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产业论文汇总十篇
电影产业论文篇（1）
一、两种聚焦
不管是业界还是业外，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电影正在回到社会文化舆论的话题中心。不同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报纸为代表的平面媒体，不再只是在副刊中间隔性地为电影提供学术性的“影评”篇幅，而是开始高密度地刊登电影的投拍消息、明星花絮、导演行踪；而在以电视为代表的视听媒体中，对电影事件和电影人物的报道也愈来愈占据文化娱乐栏目的首要位置。与此同时，关于电影创作整体动向和导演个人艺术行为的议论分析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地来自从事娱乐报道的媒体记者，而少数专家学者的声音在众声喧哗之中已然不复往日的荣耀。的确，从总体而言，电影在经历了一度的边缘化之后，正在重新位移到人们谈论的焦点区域。
这当然是好现象。
但是，在引起社会舆论热情关注的同时，电影界也正在遭遇出于种种目的的责难。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些责难似乎集中在了这样一个话题：每年拍摄的这么多国产片为什么不能经常在电影院看到？有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甚至用“迷失”、“消失”、“失踪”这样的富于文学性的字眼，作为文章的关键词；而有的报纸则更是赫然以《出得了电影局，进不了电影院》、《银幕“废”电，千部国产片有“影”无踪》作为文章的标题。于是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与若干年前相比，电影是否真的开始迈向繁荣了？改革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笔者认为，对于上述问题，需要进行冷静的思考才能找到答案。
二、历史中的现实
让我们先来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和对比。中国电影的改革之路，始于1993年。这一年，一些制片单位开始越过中央级或省市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而直接向下一级发行放映机构销售影片。已经维持了数十年的统购统销局面开始被打破，地域性垄断的防线也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但是，电影发行的初期振荡，并没有很快催发当时电影体制的整体创新，电影界仍处于大变革的前夜。由于长期形成的观念桎梏，上个世纪整个90年代的电影业几乎处于连年滑坡状态，其负面效应甚至延续到了2001年——这一年，连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拍摄的20来部16毫米胶片电视电影计算在内，全国的故事片产量总共才88部。与影片产量减少相伴而行的是：电影观众人次以每年近10亿的速度下降（而1979年我国电影观众的人次曾经达到过293亿），专业电影院在渐离主营业务的同时数量也不断减少，一贯享受拍片特许权的电影制片厂度日艰难。至此，长期被作为文化事业的电影业，与日益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不适应性甚至矛盾性，严重凸现了出来。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窘境中，根据电影自身的特性，把电影作为产业来管理和经营的观念渐渐明朗起来。
2000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2001年12月，又公布了新修订的《电影管理条例》。这两个法规性文件，在总结实践和履行引导职能的基础上，对过去一些限制性的政策做了调整，开始从某种程度上显现出开放搞活的胸襟。而政策的部分调整，渐渐使电影的局面有了变化——2002年，尽管整个电影市场票房涨幅不是很大（总票房约9亿元，在前些年的基础上止跌略升），但国产故事片的生产数量却爬升到了100部；其中，由非国营制片单位（社会力量）独立或联合出品的故事片达到34部，较上一年的19部增长了12%。与此同时，全国23个省市以“合纵连横”方式组建的30条院线横空出世。院线制的建立，彻底打破了放映发行跨地区经营的壁垒，有效整合了多种资源，其规模效应在下一年度的票房业绩中很快就有了显现。
2003年可以说是电影产业化改革初见成效的一年。随着上一年《关于取得〈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资格认证制度的实施细则（试行）》的制定和实施，影片投资和拍摄进一步向全社会开放。电影作为产业的概念更加明晰，电影的生产和市场活力得到了激发。这一年，尽管经受了“非典”的严峻考验，但国产故事片的产量达到了140部，较上年增加了40部；国内票房达到1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亿元。
2004年和2005年，电影的产业化发展更是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随着《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2003年12月）、《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4年1月）、《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2004年7月）、《电影企业经营准入资格暂行规定》（2004年11月）等几个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电影作为产业的概念全面确立。在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鼓励非公资本（包括境外资本）积极进入的政策环境下，电影的创作生产、影院经营、市场发行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活跃的多主体投资局面，从而使得整个行业呈现出迅猛攀升的势头。2004年，国产故事片的产量跃升到212部（其中社会力量独立或联合出品100部，较上年的49部增长了近500%）；国内票房达到15亿元，较上年增长50%；电影的主业收入（包括国内票房、电视播映、海外销售）达到36亿元，较上年的22亿元增长66%。而到了2005年，国产故事片产量又上升为260部（其中社会力量独立或联合出品172部，就资金数量论，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在全年16亿元制片投资总额中占到了80%）；国内票房达到20亿元，同比增长33%；电影的主业收入达到48亿元，同比亦增长33%（参见表1、表2）。
表1.2000-2005年国产故事片产量统计表年份总产量国有制片厂出品社会力量独立或联合出品
（部）数量（部）百分比数量（部）百分比
2000年916875%2325%
2001年886978%1922%
2002年1006666%344%
2003年1409165%4935%
2004年21211253%10047%
2005年2608834%17266%
表2.2002-2005国内票房及主业总收入情况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
国内票房9101520
主业总收入（含票房、不详223648
电视播映、海外销售）
同样是2005年，国产影片的单片票房最高纪录和国产影片的总票房，继上两年之后第三年超过进口影片；18部影片在24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32个奖项。与此同时，院线制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加入院线的影院数量较院线制建立初期大幅度增加。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的院线数量达到37条，下辖影院达1,243家，银幕总数达2,668块①（参见表3）。
表3.院线情况统计表院线数量（条）所辖影院（家）银幕总数（块）
2002年308721,581
2004年361,1882,396
2005年371,2432,668
毫无疑问，从上述简略的回顾和对比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由于产业化改革的持续推进，近年来的中国电影无论从创作数量还是产业规模，都较以往有了显著的提升。而电影市场上扬的势头，还仍在持续显现之中。据《中国电影报》统计，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电影总票房4.0623亿元，比2005年同期的2.9086亿元增长39.7%，比2004年同期的2.2565亿元增长80%；观众人数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21.7%，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47%。②而春节后通常被认为是淡季的二、三月份，也通过对营销手段的挖掘，出人意料地呈现“井喷状态”——情人节档期票房达2000万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22%；新开发的三八节档期，票房比2005年同期激增110%，观影人次增长84%。③由此看来，改革，也只有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改革，中国电影才能不断获得和保持发展的动力和生机。
三、市场辨析
在做了上述历史的审视之后，我们再来对所谓国产电影“市场失踪”问题进行一番辩证的审视。在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时代，国产新片一般都由各级发行公司通过统一排片的手段与影院观众见面，唯一不同的只是影片映期或长或短。但随着统购统销局面的彻底打破，影片的制片、发行、放映各方都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作为市场主体，制片、发行、放映各方既可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以统一档期的形式向影院供片，也可以通过某条院线或某个地区在不同时间段以分销的形式向影院供片，这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一种必然。由于影片供销方式和市场需求变得日益灵活多样，因此，就会出现有的影片在全国不同步放映甚或只在局部地区放映的情况。这大概就是影迷和关心电影的媒体产生“新片在影院上映数量太少”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实上，某部影片未在某个地区上映，并不能说明该片未能进入影院市场。据《中国电影报》的不完全统计，“2005年进入院线放映的国产片增多，全国院线在2005年发行新片180部左右，其中国产新片125部”。④这125部国产新片，有的进入跨地区院线，有的进入局部院线，而院线还不是全国影院的全部。如果按另外至少有40部影片以各种形式进入二级市场统计的话，2005年在影院上映的国产新片数量应该达到165部左右，占当年产量的63%。诚然，近些年确有一部分影片由于艺术质量问题而未能为市场所接纳，也有一部分影片由于缺少后期推广资金或版权纠纷问题暂时没有发行，但就总体而言，大多数国产新片还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影院，因此，所谓绝大多数影片拍摄完成后就扔进了仓库的说法，只是部分媒体从局部角度出发的一种臆断，与事实并不相符。
在谈到影片是否进入市场的问题时，我们还需辨明一个观念：对于电影产品来说，影院放映虽然是重要的营销渠道，但并不是唯一的营销渠道；其票房收入也并不是衡量一部影片市场成败的唯一标尺。世界电影产业发展到当代，传统的以影院为主的单一盈利模式，越来越为多元盈利模式所取代，影院放映、电视播映、碟带发行、网络点播及其他新媒体开发，共同构筑了电影的多渠道、多层次的立体市场空间，从而也使电影拥有了更多的产出方式。与此同时，影院票房在电影产业综合收入中的比重也处于不断下降的位置。以美国为例，上个世纪50年代，票房占整个美国电影产业总收入的90%，1980年这一数字下降为76%，而到了1990年和1995年又分别下降为32%和30%。在票房比重下降的同时，各项后电影开发的收入则大幅度上升。目前，在美国电影总的产出结构中，非银幕收入已占到80%，形成了典型的“二八结构”。而即使在票房收入这一块中，美国近年来的情况也主要集中于少数影片，即以2004年为例，美国电影市场共投放影片400部左右，其92.14亿美元总票房的90%来源于排在前40名的影片。这也就是说，其他数百部影片在分切剩下的10%票房的同时，更多是依靠影院之外的多种渠道来回收成本或获得盈利。由此可见，在盈利渠道日趋多元的情形下，电影产品的市场效益不能完全凭其是否上影院或影院放映规模、影院观众人次来判定。就我国而言，有的制片方由于投资规模较小，出于节省拷贝印制、宣传推广等后期成本的考虑，采用投放局部影院或直接进入电视播映、音像发行等非银幕市场的方式销售影片，也属正常现象。如果这种方式能够使相当一部分制片方维持投入产出的平衡，或由此获得利润进行扩大再生产，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恰恰是我国当代电影产业从总体上走向成熟的表现。
四、乐观的预测
2005年3月，国内知名投资机构易凯资本在其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中国电影市场当年的产值规模预期能够达到41亿元人民币左右。当易凯资本的CEO王冉将这份报告亲自送到默多克手中时，这位传媒大亨说：“41亿元？这么少？”
默多克感到吃惊是有道理的。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水平，电影的产业规模还实在是太小。但从默多克此话的背后，我们或许也能读解出中国电影产业还应该有更大的增长空间之意。
根据国外的经验，当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时，文化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期。当前，我国的文化娱乐消费正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而随着产业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电影也将获得一个更为乐观的产业前景。从可以预测的角度而言，在未来几年中，中国电影在产出方面是有可能持续增长的。
（一）银幕放映市场
银幕市场的票房产出，大部分来自城市中的影院设施。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影片未能在银幕上获得放映收入，很大程度上也与影院银幕数量太少有关。我国现有影院3,000多家，除37条院线下辖的1,243家影院2,668块银幕外，非院线影院以1家1块银幕计，全国银幕总数大约为3,600块左右。按城市人口比例，我国的银幕数量与美国的30,000多块和韩国的约1,500块相比，尚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从过去的几年看，我国大城市的影院投资正处于方兴未艾阶段，业外民营资金和境外资金正在不断涌入这股投资热潮中（这之中也包括房地产商在商业设施甚至居民住宅区中的影院投资）。在传统影院数量增多的同时，我国的数字影院也呈急速增长之势（参见表4），数量已处世界领先地位。
表4.数字影院银幕数量增长表（单位：块）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
3454146211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股影院投资热潮可能会很快向中小城市辐射。在影院环境改善和银幕数量增加的情况下，我国近4亿城市人口若每人每年看一次电影，按每次15元计，影院票房也有可能达到60亿元。
此外，我们也不可忽视农村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目前，我国在农村传统的16毫米胶片放映之外，正在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电影的放映。新研发的dMs系统在试点地区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和市场效益。随着广电总局和当地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农村电影放映将进一步普及，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我国现有9亿农村人口，若每人每年看0.5次，按每部5元计，其市场规模也有可能达到20亿元以上。
（二）非银幕市场
如前所述，当代世界电影的营销渠道和盈利模式正在日益多元化。随着技术革命和各种新媒体的发展，电影的视听终端不断增多。在家庭电视机接收和录像机放映之外，新的非银幕方式的视听终端至少包括：影碟机、电脑（包括机上DVD和网络下载）、楼宇电视、公交和列车移动电视、航空器电视、酒店VOD点播、手机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视听终端的增多一方面使得电影的消费人群增多了（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也使电影“作为节目”而越来越成为“内容产业”。而当电影一旦成为“内容产业”，无疑将为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增值空间。仅以电影的宽频网络下载一项而论，我国现有1.1亿网民，若按一半人有在网上下载看片的习惯，以每部1元每月看两部计，全年也应有11多亿元的收入。⑤在知识保护环境得到改善的前提下，电影的各种新媒体传播收入的前景，可谓未可限量。
五、必要的正视
当然，预测还只是预测。尽管中国电影近年来的产业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整个文化娱乐产业中，电影当前还仍然是弱势行业。中国电影更大发展的整体拐点尚未到来。而在迎接这个整体拐点的过程中，笔者认为至少还面临以下一些有待改善或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创作质量
毫无疑问，在影响人们电影消费欲望的诸种因素中，影片创作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近年来国产影片在生产数量快速递升的同时，在创作质量上还缺少整体的提升。平庸和劣质的影片屡有出现，甚至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些平庸和劣质影片的产生，除了某些制片商的投机行为所致之外，创作观念的陈旧和艺术功力的缺乏也是其中一大原因。与此同时，一些影片虽然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探索，但由于主创人员过于沉醉干个人化的生活体验及其影像表述，也使得作品缺少市场竞争力。此种现象，在已经有过多年拍片经历的“后第五代”导演身上显得较为普遍。而问题还在于，对于这些相对年轻的导演来说，他们的影片不仅经常“手法跟不上想法”，而且其所表现的内容也常常显得“老气横秋”。在接受《中国电影报》记者的采访时，多次来华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席沙吉·罗塞克如是说：“在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第六代’拍出来的电影不一定就是年轻时尚的，虽然他们掌握了前卫的表现手法。”⑥应该说，沙吉·罗塞克的批评确实不无道理。
（二）产品结构
当前中国电影的整体产品结构，低成本或较小投资影片的数量过多，而投资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和票房在1000-1500万元之间的中等片，在产品数量上和整体产值中并没有起到中坚作用。只有中等规模影片在产品结构中的比例逐步扩大，电影的整个产业基础才能得到有效的夯实。如何使中等规模影片在获得良性循环的同时增加生产数量，应该是投资商、发行商、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共同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投资体系
尽管业外民营资本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电影业，但目前较完善的电影投资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一个完善的电影投资体系，至少应该有风险投资机构和金融贷款的积极介入。而目前，由于版权交易不规范、知识产权状况不佳、数据统计手段匮乏及统计信息不透明（包括偷漏瞒报现象严重）等原因，电影业还较难获得风险投资和金融贷款。而缺少既熟悉融投资业务、又深谙电影行业规律的职业经理人，以及国有电影企业缺少现代企业管理的机制和经验，也是中国电影在突破资金瓶颈时面临的一大问题。
在政府的资金支持机制方面，目前的一些做法或许也有需要适当改良之处。国家对主旋律重点片、科教片、儿童片、动画片、纪录片、少数民族题材和农村题材影片，通过“政府购买”、评奖、补贴等方式给予资助，当然是必要的和必需的。但是，这些影片在得到政府资助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全部或部分的公共产品功能，而作为公共产品就有一个如何使社会效益发挥到最大化的问题。因此，在政府资助环节，还应该建立一种效益评估机制，对资助对象的前期预算报表、生产周期计划、目标市场分析以及后期的推广手段和效果，进行较细致和严格的审核，这样才能使资金使用决策进一步科学化，同时也才能更好体现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平性和导向性。
（四）知识产权保护
与以上几个方面相比，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应该是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作为“内容产业”，电影的市场交易说到底是一种版权经济。但是，在电影产业链日益延伸并日益开拓出可观的增值前景的同时，各种形式的未经权利人许可的盗版、盗播行为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目前国内电视频道（尤其是各级地方频道）所播出的电影节目，绝大多数均属盗播行为。而光盘盗版也屡禁不止，并且极大地冲击了音像市场的合法交易，甚至已经严重威胁到音像企业的生存⑦；电影版权拥有者与音像经营机构业已经初步建立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至于在各种依靠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媒体中，损害影片权利人利益的非法行为更是极为普遍；尤其在网络宽频业务中，肆意盗播和免费下载电影节目可谓触目惊心。上述种种盗版、盗播行为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自然与提供者和使用者版权意识模糊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违法成本过低和维权成本过高。作为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关部门尚需加大行政投入和司法力度，建立真正有效的市场监管体系，这样方能为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生产提供良好的产业环境。⑧
注释：
①2005年全国电影院线较上一年新增加影院55家，新增银幕272块。据《中国电影报》2006年第2期《解读中国电影市场产业结构之变》一文估算，2005年我国在影院建设上的投资总额应不少于10亿元。
②范丽珍《数字解读春季影市》，《中国电影报》2006年第16期。该文所列全国电影总票房，仅限于已加入计算机联网的影院的票房数据，不含未加入“联网”的影院票房和买断影片折算票房。
③朱玉卿《水涨船高，增幅喜人——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电影市场评述》，《中国电影报》2006年第14期。
④刘嘉、丁一岚《解读中国电影市场产业结构之变》，《中国电影报》2006年第2期。
⑤根据中华传媒网()转载的《传播渠道整合趋势下的电影接触情况与评价量表》（作者：张洪忠、许航、何艳）一文调查，北京地区大学生有91.3%通过电影院、电脑、电视等各种渠道在每个月看过至少一部电影，其中，看过1-2部的为22.3%，看过3-5部的为36.3%，看过6-10部的为23.4%，而平均接触率达到5.74部。而通过网络下载方式和使用VCD、DVD方式在电脑上看电影的比例，分别达到46.83%和23.30%。根据这个调查推论，目前中国1562万在校大学生，若平均每人每月在网上看1.5部电影，以每部1元计，此项收入也可达到2亿元以上。
电影产业论文篇（2）
完善的电影市场体制不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能凭借政府赋予的权力来控制行业垄断市场。为了电影产业低迷状况的回升及复兴，制定产业政策的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建立一套适合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律的电影管理体制显然是重中之重——它是中国电影产业进行深层次改革的前提。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深化改革、应对入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它具体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垄断控制、政府代管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与需要。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在于对电影作为产业的清晰定位上。
有专家开始引入经济学中“准公共物品”这一概念。[34]从市场经济的理论上讲，电影是准公共物品，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场提供。针对“准公共物品”，政府的基本职能，一是承担引导职能；二是承担监管职能；三是承担法律职能。不同的准公共物品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只要以经济学研究的本质为出发点去思考，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不同作用，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电影而言，政府的主要职责一是负责根据本国民族习惯、政治制度，对电影的内容进行审查；二是维护电影业的正常运作，如打击盗版。而市场的主要功能是为社会提供电影产品，建立完全市场化的电影制作体系和发行放映体系。也就是说，在二者之间，政府一方面要行使公共职能，另一方面要逐步放弃对其的经营职能。
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政府的管理方式，将从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即：国家调解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对文化生产（主要指进入文化市场的部分）的管理，必须以间接管理为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文化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文化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具体到电影产业上，这就要求，各级电影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开，从而真正面向市场，掌握市场的变化，运用市场调控手段，来实现对电影市场的管理目标，促进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政府管理职能正在悄然改革当中，我们也希望“市场”这一只手（或曰“资本”这一只手）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从而使市场在我国电影行业中的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2）创新政府管理体制
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是真正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的关键。政府管理体制的一个原则是从办电影向管电影转变，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从面向系统内向面向全社会转变。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应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应该减少政府审批手续。健全电影市场的经营资格准入、产品准入、资本准入和技术标准准入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完善审批程序，增加期间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规范经营主体资格和专业资质的审批，为企业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营环境，对行为不规范、产品不合格和服务质量低劣的电影企业，依法进行整改或取消经营资格。
应该改革电影立项、审查制度。应该积极探索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影片分级制度，将未成年观众和成人观众区别服务，做到既真正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又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分级制是国外的通行做法，我们应该尽快建立电影的分级制，以解决创作中经常要遇到的种种困惑和问题。
应该发挥各专业协会、学会和中介组织的职能和作用。一方面应该使这些团体能够从根本上加强对本行业权益的维护，制定行业规则，健全行业自律机制，提高行业队伍素质，规范行业管理，更好地参与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应该使这些团体成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从而进一步促进政府管理体制更好地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
应该尽快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应该抓紧修订和完善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现行政策法规，制订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相关配套政策。在现有《电影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的基础上，抓紧电影的立法工作，尽快起草和颁布实施，以“始终把握面向市场、公平竞争、依法管理、保障权益、行业自律、促进发展”作为电影立法的宗旨。电影法是电影工作的法律性文件，它的诞生对于电影产业和电影事业的协调发展将起到无比重要的作用。
（3）深化企业内部机制改革
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单位是电影市场的经营实体，必须深化这些电影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加快制度创新，从而适应目前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运作及面临的市场激烈竞争。目前，在我国现有的30多家国有电影生产单位中，大概有三分之二还是所谓的事业单位，这种性质的单位，是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应该摘掉事业单位的帽子，实行企业化管理，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而就企业而言，必须让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法人企业，通过建立健全有序高效的决策机制、经营机制、评估机制，健全竞争激励约束机制，实行经营目标和岗位目标责任制，从而增强企业的实力和活力。
深化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应该着重增强企业的经营理念。应该改变目前很多电影企业经营理念薄弱，经营意识欠缺，经营行为简单，赢利模式单一的现状，要使这些企业成为有效的经营实体，解决好投资主体、责任主体、利益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实际运营中，应该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资金运作预决算机制、监管机制和责任机制。
在深化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中，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其朝着公司制改造和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上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要改变以往政府养企业的传统观念，打破那种“等、靠、要”的计划经济思想，破除大锅饭和平均分配的旧观念，实行岗位聘任制和劳动合同制，使员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分配工效挂钩。与此同时，还应该大力培育和发展民营企业，给予他们独立的拍摄权、影片发行权和院线公司经营权，以培养多种形式的市场主体，从而利用经济杠杆，在另一个侧面促进国有企业内部机制改革进程。国有与民营的双条腿走路，将能使电影市场在市场多主体下尽快实现市场的繁荣。
2．重视电影产业中的资本运作方式
电影被定位为文化产业，那么不可避免的就要提到产业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就是资本。目前，我国电影产业应该有效地采取资本运作的方式，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消除现有的资金屏障，广开渠道，吸纳非系统内的其他资本，以促进资本的市场化流通，并建立一个健康的资本运作平台，从而进入资本运作的高级阶段，以此提升中国电影产业的规模。我国国情的现实已经证明这一点，作为世界上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的社会资金总量还将进一步增长，随着金融市场的完善和鼓励民间投资政策力度的加大，电影产业可望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电影产业应该抓住这一时机。
以资本来运作市场，对于电影产业化的益处显而易见。资本于电影业的意义也远远不仅在资本发展的自身需要。现有的改革基本上属于以主管部门为主导的改革，市场并未真正起核心作用。这种改革势必出现与市场或多或少的脱离，从而导致政策上的考虑欠周，而使改革没有力度，缺乏可行性。同时，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大多是行政性的命令，容易造成了“指令代替了服务，管束代替了自律”的结果。同时，市场风云变幻迅疾，主管部门的决策往往存在时间差的问题，不利于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决策。如果以资本运作主导改革，一方面，将使市场形成一种自我调节的功能，另一方面，主管部门作为最后的决策部门，根据国家政策与法律，对自下而上的改革方案做出决策判断，这样能保证改革的真正方向，使改革真正出现成效。具体而言，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可以说，电影产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与电影产业资本闸门是成正比的。在一定的体制保证下，资本闸门开得越大，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高。长期以来，由于电影业收入来源的单一化，资金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电影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仅凭自身的资本积累无法达到国外竞争的压力给国内电影实体带来的超常规发展的要求。寻求行业外的资本合作，成了中国电影产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因此，应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行许可证制度，鼓励一切有实力、有条件的国有、民营文化企业进入电影制片、发行、放映领域。
（2）拓宽融资渠道
应该鼓励符合条件的电影系统外国有、非国有文化单位资本（外资除外）合资或独资拍摄影片、发行销售国产影片、加入院线或独资组建院线、改建电影院。同时，在外资新建或改建影院的门槛方面继续探索，及时总结目前七个试点城市在实际操作中的经验得失，进一步制定相应的政策，积极推广实施过程中有利的一面，规避有弊的一面。
（3）降低投资风险
目前，由于电影产业的经营有两大风险：政治风险和经营风险。因此，在现实的社会运行框架内，考虑到投资安全和市场卖点，娱乐性较强的影片特别是纯娱乐的影片最为投资者看重。一方面，娱乐不挑战现存的游戏规则，按规矩办事，另一方面娱乐作为最普遍的传播产品类别，受到最大多数人的欢迎。但是，如果仅仅是娱乐片得到发展，而其他类型片得不到发展，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本身不仅是对电影作为艺术本身的一个损害，同时也将对电影作为产业带来长远的不利影响。因此在宏观政策的风险方面，应该建立投资风险的有效减低政策，从而对投资者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保证体系，以解除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使市场发展能平衡地、健康地发展。
（4）实行电影产业优惠政策
应该积极制定并完善电影产业优惠政策，继续实行国家对电影扶持的现有政策不变，同时进一步通过财税政策调节并加大对电影企业进入市场运营的力度。在相应的领域内，应该进行鼓励或优惠政策，比如继续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国家鼓励的重点影片、少数民族影片、农村影片（包括农村实用科教片）、儿童影片和动画片等进行长期扶持，对国产动画片制作机构给予免征所有税种的优惠政策。同时在影院的新建与改建、积极放映国产影片等方面，都应该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植和优惠。
以上四点是吸纳资金的重要措施。在资本到位之后，从目前在资本运作中所取得的经验和国际资本运作的发展趋势来看，资本到位后的运作关键是多元化，即产权结构多元化，大力推广公司制和股份制；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大力吸纳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一方面是电影产业间的多元化经营，一方面是跳出电影业，实现相关领域的多元化经营。
3．在电影产业流程中贯穿市场观念
我们这里所讲的电影产业流程主要集中在制片、发行、放映这三个环节当中。在这三个流程中贯穿市场观念，是电影走向产业化发展道路的关键。如果相应的政策和资本都到位了，但是在具体产业流程中并不能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不能够贯彻电影市场观念，那么电影的最终产业化也是无法实现的。
发行环节现在除了进口片依然优先考虑国有资本之外，已经对民营资本完全放开，发行中的竞争已经日趋激烈。而放映环节中，还应该深化院线制改革，提高影院经营水平。院线制应该确实以资本为纽带，确实打破区域垄断，加快院线的整合，扩大院线规模，真正实现“统一品牌、统一供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同时，应该加快建设多厅影院，扩张银幕数量，大力加强计算机售票系统的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此外，应该重视影院的主体性，让影院在选片、定票价方面具有更多的自。
这里尤其要重点指出的是，在制片这一源头环节中，应该大力采取确实措施来提升影片的市场竞争力。正如前文曾提到的，国产片票房不高的原因与电影放映市场的接受容纳量有限有关，但是与国产片自身的商业竞争力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进口影片数量的逐步上升，中国电影市场的门槛无形中已经被提高了。因此，在票房很受保证的进口片和合拍片面前，拍摄什么样的国产片才能入市是放在每个导演面前的问题。在2003年第十二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一次研讨会中，黄建新对中国导演有过精彩的剖析：“很多导演拍戏，目的即过程，只要拍了就行，不管其他，拍片变成一种自我满足。这样的方法玩票可以，但做职业导演是不行的。因为它违背主流电影的产业原则。”他甚至毫不留情地把导演说成对中国电影的“危害的最大核心点”。[35]
在当前，我国电影的首要任务是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导演的最大任务应该是拿出适合市场需求、适合最广大观众需求的影片，而不是用太多的精力花在艺术电影上。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行制片人中心制和导演职业化，同时建立一套有效的奖惩制度，以激励有市场眼光的投资人和导演，从而使市场上出现真正有竞争力的国产片，为国产片扩大市场份额做最基础的工作。
[1]此一部分得益于李少白先生所著的《影史榷略——电影历史及理论续集》，在此表示对李少白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感谢。
[2]此标题中所涉及的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源于：国家广电总局调研报告《中国电影产业现状和发展繁荣的对策》。
[3]此段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童刚：《2003年电影工作回顾》，《中国电影报》2004年第2期。
[4]数据来源：《2003年进口大片票房排行》，《京华时报》2003年12月20日
[5]转引自黄会林、俞虹、韩培、陈可红：《受众与影视品牌战略发展的民族化思考——北京电影、电视观众基本情况调查分析》，《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第37页。
[6]具体情况，可见《“中国电影导演恳谈会”发言摘要》，《电影艺术》2004年第1期，第7页。
[7]李怀亮：《电影市场保护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见《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8]文硕：《这就是娱乐经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9]数据来源：齐林：《中国电影要全力拼经济——用实现产业化来推动中国电影在21世纪的发展》，《中国电影市场》2003年第4期，第4~5页
[10]齐林：《中国电影要全力拼经济——用实现产业化来推动中国电影在21世纪的发展》，《中国电影市场》2003年第4期，第4~5页。
[11]数据来源：美国电影协会（MPAA）官方网站。
[12]数据来源：国际在线网站数据，
[13]数据来源：《2002年日本电影回顾》，《世界电影动态》2003年第10期，第14-24页。
[14]数据来源：红帆：《印度宝莱坞全球观众超过好莱坞每天观众2000万》，《环球时报》2003年7月14日
[15]数据来源：美国电影协会（MPAA）官方网站。
[16]由于我国电影数据统计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当中，目前并没有完整的年电影产量数据统计，本表格中的数据采集自多种正式出版的报刊杂志，由笔者绘制而成。
[17]数据来源：美国电影协会（MAPP）官方网站
[18]数据来源：《2002年日本电影回顾》，《世界电影动态》2003年第10期，第14-24页。
[19]数据来源：国家广电总局调研报告《中国电影产业现状和发展繁荣的对策》。
[20]数据来源：复习：《产业化后怎么办》，《中国电影市场》2003年第11期，第5页。
[21]数据来源：童刚：《2003年电影工作回顾》，《中国电影报》2004年第2期。
[22]数据来源：童刚：《2003年电影工作回顾》，《中国电影报》2004年第2期。
[23]数据来源：新华网洛杉矶1月28日电（记者支林飞）《好莱坞主宰法国电影录像市场》
[24]数据来源：《2002年日本电影回顾》，《世界电影动态》2003年第10期，第14~24页。
[25]数据来源：国际在线网站数据，
[26]数据来源：秦颖：《阅读韩国电影》，《世界电影》2003年第6期，第163页。
[27]详情可见中国音像商务网，《雅恒文化:影视新锐引进百部印度电影》[28]数据来源：《国家广电总局调研报告之中国电影产业现状和发展繁荣的对策》。
[29]数据来源：艾未：《“英雄”的商业头脑》，《南方都市报》，2003年1月17日
[30]数据来源：童刚：《2003年电影工作回顾》，《中国电影报》2004年第2期。
[31]《韩国B级导演第一人朴暂旭——“国家就应该对电影没有任何限制”》，《新京报》2003年11月15日
[32]喻秋霞：《90年代中国对外电影市场掠影》，《中国电影市场》2003年第8期，第16页。
电影产业论文篇（3）
表12002年7月1日—9月1日，香港本土电影票房数据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票房冠军周数
《我左眼见到鬼》(银河映像)520001
《绝世宝贝》(一百年)418522
《天脉传奇》(浩瀚)411031
《这个夏天有异性》(寰亚)4946
《悭钱家族》(寰宇)5842
《幽灵人间2：鬼味人间》(寰亚)3528
《枕边凶灵》2258
《香港有个好莱坞》337
《心慌方》(安乐)316
注释：
①表1、表2、表3、表4数据均来自(汉电影网站)，4表均由笔者编选制作。
表22001年7月1日—9月1日，香港本土电影票房数据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票房冠军周数
《少林足球》(星辉海外有限公司)1060443
《瘦身男女》(一百年)74033
《全职杀手》(天幕)425501
《同居密友》(电影动力)41819
《蜀山》(中国星)31162
《愿望树》(东方)2740
《吧啦吧啦樱花》(嘉禾)3675
《买凶拍人》(嘉禾)3171
《七号差馆》(东方)1150
就表1、表2来看，虽然同样的暑期档(7月1日—9月1日)，两个年度进入每周十大卖座排行榜内的港片数量基本一致，但票房成绩却相差很远。如此大幅度的票房滑落是史无前例的。2002年之前，好莱坞电影在许多国家囊括了50%到90%比例不等的市场份额，但独独在香港颇受冷遇，票房占有率不及香港本土电影的1/3。据统计，1970年至2001年31年间的香港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的平均票房收入从未压倒过港片，占有量少于总票房的三成。在每一年的票房“十大”或“二十大”影片中，港产片也都是占尽优势。1981年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RaidersoftheLostArk)打不过香港影片《人吓人》、《投奔怒海》，票房排名第16位；1989年真人与动画结合的美国影片《谁陷害了兔子罗杰》(WhoFramedRogerRabbit?)，香港票房不及王晶《赌神》的1/3。即使在1993年以后政治因素一定程度影响香港电影产量的情况下，虽然好莱坞在港境遇略有改善，但票房占有率也绝对达不到50%。
为什么2002年暑期会走到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呢?或许2001年暑期市场的火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外国劲敌所致?为廓清这层疑义，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数据：
表32002年7月1日—9月1日，外国影片在港票房数据(前五位)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
《蜘蛛侠》(Spider-Man)72900
《未来报告》(MinorityReport)52253
《黑衣人》(MenInBlack2)42052
《精灵鼠小弟2》(StuartLittle2)3925
《星际宝贝》(Lilo&Stitch)5859
表42001年7月1日—9月1日，外国影片在港票房数据(前五位)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
《珍珠港》(PearlHarbor)62421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41841
《盗墓者罗拉》(TombRaider)41625
《尖峰时刻2》(RushHour2)41329
《侏罗纪公园3》(JurassicPark3)21007
两个年度登香港暑期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基本水准、国际声誉、市场竞争力都旗鼓相当，这从大都在3000万港币内上下浮动的票房数据中可清晰得到印证。但为何本土市场会落得如此迥然不同的境遇呢?
二、香港电影产业：多重危机
这种滑坡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下半期。港片一直以应接不暇的姿态展现于东南亚、韩日及欧美市场，不仅票房一路飙升，而且还成功构建出全球华语电影的市场网络。但高速增长的票房背后，却根基不稳。从1993年以来，香港电影市场开始出现较大跌幅，直至1999年。其间不仅每年跌幅依次为7.58%、15.06%、19.34%、12.65%、21.4%、22.34%、22.34%，[1](P8)而且1999年票房与1992年相比跌了近一半。其后以《少林足球》为代表略有回升，但2002年却又跌到最冰点。这种连续多年跌落又瞬间回光返照的市场状况，隐藏着莫大的危机：
(1)资本危机金融风暴以后，东南亚电影市场严重萎缩，以往源源不断流入香港影坛的台湾、马来西亚等资金锐减八成。以往平均每部港片制作费有1500万港币，年产200部，所需资金为30亿港币，而现在年产120部资金总共才8亿港币，平均每部暴跌至700万。制片人只能采取大幅度降低成本、粗制滥造的生产方式，继而又带来恶性循环。
(2)行业危机观众的欣赏口味不断现代化，喜剧片、动作片等类型已受一定程度的唾弃。大规模工厂流水线式粗制滥造的劣质影片也趟浑了整个香港电影产业，港片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入水准低下、市场萎缩、观众不买账，进而无法再生产的恶性圈套中。从业人员从高峰期的五万多人锐减到2002年的数千人。另外，全行业没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控制电影成本，庞大超支为正常现象，一旦市场出现滑落，便很难适应。整个电影行业呈现出严峻的生存危机。
(3)卖埠危机没有完整的卖埠市场网络，这是香港电影的致命弱点。除了像嘉禾集团这样规模巨大、又不断有电影发行、并有足够资源发掘外埠市场的少数大公司之外，绝大多数香港电影投资者都局限于东南亚市场。当这些市场萎缩，多数小公司开拍新片就没有可能，即使能开拍，也只能以低成本制作的方式，降低质量。同时港产电影越是不景气，人才越是外流，台前幕后的优秀人才纷纷到海外，再回来帮助外国电影分占港片市场，令本土电影卖埠市场雪上加霜。
危机的产生，源于最本质的香港电影产业制度。
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大公司主宰的垂直统合模式
电影生产投资大、赚钱快。但单部电影公映寿命较短，不仅赚的是小钱，而且还有发行放映部门的利益分成。所以为保证票房收益，必须选择合适的档期在多条院线同时上映，这就需要建立电影流通的畅销渠道。目前香港电影产业已形成由大公司垂直统合的运作模式，也即：从制作、发行到放映，甚至后期电影产品的开发等所有环节，均由大公司一手包办。大公司以实力投资拍摄，丰富创作；自行建立影院，掌握发行；并且收购一系列影院形成强大的独立院线系统，保证影片畅销无阻。
这种大公司主宰的产业经营模式，不是现代市场体制自觉选择的结果，但的确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最典型的就是“邵氏”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与“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两雄对峙，发展为60年代国语片主导力量，再到70年代开创国、粤语电影并行的集团式局面，一直鹤立鸡群；直到“嘉禾电影公司”成立并启用李小龙和许冠文主演一系列的真功夫片和市民喜剧片，才遇到相应的对手。80年代，以高卖座纪录起步的“新艺城电影公司”，和接手邵氏电影院线的“德宝电影公司”，与以《杀手壕》《炮弹飞车》等影片推向国际国内发展的嘉禾公司并列成为香港制片界鼎足三势力。90年代，向华强兄弟“永盛电影公司”因《赌神》《逃学威龙》《鹿鼎记》等高票房电影而最具影响力。另有在港经营“东方院线”、在台经营“国片院线”的“东方电影公司”，以及原有“长城”“凤凰”“新联”和新成立的“中原影业公司”合并成的中资机构“银都机构有限公司”。香港电影史上诸如李小龙《精武门》、成龙《警察故事》等绝大多数有较高艺术水准和独特创意构思的大制作，开创时代潮流的影片和导演，基本都出自大公司，它们的成就基本上显现了香港电影的成就。
这种垂直统合的产业经营模式，决定了香港电影采用院线制排片，不可避免垄断的出现。首先，院线制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票房。全港拥有三条以上的电影院线，每条院线基本上都超过20家影院，并渗透到每一个有黄金卖点的商业角落。这样在推向市场时，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集团式效应，最大程度地保证观影人次和商业票房。其次，院线制排片有优先权。拥有院线所有权的大公司电影可获得优先排映权，并一般占据着整年的黄金档期，剩下的淡期才会让给被认为能赚钱的独立制片公司的影片。再次，院线制排片有严格的档期观念。一般农历新年、圣诞、暑期等黄金档都会让给成龙、周星驰等巨星作品或者老少皆宜的合家欢喜剧片，其他稍微不重要的档期也都排映明星主打的动作、喜剧、枪战等类型片，最差档期安排的也必须是有一定票房号召力、至少保证回收成本的影片。
院线制也决定了严格的票房机制。上世纪60年代，香港西片院线商就开始建立行内互通票房机制，每天以手写或英文打字印刷成单张，供各戏院、行家参考。70年代初，《娱乐影讯》的出现，使得电影票房开始有了完整的数据纪录，兼有外语片、港产片数字，稍后又出现十大票房排行，比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类数据更为完整，为香港电影建立了良好的票房制度。90年代初，香港电影开始以电脑联网系统售票和出版票房，走向了精确化。每条院线都有极强的自觉性，不会产生诸如国内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的事情，因为发行公司有一整套严格的查核程序，而且多条院线竞争也很激烈。
(二)海外市场的强烈依存性
香港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从1923年黎民伟制作第一部香港本土的剧情长片《胭脂》开始就已经确立了海外市场为本位的观念。只有依赖海外电影市场才能保有生存空间，是香港电影独一无二的产业特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电影虽然制作技术和质量都比不过当时华语电影中心上海，但凭借粤语方言的优势在南洋大受欢迎。此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一直是香港电影的生存命脉。五六十年代，邵氏和电懋两家公司在东南亚有完善的发行网和院线，令香港达到全盛，年产300多部。当时流行的“卖片花”制度，即预先出售电影制成后的版权或上映权以筹集资金拍戏，也极大地推动香港电影以工厂流水线方式粗劣生产。70年代，李小龙真功夫电影带动了欧洲、美洲及非洲等市场，海外市场由原先的20多个国家迅即增长到80多个国家。同时海外市场的消费刺激也促使嘉禾公司采取重质不重量的制片策略，又资助独立公司拍片来满足不同院线需求，这种做法直接推动了独立制片人制度的兴起，更成为日后香港电影生产的主要模式。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电影生存依赖的主要还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亚洲市场，并所占出口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台湾市场几乎与本地市场占有同等地位，因为台湾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律给予港片国产片待遇。海外市场的红火也带动了本地市场，港产片在本地收入不断超越外国影片。90年代，金融危机等众多因素导致东南亚、韩日等市场的萎缩，着实给香港电影带来了危机。于是电影生产更多地受制于海外市场，特别是台湾市场，因为台湾卖埠足以支撑港产片创作。
从有完整票房纪录的1971年开始至今，外埠市场都占港产片总收入的2/3以上，外埠市场决定了香港电影的走向和起跌。海外市场的依存性太强，直接导致了香港电影明星制的建立、题材类型的创作等特点，以及港产影片海外销售的“华人网络”，同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直接形成了不重视剧作、只重数量不重质量这两个致命的产业经营弱点。
(三)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海外市场需求的庞大和口味的杂陈，促使香港电影产业很大程度上沦落为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一条影像机械工业流水线，很大程度决定了香港电影生产的随意性，也决定了香港电影不科学不规范的产业化轨迹。它不可能像好莱坞电影那样采取严格的“制片人中心”制度，由既懂电影又懂市场的制片人依据扎实的剧本来选择合适的创作班子，而是采用了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
在香港电影的整个创作过程非常简单随意，导演成为创作的核心元素。一个拍片计划通常始于导演的一个意念，几个人随意一聊剧本就差不多了，然后再由专业编剧形成完整的文学剧本。甚至在还没有成型剧本的情况下，导演就开始寻找投资，一般稍有名气的导演只要有创意、故事、明星，很多时候当天就可以拍板确切的资金投入。再遇上徐克、王晶、成龙、洪金宝这样有票房影响力的导演或监制，资金就更不成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拍摄，剧本是否完整严谨已经不重要了，导演可以随意地操刀，反正只要拍出来，海外卖埠就万事大吉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短平快的生产节奏中，许多知名导演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因此这种随意性较强的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很多情况下也粗制滥造出低劣影片，最后积少成多地形成港产电影创作的恶性循环。
应该说，在产业化轨道上，导演中心制生产模式是畸形产物。香港电影需要有既懂市场，又能判断剧本好坏、导演能力、市场路线和投资额度的优秀制片人。著名导演吴思远说，导演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是偶然的，而制片人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才是必然的。
三、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策略
产业制度先天存在的种种劣势，早就彰显出香港电影产业亟待拯救的必然趋势。但发展策略究竟如何定位?我们不妨考察以下三部影片的运作实况。
2000年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尝试集合了来自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北京华亿亚联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和英国联华影视公司等国内外巨额资金，“国际资金联盟”的投资方式使它顺利进入多个国家的主流商业电影发行渠道，而奥斯卡则进一步为其国际市场的畅通无阻提供了催化剂。
2002年暑期，杨紫琼、鲍德熹主创的《天脉传奇》继续国际融资道路，高达2000万美元的巨额投资得到应有的回报。上映四星期，香港票房攀升至1100万港币，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千万元票房进账，特别在国内形势大好，公映首场票房超过30万，五天票房达1000万，超过前三地票房的总和，之后接着一路飙升，9月初逼近2500万。
还有近期公映的创亚洲电影先河的大制作、高水准三段式鬼片《三更》，集结了香港才气导演陈可辛、以《茅趸王》成名的韩国精英导演金如云(KimJee-Woon)和以《鬼妻》、《晚娘》等影片闻名全球的泰国王牌导演朗斯尼美毕达(NonzeeNimibutr)，不仅以高票房成功攻克三地本土市场，而且还以“亚洲集团式”的态势胜利进军西方主流商业电影渠道。
如此显著骄人的成绩，着实可以为目前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一)以争取国际融资和发展“多国资金联盟”作为产业调整的首要发展策略
目前香港电影业一蹶不振，主要是缺乏投资者。诚如著名导演陈可辛倡议的那样，香港可以联合多个国家共同制作影片，大家共组摄制队伍，分摊制作费用，独享本地发行的收益。这种方式既将单个公司投资电影的风险降低，而且充足的制作经费也能保证作品的质量，这样在票房方面就不会像以往那样风险太大。同时摄制组的“多国部队化”，也能更加促进各国电影业的交流，提高电影制作水平，甚至能发现更多更新的产业商机。另外，国际融资和“多国资金联盟”的运作模式，往往能保证影片的大投入和大制作，进而保证影片艺术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同时大制作占市场比例高，往往可以左右市场，这对于香港电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记载，在整个香港电影发展史的各阶段，每每有大制作出现，大制作多，往往就代表兴盛期。从1970年至今的近30部最卖座电影的票房收入，大制作的影片数超过50%。而近几年来，投资超千万的香港电影轻易不敢开拍，也印证着香港电影市场的萎缩。因此争取国际合作的大制作影片，可以说是解决资本危机的最上上之选。
香港影业协会已计划将“香港电影融资论坛”建成永久组织，定期邀请全球近20个国家的电影公司和投资电影的基金公司的专业人士参加，希望协助香港电影界了解融资渠道和寻求国际资金。
(二)注重影片质量，从本质上解决行业危机
在最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都争相购买港产片，用港产片来作为支撑本国票房收入的主要支柱；但如今，港产片已经变成了“票房毒药”。两者间天壤之别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港产片整体粗制滥造和质量低劣，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七日鲜”、“十日鲜”媚俗影片，在争取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受到市场的排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积累成海外市场化整为零、港片无人光顾的恶性现象。
为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电影行业危机，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必须做到两点，即：坚决反对和屏弃粗制滥造、重量不重质的生产状况，首先从剧作开始注重、并大幅度地提高影片质量，要培养优秀制片人中心制度，以多部优质影片的个案信誉为契机来慢慢夺回港产片原有的海外市场。同时也要加强行业自身本土性文化观念和民族化身份认同意识，各大集团公司要自觉地规划产业化进程，积极整合有效的国际化运行策略，促使整体行业素质上升。
(三)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
市场是电影产业的生命。不像美国、印度、日本等世界主要电影制作中心都有很庞大的本土市场作为后盾，香港先天不足，人口不过日本的1/20，本土市场固然重要，但单靠本土市场实在是不足以支撑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
因此香港电影产业必须改变没有完整市场网络的致命劣势，在影片质量普遍提高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银幕营销、电视营销、家庭影院、网络营销和相关商品开发等“五位一体”的科学营销构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完整的、产业规划下的海内外市场买埠网络，保证本港电影的畅销无阻，从而更好地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向正规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
电影产业论文篇（4）
最初源于拉丁文的“类型”（genre）一词，在中文释义中指“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文化领域的研究。“类型”一词与电影联姻，与美国电影不无关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鼎盛时期，“电影创作不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规范的制片制度使电影制作成为一种批量的、流水线式的规范化过程，模式化成为其基本特征。固定模式的确定能够提高制作效率，降低制作成本，因此，类型片是必然的结果”。尽管基于形式、内容或地域等的不同分类方法，类型电影的划分至今莫衷一是。但歌舞片、爱情片、西部片、喜剧片、悬疑片已经成为约定俗成且耳熟能详的“类型”，人们普遍认为，在电影大工业时代，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和图解式的造型的标准化产物，无疑是一条捷径。（4）程式化的叙事模式和规范化的审美，无论对于纵向的的人类历史而言，还是横向的跨文化跨地域的普罗大众而言，是高度提炼了的对真善美的情感体认和对惊险、刺激、娱乐的心理需求。尽管将“类型”作为好莱坞商业电影适用的概念具有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类型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的确源自好莱坞对于利润和大生产的渴望。吉尔•尼米斯（JillNelmes）曾说：类型已经成为电影理论发展中的核心概念，同时，电影类型研究也为探讨可用于大众娱乐和媒介文化这一更为广阔范畴中的类型提供了重要基点。实际上，与大电影在艺术上的同源性、技术手段的简易度和操作性得以提高以及视频市场对微电影在质与量上的巨大需求，都为其类型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也创造了可能，使之成为必然。
首先，微电影在艺术创作上，与银幕电影有着同源性。它同样借助镜头语言，运用蒙太奇的组接技巧，在银幕或屏幕所创设的时间和空间中，以逼真的具象的方式，或再现现实生活，或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或制造乌托邦式的梦境。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还原”，并非是形式上的照搬和复制，而是对社会文化内涵和人类精神世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还原”。但值得注意的是，微电影并不等同于短的电影长片，它的“微”在于以小角度展现大世界，以小人物展现大时代，以小故事展现大生活，以小事件展现大思想，犀利如刃，一针见血。以微电影植根于银幕大电影，又是对电影语言和电影本体在新媒体下的全新探索，它究竟是全面复制电影类型，还是开拓出全新的类型体系，又或是在原有电影类型基础上有所扬弃，都是可资探索的课题。
其次，有别于传统电影在技术层面上对于专业化设备和专门性技术人员的较高要求，影像的拍摄已经从“旧时王谢堂前燕”，逐渐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尽管胶片在对焦、色彩还原度和宽容度方面仍有数码产品不尽企及的画面生命力，但在数码拍摄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包括DV、高清摄影机、手机甚至平板电脑在内的许多数码产品易得、易学、易用，能够呈现出无限接近电影摄影机的画质。201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寻找小糖人》，瑞典导演马里克•本杰鲁尔（MalikBendjelloul）迫于拍摄经费的捉襟见肘，最终借助iPhone和一款“8毫米相机”（8mmVintageCamera）的APP软件，完成了电影最后10%的拍摄；201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介入新媒体领域，将国际学生短片大赛升级为手机电影节。设备的简化和技术的革新，都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微电影的创作队伍中。但与此同时，不管是普罗大众还是商业定制，微电影以低成本获短期的大回馈的概率要远远超过大电影，从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到黄渤为网游公司定制的《伏魔者》，成功案例不胜枚举。深谙此道的创作者早已摆脱对家庭生活花絮和婚礼生日派对的录制，他们在角色塑造、故事铺陈、思想性和和情感性上寻找捷径和突破口。在此背景下，催生出叙事策略固定、类型元素鲜明、审美模式趋同的微电影类型终成必然。
第三，对于微电影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类型的出现既为可能，也为必要。在媒介融合的大数据时代，短短数年间，微电影市场完成了从起步到急遽膨胀的跨越。在生产层面，“微电影的制作力量极为丰富，以略显二元对立的维度切入，基本可以区分出专业团队与业余制作两种类型。前一种在当下表现出为公司资本和具体产品服务的特点”。商业广告与电影艺术之间的迷你联姻，为产品、企业、品牌都带去了令人惊喜的可观的经济效益，可见，它具有先天的贩卖功能和商业价值。在传播层面，微电影可在手机、PC、平板电脑、网络电视等一切视频设备上播放，具有广泛的生存空间和流动性。在消费层面，短小的影像成为受众碎片式的闲暇时间最好的填充物，“在快捷的叙事和影像的跳跃之中，网络大众在集体无意识中开始狂欢式的参与”，即使人们对于植入广告依然怨声载道，但在传统叙事形态的裹挟下，“排斥心理却已经大大削弱，而这正是广告商所乐意见到的接受态势”。（6）然而，相较于传播模式的稳定，微电影投资、制作、投放、营销的产业链，以及向上下游企业拓展延伸，并最终进行产业链整合，都尚处于孕育之中。来自业界的声音是“当下微电影从创作投资的产业链、关注与受众关系的微电影体系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电影运动”，“更期待未来微电影能有一个更加明确和成熟的商业模式”。（7）从一种标签变成一项产业，作为充满商业潜质的微电影产品，极有可能也需要以“类型”为阵地，通过这种简单、有效且通过大量实践验证的程式，打造流水线式的规范生产，实现良性的盈利模式，并由此加速构建成熟的产业链，与大电影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创造出更多集体的视觉欢愉和话题漩涡。
二、类型：话语权分立下的产业发展悖论
“迄今为止,西方电影类型研究多数仍局限于好莱坞中心主义,常常狭隘地把目光停留在好莱坞电影的分析上。”（8）但不可否认的是，好莱坞电影类型与美国电影大工业生产相生相随，既是其产物，又促进其发展。观照中国微电影市场，“类型”在不断被催生，并反过来深刻影响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伊尼斯说：“不同媒介对控制有着不同的潜力。不能广泛传播的，或者需要特殊编码和解码技术的媒介很可能会被上流阶层所利用，他们有时间和来源获得这些媒介。相反，如果一种媒介很容易被普通人接触到，它就会民主化。”（9）尽管微电影被认为在商业运作上充满了无限可能，但追溯其本源，不难发现，微电影以“微”突破了传统电影的固定模式，因“个性的展现、互动的能量和互联网的精神”（10）而生，话语权的改变和分立，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摈弃了大电影营造的集体白日梦和乌托邦理想，以个人力量投射出公民社会一部自由民主的影像历史。2012年，土豆网CEO王微和优酷网CEO古永锵在承德一同宣读和见证了《承德宣言》：“我们鼓励创作者更加关注现实，自由表达，勇于想象，坚持内心尊严，让创作重返生活；我们呼吁产业各方共同规范微电影及网络原创定义，反对商业过度侵蚀网络原创文化，坚持为互联网而创；我们呼吁相关行业共同推进建立规范，保护创作者权益和健康的市场环境。”（11）创作主体的多元、作品形态的多样、表现风格的多变和受众消费的碎片式，似乎都书写着微电影产业中“反类型”的悖论。
首先，如前所述，在微电影的创作中，个体拍摄、商业定制和明星制造是较为常见的创作主体，但即便是趋于类型的公司行为，也因其创作环境相对宽松，几乎没有或较少受限于审查机制，这朵体制内的自由之花仍带有浓重的“原创气质”，从本质上看，属于个体化的精神写作和作者式的影像书写，与微博一样，是新媒体环境中真正的个人化时代的产物。从向歌的《红领巾》到李阳的《李献计历险记》，从姜文的《看球记》到王家卫的《心灵之境》，以及一大批见诸于视频网站、竞争于鼠标轻叩下点击数据的作品，有集体记忆的体认，有民间立场的表达，有叙事结构的探索，也有艺术风格的追求。与大电影在票房、口碑和艺术性上寻求肯定有所不同，相当数量的民间创作具有非功利性或弱功利性的特点，在长期被动的接受传统媒体信息之后，微电影给予创作者独立的话语权，承载其表达、倾诉的个体需求，其目的首先在于获得审美认同和勇敢的自我欣赏的可能，是社会现象和社会热点的即时性戏剧体现。由此，“微电影：‘自由表达’渐成燎原之势”，多元化的个人影像写作，生产出《我的路》《一部佳作的诞生》《微博有鬼》等等具有强烈自由意识表达的难得文本。（12）商业定制如《小幸感》《一触即发》因类型而成功，但过度强调微电影创作的程式化以谋求快速盈利，无疑会从根本上丧失微电影的本性及其存在的真正价值。
其次，即便从单纯的艺术创作中抽离出来，观照微电影在产业空间中的发展，商业合作模式的多样性为其带来了作品形态的无限可能。受众对于微电影“独立”、“弱势”、“年轻化”、“广告”等的刻板印象在不断被颠覆，有优酷推出的“11度青春”，也有由搜狐视频和“中影”联合打造的“7电影”，它被誉为中国首部新媒体商业大片，由七位国内一线男星刘烨、黄渤、黄磊、吴秀波、王学兵、李光洁、张默首次跨界执导的微电影合集。尽管仍旧保留了剧情短片的基本形态，但以“组合拳”的方式呈现，是明星效应与团队效应的相呼应。其实，短片集本身并不鲜见，包括《11分9秒01》《10+10》《十分钟年华老去》等，但以新媒体作为传播平台，是在对这一媒介特性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有效利用，又是通过意见领袖或公众人物的自媒体，达到吸引受众的目的。而包括《飞行公路》《校园英雄》在内的《一克拉梦想》微电影系列，则是浙江卫视2012年自制剧的套拍短片，是与同名电视剧中“梦想”主题相关的十部作品。这是一次微电影与传统媒体深度合作的有益尝试，也是媒体间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全新实验。尽管粗略看来，微电影形态的多样化与“类型”毫无关联，但事实上，它既希求“反类型”或“无类型”，以使作品无论是连横，还是合纵，都避免同质倾向，而有广阔的创作空间；也极有可能借由“类型”来达到与电视剧集在表面上的风格契合，从而实现收视上的双向累积，偶像剧之于“爱情类型”，谍战片之于“悬疑类型”，莫不如是。
电影产业论文篇（5）
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
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
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
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0.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4.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
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
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
“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
“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
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
1.产业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
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
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
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
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
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
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
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
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
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
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
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
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
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
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
1.电影政策
电影审查制度
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
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
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Quarter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
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
经济政策调控
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
2.电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
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
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