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战场上的爱情：在战场联姻模式下，清代女将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
原标题：战场上的爱情：在战场联姻模式下，清代女将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
清代小说中的女将相比前代，不仅在描写上更加成熟，在角色上更加进步，而且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特色，其中关于婚恋和爱情观的进化，充分体现了时代特色。
那么清代小说中的女将，都有哪些特色“相亲”方式，又都有哪些背后的文化含义呢？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
一．战场上的爱情——强势的女将婚姻
《杨家府演义》中穆桂英阵上招亲的故事，首开战场联姻模式，传为佳话，遂为后来小说所袭用，成为一种程式。
几乎为所有女将的历经，作者总是让女将在战场上，遭遇一位年轻英俊的少年将军，于是在未交手之前就已对对方一见钟情、坠入情网。之后二人联姻，女将所率领的军队合并入男将阵营。
孙楷第先生认为，战场联姻模式“仍是才子佳人的苗裔”，他指出：
“自从明季以来，才子佳人的小说，随着才子佳人的戏曲而发达。如《玉娇梨》、《好述传》一类的东西，作了又作，千篇一致，男为状元，女为才女。后又稍变，改才子为英雄，而才女或照旧或又为女将。如薛丁山以能征惯战之人，临阵结亲，实在好笑。”
的确，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但比之于才子佳人，战场联姻的男女主角毕竟换了场合，换了身份，其中所折射出的文化意蕴也就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在战场联姻的模式中，多是女将主动提出联姻。与闺中弱女不同，战场上的女将们大都不顾婚姻乃父母之命、媒如之言的训诫，即便是有过一些心理斗争，面子上有些微顾虑，但最终都顾不了这许多，但求匹配，纵死也能瞑目。
如《平闽全传》中的南闽女将金莲小姐，在阵上见了杨文广之子杨怀玉后，心思：
“此宋将生得这般俊秀，莫说我南闽无此人，今见他容貌，就是中原也罕得此仪表，若能会得与他结成莺凤，吾愿足矣。”
后她将怀玉俘获，几经周折，终于如愿。
又如《说唐三传》中的窦仙童，在战场上见了薛丁山之后，芳心大动，当即表示
“奴家窦仙童欲与将军成就匹配，同往西凉认救圣驾，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其他如樊梨花之于薛丁山，盛兰英之于薛孝，屠炉公主之于罗通，八宝公主之于狄青，段红玉之于狄龙，刘金锭之于高君保等等，无不如此。
而这些女将所思慕的男将，在最初时，却都对女将的主动表白不以为然，他们因其出身将门，为天朝上国效命的正统身份而高踞于上，斥责女将不知廉耻，不肯与其成就婚姻。这一点却更突出了女将们在婚恋上的主动与执着。
其次，女将的本领大都高于男将，常常是很轻松地将男将俘获，然后迫使其同意成婚。婚后率众归降，壮大了男将一方的阵营。女将们大都从名师学习过仙法，法术高强。在被男将拒绝并出言羞辱之后，一怒之下将其擒获，却不打不杀，或是以武力胁迫，或是开出种种条件，迫使其回心转意。
如《绣戈袍全传》中，云南的番邦女将莺娜主动要放回汉将唐吉，条件之一即是两人的婚配；《说唐三传》中的窦仙童擒住薛丁山，直至与其成婚，方放其下山；金桃、银杏公主通敌叛降，因为已与俘虏汉将刘氏兄弟私成匹配；《五虎平南演义》中的段红玉两擒两放狄龙，只为狄龙诈许了婚姻；《罗通扫北》中的罗通，也在屠炉公主飞刀的逼迫下答应婚事。
再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场联姻具有和亲的功用。
和亲，“是中国古代两个不同民族政权，尤其是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和亲修两族之好，化干戈为玉帛，用婚姻换和平，正是这种政治婚姻的目的与功用，所谓“成万里之婚，翼定四方之业”是也。
战场联姻模式虽与统治者无关，实际上也起不到影响整个政治局势的作用，但在小说世界中，其客观上却起到了一种与和亲近似的军事与外交作用。
这些女将，都是身处与男将敌对的阵营中，有些甚至就是番邦的公主，男将之所以最终同意与其成婚常常带有很大的政治功利性：借得军事援助，完成朝廷使命。联姻完成之后，女将大都率众归降，原来剑拔弩张的对阵场面就这样轻轻化解，不仅未损一兵一卒，反而壮大了阵容，为最后的胜利加上了至关重要的一个筹码。
二．战场联姻模式下女将的忠孝观与爱情观
所谓忠、孝，是封建社会中备受推崇的伦理道德，是衡量一个人人品的基本标准。一般说来，不忠不孝之人是必然会遭到唾弃的。但是，战场联姻模式下的女将，她们的忠孝观虽淡薄之至，却得到了人们的谅解。
当爱情与忠孝观发生矛盾时，女将们往往干脆放弃忠与孝，义无反顾地选择与意中人结合。可以说，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是她们决定自己行为的最主要依据。
《罗通扫北》中的屠炉公主，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她本是北番垂相的女儿，同时也是北番国主的义女，地位尊贵，深受器重。可当她一旦得到了罗通的许婚，就毫不犹豫地背叛了自己的邦国，欺骗国主与父亲，倒戈帮助唐军，致使唐军转败为胜而北番一败涂地，只能乞和投降。
虽然，屠炉公主的被判带有弃暗投明的色彩，但是所谓“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屠炉公主如此不顾生父与义父死活的行为实在是有悖汉族礼教倡扬的忠孝。罗通在取得扫北的胜利之后，当即怒斥了她的不忠不孝：
“贱稗！你身在番邦，食君之禄，不图君之恩，反在沙场不顾羞耻，假败荒山，私自说亲，站辱宗亲，就为不孝；大开关门，诱引我邦人马，冲端番营，暗为国喊，岂非不忠！”
屠炉公主闻言旋即自杀，然而，她的自杀却并非是出于对自己不忠不孝行径的羞愧，而是因为热切的期盼突然幻灭，看透了罗通的无情无义愤而自刎的。
公主一听此言，不觉怒从心起，眼内纷纷落泪，说：
“早晓得罗通是个无义之辈，我不心向于他郑，如今反成话柄，到来反驳我不忠不孝。罢了！”叫声：“罗通！你当真不纳我么？”罗通说；“我邦绝色才子却也甚多。经不得你看中了一个，也为内应，这座锦绣江山送在你手里了。”
公主听见暗想：他这些言语，分明羞辱我了。那里受得起这般惭言恶语，难在阳间为人！
“唆！罗通阿，罗通！我命在你手中丧了，死在阴司，决不清静，少不得有日与你索命。”
把宝剑抽在手中，往颈上一个青锋过岭，头落尘埃。可惜一员情义女将，一命归天去了。
显然，这位女将丝毫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之处，她根本没将忠孝二字放在心上，一心看重的只是心上人的情与义。
对此，写书人却并非像罗通那般绝情，而是将其称为情义女将，对她的死报以同情惋惜的叹息。
为何女将们的叛国背父行为，得到了人们的谅解甚至肯定？
首先，弃暗投明，归顺华夏大国，自然是原因之一，“叛亲族自择夫家，在宗法制强固，家族意识浓郁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一种反传统反文化的大胆举动，一般要有一层更高的伦理价值来召唤，才能在一种伦理转换中得到肯定认同。”
显然，在这些小说中，靠的是“大义灭亲”的善恶之“义”来完成的这种感召。男将所在的汉家阵营总是代表正义的一方，而女将们或为山寇，或为异邦野民，所代表的总是倒行逆施的一方。
正是“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女将们在劝说自己的父母归降时，也常拿出“君不臣逃外国”作为自己行事的正当理论依据。
其次不得不说，从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继承下来的反礼教传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女将们敢作敢为，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而执着的追求自己渴慕的爱情，这种行为契合了晚明以来个体思想解放的潮流，具有广泛的民俗心理基础。
再次，女将们大都并非汉族女子，蛮夷之邦，风化未开，不懂伦常。因此，她们的忠孝观淡薄也是异邦风气所至，于是，大汉民族大可以带着一种文化优越感，宽容地谅解她们的过失。
而且，她们一心思慕汉将的举动，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华夏民族的自尊心与虚荣心。
这些倾慕汉将的异族女将，只是小说家们于精神漫游之中，艺术化地掩盖民族自卑心理与男性自卑心理的产物。汉族虽可以其文化优越感而傲视周边少数民族，然而，战场上的失势却屡屡刺痛汉人的心。
满人的入关，清朝的建立，再一次沉重打击了汉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于是转而到小说中去寻求一种心理补偿。
将“女性”性这一传统社会下，不可更改的弱势性加诸到番族身上，使其女将对我汉族男将一见之下万分倾心，执意要结为婚配。以对方女将的“雌伏”来完成战争的胜利，从而满足了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虚荣心。可以说，这是一种颇有些“阿Q的精神胜利法”。
参考资料
【1】宁俊红:《女性形象漫说一兼谈的话语》
【2】刘祖斌:《女性形象浅议》，《江汉大学学报》
【3】曾良:《评崭新的妇女观》
【4】齐裕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5】宁宗一等:《中国小说学通论》
【6】《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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