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岚：在异域土地上双面盛开的牡丹花
王红旗：你怀揣10年酝酿，数易其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合欢牡丹》，所讲述的这群以不同身份进入美国的中国知识女性，无论是随同丈夫出国留学深造的陪读妻子，还是自己出国读硕士、博士的女研究生，她们都是有着“生活真实”的生命个体，其中蕴含着姐妹们的生命体验、精神气质，仿佛心有灵犀，可亲可感。我把她们誉为“华裔女性精神生命的花朵”。如小说中的沈玉翎、王涓涓、方若施、肖瑀、韩悦等，虽然她们的生存境遇不同，但是她们面临的困境，不在于社会物质层面，而在于妻子与情人的家庭情感角色，真正把她们逼到“悬崖”的，是精神层面渴望“真爱”而不得的灵魂之痛。请问，你是如何在日常生活里捕捉到海外华人女性这种“痛”的？这种“痛”对女性生命意味着是什么？
江 岚：您提到的这种“痛”，客观上说不是我“捕捉”到的，而是身边的女性让我“看见”的。男女之间，惟有一种很纯粹很纯洁，不带有太多客观附加条件的感情，才能被理解为“爱情”。从前以为追求爱情只是青春的事，后来才渐渐明白，对这种爱情的渴望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可以因某个合适的契机在任何年龄段发生。问题是爱情自身感性的，不稳定的自然属性，与生活现实中理性的、规则的要求往往是矛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现实的理性模式越来越趋于固定，爱情的自然属性却不会改变，于是二者之间的冲突便越来越难以调和。女性天生的敏感纤细特别容易被这一对矛盾冲突的结果所刺痛，矛盾越尖锐，冲突越激烈，她们内心的痛感就越深重。
王红旗：但是作品中的女性，并没有因“痛”而沉默下去，而是不约而同地、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挣扎着“突围”。其实，或许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能否突围出这座跨文化的情感围城，是否能够打开一个新的生活世界。然而，根植于内心、流淌在血液里的“原乡”记忆——牡丹的精神，成为她们在“他乡”自我认识与反省，积蓄勇气与力量的文化母乳。因此“合欢牡丹”是小说的内在灵魂意象，更是人物精神生命的象征。请谈谈你最初的构思过程，怎么就想到了“合欢牡丹”？
江 岚：世间万物，似乎总有些造化生成的某种特殊关联。我从小喜欢植物，总觉得万千植物就像万千秉性各异、风格不同的人。最初了解到牡丹在北美的种植历史及其生长特性，马上直觉地联想到身边那些华人女性新移民。她们抛别故土的孤独，在陌生土地上扎根的顽强，以及站稳脚跟之后的恣意绽放，和被裸根移植的牡丹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题记用的唐代诗人徐仲雅的残句“平分造化双苞去，拆破春风两面开”，原意形容的是一种一萼两朵，花开双色两面的名贵牡丹品种，叫做“合欢牡丹”。我借过来比喻我的女主人公们文化背景的双重性，生命表现的双重性，包括她们对待自身精神、心理与情感需求的态度的双重性。
王红旗：我认为这里所展示的，不仅是“合欢牡丹”“平分造化”的自然之美，而且寄托了你所要表达的男女平等之意、和谐理想之境，隐喻海外华人知识女性，在遭遇生存困境、婚变寒霜那一刻，其性别自信、独立意识依然坚韧不屈生长……，反映出知识女性抛掉“依赖”与不自信的樊篱之后，生命的创造潜力、智慧勇气就会无限绽放，就会走出围城，超越自我，获得新生命。这才是海外华人知识女性像牡丹一样，最有价值的新气质，最具魅力的新风度，最富内涵的新精神。因此，你塑造的女性在异国复杂的生命体验中，锤炼得自信坚强、优雅敏捷、才华横溢。甚至可以说她们体现出的新特质，会让世界重新认识华人知识女性形象。这是你一个了不起的文学贡献。
江 岚：谢谢。我的女主人公们都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基础教育。带着较高的母文化素养和强烈的进取心，她们离家去国，为了谋求自身更好的发展机会，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动抉择；落地之后，她们与信息时代同时成长，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模式与层面比前代更多元化，她们在自我实现的奋斗过程中所做出的选择，也都是主动的。作为一个整体，她们在异域土地上的生存状态、生活环境和文化心理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而构建出女性新移民这种群体形象的社会大背景，是这一代人总体人文素质的提高，是中美之间各个层面交流的深化扩展，也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全球影响力的提升。
王红旗：对，性别自信与精神追求的主体性与主动性，是你笔下女性形象生存智慧的新特质。小说可以说是你生活的经验事件的串联，你所书写的四、五对家庭，其中两位知识女性跟你当年做“陪读妻子”的处境很相似。因此，你能够由她们的日常生活进入到她们的灵魂深处，对这群海外华人知识女性生活之困、情爱之殇、内心挣扎，对女性自我人格的反思与批判，非常尖锐而深刻。你曾说过，你笔下的这群女性，不仅有身边周围的生活原型，也有自己的影子。在特殊的生存境遇之下，多样性的婚恋观、家庭观、被人物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形神毕现。其中，沈玉翎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形象。
江 岚： 20多年前我写过一个短篇叫《爱情故事》，描写的一个“陪读妻子”在旅美初期对新环境无所适从，对爱情走入婚姻之后的平淡无法适应，这一切最终导致她的出轨。而出轨之后，所有的矛盾和压力并未解决或缓和，她却必须面对道德原则的自我拷问。这个女主角可以说是沈玉翎的雏形。“陪读”和“留学”最大的不同，在于陪读妻子们在决定为陪丈夫读书而离乡背井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选择了放弃自我。所以到了异域的土地上，面对生存的压力，她们要跨越种种客观限制，重新寻回自己，然后准确定位自己，最后再实现自己的过程就更加艰难。当然“出轨”肯定不是她们每个人的必然经历，但在旅美初期，她们自我意识的被屏蔽，精神上的被孤立，情感上的被荒芜却相仿佛。
王红旗：这个“放弃自我”很透彻。沈玉翎作为“陪读妻子”，乐观自立，勤奋好学，刚到美国“一切从头学起”，打短工贴补家用，练出一口流利的英文口语，考入护理学院读书，最后不仅被老年护养公寓聘用，还做华文媒体的兼职摄影记者。她的丈夫秦中恺，则一直固定在他的实验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当初情感很好的一对夫妻，变成了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即使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也没有了真正的心灵交会。表面看是因为生存的压力，实际上是揭示当夫妻各按自己轨道行事，“忙碌”形成一种习惯，生活里拥有的爱会一点点被磨损，甚至丢失。这样的家庭生活节奏、婚姻情感状态，让沈玉翎感觉到烦闷而乏味。更重要的是沈玉翎的自我精神生命成长，她为了爱情可以“放弃自我”，为了家庭可以吃苦受累，担当了作为妻子的责任，秦中恺却忽略了她的情感。
江 岚：结婚这件事情，作为人生情感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节点，对男人而言，标志着攻城略地的任务已经完成，激情随之归于平淡，他从此可以全心经营自己和“家庭”，而不再花什么心思去经营“爱情”了。可女人是不一样的。她们“自我”的情感需求独立于“家庭”角色之外，不会因这个节点而改变，更不会在这个节点上终结。她们不仅需要“被爱”，更需要这种“被爱”的主观感受在日常的生活里不断被强调、反复被确认。
王红旗：就像方若施所言“可见女人再聪明、再能干，专业上再出色，最终想要的也只有一样。爱情真是女人身上的死穴，她们需要去爱，更需要被爱。”秦中恺在夫妻情感伦理上，缺乏精神成长的认同，沈玉翎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小姑娘，但实际上她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了。她渴望灵与肉相结合的爱，渴望精神的相互滋养，渴望职业共谋的支持。这些渴望随着她的年龄阅历一起增长，秦中恺跟不上她的步伐了。尤其女人中年的成长比男人要快，甚至女人永远都在成长。
江 岚：秦中恺的观念里，男人在婚姻里的责任是为女人提供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他并不懂得，女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安全感”，更需要精神上情感上的“安全感”。二者其实并非相互排他，完全可以并存并行，问题是他意识不到。更可悲之处在于，往往在物质层面的“安全”之后，女人精神和情感上的“不安全”反而会被格外凸显出来。
王红旗：关键是，秦中凯作为丈夫意识不到这一点。这才是中国男性的“死穴”。女性渴望爱与被爱，是人性本然。其实，结缔婚姻是夫妻相互尊重学习爱的一种方式，家庭日常生活是一个爱人与被爱的生命课堂。现代人把爱看得太表面化了。你把沈玉翎为寻爱而红杏出墙，写得很出彩。她在采访时遇到亚裔知名企业家刘家鼎，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不能自已，对这位有妇之夫、年长自己三十岁，如父亲般的男人，喊出了“我爱你”而坠入爱河。小说中写到他们二人：“很刻意地合力按动一个看不见的遥控器，将那个小小套房用无数幅粉红色的布幔与世界隔开。他们沉醉在这布幔之内的幻境里，在没有生活琐事烦扰，没有外界约束的状态下，体验着一种更接近于其本质意义上的，纯粹的两情相悦”。任由他把自己从“一个平凡普通的少妇”还原成了“一个被娇纵被宠爱的小女人”。你运用这种超越世俗与年龄的爱情体验，想要表达海外华人知识女性怎样深层心理？
江 岚：其一，玉翎对刘家鼎感情的发生，没有基础，没有过渡，甚至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性。她就是在情感被荒芜的状态里闭门造车，给自己酿出一杯自我陶醉的酒。她刻意地、努力地在这段非份的感情里去体验一种自我的原始回归与重新塑造，却并未清楚地认识到这只能是饮鸩止渴。其二，对青春韶华的追恋，是沈玉翎出轨的导火索。而在她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的角色长期缺席。其内心深处潜在的“恋父情结”，又构成她对刘家鼎情感的复杂性。其三，理性的原则，道德的规范，从未在她心里泯灭，却无法抵御情感的澎湃冲击。因为她长期被荒芜、被忽略、被压抑的情绪需要一个安放之处。
王红旗：哪怕是“暂时的”。她的童年生活给她心理留下一个男性缺席的“空洞”，也孕育了她性格中的坚韧。因此作品中当朋友说她，男人的事情你应该让男人去干，她突然觉得什么是男人该干的事，我不知道，所有事都是女人干的啊。因此，刘家鼎男性的，“长者”式的关怀和体贴，一下子激活了她深藏于心底的“恋父情结”，对其产生了一种对父亲对情人的复杂情感，而没有任何物质上“被保障”的要求。也就是说，沈玉翎形象的塑造拒绝“空洞”、“物化”的情人角色，挣脱了欲望物质、世俗道德的羁绊，达到了一种呼之欲出、超凡脱俗的艺术与精神境界。
江 岚：这里必须回到我前面提到过的，关于“爱情”的定义。沈玉翎是这种爱情的追随者和具体实践者。问题是，她遇到刘家鼎的时间完全不对，致使这份爱情可以发生却根本不可能被完成。
王红旗：实际上男人骨子里会把女人看为物，这一点在东西方文化里颇为相似。刘家鼎得知自己身患绝症，还是要给沈玉翎留一座房产。这个细节揭示人物心理很真实。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她以后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是为了爱她，如果从更深层心理去看，会觉得刘家鼎的骨子里还仍然是居高的、占有的，我爱的女人得依靠我，我死了之后还得依靠我。
江 岚：对，我不能陪着她到老，所以我就得保证她衣食无忧，他说的就是，她不会因为爱过我而后悔。
王红旗：沈玉翎表面上很独立，内心却十分软弱。“送房子”的事件一出现，“物质”与“精神”就分离了。刘家鼎认为她再生了“我的生命”，沈玉翎全身心的投入这份“一无恩怨的纠葛，二无利益的牵扯，三无名份的约束”的纯粹爱情，就已经降落到“物”的层面、交换的层面了。你亲手搭建了这个爱巢，却有意再把它推倒，是意味深长的。
江 岚：是的。沈玉翎出轨的直接推动力，是精神与情感的饥渴。然而她和刘家鼎之间缺乏产生共同话题的基础，自始至终没有实质上的精神层面的交流，他们沉迷于其中的所谓“契合”，更多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的物理反应而已。所以，她最后所能够得到的，其实只有幻灭。
王红旗：还有学习英美文学专业的王涓涓，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丈夫是自己父亲的高材生。被父母在“一种休眠的状态下被移植”进不满意的婚姻，以陪读身份随夫迁徙美国。这位“陪读妻子”与沈玉翎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对环境恐惧，对丈夫依赖，她放弃读书与工作的机会，甘愿做“全职太太”，传统的“贤妻良母”。然而，丈夫却以经济拮据为由，时常对她埋怨、侮辱与责骂，甚至施加暴力，她被逼到悬崖之后梦醒，主动与丈夫提出离婚，在姐妹们的热心帮助下走向独立。从沈玉翎与王涓涓的两种不幸婚姻来看，你对“陪读妻子”生存现状的考察是双向的。前者沈玉翎因双重角色的过分“忙碌”，后者王涓涓因物质与精神的“依赖”，都将自己置于“无爱”婚姻的尴尬、危险境地。最终一个主动去追逐情感的自我而回归家庭，一个主动离婚后生成独立自我。从自我迷途到精神新生，你对女性内在灵魂不同程度的经验反思，颇具历史与现实文化意义。
江 岚：我最后通过沈玉翎的眼睛评价王涓涓：若不是曾经被逼到“悬崖”，怎么会这样。舒婷很早以前就在她有名的诗作《致橡树》里形象地描述过，女人应该“作为树的形象”和男人并肩站在一起，这是两性关系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如果女人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义为藤，没有独立人格，缺乏自我积累，那么最后的结局若不是树被藤缠死，就是藤自己营养不良而亡。在这部小说里，沈玉翎和方若施是两棵树，王涓涓是藤，韩悦则介于二者之间。
王红旗：这个比喻很形象、贴切。韩悦拿着全额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她不是“陪读妻子”，拿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谋发展的过程，看起来也一帆风顺。可经济独立并不等于精神的独立。
江 岚：是。她对丈夫的情感依赖不明显，却更深刻。所以她在捕捉到丈夫出轨的事实之后，会容忍他，甚至主动原谅他的背叛。小说里，赵明中和刘家鼎这两个男人都婚外另有情，性质却完全不同。相对于刘家鼎的“重获新生”，赵明中不过是“一晌贪欢”。韩悦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所以能够以一个高级知识女性的智慧，冷静地、从容地去化解婚姻的危机。
王红旗：男人还没有准备，好女人已经解放了。当代社会仍是一个男权文化占主要地位的社会。无论传统与现代文化，都给中国男人带来一种“宠儿”的优势心理。尤其是在两性关系方面，中国的知识男性根本就没有走出“传统怪圈”。他们对“阉割”式的束缚、压抑，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江 岚：一个知识女性想要的精神爱情及其安全感，不是男人能给予她们的，而是她们自己争取来的。我就是想写这样一种现象。
王红旗：你揭开的就是这种现象。这是女人的悲剧，也是男人的悲剧。沈玉翎劝王娟娟时说，靠谁也靠不住，女人只能靠自己。所以你得自我独立，你的精神，你的物质，只能靠自己。
江 岚：她不断地在说这个话，方若施也说这个话，说靠山山倒，靠水水流，都要靠自己，可是在行为的过程当中，她们依然不屈不挠地想去寻找一个男性来依靠。
王红旗：这就是女性情感世界所面临的一个现代性悖论。人性本然需要灵魂相依，精神需要共化而生，原本就是建立在个体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夫妻关系原本也应该是平等的亲密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夫妻双方理应是日常生活、精神生活、性生活的亲密伙伴。中国人历来把夫妻关系的美好理想比喻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这是从“母神文明”时代传承数万年的精神文化遗产。但是，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观念，以不断完备的等级制度束缚女性并内化于心，使男性位高权重、女性位卑势弱，逐步演化为天经地义。即使在当下仍然把剩女、女汉子、女强人的歧视之冕强加给有知识、有智慧的女性。有些女性也有意识无意识地受到影响，异化到自我独立的精神光华褪色殆尽。因此，我觉得女性真正的精神独立和解放，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啊。并且需要男性的觉醒。这一点你如何认识？
江 岚：今天的知识女性，是一个成熟的自强的稳健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人口之众多，专业领域之广阔，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之丰厚，远非前代的女性们所能够想象。可正如您所提到的，男人并没有与女人并肩前进，同步觉醒，还做不到以平等的眼光正视我们的生命体验，接受我们的文化经验。但女性在生活实践中跨越伦理陷阱、逻辑陷阱，用高品质的审美和爱情方式、生活方式，去勾画女性理想的人生图景的步履不会停止。
王红旗：这让我想起了小说开始的场景，在那个中午，人物一出场你就把沈玉翎和方若施抛在曼哈顿的大街上。这个“抛”，是三重身份上的“抛”，文化身份、社会身份、情感身份意义上的“抛”。她们俩是同班同学，都有理想追求，这个理想也被“抛”了。尽管她们可以说是海外华人当中的精英女性，但是她们在情感上都是“空”的。这样的生活画面，留给人更丰富的沉思。揭示出女性全面发展与精神解放，不仅是女性自己的事情，更需要各种政策制度的支持、文化观念的改变。请解释你为何要这样开篇？
江 岚：首先是叙述的需要，交代她们的身份背景、生活环境以及在异邦的生存状态。其次也想要通过她们的对话，表现出她们在脱离了母文化圈和原乡生活圈之后，客观上更加独立，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以及同时主观上也更加孤寂的文化心理。王红旗：这个被“抛”的出场方式，更展示出人物独立自由的心境。方若施被描绘成一个典型的“女强人”的形象，美丽聪慧，事业成功，经济独立，内心却充满浪漫主义的爱情梦想，渴望“爱”与“被爱”。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看起来“无懈可击”的对象孟繁星，你却没有让她的爱情故事得到“圆满”结局。江 岚：在小说里，方若施的方方面面都是王涓涓的鲜明对比。王涓涓是初恋受挫之后选择远嫁逃离，方若施是为实现个人奋斗的理想一直待字闺中。孟繁星是她迟到的初恋，除了他外在的，客观的条件之外，她看不到孟繁星的内心，也进不去。到了这个年龄，她内心再渴望再向往，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追求浪漫爱情的能力，她不敢付出不肯付出，就必然不会得到。她的理性已经被锻炼得时时处处要超越感性、压抑感情。
王红旗：这样看起来，沈玉翎和韩悦又是一对彼此参照。沈玉翎是自己红杏出墙，韩悦则要面对丈夫的出轨。
江 岚：她们虽然从相似的起点出发，性格是不同的，生活际遇自然也不同，但都有知识有见地有勇气，敢想敢做，敢做敢当。原乡的记忆让她们留恋，却不构成束缚；异质文化的冲击让她们警醒，却不形成障碍。她们用自己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以同样回旋往复的姿势，去探索更接近于理想的个体的生命建构。
王红旗：这是一种性别自信、民族自信。在全球化语境下，汲取人类不同文化的精华，积累内在自我能量，才能走向理想的生命之境。就像王涓涓所说的，“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似乎与北美的气候条件有些奇妙的亲缘，不大招惹小动物骚扰，对土质的要求也不高，一旦扎下根，或迟或早必定开出‘一枝红艳露凝香’”。我认为，这是海外华人女性一种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