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音乐教育学(精选5篇)
后现代音乐教育学范文第1篇
一、后现代教育理念的内掇
后现代教育理念实际上就是后现代哲学理念的演化。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思想界中掀起了以批判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经典哲学的浪潮，出现了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哲学思潮，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最猛烈的批判最终导致了西方哲学史上后现代哲学的出现。后现代哲学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报告和女权主义为其主要理论。它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些问题也是后现代教育理念关注的质点。
1 以“多元并存”替换“二元对立“
后现代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颠覆是从最深层的思维方式上切入的。自古希腊以来，传统西方哲学思维根植在以“二”为核心的“二元对立”思想上，在这种思维中，概念总是以正反两种对立的形式出现的，如男与女、好与坏、善与恶、天与地、黑与白、物质与精神等，甚至连现代计算机编制程序的基础也是以“二进制”为基础的。这种“二元论”的思想观点统治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其核心认为“二”是达到和谐与平衡的过程。但是，后现代哲学注意到：“二元”所建立的概念，其对立的两极地位是不平等的，必然出现一方居于优势，而另一方则为劣势的状态。后现代的哲学思维恰恰要打破这种延续了几千年不平等的思维模式，主张建立平等的多元化概念来消解二元，实现多元并存的状态。这种消解二元的思维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德勒兹0的“根状茎”理论为主要代表，它们将事物引入到动态的、异质的、非二元对立的维度中，防止了思想、文化、道德体系的僵化和集权化的倾向。
2 以“差异性”对抗“总体性”
后现代哲学对多年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性”传统哲学发出了最彻底的宣战。后现代哲学家们认为，传统的西方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总体性的哲学，传统的思想家们的工作就是在企图用纯理性的方式为世界建构起一个支配一切世界秩序和伦理标准的元理论，使它适宜于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使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后现代哲学家则认为这是统一的、总体化和集权化的理论模式，它遮蔽和抹杀了社会领域的分化和多样性的可能，这种理性是带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后现代则与之相对立地提出，应高扬不可通约性、差异性、断片性、特殊性和间断性，关注边缘地带，用多样性的微观分析，以获求对总体性、强制性的超越。
3 以“小型叙事”取代“宏大叙事”
在有关知识问题上，对元话语和宏大叙事的怀疑也是后现代的一个典型特点。元话语总是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对精神的辩证法、意义的解释学、理性或劳动的主体等问题进行概括与总览，达到真理价值的共识。在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体系中，经验和所有的认识为了求得一种合法化的地位，必须求助于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框架，即求助于哲学。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将分散在各门学科中的学问统一起来，即将各种学问联系在一种理性的叙事或元叙事的方式之中。黑格尔的《百科全书》就是想完成这种总体化的计划，求助于宏大叙事的元话语体系，建立关于世界美、善、道德的理性标准。对于这种体系的建立，后现代哲学代表利奥塔在他的《后现代状况>中断言：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它的可靠性，无论它采用什么样的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叙事，还是解放的叙事。利奥塔反对现代哲学的宏大叙事以整体性、统一性为特征的合法化模式，但是他并不完全否定叙事的作用，而肯定小型叙事的作用。“我们不再求助于宏大叙事，即我们既不能求助于精神的辩证法，甚至也不能求助于人类的解放，来使后现代科学的话语合法化。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小型叙事仍然是富于想象力的发明的精华，在科学中尤其如此。”与现代主义相对立，后现代主义强调知识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预见性、不确定性、灾变性、异质性、多元性，浑沌、差异和谬误推理。知识的获得不是接受普遍真理或共识，而是不断地怀疑现存的范式，发明新的范式。
4 弘扬“个体性”反对“主体性”
在对人的价值观上，西方传统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有着很大差异。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一直强调主体性，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在发挥主体性的条件下，可以不断地认识世界，控制世界，为了谋求人类的幸福，人可以利用外界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来服务自己。在这种哲学中提到的“人”的概念是一个抽象的人的集合，是一个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人。在主体性的基础上，传统哲学宣扬人道主义，它是从普遍的人性出发，张扬人的价值、地位、尊严，提出天赋人权的概念，提倡人性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而后现代哲学则将对主体性的关照转向了对个体性的关注。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就认为，所谓的主体性，就是个体性服从普遍的行为规范，使个体受到限制，丧失自由。因此，福柯等后现代代表更关注个体性，注重对个体，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关切，与主体性相对。
二、后现代教育观念对西方音乐史教学的启示
在音乐学专业的本科教学中，西方音乐史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教师一般以叙述性教学法为主，但这种教学模式无论从教学内容还是从教学方式上看，都存在一些弊端。后现代教育理念的引入赋予了西方音乐史教学许多新的观念。
1 教学内容――关注边缘地带和差异性，以“大型叙事”与“小型叙事”互补的方式阐释
西方音乐史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就在于：音乐史是一门时间跨度大，内容涵盖多，历史关系复杂的学科。由于受教学课时的限制，在教学中完整全面地陈述西方音乐史是不切合实际的，因而只能采取先归纳再演绎的方式，提取其中重要、典型的内容，以宏大叙事的方式，从“面”的角度进行传授。
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在于，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浏览音乐史诸现象，了解音乐发展趋势的大致轮廓、时代风格、作品总体特征、乐派特点等。但是，历史现象具有其特殊性，每位作曲家的每部作品、每一次音乐历史的演化发展都存在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往往不能一言以蔽之。恰恰是这种特殊性和传授内容上的总体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形之下教学内容显得宽泛，没有深度。
改变这种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率的方式是要对传统教 学模式进行补充，增加小型叙事的方式，从“点”的角度对具体内容进行深入的剖析，解析诸如作品风格、节奏、旋律、和声、曲式、创作观念、文化特质等细节问题。探讨一些边缘性和差异性现象，对微观的音乐现象和特征进行剖析，以此丰富教学内容。
对“小型叙事”的教学方式，或许会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它永远不能使学生学完西方音乐史，不能看到音乐历史发展的概貌。其实不然，音乐历史本来就不可能完全陈述清楚，且知，“现在”随时都会被纳入历史的范畴之中。因此，人们永远也无法探究到历史的全部概貌。所以，对历史的挖掘与研究是没有尽头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只能是丰富历史，尽可能多地传授历史史实。同时，通过“宏大叙事”的方式阐释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用“小型叙事”的方式进行断层面专题性探讨，使学生掌握学习西方音乐史的方法观念，进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对音乐现象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2 教学方式――提倡弘扬个体性，主张消解教师的中心地位
在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中，除了在后现代观念影响下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外，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也存在引入后现代教育观念的可能性。这主要取决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教学对象的重新认识。在现行的西方音乐史教学中，教师的权威地位往往不容置疑。他们占据了教学过程的主导地位，不曾或很少将学生放置在与教师平等的平台上。而后现代观念主张去除“教师”这个中心，消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霸权地位，提倡与学生一同平等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
(1)对话与阐释
长期以来，我国教学方式主要以讲授为主，教师通常以真理传播者的地位出现在讲台上。但是，按照后现代教育的观点，这种授课方式忽略了个体在知识接受过程中的差异性，抑制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成为了被动接受知识的一方。
后现代观念认为，个体是存在差异性的。在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在接受能力、理解方式等方面没有一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仅以一种教学模式施教，很可能只是使一部分学生受益，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所以，后现代教育观念主张，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对话的方式，达到知识的共识，尊重学生按照与自己知识背景相适应的方式建立知识的框架，维护学生在接受知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在西方音乐史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的知识结构上存在差异性，更应该尊重个体在音乐风格、作品特征等问题上存在的理解方式上的不同。在讲授音乐历史现象时，教师应以平等的姿态和学生共同探讨，而不一味地将个人的意愿强加在学生身上。如果在教学过程中确实存在差异，应以对话的方式逐步消解差异，达到共识或部分共识。
(2)互动与建构
传统的教学理念通常认为，文本只有一种惟一正确的解释方式。文本内容的客观性是作者在创作文本时就已经被赋予了的。在教学中，从西方音乐史学科体系到对每位音乐家的评价和作品风格的理解，都被教师当作客观性内容进行传授。任何加上个人主观性内容的文本解释都被认为是对作者和文本原意的亵渎与歪曲。
后现代精神则将个体性看作存在的中心，因此在教育上，主张以个体为教育中心，尊重个体在理解知识、接受知识上的差异性，并以一种师生互动的教育方式促成学生个体建构适宜自己的知识体系。在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中，教师对历史事实的阐述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尽管具有普遍意义，但并不意味着这将是惟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它必定会随着时代、立场以及分析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观点。因此，作为教育者应明白，获取历史信息的渠道是多样性的，阐述历史的方式和评价历史的角度也应更加多元化。在西方音乐史中，应该力求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尊重学生在历史评价上所应有的主动权。
三、后现代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比较
对课堂教育的最终评价，必然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教学文本――教学内容；二是教师(教)与学生(学)――教学形式：三是教学结果――考核方式。对这三方面目标取向的评价，即形成一种教育观念。如何区别现代与后现代教育理念，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比较。
第一，从教学内容上看：现代教育理念主张结构式、进行式的教学范式，强调设计有序的教学内容，建立准则和概念，使内容实施富有逻辑性：而后现代教育理念则主张随机性和反思式，强调从实际出发，灵活多变地对内容进行取舍，通过对所描述的人、作品、体裁之间关系的回顾、反思、推敲，达到对内容理解，可感受到内容原来是一个能被解释的“世界”，是一个多姿多彩的释义体，而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被接受的内容。
第二，从教学形式上看：现代教育理念主张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掌握知识，以教师为主导(助学者)，学生为主体，采用讲授、提问和讨论的方式教学，促使学生对问题的发现和探讨，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而后现代教育理念主张师生交往，相互沟通，以“去中心”的方式，去掉教师的权威地位，建立师生相互平等的人格关系，教师只是平等中的首席，用对话与阐释的课堂模式，师生互为主体，释放自我见解，教师只对人、作品、时代风格等事物和现象作解释，不作如何价值判断，留下空间给学生对内容进行阐释，让他们自由发挥想象力，沟通、理解、解释和意义的表达都根植在师生的对话情景中，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启迪学生主动对问题的发现和探究以及对事物意义的认识。
第三，从考核方式上看：现代教育理念是根据对教学结果的达标程度来衡量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绩，把教学计划、教学效果和预定的教学目标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评价教师的教学成败，用周密科学的标准化考试，来衡量学生的最终学习结果；而后现代教育理念对教学结果提出了尊重差异、价值多元的衡量尺度，认为世界是多元的，每个教师与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教与学不能以绝对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教与学是知识的探索过程，不能只注重学生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他们分析问题、探究问题的学习过程，对他们的考核应该建立“档案袋的评价法”，评价内容包括收集他们的作业、平时课堂的参与能力、成果、传记式的个体评价、教师和其他的评述报告等。这样就避免了考试测量法带来的种种弊端。
当然，后现代观念毕竟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换句话说，它是特定的社会土壤中滋生出来的一种精神产物，所宣扬的是非理性主义以及片面追求个性张扬等观点也有自身的缺陷，笔者谈后现代教育理念，并非要否定现代教育理念，而是在继承现代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借鉴。
四、将后现代教育观念引入西方音乐史教学的意义
在我国，当前许多学者对后现念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环境下的精神产物，不符合连前工业社会都没有经历过的中国国情。因此，他们认为这种理论不适应在中国进行广泛传播。但笔者认为后现代教学理念对我国当前的教学有一定的价值，对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也同样有积极意义，这是因为：
第一，开放性的教学理念对开放性的学科教学有指导意义。后现代哲学，以其更为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尊重个体差异的姿态迎合了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后现代教育理念同样承袭了后现代哲学的精髓所在。它充分尊重学生在知识背景、接受能力以及思维方式等因素上的差异性，并将知识的传授转为对知识的研究、对话与探讨，同时还将认知方式的单一性转为多元性等，这都充分说明了后现代教育理念较之传统和现代的教学理念具有更开放性的意识。
西方音乐史就是这样一门具有很强开放性特征的学科。著名的现象学哲学家杜夫海纳在论及音乐所具有的特点时就谈到：音乐史由于是各种音乐创新的历程，因此不是一个像语言那样封闭的系统，而是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学科。为遵循最基本的教育规律，应对这样一门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学科，就应该相应地选择开放性的教学理念。后现代教育理念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教育理念，它尊重教学对象在知识接受过程中的主动权，并充分认识和适应教学内容中所具有的开放性特征。因此，它对西方音乐史教学的指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后现代教育理念对完善教育机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中引入后现代教育理念，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颠覆传统的教学方式。事实上，几十年来我国西方音乐史的教学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建立基本知识框架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无可厚非的。后现代教育理念引入教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教学模式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促使教学模式逐步完善。现代教学理念与后现代教育理念所提出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总体性与局域性、横向与纵向、宏大叙事与小型叙事等概念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后现代教育理念使现代教学观念更显现出人性化，更加适宜于当今教学活动的实际。它促使教育者从现代观念中对普遍性问题的关注转为对学生差异性问题的关注；从现代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念；在教学方式上从现代的单向传授式转为双向互动式等等。因此，教学中恰当合理地运用现代教育和后现代教育理念指导教学，必定会提高教学效率，推动教学的合理化进程。
后现代音乐教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美国音乐家；深入学校；启示
20世纪开始，美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世界音乐教育中心。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了美国的教育改革，学校音乐教育也因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50年代后期，专业音乐界和关注社会音乐生活运转的基金会开始参与音乐教育改革，并促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一些音乐教育改革项目。其中，引人瞩目的便是当代音乐计划（Contemporary Music Project）。当代音乐计划由美国福特基金会发起和资助，分“青年作曲家计划”“当代音乐计划”和“综合音乐素质教育”三个阶段进行，历时十余年。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现象：美国音乐家不断深入学校。在“当代音乐计划”中，年轻的音乐家们受聘入美国部分学校任教并创作音乐，促进了学校音乐教育的创作教学，丰富了学校音乐教学的内容，使教师和学生对当代音乐有所了解和认可，为学校音乐教育教学注入了新的生机。鉴于美国音乐家不断深入学校并取得显著效果，本文将试图阐述美国音乐家深入学校的现象，并分析其特点。从而得出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启示。
一、美国音乐家深入学校的现象及特点分析
（一）音乐家受聘深入学校
1、现象描述
1959至1962年间，31名35岁以下的作曲家受聘深入美国部分学校。
1963至1968年，又有46名作曲家深入中小学。
1968至1973年，21名专家为中小学和大学研制新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i
2、特点分析
（1）创造式教学，激发学生兴趣。音乐家总是善于透过平凡的现象，超越习俗展开思维；善于用直觉创造出崭新的形式、音响和表现方式；总是关注当代音乐思维，熟悉并参与20世纪后半叶的音乐舞台。不同于普通音乐教师，他们深入学校后，可使学生直接了解音乐家及其工作方式，熟悉当代音乐的风格，激发了学生对音乐创作的极大兴趣，改变专业音乐创作与音乐教育两个领域的割裂局面，使双方在合作中相互受益。
（2）创作学校音乐，积累音乐教材。音乐家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听觉敏感性，通过聆听学校音乐发现其内涵，而不是依靠语言和印刷符号对学校音乐进行反应和判断。他们深入学校后，可以直接体验学校音乐的特点和问题，并通过对这一特定群体的创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积累教材。
（二）社会对该现象的广泛支持
1、现象描述
1959至1962年间，全国音乐理事会（National Music Council）组织了一套班子，在戴乐?乔伊奥（Norman Dello Joio）的主持和福斯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资助下，“青年作曲家计划”（Young Composers Project）开始实施。
1963至1968年，福斯特基金会给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提供138万美元的资助，开始了当代音乐计划（Contemporary Music Project）。ii
1968至1973年，福斯特基金会又出了134万美元，加上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所出的25万美元的经费，当代音乐计划进入了为期五年的第二阶段。iii
2、特点分析
（1）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的大力支持。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全国音乐教育协会，是以美国非专业音乐教育为主要对象的组织，成员众多，囊括从小学到大学以及教师教育机构的各级门类。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作为美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总代言人，该组织发挥召集、研究、决策、交流和督导功能，对美国音乐家最终走进学校起了重要作用。
（2）基金会的大力资助。美国音乐教育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基金会在财务上的鼎力支持。从美国福斯特基金会对当代音乐计划的投资数额，可以看出，对音乐教育的投入，就是对繁荣社会音乐艺术生活的投入。
（三）加强对音乐教师专业素养的培训
1、现象描述
1959至1962年间，作曲家们提出师资培训的迫切需要。
1963至1968年，当代音乐计划在一些大学开设了16个讲习班，用于培训教师。在一些小学实施6个教学实验。
1966至1968年间，为传播综合音乐素质教育思想，培训相应的师资队伍，36所教育机构相继举办各类短训班、讲习班。iv
2、特点分析
（1）培养音乐教师对当代音乐创作技法的了解。当时的音乐教师对当代音乐创作技法了解甚少，难以协助新作品的教学。在一些大学开设了以当代音乐的创作、分析和表演为内容的讲习班，用于培训教师。
（2）传播综合音乐素质教育思想。为了传播综合音乐素质教育的思想，培训相应的师资队伍，36所教育机构举办了各类培训班，使音乐教师成为充满热情的专家，并且创设有意义的学习环境，充分展现教学技能、学科知识、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关爱，充分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发展学生社会交往方面的自信心，帮助他们在与同学合作中分享集体的成功。
二、美国音乐家深入学校给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启示
（一）提倡音乐家进中小学课堂。音乐家是具有表演、指挥、创造性、音乐理论等专业知识方面的专家，能够在课堂上尽量展示这些才能，向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连续性的教学。他们具备高度专业化的合唱、器乐和普通音乐知识，向学生提供高质量的音乐指导。
（二）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对音乐家深入学校的支持。1、广泛吸纳资金，支持学校音乐教育。我国政府、地方、社会公共机构应该致力于促进学校的音乐教育。提供足够资金帮助发长期稳定的学校音乐教学，所有学生，不管经济状况如何，都能平等地接受器乐教学。使公众认识到音乐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音乐是儿童完整教育的一部分。为促进中小学生音乐教育做贡献，通过与学校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向中小学提供崭新的教学设备。2、成立各类艺术团体，增加学生课外音乐体验途径。我国政府、地方、社会公共机构应提供资金，成立非赢利性艺术社团组织，其目的是向青少年，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提供课外免费的艺术课程教学（包括音乐）。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并重，强调学生亲自参与音乐活动来增强对音乐的感受，任何学生，不管水平和资质如何，只要喜欢，都可以随意挑选社团加入，如：乐队、合唱队等。
（三）提高教师专业素质。1、加强职前培训，打好基础。音乐教育专业学生除了开设音乐教育的基础理论、综合音乐素质教育、音乐教学等课程外，还应开设其它相关课程，如：音乐知觉、音乐心理学的教学应用、音乐行为矫正、电子计算机等，希望学生通过各方面的学习，都能成为未来教学的多面手。2、完善职后培训，注入活力。为了保证每位学生都能有机会接受理念最先进、实践最前沿的老师的授课，每个学校每年向音乐教师提供在职培训（包括至少两天的带薪培训）。除此之外，学校还准许每位音乐教师每年至少两天的带薪离职日，参加跟职业发展有关的活动。
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有明显差距，不能期望中国在音乐教育的投入上跟美国一样多，笔者提出以上建议，以激发教师和学生对音乐的热情，希望对某些学校音乐教学实施有一定帮助。
注释：
i刘沛.美国音乐教育概况[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iiMark：Contemporary Music Educatior [M].Schirmer Books，1986，pp.35-40
后现代音乐教育学范文第3篇
西周时期宫廷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雅乐盛行于祭祀与典礼等各种活动中。这时期的音乐高度发达，有确切文献可考的乐器就多达70多种，此外还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周平王东迁以后，雅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而造就了我国音乐发展的第一次繁荣。但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和礼乐制度的崩溃，雅乐的地位逐渐衰微，新乐逐渐兴盛起来，音乐由官方向民间转变趋势的日益明显。例如，当时社会下层流行的地方音乐地位逐渐上升，并出现了《诗经》这样的歌诗总集，其中的“国风”记载了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由于音乐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乐器、音乐理论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同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乐器更加精美，音律更为准确，诞生了筝、笛、筑等一些新的乐器。在众多乐器当中，尤以琴的运用最为广泛，著名的演奏家有师旷、师文、伯牙等。器乐演奏的形式也不再只是局限于独奏，而是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合奏，其中以编钟和鼓为主的“钟鼓之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歌唱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进行歌舞表演的歌人。随着俗乐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出色的民间歌唱家，如：韩娥、王豹、绵驹，以及歌唱教师秦青等。
音乐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三分损益法”。战国时代的文献也明确提出了旋宫的理论，《礼记·礼运》篇中说：“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①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中记载：“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拘，累累乎端如贯珠。”②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其内容正逐步由礼乐教育转为适应于娱乐需求的技艺传教。从形式上看，当时的音乐教育具有官学和私学两种。
1.官学衰退
最初的礼乐教育都属于官学。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其原因在于王权的散失，使社会上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即便如此，官学还是存在的，且由于文化中心的转移，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官学中音乐教育的范围。东周以后，官学中音乐教育的内容已经随着文化学术的转移传到了民间，民间有了更多的通晓官乐的人。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乐文化没有消失，反而传播更加广泛。
西周可谓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官学中，礼乐教育虽仍是主要内容，但与西周的礼教相比就没有那么系统严格了。随着礼乐制度的衰落，官学中乐师、乐工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由他们的音乐传习构成的那一部分音乐教育，在艺术形式方面更加丰富，其音乐技能也更加高超。这一时期的师旷是乐师的代表，师旷在琴的演奏方面有着精湛的演奏技巧，民间流传着很多描述他高超琴技的小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中的音乐教育已向技能型方向发展，音乐教育产生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就连宫廷中的音乐教育也有了一些私学的性质。乐师教授的对象不再只是贵族子弟，且乐师有的也是来自于民间，这样官私两者便融合在了一起。
2.私学兴起
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陈旧的“礼乐”制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各诸侯国以强欺弱，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在此背景下，各国需求的是适应新形式发展的管理人才，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新兴地主阶级需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培养出本阶级的人才，所以他们要改革，私学承担了这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一时期“士”成了促使私学快速发展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进一步扩大了私学的规模，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道路。相对于官学来说，私学的音乐教育更加适合社会的发展，教学方式也更加灵活，音乐教育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私学的兴起对于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更多阶层的人们有机会接受到音乐教育。在西周，官学受教的对象只是王孙贵族，而私学受教的对象则很广泛，既有服务于宫廷中的专业乐人，又有文士阶层的人员，还有一部分人是来自民间的艺人。由于私学具有专门的教学场所，因此教育形式上更多样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中的音乐教育主要是指在民间存在的音乐活动，传教的方式则是设学教徒，其目的是传授技艺和提高文化素养。
三、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一元文化被多元文化所代替，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蓬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少音乐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对当时的音乐教育和后世音乐的发展起到深刻影响的便是两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荀子。
1.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孔子把音乐作为“六艺”中的一部分加以传授，他认为“乐”是生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整体素质的体现。孔子所说的“乐”不仅仅指单纯的音乐，还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音乐体系。所谓“乐”不仅仅指声音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愉悦，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规范即“礼”的发自内心的认可，正所谓：“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在《礼记·仲尼燕居》中，从孔子提出的“兴于诗，利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方针中便可以看出他崇尚礼乐、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他认为音乐应和“礼”积极配合，共同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③孔子期望用礼乐的结合达到“仁”，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在孔子看来，音乐作为陶冶人、感染人的艺术，其内容与形式一定要统一，外在的艺术形式应服从于音乐思想内容本身。孔子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尽善尽美”，他认为韶乐才符合这一标准，所以他极力推崇韶乐。
孔子把这些音乐思想融入到教学中去，使音乐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他重视“乐”，但不是为“乐”而“乐”，而是通过乐对人们思想教育起到感化、调节的作用。他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观念，是教化人民的工具。这种音乐思想，促使他提出了新的“乐教”的主张。他把音乐有意识地贯彻到诗、礼中去，把乐教与诗教、礼教结合起来，甚至把乐教看成塑造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我们从他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观点。孔子认为人们都要接受音乐教育，只有进一步实施乐教人们的修养才能得到提高。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改革方针打破了贵族垄断音乐的局面，使更多的人接受到音乐的教育，培养出了如公孙尼子这样的音乐家。公孙尼子继承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写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在这本书中公孙尼子提出，对人们进行音乐教育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是为了教育人们“平好恶”，使人们成为统治阶级所需求的人才。这一音乐思想的提出在客观上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儒家学派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兼收百家，最终形成自己的音乐思想体系。荀子的音乐理论是最系统的，其音乐思想在《乐论》中有详细记载。荀子肯定了人们的日常音乐活动，认为音乐是人类感情所需要的，因为音乐可以使人向上。荀子看到了音乐的巨大社会功能，认为音乐能够教化人的内心，还能教化政治，从而达到“和”的目的，这一点在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荀子主张用音乐引导人，使人的心灵变得纯洁，他发现音乐能起到感动人心，陶冶性情，使社会关系和睦的作用。所以荀子十分重视后天的礼乐道德教育，他实施音乐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移风易俗，所论教的内容也是“雅颂之声”。在音乐教学内容上，荀子主张学习雅乐，因为“中和”为礼乐的基本特性。“和”要求平和，反对过与不及，“中”而“不淫”就是“平和”，这就是他的“中和”音乐思想。荀子和孔子一样，也主张礼、乐配合治人治国。
荀子对音乐很重视，但并非一味强调娱乐，他认为推崇音乐的前提是“重己轻物”，也就是说要把个人的修养放在首位，不要被感官享乐所左右，否则将适得其反。他在音乐教学中所论教的内容是“雅颂之声”，而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思想，使当时音乐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为后世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四、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当代音乐教育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音乐通过教学活动，潜移默化地向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观及正确的人生观。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教育的研究，我们发现该时期的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意识到音乐教育在全面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现阶段，更是要“以中华文化为母语”，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音乐教育受重视不够的问题始终存在，对于音乐教育者而言可谓是任重道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是与德育紧密结合的，儒家学派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到了现代社会，这种以规范教育与审美教育为一体的音乐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教学实践中，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强调对音乐尽善尽美的追求，注重音乐对审美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思想对于进行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品质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我们在当代音乐教育发展中绝不能忽视古代音乐教育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
注释：
①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37.
②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9.
③吴晓明.浅谈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音乐思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参考文献：
专著：
［1］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2］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国际文化出版社，1995.
［3］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4］扬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5］李福顺，刘晓路.中国春秋战国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
［6］朱启新.中国春秋战国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83.
［7］蔡仲德.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8］刘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9］毛礼锐，翟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论文：
［1］陈艳.略谈老子“大音希声”的音乐审美观.郑州大学学报，2003.
［2］朱志德.孔子的音乐思想.武陵学刊，1995.
［3］金尚理.先秦音乐与儒家的礼乐理想.孔子研究，2003.
［4］吴晓明.浅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的音乐思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
［5］薛雷.先秦时期的宫廷音乐探微.艺术百家，2001.
后现代音乐教育学范文第4篇
一、解放思想，寻求音乐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无论是吸取中外传统文化中富有创新和再生意义的积极因素，还是进行我国音乐教育的现代化建设，思想观念的更新与解放都是首要条件和基本的保障。仅仅靠少数行政官员或音乐教育家的呼吁是不够的，它需要社会的全面改革开放和大众普遍的思想解放。纵观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历次思想解放运动，诸如中国的、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等等，之所以比较成功，大众思想解放先行一步是其关键因素。就我国而言，无论在近现代的整个学术界，还是在当代音乐教育界，思想领域的中西之争、继承传统与现代化之争等，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过。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新儒家先驱、倡导儒学复兴的梁漱溟和“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论提倡者胡适为代表的中西之争，到近年来音乐学术领域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艺术的争论，思想的交锋、观点的碰撞是我们这个改革时代的必然现象，这是思想解放过程中的阵痛，说明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解放大众的思想观念，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我们理性而明智的选择。
可持续发展强调以全球人类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不危及人类未来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下，谋求当代的发展，以自然生态持续为基础、以经济发展持续为条件、以社会进步持续为目的。这是一种多维立体的发展观念。在时间维度，强调了现在与未来的统一；在空间维度，强调了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在文化维度，强调了理性与价值的统一。人类即将告别工业文明，进人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自然生物的多样共生和不同文化的多元并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其不谋而合。人类文明的繁荣昌盛与可持续发展，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教育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在人类向着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发的同时，教育是万万不能滞后的，音乐教育同样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方面要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方面要向西方音乐文化学习；一方面应立足本国、本民族的乡土音乐，另一方面应涉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音乐；一方面要学习前人的古典音乐、艺术音乐、民族音乐，另一方面还要研究当代的民俗音乐、流行音乐、现代与后现代音乐。我国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的音乐教育，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综合性大学的音乐教育等多种音乐教育模式并存，各自担负着培养不同音乐人才的任务，各自占有不同的培养人才的资源配置，我们必须合理地继承、开发、共享人类音乐文化资源，有效地调整、改革、发展我国音乐教育的结构与机制，以适应实现我国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汲取精华，确立以素质教育、创新能力教育为中心的培养目标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其前人留下的遗产，对于当前来说，都可能既存在有用的部分，又存在起阻碍作用的部分，精华与糟粕同时并存。因此，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进行精心筛选和小心扬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从西方引进了学校教育的模式，但其教育思想和理论却是自己的，这个思想理论的核心就是“富国强兵”。日本人围绕这个核心，牢牢地打好培养科技人才的高等教育和启蒙市民觉悟的初等教育两个基础，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国近代学者王国维曾于19HD3年发表文章《论教育之宗旨》，论证他的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他在文中进一步从中西方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孔子曾提出“兴于诗”、“成于乐”(王氏摈弃了“立于礼”)；古希腊也将音乐作为学校的必修课。1922年8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音乐系”――音乐传习所，其办学宗旨为“养成乐学人才，传习西洋音乐，保存中国音乐，发扬而光大之”。开设的专业课程包括乐理、唱歌、中西乐器等，可谓中西并重。很可惜这个传习所不久即被撤消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当官发财”的价值取向一直影响着我国教育的价值观念和培养目标，为了功名利禄而苦读寒窗的内在驱动力十分强劲，根深蒂固。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居于学校教学的中心地位，片面追求高分和升学率，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善于应试、高分低能、缺乏创造力和挑战精神的考试能手。在音乐教育中，同样以应试教育为中心，尤其是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不明确、甚至错位，造成了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是由于应试教育、片面追求表演技能的音乐教育观念和体制使然。殊不知培养具有高超表演艺术水平的人才主要是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任务，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普及型音乐人才的目标上。社会和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小学音乐教育、高等音乐教育培养出具备音乐修养的多种类型和不同层次的音乐人才，以满足社会各个部门行业和音乐专业部门的需求。毕竟，音乐家、歌唱大师、演奏大师只占全国十三亿人口的极少数，我们需要更多的是具有音乐修养、高素质和创新能力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和建设者。
三、提倡民主，建构音乐教育中音乐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重文史、轻理工，重权威、轻民主。而在音乐教育领域则表现为重技巧练习、轻情感培养，重技能表现、轻文化理解，重专项成绩、轻整体素质，重表演水平、轻创造能力，重教师权威性、轻学生独创性。提倡教育和音乐教育中的民主性：一方面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的挑战、求异和探索精神；一方面教师应主动放弃教师主导教学、课本主导教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自觉适应音乐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和音乐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中国传统教育曾提倡“因材施教”、“教学相长”，这已包含了一种民主意识，我们应该在具体的音乐教育中将其发扬光大。每一个学生都有其文化背景、家庭教育、生理特征、心理素质、知识结构、表演技能和情感兴趣等等诸多差异，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基础，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认清自我，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广泛兴趣和丰富情感，把教学的核心和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上。
音乐教育中的教学内容多元化应该从幼儿园、小学抓起，直至中学、大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音乐风格区域性的多元化。我们以往对音乐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存在着重 汉族音乐、轻少数民族音乐，重中心地域音乐、轻边远地区音乐，重国家主流音乐、轻民间乡土音乐的倾向，这与我国编写音乐教材一向采取中央集权或省区集权的政策有关，未能给予某一民族或地区的音乐文化内容占有一定的比例，这对继承、了解我国各民族多元音乐文化十分不利。
(二)世界音乐文化的乐种类型多元化。我们过去的音乐教学内容，存在着重西方音乐、轻世界音乐，重高雅音乐、轻民俗音乐，重艺术音乐、轻流行音乐的倾向，在过去的中小学音乐教材中，学生所了解的外国音乐，基本上只有以欧洲音乐文化为主的西方艺术音乐，中国以外的世界音乐、中国和西方以外的艺术音乐、世界各国的流行音乐在教材中很少见到。这主要因为执掌编写音乐教材大权者缺少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家的眼光，未能从“文化价值相对平等”的观念和角度来看待音乐教育。
(三)乐理知识、记谱分析的多元化。在过去的中小学音乐课本中，涉及到一些基本的乐理、视唱、记谱、分析的初级知识，完全以西方的乐理、视唱知识和记谱、分析方法为主，中国传统的乐理知识被遗忘，记谱法只有五线谱和简谱两种，分析作品的方法也完全是西方音乐使用的曲式与作品的分析方法，学生们还在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对音乐作品的“削足适履”了。其实，要求学生们在中小学音乐普及教育时代就掌握那些世界多种体系乐理知识、记谱分析方法是不可能的，但重在让学生知道、了解不同知识和方法体系的存在，它们作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遗产具有相对平等的文化价值。
日本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实践，在教育管理上采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卓见成效，这对我们建构音乐教育中音乐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尤其在音乐教材和教学内容方面最能体现这种特点。首先，我们可以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按照一定的比例，灵活规定中国音乐、世界音乐(包括西方音乐)和地方性乡土音乐在教学内容中的配置；其次，把体现国家艺术教育方针政策、目的、目标的教学内容设计，与保存、体现地方性音乐文化特色和民族区域性的乡土音乐艺术相结合；再次，把有限的、固定的音乐课堂教学(国家规定的基本学时)与无限的、灵活的课外音乐观摩、参与表演(本地与外来文艺团体表演、节日庆典、民俗活动等)相结合；最后，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青少年儿童占全国中小学学生总数的绝对多数，那里还远未实现教育的现代化，音乐教育在那里还未能真正开展起来，尤其是那些经济、交通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制定的音乐教育标准很难实现，那里缺少师资，无法配备钢琴、手风琴等乐器，无法很好地完成国家教材中规定的教学任务。当国家按统一标准制定的教学方案、编订的音乐教材遭遇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和教学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时，就会产生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名存实亡和进一步扩大城乡学校的学生素质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如果我们能采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方法，或许能弥补这一缺陷。
四、拓宽视野，力争实现我国音乐教育民族化和国际化的有机结合
继承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再生价值和意义的优秀部分；吸取、借鉴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有益于中国文化更新、发展和改革创新的先进经验。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发展进步、富民强国的两条重要途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长期持久地在这两条道路上探索前进，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宽视野，具有全球性战略眼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和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普通教育和音乐教育的改革发展同样需要坚持走这两条道路。就某种意义而言，继承我们的优秀传统就是实现民族化，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就是趋于国际化，民族化和国际化的有机结合：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教育立足于世界之林的两个重要条件。
民族化与本土化相联系，但不等于本土化，其重在强调具有民族特色，能够对世界做出贡献；国际化与现代化相联系，但二者内涵不同，其重在强调走向世界，寻求国际理解，在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的国际交流中，让对方理解中国文化，同时我们也应认识、理解对方的文化，以平等的态度相互学习、互惠互利、彼此尊重、共同进步。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侧重于向所谓的西方先进文明学习，是单向地输入、引进，是以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为最高标准，而21世纪的人类即将走向生态文明，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建立和谐平等的关系，将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目标，国际化意味着中国文化也应能对世界有所贡献，也有值得引以为荣、令别人羡慕敬仰的地方。诚然，近代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比我们先行一步，然而，21世纪西方人却要回首追溯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孑L子的思想，在儒家思想文化中寻找发展的源泉和动力。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既不应盲目自大，视中国音乐为独尊，也不应完全照搬西方。他们必将凭借民族化走向世界，将中国的民族文化推向世界，实现中国文化的生命价值，为全球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在西方一些著名高等学府，从事自然科学、经济学、国际贸易研究的学者，对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提出了非议和批评。由于西方跨国公司和企业需要他们的经济和贸易在世界各地受到保护，希望有一种全球通用的经济贸易“游戏规则”(实际是西方或美国规则)，因此，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叠起，然而这种西方经济发展趋势和模式也受到了社会人文学者的抵抗和回击，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界，他们高举“文化价值相对论”、“多元经济和文化并存”、“地方性知识、经济和文化保护”的旗帜，公开向现代化、全球化提出了质疑、批评和挑战。其实这种反现代化思潮在近代以来一直未间断过，中日两国皆出现过一些这一学术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中国有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等人，日本有冈仓觉三(Okakura Kakuzo)、北一辉(Kita Ikki)、大川周明(Okawa Shumei)、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o)等人。从这些学者的思想理论中我们可以得知：现代化往往是科技、经济的现代化，必然伴随着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一体化和西方化。美国当代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也认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因此，一方面现代化带给我们很多实惠和利益，同时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曾经试图用本土化加以改进、弥补，然而本土化往往与固守传统紧密相联，又以民族化取而代之，民族化与现代化并举、互相补充，似乎是一上乘良策。笔者认为，如果能加上国际化才具有现实意义和未来眼光，因为中国人必将以开放平等的 心态、客观务实的态度、自强自尊的精神走向世界和未来、参与国际交流和互动。就我国教育和音乐教育现状而言，我们一方面要向日本学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还要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学习，他们和我们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印度、伊朗等发展中国家的音乐教育，他们同样遭遇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矛盾的冲突与融合。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教训同样也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五、正确定位，认清音乐教育在未学校整体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
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初中、高中)、综合性大学本科音乐教育应该是一种普及性、基础性教育(音乐学院、艺术学院音乐教育以培养音乐专门人才、音乐家为主，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以培养音乐师资为主)，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这种普及性音乐教育的中心任务。在大学本科阶段，它应该和政治课、外语课、体育课一样，成为一门公共必修课。随着历史时代的前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艺术教育在当今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日渐突显出来，从政府到基层，从专家学者到一般群众，对这一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
(一)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美育，在学校教育中担负着促进健全人格与良好品德养成的重任
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修、齐、治、平”，还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忠、孝、义、诚”，都离不开音乐教育，只有当“礼”与“乐”结合，才能培养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有道德有人格的人才。尽管我们今天质疑以道德教育为唯一中心的旧的教育观念，但并不是完全抛弃道德教育，其中的合理部分必须继承发扬，将其变为创新能力培养的原动力。音乐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通过练习、表演、欣赏、创作，打动情感、激发兴趣。它能通过具体音乐作品的学习、欣赏，使冷峻的思想、枯燥的理论、冗长的说教在潜移默化、细雨无声中渗入学生的心灵深处。这种作用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二)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美育，担负着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和培养做人做事双重能力的重任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日本传统文化中强调“尽责尽职”、“团队精神”，这些对于未来人才的要求似乎都还不够，21世纪需要大量具有全面素质和既会做人、又会做事的人才。音乐教育是一种美感教育，追求美好、完善是它的重要特点之一。它既具有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作用，又能激发人追求完美、敢于想象、大胆超越，前者与做人有关，后者与做事相联。高尚的情操、美好的心灵是做人必须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勇敢的超越精神是做大事、做好事、发明创造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音乐的美，体现在和谐、对比，矛盾冲突、融合解决，旋律线条、和声对位，快、慢，强、弱，明、暗，喜、悲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等等众多的美学原则上，通过心灵情感的感化和思想理智的沉思，这些音乐要素可以转化为一种情感兴趣导向和精神情操动力，进而辐射到做人做事能力的形成。
(三)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美育，担负着激发学生形象思维、培养情商智慧和发展创新能力的重任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先是艺术，然后才是科学。反之，艺术工作必须对事物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然后才是艺术创作。过去，人们总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科学与艺术分家，其实它们是分不了家的，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也十分重视美育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李氏经常提到“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艺术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二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普遍性一定根植于自然，而且对它的探索是人类创造性最崇高的表现”。1991年3月27至29日，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高技术在艺术领域中的应用与发展”课题组等联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音乐物理与音乐心理研讨会”，把音乐与物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
后现代音乐教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堂乐歌 音乐 教育
“学堂乐歌”指的是清末民初新式学校所开设的音乐课和课中所教唱的歌曲，对我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学堂乐歌”引进了外来曲调，填入反映新思想的歌词构成一种区别于我国传统音乐的新体裁。中国有史以来音乐进入系统的教育中几乎是没有过的，所以“学堂乐歌”是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它的出现对于近现代音乐教育的思想、规范、课程、教学方式、师资培养以及专业的音乐教育等都起到了模板以及促进的作用，逐渐使新式音乐由学校普及到整个国民，促使中国新音乐的发展。
一、“学堂乐歌”促使了近现代第一批音乐教育家的出现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第三辑学堂乐歌的史料中摘录了康有为1898年上书清廷的《请开学校折》中的两段话：
“进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吾国任举一政一艺，无人通之”；“今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遍令省俯县乡兴学。”
从这段史料中可看出当时的维新派已经看到日本强于我国是因为学科建设全面，有艺术类的科目，还提出学制应效仿日本。wWw.lw881.com因为日本教育改革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有些相象且都属东方文化,另外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思想上改造学习西方并取得效果，所以当时的维新派提出效仿日本。
由此可知，正是由于当时维新派的提倡和出于对振兴救国的探求，才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东渡日本学习音乐的“浪潮”。
二、学堂乐歌促进了音乐教材建设
“学堂乐歌”的出现促使了留日学生归国后成为乐歌课的教师，他们根据教学的需要，编配适合学生的教材，于是沈心工、李叔同等最初直接效仿日本学校歌曲，学习和借鉴日本学校歌曲的创作经验，开始编配唱歌教材，对这部分的研究多以最早的唱歌教材和理论教材的出版为主。
（一）唱歌教材的出版
伍雍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0》中的第六章中具体说明了有关于学堂乐歌早期唱歌教材的编配情况。
“1903年春，沈心工担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乐歌课教师。在教材缺乏的情况下，他根据自己留学日本时所获音乐教育方面的知识及材料，自行编写教材。1904年5月，他编写的《学校唱歌集》第一集出版。书中除歌曲外，还附有《乐理摘要》、《凤琴使用法》，这是我国最早出版并产生广泛影响的音乐教科书。”
（二）乐理、和声等音乐理论教材的出版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也详细介绍了“学堂乐歌”时期的代表性音乐家曾志忞有关于他的音乐理论著作的出版；另外张静蔚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中“音乐教科书序言选”部分也记载了“学堂乐歌”时期关于音乐理论方面教材的出版及有关的知识性文章。
“1903年，在《江苏》杂志上就连续发表了他所编写的《乐理大意》和《唱歌集教授法》。1904年由编印出版了他所编译的《乐典教科书》，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本比较完备的、系统介绍西方音乐体系的乐理教科书。1905年，它又编印出版了包括乐理、唱歌教授法及风琴练习法在一起的《音乐全书》;同年，又在《醒狮》杂志上发表了他所编写的《和声略意》及《风琴练习法》”
张静蔚编写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中除记载了曾志忞有关乐理书籍的编撰外还记录了高寿田在1914年10月出版的《和声学》编辑大意。
三、“学堂乐歌”促进了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学校的出现
“学堂乐歌”的普及逐渐加强了对西方音乐的渴求，促使专业音乐院校的产生、发展。对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促使专业音乐教育和兴起对专业音乐教育的人物与学堂乐歌的联系上。汪毓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第四章“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初期建设”的第二节“早期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有详细记载。“学堂乐歌”的普及与中小学及师范学校音乐课开设使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得到稳步发展这就为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铺下了道路。
另外，国民政府的成立与美国关系的拉近和留日的音乐学生及学堂乐歌第一批音乐教育家逐渐对音乐的深入认识提倡学习直接学习西方音乐，从侧面也促进了专业院校的建立。
汪毓和《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开拓者萧友梅》和《萧友梅在莱比锡的留学生涯》选自《音乐艺术》2004年第一期的这两篇文章中就对具体研究了萧友梅为了深入学习音乐从日本回国后又去德国学习专业音乐的背景以及所学过的音乐课程有具体的论述，这篇文章对萧友梅日后成为第一代专业音乐教育家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郑祖襄《一代宗师黄自》一文中也提到黄自留学到美国学习音乐，并对专业院校的建立有一定的功绩，在他为专业教材所编写的艺术歌曲《思乡》、《玫瑰三愿》等声乐作品至今还在高等师范音乐学校当作教材使用。
四、“学堂乐歌”对中国社会音乐生活的影响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著这本书的第四章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初期建设和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近代篇中第五节群众唱歌等新音乐样式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音乐生活的影响都论述了这个时期随着学校歌曲的传来，这种新的 音乐样式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军队、城市市民、工人和农民中逐渐普及开来，提高了人们对音乐的欣赏能力以及对西方音乐的认识。
总之，“学堂乐歌”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不但为相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广阔的空间，另外也出一些通俗性的读物让更多的人认识并走进对“学堂乐歌”的认识，还要加强自身的研究意识，从而让音乐教育学研究进入更高层次并趋于完整。
参考文献
[1]张静蔚编选，中国近代音乐史料[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第2版）
[2]沈袷，沈心工传[j]，音乐研究，1983(4)
[3]伍雍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0) [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4]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2次修订版)[m]，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2
[5]俞玉滋，张援，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m].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6]周培源，黄自遗作集[m]，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