见到的都是女人的悲惨境遇，这种侧面烘托效果更佳。正如青木正儿所说：“这两种戏曲的收场法，是元曲中不见他例的有力作品，神韵飘渺，洵为妙绝。”[6](p92)两部剧创作格套上很相近，但两位女性悲剧命运却是同中有异。
注释：
横死：指因自杀、被害或意外事故而死亡。横, 意外的。语出：王建《空城雀》诗：“报言黄口莫啾啾，长尔得成无横死。”
参考文献:
[1]朱颖辉.孟称舜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顾学颉.元人杂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幺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刘新文.《汉宫秋》悲剧意蕴新探 [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
[5]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日本]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说[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编 者 按：原文引自《黑龙江史志》2010.21（总第238期），如引用请据原文。
文稿审核：包·苏那嘎
排版编辑：武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