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坦荡荡”：黄济先生的为人为学
黄济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我是先生1994届硕士生和1997届的博士生，毕业后接过先生手中的教鞭，在北师大从事教育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2015年1月8日，黄济先生因病逝世。2018年8月，我调往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工作，继续从事教育学原理和教育哲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今年(2022年）适逢母校建校120周年，也是双甲子年，顾明远先生领衔主编一本反映北师大先生们教育情怀和学术贡献的纪念著作，这非常有意义。顾明远先生吩咐我写一篇纪念黄济先生的文章忝列其中，我也深感荣幸。之前在黄济先生的90华诞以及黄济先生去世后不久，我分别写过两篇庆祝和纪念文章。这里，我在那两篇文章的基础上，再就黄济先生的为人、为学和为师做些叙述，以表达对先生的无尽思念和无限敬仰，供后人研究黄济先生的人生和学术思想参考。
君子风范
黄济先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者？ 这涉及对他个体人格的总的认识。黄济先生在世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石中英，你的导师是一位真君子！”还有的人说：“你的导师是教育学界最后一位君子。”说黄济先生是中国教育学界的“最后一位君子”我不大相信，因为中国教育学界有那么多人，总是不乏慕君子之道的。但是，说黄济先生是中国教育学界的一位“真君子”，我还是深信不疑的。
“君子”是先秦时期儒家非常崇尚的一种人格类型，与“小人”“圣人”相对而言。《论语》中有多处论述到“君子”的言行和人格特征，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等等。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先生应清华学校周诒春校长的邀请，在同方部为清华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演讲的主题就是《君子》。在这次演讲中，他引述了《易经》中的“乾坤”二卦来解析他认为的“君子”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显然，在梁启超看来，古之君子最重要的人格特征就是“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
如果从上述这些对古代君子人格的论述来评价黄济先生的话，说他是中国教育学界的一位“真君子”，我觉得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认为是非常符合他的言行和性格特征的，并非溢美之词。“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在黄济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24年，深知他为人处世总是坚持他人第一，时时处处为他人考虑，而且，即便他人并不知晓或者是有所误解，他也从不公开说明或辩驳，真正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哪怕自己承受误解和委屈也在所不惜。“君子坦荡荡”，就是黄济先生人格特征的真实写照。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对待个人还是对待组织，他都能做到襟怀坦荡，实事求是，从不弄虚作假，更不会搞阴谋诡计。
至于义利关系，黄济先生从来都是坚持“义以为上”，绝不见利忘义，发不义之财。“君子周而不比”，也很适合用来评价黄济先生。他是单位里搞团结的模范，最能团结人，发挥大家各自的能力，一起完成教学与科研的任务。黄济先生所在的教研室是教育学教研室，教育学教研室的老师们大都从事教育理论研究，个性一般都非常鲜明。有老先生在世时和我说过，教育学教研室藏龙卧虎，各个都很有性格，如果没有黄济先生，这个教研室就会是一盘散沙。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夸张，但是不止一位前辈学者在世时的评价也确实说明，黄济先生在团结教育学教研室老师共同做事方面是做出了大量努力和积极贡献的。
再说“智仁勇”君子这“三达德”，黄济先生身上也都是具备的。先说“智”，黄济先生遇事非常冷静，做事深思熟虑，很少有片面性或冲动，可谓有智慧。我们年轻人碰到什么问题去请教他，他往往三言两语就能帮助我们解开思想疙瘩，让人豁然开朗。次说“仁”，“仁者不忧”，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待人以公心而非私欲，心中自然明亮坦荡，不用患得患失。黄济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90华诞时，北师大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为他编撰的画册主题就定为“仁者不忧”，准确表达了对他光辉人格的认知。再说“勇”，黄济先生因为具有“既仁且智”的人格特质，所以也就做到了“勇者不惧”。无论是面对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还是面对身体的疾病，抑或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上的打击，黄济先生都能够做到勇敢面对，不惧挫折与风雨。至于梁启超所阐释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君子之德，黄济先生也是兼而有之。就自强不息而言，黄济先生的自学精神是人所共知的。
在厚德载物方面，黄济先生就更是典范了。黄济先生在自己的教育一生中，不知道鼓励、指导和帮助过多少青年学子，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仁爱之心。
会通之学
关于黄济先生的学术思想，在黄济先生晚年学界就已经开始研究了，我也应《中国教育科学》杂志的邀约写过一篇《黄济先生对中国教育学术的贡献》一文。文章比较长，对他的学术历程和思想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概述和分析，得到过黄济先生自己的肯定。去年在纪念黄济先生诞辰100周年前夕，我和北师大的余清臣老师还主编了一本《黄济教育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一书。全书共有14章，比较系统地整理和论述了黄济先生的主要教育思想。此外，我国教育学界近几年也陆续发表了几篇研究黄济先生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黄济先生的教育学思想、教育哲学思想、美学和美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等，有助于读者比较深入地了解黄济先生对我国教育学相关领域的学术贡献。
这里我不想就黄济先生的具体教育思想做些具体阐述，仅仅想谈谈我对他的教育思想关键特征的一个认识。关于黄济先生的教育思想特征，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哲学研究分会的常务理事、湖州师范大学的舒志定老师在《黄济的教育哲学学术自觉》一文中曾经有过一些分析，从实践情怀、方法论特征和力量源泉等角度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其中，在谈到黄济先生教育哲学思考的方法论特征时，舒志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教育研究的根本方法论”“融通古今中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创新方法”以及“崇尚教育理想与尊重教育现实相统一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等。受舒志定老师的启发，我想如果要用比较简洁的一个词来概括黄济先生教育思想的风格的话，“会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词汇。“会通”既可以用来表示黄济先生教育思想的方法论，也可以用来表示黄济先生教育思想所达到的境界。
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接触黄济先生的教育学研究成果，几十年来读过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也有幸了解他在构思这些文章、撰写这些著作时的思想历程。总体评价来看，黄济先生在学术工作中非常明确地追求一种会通的境界。这其中包括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丰富的含义。
先说古今贯通。黄济先生国学功底深厚，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既包括儒家经典，也包括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的经典著作，都非常熟悉，令人仰慕。在思考许多教育问题时，他都十分自觉地追求古今贯通的境界，注重对古代哲学和教育思想进行阐释和转化。我印象很深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黄济先生在撰写《教育哲学通论》时，对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教育目的的论述进行过系统性的整理，为我们年轻学子理解中国传统的教育目的观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资料。这种古今贯通和推陈出新的风格，几乎体现在黄济先生的每一篇论文和每一本著作中。
次说中西会通。黄济先生常常将自己与1949年前那批教育学家进行比较，认为在了解国际教育学术方面，自己不如他们。但是，这并没有使得黄济先生在学术视野上故步自封，反而激发了他努力学习西方教育理论的热情。从黄济先生的论著和教学中，我们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在任何问题的思考上，都努力地应用中西方两种教育学术资源，力图做到中西会通。在对待西方学术思想方面，黄济先生还特别主张要有批判性的思考，不能够采取“拿来主义”的简单做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黄济先生更是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行合一的思想传统，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论原则，反复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服务于实践，并且理论的真理性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在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结合中实现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黄济先生对会通的追求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早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学者，黄济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是非常笃信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论述也是非常熟悉的，这既体现在他作为主要组织者和作者编写的《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中，也体现在他自己有关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教育学史以及教育哲学教材的编写中。在对待教育的历史遗产、国外的教育思潮以及一些重大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中，黄济先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教育的人民性价值取向，做到具体的、历史的和辩证的统一。从表面上来看，可能有些读者会觉得黄济先生的学术见解“中庸”，不够解渴，缺乏那种发人深省或振聋发聩的批判力，但是从深层次看，他的学术研究体现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等，具有一种思想上的成熟性与实践上的辩证性。
爱生如子
在如何对待学生上，黄济先生就像那个时代的其他老先生们一样，既对自己的学生严格要求，又非常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学生。这是每一位与黄济先生有过交往的青年学生的共同体会。
我在黄济先生90周年华诞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我在黄济先生身边受教的几个小故事。其中一个就是黄济先生在一个下雪的清晨到我们宿舍看望我的故事。早晨6点多钟，我和同学们都还裹着被子在睡梦中，突然有人敲我们宿舍的门，敲门声在寂静的早晨显得特别得响。睡在门口铺上的同学显然很不耐烦：“谁呀！ 这么早敲门，敲什么敲！”只听门外有人答言：“我是黄济，请问石中英同志是住这里吗？”声音不大，加上大家都睡得迷迷糊糊的，没有听清楚，也没有人赶快起来开门。门外的人又重复了一遍，“我是黄济，请问石中英同志是住这里吗？”这一下我们全听清楚了，门口的同学赶紧起身开门，我也赶紧跳下床。黄济先生进来后并未多言，问明我的床铺后就走到我的铺前，边摸我的褥子边说：“北京下雪了，很冷，不知道你们南方来的同学习惯不习惯。周老师（黄济先生爱人）给你准备了一床厚的褥子，要不去我家拿来！”站在先生身边，看着先生摸我床上褥子的动作，望着先生肩上尚未消融的雪花，我的心头涌过一阵暖流，眼泪都快流下来了！1995年冬天，我结婚了，我和爱人去给黄济先生和师母送喜糖，黄济先生和师母特地在家里为我们夫妇摆了一桌家宴。席间，黄济先生关切地问到：“你们结婚了，住在哪里？”我回答说，我们没有房子，各住各的宿舍。黄济先生听了，非常理解我们外地学生在北京成家的不易，席间为我们深情唱起了一首名叫“sweet home”的英文歌。
因为他老人家是用英文唱的，我当时听得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歌词 中“home home，sweet sweet home”我记得很清楚。直到今天，一忆那个场景，我的耳畔还能回响起黄济先生那浑厚的男中音。我们听得出，他的歌声中有祝福，也有长辈的宽慰和鼓励。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每每想起这些故事，我的整个身心都会被黄济先生的真诚关心温暖着。在我的记忆中，他真的就像父亲般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这些外地来京求学的学子，从生活到学习，从工作到家庭，展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情怀和深层的伦理关怀。
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清华大学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他的讲话中，特别谈到希望广大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我觉得黄济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先生”之一，为青年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多年来，对于先生之学术品格和教育情怀，我觉得真可用《论语·子罕》中颜渊的一段话来概括：“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