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50年代、60年代小说

　　

　　50年代、60年代小说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小说概述

　　50年代、60年代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有一些收获。

　　一、历史题材小说

　　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是四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短篇有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娟《百合花》等，也取材于解放战争。

　　其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知侠《铁道游击队》、冯志《敌后武工队》、杨沫《青春之歌》、梁斌《红旗谱》，孙犁《山地回忆》、王愿坚《党费》、《七根火柴》。

　　此外还有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作品，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等。

　　古代题材方面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等。

　　二、现实题材小说

　　1.反映农村生活最多。从土改到农业全作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表现。

　　代表作家作品有：赵树理《锻炼锻炼》、《三里湾》，李准《不能走那条路》，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

　　2.正视现实矛盾，揭露阴暗面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3.表现人情、人性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红豆》等。

　　50年代、60年代小说的不足，主要在于简单、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于政治。所以，总体成就不是很高。

　　三、举例：《林海雪原》分析

　　“革命通俗小说”盛行于1950年代中期前后，主要有《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年）、《林海雪原》（曲波，1957年）、《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年）、《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年）、《烈火金刚》（刘流，1958年）等。

　　用传统手法表现“革命”主题，语言通俗，情节惊险曲折，故事性强。新文学运动中受批判的传统通俗小说，在新时代纷纷穿上“革命”的外衣登场。

　　《林海雪原》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

　　（一）“英雄”的“传奇”

　　1.背景：

　　在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中，报恩与复仇是表达得最为集中的伦理观念。在中国这样的血缘宗法制社会里，报恩复仇的观念通过小说和戏曲的不断传播，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使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争斗，大部分理由是为报家族门派之仇，孝道为其提供道义支持。

　　2.伦理意义上的复仇主题

　　《林海雪原》类似侠义公案小说，在忠奸、善恶、正邪等道德冲突上确立政治原则。作品一开始就将“剿匪”的政治任务与个人“复仇”的自身伦理要求并置起来，“剿匪”也是“复仇”。作为叙事起点，此后陆续出场的所有正面人物几乎都有亲人被杀害的痛苦经历，为亲人复仇成为他们最内在的要求，也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和方向。

　　3.人物刻画的类型特征

　　“英雄传奇”的重心是对英雄人物的刻画，一类是张飞、武松式的粗豪英雄，一类是诸葛亮式的儒将。粗豪英雄敬奉儒将若神明。少剑波“个人英雄主义”得到渲染：智慧惊人、果断坚决、运筹帷幄和神机妙算；与“党的领导”、“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形成对立。

　　（二）英雄也有“儿女情”

　　1.背景：

　　明清之前中国小说中男性侠客的共同特征是无“情”无“性”。明朝末年掀起了一个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代表的写“情”文学的高潮：“莽汉”变“书生”，英雄成风流公子。

　　清代以后，产生了调和“英雄”“儿女”、统一“侠”“情”关系的“侠情小说”，如《好逑传》、《儿女英雄传》。自此，武侠与言情的合流成为通俗文学的方向。“刚柔并济”、“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双面英雄”成为新派武侠主角。

　　2.“书生”气质

　　《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儒将”的另一面是文人气的软弱与感伤，这体现在对姐姐无限深情的怀念中。此时，是“雌化”的男人。

　　3.英雄美人模式

　　少剑波与女护士白茹。年轻、纯洁、美丽的白茹，使剿匪行动多了浪漫而温柔的诗意。二者实际上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翻版。

　　万马军中一小丫，

　　颜似露润月季花。

　　体灵比鸟鸟亦笨，

　　歌声赛琴琴声哑。

　　双目神动似能语，

　　垂髫散涌瀑布发。

　　她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她是晨曦仙女散彩霞。

　　……

　　这类似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香艳诗”。

　　少剑波冒着越下越大的雪朵，走来这里，一进门，看见白茹正在酣睡，屋子暖暖的，白茹的脸是那样地红，闭阖着的眼缝下，睫毛显得格外长。两手抱着剑波的皮包，深怕被人拿去似的。她自己的药包搁在脸旁的滑雪具上，枕着座山雕老婆子的一个大枕头，上面蒙着她自己的白毛巾。头上的红色绒线衬帽已离开了她那散乱的头发，只有两条长长兼作小围巾的帽扇挂在她的脖子上。她那美丽的脸腮更加润细，偶尔吮一吮红红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窝微动中更加美丽。她在睡中也是满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和安静。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炕沿上。

　　少剑波的心忽地一热，马上退了出来，脑子里的思欲顿时被这个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

　　少剑波偷窥白茹睡觉的场景，带有传统小说中特有的世俗气息。这一“穆尔维式凝视”，是常现于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场景，是男性主人公、作者与读者共同欲望的表达。

　　女英雄还是装饰品？

　　（三）妖魔化的反面形象

　　《林海雪原》采用“神魔小说”的策略，把正邪对立转化为神与魔的对立。“剿匪”体现的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却被转述为纯粹的道德冲突，成为“神化”的解放军战士与“妖魔化”的国民党土匪之间的“神魔”较量。有游戏的心态。

　　1.野兽化反面人物的肖像

　　许大马棒、座山雕、蝴蝶迷等。

　　2.以“万恶淫为首”的道德等级制兽化反面人物

　　蝴蝶迷的出身、淫荡的行为等。

　　3.反面形象极端化

　　死亡的描写也散发不同的道德气息。受《水浒传》影响。

　　（四）旧形式与新内容

　　旧的叙事形式削弱了新的内容的表达。“要将这新的现实装进旧瓶里去，一装进去就炸了。”（老舍）“旧形式在尽量地限制着、改造着和压杀着新的内容。”（冯雪峰）

　　《林海雪原》以传统通俗小说的“英雄”、“儿女”、“鬼神”等文学元素，造成了对严肃的革命的“嬉戏玩弄”。

　　第二节 柳青 梁斌 杨沫

　　一、梁斌的《红旗谱》

　　《红旗谱》与《青春之歌》代表的“成长小说”，是对以情节为中心的“革命通俗小说”的取代。后者中的人物性格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事件与人物的遭遇。“主人公性格静止不变，他们是抽象的理想人物”，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人物类型的共同特点。

　　《红旗谱》和《青春之歌》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开始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以此反映出一种历史主体的生长过程。即“人在历史中成长”（巴赫金语）。

　　《红旗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一）小说主题

　　描写“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的《红旗谱》，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个人复仇到为阶级献身，由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的斗争历程。

　　（二）朱老忠的形象

　　《红旗谱》中的三代农民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代：朱老巩——旧式农民的自发反抗；朱老忠——成长中的农民群体：从个人反抗到自觉革命，从家族反抗到阶级斗争；大贵、运涛等——觉醒的农民。

　　在传统的家族纷争（朱、严两家与冯家）的框架内，正邪形成对立。朱老忠的“成长”依然源于子报父仇。个人复仇是他“成长”的动因。

　　1.回乡一年多，他力图以“一文一武”和寻找“靠山”来复仇。此时还未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

　　2.在贾湘农和运涛等的指引下，逐渐体味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抽象意义，完成了民族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启蒙。“反割头税斗争”。

　　3.在“家族复仇”主题向“阶级斗争”主题的转换过程中，朱老忠将具体可感的个人仇恨置换为高度抽象的“阶级仇恨”，其形象象征着中国农民经历的艰难的现代化转型。

　　在“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上，“朱老忠一代”承先启后，由传统农民转换为现代农民。朱老忠的价值在于和传统农民英雄的区别。

　　二、杨沫的《青春之歌》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全闪电似的在凭倚车窗的乘客眼前闪了过去。

　　乘客们吸足了新鲜空气，看车外看得腻烦了，一个个都慢慢回过头来，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搜寻着车上的新奇事物。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沉入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

　　《青春之歌》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美丽纯洁的女学生林道静，此后就成为她成长道路上很多男性的欲望对象，在拒绝、逃避、犹疑和追求的艰难成长中，经过三次铭心刻骨的恋爱，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从而揭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献身于人民的事业，才有真正的生存和出路，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一）林道静的形象

　　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得到解放。

　　林道静是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典型人物”。

　　1.地主与佃农的女儿（双重身份）是林道静成长的依据和起点。背叛旧家庭、旧道德，孤身离家。

　　2.成长的第一阶段：与余永泽相爱

　　北大学生余永泽用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自我价值实现等19世纪人道主义人生观念征服了林道静。五四时代的启蒙主义话语，唤醒了林道静身上的成长意识。

　　半天，余永泽灵机一动，突然转了话题：“你喜欢文学？读过不少书吧？”

　　“喜欢。读的不多。——还没问你：你在北大读哪一系？”

　　“国文系。咱们喜欢的是一样。”

　　于是找到了很好的谈话题目，余永泽不慌不忙地谈起了文学艺术，谈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谈起雨果的《悲惨世界》，谈起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海涅、拜伦的诗；中国的作家谈起曹雪芹、杜甫和鲁迅……他似乎知道得很多，记得也很熟。林道静睁大眼睛注意地听着从他嘴里慢慢流出的美丽动人的词句，和那些富有浪漫气息的人物和故事。渐渐，她被感动了，脸上不觉流露出欢欣的神色。说到最后，他把话题一转，又转到了林道静的身上：“林，你一定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冯沅君写过一本《隔绝》你读过没有？这些作品的主题全是反抗传统的道德，提倡女性的独立的。可是我觉得你比她们还更勇敢、更坚决。你才十八岁是不是？林，你真是有前途的、了不得的人。……”他那薄薄的嘴唇，不慌不忙地滔滔说着，简直使得林道静像着迷似的听下来了。

　　上弦的月亮已经弯在天边，除了海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海边早已悄无人声，可是这两个年轻人还一同在海边的沙滩上徘徊着、谈说着。林道静的心里渐渐充满了一种青春的喜悦，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幸。对余永泽除了有着感恩、知己的激情，还加上了志同道合的钦佩。短短的一天时间，她简直把他看作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了。

　　在这一阶段，林道静是追求个性解放、反叛旧式家庭、谋求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的“五四”新青年形象。

　　3.成长的第二阶段：被卢嘉川吸引

　　卢嘉川使林道静感到了政治上的无知。在全新的革命话语面前，余永泽身上所体现的“五四”文化精神的部分内容正在贬值和消失。林的态度，表示对“五四”精神的反思和批判。

　　4.成长的第三阶段：江华使英雄成熟

　　5.余永泽、卢嘉川、江华都是北大学生。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产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北大为小说背景，具有象征性。三人分别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历史选择。

　　（二）言情小说：从情爱角度来解读

　　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人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性的欲求。

　　余永泽、卢嘉川二人，如同情敌。“小资”的余永泽显然不是后者的对手。卢嘉川具有传统小说中的“英雄”性质。

　　沉着、老练的江华故技重施。

　　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故事。

　　（三）“政治”与“性”的结合

　　男性主人公以林道静为性对象，手法惊人地一致：从政治到性，“政治”是手段，“性”是最终目的。

　　而同时，个体的林道静是整体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她经历了“成长”的三个阶段：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余永泽）、理论马克思主义（卢嘉川）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江华）。

　　在中国现代史上，以上三种话语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冲突，斗争的结果是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江华得到了林道静。

　　《青春之歌》在《我们夫妇之间》后，再一次以知识分子为题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在当时的革命历史叙事中，知识分子几乎成了边缘人。《青春之歌》很好地印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成长”道路，这是一条必须如此的“成长之路”。

　　后来的《芳菲之歌》、《英华之歌》没有什么反响。

　　三、柳青的《创业史》

　　《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后在多次重版中对初版本进行了修改。1978年6月和1979年6月中青社出版了第二部的上卷和下卷。

　　（一）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形象的整体变化

　　1.新文学视野中的农民：

　　在落后、野蛮、封闭、沉闷的乡村文化背景下，表现农民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如鲁迅笔下先觉者（启蒙者）与整体社会、与庸众的对立。农民的精神心态被表现为病态。

　　2.解放区作家视野中的农民：

　　30—40年代，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变为快乐、开放、进取 新农民。明朗、幸福的乡村景象在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里进一步展开。如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正篇1958、续篇1960）、柳情的《创业史》（第一部）（1960）、浩然的《艳阳天》（第一卷1964，第二卷、第三卷1966）、《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第二部1974）等。

　　（二）《创业史》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被定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并被表述为穷人的梦想和宗教，使一种政治理想变为道德理想。

　　梁三老汉这个人物，象征性地表达土地改革与农村合作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变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次事件。

　　1.土地改革剥夺地主的土地，以“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也是对私有制的回归，由此获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衷心爱戴和支持，幸福的翻身农民成为经典土改小说里的主人公。

　　2.合作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是不同于土地改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几千年的私有制为对象的现代性革命。在此过程中，农民由土地改革中的主体变为革命对象。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改造，也是中国农民的自我革命、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

　　3.《创业史》要通过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下堡乡第五村（蛤蟆滩）的社会主义改造，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了处于“土地改革”与“农村集体化运动”之间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

　　（三）旧农民形象

　　1.资本主义发家致富道路的代表：

　　“三大能人”——阴险、贪婪、好色的富农姚士杰，狡猾、自私、精明的富裕中农郭世富、“最势利眼”、老谋深算、骄横强悍的新中农郭振山。

　　道德败坏程度与财富的数量、政治成分的高低成正比。

　　2.梁三老汉：是传统意义上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

　　他勤劳、淳朴，有着在几千年的私有制中形成的生活和伦理观念，希望通过在自己的土地辛勤劳动，过上幸福安康、老幼同堂的生活，充满对富裕的崇尚和敬慕。

　　是合作化运动的真正阻力。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富农和中农，而是要彻底铲除私有制的土壤。

　　3.高增福是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坚定支持者。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土改情结”，仇富心理重。

　　（四）新农民形象：梁生宝

　　1.具有天然的新农民本质。

　　“无父”的孤儿，“养子”使梁三老汉对他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党是他新的父亲。无父→代父→寻父→认父，使农民英雄能彻底摆脱与传统农民的血缘关系。社会主义是与生俱来的信仰。这成为文革文学中的模式之一。

　　2.对私有制有本能的仇恨。

　　3.体现时代精神的农民英雄。

　　继承了老一代农民忠诚厚道、勤劳简朴、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更有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诚信自律、克己奉公、富于牺牲精神的时代品格。喻示着历尽艰辛的中国农民终于具有了自己的时代本质。

　　如与徐改霞的感情，爱情服从于事业。

　　最后发展成为“高大泉”式的人物。

　　（五）《创业史》的理想

　　1961—1964年，严家炎发表《关于梁生宝形象》等四篇论文，指出梁生宝的形象是概念化、理想化的，成功的形象是梁三老汉。

　　1.柳青想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新的本质，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形象。

　　2.生活原型：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的王家斌，有着与梁生宝相似的经历。但作者注入了新的理想内容，屏弃了原型的弱点。

　　社会主义理想成为遥远的记忆，梁生宝作为注定失败的悲剧英雄变为历史。1988年“重写文学史”活动中，梁生宝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梁三老汉被视为唯一真实的农民形象。（教材P23）《创业史》导致了“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怪诞模式”。（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上海文论》1988年4期）

　　第三节 李准 茹志娟

　　一、李准（1928—2000）

　　李准50年代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53年

　　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揭示了农村土地改革后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表现出很强的现实敏感性，也初步显示出李准生活气息强、生活基础扎实的创作特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一举成名。

　　（二）第二阶段：1956至1957年 “双百方针”期间

　　敏锐地抓住现实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芦花放白的时候》揭示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党员干部喜新厌旧的道德问题，《灰色的帆蓬》则揭露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弄虚作假问题。它们都表现出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是这时期出现的“干预生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

　　1957年初的《冬天的故事》写一个名叫陈进才的农业社干部的一段工作经历，他为了帮助农民富起来，努力想方设法抓副业，四处奔波，却得不到农民们的理解，最后无奈地失败。作品揭示和批评了农业社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含蓄地表示出“教育农民”的问题。不久，李准的这些作品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

　　（三）第三阶段：“大跃进”运动以后

　　反“右”运动的政治打击，给李准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着力于歌颂生活中的光明面，歌颂新时代和新英雄人物，艺术笔调也由犀利的揭露和讽刺转为欢快和幽默。主要作品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两匹瘦马》等。《李双双小传》被改编成电影，社会影响很大。

　　这一阶段作品主要是迎合现实，粉饰太平，艺术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程式化缺陷。《李双双小传》，立足于对“大跃进”的歌颂，表现的生活事实上很肤浅。《耕云记》更具有鲜明的“大跃进”激进和浮夸的特点。

　　（四）“文革”后

　　李准以建国前河南黄河决堤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在艺术上有新的突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二、茹志娟（1925—1998）

　　（一）作品可分为三类：

　　1.第一类是《如意》（何大妈）、《静静的产院》（谭婶婶）、《春暖花开》为代表的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注重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触及他们的精神历史。是作者最好的作品。

　　2.第二类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扬树》为代表、抒情性较强的作品。《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茅盾曾说：“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这类作品并不是空洞地煽情，而是通过细节的巧妙设置来抒发细腻的情感。

　　3.第一类是以《关大妈》、《三走严家庄》为代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

　　（二）创作特点（P32）

　　第四节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

　　50年代、60年代，小说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趣味。1950年、1951年部分小说受批判。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到1957年6月反右开始，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作家的自我意识得以复苏，“五四”时期弘扬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出现了一批注重人性开掘和形式探索的短篇小说，被称作“百花文学”。有两种类型：

　　一、干预生活，揭示“阴暗面”，塑造较为复杂人物形象

　　（一）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风格受到前苏联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响，青春的激情夹杂着淡淡的忧伤。

　　林震的形象（P34）

　　王蒙在反对官僚主义这一主题下，也写出了一支青春之歌。

　　（二）李国文的《改选》是一则有着“阴冷的结局”的黑色幽默：主人公老郝是一心为大家办实事、在工人中极有人缘的工会主席，后死在选举现场。

　　使老郝走向毁灭的是那些干部们人性中恶的一面以及老郝过于宽厚的性格。老郝是一个老好人，可他始终缺少和那些官僚干部斗争的觉悟，他的一味忍让恰恰助长了恶的生长。他差点成为能代表群众利益、和官僚主义者对抗的英雄，他的死造成了英雄的“缺席”。老郝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个人的悲剧更凸现了主题的沉重。

　　二、冲破禁区，展示爱情的复杂性

　　（一）《小巷深处》写的是一名从良妓女对爱情的向往及她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复杂的内心世界。小说细腻描绘了徐文霞内心感情的波澜，并流露出对这样一位女子的同情。

　　（二）《红豆》中江攻和齐虹最终分手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江攻不愿丢失内心深处的“自我”，可齐虹过于强烈的占有欲妨碍了江玫保持其独立的人格。故事虽在革命斗争的背景下展开，但突破了政治身份决定爱情走向的套路，而就爱情本身作了形而上的思考。

　　（三）《美丽》涉笔婚外情。小说中未婚女子季玉洁的爱情悲剧，显示出政治环境对人性的压抑。情感这一本是个人的隐私，却不得不暴露在党组织严密的监控之下。季玉洁的悲剧表达了作者对个人空间全面丧失的愤慨。

　　（四）邓友梅《在悬崖上》注重形式探索，运用了双重视角。作品中除了主人公（“我”）外还有一个听者。“我”讲述的是自己浪子回头的情感经历，听者在暗自评判着这段婚外情，提出自己的疑问。“我”的叙述是一个空白，造成了文本的裂缝，而听者（或者说是作者）对他们未来的幸福显然是不信任的。作者穿过文本的缝隙透露了他对人物命运的思考：“我”在外界环境的一次次挤压下逐渐丧失了自我，“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我清醒了过来，看到前边已是机关的大门了。看到这个大门，我更加清楚的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大门”’这一隐喻性修辞诉说了“我”对被关在了集体大门外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