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发：审视乡村中的传统文化根脉

　　

　　赵德发，山东莒南人。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人类世》《经山海》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赵德发短篇小说选》《蚂蚁爪子》、三卷本《赵德发自选集》《当代中国作家选集丛书·赵德发》《被遗弃的小鱼》《魔戒之旅》，散文集《阴阳交割之下》《拈花微笑》《白纸黑字》，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小老师》、访谈录《写作是一种修行》等。2018年出版12卷《赵德发文集》。

　　内容提要：在乡村广袤的大地上，依然有深扎于泥土的中华文化之根，有传统文化的流风与新韵。作家进行乡村文化的书写，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赞歌与挽歌。在为乡村中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唱挽歌的同时，也要为其新变化、乡村新人的成长唱赞歌。二是传统与现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绵长而复杂，必须运用现代理念，掌握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未来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观点，用文学作品进行深入探索，认清这个传统，表现好这个传统。三是感性与理性。可以把两者都用于写作之中，让作品呈现出复杂性，表现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感觉。

　　关键词：乡村 传统文化 文学书写

　　一

　　问：赵德发先生你好，你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农村，对乡村中的传统文化肯定有很多了解，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吗？

　　答：好的，我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莒南县的一个山村，那个村子较大，有两千口人，文化积淀也厚实一些。我从小就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以我身体上的一个印记为例。我是一个戴过耳坠的男人，左耳垂上至今有打洞的痕迹。为什么戴耳坠，不是为了扮酷，不是想学娘炮，是为了满足前辈的一个愿望：传宗接代。时间退回到60年前，在我的家乡会看到一些戴耳坠的男孩，他们大多是长子长孙。他们出生后第三天，由他奶奶或老奶奶亲自动手，给他在耳垂上扎眼儿，戴上耳坠。据说，这耳坠能维系主人性命，保证家族蕃衍，去香烟断绝之虞。孩子戴着它长大成人，到了洞房花烛之夜，媳妇亲手给他摘去。摘去后留给儿子，儿子留给孙子，代代相传。

　　我戴的耳坠，是爷爷传给我父亲的。父亲真的戴到结婚这天，由我母亲给他摘去。第二年我出生之后，奶奶亲手将那耳坠给我戴上，我一直戴到九岁。那时这项风俗渐趋消失，戴耳坠的男孩越来越少，上学时每每有同学讥笑我，这天我忍无可忍，找个无人的地方悄悄摘下。回家后被母亲发现，她从我兜里搜出，要再给我戴上，我两手抱头坚决不肯。母亲只好收起，说留给孙子再戴。我老婆定亲后第一次到我家，就发现了我左耳垂上那个不再通透的耳眼儿。她怀孕时向母亲问起耳坠的下落，母亲说：不知放哪里了，找不到了。后来，我有了女儿，没有儿子，奶奶、母亲和我老婆一致认定，原因就在于我早早把耳坠摘下，后来弄丢了。这种男孩戴的耳坠，用银子打制，约三厘米长，圆柱形状，在靠近底端的地方还有一圈细沟。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我起先不明白，后来读了《性崇拜》一书才恍然大悟：那是男根的象征，昭示着生命延续，属于传统的生殖文化。

　　我小的时候，整天浸润在乡村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譬如说，在一个冬日，我会遇到这些事情：早晨上街，可能看见街边贴着贴子：“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淘夜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天大亮。”我停住脚步，对着那个时代的自媒体念上三遍，因为我想当君子呀。这个早晨，还可能听到有鞭炮响起，那是有人结婚，我跑去看热闹，看新娘长得俊不俊，看她在一位妇女抛撒的麦麸（取谐音福之义）中踏入婆婆家门。到了晚上，小孩子要去闹房，要糖果子吃，那个热闹场面一言难尽。这个晚上，我还可能到一个老人家里，听他讲民间故事，还可能去听书。冬闲时，村里经常请来说书艺人，每天晚上说书，说三国，说岳飞，说杨家将，一说一两个月。我听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不知不觉间接受“忠孝仁义”等传统理念。我们正听着书，还可能听见村里有人哭，那是死人了。如果去看，大概会看见死者儿子哭哭啼啼，到路口为逝者的灵魂指路：“爹，你去西北明光大路，甜处安身，苦处使钱！”不只是一天，一年到头，四时八节，都有各种各样的习俗，各种各样的禁忌，有大量传统理念进入我的潜意识，决定着我的言行。

　　二

　　问：从您戴耳坠的年代至今，60多年过去，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乡村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变化非常之大。一是流逝，二是革新。

　　传统文化的流逝，方方面面，数不胜数。譬如说，过去，好多不识字的庄户人不知道“儒家”为何物，但他们知道“孔圣人”，非常尊崇他。形容有些村庄不开化，不文明，他们会说，“那是孔圣人没到过的地方”。我从小就听他们讲一些关于君子小人的话语，“天上星多月亮少，地上人多君子稀”，“宁给君子提鞋，不跟小人同财”，等等。在我家乡，过去骂人最狠是什么话？不是问候某人的老母，问候他的姐妹，而是说他“伤天理”。天理是什么，我小时候不懂，后来才知道，那是儒家讲的“三纲五常”。说你“伤天理”，是对你人格的否定，杀伤力十足。儒家理念是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过去好多家族都有祠堂，也叫家庙，制订“族约”、“家训”，约束族人。族长与族老权威极重，谁家发生了难办的事情，这些老人到场，一言九鼎。这种“长老统治”，在过去是根深蒂固，农村中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靠它维持。在“长老统治”之下，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按辈分摆正自己的位置，对长辈恭恭敬敬。举一例子：我小时候偶尔“坐席”，就是参加宴会，不能乱说乱动，唯长辈马首是瞻。上了好菜，最年长的人举筷子，大家才能举筷子，他将筷子伸向哪个盘子，我们只能随着他夹那盘菜。在我心目中，一位长辈，哪怕年龄比自己小，哪怕长得歪瓜裂枣，他也是高高在上，比我尊贵。后来，“长老统治”渐渐崩塌，各个家族不再有公认的族长，即使有一些族老，也没有多少权威。一些年轻人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他们信奉权力和财富。有人公开声称，有钱就是大爷，家庭意识十分淡薄，宗法理念荡然无存。

　　过去宗法制度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孝”。孝行突出者，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然而这些年来，不孝敬老人的现象很多。有人孝顺，那些不孝者讥讽他“谝孝顺”，意思是炫耀自己孝顺，孝行竟然成了毛病。我们村有一位老太太，是我老婆的一个堂姑。有一年我和老婆在老家过年，去她家串门，老太太声泪俱下控诉他的几个儿子，还把半袋子黄豆提给我们看。那是她的一个儿子按约定给她的供养，竟然是特意挑出来的次品，颗粒小，多数已经坏掉，散发着霉味儿。她的另一个儿子，做法更是奇葩：他爹春天给他二百块钱，托他买化肥种地，他收下钱却不送化肥来。老头问他，他说，这钱我留下了，算是你给你孙子娶媳妇的喜钱。老头说，××（他孙子小名）还小，娶媳妇还早着呢。他儿子说，就是呀，你要是早早死了，到时候谁给他喜钱？这种“高瞻远瞩”，简直是匪夷所思。我回老家时，还听说过更让人愤慨的事情：有的老人病重，儿子或儿媳妇去庙里烧香磕头，不是祈愿老人康复，而是央求神灵快快把老人带走，别留在世上祸害儿女！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孝敬老人的还是占到大多数。过去儿女不孝，老人有饿死的，现在政府给非城镇户口的老人发补贴，每人每月一百多元，即使儿女不管，他们也不至于饿死。

　　民俗的消逝也是多方面的。譬如说，麦祭。过去每年收了麦子，各家各户都要“上麦坟”。他们认为，麦子是天底下最好的粮食，他们带着一种对上苍感恩的心情，欢欢喜喜收割，收下来磨出面，做好面食，要先让父母品尝。如果父母去世，就要去“上麦坟”，将香喷喷的白面馍馍供到坟前。几年前，在我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农村妇女在城里看孙子，到了快割麦子时向儿媳妇提出，要回去一趟。儿媳妇不同意，说家里有别人收麦子，用不着你。但这女人还是要回去，这天又说这事，儿媳妇依然不许，婆媳俩吵起来。儿媳妇恶狠狠地说：你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回去！结果这天半夜，婆婆跳楼死了。其实，儿媳妇不明白麦收对于传统农民的意义，不知道那是一种文化。婆婆要回去，那是赴一场文化之约，儿媳妇坚决不许，她就选择了以死抗争。去年冬天我回老家，发现了一件怪事：过去到了这时，田野里都是一片片的暗绿色麦田，现在却基本上看不到了。我问三弟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种麦不赚钱，很少有人种了。我问，不种麦子种什么，三弟说，多数是等到明年春天栽地瓜，一亩地瓜顶好几亩麦子。我看着田野感叹：冬天不见地里有绿色，这可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不再种麦子，怎么搞“麦祭”？我问了问，得知这项风俗也已基本消失，有的人家还去上麦坟，馒头是从村里超市买来的，雪白的颜色，加了增白剂，做馒头的的面粉来自外地。

　　传统文化的革新，也是多方面的。移风易俗，在中国乡村推进了大半个世纪，有官方主导，有民间自发；有合理之处，也有荒谬之举。

　　变化最大是丧葬礼仪。旧时代的葬礼大多隆重，实行厚葬。我的曾祖父是个赌徒，将家产几乎输光，但他父亲，也就是我的高祖父死后，他将老人尸体放在家里，一天三次去土地庙“送汤”，请和尚七天做一次法事，直到七七四十九天才出殡。其实，这么做太过分了，太浪费了，大可不必。建国后，政府一再倡导厚养薄葬，这是对的。但是现在，有人把丧事办得越来越简单，近乎草率。过去死了人一般是三天出殡，之后要一次次上坟祭奠，起码要上“三日坟”“五七坟”。“五七坟”最重要，据说这天死者灵魂正式离家，所以办得相当隆重。现在有些人家，安葬死者的当天就上三日坟，上五七坟，在新坟前面一次次烧纸磕头，理由是好多亲友都在城里、在远方，回来一趟很不容易。往常到了重要节日，也要给亲人上坟，但现在好多人住在城里，回去不方便，就来了个变通办法：“遥烧”，意思是在遥远的地方给亲人烧纸祭奠，表达心意。阴历七月十五、冬至等节日的晚上，在城市的各个街口，烧纸的随处可见，城管屡禁不止。更有年轻人实行“云祭”，到网上建个亲人网页，到时候点一只蜡烛送一束花就行了。还有一些地方，近年来建设公墓，一个乡镇建两三处，不堆坟，只有一个墓坑，骨灰盒放进去，上面覆盖一块刻了死者名字的石板。墓坑杂处，其排列不按姓氏，更不讲昭穆。城市化的推进，也让家族墓地变得更远。我三姨家就是这样，前些年那里建新市区，十几个村庄被拆，土地被征用，其中包括墓地。我姨父的家族，只好到80里外的沂南县汶河边买了一块河滩，将几代人的坟墓迁了过去。土地使用期是50年，他们家族的人都很忧虑，50年之后怎么办？去年我回老家，发现村东多了一片坟墓，问了问，才知道那是临沂城郊一个村庄来买的。他们过来安葬亲人或者上坟，要跑上百里路。

　　三

　　问：您认为，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答：有这么几条：第一介原因是观念的嬗变。近百年来，意识形态的革命所向披靡，威力十足。首先是儒家理念被批判，被摒弃，“天理”、“纲常”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其次是20世纪中期，农村人经历多次政治运动，“亲不亲，阶级分”，血缘关系、家族观念被抛到一边，宗法制度不复存在。最严重的冲击，来自“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我11岁时亲眼见到，家谱被示众，旧书被焚毁，女人戴的银镯被套在驴蹄子上游街，青年结婚不择吉日，举行“革命化婚礼”，等等等等。改革开放之后不讲阶级了，但是拜金主义开始盛行，加上科学知识普及，人们头脑中没有了敬畏对象，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

　　还拿丧葬文化为例。《孟子·离娄下》中有这样的话：“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意思是：父母活着时供奉他们还称不上是大事，只有他们去世后安葬他们，可以看作是人生之大事。因而，过去一些人家在父母亡后，都在治丧场合立一块大牌子，写上“当大事”三字。意思是当作大事，认真操办。几千年来，厚葬之风经久不衰。我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谁家的丧事办不好，族老或亲戚就会“挑礼”，指责一番，可是现在，错就错，简就简，好多人只说一句“怎么办怎么好”，麻木不仁。在我们那里，上坟时要扎“纸草”，请扎纸匠扎出各种各样的冥器，在坟前烧掉，让死者享用。过去就是男用马，女要牛，加上几个简单的用具。这些年来与时俱进，什么样的时尚物品也扎出来，有楼房，有豪车，有手机，有各种新兴的家电，琳琅满目。

　　有些观念与规矩的改变，可谓惊世骇俗。过去男女结亲，一定要出“五服”。同一个高祖父，也就是同一个“老老爷爷”的，绝对不可以。在我们那里，同村同姓的男女也不可以结亲。但改革开放之后，同姓男女搞对象的越来越多，不管差不差辈份，不管出不出“五服”，所以就有了爷爷娶孙女、侄女嫁叔叔之类的怪事。前年我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在土地庙前举行“庙祭”，按规矩，亲戚一拨一拨到灵位前面行礼，本家晚辈跪在两边陪他们磕头。有一个年轻小伙本来跪在晚辈行列，中间却爬起身来，再到灵前以孙女婿的身份行礼，引起大家哄笑。但笑过之后，谁也不再当回事儿。我当时心情很沉重，因为不许近亲结婚是人类在经历了严重教训之后才有的禁忌，遵守了几千年之久，可是现在有人不在乎，也没人出面制止，实在让人担忧。

　　变化的第二个原因：城市化的推动。在中国兴起于40年前的城市化大潮，对乡村的改变非常之大。

　　第一波，是进城务工。许多人进城后接受了新的理念，学会了新的生活方式，回家后知行合一，让农村发生改变。第二波，是三产混杂。过去是城乡分离，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后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有了，且密集交叉，直接冲击了农村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我们宋家沟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是分为三个村的，从30年前开始，陆续有人在村东公路边建工厂，建养殖场，搞各种服务业，规模越来越大，被人戏称“宋家沟四村”。去年，我被拉进驻宋家沟包村干部用微信建的“美丽家园—宋家沟群”，发现里面的广告非常多，或用文字，或用图片，或用视频，涉及许多行业。第三波，是村庄变社区。自古以来，散布于城镇之外的是这个村，那个庄。譬如李家村，村民就可能大多姓李，表示血缘关系的集合。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家族，有的村还是“父子村”，没有外姓。而现在，农村基层单位改成了社区。一种是因为城市扩张，村庄被吃掉；一种是扶贫搬迁，大量散居在恶劣环境中的农民集中居住；一种是合村并居，几个村子合并成一个社区，并且多是住进楼房。进了社区，变成居民，有的还是本村人住在一起，但杂居情况越来越普遍。过去住在原生村落，大家相互认识，白天扎堆，晚上串门，联系很密切。现在，有人门对门住几年，也不知道邻居姓啥名啥。第四波，是农民进城居住。前些年，一些进城务工者买房长住，后来就发展为青年男女必须在城里有新房才能结婚。在我们那里，家有男孩，如果不在城里买上楼房，休想找到媳妇。这也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相比攀比。有的即使没有工作，也要到城里住着，让父母帮他们还房贷，供给他们生活费用。

　　这一波一波又一波，让村居、家族、家庭产生了巨大改变。村庄越来越少，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家族分崩离析，亲人散居四方。

　　变化的第三个原因：全球化的影响。

　　在我家乡，全球化带来的基督教文化，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在许多地方，教堂随处可见，我们村就有一处，教徒频频聚会。基督徒在丧事上的处理，最能引发与不信教亲人的冲突：他们奉行“不拜偶像”之戒律，对死者不下跪。我就见过这样的场面：大群亲人戴孝磕头，有人却站在旁边无动于衷，有人不满，愤慨，当众对其斥责。因此，有的基督徒死了亲人，干脆请教会头头出面，让远远近近的“兄弟姐妹”过来，举办有基督教特色的葬礼。再就是，一些农村年轻人也开始过洋节，每到圣诞节都热闹一番，每到情人节也对所爱的人有所表示。

　　国际贸易，也直接影响到家家户户的生计。莒南县是全国著名花生产地，过去大量出口。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某些国家关系的升温或趋冷，都会影响到花生价格，让他们调整种植计划，让传统的农耕文化有所改变。就连一些传统工艺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鲁面地区有柳编工艺流传，有的公司与外商签了订单，拿到图纸，就组织老百姓编。许多老人和妇女领来柳条，学会编法，在家里有空就编。编出的东西，或是家庭摆件，或是节日礼品，都体现西方人的文化色彩与审美趣味。久而久之，我的父老乡亲也觉得那些东西好看，也编一些放在家里，这就产生了文化的融合。

　　变化的第四个原因：信息化的促进。

　　随着网络与智能手机的普及，许多人身居乡村，却与外面的世界息息相通，与城里人同步分享各类资讯、时尚趣味乃至文化思潮。尤其是短视频的大兴其道，更让一些人如痴如醉。有一些视频有正能量，给人教益，供人娱乐；也有一些作品十分低俗，为了赚流量不讲底线。有人不只是看，也亲自制作。有的成了网红，拥有大量粉丝甚至收入。有人用它直播带货，将产品卖了出去。也有人出于对家乡的热爱，用小视频展示当地的风土人情与传统文化。我的一个姑家表妹，经常在抖音平台发小视频，让观众看她的果树，看他的庄稼，看她做农活的场面，我看后十分感动。

　　有意思的是，城市化的推进，让一些家人、宗亲散居在各地，拉远了物理距离，微信却让他们拉近了心理空间。好多平时不大联系的远亲，也在微信群里相聚，大家一起回忆往昔生活，缅怀去世的老人，交流心情，议论事情，可谓其乐融融。

　　近年来开启的智能时代，更是对农村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无人驾驶的农业机械；智能化灌溉；无人机喷药；智能控制的温室大棚；智能化管理的垃圾处理；物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等等，让乡村传统文化进一步受到挤压与排斥。

　　四

　　问：您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党和政府现在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你觉得应该如何去做？

　　答：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产生的，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其中的观念、制度、风俗、禁忌等等，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久而久之，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代代传承。不可胜数的民间艺术，也展示着人类的智慧，美化着人们的生活。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东方文明中占有重要份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然而，人类社会从来不是静止的，时代潮流，汹涌奔腾，一方面摧枯拉朽，一方面沉金于沙。尤其是这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文化的消逝与革新不可避免。在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重视传统文化根脉，为乡村振兴注入丰富的历史积淀。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发掘。乡村是中华礼仪的发源地，传统伦理的根基，是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情感归属的重要载体，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据传孔子说过，“礼失求诸野”，在城市化的今天，好多传统文化依然在乡村中存在，或留有消逝后的余韵。要通过种种方法，包括查阅资料、田野调查等等，将我们的文化家底搞个清楚。前几年文化部门搞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就是一次抢救式的发掘，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很明显：进入21世纪，在中国民间，已经很少有人讲民间故事与谚语，歌谣也很少有人唱了。其它的传统文化遗存，近年来也在发掘，但还远远没有穷尽。

　　二是保护。我们知道，在距离北极点1000多公里的挪威斯瓦尔巴特群岛上，21世纪初建起了一座国际种子库，目的是把世界各地各个种类的植物种子保存在地下仓库里，以防因全球物种迅速缩减而造成物种灭绝，现在储存的种子样本已超过100万份。在中国也建起了一座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位于昆明北郊黑龙潭，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野生植物种质库。传统文化发掘应该借鉴这个做法，先把文化基尽可能全、尽可能多地保存下来。2011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之后，各级政府致力于“申遗”与保护，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漏报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继续努力。

　　三是弘扬。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今天都要恢复如初。就像人类遗传基因中的30亿碱基对中有致病基因、垃圾基因一样，民族文化基因中也有糟粕。我们今天应该对这些文化基因来一番提纯复壮，弘扬优质的，淘汰劣质的。现在很多人在学习儒家文化，读四书五经，甚至让小孩子背《弟子规》等等，我认为要有所警惕，不能不加甄别，全盘继承。比如孔孟文化里，就缺乏民主和自由等理念，而这些恰恰又是当今中国社会需要的。我们致力于文化复兴，应该是赓续中华文化根脉，传承优秀文化基因，同时吸收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构成新的价值体系与文化体系，为中国真正强起来提供充沛的文化活力与动力，塑造一个全新的民族文化形象。

　　就具体的民间文化而言，来一番审视，来一番“扬弃”，都是必需的。譬如说，带迷信色彩的，过度靡费的，格调不高的，危害公共安全的，都应该慎行或禁止。在日照市，前几年“婚闹”现象很普遍，有的在公共场所扒光新郎衣服，有的将其捆绑，让他爬行，学狗叫，等等。尤其是迎新车队到海边停下，必须嘻嘻哈哈闹上一场，有人闹得实在出格，竟然将新郎抛入海中，让其狼狈不堪，险些丧命。2018年，日照市开始遏制恶俗婚闹专项整治行动，收效显著。

　　日照渔业发达，自古以来就有敬龙王爷、祭海等活动，但后来被禁止，几座庙宇也被拆毁。20多年前，裴家村在海边重建一座龙王庙，每年在传说中的龙王生日阴历六月十三这天举行祭拜仪式。从1995年起，这一带的渔民在政府支持下将这天定为“渔民节”，每年隆重庆祝。2006年裴家村渔民节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古历六月十三，日照市举办“渔文化节”，我受邀参加。目睹渔民祭海的盛大场面，并与几位船老大交谈，我深受触动，回家后梳理传统渔业历史，记叙船老大这个角色的历史性终结，写了一篇两万字的纪实文学《晃晃悠悠船老大》发表在《中国作家》纪实版上，获得浙江省作协等单位举行的改革开放40年国际海洋题材散文大赛二等奖。

　　现在党和政府致力于乡村振兴，其中包括乡村文化的振兴。政府对文化的投入渐渐加大，建文化小镇，建文化广场，建农村书屋，建娱乐设施，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前些年的“GDP”崇拜相比，这是个巨大的进步。但在有的地方，文化建设表面上光鲜亮丽，内容却严重缺乏。一些地方官员与基层干部，好大喜功，为了获取“政绩”变着花样折腾，耗费大量资财，却往往建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设施。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从深层次的理念、知识和制度去作思考，去实践，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表象的模仿。有关方面应当警觉起来，让我们的乡村建设从内到外在健康运行、有序发展。要认识到，建设美丽乡村，这是人心所向，但乡村仅仅美丽还不够，还要有灵魂，有吸引力，有凝聚力。譬如说，有些传统文化，承载了古人崇尚自然、敬畏天地的理念，这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发扬光大。再如，土地崇拜文化也应该提倡，“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如果没有对土地的尊重，对土地的精心保养，只将其当作一种资本元素，土地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贫瘠，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现在有人呼唤“新乡绅”的出现，让乡村中存在一个在道德与文化上有影响有感召力的精英群体，作为基层政权的有益补充，这对加强乡村道德文化建设，弥补乡村政治生态中的缺失，很有益处。我希望，通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能让乡村文化该留住的留住，该光大的光大，同时注入新的时代元素，让我们的精神家园历久弥新，充满魅力与活力。

　　五

　　问：你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表现传统文化的的内容，譬如说，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以及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经山海》，另外还有表现当代宗教文化的《双手合十》《乾道坤道》。请问，传统文化怎样才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较好的表现？

　　答：你说得对，我的“农民三部曲”和《经山海》，都是农村题材，其中有大量内容表现传统文化。如《缱绻与决绝》，将主人公对土地的崇拜当作一条主线，表现传统农民与土地的缠绵缱绻、血肉联系。《经山海》中，也有许多渔业习俗描写，以及由此发生的故事。一些论者将《君子梦》《双手合十》《乾道坤道》这三部长篇小说放在一起考察，安徽文艺出版社还将它们一起出版，叫作“赵德发传统文化小说三种”，这三部小说确实是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规模书写。《人类世》这部小说，以历史地质学视角切入，思考地球现状与人类未来，其中写了一座儒、释、道三家共存的三教寺，还表现了基督文化。另外我还有许多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涉及传统文化。我认为，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尤其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书写，作家在今天依然有用武之地。在这类题材的写作中，有三组概念值得我们思考：

　　一是赞歌与挽歌。考察众多乡土文学作品可以发现，有的大唱赞歌，歌颂田园风光，歌颂纯朴人情。有的则唱挽歌，表达对一些美好事物失去的惋惜乃至痛心。还有一些作品，则是赞歌、挽歌交响，表达一些复杂的心情。这种作品读得多了，会给人一种腻味感。“乡愁”是人类的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感，但一首“乡愁”老是唱，就让人受不了。2013、2014两年，我经常回老家伺候生病的父母，曾萌生念头，准备写一部非虚构作品《桑梓》，写家乡，写亲情。我向一家出版社提交了计划，准备动笔时又打消了主意，因为我发现，当前中国文人的乡愁病大流行，这类书太多太多，我再写，有东施效颦之嫌。我觉得，我们不能像过去的腐儒一样，老是哀叹美景不再，人心不古，而要看到时代的发展，看到乡村新貌，在为乡村中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唱挽歌的同时，也为乡村的新变化，为乡村新人的成长唱唱赞歌。我在乡村接触到一些年轻人，他们的理念与城里人没有多大差别，乡村中的一些新的文化设施与文化形态，也有浓重的时代投影。乡亲们从几千年的贫困状态渐渐摆脱出来，思想与文化观念也趋新趋变，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性进步，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二是传统与现代。人类的各个民族，各有一套文化基因，它体现民族的文化积淀，彰显民族的文明印记，影响着民族的信念、习惯与价值观，甚至决定着民族的兴衰存亡。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绵长而复杂，如果说，生物的DNA是双螺旋结构，那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则是由多条文化线索拧成的长绳。这条长绳，优在何处，劣在何处？我们可以用文学作品进行深入探讨，认清楚这个传统，表现好这个传统。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运用现代理念，掌握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未来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观点，否则还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三是感性与理性。搞文学艺术，感性与直觉很重要，有时候，凭直觉能产生好作品。然而，感性与理性有时候是矛盾着的，难以采用是非标准。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用于写作之中，让作品呈现出复杂性。譬如，我的村子南面有东西排列的四座山，我们称作“南山”，我小时候整天“开门见山”，那些山在我的感觉中很高大，很神秘，然而2015年我再回老家，突然发现山上高耸着一些风电机，让那些山一下子变矮了。我的视觉也受到强烈冲击，感觉山上突然长出一棵棵长刺，刺破青天，刺痛我心灵。但理性告诉我，它产生的是清洁能源，代表了人类获取能源的一个方向。这种情绪挥之不去，我就写了一篇散文《南山长刺》，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我认为，表现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感觉，是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

　　总之，乡村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是人类向城市化迈进的出发点。尽管城市里高楼林立，越来越接近天空，但要看到，楼高万丈总也离不开地基，在广袤的大地上，依然有深扎于泥土的中华文化之根，有传统文化的流风与新韵。我们应该回过身来，低下头去，以虔敬的心态对土地与乡村认真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