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原文及译文(下)
《贞观政要》
奢纵第二十五【原文】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①,多者八百余年②,少者犹四五百年③,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④,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⑤而祸乱不作也。【注解】①传祚相继：帝位一代一代相传。②多者八百余年：指周传三十七王,历八百六十七年。③少者犹四五百年：史书载,夏从禹至桀共十七君,十四世,有王与无王,共历四百七十一年。殷凡三十一世,历六百二十九年。东西两汉共二十四帝,凡四百二十四年。④僻王：僻,不正。僻王指昏庸之王。⑤卜祚遐长：意谓上天赐予帝位时间长久。【译文】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述时政得失说：我一一阅读史书,发现从夏、商、周到汉代,朝代不断交接更替,时间长的朝代可以延续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这些朝代都积善积德,赢得了民心。其中也有昏君,只不过依赖前哲教诲才免于灭亡。可是从魏晋以来,到周、隋之时,朝代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烟消云散了。这都是因为创业的君主没有广施恩德,只做到自保,对老百姓没恩惠可言。所以,只要继承王位者的政教稍有偏差,又值有人趁机造反,那么天下马上就会土崩瓦解。现在,陛下虽然创下奇功,平定了天下,但是,对百姓的恩德还很少。因此,应当推崇大禹、商汤、文王、武王之道,广布道德教化,为将来留有余地,为后世帝王创下稳固的基业。怎么可以认为只要当今的政治没有过失,保住今日的江山,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而且,自古帝王虽然都根据当时的局势,制定或宽或严的具体政策,但节俭、施恩却是历代政治的根本。只有这样,百姓才会爱戴君王如同爱戴自己的父母,仰慕君王如同仰慕日月,尊敬君王如同尊敬神明,畏惧君王如同畏惧雷霆。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没有动乱的原因。
【原文】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①,夏禹恶衣菲食②。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③。至景帝以锦绣綦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④,后世犹怠,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民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注解】①茅茨(cí)土阶：茅屋土台。②恶衣菲食：粗衣淡饭。③曳地：拖在地上,挨着地面。④昧旦丕显：昧旦,黎明、拂晓。丕显,大明。《尚书》赞美周文王"丕显哉,文王谟！"昧旦丕显意谓开国之君德业盛大。【译文】现在处于天下大乱之后,百姓人口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然而,如今徭役仍然很多,一个家庭里面兄长才回到家,弟弟又不得不离开了,并且往来征程几千里,一年四季,没有休止。陛下虽然仁德,每每下令减轻徭役。可是,有些部门按计划,还是需要不断征派百姓去服劳役。官府减轻劳役的文书不断下达,可是,百姓服役的征程依然如故。我常常去访问民间疾苦,这四五年来,老百姓之中已有很多抱怨之辞了,他们认为陛下不体恤爱抚百姓。过去,舜让官吏住在茅草屋中,大禹以饮食丰美为恶。这些节俭的美德,我知道已不可能在当今推行。汉文帝顾惜百万资金,停止修建露台,他收集大臣们上书用的布囊来做大殿的帷幕,不让他宠爱的慎夫人的衣裙长得拖到地上。汉景帝认为织锦刺绣会妨碍女工,于是下令解散官府的作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汉武帝时,他虽然穷奢极欲,但还是继承了文帝、景帝的遗风,所以民心没有动摇。如果汉高祖之后就是武帝即位,那么汉代的江山必定不会保全。这些情况离当今较近,事情还了解得很清楚。现在,京城和益州等地正在大兴土木,各位王爷、妃嫔的服饰也极其精美,民间的舆论都认为这太奢侈。臣听说勤奋早起而功业盛大显赫的君主,后代还会因循懈怠；制定合乎常理的法令,久而久之还会出现弊端产生混乱。陛下年少时,生长在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的成败,也看在眼里,还尚且这样做。而太子生长在宫中,养尊处优,不知民间疾苦,将来即位之后,可想而知,情形堪忧啊。
【原文】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①,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②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注解】①黎庶怨叛：指百姓因生怨恨而反叛。②京房：字君明,汉东郡人。【译文】我私下考察前朝以来国家成败的事,发现只要百姓心生怨恨,聚众闹事,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王即使悔过,没有能重新安定的。如今,改进政治教化,应当在还有改进余地的时候进行,如果发生变故,就来不及了。君主一般都认为,前代的灭亡是咎由自取,不知道自己也会犯这样的过失。所以,商纣王嘲笑夏桀的灭亡,周幽王、周厉王嘲笑商纣王的灭亡。隋代开国之时,又讥笑周、齐失掉江山。现在,我们也这样评价隋代,殊不知今日看待隋代,犹如隋之视周、齐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我害怕后世看待现在,犹如现在看古代啊"。这句话不可不引以为戒。
【原文】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译文】从前贞观初年,普天下霜灾歉收,一匹绢只能换得粟一斗,但天下平静。百姓知道陛下非常关心爱怜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从无讪谤抱怨之词。近五六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几石粟,然而百姓认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都有怨言,这是由于徭役过重,加以如今所兴办的事务,许多都是无关紧要的缘故。从古以来,国家兴亡不是由于积蓄的多少,而只在于百姓的苦乐。再就近代的事情来看,隋朝在洛口仓贮粟,而为李密所用；在东京堆积布帛,结果被王世充占有；西京府库的财物也被大唐所用,至今还未用完。当时如果洛口、东京没有粟帛,那王世充、李密就不可能招聚大众。当然贮积钱粮财物本是国家的常事,总得等百姓衣食有余,然后再去征收。如果百姓劳苦而强行收刮,最后还是帮助了贼寇,所积聚的财物并没什么好处。不过,用节俭来与民休息,在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所以如今实行起来也不会困难。只要实行一天,天下都会知道,大家就会载歌载舞。如果百姓已经劳苦,还用个不停,一旦中国受水旱之灾,边境有风尘之警,狂悖狡黠的人就会乘机作乱,就将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不仅仅是使圣上晚进餐迟睡觉而已。如果以陛下之圣明,真要励精图治,不用远求上古的办法,只要做到像贞观初年那样,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唐太宗说："最近命令营造随身的小器物,没想到百姓因此而不满,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命令停止制造。
【评析】《奢纵》篇记录了贞观十一年时侍御史马周论述时政的一篇较长的上疏,指出了在贞观中期社会上存在着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希望引起唐太宗的注意,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如上疏指出当时徭役的状况是："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这是马周上疏中认为判断一个皇朝的政绩主要要看"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的实际表现。唐太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贪鄙第二十六【原文】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①,径即受纳②,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③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注解】①不惧刑网：不害怕刑律法网。②受纳：接受,这里指受贿。③赃贿：赃物,贿赂。【译文】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侍臣们说："人们手中有一颗明珠,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如果拿去弹射鸟雀,这难道不是很可惜吗？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珍贵,见到金银钱帛不惧怕法律的惩罚,立即直接收受,这就是不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弹射鸟雀,何况更加珍贵的性命,怎么能用它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全力竭尽忠诚正直,有益于国家,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以得到。一律不能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就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可笑的。帝王也是这样,任性放纵,无限度地征用劳役,信任小人,疏远忠诚正直的人,犯有其中一件事,岂能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而自认为贤能,自身死在一介匹夫手里,也是很可笑的"。
【原文】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①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②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③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④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⑤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⑥,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注解】①禄秩：官吏的俸禄。②规：贪求。③公仪休：公仪,复姓。休,名。战国时鲁相。④秦惠王：即秦惠公。⑤大司农：官名。汉武帝时置大司农,掌钱谷之事。⑥元龟：警戒。【译文】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婪的人不知道如何爱惜财物。像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们高官厚禄,一年所得的财物,数目非常大。如果接受别人的贿赂,数目不过几万。然而,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爱惜钱财呢？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过去,鲁国的丞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进献的鱼,因此他得以长期享受鱼的美味。国君贪婪,必定亡国,臣子贪婪,必定丧命。《诗经》上写道：大风刮得迅猛,贪心的人败坏家族。所言不虚啊！过去,秦惠王要攻打蜀国,但不熟悉蜀国的道路,于是,他叫人刻了五斗石牛,并把金子放在石头身后。蜀国人看见了,以为石牛可以屙金子。蜀王便叫五个大力士把石牛拖到蜀国去,由秦入蜀的道路就这样开辟出来了。于是,秦国大军尾随而至,灭掉了蜀国。汉代,大司农田延年接受贿赂三千万,事发他自杀身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现在以蜀王为警戒,你们也要把田延年当做前车之鉴"。
【原文】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译文】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这样不但百姓安宁,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这话可以深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是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呢？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
【原文】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今自负出以耻之。【译文】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他在驿站人家处违法取得几担麦麸。唐太宗知道后,就把这些麦麸赐给他,让他自己背出宫,以此来羞辱他。
【原文】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①,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子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②,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③。【注解】①震肃权豪：震慑整肃权门豪强。②好利贱义：贪财求利而轻贱礼义。③还第：削官为民。【译文】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的大山里埋藏有银矿,如果把它们开采出来,可获得极大的收益,每年可向朝廷上缴钱数百万贯"。唐太宗说："我贵为天子,这样的事知道得很多,现在,我需要的只是对老百姓有益的忠言,推行善事。国家增加数百万的收益,又有什么用呢？你不推举贤能,表彰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肃清豪强,只知道上奏银矿这些有关实利的事情。过去,尧舜把美玉扔进山林,把宝珠沉没于深渊,赢得了高尚的美名,流芳千古。后汉时,桓帝、灵帝重利轻义,是近世有名的昏聩之君。你这样做,是要把我与桓帝、灵帝相比吗"?就在这一天,他下令将权万纪削官为民。
【原文】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履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译文】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唯恐树木不高,所以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唯恐水不深,所以穴居于水底洞穴中。然而能被人们所捕获的,都是因为贪饵的缘故。现在大臣受任命,居高位,食厚禄,应当要履行忠诚正直,遵循清廉无私,这样才能没有灾祸,长守富贵啊！古人说：祸福无门,惟人所召。那些以身试法的,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与那些鱼鸟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评析】贪欲,乃是罪恶的源泉。帝王贪得无厌,就会劳役无度,信任奸臣,疏远忠良。太宗能够克制自身的贪欲,并以此警戒群臣,在处置权万纪、陈万福等贪官时,体现出了反对贪鄙的精神。
崇儒学第二十七【原文】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①,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②,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③,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注解】①弘文馆：唐武德四年(621)置修文馆于门下省。太宗即位后,改为弘文馆。聚书二十余万卷。置学士,掌校正图籍,教授生徒,并参议政事。置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勘正错谬。设馆主一人,总领馆务。学生数十名,从学士受经史书法,皆选自皇族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②珍膳：美好的膳食。③坟典："三坟五典"的简称,泛指古书。【译文】唐太宗刚刚即位不久,就在正殿左侧设置了弘文馆,精心挑选天下通晓儒学的人士,保留他们现任的官职,并兼任弘文馆学士,供给他们五品官员才能享用的精美的膳食,排定当值的日子,并让他们在宫内歇息留宿。唐太宗在上朝听政的间隙时间,就把他们引进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商议谋划政事,有时到半夜才停歇。后来,他又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贵族、贤臣良将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原文】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①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②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③。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④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⑤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⑥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注解】①稽式：效法,取法。②俎(zǔ)豆干戚：俎和豆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干和戚是用于祭祀的乐舞之具。③署吏：进入仕途,开始为官。④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皆为当时的教学馆所。⑤祭酒、司业、博士：国学的长官和教师名称。⑥鼓箧(qiè)：据《礼记·学记》注,鼓箧意谓击鼓召集学士,令启箧(书箱)出书以授学。后因称勤学为鼓箧。【译文】贞观二年,唐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为先圣,在国子监里建立孔子庙堂,查考典籍并依照过去的规定,尊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在孔子庙堂里,供台两边祭祀用的俎豆、干戚等礼具和乐舞之具也开始齐备。这一年,唐太宗还招纳大批天下儒士,赏赐给他们布帛,供给车马食宿,下令他们都集聚到京师。这些儒生大都被破格提升为大小不等的官,在朝廷上任官的很多。太学生如果读通一大经以上的经书,就可以入仕做官。在这之后,国子监增益学舍四百多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也增加了学生的名额。另外,书学、算学分别设置了博士和学生,使国学的各种技艺都设置齐备了。唐太宗还几次亲临国子监,叫祭酒、司业、博士讲说经术,讲毕,每人赐给帛一束。儒学之盛,致使全国各地的儒生纷纷携经书前往京城,人数达数千之多。不久,吐蕃和高昌、高丽、新罗等族的首领,也派子弟到长安求学。于是,国子监之内,带着书箱和登上讲席的,几乎有上万人,如此大兴儒学,在古代还不曾有过。
【原文】贞观十四年诏曰："梁皇侃①、褚仲都②,周熊安生③、沈重④,陈沈文阿⑤、周弘正⑥、张讥⑦,隋何妥⑧、刘炫⑨,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二十一年诏曰："左丘明⑩、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善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其尊儒重道如此。【注解】①皇侃：梁散骑侍郎,明《三礼》。②褚仲都：明《周易》。③熊安生：字植之,长乐人,为国子博士。④沈重：字子厚,通《春秋》群书,为《五经》博士。⑤沈文阿：字国卫,通《三礼》、《春秋》,为《五经》博士。⑥周弘正：字思行,晋周觊之后,为国子博士。⑦张讥：字直言,武城人,为国子博士。⑧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为国子祭酒。⑨刘炫：字光明,河间人,为太学博士。⑩左丘明：左丘,复姓。明,名。著《春秋·左传》。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学著称。公羊高：公羊,复姓。高,名。传为子夏弟子,传《春秋》。穀梁亦：穀梁,复姓。赤,名。传为子夏弟子,传《春秋》。伏胜：济南人,为秦博士,治《尚书》。高堂生：鲁人,为前汉博士,治《仪礼》。【译文】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下诏说："梁代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的何妥、刘炫,都是前代的著名儒生,他们精通经术,广收门徒,对经书有许多继承和发展,应该对他们加以赏赐,以鼓励后学之士,还应当寻访他们的后人。请有关部门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上奏朝廷"。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下诏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他们注解经书的著作都被采用,教育太学里的学生,既然遵循他们的学说,理应给予褒扬和尊崇。从现在起,太学里凡举行祭祀之典时,可使他们配享孔子庙堂"。太宗就是这样尊儒重道的。
【原文】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汉昭帝①时,有人诈称卫太子②,聚观者数万人,众皆致惑。隽不疑③断以蒯聩④之事,昭帝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古义者,此则固非刀笔俗吏所可比拟"。上曰："信如卿言"。【注解】①汉昭帝：名弗陵,汉武帝的幼子。②卫太子：名据,武帝太子,卫皇后所生。③隽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昭帝时为京兆尹。④蒯聩：春秋时卫灵公世子,逃亡国外,灵公死后,孙辄继位,他要回国争夺帝位,辄拒而不纳。《春秋》载此事,认为辄做得对。【译文】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国的关键,在于使用合适的人才；用人不当,就必然难以治理好国家。如今,任用人才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说："臣子如果没有学问,不能记住前人的言行,怎能担当大任呢？汉昭帝时,有人冒充卫太子,围观的人达到好几万,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大臣隽不疑用古代蒯聩的先例来处理,将那个人逮捕。对此,汉昭帝说：公卿大臣,应当由通晓经术、懂得古义的人来担任,这本不是俗吏之辈所能相比的"。太宗说："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
【原文】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①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注解】①颜师古(581—645)：唐训诂学家。名籀(zhòu),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中书侍郎。考证经籍,多所订正。【译文】贞观四年,唐太宗认为古代圣人的时代离现在很远,圣人的经典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文字讹误,难以考证。于是,唐太宗下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订《五经》。考订完毕之后,又下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许多儒生再次详细讨论、审定。当时,这些儒生拘泥于旧说,而这些旧说错乱讹误相传已久,他们都不同意颜师古的考订,一时之间,各种异说蜂起。但是,颜师古引用晋、宋以来古本,对他们提出的疑义一一引经据典,详细地加以说明,使得这些儒生无不叹服。唐太宗对颜师古的学识也大为称赞,赏赐给他帛五百匹,加授他为通直散骑常侍,还将他考订的经书颁行天下,让读书人都来学习。后来,唐太宗又因为经术师承不同,解释各异,下令颜师古和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大儒,撰写《五经》的疏义,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交付国子监作教材使用。
【原文】太宗尝谓中书令岑文本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①；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②,董生③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④"。【注解】①蜃(shèn)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蜃,大蛤蜊。传说海上有月光时蜃吐气如楼阁之状。②苏秦刺股：相传苏秦读书刻苦,欲睡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③董生(前179—前104)：即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汉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擢为江都王相。④懿德：美德。【译文】唐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秉有一定的天性,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就好比蜃的本性含有水,要见到月光才能吐水；木的本性含有火,但要燧石敲打才能发火。人的本性含有灵气,可是要通过学习,才能美好完善。所以历史上有苏秦刺股读书,董仲舒放下帷帐讲学的美谈。不勤奋于道艺,功名是不会树立的"。岑文本回答说："人的本性都很相近,情趣却有所差别,必须用学习来修养情趣,使本性完善。《礼记》说：玉石不经雕琢就不会成为器具,人不学习就不会懂得道理。所以古人以勤于学习为美德"。
【评析】儒家思想是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历来备受推崇。太宗在马背上夺取天下,武功盖世,功成之后,着意文治,崇尚儒学,确定仲尼、颜回为先圣先师,并设置弘文馆,命令颜师古考订《五经》,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
文史第二十八【原文】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①《甘泉》、《羽猎》,司马相如②《子虚》、《上林》,班固③《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注解】①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②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③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汉明帝时为校书郎,善作赋。【译文】贞观初年,唐太宗对监修国史的官员房玄龄说："我发现《汉书》、《后汉书》记录有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这些文章文辞浮华,无益于对帝王的劝诫,为什么还要收录在史书上呢？今后,如果有人上书议政,只要言辞直率,道理中肯,有利于治国,不管我采纳与否,都必须记载在史书上"。
【原文】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①、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注解】①陈后主(553—604)：陈叔宝,字元秀。南朝陈的最后一个皇帝。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日与嫔妃、文臣游宴,制作艳词。后为隋兵俘虏,病死在洛阳。【译文】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书请求把唐太宗的文章编成文集。唐太宗说："我的诏书和命令,如果有益于百姓的,史书都已经记载了,足以流传千古了。如果我的命令不遵循古训,扰乱了政务,即使辞藻华丽,也终将贻笑后人,这不是我所需要的。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都有文集传世,可是他们的行为大都不可取,最后,社稷江山统统断送在他们手中。君主圣明与否,关键在于他的品性和行为,何必一定要有文章流传后世呢"?太宗最终不许编文集。
【原文】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译文】贞观十三年,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任撰写帝王言行的起居注的史官。一次,唐太宗问他："你的起居注,都写些什么呢？可不可以让君王自己看一看？我想看看起居注,用帝王的得失来警戒自己"。褚遂良劝阻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记录帝王言语的左史,和记录帝王行为的右史。无论好坏全部记录下来,以期望帝王不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可是,我却没听说过帝王自己要看关于自己的史书"。唐太宗说："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们都记录下来了吗"?褚遂良说："常言道,坚守道义不如尽忠职守。我的职责是记录历史,怎么可以不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呢"?黄门侍郎刘洎说："帝王有过失,就像日月有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老百姓都会记住的"。
【原文】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①,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②,语多微文③,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④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注解】①彰善瘅(dàn)恶：表彰美善,指斥丑恶。②六月四日事：即玄武门之变。③微文：委婉隐晦的文辞。④季友鸩叔牙：春秋时鲁庄公有三个弟弟,长者庆父,次者叔牙,再次季友。庄公打算让儿子继位,叔牙却说应让庆父嗣位,季友奉庄公之命,让人用毒酒将叔牙杀死。【译文】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看前朝的史书,惩恶扬善,足以规劝警戒后人。但我不知道,自古以来当朝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看到呢"?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必书,可以警戒帝王不做非法的事情。只是担心有与君主意见相抵触的地方,所以不让君主本人看到"。太宗说："我的想法不同于古人。现在要亲自看国史,如果记有好事,自不必说；如记有不好的事,我可以引为鉴戒,并加以改正。你们把撰写抄录好的国史送过来吧"。于是,房玄龄等人就把国史加以删减整理,成为按照年月顺序记事的编年体,撰写成高祖和太宗的《实录》各二十卷,上表呈献。太宗看到六月四日所记玄武门之变说得很含蓄,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东征诛杀管叔、蔡叔,从而使周室得以安定。季友用毒药杀死叔牙,而使鲁国得以安宁。我的所作所为,和古人的道理相同,都是为了安定社稷,以利万民。史官执笔,何须隐晦？你们应当立即改删虚饰之词,把这件事的原委写清楚"。事后,侍中魏徵上奏说："我听说,君主身居至尊之位,无所顾忌惧怕,只有国史,足以惩恶劝善,如果写得不真实,那么让后世看什么呢？陛下如今叫史官修正《实录》,很符合公正的道理"。
【评析】唐太宗"以史为鉴",对"国史"采取公正严谨的态度,从不沉湎于"粉饰太平"的颂扬之词,而是希望从客观、真实的史料中汲取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对于自己以往的所言所行,能够做到开诚布公、坦然相对,要求史官秉笔直书,对于"玄武门之变"毫不隐晦,体现了自身非凡的胸襟气度与领导才能。
礼乐第二十九【原文】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①,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②,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③,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注解】①生讳其名：活着的时候就避讳其名字。②通允：通达妥当。③先哲：先代圣哲。【译文】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诗》中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应该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记》,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避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原文】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①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②。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③？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④"。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注解】①元晓：高祖第二十一子。②瞻望：仰望。③昭穆：古时宗庙牌位按辈次排列,左为昭,右为穆。这里指辈分。④彝(yí)则：古时指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译文】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上回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原文】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译文】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原文】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译文】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原文】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①,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②,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③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④,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⑤,贩鬻松槚⑥,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⑦,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⑧惟在于窃赀⑨,结褵⑩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注解】①累叶陵迟：累叶,累世。陵迟,盛况渐衰。累业陵迟在这里指家世衰落。②市贾(ɡǔ)：商人。③令狐德棻(fēn)：令狐,复姓。德棻,名。宜州人,博贯文史,武德初年,为起居舍人。贞观年间迁礼部侍郎。④谱牒：古代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⑤偃仰自高：心安理得,自高自大。⑥贩鬻松槚(jiǎ)：槚,木名,即楸树,常和松树一起种在坟墓前。贩鬻松槚意思是拿着前世的声望做交易。⑦远叶衣冠：意思是远世的官绅。⑧问名：古代婚礼"六礼"之一。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⑨窃赀：这里指借机索财。⑩结褵(lí)：褵,古时女子出嫁时系的佩巾。结褵即成婚的代称。【译文】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名望,自高自大,号称士大夫。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物,一味贪图数量,根据财礼的数目决定婚约,就像集市上的商贩一样,这样做败坏了风俗,也搅乱了《礼经》的规定。既然他们的门望与事实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并根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出了忠贤,就提升等级,出了叛逆,就加以贬黜。依此标准,撰写了一部《氏族志》。后来,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并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做官,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道德仁义高尚,学艺通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称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我之所以要复位氏族,是为了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们这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行天下。其后,唐太宗下令说："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联系,婚姻的正道,要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风俗衰败。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他们名不闻于乡里；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物,女儿必嫁给富贵之家。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富贵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物,如同买卖。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这种做法积习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改变,这既紊乱了人伦,也有亏于名教。我日夜谨慎小心,操劳政事,历代的弊端祸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这项坏风气,还没有完全转变。从今以后,让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乎礼法,按照朝廷的礼仪办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原文】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①,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②,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注解】①动循法制：做什么事都遵循礼法典制。②盥馈之道：指妇人为长者行盥洗、送膳食之礼。【译文】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记》上规定有妇人拜见舅舅、姑母的礼仪。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只是自己的荣耀,其实是在成全大唐礼仪之邦的美名啊"。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听说此事后非常赞成。此后,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
【原文】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①,刍禾②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③,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城亦为诸郡立邸舍。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亲幸观焉。【注解】①汤沐之邑：住宿的地方。②刍禾：喂马的草料。③庭燎：大蜡烛。【译文】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古时候,诸侯入朝拜谒天子,有专门住宿和沐浴的地方,供给他们一百车草喂养马匹,享受客人的礼遇。白天天子在正殿里端坐,晚上在庭院中点燃蜡烛,向他们嘘寒问暖。京城里还有为各个郡县专门设立的馆舍。现在,我听说各地使者到京城,都租房子居住,他们和商人杂居在一起,仅有容身之地而己。如今待客之礼如此怠慢,恐怕各地使者会产生怨恨,怎么还会愿意为朝廷尽职尽忠呢"?于是,下令京城有条件的客栈,为各地来的使者营造馆舍。修成之后,唐太宗还亲自前去参观视察。
【原文】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①"。太宗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徵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②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③,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④,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质⑤,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⑥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注解】①有乖朝典：有违于当朝典制。②班：排列,次序。③九卿：即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④故事：旧例。⑤尚质：崇尚诚信,重视实际。⑥庶孽：旧时指妾媵所生的儿子。【译文】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道路上遇到亲王,可以不下马致礼。不过现在,这种行为却是违法的,这实在与朝廷律令不符啊！"唐太宗说："你们想自己尊贵,而轻慢我的儿子们吗"?魏徵说："汉代、魏晋以来,亲王的礼遇都低于三公。然而,现在三品官员和天子六尚书九卿,都要为亲王下马致礼,这是亲王所不应该接受的礼节。这样做既无先例可循,又违背国家的法令,于理实在不合"。唐太宗说："国家确立的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年龄的长幼。如果太子去世,那么同母的弟弟就该列为太子。你这样说,不是在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又说："商代崇尚质实,有兄长去世,弟弟继承的规定。从周代以来,都立长子为继承人,这样做就杜绝了庶子意图篡权夺位、制造混乱的可能性。国君对此应该审慎"。于是,唐太宗接受了王珪的意见。
【原文】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①尚有缌麻②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③与礼官定议曰：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④。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⑤有隆杀⑥,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之经史,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⑦；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⑧。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注解】①同爨(cuàn)：共同烧火做饭。②缌(sī)麻：旧时丧服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其服用细麻布制成,服期三个月。③八座：唐代六部尚书及左右仆射称为八座。④九族：旧时指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孙、曾孙、玄孙为九族。也有包括异姓亲属而言的。⑤丧纪：古时依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而行丧礼的等级。⑥隆杀(shài)：隆重和简省。⑦舅甥之国：两国国君是舅父和外甥的关系。⑧《渭阳》之诗：《诗经·秦凤·渭阳》是表现外甥与舅父惜别之情的。【译文】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礼官说："现在,与你共同生活的人去世了,还要为他披麻戴孝。可是嫂子、叔叔去世了,却不服丧。舅舅和姨妈,都是亲属,但表丧的礼节却有差别。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礼仪规范,应该招集学者来商议一下,制定出服丧的礼仪。有同属亲属但侍奉的礼数却很轻的,也应一起上奏"。就在同月,尚书八座和礼官定下了规范：臣听说,礼是用来判断疑惑不明的事理,决定迟疑不决的行为,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事理推论出来的。人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九族和睦。九族和睦,在于由近及远,实行亲疏有别的礼节。亲属之间有差别,所以丧礼中的祭文,应根据情分的多少来书写。舅舅和姨妈,和母亲是一族,但他们之间有差别,为什么呢？舅舅和母亲是一家,姨妈出嫁后改姓丈夫的姓,成为别家的人,参考经史,舅舅的确比姨妈重要。所以周王顾念着齐国,称齐国是舅甥之国。秦穆公不忘晋国重耳是他的舅舅,把他的儿子康公送到渭阳,作了《渭阳》这首诗。现在,舅舅去世,只是服丧三个月,对姨妈却要居丧五个月,迁就了虚名,丧失了人情,舍本逐末,背弃了根本。这大概是古人对人的感情没有考虑周全,应该有所增减。
【原文】《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固知制服虽系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①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②,颜弘都则竭诚致感③,马援则见之必冠④,孔伋则哭之为位⑤,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注解】①劬(qú)：辛辛苦苦地抚养。②仲虞则恩礼甚笃：后汉时的郑仲虞,名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③弘都则竭诚致感：晋人颜弘都,名含。其嫂因病失明,他尽心奉养,后嫂病愈。④援则见之必冠：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字文渊。奉嫂至恭,不穿戴齐整,不进屋见嫂。⑤孔伋则哭之为位：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相传他尊奉嫂嫂,嫂嫂死后,孔伋立牌位痛哭不已。【译文】《礼记》说："兄弟的孩子犹如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引而进之。嫂嫂、叔叔不用守丧,是因为推而远之。按礼的规定,和继父一起生活过,就要为他居丧一年,如果没有一起生活,就不用居丧。至于继母、舅舅的妻子,对这二者服丧的礼节相同。常言道："如果共同生活过的继父去世了,应该为他披麻戴孝"。继父并非生父,对他服丧隆重是因为共同生活过,恩情轻微是因为不住在一起。因此,服丧虽然事关名分,但也随恩情厚薄而定。如年长的嫂子,她抚养年幼的叔子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两人同甘共苦到终老,这比起一起生活的继父,和其他一起生活的人,情义的深浅怎可相提并论呢？嫂子生前,二人情同骨肉,嫂子死后,却以外人的礼节对待她,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推而疏远是对的,那生前就不应住在一起；生前住在一起,死后就不应像看待路人一样看待嫂子。生前恩情厚重而死后礼节轻微,用这个原则来衡量,有这样的道理吗？并且侍奉嫂子的礼节,史书上的记载也不一致。后汉,郑仲虞抚养寡居的嫂子和她的儿子,待她的礼节和情义都很笃厚。晋时,颜弘都的嫂子双目失明,需要服用蛇胆,他千方百计弄到蛇胆,终于使嫂子重见光明。后汉将军马援对嫂子极为尊重,不戴帽子就不敢进屋拜见嫂子。《礼记》记载：孔子之孙孔伋在嫂子的灵位前痛哭。这些都是亲身实践礼义规范,极其仁义孝敬的人。能够深明其中大义的,难道不是先知先觉者吗？现在没有圣明的哲人,百姓也不议论礼仪之事,致使礼仪之中包含的道理不被重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真让人痛惜啊。
【原文】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诏从其议。此并魏徵之词也。【译文】现在,陛下认为尊卑之序虽然都制定完备了,但丧礼制度还不合情理,于是令大臣详加审议修改。我们遵照陛下圣旨,参考了经典、传记,进行了修改增删,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仪变成条款,希望这会使人伦敦厚和睦,使日渐轻薄的民俗变得淳朴,改变过去浅薄的风俗,给后世留下榜样,这些是六经上没有谈到的,是陛下超越百世帝王独自获得的。我们谨遵礼仪,做了规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过去服丧三个月,现在请陛下延长至五个月；嫡子的妻子,过去服丧九个月,现在请再延长；各位儿子的妻子服丧,请将过去规定的五个月改为九个月；嫂子、叔叔过去不服丧,现在请改为服丧五个月。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弟也应服丧五个月。舅舅过去只披麻戴孝,现在请规定同对待继母一样,服丧五个月。看毕,唐太宗下诏通过此项议案。此议案的作者乃魏徵。
【原文】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①,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②,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注解】①癸丑：唐太宗生日。②仲由怀负米之恨：仲由,孔子弟子子路,子路孝待父母,自己常吃野菜,而背米送给父母。父母死后,子路富有了,常怀悲叹。【译文】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是可庆可贺的事情,但我却感慨万千。帝王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可是想奉养父母,却永远无法做到。仲由贫困时,常常到外面去为父母背米,他到楚国做官之后,富有万钟之粟,但那时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尽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感到非常遗憾。《诗经》说：可怜我的父母,为养育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啊。怎么可以在父母生我这样艰难的日子,举办宴会寻欢作乐呢？这实在是与礼仪相违"。说完,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许久。
【原文】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译文】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新近制定的音乐。唐太宗说："礼仪、音乐,是圣人为了节制人们的情欲而设立的,用来教化百姓,它们应该符合规范。同样,政治的好坏,难道不也因此而生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前代的兴衰存亡,也跟音乐有关。陈后主灭亡,就是因为奢侈荒淫和为妃嫔们谱写淫曲《玉树后庭花》所造成的。齐灭亡,也是因为齐东昏侯作《伴侣曲》,行旅之人听到,无不悲伤而泣,这乃是亡国之音啊。所以,国家的存亡,全在于音乐"。唐太宗不同意,说："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声音怎么能影响人呢？快乐的人听到声音就会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会悲伤。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是音乐造成的。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内心凄苦。听到哀怨的音乐,内心十分感动,就会愈加悲伤。相反,一首悲哀的音乐,怎么会使快乐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们。但是,可以肯定,你们是不会悲伤的"。尚书右丞魏徵接着说："古人说,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音乐的关键在于人的心境,不在于音调"。唐太宗很赞同他的看法。
【原文】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阵乐舞》①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②、薛举③、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注解】①《破阵乐舞》：太宗为秦王时,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破阵乐》,用乐工二十八人,披银甲,执戟而舞。②刘武周：马邑人,隋时为鹰扬校尉,曾起兵附于突厥,突厥立其为定杨可汗,后被太宗击败于并州,奔突厥,为突厥所杀。③薛举：兰州人。隋末起兵自号西秦霸王,后被太宗所降。【译文】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书说："现在《破阵乐舞》在天下广为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陛下先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说："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才有了这个舞蹈和音乐。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宜把详情原原本本写出来。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敌人的驱使,如果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毕竟曾经有过君臣关系,肯定会于心不忍。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萧瑀道歉说："这件事臣根本没有想到"。
【评析】礼乐是纲常伦理的关键,是处理人际关系、改变道德风尚、调整君臣秩序的原则。儒学的理论,要通过礼乐来保证实施。太宗诏令改革礼制,自身躬行不辍,为天下之表率。
务农第三十【原文】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译文】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衣食为根本,经营农桑衣食,以不失时机为根本。要不失时机,只有君主不生事劳民才能做到。假若连年打仗,营建不停,而又想不占用农时,能办得到吗"?大臣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建宫室,人力既已用尽,灾祸也就接踵而至,他们难道就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没有使用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隋代灭亡的教训距今不远,陛下亲自承受了隋朝遗留下来的弊病,懂得怎样去改变,不过刚开始还比较容易,要坚持到底就很难。我真希望陛下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从而善始善终"。太宗说："你讲得很对。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能与民休息,百姓就欢乐,君主多私欲,百姓就痛苦,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任情纵欲,而不断克制告诫自己的原因"。
【原文】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①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肤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注解】①掇(duō)：拾取。【译文】贞观二年,京城大旱,蝗虫成灾。唐太宗亲自到田野去看稻谷,看见蝗虫猖獗,就捡起了几只并骂道："百姓视稻谷为生命,你却把谷子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如果说老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于国君一人,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应当只啃噬我的心脏,不要危害百姓"。说完就要把蝗虫吃掉,左右的臣子大惊,连忙制止说："吃了恐怕要生病,万万不可"。唐太宗说："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说完便一口将蝗虫吞下。从此,蝗虫不再成灾。
【原文】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①,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②以备仪注③"。太宗曰："今东作④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注解】①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二十岁)加冠的礼节。②追兵：增调、增补兵卒。③仪注：典礼仪式。④东作：指农事。【译文】贞观五年,主管大臣上书说："皇太子即将举行加冠礼,在二月里举行才吉祥,请陛下增加兵卫仪仗的规模,使礼节齐备"。太宗说："如今百姓春耕刚开始,这样做怕要妨碍农事"。于是下令将礼仪改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阴阳家的推算,在二月里举行最好"。太宗说："阴阳讲究禁忌,我从不信那一套。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阴阳家的话去办,不顾天理道义,而想求得福佑吉祥,怎么可能呢？如果所做的都遵照正道,自然会万事吉祥。并且,吉凶取决于人,怎能听信阴阳禁忌呢？农时很要紧,不能耽误片刻"。
【原文】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译文】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因为天下米价大都一斗值五个钱,更便宜的,一斗只值三个钱。因此,他对侍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生命。如果粮食不丰收,人们就不再为国家所有了。既然粮食对国计民生关系如此重大,我又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希望能够克勤克俭,不奢侈浮华,造福于民。我常常想赏赐天下百姓,使他们都富裕尊贵。现在我减少赋役,不占用他们农耕的时间,使他们能够顺应天时,把庄稼种好,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富裕。我还重视推行礼仪谦让的风气,让乡间的百姓,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其实,这就是使他们尊贵。只要天下都能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
【评析】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中心,历代王朝都把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农业发达,国家才能富庶,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丰衣足食。太宗省徭薄赋,期望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
刑法第三十一【原文】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①,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注解】①三槐、九棘：据《周礼》说,古代外朝种有三棵槐树,三公位在其下。后以"三槐"为三公的代称。又以朝廷树棘来分别朝臣的品位,左右各九,称"九棘"。【译文】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死了不能复生,所以执法务必要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对人仇恨,而是利于棺木出售的缘故。如今,执法部门审理每一件狱案,总是力求苟严,以此博得好的考核成绩。现在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做到公平恰当呢"?谏议大夫王珪进言道："只要选拔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判断狱案准确,就增加他们的俸禄,赏赐金帛,那么奸伪邪恶自然会止息"。太宗于是下令按这个办法实行。太宗又说："古时候判断狱案,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官询问,当今的三公、九卿就有这样的职责。从今以后,遇有死刑,都叫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高官以及尚书、九卿来议处,这样做,才有可能避免冤狱滥刑"。由于实行了这样的措施,到贞观四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只有二十九个,几乎做到刑法搁置不用。
【原文】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终将与人计之；众计之事,必有他人论之,岂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译文】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奴才告主子谋反作乱,这条律令危害非常大,必须除掉。如果真有谋反,肯定不是一个人单独的行为。一定是和别人合谋策划的。许多人策划的事情,肯定会引得别人议论,怎么偏偏由奴才告发呢？从今以后,凡是有奴才告发主子的案子,不要受理,全部下令将奴才斩首处决"。
【原文】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鞫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①。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既而悔之,谓房玄龄曰："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注解】①引与博戏：让他和自己博戏。【译文】贞观五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相州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一向有疯癫病,讲了些荒谬狂妄的话,唐太宗诏令治罪。张蕴古说："李好德患疯癫病证据确凿,按照法律不应判罪"。太宗答应对他予以从宽处理,张蕴古私下把太宗的旨意告诉李好德,并和他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太宗对张蕴古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便下令把张蕴古在东市斩首。不久,唐太宗对自己的做法很后悔,对房玄龄说："你们吃了君主的俸禄,就要替君主分忧,事无大小,都得留心。如今我不询问,你们就不说自己的看法,看到事情都不谏诤,这怎么能称作辅弼呢？比如,张蕴古身为法官,和狱囚一起博戏,还泄露我的话,虽说罪状严重,但如果按正常的法律量处,还不至于判处死刑。我当时盛怒,立即下令处死,你们竟然不说一句话,主管部门又不复奏,就把他处决,这难道合乎道理吗"?于是下诏说："凡有死刑,虽下令立即处决,都还得五次复奏"。唐代五复奏的规定,就是从张蕴古这件事情开始的。诏令中又说："遵照律文定罪,也可畿有冤情。从今以后,由门下省复审,有按照法令应当处死而情有可原的,应将案情抄录奏报"。
【原文】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为规诫。其词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①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②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③,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④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⑤,三光同其得失⑥。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⑦,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⑧；亦有魏帝,牵裾⑨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⑩。【注解】①辟：指国君。②具僚：指左右群臣。③亨屯(zhūn)：亨,顺通；屯,艰难。亨屯意谓解救危难,使之安顺。④大明：指太阳。⑤惨舒：残忍和宽大。⑥三光同其得失：依照日月星辰检查朝政得失。⑦彼昏不知：昏庸无知。⑧据馈频起：一顿饭要中断好几次。⑨牵裾(jū)：拉起衣服。⑩小心：小心谨慎。【译文】张蕴古,在贞观二年,任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时,他向唐太宗呈上了《大宝箴》一文,文辞华美,道理深刻,是一篇规诫朝政的好文章。内容如下：古往今来,纵观横看,君主都要为民造福,做君主的确不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各地随其所有进贡,满朝文武一呼百应。因此国君容易丢掉戒备之心,滋生放纵之情。岂知福兮祸所伏,事故生于疏忽,灾祸生于意外,世事无常。所以圣人顺应天意,拯济苍生,归罪于自己,施恩于百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君主以一己之躯侍奉天下,不以天下百姓侍奉一身。用礼教防止奢靡,制定音乐防止其放荡。左右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行,外出时戒备森严,回宫时路禁行人。按照春夏秋冬而调整其宽严,依据日月星辰检查得失。因此,自己的言行就成了国家法度,声音就成了时代旋律。君王是天下人的楷模。不以臣下为无知,身居高位而能倾听下面的呼声；不可掉以轻心,让小小的过失酿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快乐不可过度,过度则转喜为悲；欲望不可放纵,放纵则成为祸患。君王居住琼楼玉宇,何等华丽,其实尺幅之地就可以容身。那些暴君不明这道理,竟用美玉来修筑楼台宫室。山珍海味任由享用,其实食物只要合口就已很好了。而一味放纵的暴君却贮酒为池,酒糟堆成山。不要沉溺于女色和打猎,不以奇珍异宝为贵,不听让人堕落的音乐。在内沉迷美色会损害健康,在外沉迷田猎会放荡人心,贪稀有的财宝是奢侈,迷亡国的音乐为淫靡。不要倨傲,轻视贤才,不要认为自己富有智能而拒绝忠言。魏文帝辛毗拉着他的衣服,苦苦劝阻。他也不制止。古代宽厚仁慈的君王,汉高祖可为典范。他处理政事像周文王一样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原文】《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①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②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③,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佑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注解】①冕旒(liú)：冠冕。②黈纩(tǒu kuànɡ)：黄丝绵。古代帝王戴冕,两旁各挂一小团黄绵,以示不听无益之言。③爰术金镜：借助历史的镜子。【译文】《诗经》写道："不去认识就不会了解"。《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为君之道光明正大"。必须一视同仁,不随意流露好恶之情。被众人指责的就加以处罚,被众人赞赏的就实行赏赐。打击邪恶整顿乱世,伸张正义昭雪冤案,所以说：好比是秤,它并不确定物体的重量,而物体用秤一称,轻重自然就显示出来了；好比是镜子,它并不赋予物体形状,但是物体在镜子前面一照,美丑自然就显露出来了。不要糊里糊涂,是非不分,也不要过分苛刻,以苛察为明。虽然冠冕遮目也要看到尚未酿成的问题,虽然棉絮塞耳也要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心地宽广无所不容,神智超群无所不通。像洪钟,随着叩打者用力大小发出不同的声音；像大海,任取水的人用多用少都能满足。所以说："上天得以清朗,大地得以安宁,王侯得以天下归心"。一年四季默默地交替轮转,寒暑有序；万物无为旧忘新生。帝王可以把天下治理得和平安宁,使人看不到自己的作用。陛下崛起于乱世,凭借智能和武功,挫败群雄。现在,百姓只惧怕您的神威,还没有感激您的恩德。陛下顺应天意,力行淳朴之风；老百姓开始归附,但还未能保持到最终。于是要倡导道义,显示陛下无不洞察。以诚心对百姓,用行动实现诺言。基本国策要掌握,语言辞令有褒贬。让天下成为公有,让皇帝有美好德行。像商汤那样网开三面祝告禽兽逃生以示仁慈,像舜帝那样弹琴颂诗教化百姓。一天又一天,念念在于此。陛下顺就了民心,因此上天保佑。使群臣斗胆妄言,纷纷进谏。唐太宗看后很是赞许,赐给他丝帛三百段,加封他为大理寺丞。
【原文】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三覆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惑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译文】贞观五年,唐太宗下诏说："国家规定判处某人死刑必须经过三次审理,而现在京城的各个官府衙门,奏请判处死刑,虽然批报三次,一般来说都在一天内就决定了,没有经过片刻的思考审核,三次审理的规定不是形同虚设吗？这样做的话,即使事后有所反悔,也无可挽救了。从今以后,京城的官府判决死罪,必须在两日内经过五次上奏审核,京城外的,必须经过三次上奏审核"。不久,又亲自手谕下诏说："过去有关部门判处案子,大都根据法律条文办事,有时候虽情有可原但又不敢违反律令,如果死守条款,恐怕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来。从今以后,门下省如果发现根据法令该判处死罪,而情有可原的案子,应该写成状子上奏再审"。
【原文】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译文】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由于违抗李靖的节制调度,还诬告李靖谋反,被判死罪,后减免死罪流放到边远地方。当时有人上书为他求情说："高甑生是当年秦王府的功臣,请求陛下宽免他的过错"。唐太宗说："他过去曾在秦王府出过力,确实不应该忘记,但是治国守法,必须统一,今天如果赦免他,就开了侥幸之路。而且当初起兵太原,参加作战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以免罪,那么谁会不存侥幸之想呢,有功的人,都会依仗功劳,犯法作乱。我之所以决定不予赦免,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原文】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①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戎②,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注解】①上：指君主。②华戎：原指中原的民族和边疆的少数民族。这里指普天之下。【译文】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书说：我看见《尚书》上讲："申明道理,谨慎刑罚"。"用刑千万要慎重！"《礼记》说："君上宽厚容易侍奉,臣下老实容易驱使,这样就用不着多少刑罚了。如果国君和臣子之间互相怀疑,那么老百姓就会疑惑；臣下不易驱使,君上就得劳神费心了"。君上容易侍奉,臣下就容易驱使,君上可以不必操劳,百姓也不会困惑。所以君有一德,臣无二心,君播种忠厚之诚,臣竭尽辅佐之力,这样太平基业才不会毁灭,欢乐的歌声才会四起。当今国泰民安,陛下恩及四海,无人不服,无远不至。但口头上虽然说崇尚精简刑法,但刑罚的实行上仍有不足之处。赏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倡善良、铲除邪恶,因此,帝王不能按贵贱亲疏之别而有轻重之分。如今的赏罚,不一定都能实现《尚书》《礼记》所提倡的那样。有的赏罚所把握的尺度出于自己的好恶,有的赏罚的轻重出于自己的喜怒：遇到自己高兴时就把感情融于法律之中,遇到自己生气时就在情理之外无端定他的罪；自己所喜欢的哪怕是钻透他的皮来也要展露出他光鲜的毛发,所厌恶的即便是已经洗清掉他的污垢了还要找出其残留的痕迹。找到蛛丝马迹就滥使刑罚,找出漂亮光鲜的羽翼就错误地奖赏他。滥刑增长了小人的气势,错误的奖赏就会使君子之道消失殆尽。对小人之恶不予以惩罚,对君子之善不予以奖励,如果这样做还指望国家秩序井然,赏罚得法,这是没有听说过的。
【原文】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①；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②。直道而行,非无三黜③,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④,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⑤,汉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⑥。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注解】①孔、老：指孔子和老子。②申、韩：指战国时期的申不害和韩非子。③三黜：三次被罢官。《论语》载柳下惠为士师,三次被罢黜,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④州犁上下其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楚攻郑,穿封戌俘郑将皇颉,公子围争功,请伯州犁裁处。伯州犁叫俘虏作证,而有意偏袒公子围,于是对皇颉进行暗示：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皇颉心领神会地说："我遇上王子,被打败了"。后来把串通作弊、徇情枉法称为"上下其手"。⑤张汤轻重其心：汉张汤为廷尉,断处案件不严格执法,而是揣摩迎合皇上意志,或轻判,或重判,以讨皇上欢心。⑥攸渐：所渐。【译文】再说平时闲谈,都是崇尚孔子、老子的学说,而在生气的时候,谈论刑罚赏赐,就取法于申不害、韩非子的说法。直道而行的人有的屡遭贬黜,人人自危的事也不少,所以说道德未能光大,反而使刻薄之风愈演愈烈。这样一来,百姓中会滋生出许多事端,如果人人趋炎附势,就难免使法律不统一,这对君主的品德道行是极其有害的。过去伯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法律因此而偏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的刑法因此产生弊端。人臣有意偏袒尚且使别人所受的欺骗不能得以申诉,何况君主任意钦定的高下之分,别人怎能不慌乱而无措呢？帝王应有圣明的智能,明察秋毫,幽暗隐微处无不看得清清楚楚,难道连圣人都无法避免有所遗漏吗？君王应该安百姓所安,不要只存惩罚之念；乐百姓所乐,避免犯古人同样的过失。祸福相倚,吉凶互存,关键要看一个人如何选择,滥施刑罚的危害如此之大,怎能不慎重呢？如果稍不顺心,就严加处罚,或者是因为供奉不足,或者因为营建的工程违背了命令,或者因为进贡的物品不称心如意,或者因为没有听从命令,这些都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长此以往,恐怕会使骄奢放纵之情滋生蔓延。所以"尊贵之后,虽非有意骄横,可骄横自然会产生；富裕之后,虽不刻意奢侈,而奢侈自然会滋生",这句话并不是无稽之谈啊！
【原文】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①。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注解】①临照：照耀到。这里是亲眼所见的意思。【译文】我朝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乱亡的根源,陛下都亲眼看见了。拿隋朝的物资、兵甲、人口和现在的情况相比,成什么比例？然而隋朝富强反而败亡,原因就在于它好动,扰民不已；我朝贫穷反而安宁,原因在于务静,无为而治。静则安,动则乱,这个道理人人皆知,并非细微深藏难以察见。然而却很少有人踏上平易之路,更多的是重蹈覆辙,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过去隋朝在未动乱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动乱；在未灭亡之前,自以为肯定不会灭亡。所以连年征战,徭役不息,以至到了将要灭亡的时候,竟然尚未觉察出自己灭亡的原因,这岂不是十分可悲吗？
【原文】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观,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译文】要观察自己的美丑,必须面对平静的水面；要鉴察国家的安危,必须吸取亡国的教训。所以《诗经》上说："殷朝可以引为借鉴的例子并不远,就在夏朝的末代皇帝"。又说："拿着斧子砍树枝做斧柄,斧柄就在眼前"。为臣但愿当今所采取的政策,一定要以隋朝为借鉴。这样,国家的存亡治乱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够思考其危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大治了；如果能够思考其灭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生存了。望陛下弄清存亡的关键,听从规劝,节制嗜欲,省却游猎之乐,停止豪华的建造,取消不急之务,谨防偏听之怒；亲近忠良,远离奸邪,杜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口的忠言。斥退投机取巧的人,鄙视难得之物,像尧、舜那样鼓励臣民进谏,像禹、汤那样凡事归罪于自己,爱惜点滴的财物,顺和百姓之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坚持励精图治以求受益,谨防骄傲自满以免招损。这样做事就会得到众人的臣服,说话就会一呼百应,道德超越前人,风范垂于后世。这就是圣哲的宏图,帝王的大业,能成就宏伟事业,就在于慎守。
【原文】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佚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固无得而称焉。太宗深嘉而纳用。【译文】守帝王之业容易,创帝王之业艰难。既然得到了艰难的,难道还保不住容易的？如果有人保不牢固,那就是骄奢淫逸的缘故。慎终如始,怎能不时刻自我勉励呢！《易经》上说："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样,自身平安,国家也就可以保住了"。这话很对,不可不去深刻理解。想来陛下向善之志不减当年,而闻过必改的精神却有点不如往日。如果在今天平安无事的情况下,还像过去那样谦恭节俭,那就尽善尽美了,必将会受到人们的赞颂。太宗皇帝对魏徵的意见大为赞赏并予以采纳。
【原文】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①者,被御史劾奏②。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臣恶。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③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成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④,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⑤,但令明加纠访科罪⑥,庶可肃清奸恶"。【注解】①十恶：大罪。古时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敬、不义、内乱称为十恶。②劾奏：上书弹劾。③陶染：熏陶感染。④掩蔽：包庇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