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2019（下篇）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
智能传播时代国际传播认识与实践的再思考
胡正荣 王润珏
（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传媒大学）
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的应用正在将人类社会带入万物互联、智能传播的新阶段，智慧全媒体成为媒体融合深度发展未来趋向。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数字传播时代已经出现的传播主体多元、话语视角转换、时空界限消弭等特征被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 还呈现出因物联网的发展而带来的传播场景转化，因信息接触模式变化而带来的国际传播活动形态转变等新现象、新趋势。因此，在智能传播的趋势下，我们有必要对既有的国际传播的内涵认知进行重新调校。
传统国际传播理论研究认为，国际传播是在民族、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之间进行的、由政治所规定的、跨文化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国际传播与国家利益相关，并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传播主要是指在大众传播基础上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活动。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传媒领域应用的持续深入，媒介系统整体呈现出“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演进趋势，其外化表现就包括媒介终端的泛存在化、公众信息接触的泛内容化以及传播活动边界的模糊化。
智能传播与深度全球化的耦合，带来国际传播的多重转变：第一，国际传播的主体由专业媒体机构转向包括专业媒体、机构、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从而削弱了政治规则的影响力；第二，大量生活化的、非政治性内容形成了对专业化传播内容的稀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际传播信息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第三，国际传播涉及的文化圈层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不仅包括传统意义的世界民族文化，还涉及虚拟文化、二次元文化等多元新兴文化和亚文化形态；第四，随着数据挖掘、机器写作、精准推送等操作方式的广泛应用，技术逻辑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持续增强。
由此可见，媒体的深度融合和媒介系统的智能化发展带来国际传播活动内容的丰富和内涵的拓展。我们应将所有主体有意或无意基于各类平台、以各种方式开展的跨国、跨文化信息交流和沟通活动都纳入到国际传播的讨论范畴中来。唯此，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智能传播时代国际传播活动发生、发展的规律与逻辑，才能更好地厘清引导国际传播、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思路和策略。
二、智能传播时代国际传播实践逻辑的转换
综合分析国内外不同主体开展的国际传播活动，尽管内容、形式差异明显，但通常都包括几个核心要素，即价值观、社会活动、话语表达、传播互动。这些要素在影响国际传播活动时又形成了自内而外的圈层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国际传播活动圈层关系示意图
第一圈层是居于核心位置的价值层，即传播主体自身或群体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是国际传播最为基础和核心的要素，对其他圈层领域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本质上说，无论在何种技术环境下，价值观念传播都是国际传播的核心目标，也只有价值观传播的效果更为深远、持久。
第二圈层是社会行为层，指涉的是包括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不同行为主体线上和线下活动在内的多样化社会行为。社会行为是价值观念的外化表现，也是国际传播的内容基石。“讲好中国故事”所指的“故事”即中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具有积极正向意义和长久影响力的社会行为。
第三圈层是话语表达层，包括传播过程中使用的词汇、语法、镜头等手段和形式。但这些形式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对社会行动进行呈现或表达，还通过与权力的互动成为权力起作用的可能性条件，即福柯所提出的“话语是权力”。在国际传播语境下，与话语表达形成相互作用的不仅包括国家内部权力，还包括国际权力结构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
第四圈层是传播互动层，即通过传播渠道和平台进行信息传播、互动。这是国际传播活动最终得以实施、国际传播效果得以实现的最后环节。传统媒体时代，大众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是国际传播渠道的控制者，也是国际传播活动的实施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活动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也导致了以媒体价值观替代社会价值观，以观点导向替代事实导向的国际传播现象时有发生，信息逆差、传播失范、国际传播格局失衡的局面一再出现。
技术是媒体融合和智能化发展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在媒体融合的初期，信息技术主要作用于传播互动层，具体表现为传播速度提升、传输渠道丰富、呈现形式多样、互动方式多元等。这一阶段，尽管脸书、推特等全球通用性平台已经出现，用户原创内容也已经十分普遍，但受到语言文化差异、内容制作水平的限制，专业媒体机构仍然是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突发事件、重大事件传播已经显现出国内外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同频互动的态势。
2014年3月，《洛杉矶时报》的机器人记者Quakebot 仅用时3分钟便完成地震新闻的写作和发布，引起传媒业的震动，也由此开启了以智能化为特征的媒体融合新阶段。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专家系统等新兴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正形成对媒体、机构和个人的持续赋能，这些能力包括多语种内容生产、内容分发、数据分析等，也使得这些主体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日益深化。更为重要的是，技术逻辑和数据逻辑已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而深度植入于国际传播实践之中。
在当前的技术逻辑中，获得足够大规模的、多维度的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预测是人工智能产生的基础，也是其应用于国际传播的基础。换言之，提供的基础数据量越大、类型越丰富、结构越清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匹配度也就越高；谁掌握了国际传播所需的核心数据资源和算法技术，谁就拥有更大的主动权、主导权、引导权。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深入，国际传播实践的许多工作都将转变为由机器人完成的半自动或全自动工作方式，如信息采集、数据分析、基础信息生成、多语种翻译、信息推送等。写稿机器人、人工智能翻译、算法推送等技术越是被广泛地应用于国际传播实践中，技术对话语表达和传播互动两个圈层的影响也就越明显。“数据”和“算法”也因此成为介入国际传播实践圈层关系中的新兴圈层，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图2所示）。
图2智能传播时代国际传播活动圈层关系变化
可以预见，在国际传播中，技术因素的影响力还将进一步显现，这将导致一部分媒介权力让位于数据权力和算法权力。受此影响，相关制度设计也将更加注重对技术权力的规约，从而形成政治因素影响国际传播的新路径。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在带来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巨量的垃圾信息，信息选择和信息鉴别的成本也随之增加。因此，公众更倾向于接触自己有兴趣的、能理解的、符合审美习惯和文化习惯的、匹配接触偏好的信息， 越来越多地将社交媒体作为新闻、资讯获取的渠道，更愿意点击、更易于接受与自己具有某些社会连接点的人转发或评论过的信息。基于算法的信息定制、信息推送，便是准确把握了用户的这一心理特征，通过对用户的精细化标签建立信息与人的匹配关系，从而实现信息的精准化、个性化定制推送。这就意味着，媒体融合和智能化转型一方面为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公众的信息接触方式不是更加开放，而是更加内敛， 并形成对文化体系内信息和社会群体内信息的依赖。因此，能否准确把握目标受众的社会关联、群体关系，将跨文化的国际转播转化为与公众兴趣、偏好相一致群体内传播就成为智能传播时代国际传播效果实现的关键环节。
图3 智能传播时代国际传播效果实现路径示意图
基于上述变化，笔者梳理了智能传播时代国际传播效果实现的关键环节与关键要素（如图3所示），大致分为技术触及、场景识别、关系转换、话语理解、行为关注和价值观接受六个环节，突破每个关键环节则需要抓住其中的关键要素。例如，仅仅通过互联网传播信息并不能保证信息能够准确触及目标受众，还受到用户使用的网络形态、终端类型和信息接受平台等要素的影响。即使同为社交媒体，推特和脸书的用户特征也有着明显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在智能化的背景下，技术平台和数据库均可对上述六个环节形成支撑，在提高这些环节运作效率和准确性的同时，保障六个环节运行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手机等移动终端成为当代人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工具，社交媒体成为社会交往和舆论流通的重要场域，同时，智能技术的广泛渗透再次改造了媒体图景。我国的国际传播主力军应当更加注重新兴媒体、新兴技术、新兴终端的运用，构建立体化、智能化、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全流程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自2015年我国全面进入4G时代以来，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我国主流媒体通过设备更新改造、技术创新升级、组织结构调整、运作流程重塑、人才结构优化等方式积极开展全媒体建设， 探索出了“中央厨房”、网络电视台、云平台等一系列符合中国媒体特征的运作模式。但从“全国一盘棋”“全球一张网”的角度来看，全媒体体系结构中只有中央级媒体是不够的，应将各级主流媒体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业平台纳入体系之中，还应包括能够为众多机构、广大公众实现国际传播赋能的开放性平台和专业数据库。
互联网发展已经走过了门户网站时代（以流量为核心）、社交媒体时代（以用户为核心），正走向智能媒体时代（以数据和场景为核心）。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经由深度媒体融合而共同走向智能媒体，未来的国际传播也将充分利用新的媒介体系。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营要求传播机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生产高品质、全类型（音频、视频、文字、图片）、多终端适配（广播、电视、手机、电脑、报纸、图书、户外）内容的能力；二是实现多渠道（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卫星等、物流网）、多平台（自有平台、非专用性平台、社交平台）协同传播的能力；三是适应多场景（工作、学习、娱乐、运动、在途）、多形态（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社交传播）传播需求和特征的能力；四是面向规模庞大的、人口特征差异显著的受众群体（年龄、身份、性别、收入、文化、地域）开展差异化、垂直化有效传播的能力。国际传播者还应该能够利用新的信息采集技术和手段获得海量素材，以贴近性思维创作受众易于接受的跨文化内容产品，并利用感知智能去判断特定场景下人的状态和需求，利用运算智能和大数据将适当的内容推送给另一个文化背景下的受众。换言之，追求国际传播内容与用户场景在跨文化环境下的精准匹配。
从发达国家国际传播的经验和教训看，国际传播的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说自话阶段，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早期，形成了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传统；第二个阶段是回应关切阶段，也就是民族国家大量兴起后，各国主权意识增强，利益冲突增加，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对独立国家的各种关切进行适当回应， 从而诞生了各种传播手段与方法，以应对日益差异化的国际现实。第三个阶段是原创话语、设置议题阶段。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争取话语权，话语权来源于原创话语，依赖于主动的议题设置。这种原创话语能力，即概念化（conceptulize）能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然后把原创话语，即概念进行普遍化（generalize），并为世界所说、所用、所认同，更是一个国家硬软实力联合作用的结果。
反观我国的国际传播，叙事格局还处于自说自话的初级阶段，亟待加快步伐进入回应关切、原创话语的更高级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道路、制度、文化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种种热爱、赞扬、关心、好奇、疑问、忧虑、评论、质问、批评、谩骂、污蔑、诋毁乃至仇恨都是可能并现实存在的，需要我们积极面对，主动回应。随着我们日益走近世界中央，我们更需要进入原创话语、积极主动设置议题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需要站在人类高度立意，从全球视角建构，从中国故事切入，这样才能够创造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话语体系，找到对全球有共鸣的议题，才能学会在国际语境中讲述中国故事，把个别性的中国故事讲述成具有普遍性的方案。
从叙事学视角看，我们的国际传播叙事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一个是故事层，即找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高大上”要有，但是往往“低（底层）小（身边的） 下（各个阶层）”的故事更丰富、更鲜活、更真实更感人， 与国际传播对象更接近；成就故事要讲，但是困难、问题、挑战的故事更实际、更接地气、更具有普遍性，从而也更加有说服力。另一个是话语层，这个层面非常丰富， 既有叙述的方式、手段，也有叙述的词汇、语法，更有叙述的语义，这才是话语的真意。在话语层面，长期以来我们国际传播的问题最大，经常是有好故事，却没有好好讲出来。这与我们“讷于言，敏于行”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东西方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差异性有关。今天，我们可以尝试借助机器学习能力，更好地把握不同国家公众习惯的故事叙述逻辑和表达方法，更好地进行共情式叙事。
技术是生产力，是催化剂。在国际传播的实践中，我们既要充分把握技术带来的诸多机遇，也要意识到技术的局限性，以更好地把握和协调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国际传播实践逻辑， 写稿机器人、人工智能主播的加入使原本复杂的国际舆论场变得更加热闹，多级多元的国际传播格局，在扩大不同主体国际话语表达权和国际传播参与权的同时，也在滋生各式各样的谣言、假新闻。现阶段，智能媒体在内容生产、翻译等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能力优势，但还不足以胜任信息把关、社会 望、去伪存真的工作，特别是当话题涉及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相关问题时。另一方面，算法主导的信息定制和信息分配在实现精准化传播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值得正视的潜在问题，即这是一种以迎合受众观点和偏好为逻辑的精准化传播。换句话说，越是采用这种方式开展国际传播，就越会肯定或强化受众已有的观点和态度。我们知道，许多国家和地区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仍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所建构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形象扭曲、认知滞后等问题广泛存在。如果国际传播完全以算法对受众偏好的判断为基础开展，不仅不能有效树立立体、真实、全面的国家形象，还将使得刻板印象被进一步固化和强化。这种情况无疑与我们国际传播活动的初衷相背离，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有必要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以事实导向传播形成对观点导向、情绪导向传播的对冲；在制度层面，重构顶层架构与流程， 减少信息衰减；在主体层面，鼓励多主体交流，而不是选择性交流；在信息方面，开放多元化交流，多观点交流， 兼听则明，虚怀若谷等。
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视角下的全球传播秩序变迁与重建
张 磊
（中国传媒大学）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人类社会正经历巨变。全球传播秩序也面临三重变化：一是全球权力格局转移，二是传播媒介体系更迭，三是传播价值理念重估。
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全球权力在东西方、南北方之间发生微妙的流变。近年来， 一方面西方世界兴起“逆全球化”的浪潮，另一方面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揭开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序幕。在这种情形下，全球传播的面貌、格局、秩序在发生什么变化？如何理解和评估当代全球传播秩序的历史与现状？如何探索全球传播秩序的新方向、新价值、新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传播秩序的重建有什么意义？本文先回到历史上的四个年份，探索人类传播格局的历时性变迁；再聚焦当下，思考全球传播秩序重建的新的可能性。
在谈到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力之时，李金铨教授提出了一种基本的思路，即“以历史为经，以世界为纬”。他说，“历史增加我们思考的宽度和深度。……1776是美国独立建国的年份，华盛顿的时代正是中国的乾隆时期。记住这个年份，美国从衰到盛、中国从盛到衰的历程便有崭新的意义。”这一思考方式为本文提供了切入点和方法论。正如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为切片描绘了明朝的历史全景，我们采用一个年份切入，也可以见微知著，开启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与对世界的崭新比较。
公元1776年，正是清朝乾隆四十一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平定了大小金川之乱，终结了川藏边境的内乱。这场内战涉及现代被称为满族、藏族和汉族的多个民族，用现代的眼光看来是族群之间的战争，被当作大一统王朝的内部冲突加以处理。与之相比，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是发生在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战争双方的主体都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却被当作一场国与国的外部战争记入史册。这反映了什么认知差异？当时的清朝看待世界与欧美诸国有什么不同逻辑？
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可以用“天下”二字来总结。费正清说：“很难把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称为‘国际的’，因为参与的各方使用的观念，与西方的‘民族’‘主权’或‘国家平等’等观念完全不同。”天下，既是一种地理的界定，也是一种人类生存空间的想象，既是一种统治思想，也是一种世界格局。赵汀阳说：“立地为主的人仰望天象，俯察地形，环视天下四方，这种上下四方的环视方式产生了定于一点而无限极远的世界图像，或者说是完整世界的视觉想象，进而化为立于地中而尽收天下的政治眼光（中国的‘中之国’观念也与此相关）……环顾八荒四合的世界观就是天下观。”他在此基础上生成了“天下体系”的哲学体系。
我们简化这一“天下”观的哲学和社会伦理层面意涵，聚焦在世界格局上，可以说， “天下”是一个对世界格局的整体性描摹。它有四个特点需要关注。第一，它认为“天下无外”，虽有列国诸强，但具有大一统的性质，族群争霸的色彩并不那么强烈。第二，它的核心是“道”，即天赐的规则，内化为儒家的伦理观，外化为家国一体的差序格局。第三，它形成的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虽不可否认战争与异族统治的残酷一面，但文化的吸引力和同化过程更为显著。以中国为核心，朝鲜、越南、琉球乃至日本在内的“朝贡体系”，在经济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强烈的盘剥。第四，它是建立在“想象”上的世界体系。葛兆光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探讨了“中国”这一历史性的建构。他分析了山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中关于异国的想象故事，还以古地图作为分析对象描绘了中西之间的互相想象。在他看来，宋代的“天下”已经由实际政治转为观念想象了。
要探讨古代的全球传播格局与秩序殊为不易。一是因为“全球”的概念并不成型，二是因为“传播”并不是独立的领域，它总是与政治、文化、教育交融在一起。但我们可以从一项技术的流传约略体会彼时的全球传播路径，这就是印刷术。印刷术被认为是由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建立在拓印和雕版的物质性基础上，在宋代有了活字印刷，并很快在朝鲜半岛获得了更新换代，金属活字取代了木活字成为更经久耐用的印刷工具，再经过广义上的“丝绸之路”传到西方。托马斯?卡特根据史料详细再现了这个路径，并称之为一个“继续不断的有往有来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中西方交流，虽然并不像当今这么频繁深入，却更具有平等的性质。来自南亚的佛教和西亚的伊斯兰教的影响已经深度嵌入了中国文明之中，而中国的智慧和技术，以印刷术为代表，则广泛传入西方，随后撬动了现代文明。古代的传播活动和传播秩序带有一种自然流动的性质，在分隔开来的不同文明中往来共享，犹如自然界的水流，遵循“水往低处流”的方式进行传播。
在东方印刷术的启发下，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近代印刷术，它对于现代文明的影响如何评价都不为过。没有近代印刷术，就不会有新教及其伦理，不会有近代书籍报纸，不会有启蒙运动，不会有想象的共同体，也就不会有现代的民族国家及其形成的世界体系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随着世界性的宗教共同体、王朝和神谕时间的衰落，人们开始想象一种世俗的结合，在“印刷语言”的推动下，民族国家由此而生。以1776年美国独立为代表的美洲殖民地形成国家，正是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当中华文明在清朝年间继续维持着想象中的天下统治之时，西方成为资本主义文明萌发的温床。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状况催生了对世界全然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体系，它与殖民活动和战争相伴，与资本扩张和全球贸易相伴，与自由市场理念的拓展相伴，也与科学话语和科学实践的建构相伴。很快，中华文明就将遭遇它的挑战。
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英国使节马嘎尔尼访华。乾隆皇帝要求马嘎尔尼按照臣礼双膝跪地，而马氏拒不肯从，认为自己代表大英君主而来，应采用平等礼仪。最终双方各退一步，以单膝跪地为礼。“它不是文明或文化冲突，而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这两个帝国中的每一个，都怀着包举宇内的雄心和支撑这一雄心的复杂的玄奥的体系。”礼仪细节的背后，反映了双方对于彼此关系体认的差异，也是两种世界观念的差异。天下体系的迷梦，终被民族国家争霸的号角所打破。
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密不可分的。资本有一种扩张的本性，它希望在尽可能广阔的范围内寻找原料、劳动力、土地和市场，因此，与古代帝国不同，它并非以政治统治或文化共同体为目标，而是以经济榨取为主要目标。少数国家成为现代帝国，无论它是否以君主制为基础，都以对外不平等统治为重要特征，然而吊诡的是，它们总是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这就为殖民地抗争留下意识形态缺口，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新的全球体系就此建立。
报纸、通讯社等新闻业和电报等通讯业，既是资本竞逐的战场，也是它的得力臂助。一方面，它以信息流通建构了资本的全球网络，形成了信息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并驾齐驱。例如，如果没有电报系统，全球股票市场就无法成型，也就没有大英帝国的“日不落”式的全球统治。另一方面，它贯彻着言论自由，以新闻内容和新闻实践把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现代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的核心之一就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它援引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市场自由竞争学说、洛克的社会契约说、弥尔顿的出版与言论自由理念等，结合基督教理念打造了资本主义作为“天定命运”的必然性。故而新闻通讯业是服从于整体资本主义秩序的。
全球传播秩序也因此出现了新的景象。少数欧洲资本主义强国在全球瓜分殖民地，伴随着政治和经济控制，也实现了信息控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70年法国的哈瓦斯社、德国的沃尔夫社、英国的路透社以及美国的联合通讯社所签订的《通讯社条约》（Agency Treaties），也被称为“三社四边协定”或“联环同盟”。当时，就像英、法、德（普鲁士）在全球瓜分殖民地一样，三国各自最大的通讯社也力图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个势力范围，基本上与国家的势力范围是重合的 ：哈瓦斯社负责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地中海北线各国的殖民地范围，沃尔夫社则掌控了德国、奥地利、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其殖民地的信息流通，路透社获得的当然是大英帝国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新闻采集权。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有自己的联合通讯社，即以纽约报业联合会为主体而形成的“联合通讯社”（即后来的美联社）。但是，它只能报道国内的新闻以及美洲的新闻。李彬评论说，这就像当今一样，是一种不平衡、不平等的新闻传播秩序，“只不过当年的‘被压迫者’，如今得势之后早已成为当年它所抨击的‘压迫者’了”。
1870年还见证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在中国，当时是清朝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引发了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的抗议，清政府以赔款、惩治官员和杀人者的方式取得和解，中国的半殖民地进程进一步加深。普法战争重塑了欧洲大陆的权力格局，德国统一之后不断挑战英法的全球霸权。美国在内战之后经济实力逐渐跃升，也力图“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在这种状况下，新闻媒介成为新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就是威廉?赫斯特和他的《纽约新闻报》。1895～1898年，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密集报道古巴事件，利用古巴瘟疫事件、西斯内罗斯小姐事件、“缅因号”沉没事件等鼓吹战争，推动了美西战争的爆发，也使得美国正式通过古巴为跳板，将整个拉丁美洲纳入自己的后院。赫斯特身先士卒，率领报社的记者、画家、摄影师在古巴前线进行采访报道，利用船只及更先进的电报手段传输新闻，这成为报纸为美帝国主义扩张服务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扩张达到了巅峰，这也为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这两次战争期间，心理战与军事战几乎并驾齐驱，宣传成为重要手段，包括海报、宣传画、报纸、广播、电影在内的诸多手段被广泛应用，对内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对外瓦解敌人、打造联盟，传播的场域成为全球霸权争夺的重要阵地。
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讲”，将战后的斗争矛头指向苏联及各国共产党，揭开了两大阵营冷战的序幕。美国的杜鲁门主义如影随形，美国在各方面均成为世界霸主，“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的成立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同盟，美国带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占据了全球优势，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就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美苏争霸与冷战成为时代主调，全球传播秩序是服从于这一整体秩序的。
美国为冷战时期的宣传投入了大量的金钱，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和各种媒介机构，并构建了一整套话语体系。占据核心地位的就是美国新闻署（U.S.Information Agency，简称 USIA），它成立于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间，一直持续到1999年，统领了美国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工作。它在广播、图书展览、新闻和电影四个领域开展工作。广播领域包括美国之音（VOA）、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马蒂电台等，1970年美国之音建立了92 个发射台、40种语言的广播节目、听众人数达到4300万人。
海外的美国新闻处在70个国家开设了图书馆、阅览室，发放各种宣传品并举办展览活动，并指导着“富布莱特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在新闻领域以22种语言出版了66种杂志、报纸和小册子。王维佳指出：“美国的宣传策略不是一些简单的元素和体系，而是创造了非常多元的、富含政治话语的文化体系，意在使全球国家相信线性历史达到的终点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套经济文化制度。”
这种宣传的确产生了强大效果，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中就有通过美国电台收听爵士乐的情节，而爵士乐等美国流行文化也深深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年轻人。更具有影响力的还包括好莱坞的电影。虽然好莱坞并没有完全彻底地与美国政府合作并为其服务，但冷战思维还是渗透到从《洛基》到《007》等一系列电影之中，苏联及共产主义政权成为假想敌。相形之下，苏联的冷战宣传似乎总是处于守势，主要工作是抵消美国文化的影响力。
在20世纪五十年代，参议员麦卡锡领导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是反共宣传的领导者。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默里指出：“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恐惧、苏联在美国间谍活动的曝光，以及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猛烈抨击，使美国的报刊和电波中充满了各种指责与反指责。像1918～1920年‘恐赤病’时期一样，恐惧取代了理性。”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一方面以“自由”为旗帜对共产主义大加鞭挞，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对言论自由的实质性损害。这也引发了美国新闻业的反弹。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爱德华?默罗在1954年3月9日的《现在请看》电视节目中，对参议员麦卡锡进行了抨击：“我们自称在国外捍卫自由，实际上我们也是如此，尽管这自由已所剩无几。然而我们不能一面在国外捍卫自由，一面却在国内抛弃自由。”非美活动委员会甚至提出议案，要求具有“颠覆”色彩的组织将其印刷设备登记，新闻工作者I.F.斯通评论说：“我们现在对印刷文字竟变得如此害怕了。”
美国的大众媒介不仅占据信息传播的制高点，而且成为新兴国家模仿的样板，从发展传播学范式的兴盛可见一斑。但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看来，这实质上是“传播帝国主义”或“媒介帝国主义”。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指出，大众媒介已经变成美国扩张的核心支柱。李金铨也反思了媒介主权的失落。与赛义德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批评相呼应，传播帝国主义批判为这一时期的反思提供了理论动力。
20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苏东剧变”后，美国的中心地位更得到了强化，并且演化成更具有迷思性质的“全球化”。大卫?哈维认为1978～1980年是一个革命性转折点，全球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期，这是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化。全球媒体都在经历“放松管制”。一方面是资本的重新活跃，另一方面是卫星电视、有线电视、电信通讯以及互联网在全球跨越地理疆界，传播进入了“全球化”阶段。
传播全球化的理论源头经常被追溯到麦克卢汉，但它与更广阔的理论及意识形态互相关联，描摹了一种看似理想化的世界体系。这种世界体系掩盖了国家、民族、社会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包括传播状况的不平等。准确地说，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实质上是“全球美国化”。
有压迫，就有反抗；就像资本主义为工人运动提供了温床一样，信息霸权也在全球催生了自己的反对者。1980年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所推动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是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惜的是，它并未在实质上改变全球传播秩序。
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息传播不平等问题就引起了关注。“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提供了政治背书。1976年，在突尼斯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传播问题讨论会首次提出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概念。这场运动得到了全球激进知识分子和媒介从业者的关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主要阵地，形成了热烈的讨论。1980年，在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发布题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报告（麦克布莱德报告），形成了NWICO的整体思想（当然报告内部也有诸多争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新闻自由” 原则表示反对，美国和英国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得这场运动无疾而终。
NWICO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挑战了既定的全球传播秩序，而且打破了关于新闻、大众媒介乃至现代化的一系列迷思。作为这场运动的亲历者之一，芬兰学者及新闻工作者卡拉? 诺顿斯登对相关历史做了记录和反思。他指出，这场运动源于“去殖民化”时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它所激发的学术成果及实践总结远远超越了后续运动。他总结了这场运动的四个教训：第一，它偏重政治而非传播媒介；第二，它偏重辩论而非实践；第三，它应孕育出经受政治斗争洗礼的概念生命力；第四，它应当导向深邃的范式，即帝国主义批评。
世易时移，通讯社和报纸的时代已经让位于互联网。互联网既具有强大的力量，又是极容易跨越地理疆域的，这也促使人们思考：它究竟是复制旧有的传播秩序，还是带来新秩序的希望？丹?席勒提醒我们：“因特网都不是纯粹市场行为的化身。实际上，它是由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特定的国家来孕育的。时至今日，因特网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较量的关键。”他通过区分互联网（internet）和因特网（Internet）来昭示，我们使用的这个因特网，实际上是由特定国家及其私有公司所掌控规则的。互联网的IP地址分配和一系列规则制定，都脱离不了美国的影子。因此，一场新的全球性运动就此展开，这次扮演运动平台的是国际电信联盟（ITU）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
2003年和2005年，WSIS先后在日内瓦和突尼斯召开，并于2005年发布了《突尼斯议程》，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从而突破全球的互联网权力垄断。此外，各个主权国家也不断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包括肯尼亚、印度、埃及、中国等。不过，目前的运动，就像诺顿斯登对NWICO的教训总结一样，尚未形成有生命力的概念，也仍是在政治框架而非传播框架下展开。
那么，当前是否可以寻找更有力的思想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延伸出来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否有这个潜力？
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5年的逆全球化潮流，似乎使得原有的“全球化迷思”宣告破产。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开启了新一轮全球一体化的探索。互联网普及，移动社交媒体成为新的信息流散场域，它的规则制定和治理模式引发争议并成为国与国、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博弈场域。美欧新闻媒体仍然主导国际舆论，但中国互联网企业已分走半壁江山，“今日俄罗斯”（RT）和半岛电视台带来“另类”报道，日韩流行文化席卷全球，全球传播形成复合的多重奏。
就像全球整体秩序有待重整一样，全球传播秩序也有待重建，这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扩展提供了机遇，它有潜力成为新的思想旗帜。
这个概念有两个巨大的优势。第一，它是一个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概念；第二，它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它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和新世界主义的思想交汇点上，从概念内涵上具有极强的延展性，也有能力将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口号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关键在于它是能否超越现代性塑造的民族国家争霸的世界格局，不仅仅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服务，而是基于全球福祉，达成“名”与“实”的相符。落实到人类传播与媒介的层面，我们唯有回归“交流”的初心，将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链接功能与人类共同协作等根本价值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改变全球的既有时间性轨道，将人类导向更美好的未来。
李金铨：《以历史为经 , 以世界为纬——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力》，《国际传播》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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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 1500-2000 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25 页。
【美】迈克尔? 埃默里、埃德温? 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八版）， 展江、 殷文主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1 年， 第 232-240 页； Marcus Wilkerson，Public Opinion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 Study in War Propaganda ,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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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传媒软力量建构
——基于国家文化安全视角
胡正荣 王润珏
（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传媒大学）
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包括十一种安全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文化安全”被纳入其中 ；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将文化安全和军事安全、社会安全并列，确立为保障性地位，也由此确立了国家对文化安全的功能预设和功能期待。
2015 年，中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文化交流成为“五通”工程中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数量众多，文化、民族、宗教背景多元，经济水平、政治体制各异，有关国家文化安全的隐忧也随之产生。如何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以文化交流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进行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2018 年 4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 ：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信息化”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 意味着不断催生新的国际合作空间；对文化安全而言，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非传统” 性影响因素。这就要求我们更新文化安全观，建立信息时代的文化安全意识，尽快探索维护文化安全的途径。
全球化和信息化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也是当前讨论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两个重要背景。其中，全球化对文化安全带来的冲击已为社会各界共同认知。在传统的文化安全观视角下，文化安全的威胁被视为“外源性”的，即外来文化产品的“入超”或者意识形态的侵袭。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文化产业实力和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借助世界各国“放松管制”的时间窗口，以资本输出、制度输出、内容输出等多样化渠道进一步强化其“文化霸权主义”，也因此强化了文化安全威胁“外源性”的观点。按照这一思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文化交往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多元化文化的输入成为必然，“外源性”文化风险也就随之增加。
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中华文化发展演进的数千年过程中，任何一个外源性的文化冲击，最终都被拥有强大改造力和同化力的内生文化融合，形成绵延至今的、以汉族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为辅的中华文化传统。因此，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外源性”文化会对我国文化安全产生危害？即“外源性”威胁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从我国文化发展过程和内在逻辑角度进行检讨可以发现，生产机制、价值内涵和传统传承三个层面的缺失或不足正是造成“外源性”影响转化为“外源性”威胁的关键性“内因”。首先，生产机制、体制的不完善导致文化产业呈现粗放、短视和利益导向的发展模式，使得文化出现空洞化趋势，并进一步导致文化体系不完整、文化修复能力下降以及文化原创力不足、文化产品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次，价值内涵让位于快感消费，大量文化产品以品牌、明星、噱头为卖点，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和“短频快”的投资生产模式，使文化生产和消费走向了缺乏主流价值诉求的“消费主义”逻辑。第三，传统传承缺失，导致传统文化固化、现代文化断层，文化发展呈现疲态，缺乏应有的生命力和活力。
上述三个“内生性”的问题使得我们的文化缺乏对外来文化的“消化”能力，造成了值得警惕的“中虚”困境，为“外源性”威胁提供了“趁虚而入”的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维护文化安全，需要内外兼顾，更要夯实内力，这包括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树立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持续提升我国文化的内生力量。
“信息化”是讨论文化安全的另一个重要视角，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要求我们充分认识虚拟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在信息化的思路下， 我们可以将文化形态大致分为“实体文化”和“虚拟文化”。“实体文化”指的是负载了价值的物质文化形态，比如山水、遗产和一般性文化产品。而“虚拟文化”特指基于数字和网络技术形成的、数据化存在的文化形态。以“棱镜门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网络安全事件已经让各国充分意识到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但虚拟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却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今天，网络空间的开放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地理空间。社交网络、在线视频、网络游戏、电子商务成为日常生活的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消费和价值观念， 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改变着整个文化生态。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的趋势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都呈现出明显的数据化、在线化趋势。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数据”已经成为核心生产力 ；掌握的用户核心数据的规模越大，对市场的掌控能力也就越强。Facebook、Google、Twitter 等拥有大规模用户数据的国际互联网应用平台对世界各国文化生产、消费的影响力已不容忽视。以这些超大型应用平台为依托， 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迅速建立新的信息霸权和虚拟文化霸权。因此，我们应当对以“数据”为核心的虚拟文化安全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包括用户个人信息数据、文化消费数据、在线社交数据等各类相关数据信息的安全。
2016 年 12 月 5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会议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强总体谋划和统筹协调，坚持陆海统筹、内外统筹、政企统筹，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意见》对软力量作为“助推器”的阐述恰好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安全的“保障性” 定位的阐述形成呼应。从长期来看，“软力量”建设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过程中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其中，传媒软力量不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还肩负着国家文化、理念传播的重任，发挥着国家文化软实力塑造的功能。美国学者约瑟夫? 奈(Joseph S. Nye) 在《硬权力与软权力》一书中着重提到，“在信息时代，软实力不仅依赖于文化和理念的普适性，还依赖于一国拥有的传播渠道，因为它能够对如何解释问题拥有影响力”。在信息化时代，传媒软力量建设需求更为迫切，影响更为广泛。《意见》中所提及的话语体系、舆论宣传、舆论引导、国际传播能力均属于传媒软力量建设范畴。
传媒是“把中国告诉世界，将世界引进中国”的桥梁。传媒软力量的建设能够有效应对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外源性”威胁与“内生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具体到文化领域，外部安全涉及中国价值观、中国文化的正确阐释、有效传播，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内部安全涉及文化体制健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文化生态充满生机活力。对外部文化安全而言，作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和渠道，传媒软力量提升是维护外部文化安全的支撑体系，集中表现为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包括国际话语权的提高、议程设置能力的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的增强、中国形象和中国理念的有效传播、中国影视传媒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等多个方面。早在 2009 年，中央就已经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意义提升到与国家安全、国际地位休戚相关的战略地位。对内部文化而言，传媒业是大众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主力军，是影响范围最广、影响速度最快的文化形态之一。同时，传媒还作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对其他文化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传承、传播功能。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和传媒软力量的提升，对其他文化领域能产生辐射和引领的效应， 是提升文化自信和文化抵御力的重要途径，亦能为解决相关领域的“内生性”问题提供范例。
传媒是信息技术与文化领域融合发展的先发领域。传媒文化兼具“实体文化”和“虚拟文化”的特征，传媒软力量建设对维护“实体文化”与“虚拟文化”安全同时产生效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对文化领域而言，传统安全主要涉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其中又以“实体文化”为主。以书籍、报纸、影视产品为代表的传媒内容产品是“实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输出的主要方式。在“一带一路” 建设的过程中，将有更加多样化、多元化的文化类型以传媒内容产品的形态进入我国。因此，维护“实体文化”安全，必然要求传媒相关内容产品质量、产量的全面提升，充分发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功能。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来看，如前文所述，文化领域最为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因素源于信息化的发展和深入， 集中体现为文化相关数据信息的安全问题。“一带一路”的建设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展开，在互联网空间，以数字化、数据化方式展开的文化交流将呈现出日益频繁、多样的态势，虚拟文化安全更需重视。在文化领域中，传媒与信息技术的关联最为紧密。我国传媒业的数字化、信息化转型探索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新兴媒介形态、传播方式本身就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全球范围内，以 Facebook、Twitter、YouTube 为代表的大型社交媒体、在线影视媒体平台，也就是集数据生产、收集、分发、运算等功能于一体的数据集成平台，是虚拟文化资源的集成中心。因此，提升我国媒体软力量是维护信息化时代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环节。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快建设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强大传播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的目标。我们迫切需要塑造和提升信息化时代的传媒生产力、创新力、竞争力，尽快打造具备互联网思维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传播趋势把握能力的大型传媒机构和传媒平台。
传媒软力量以国家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为支撑，传媒软力量是由话语权、舆论影响力、市场竞争力、价值引导力、文化传播力、技术研发力、人才供给力等多个方面构成的力量体系，传媒软力量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结合中国近二十年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媒介数字化融合转型的经验来看，顶层设计、技术应用、人才培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个层面，大致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
一是科学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国家、民族数量众多，文化形态多样。每个阶段、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文化交流方式、文化交往态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和传媒软力量的需求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在进行传媒软力量体系顶层设计时，统筹规划“一带一路”媒体软力量建设进程，充分考虑国内、国际需求差异，兼顾总体文化安全需求与国别、区域交往过程中的文化安全需求。
二是建立全球文化观。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来看，文化发展是一个开放融合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是在与多样化的文化交流、融合、碰撞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历史同样如此。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决不意味着对其他类型文化的排斥、拒绝，也不意味着展开与其他文化的竞争，而是要在保证意识形态安全、价值观安全的前提下拥抱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因此，媒体软力量的建设要置于“全球”的视野下，以开放的心态，以多样化的形式充分发掘和展现中华文化中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往；在实现我国优秀文化传承的同时，吸取其他文化中优秀的、先进的部分， 实现中华文化的包容、创新。
三是坚持核心价值观统领。文化安全的核心是价值观安全。所有媒体发出的声音、所有媒体形态和内容产品，最终都是要靠价值观打动人。传媒业应具备将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融合到新闻、电影、电视剧等多样化的内容产品之中的能力，以国内外公众能听懂、愿意听、能认可的方式诠释和传播核心价值观，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媒介文化、大众文化，从而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吸引力、影响力。
四是保持技术先进。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信息时代的文化安全与互联网、信息技术密不可分，保持技术的先进性至关重要。这里的技术先进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硬件技术，这是基础。硬件条件落后，则可能导致区域市场进不去、覆盖范围达不到、内容传输不通畅、产品品质难以竞争。第二个层面是应用技术。我们是否能够以互联网思维充分运用好先进的硬件技术条件，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例如，积累的数据资源怎么处理、怎么运用 ；如何保持媒体平台的用户黏性、粉丝活跃度 ；如何运用新兴传播手段、传播规律实现文化的传播、传承。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应用能力对信息时代传媒软力量的强弱具有决定性意义。
五是实现产品多元化。延续前面的思路，产品多元化也就成为必然的步骤和结果。这里的产品多元化是多层面的 ：既有包括针对国内外不同地域、民族、年龄、宗教、文化传统受众的多元产品，也包括基于不同传播手段和终端形态的传媒内容产品 ； 既包括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宣传片、日常节目等常规产品，也包括应对突发性事件、重大事件的非常规产品。只有建立起结构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才能充分实现顶层设计，才能充分体现全球观和价值观。
六是注重人才培养。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并指出，今天 的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这是对国家新闻传播人才需求最明确和精炼的概括。面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风险，人才是应对变迁、迎接挑战的关键。只有建立起懂文化格局、懂传播规律、懂受众偏好、懂技术应用的专业人才队伍，才能够从本质上实现媒体软力量的提升 ；只有建立起包括学校专业培养、职业定期培训、社会普及教育等多层面的、稳定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才能够形成传媒人才竞争优势，维护国家文化的长期安全。
胡正荣、姬德强：《文化安全观的两个视角转换》，《国家治理》，2016年第11期。
胡正荣、姬德强：《文化安全观的两个视角转换》，《国家治理》，2016年第11期。
【美】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真实、立体、全面：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王润珏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教育电视台）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的应用，智能全媒体成为媒介融合深度发展未来趋向。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流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媒体是我国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的中坚力量， 他们在技术应用、模式创新、话语建构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全国各级、各类媒体都具有引领作用。2019年4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功采用“4K+5G+AI+VR”的模式对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行面向全球的多语种全程报道，我国主流媒体依托的智能全媒体传播体系建构的新型国际传播模式雏形初现。
当前，世界秩序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为重要的变化阶段：一方面，G20 机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这是世界格局由单边向多边转变的结果，也是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宏观趋势下，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思潮涌动；大国关系、区域局势、国际格局也都正在经历重大变化。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奉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 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战，对全球经济和国际合作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全球治理和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同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探索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路径。 在此背景下，国家对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和多元化。
中国需要通过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向世界呈现中国、解释中国。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解答自己“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疑惑，解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理念，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和理性地认识、理解和评价中国，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话语新体系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2013 年 11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一带一路” 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我国为世界贡献的、以中国历史文化底蕴为支撑世界未来发展的解决方案需要通过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实现与其他文明或文化的相通、相融，以获得世界人民的认可、支持和参与。
中国需要通过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展开政治对话、参与全球治理。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的影响下，当今世界正处于政治派别、价值观、信仰纷繁多元且仍处于不断分化衍生的状态。政治对话是不同主权国家之间解决价值冲突、利益分歧，构建和平环境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不同种族、群体之间沟通、理解的重要方式。在国际政治关系中， 主流媒体则是国家表达政治立场、国家主张、参与全球治理的正式渠道之一。融媒体时代， 主流媒体能够运用更加多元的渠道、形式，以及话语表达方式面向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直接传播，同时能通过实时互动、在线评论、弹幕等新的途径和方式开展对话，从而丰富对话的群体层次，提高对话的效果与效率。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和媒体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地球村的形成，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着同一个信息空间，网络空间治理亦成为全球性的共同话题。我国主流媒体在开展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通过客观信息的及时传递、国家立场的明确表述等方式积极主动开展信息传播，正面应对恶意攻击、防治谣言，主动建构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网络信息空间环境也是我国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工作内容。
中国需要通过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开展公共外交，促进人文交流。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外交、新媒体外交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融合在带来国际传播主体多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媒体外交主体多元化。融媒体环境下的网络外交体现出正式外交、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相互交织，媒体活动与外交活动界限模糊的特征。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工作本身也就成为国家外交工作中更加重要的部分。我国已经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欧盟、法国、 印度尼西亚、南非、德国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开展人文交流活动。但人文交流活动普遍存在着当地媒体可见度不高、公众关注度不足、信息传播不充分的问题，迫切需要针对相关国家的国际媒体合作、国际传播活动作为支撑。同时，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牵头成立的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本身也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内容之一。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核心所建构的世界舆论格局。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平台因其用户规模、 用户活跃度、用户黏性的持续增长而成为国际传播不容忽视的舆论场，从而改变着国际传播的媒介格局。自2015年我国全面进入4G时代以来，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我国主流媒体通过设备更新改造、技术创新升级、组织结构调整、运作流程重塑、人才结构优化等方式积极开展全媒体建设。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媒体智能化发展进程的加速和5G技术全面商用时间的临近，我们将全面开启万物互联的传播新时代，这也意味着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将步入全媒体智能化的新阶段。一个清晰的趋势是，随着智能全媒体体系建设进程的深入，我国主流媒体正受到新技术、新媒体、新方式的持续赋能，从而带来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和功能的拓展。
从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角度来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和4K、AR、VR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优化了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的信息生产效率和呈现效果；数据挖掘、智能推送技术的应用系统地提高了跨时区、多国家的信息传播精准性和有效性。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 成立两年多来，以“台网并重，先网后台，移动优先”为原则，建成启用了多形式采集、同平台共享、个性化制作、多渠道多终端分发的融媒中心。截至1月17日，CGTN新媒体全球活跃粉丝超1.01亿，总阅读量超过153亿，全平台帖文累计独立用户访问量97.7亿，视频观看量逾14.1亿，总互动5.9亿。同时，主流媒体的多语种、跨文化传播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例如，AI合成主播已在新华社正式上岗，他们不仅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播出， 满足不同时区新闻信息更新和播出需求，还能够在导入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后实现多语种随时切换播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5G新媒体平台建设和业务生产赋能，形成“4K+5G+AI”的战略布局，打造自主可控、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级新媒体新平台，努力成为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全媒体、智能化发展还使得主流媒体可以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思路开展国际传播，或者说具备在开展传统国际传播工作的同时实现更多国家需求和自身价值的渠道和空间。例如，新媒体平台能够通过点赞、评论等形式便捷地获取用户反馈，可成为了解各国公众意见、把握全球舆情态势、描摹国家海外形象的重要渠道。我国主流媒体建设的智能全媒体体系包括具备多语种、多形式内容检索、分析、生成能力的媒体资源数据库和全媒体制作平台，其中包括许多有关中国的人文、社会、经济、科技的独家信息。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媒资库和制作平台向世界主要媒体机构和个人以分级授权的方式有条件开放，从而实现由单纯媒体机构转型为兼具内容供应或生产平台运营的复合型机构。由此，不仅能够借助其他媒体机构的传播渠道、用户网络实现传播，还能实现我国主流媒体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主流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多重意义：其一，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是我国进行国家形象自我塑造的首要途径；其二，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是我国改变刻板印象，应对负面舆论的重要手段；其三，主流媒体是我国针对重大事件或涉华议题进行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的行动主体；其四，主流媒体是我国进行话语体系建构和话语权竞争的主导力量；其五，主流媒体形象本身也是国家形象的组成部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持续发展的智能化传播趋势下，我国主流媒体可尝试紧扣以下几个关键词开展国际传播，塑造国家形象。
第一，真实。东汉史学家荀悦曾言“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是媒体公信力和影响力产生的根源。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下，媒体信息的真实性可从时效性、客观性、准确性三个维度进行理解。时效性即我国主流媒体应在国内外重大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在不同传播平台及时发声，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持续发声。客观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之源。特别是在国际舆论竞争的场景中，“让事实说话” 常常比“为事实说话”更具有说服力。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的客观性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客观因素和从业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机器人写作、传感器新闻等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将有助于媒介内容客观性的保障。准确性，通常指涉媒体呈现事实的准确无误和表达方式的准确恰当。媒体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实现内容信息准确传播的复杂性和困难度都远高于国内传播，不仅面临语言修辞的跨文化表达和理解带来的“失准”，还有可能在多级传播的过程中被刻意地“曲解”或“误读”。在智能传播时代，我国主流媒体可以运用以用户画像为基础的信息推送系统，实现信息接受者与信息形态（呈现方式、话语体系、价值逻辑）渠道的精准匹配和直接送达，从而减少信息传播的层级，提高跨文化传播时的受众信息理解的准确度。
第二，立体。受历史原因的影响，我国的国家形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他塑”的被动局面。掌握着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在其各自利益逻辑的驱使下，持续建构、塑造、强化中国在世界公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从而使得中国并未获得与其承担的国际责任相匹配的国际形象。“使用与满足”理论提示我们，若中国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和服务能有效满足不同国家、不同主体有关中国的“兴趣”和“需求”时，便能够激活受众接触、选择、理解的主动性，从而提高传播效果和用户黏性。信息化进程带来的媒体资源的极大丰富，为中国形象的立体传播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为立体化传播目标和效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立体化的信息传播应该具有“5多”的特征，即呈现的主体多（政党、政府、企业、军队、公民等）；涉及的领域多（政治、经济、民生、文化、艺术、宗教等）；呈现的形式多（文字、图片、音频、视频、VR等）；解读的视角多（报道、评论、调查、分析、研究等）；获得的方式多（搜索、推送、 社交、订阅、数据库等）。唯此，才能更好地满足世界各国不同类型受众对于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的需求，更好地实现树立立体的国家形象的传播目标。2019年2月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5G 新媒体平台成功实现 4K 超高清视频集成制作；4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用“4K+5G+AI+VR”的方式对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行面向全球的多语种全程报道。这正是智能传播时代我国主流媒体尝试将新闻传播专业能力与先进技术融合进行重大事件立体传播的一次成功实践。
第三，全面。在本文所探讨的话题下，“全面”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指我国主流媒体对国家或事件的全方位、多维度呈现。从国际话题的角度来看，多极化的世界发展趋势带来全球公众对多样化声音的期待。在重大国际事件中，公众已经不再满足于美国价值观主导下的、一边倒的舆论格局，期待通过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媒体获得更多事件的信息和看待的视角，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争论和反思。今日俄罗斯正是将对争议性国际事件提供与西方媒体的不同的信息和观点作为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从中国话题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高速发展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中西方媒体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体现的不平衡、不完善等局部问题，或突发性事件、负面事件尤为关注，互联网的普及又极大地提高了信息扩散的效率。因此，我国主流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应勇于正视、客观呈现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够完美的一面；面对突发性事件或负面事件时，应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把握的信息传播权和话语权，从而降低谣言生成和传播的可能性。第二个层面是指我国主流媒体对国家或事件的完整、详细呈现。对信息的“选择”和“把关”是媒体传播的必要环节，但有意地通过隐匿信息、片面报道则会造成歪曲事实、误导舆论的负面影响。“选择性传播”或“片面夸大传播”也正是西方媒体强化传统中国刻板印象时常用的手段。同时，由于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在有关中国的许多问题上，“信息不对称” 是许多国外公众产生误解和疑惑的原因，这就需要我国主流媒体在事实之外提供更多的历史文化背景信息为受众的准确理解提供辅助。智能化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将使我国主流媒体能够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向世界进行完整、详细的事实呈现。舆论生态、媒体格局、 传播方式发生的深刻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带来了我国主流媒体改变国际传播中信息不对称、传播资源不对称的传统格局，全面展现中国形象的历史机遇。
西方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扩散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让世界将多元化、全球化的期待转向了中国。与此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世界责任的重要承担者，并贡献了建设“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现实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此过程中，理性看待中国发展模式，客观评价中国贡献的声音越来越多，但对中国的误解、曲解现象也仍然存在。智能技术的应用和全媒体的建设为我国主流媒体真实、立体、全面地开展国际传播、诠释中国变革提供了有效支撑； 媒体格局变化与世界舆论场的分化为我国主流媒体全面参与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和话语权力重新结构提供了历史机遇。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这是从国家层面对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主流媒体机构持续发力、不断前行的方向和目标。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
胡正荣、王润珏：《信息化时代网络舆论工作的新特点与新格局》，《人民论坛》，2018年第13期。
王润珏、胡正荣：《融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特点与新格局》，《国际传播》，2017年第5期。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
央视网：《CGTN新媒体全球活跃粉丝过亿创“六个第一”》，
http://www.cctv.cn/2018/01/19/ARTIab0zUp7tu1KUHWnGu8Hr180119.shtml。
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 30245212。
李智：《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国家形象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新视野》，2015年第6期。
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 30245212。
“一带一路”研究国际学术版图及热点可视化分析
——基于 CiteSpace 软件和 WOS 数据库
王润珏 王夕冉
（中国传媒大学）
摘 要：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2013 ～ 2019 年间“一带一路” 相关英文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 信息可视化软件以知识图谱的形式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勾勒出当前国际学术界“一带一路”研究的主要研究力量分布、知识结构和研究热点。研究发现：围绕“一带一路”研究，国际学术界初步形成了“以中国及周边国家为主”和“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主”两个研究合作群体。其中，中国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是最主要研究力量；研究路径和理论框架涉及金融、国际贸易、法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能源科学等诸多不同学科。但总体来看， 国际学术界的“一带一路”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呈现分散性特征，学术脉络、研究进路尚未形成；研究热点集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世界经贸议题。
关键词：“一带一路”；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国际学术研究
“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公共产品，是一项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旨在实现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自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构想以来，“一带一路”建设成绩斐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中欧班列扩运、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成功打造、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举行，蒙内铁路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相继竣工。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中国已经与 131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87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
本文尝试通过知识图谱分析，呈现国际学术界有关“一带一路”研究的路径与概貌， 厘清由不同国别和学科背景学者的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研究热点、重点、知识结构和研究网络，并对当前“一带一路”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初步形成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行进一步分析，从而为中国建构“一带一路”理论体系，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学术话语权提供参考。
一、数据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Web of Science（美国科学引文，简称“WOS”）收录 1 万余种全球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国际学术期刊，是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数据库平台。本文将 WOS 数据库作为数 据来源，选取 WOS 数据库系统中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数据库（A&HCI）和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会议引文索引数据库（CPCI-SSH），以“‘Belt and Road’ OR ‘Silk Road’ OR ‘OBOR’”为主题，以一般论文（article）、会议论文（proceedings paper）、综述（review）为文献类型，对 2013 ～ 2019 年的文献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14 日），共计得到 688 篇文献。
（二）研究工具
CiteSpace 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与情报学院教授陈超美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通过计量特定领域的文献（集合），以绘制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的形式探寻出该领域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和结构关系。本文以 CiteSpace 软件（版本5.4.R4）为研究工具，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国家 / 地区归属、期刊、机构、研究者分布情况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和关键词共现分析，对全球“一带一路”研究的主要研究力量、描绘该领域的知识结构、总结热点议题进行解析。
在WOS 数据库中，共检索获得 688 篇文献，导入软件去重之后得到 645 篇有效文献。本研究以去重之后的 645 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在软件内将时间切片（Time Slicing） 设置为“From 2013 To 2019”，分割单位（Years Per Slice）设置为 1 年，选择阈值（Selection Criteria）设置为 Top50。
二、数据分析
（一）基础数据分析
1.研究概况
从发文时间和发文量上看（见图 1），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初期（2013 ～ 2014 年 )，数据库中没有检索到相关主题文献，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此阶段尚未由国际时政话题转化为国际学术话题。2015 年 3 月 28 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此后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 地区、组织持续增加，相关建设项目的影响逐步显现。反映在国际学术界的变化是“一带一路”研究的成果数量和可见度显著增加。2015 年，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14 篇，此后研究成果数量呈现逐年递增态势，年均增速达 50.76%， 预计 2019 年度文献数量将达到 392 篇。
图 1 WOS 数据库“一带一路”主题文献数量（2013 ～ 2019 年）
2.主要国家 / 地区分布和合作情况
将节点类型设置为“Country (Region)”，裁剪方式设置为“Pathfinder+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Pruning the sliced network”，运行 CiteSpace 软件生成由 26 个节点、22 根连线组成的网络密度为 0.0677 的国家 / 地区可视化图谱（见图2），进行聚类后，其 Modularity Q 值为 0.6374（Q ＞ 0.3 表明社团结构显著）, 网络聚类效果较好，Mean Silhouette 值为 0.7143（S ＞ 0.5 表明聚类合理，S ＞ 0.7 表明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聚类结果可信度高。
如图 2 所示，国家/ 地区可视化图谱中，圆环大小代表相应国家/ 地区的发文量， 圆环外层的厚度代表相应节点的中心性（CiteSpace 软件中的“中心性”只指“中介中心性”），即该节点的重要程度。通过分析图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研究者的发文量和中心性均位于 26 个发文学者来源国家 / 地区的首位；美国研究者的发文量居于第二位，但中心性极低；澳大利亚研究者的发文量和中心性均居前三位；韩国研究者的发文量不突出，但中心性较高。通过对发文量排名前 10（含并列）的国家 / 地区进行排序（见表 1），可见在当前的全球“一带一路”研究格局中，发文量与中心性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分析国家/ 地区合作关系，图谱中两个国家/ 地区之间存在连线说明国家/ 地区之间存在合作情况，即不同国家(地区)的作者合作发文，连线的粗细程度反映国家(地区)合作频率的高低。整体来看，26 个节点只有 22 根连线，说明“一带一路”研究的跨国、跨地区的合作力度不大，以不同国家(地区)学者的分散、独立研究为主。具体来看，国家/地区合作关系可粗略划分为两大合作群：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包括英国、新加坡、巴基斯坦、比利时、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在内的研究合作群。该合作群发文量较高、中心性较强；二是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包括德国、加拿大、日本、波兰在内的研究合作群。该合作群的发文量、中心性都相对较低，在目前的“一带一路”研究中相对边缘。其中，韩国的学者与中国合作群和“美—澳”合作群均有合作关联。由此可见，中国研究者目前在全球“一带一路”研究中的主导性和主动权较为显著；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和国际关系良好国家(地区)的学者与中国学者在“一带一路”研究上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合作基础，并初步成为影响力较大的学术合作群体。同时，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西方国家学者目前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程度仍然有限。
图 2 “一带一路”研究的国家 / 地区可视化图谱
表1 发文量 TOP10 的国家 / 地区
3.期刊共被引分析
图3 “一带一路”研究的期刊共被引图谱
将节点类型设置为“Cited Journal”，裁剪方式设置为“Pathfinder+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Pruning the sliced network”，运行 CiteSpace 软件生成由143 个节点、157 根连线组成的网络密度为 0.0155 的期刊共被引图谱（见图 3），进行聚类后，其Modularity Q 值为0.8082, 网络聚类效果较好，Mean Silhouette 值为0.5759，聚类结果合理。
期刊共被引图谱显示，《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 ）是被引频次最高的期刊，该期刊主要刊登有关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 ）是中心性最高（0.89）的期刊，是“一带一路”研究的相关期刊中重要性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期刊。该期刊是涵盖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亚洲等新兴世界的发展问题的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4.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
将节点类型设置为“Institution”，不进行任何裁剪，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到发文量排名前 10（含并列）的研究机构，除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外，均为中国的研究机构。其中，浙江大学的发文量和中心性均排名第一，是影响力最大的研究机构。该机构的文献集中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海陆物流网络的建设、区域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经济一体化这三个议题。
5. 研究者分布
将节点类型分别设置为“Author” 和“Cited Author”， 均不进行任何裁剪， 运行 CiteSpace 软件得到高产作者和高被引作者。其中，发文量最高的李太雨（PAUL TAEWOO LEE）是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港航物流与自由贸易岛研究中心教授，其研究方向为海运和物流、海事经济学和供应链管理，样本文献中他所发的 7 篇文章均在其研究方向内。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其研究的主攻方向为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二）知识结构与研究热点
1.知识结构：文献共被引分析
将节点类型设置为“Reference”， 裁剪方式设置为“Pathfinder+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 Pruning the sliced network”，运行 CiteSpace 软件生成由 123 个节点、209 根连线组成的网络密度为 0.0279 的文献共被引图谱（见图 4），使用LLR 算法进行聚类，并以主题词（Terms）为聚类标签命名，其 Modularity Q 值为 0.7497, 网络聚类效果较好，Mean Silhouette 值为 0.6341，聚类结果合理。利用软件聚类信息输出功能， 结合聚类具体信息补充聚类标签的中文翻译，绘制聚类信息汇总表（见表２）。
由图 4 和表２可知，“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共被引文献分为“亚投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作用”“全球物流城市概念”“金融发展”“中欧贸易路线选择” “中国南海政策”这8个聚类，它们的Mean Silhouette 值均大于 0.5，因此这8个聚类是“一带一路”研究的主要内容，构成了该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
图4 文献共被引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