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北大教授:没有底线伦理,社会会崩溃的

  

  羞耻心是个好东西。子曰:知耻近乎勇。

  但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如果太多人选择“损人利己”,就会把社会变成“损人损己”的互害型社会。

  你作弊、拼爹、买粉丝貌似侥幸过关,但躲不过病肉、毒姜、地沟油;你插队、欺诈、秀下限貌似无事,但你躲不过贪污、腐败、不作为。若每个个体都学会闪躲迎合,可能集体将遭殃。

  高群书导演的平民电影《神探亨特张》中,警察审问小偷时,小偷辩解说:“社会上有那么多缺大德的人你不抓,为什么偏偏盯上我啊!” 无耻者的逻辑是:总有人比我更无耻。张立宪扮演的警察过去拍了拍贼的肩膀:“你呀,五行缺德。”

  

  这一定不是我们要的结果。中国经济在上行,若没有底线伦理,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丛林法则会使每个人都成为牺牲品;举国在做中国梦,若没有耻感及知耻的勇气,梦会遗失、破碎。

  人人都想活得好,但只有从物质到精神,从社交到政治,各个领域都真正地知耻、觉耻、以耻为耻、归正雪耻,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他人的尊重,谨守自己的羞耻心与良知,才有可能走出那些“互害型社会”的死循环。

  否则,无耻者获得的只是锁链,他们失去的将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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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应用里,曾经有个软件下载率很高,叫做“中国求生手册”。所谓求生手册,就是不想被温水里的物质毒死,网友自发每日更新、搜罗各地公开新闻报道,警示哪些东西可以碰,哪些碰了是灾难,包括吃穿住行等等。

  比如,你随便打开一篇,标题就有“某某品牌被查出婴幼辅食汞超标”、“某某食品存致癌风险”、“某某制假窝点被端”等等。

  当我们成天“浸泡”在这样的消息里时,已经见怪不怪了。

  

  1998年,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怀宏出版了他的新书《底线伦理》,所举的事例无外乎开发商把绿地盖成了房子、公交车售票员2元车票收3元、旅游景点坑客等等。但现在,似乎社会基因发生了突变,底线伦理早已经崩盘,不适用了。何怀宏语说:“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基本的底线伦理。”

  微信朋友圈经常有这样很吓人的传闻:一户卖草莓的人不让自己女儿吃自家产的草莓,但女儿在后园偷吃了好几年,结果长得很胖,并生了绝症,因为为保鲜在草莓上喷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丢失了自己做人的羞耻之心?

  “社会上的怨气,转化为一层又一层的暴戾之气,这种暴戾之气便是杀伐的源头。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每个人又在加害他人。不仅加害,而且有理由、有预谋、理直气壮、坦然地加害。似乎受害者天生就有报复的权利。于是,在这种境况下,羞耻心被愤怒心取代了,伤天害理也变得理所当然。”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一位媒体人士这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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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说,如果一味向外求,对物质、利益和名声过分迷恋时,忘了自己做人的本分,自然便会丧失掉“耻感”。“耻感的丧失也是文明消失的一种方式,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可以说是一种返祖现象。”

  人生存下来是第一要义,原始社会可以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但几千年过去了,如果人仍然处于很高的激素状态、自卫状态以及极低的道德状态,那么不过是印证了学者余世存的一句话:“我们离做人还很远,我们处在人类的前夜,只不过是类人孩而已。”他悲悯地看到华族在儒家传统与西方物欲侵袭下的两难选择。

  一位白领笑称自己是从“小资”堕落到“屌丝”,他反思道:“个人往往受时代、环境、现状的裹挟,这种裹挟的蛮力是很可怕的,别人都不知羞耻、丧失底线,你一开始不好意思,但慢慢竟习以为常,一层层地剥落,直到终于裸奔。”他感叹说:“要么你就出局了,不在这个局里玩,或许可以洁身自好。”

  这种“时代的蛮力”就像一列停不下的高铁。你不上车,就被淘汰,更多人还在往车上挤。响着的汽笛名字叫做“GDP”,它还有很多外号,如:发展意味着一切、改变命运、让父母生活得更好、实现理想、成功人士等等。

  

  中国GDP攀至第二、奢侈品消费攀至第二,可谓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在分水岭那头,人尚有人格,过了这个分水岭,人格可以交换,贪腐者在落网前受人羡慕和尊敬,贫穷而听着风声遭人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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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化多重“罪感”,东方文化多重“耻感”。故西方人意识中多有原罪,因此法律大盛;东方人意识中有“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故常以教化约之。

  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不同,导致东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东方人重心性,西方人重现世。东方人重人情世故,西方人重律理规条。

  但现在,中国人已经不那么“克己复礼”、“尊师重道”了。耻感文化,或渐式微。

  不过,在中国文化里,耻感曾经大盛。

  一次是孔子感叹礼崩乐坏而梦周公、修春秋、编六艺、注易经。一次是宋明理学搞复兴运动,“存天理、灭人欲”,给中国人穿上了道德的紧身衣,产生了一大批道学家,将活泼泼的生命弄得老气横秋,生活质量很差。最近一次,则是民国三原儒(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意图将中国人的礼乐传统续上。有人比喻说,手筋脚筋都被砍断了,这几位大儒想要再续上。砍断的原因有:自身流弊、政体混乱、西潮渐进。用儒家原训而言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这三次针对耻感的文化运动,可以说,孔子制订的道德衣裳刚刚好;朱熹一路太逼窄了,逼凡夫成圣人;马一浮一路又不合时宜,生活方式演进了,旧衣裳不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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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耻和天性解放并不矛盾,打着羞耻的幌子,约束天性,或打着天性的幌子,搞不知羞耻、不怕丢丑的事情,都是可耻的。这中间有一个“度”存在。但如何掌握好这个度,则自在人心。道德和功利的关系,英国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就说过:“什么是道德,就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以前骂人,说“你这个丢丑卖国”的家伙,那是很严重的斥骂,或骂“卖友求荣”等等,但现在,丢丑和卖国是联系不起来的,卖友求荣,似乎为了个人利益也可以理解。

  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羞耻和道德标准,有时,过一点便为耻,不逾矩便为羞。羞和耻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孔子到七十才懂得“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奥妙。

  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说:“第一个象限就是利人利己,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好处。第二个象限是损人利己,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有坏处。第三个象限就是损己利人,自己有害,对别人有好处。第四个象限就是损人损己或者损人不利己,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坏处。” 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这四种情况,最好的一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讲是利人利己,从道德来讲损己利人是最好,损人利己是最坏的,但是从一个社会上来看,损人利己和损人损己是同一件事。

  

  孔子也说到过这件事。《吕氏春秋》有:“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这便是利人利己的故事,如果子路不受牛,则其他人不会效仿“拯溺”了。

  茅于轼担心的是,现在的人行事往往是处在第四象限内“损人损己”。以为害了别人,心里暗暗高兴,不料种因成果,在想不到时自己吞下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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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耻感发乎天性,有时当时便知觉,有时被蒙蔽,慢几拍,过后才醒悟,所谓“知耻而后勇”。耻感文化既受社会影响,也受历史影响,最后,变成每一个人身上既有个体,也有全体人类,“一就是一切”。

  人有人格,耻感的丧失,即人丧失自己的尊严和应有的身份,然后从“人性”向“奴性”下移,人的权利被剥夺,自我认知也趋于“精神矮化”,人于是变得“屌丝化”。从最开始的抵抗到麻木,然后到合谋,最后成为时代的帮凶,正如季羡林感叹说“坏人是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因此坏人不可能变好”,无耻者极有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是无耻的,好在其一旦知耻,便会“后勇”。

  这也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抱有信心的缘故。知耻是好人和坏人的分界线,也是坏人能不能变好的标志。

  耻者,止也,有所为有所不为。头上有星空,内心有道德律。关键是,这道德律不能约束他人,只能约束自己。凡是打着道德的大旗让别人有耻的,一定是无耻之徒。知耻,只能反求诸己,只能自我完善,只能返观内视,一旦约束他人,便成道德审判、正义绑架、个人优越感的大放送。这便是其可说和不可说的地方,也是流弊甚广之处。

  无耻者要做很多事才能让别人知道他的无耻,知耻者什么都不用做便让人明白他的知耻。凡知耻者,必有闻过则止、改过自新、止于至善的机会。

  知耻不是一种怯懦,而是生命的底线打出的信号灯。

  是非在哪里,界线就在哪里。无关功过,无关荣辱,无关得失,但关乎世道人心。千百年来,未曾变过。

  明代学者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流传着一个他的故事——一次被盗贼所困,盗贼问:盗贼可有良知。他答有。盗贼不信。他说:你们把衣服脱下来,我一层层证明给你看。脱到裤衩时,盗贼不愿脱了。王阳明说:“你看,这知耻就是你们的良知。”

  

  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没有底线伦理 社会会崩溃的

  ▍问:您怎么看待人性中恶的部分?

  何怀宏:从整个人类来说,人类的善稍稍超过人类的恶,但性善论不是让我们陶醉的,只是让我们有信心。具体到个人,肯定还是有穷凶极恶之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写到的“恶”,一个将军让那些狗去咬死一个孩子。在现实世界里面对恶,必须要去抗争,要去制止,否则它会蔓延,会把不那么恶的人,甚至把好人都拖进恶的深渊。如果掌权者是一个恶人,那就更可怕了。所以必须要有制度来限制恶的肆虐蔓延。

  ▍问:底线伦理为什么如此重要?

  何怀宏:首先还是要追求一种比较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不至于陷入恐慌恐惧之中,这些都要求有一种底线伦理。没有底线伦理,社会会崩溃的。如果社会走向崩溃解体的状态,秩序没有了,每个人都会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甚至会“先下手为强”,大多数人都可以杀伐,那样的话,社会就会解体,回到自然的丛林状态,那是很可怕的社会。

  也就是说,在现代这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坚持底线伦理,在底线伦理的基础上可以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朝圣路。

  ▍问: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似乎也很难达成共识。

  何怀宏:因为多数人可能会更重视“地上的面包”而不是“天上的面包”,更重视物质而不是精神。尤其在市场经济情况下,社会就像开了一个大口子,大家都想发家致富。很多做法是正常合理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合道德,甚至不合法的手段,会对道德,对底线伦理形成冲击。

  现在追求多元化价值,但是价值越是多元,越需要某种最基本的一元。所以脚底下不能是一个深渊或者沼泽,必须是一个相对平坦的平台。而底线伦理是一种规范,底线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社会平台,以底线伦理为根基搭建一个社会制度的平台。

       

  ▍问:底线伦理与共识有什么关系?

  何怀宏:有人讲某人的底线伦理怎么这么低,其实底线伦理并不低,而是那个人所持的底线标准很低,底线伦理是一种客观的东西。

  而共识是我们的主观认识。只要社会比较正常,大多数人能够在客观的底线伦理基础上形成共识。相当多的人天生就具有一种底线伦理的认识和感觉。同时还有一部分人要努力去建立一种共识,如果这个社会很大一部分人拥有共识,再把这种共识变成制度的建设和保障。即使少量的人没有这种共识,有少量的大奸大恶之人,但有制度的约束,法治的保障,那么社会依旧能够正常运转。

  ▍问:底线伦理具体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何怀宏:(底线伦理)最基本的清单也存在于各个文明之中,比如最基本的“四不可”(不可杀人、不可欺诈、不可盗窃或者抢劫、不可强暴或者强奸)。以合乎人性、人道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等等。

       

  ▍问: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底线伦理么?

      

  何怀宏:(底线伦理)都会有,只是有时候宽一点,有时候窄一点,但是如果一点都没有,社会会陷入到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之中,那么社会就会出现严重的危机甚至解体。

      

  ▍问:如何来构建底线伦理?

  何怀宏:有些人更强调制度,也有些人更强调文化。对大多数人来讲,制度最起作用。在某些时候可能更强调制度,制度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要优先地予以考虑。

   

  ▍问:政府、社会、个人等方方面面应该遵守怎样的底线伦理?

  何怀宏:在底线伦理面前,政府、社会、个人是同等的。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个人,都应该承担一些基本的伦理,比如制度的正义,个人的义务、责任、同情心、恻隐之心、敬义、明理等。

  目前社会的转型还没有完成,再来提良心论以及规则和道德仍有现实意义。

  道德是一个教化的过程,不是天生的,规则也需要通过教育。德行的养成,是需要一代代积累的。现代人太急了,更应该去遵行底线的伦理,需要在教育的基本要求下进行道德的训练,进行人格的养成和培养,才能形成更加成熟、理性的社会。

  遵守规则其实就是遵守道德,这意味着对他人的尊重,把别人看成平等的个体。但高调的道德也是一个极端,也很难强制性地要求所有人做到。所以我们首先需要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即底线伦理。

  总之,现代道德就是守规则,做到这些,就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正派的人。

  文章来源: 本文由壹学者综合整理自《新周刊》、凤凰大学问、搜狐文化等

  转自:墨香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