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女作家的创作与发展现状
王钰婷(中国台湾)：台港女性文学交流另一章
——以1950至60年代童真出版作品为讨论核心
一、前言：
香港与台湾，存在着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香港特殊的文学生态，早在八○年代就引起台湾学界的重视，1985年《文讯》第20期曾由李瑞腾教授规画「香港文学特辑」，开启台湾学界研究香港之先声。台湾学界目前也开展出不同面向的台港文学研究成果，关于台湾与香港交流现象的具体研究，目前多集中在五、六○年代现代主义的传播发展、冷战时期的交流与影响，以及香港南来文人现象等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须文蔚、陈建忠、苏伟贞、应凤凰等学者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从笔者所关注的五○年代台湾女性文学之研究领域出发，亦发现五、六○年代有不少台湾的女作家，将作品投至香港报纸或是文艺刊物，或是在五○年代在香港所发行的美援刊物中，如《大学生活》、《祖国周刊》、《亚洲画报》、《中国学生周报》所举办的征文中频频获奖。
关于五、六○年代台湾的女作家，在香港的发表现象，其展现出来的样貌，以及女性作家如何连结起台港文坛的互动，尚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历史的线索，台港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始至1949年后香港特殊的政治文化境遇，49年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立于海峡两岸，由于香港独特的英帝国殖民环境，因而成为国共政治对峙下的中立者，也成为双方意识型态竞逐的战场。此外，由于香港位居中国大陆边缘的第一线，也成为美苏冷战布局中的一环，在台湾、中国、香港三地中，香港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不容小觑。香港独特的地缘政治，也促使台港在政治、文化上直接接触与频繁互动，所以研究五、六○年代台港两地文化、政治上如何交流与互动，及如何形构出台港跨地域流通的文学现象，深具意义。
本文以五○年代台湾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童真于香港的文学发表活动做为讨论焦点，来探察五、六○年代台港文化及文学交流的重要现象，并思考香港文坛为何引进台湾女作家童真的作品，其中展现出何种文化介入呢？童真在美国新闻处所资助于香港设立的相关出版社上发表作品，也透过美援文化的影响，和香港的文坛出现具体接触，发展出台港之间特有的文学联系管道。本文从台港文坛跨地域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察五、六○年代台港文化与文学交流的重要现象。
二、童真研究与台港文学交流网络：
五○年代台湾文学生态的改变对于女性书写空间的扩张，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也使得女作家写下战后台湾文学史上最瑰丽的序章。五○年代的女作家群，包括：苏雪林、谢冰莹、琦君、林海音、张秀亚、孟瑶、钟梅音、徐钟佩、聂华苓、艾雯等，这群女作家群不仅活跃于文坛，也在创作的质量上都拥有不容小觑的成绩，并且打造出另类的文坛风气。五○年代女作家在文艺创作上的成果，在台湾学界具有代表性学者的重视下，逐渐确立了其思想价值，亦成为女性文学研究中的重点研究范畴，并且建立起较具完整的轮廓。台湾学界目前对于五○年代女性文学的研究有极大的突破，其中最大的关键在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性别研究视角的确立，一一突破反共文学时期女性文学的史观，以建构女性文学的传统。从女性创作角度来叙述台湾文学史，梅家玲从性别论述角度切入女性与家国论述的交互辩证当中，深入说明女作家在家国想象内自我定位的复杂性；邱贵芬提出战后初期可视为女性创作空间大幅度开展的时刻，也打开台湾文坛一向由男性作家主宰的瓶颈。如果，我们持续追踪五○女性文学的发展，尚有一些很少被讨论的女作家与作品，犹待进一步关注，其中童真在五○年代著作数量丰富的女作家尤其值得再讨论。
目前台湾学界关于童真的研究专论并不多见。童真的研究，主要来自于范铭如的「台湾新故乡」之论述，此一论述也对于五○年代女性文学评论模式影响深远，并发掘出童真小说的独特价值。范铭如以童真小说作为建构五○年代女性文学传统之例证，指出五○年代女性小说在家台湾的实际书写中，思考重建家园的困境与方法，并塑造心灵之原乡，也突破当时官方大叙述与家国视角，并进一步从其性别身分来重塑女性的家国想象。范铭如论证童真〈穿过荒野的女人〉一作中，显示出女性离开象征父权结构的大陆，在台湾获得重生，并得已逐渐建构自我的主体性。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也特别标举童真文字艺术的高度，认为：「童真的文字颇为生动，擅长以外在风景来衬托内心世界。」对于童真文字艺术造诣十分推崇。
童真在1951年踏进台湾文坛，到1977年停笔后，直到90年代中旬才又在《文讯》上发表散文创作。童真的创作生涯始于随任职台糖的夫婿居住在花莲光复时期，以小说为主，发表在《新生报．副刊》、《自由青年》、《幼狮文艺》、《自由中国》、《文学杂志》、《文星》等报刊杂志上。童真创作第一阶段的高峰期是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之间发表了几十个短篇小说和四个中篇小说；1961年夏秋之际，因为照料四个儿女与写作耗损体力，因而病倒，第二阶段的创作高峰期在1962年至1973年间，尤其是1962年是童真丰收的一年，除了在《中华日报．副刊》上连载《爱情道上》，还在香港一口气出版了四部小说集，1963年后在台也陆续出版《爬塔者》、《雾中的足迹》、《彩色的脸》、《车辚辚》、《夏日的笑》、《寂寞街头》、《寒江雪》等小说集。
童真在香港的发表情形，目前可见的资料为作者自述写作历程之相关篇章，以及童真接受媒体所进行的采访数据。其中童真自述其笔墨生涯〈我的创作之旅—一次小小胜利〉；以及钟丽慧的〈「乡下女作家」童真〉，最值得参考。童真在自述与采访中，提及1955年，她以一篇〈最后的慰藉〉获得香港《祖国周刊》短篇小说征文亚军奖(李白金像奖)，童真提到此一奖项给予她莫大的鼓励，童真在自述其写作生涯提到此一小小胜利后：「我告诉自己：我要勤奋地写下去，希望有一天能写出一些具有份量的小说。」童真提及由于此次征文获奖，香港报刊多来约稿，除了《祖国周刊》外，还在《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文学世界》、《自由人》、《中外画报》等报刊发表其短篇小说。根据笔者初步资料的收集，童真除了在上述报刊发表作品，也在《纯文学》与《华侨文艺》上发表相关创作。
关于此一时期童真在香港所进行的文化生产过程，有很多可待讨论的空间。首先，就童真当时所发表的报刊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五○年代香港虽然有不同类型的综合性文化刊物，然而童真显然还是在五○年代美苏冷战国际局势的场域外部条件之下，以其创作位置与香港文坛产生联系。当时美国为与共产主义展开意识型态的抗衡，而大量赞助非亚地区的文化活动，五○年代台湾与香港都受到冷战局势的波及，在美援(元)文化影响下，建立出台港文学交流网络 。
香港成为五、六○年代台港文坛所共通的文艺平台，主要在于香港在当时历史结构与文化政治中所处的特殊位置。香港一方面是国共双方斗争之下意识型态的战场，一方面又处于美苏冷战下文化相对开放的环境之中，郑树森论及香港是当时华文世界的特殊空间，容许各种政治立场者众声争鸣、自由活动，也在两岸政治活动中扮演类似公共空间的角色。从郑树森的分析可以得知，五○年代香港文坛的重要特色之一为冷战格局下的美援文化与左右翼对垒之情况。美援文化在香港得以蓬勃发展，除了香港在全球冷战体系下的特殊位置，方便美国进行文化外交政策之外，也在于五○年代香港特殊的「南来文人」，或是称为「南来作家」现象的推波助澜之功。香港特殊的南来文人现象，与美援文化所需的社会情势不谋而合，因此南来右倾文人与美援文化的巧妙结合，形成五○初期香港文坛的重要现象之一。透过童真与香港文学场域的关系研究，我们进一步探问，童真的作品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之中，被香港文学场域所接受？童真作品中所具有南来作家的家国想象的意识，是促使童真作品与香港文坛产生联系和互动的关键，以下将以童真于1962年出版的《黛绿的季节》进行分析，童真作品中怀乡元素极有可能是其得以吸引香港文坛的目光进而引入的重要因素。
三、南来文人的家国想象：
南来作家因应政治局势，也因应冷战局势，创作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小说，其创作也主宰此一时期香港的文化景观，在当时香港文坛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赵稀方为香港冷战时期文学历史图像勾勒出清晰的图像，认为香港的反共文艺在美国资金扶植下繁荣起来，而美元资助的较有影响的香港出版机构，几乎支配当时香港的文坛，也进一步分析当时反共文学分成两部分，一是写大陆，一是写香港：「写大陆的作品，主要是揭露控诉中共红色政权黑幕；写香港的作品，主要写南下香港难民。」然而，这群因战乱而从中国内地转移到香港的南来作家，对香港的情感倾向于失根疏离，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中，演绎无所依归的生命困局。关于此一时期南来作家作品的呈现，学者如卢玮銮、黄继持都从对本地问题疏离，缺乏关怀的「过客心态」来批评南来作家，如卢玮銮着眼于这些作家对现实社会关注之匮乏，认为他们作品多偏重于个人自我的沉吟；而黄继持则偏重于梳理香港风俗图像在其作品中呈现的情形，认为他们的作品游离于香港社会本体和生活之外，没有呈现出香港本地之特色。在此可以得知南来文人对于香港现实较之疏离与淡漠，还是以往昔生活经验为创作素材，如陈智德就指出南来文人作品中「怀乡与否定的依归」。所以，怀乡形塑香港五○年代文学特质、美学意识，也和整个社会有「否定」的对照。
童真1962年于友联画报杂志社出版的《黛绿的季节》，一共收录五篇作品，除了〈黛绿的季节〉为中篇小说，其余四篇皆属短篇小说，这些故事也建立在居台的南来人集体离散的时空背景之下，此一怀乡主题，也包含离乡背井的集体记忆。童真在此部小说集采取相当一致的书写面向，创作主题以描写爱情和亲情故事居多，也同样以女性心理为主要叙事观点。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大多具有外省籍背景，因中国战乱而被迫分离、因迁徙台湾而失去音讯，最后却又在造化弄人之下萍水相逢，再重逢已是今非昔比、世变境迁。童真创作此部小说的主题，便是围绕在离散经验底下的重逢际遇，故事中「错过」是男、女青年在烽火时代的共同命运，而「初恋」是系在彼此心头无法拆解的牵挂，「他日／乡重逢」的戏剧张力就在男、女主角如何面对尘封多年的秘密思念？以及如何处理现实生活的棘手境况？如小说集当中〈黛绿的季节〉与〈安排〉，便是处理相同「重逢」主题的两篇小说。
〈黛绿的季节〉中如晶在悲苦的环境中成长，父亲长年酗酒又背叛家庭，父亲骤逝后母亲韶音带其到高雄投靠同学蕙姨。蕙姨的丈夫何景平在民营工厂担任厂长，俩人育有一女一儿，如晶观察到蕙姨家境良好却气氛冷淡，原因是蕙姨成天在外打牌，景平姨丈也忙于工作，但对于寄宿的韶音母女却是十分周到。小说的主线之一，在于母亲与姨丈重逢，所带出一段尘封的情事。一日如晶意外撞见母亲与姨丈在大贝湖湖面上泛舟，才知道何景平是妈妈离散二十年的旧情人，但碍于现实所以选择隐瞒。真相终于还是爆开，小说最后男、女主角面对重逢当下的悸动，不曾溢出礼教规范，最后仍一致决定回归现实生活，蕙姨后来决定戒赌回归家庭，重修婚姻关系，母亲也重新考虑孙秘书的追求。而〈安排〉也铺陈以大局为重的圆满结局。小说描述超华暑假带着女儿茵茵到好友家萱位于郊区山上的新家渡假，这座新居是家萱的建筑师丈夫亲自设计的，为让妻子有个合适的休养环境。家萱虽有个体贴丈夫和乖巧儿子，然而其内心始终思念当年因中日战争而分离的初恋情人金雪鸿，因此对丈夫有着极深的愧疚感。小说揭露出超华以维持原本家庭的和谐与安宁为理由，斩断两次家萱与旧情人重逢的机会，一是当年金雪鸿登门探询家萱下落时，新婚刚育子的家萱在她家做客，超华为了不忍破坏眼前的幸福家庭，而打发金雪鸿离开；第二次是现今超华女儿茵茵外出写生，巧遇不知名的画家金沙，俩人成了忘年之交，一日超华到金沙的画室参观时，赫然发现金沙就是金雪鸿，画室摆放家萱年轻时的画像，超华决定带着茵茵提前结束行程返家，不向家萱提及，也坚定自己出自善意的谎言是对双方最好的安排。
不论是〈黛绿的季节〉、〈安排〉主要叙事者皆为步入中年的女主角，她们分别来自破碎的不幸婚姻，或者幸福美满的家庭，因此与旧情人重逢带给她们生活巨大的冲击，也让她们的内心陷入极大的矛盾。〈黛绿的季节〉里的韶音夹在好友蕙珍与初恋情人的两难之中；〈安排〉里家萱因内心深藏一个思念的身影而对丈夫感到愧疚。无论小说中的「他乡重逢」是在出其不意的状况下发生，亦是近在呎尺却不得相见，童真笔下的男、女主角面对重逢当下的悸动，最后都选择让过去留在过去，回归现实生活，让现在维持理性的结局，维系家庭的和谐。然而，这些以「他日／乡重逢」为命题的小说，其怀乡主题也包括对于已逝恋情和记忆的追寻，与旧爱在台重逢，唤醒的无非是对于往事的记忆，除了个人怀乡情感的宣泄之外，也包含群族集体放逐的共同命运，因此可归之为广义的「怀乡文学」。
童真于战后台港间美援文化与南来文人的文化政治环境影响下，透过美援刊物的连结，进行文学发表活动，其创作位置也与香港文坛产生联系。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场域(field)理论视角切入，童真的作品如何被香港文学场域所接受，并促使台湾女作家与香港文学场域有进一步互动，仍待持续观察。此一研究也开展出从跨文化语境的思考模式，开启台湾女作家与香港对话的可能性，思考五、六○年代台湾与其他地区之连动关系，有效拓展台湾文学研究的疆界，增益台湾文学研究的广度与向度，并从冷战时期的东亚布局、南来文人现象、性别议题，以重新检视冷战背景下台港跨国界／文化交流之现象。
?
王 艳 芳：论香港女性小说身份书写的话语空间
众所周知，从1842年到1997年，香港历经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统治。其间，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期间的十多年，被称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香港经历多番起跌，包括1987年股灾、1989年“六四事件”及引起的移民潮、机场核心计划、1990年代的中英争拗以至主权移交前的歌舞升平等。香港局势的动荡和未测的前景一度令香港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持续达五年以上，及至主权移交前一两年，一些移民才开始回流香港。香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频仍的地方，而这些移民后又返回香港的居民也多为社会精英和文化人士，所以，迁徙和流离无疑又进一步增容了香港文化的西方背景和影响。特殊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经历和生态为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提供了异质的话语空间。
一
香港身份书写话语空间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其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位置所引发的独特的历史命运和随后的文化形塑，还表现为其混杂而多元的文化空间和形态。从地理与政治的角度看，香港无疑处于边缘的位置，然而边缘性“却给予香港一个更庞大、混杂而富于弹性和自由的空间，容纳各类非主流、非官方，甚至非正统的文化与文学形态”；此外，因为香港的这种边缘性与经济特点，香港的文学、文化“从来没有以一种纯粹的、精英的、高蹈的姿态出现；相反的，它与商业的潮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百年殖民的历史和文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文化质素和文学风貌，其特殊的空间地理位置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与融合都一点一滴影响着香港的文学创作，后现代的消费文化、流行文化使香港文学形成了其特有的混杂和多元的特质。一方面，混杂意味着不同文化相互接触并存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形式，就这个意义来说，每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地混杂中交融和变迁的；另一方面，混杂意味着创造，只有混杂的空间存在，才有文化新质出现的可能，而混杂文化中的某种主导力量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改造往往会使其走向新的文化形式的蜕变。混杂的文化形态使香港拥有一个难以确定的文化身份。它既“非完全是西方的，又非完全是中国旧有的文化形态”，“相对于英国其他的殖民地（譬如印度），香港是殖民政策推行得最不彻底和最不完整的地方。”而香港无疑又是一个相当西化的城市，因为“在‘西化’与‘殖民化’的过程里，基于英国政府对远东利益（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考虑，它又得以保存了许多中国传统的要素”，因此，这种混杂的文化无论其混杂的多方势力强弱及关系消长如何变化，总意味着对专一和保守的抗衡，这无疑代表着促进文化更新的一种潜在力量。
然而，混杂的文化并不意味着个体对自身的文化倾向与属性变得懵懂和迟钝，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港人对身份认同的自觉。香港身份的醒觉和讨论在香港回归问题提出之后逐渐引起注意，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操持着自我的话语权力，这种人群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时期来到香港的大陆人、从大陆以外的地方来到香港的人、以及香港出生的人等等，正如学者也斯所谓：
因为都市是包容性的空间，所以其成员的身份是混杂而非单纯的。香港的身份比其他地方的身份都要复杂。怎样去界定香港文学和香港作者，至今仍常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曾经有人以在港居住多少年、在什么地方成长、在什么地方发表东西、写给哪些读者看等作为界定作者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也未必可以完全解释清楚那种含混性和边缘性。香港人相对于外国人当然是中国人，但相对于来自内地或台湾的中国人，又好像带一点外国的影响。他可能是四九年后来港的，对于原来在本地出生的人，他当然是“外来”或“南来”了；但对于七、八十年代南来的，他又已经是“本地”了。
也斯提到的“混杂”可以从两方面理解：“首先，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城市乃是混杂的空间，因为人、物、资讯和媒介的流动，新与旧、本土与外来交织成城市的混杂文化。其次，从历史的角度看，香港曾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又与中国文化既断且连，因此，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与融合便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于是，在后殖民的文化景观中，“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变得格外复杂，相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是中国人，但相对于大陆与台湾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又显得很西化，像亚洲的纽约人。香港的文化是中西文化的杂烩、融合，如同一个文化的混血儿，具有多样化、多元化的特征，因而在香港的文化身份认同上，不能简单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画上等号。香港人在拆解‘英国’的同时，也在质询‘中国’，在东西方的夹缝中寻求自己的文化定位。”这是研究者应当正视的客观现实，追溯其形成过程，还需要从港人终身混杂的社会结构组成谈起。
二
此外，香港的特殊性还表现在香港华人身份构成的模糊与混杂。无疑，香港是个由华人组成的沿海性国际都市；同时，它还是有着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殖民地——这决定了它身份认同上的含糊不清，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传媒和政府政策等的潜移默化，“殖民统治”的形象也在日渐淡化，香港华人在身份上出现殖民地下的“顺民”和“炎黄子孙”的双重身份当属历史使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引发一次大的内地迁往香港的移民潮；1984年“中英草签”则激发了香港本地庞大的出国移民潮；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引起另一次庞大的移民潮；“后过渡时期”的中英双方不断争拗，香港经济的继续繁荣导致移民海外的人陆续返潮；“九七回归”后的金融风暴带来的经济滑落使有的人再度离开。因此，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居民多由“难民”（refugee）和“侨民”（sojourner）组成，其身份意识尤其是香港身份意识是“模糊的、片断零碎和不稳定的”，直到197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社会与经济的逐步发展与稳定，二十多年的时间令这些早年迁徙而来的侨居者渐渐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从而孕育了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因此，“所谓‘香港人’的身份归属，实在是一个由‘殖民化’以至‘本土化’的过程，从‘难民’、‘侨民’、到‘香港人’，都标志一段身份转化、蜕变、成长的历史”。但无论“难民”，还是“侨民”，他们对于身份的理解和定位，与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一代之间却充满着代沟和差异。学者周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香港土生的一代对自己文化身份属性的困惑：“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地交错，使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一代如我，一直活在‘祖国’与‘大英帝国’的政治矛盾之间，一直犹豫于‘回归’及‘西化’的尴尬身份之中。”迁居香港的一代和出生于香港的一代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差异竟是如此显豁：
但是对于在香港生长的人，“本”究竟是什么？是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文化吗？是黄土高坡的中原文化吗？祖父母和父母的两代，虽然一样懂外语，然而文化身份问题似乎并没有因为学习外语而变得危机重重。他们很肯定自己是“中国人”；他们认同的价值也是中国文化的价值。
他们不知道，到了我这一代，文化身份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甚至残酷，再不是靠认同于某一种文化价值可以稳定下来。
香港身份的含糊与难民心态、新生人群以及政治因素等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暂时或长期地移民香港的大陆人多以中国人心态自居，且久不更移；战后在香港成长的一代，无论生活、工作、娱乐、消闲各方面都相近，对建立香港的自我身份认同有直接影响。而新生代对中国既无所知，亦无所感，加上负面的描述，因此，在身份认同上，新一代较认同自己为“香港人”；是故，大部份香港人都觉得自己爱国，但他们所爱的国家和大陆所指的不同，他们爱的是“中华民族”。另外，因为身份认同“绝不是社会成员被动地接受某个身份的过程，而是个体主动地寻找一己社会行为意义，从而建构自己的身份。”因此，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代表的不单单是他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影响下的认同或情感，还有其他因素，诸如政治上的争逐、经济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等方面。
故此，1990年代上半期关于香港身份的讨论曾成为一个非常热烈的话题，相关著作以周蕾的《写在家国以外》和王宏志、李小良、陈清侨合著的《否想香港：历史、文化、未来》为主要代表，文学、社会学领域的身份研究皆分外地热闹，出现了刘兆佳的《“香港人”或“中国人”：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 1985-1995》、梁世荣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反思》、吴俊雄的《寻找香港本土意识》、萧凤霞的《香港再造：文化认同与政治差异》、郑宏泰、黄绍伦合写的《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九七前后的转变》以及高金铃的《香港回归前后的身份认同观察》等多篇研究文章。在种种历史、文化、政治的机缘巧合之中，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成为本地、内地以至海外知识分子争相发言的场所，纷纷论证香港的独特性：“无论是把它看成是有个‘混杂的空间’（也斯1995，李欧梵1995）、‘后殖民的反常体’、‘崛起的社会’、一个在殖民者与主导是民族文化以外的‘第三空间’（周蕾1995），抑或‘消失的文化’（Abbas 1997），甚至同时拥有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双重身份……”以上论述都说明了香港独一无二的存在，无论其各方面对殖民国的超越，还是对内地的资本主义的“北进侵略”想像，都使香港成为后殖民、后现代理论家炙手可热的话语场所。
随着一九九七年香港的顺利回归，对本土、身份和历史话题的热烈探讨仍在持续，“在这强调含混、质疑一切稳定性的后殖民时代，国族、文化、阶级、性别、身份的界限已经模糊难辨，自我与他者应如何界定？我们已经不愿意接受任何有关自我与他者的简单界定与划分，甚至认为任何界定都是问题重重的，然而，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又总在这里那里不甘心放弃区分二者，这实在是后殖民论述一个难以解决的吊诡。”同时，面对研究的困境，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寻求突破，“如果我们假定《夹缝中求存》代表了《香港文化研究》的立场，这‘寻求本土声音’的目标与第三期‘北进想象’对周蕾、也斯等人本质化、总体化香港的质疑不无矛盾。在本质化的陷阱与指控无处不在的今天，论者如履薄冰，举步维艰。大家一方面以这无往而不利的武器拆解他人的各种论述，可是一个不留神，自己也同样容易堕入本质论的窠臼。似乎宜破不宜立真是今日理论界的困境。”这可以说代表了一般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和心态，或许九七来临之际学术界之文化身份论述的热潮，不论是“夹缝论”、“第三空间”理论、甚或反夹缝论的“北进想像”论述，“都是心理上寻求逃离解脱霸权的方式，焦躁与不安溢于言表”，而为一般内地研究者所忽略的细节恰恰也就在这里。
三
从1950年代与大陆的政治隔绝到1960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从1980年代中英会谈香港主权问题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一国两制”，之间些微的政治变动不能不成为写作者身份思考的重要影响因素；百多年的殖民历史形成的无论经济的发展还是与母体的隔离都不能摆脱其在文化上对香港文学的塑造；香港高度的商业化社会环境、消费主义文化观念以及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都使写作者对身份的体认和书写增添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此外，在这些边缘空间与城市空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相互挪用和转变中，性别的因素对女性写作者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忽视。因此，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既关乎自我的存在，同时又投射出对城市的期望，既指向历史沉痛的创痍，又承担起未来文化的关切。香港女性小说的身份书写在空间和时间的交接点上承接起沉甸甸的文化传统和想像，在商业、物质、消费文化的重重包裹中把性别的自我推举到最醒目的位置，讲述了一个充满矛盾、也充满诡异、携带着建构的激情同时又实践着拆解的清醒的identity（身份）的故事。
“后九七”香港认同在“去国族化”和“再国族化”的论述之间，正发展出一种更具创造力和贴近生活的新的身份认同：“既然香港是全球化和国族化的主要力量，香港身份认同则不应限于对两者的认受，也在于对两者的创造和更新。也就是说，香港人在塑造未来的全球化和国族化的同时，也在塑造港人本土认同的未来。作为全球城市，香港人有条件建立一个更公义的全球化。作为中国的大门，香港人也有条件建立一个更进步更开明的国家认同。”而近十余年来的香港女性小说，也应和着文化艺术生活领域的演进和讨论，以文字书写探讨身份认同的种种变化和可能，表现出多元的态势和层叠的视角。
方 梓（中国台湾）：女性与空间书写
──从方梓《采采卷耳》、郝誉翔《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谈台湾女性地志散文
地域文化与历史记忆，近年来在台湾颇受学界关注。Mike Crang《文化地理学》、段义孚《经验视中的空间和地方》、Tim Cresswell《地方》及《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甚至Linda McDowell的《性别、认同与地方》从女性主义角度由地方开始，讨论性别与空间书写的关系。其中小说尤受重视，写作的质量也十分可观，而散文在这方面相较于小说显然薄弱许多，本文将以方梓《采采卷耳》、郝誉翔《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作为主要谈论的文本。
刘克襄在〈打开地志文学的窗口〉：「作家在长年的生活岁月，以家园山川做为背景，展开生命悸动的书写，描绘自己的成长，往往是一块土地最深沉感人的文字记录和生活刻划。以山川地理和风物文化为素材的文学地志，经由作家的文字诠释，每个时也都会呈现不同的美学符号和标志。土地会变迁，但他们以文字做为见证，展现地理景观另一面的心灵风景，跟土地做微妙的互动，那也是我们从事地方导览解说，最期待的撞击的力量。
空间／地景／地志，时间／记忆／历史。地景意象使用于后殖民脉络中，塑造并强化了种族和性别差异的观念。流移／离散(disaora)指人群从他们原来的「家园」分散或散播出去。流移一词试图涵盖人群不同且复杂的归属感，这些人群可能分散跨越了地理边界，而且可能跟好几个他们称为「家」的地方连结。所以，生命实践场域与地方书写成了地景或地志；地志─空间书写与地方再现。而有关空间或空间移动的书写：文本空间→创造出内在的想象世界→语言地图(Verble Mape)。
「2000年我回溯叙述自己的童年，循着《诗经》的野蔬投射庶民的生活，我以常见的蔬菜映照母亲辈台湾女人的性格。
我写蔬菜，其实是写台湾女人，不同的蔬菜对照着不同女人悲喜的一生，那时孩童及现今为人母眼中前辈女人的生活与命运搏斗过程，尤其做为移民开垦的花东地区，女人更似野蔬，坚韧、刻苦耐劳，穷乡僻壤、贫瘠土地深耕播植长出枝叶开花结果。」
作者在序言中提到《采采卷耳》书写的缘起与新订版的增添，同时标举「我写蔬菜，其实是写台湾女人，不同的蔬菜对照着不同女人悲喜的一生。」有别于2001年出版后该书后一直被认为是「饮食文学」与「自然写作」的作品。而本着作至今确实仍被归类在这两个文类之中，唯有清华大学台文系王钰婷副教授在2003年发表的〈原乡的菜蔬体验〉──论方梓《采采卷耳》的花莲地志书写与 女性主体，为地志与女性散文。论文中，王钰婷将《采采卷耳》综归四大方向：
一、叙写故乡的风土景观与家历史
二、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缘为起点的花莲移民史
三、花莲乡间多元族群之间的互动
四、新旧过渡阶段中的女性主体
「《采采卷耳》以菜蔬作为再现记忆的媒介，纪录了方梓在花莲县福兴村里的心尘往事与童年生活，描绘以花莲为视点的台湾风情，平实地勾勒出五、六○年代东部的在地生活景况。本文将追溯地理上的花莲原乡对其创作所产生的意义，牵引出文本中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缘为出发点，从而发掘出历史大叙述之外的花莲移民迁徙史，演绎移民者主体的建构，也透过文学中地方感陈述，进而归属入花莲的在地意识之中，并进一步从福佬族群的角度出发，反映出与外省老兵和原住民多元互动的过程。方梓散文中对女性角色有极为敏锐和细腻的观察，其女性形象的书写往往聚焦于农业社会中上一代年长的女性，勾画了由女性观点出发的乡土空间，除了刻画出以惊人生命力哺育万物的「母者形象」之外，也透过童养媳的情欲活动，来呈现出受传统禁锢幽深晦黯的女体空间，此外方梓也透视自我女性意识的觉醒，藉由不同世代女性生活经验的差异，纪录着台湾女性性别意识的成长历程。」
「身处的父权制空间，公私领域的划分和性别分工，使得女性被归纳入私领域，居于从属的地位，西方激进女性主义使用父权制的观念来批判因家族体系导致女性被压抑的社会结构，米勒（Kate Miller）在1970年完成经典之作《性政治》提出「性即政治」，并以「父权制度」一词来指涉男性压迫女性的社会制度，米勒指出这一套制度成功地使女性接受僵固的性别角色，并服从父权制度。方梓的女性形象的书写，往往聚焦在置身于农业社会的上一代年长的女性，然而当我们碰触到方梓所再现的花莲乡间底层女性的经验时，属于私领域的女性身体感官经验的描述是十分少见，显现出以传统父权为依归的农业社会，女性的身体被塑造为劳动性的身体，重视身体的生产能力。在〈永远的诅咒〉中，方梓以名为「打某菜」的茼蒿为例，为身处于旧价值的女性塑像，在五、六○年代对于丈夫殴打太太的行为早已司空见惯的台湾乡间，婆婆也形成权力压迫结构下父权的帮凶，支使儿子「尪就是天，某那枭摆，就要教示」的道理，这种源自于宗法制度将男尊女卑与嫡庶制度阶级化，使得缺乏知识资本的底层女性依附男性为生，民间俚语也点出婚姻制度将女性客体化为丈夫财产的一面：「某是钱娶的、饼换的。」传统女性把丈夫的凌虐视为宿命的摆布，也勾画了女性观点出发的乡土空间的复杂面向，父权的压迫也成为构成女性乡土经验的重要元素。」
王钰婷将《采采卷耳》整体分析论述于「叙写故乡的风土景观与家历史、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缘为起点的花莲移民史、花莲乡间多元族群之间的互动、新旧过渡阶段中的女性主体」，尤其聚焦在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缘为起点的花莲移民史，及新旧过渡阶段中的女性主体，彰显作者意图载述的女性身影与住置。
「〈南方嘉蔬〉「在母亲生命史页里， 空心菜又是另类姿颜。空心菜的茎梗，蕴藏着母亲的艰苦人生与坚强韧性。在母亲的世代，空心菜表征贫穷，却又内蕴丰饶的生命力，它济养了无数台湾人，与番薯相同，都是台湾经济起飞幕后的功臣。
一样空心菜多样情，在方梓笔下，空心菜从田埂里，餐桌上转出丰饶的掌故、土地意象与生命的故事，她以自然灵动的文字，掌握了空心菜独的生命意象；阴性的──一如穷人、女性、台湾，然而也因着这种阴性特质，天生含蓄着一股从暗处引颈向阳的驱力。「以虚体去担受时代的悲苦」，正是空心菜，以及围着桌前空心菜的台湾庶民的生命姿态。
杨翠在二十世纪台湾文学金典散文卷第三部方梓〈南方嘉蔬〉导读直披该文是「在母亲生命史页里， 空心菜又是另类姿颜。空心菜的茎梗，蕴藏着母亲的艰苦人生与坚强韧性。」点出本文女性生命史的书写。
「方梓的《采采卷耳》所带给我们的，与其说是童年生活的追忆，不如说是她有意地以文学作为涤清家族历史的一种艺术媒介，不仅藉由写作清晰地感受了原乡的地方感，也透过文学中澄净透明的地方感陈述，得以诠释出特定时期，具有独特历史牵连的地方书写，捕捉了花莲乡土与人的温润晶莹之感。」明白指出地方书写，以家乡花莲做为主述的地志。
身为作者，我在1999年计划书写《采采卷耳》初始，刻意以菜蔬「设计」各种女性的影像与生命史，并且以我的故乡台湾花莲作为主要的场域。
而郝誉翔的《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追忆逝水空间》，则是以台湾高雄为出发点，到了台北永和，然后落脚于北投温泉区。详述小女孩在北投的成长过程，并追寻在成长过程中缺席的父亲身影，尔后藉由父亲身旁来来去去多位女性来探索父亲生命史，北投宛如轴心幅射至台湾的其它县市，以及中国、越南等各地。
郝誉翔的《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追忆逝水空间》写的是自己的成长故事与故乡，却牢牢紧系父亲离开的遗憾，同时记述多位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女性影像，透过父亲涉入自己的生命中。
「凝视(gaze)，从六岁开始。
一个六岁的女孩如同她看见的少女鬼魂一直被囚困在公寓里，那时小女孩刚从高雄迁移到台北，从此再也没有走出去，三十多年来却不断被作者叫唤出来，永不得安息。
二○○五年父亲自杀骤然留下突兀的句点，那个一直蹲在公寓角落等待父爱六岁的小女孩携着三十六岁的作者一同入景(Mise-en-scene)，搭上平快车从高雄到台北，然后大陆、越南来一趟大旅行，从出生到四十岁，追忆父系的逝水年华，母系的迁徙流离，交混出纠缠、错综的迷宫，同时挖索六岁女孩无止尽等待的图像。
散文的书写，却像小说与电影的叙述，作者和六岁小女孩一起操演(performativity)及叙述引导(diegesis)，剥解四十年父女纠结不清的情愫。
作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出生以一种交混(hybridty／mestizo)的形态展现，本省籍的母亲外省籍的父亲，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
作者的母亲在三个男人(父亲与两个丈夫)都离弃(鄙视、死亡、离婚)她之后，以被动消极的方式，将男人对她的凝视构建成不断迁徙与拚命赚钱的场景。
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指出藉由诗歌和艺术，回到「前伊底帕斯」的阶段；伊莲娜．西苏(Helene Cixous)认为诗的语言是一种歇斯底里的舞蹈，女性可以在诗语言中寻得快感。不知是否这样的心理因素，作者五六岁开始有严重的恋字癖，从未上学前喜欢看广告招牌的文字，着魔似的嗅着贮藏柜里的书刊味道，从第一本小说繁露的《千里共婵娟》、粗劣的民间故事到租书店的琼瑶小说，作者在文字中获得畅爽(jouissance)，母亲则是在不断购屋、分租房间、开店从金钱中得到畅爽。同母异父的大姐辍学耽溺在游牧空间(nomadic space)，跟着卖画的男人私奔，有时也带著作者跑遍了大半个台湾，过着游牧生活，最后到了美国；不断寄居别人家的二姐大学毕业后即风光出嫁选择安定的生活。
追忆逝水的空间，其实是作者以隐无(absence)的、反复的、进出父亲缺席的空间，那个空间是作者挥之不去的遗憾(或是痛)，也是六岁小女孩困在公寓的怨结。然而这个怨结不全然是因为父亲去逝而获得救赎，是在不断面对父亲身边的女人们，藉由书写逐一揭开或释怀父亲的离弃。
作者在书中大篇幅书写晚年浪荡者(flaneur)的父亲，一辈子不想承担感情责任，一生交混在不同族群的女人中，有原住民、桂林、南京、越南。作者书写父亲的女人们，小说般以回溯(flashback)和凸写(foregrounding)的方式，从这些女人身上寻索缺席的父亲。终在父亲过世后，一趟北越之行，寻找父亲最后的妻子，父亲口中神仙般的二十岁越南女孩，那位女孩在父亲临终前不断透过电话要作者「去看他，去看他。」以及致命的一句话「他说最爱的人就是妳。」越南女孩是父亲对女儿的投射或是亏欠？在官司缠身竟想带着她逃离，因不忍而送回北越。
没有结果的寻找却也寻回自己，就如作者对越南女孩的感觉「总有一天，我也要带她逃出父亲的魔掌，逃出铁笼般的公寓大厦……那一天是八月八日，父亲节。」走不出公寓的六岁女孩再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召唤，有如亡灵安息了，也在书写本书时，一个生命在作者中孕育。
书写，可以疗伤，可以回溯，可以凝视；阅读，可以投射，可以参与，回眸他人的逝水空间。」
这是2011年《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追忆逝水空间》出版后，我在金石堂《出版情报》所写的导读，在阅读过程中，我确实看到郝誉翔在作品中「追忆逝水的空间，其实是作者以隐无(absence)的、反复的、进出父亲缺席的空间，那个空间是作者挥之不去的遗憾(或是痛)，也是六岁小女孩困在公寓的怨结。然而这个怨结不全然是因为父亲去逝而获得救赎，是在不断面对父亲身边的女人们，藉由书写逐一揭开或释怀父亲的离弃。」
而在书中，郝誉翔详述北投的地志、生活习惯，同时载述了作者、母亲、姊姊在北投的影像与细碎的生活「我选择用一种和平而舒缓的语调，去写一九七五年我们从高雄搬到台北，辗转迁徙在盆地边缘的经过，去写山与海所怀抱的北投，写关渡平原的朦胧烟雨，写在公寓中半夜幽然浮现的鬼影，以及一间大杂院似的违章建筑……」
近年来台湾的地志／空间书写十分盛行，无论是诗、散文及小说，作者书写故乡、旅行走踏之地或钟情某些所在，以情与地志，人与空间书写脚下的土地景物，呈现地理、地貌、人文等特色，而以女性为基调的地志／空间书写，散文方面则以方梓《采采卷耳》、郝誉翔《温泉洗去我们的忧伤》较为显明、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