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具身性：后人类叙事的形式与伦理

　　具身性(embodiment，形容词形式为embodied)是源于认知科学的关键概念，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美学多个学科领域都有应用。按照弗朗西斯科·J.万利拉等人的说法，这一概念至少包括两重内涵：其一，认知依赖于经验，而经验来自拥有不同感觉运动能力的身体；其二，个体的感觉运动能力与一个更广泛的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第一重内涵旨在破除身心二元论，第二重内涵则是要使身体成为活的经验结构。目前大部分有关具身性的讨论都着眼于人类的理智与情感，美国文学理论家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一书则将身体替换为虚拟身体，将认知科学替换为信息科学和控制论，再结合文学叙事问题，在后人类研究领域展开了颇具开拓性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为后人类，也丰富了具身性的内涵。本文就将以该书相关分析为基础，对具身性概念在后人类语境中的文学关涉与伦理向度做进一步的探测。

　　一、后人类叙事中的具身性问题

　　与大多数后人类理论家一样，海勒认为后人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而只是预示特定的人类概念的终结。她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有对后人类概念的正面解说，后来又在一次访谈中做了概括，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其一，看重信息化的数据，轻视物质性的实例，认为由生物基质形成的身体是历史的偶然而非生命的必然；其二，意识和心智被认为并非人类专属的天赋；其三，认为身体与机器的对立并不可靠，人的身体是人类要学会操控的工具，而机器是人手的延伸，人类利用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也是身体的机器化；其四，身体性的存在(人类)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限。

　　对这番解说有三点需要指明：其一，海勒不是传统的人本主义者，她对从人类到后人类的整个变化过程持开放态度，但是当然，她也不是“反人类”主义者；其二，海勒反对笼统的技术决定论及相应的历史决定论，希望将后人类的诸多观念从科学假说转化为复杂多元且相互竞争的叙事；其三，海勒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罗列人类与后人类在概念上的对立，而是希望我们更多关注过程，确切地说是一个过程的三种向度：信息怎样失去它的身体，电子人怎样被建构为技术产品和文化偶像，人类怎样成为后人类。海勒特意在书名中使用了“became”这一过去时态，以说明转变早已发生，后人类已经“作为一种异质性力量的场域”存在于人类生活，问题只在于是何种后人类。该书的副标题是“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人类走向后人类不仅意味着给人的身体安装假体设备，使人成为赛博格(Cyborg)即电子人或半电子人，更意味着要将人类想象成信息处理机器，这类想象究竟是合理还是虚妄?海勒的看法是，我们不能仅凭文学文本(我们这里取泛文学的概念，包括影视等形式)或者科学论述来回答这个问题，而必须让双方互为补充。这不仅仅是说文学可以讨论技术的道德和文化内涵，而这往往是科学论述的短处；也不只是因为文学会提出有价值的假说供科学作为启发性命题并形成推论，而科学理论反过来也会启发文学想象；更重要的是，科学文本善于揭示为特定方法提供理论背景并保证其实际效力的基本假设，文学文本则善于揭示与观念转变和技术创新紧密相连的文化、社会要素及其表征，两者结合才能将变化的故事讲得合理合情，生动丰满。比方说，我们一直相信情感是人之为人最为本质的因素，但也有可能从一些科学文本中读到，从更早时候的灵魂到较为晚近的情感，有关人性之本质的界定不过是一些假说。即便某一天我们不再言必称情感了，也仍然会有新的资源让我们讨论人的问题，这是科学赋予我们的前瞻性见识。但是仅有这种见识还不够，我们有可能会把思维范式的转变想得太过理所当然，文学则要在具体情境中展示转变如何实实在在地发生。科学家尽可以提出命题，但是后者能否成为生活经验，在经验化的过程中要经过哪些环节和阶段，会遇到何种阻碍，显出何种复杂关涉，还需要文学去描述其中的起承转合。

　　在此基础上，海勒建议我们同时阅读文学文本和科学理论文本，让两者互为参照。海勒曾是化学专业的研究生，后来转向文学研究。早在1984年，她便在《宇宙网：20世纪的科学场论模型与文学策略》一书中尝试同时以文学与科学的眼光来解读文学作品，如劳伦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波西格、品钦的代表作，以考察场论的模型是如何借助作家的各种策略转变为文学形式的。而在1990年，她又出版了《混沌的边界：当代文学与科学中的有序与无序》一书，重点讨论了混沌(chaos)概念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关系。同样的逻辑也延续到对后人类的研究(海勒认为后现代预期并暗示了后人类)。海勒特别重视菲利普·迪克这类小说家，后者强烈关注认识论问题及其与控制论范式的关系，并将这类主题引入了小说。在读这些小说时，我们可以跟着作家一起思考：在小说中如何判定某个造物(creature)是仿生人(android)还是人类?如何判定某个观察者是在被观察的系统之内还是之外?甚至于如何判定角色的性别与种族?4在海勒看来，这不仅是题材问题，也是叙事形式问题，在内与外、真实与虚拟、自然与机械不再泾渭分明的语境中，赛博格不仅成为文本再现的对象，也作为关键隐喻进入文本自身的形式或者说书写行为之中。比如海勒对一个科幻小说文本做了这样的描述：

　　文本分裂成主干和枝节，主干包括主要的叙述，枝节主要是由插图和线条构成的假肢性的延伸。插图中断了文本，线条就划在文本结束的地方。(文本身体的)假肢和躯干通过双关语连接起来。双关语的作用就像电子人的线路一样，将写作的有机身体与延伸的假肢连接起来。延伸的假肢在边缘默默地起作用。

　　以人的身体为隐喻分析文本是文学批评的常规做法，但将身体赛博格化，将假肢与写作关联起来，进而打造一种“后人类叙事学”，却还是新的尝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叙事学并非要以虚拟性(virtuality)过滤掉人的感性经验，而恰恰是要凸显身体的在场。海勒将虚拟性界定为物质对象被信息模式贯穿的一种文化感知，所强调的是信息世界与真实世界相互交织的状态，是虚拟技术如何与人的基本感觉链接起来。也就是说，她是要在虚拟性的理论平台上讨论具身性问题。海勒之所以重视这一概念，是因为她要以之对抗那种后人类必然与实体性分离的论调。在后人类语境中，将人的意识像软件一样上传下载的想法已不再荒诞不经，坚持“自己是独立的、具体的实体(entity)”倒有些脱离时代，海勒对此并不认同，但她不打算纯理论地介入争议，而希望以具体的后人类叙事对抗笼统的后人类观念。之所以要贯通“文化的叙事，文化中的叙事，关于科学的叙事，科学中的叙事”，是要让后人类理论与被体现的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理论在地化；之所以要以后人类的语汇建构一套叙事形式的描述法，则是要在世界文本化的同时，使文本具身化。海勒并非以后现代主义者的眼光看待文本，当她说读者可以“从文本所包含的断裂、并置和隐含的联系中建构意义”时，不是说读者有随意阐释的自由，或者文本有自我解构的因子，而是说文本没有边界，而观察者也不能与被观察的世界分开，读者的身体也并不在文本之外，他/她必须同样是具身(embodied)的。最后要说的是，海勒未必愿意将她所谓的叙事与文学等同，但显然只有高度复杂且富于探索性的文学文本，才能提供她所要的东西。

　　二、人机之间：作为叙事要素的虚拟身体

　　对海勒来说，对具身性的追求既是后人类叙事的目标，也是其动力，其核心难题是要揭示后人类如何可以在一个信息时代作为有实体的生物生存。海勒批判信息科学试图建立的抽象模式，她宣称，“抽象的模式决不能完全抓住具身的现实(embodied actuality)，除非它像身体本身一样冗长和嘈杂。”海勒认同分子生物学这一观念：身体既是基因信息的表达，又是此种表达的空间，必须有可以发生变化的身体，才能使基因信息得以最终呈现。她将这一意义上的身体与文本相提并论，指出文学文集(literary corpus)既是物理客体，也是表达空间；既是身体，又是消息。“身体被描写进文学文本中时发生的各种变化，与文本身体被编码到信息媒介中时产生的变化，具有非常深刻的联系”，这不是单向度的抽象，而是身体建构与信息技术相互作用，由此构成复杂的“反馈回路”。据此，海勒将单向度的信息科学改造为“信息论”(informatics)，后者不仅包括各种信息技术及相关理论，更纳入引发、伴随、深化这些技术发展的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文化方面的变化。换言之，信息论探讨的是信息如何与世界形成相互创生的关系，而这有赖于那个会变化的身体的隐喻。

　　在有关身体的问题上，海勒声称受到了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启发，后者批判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试图重建身体与心灵、思维与情感的统一，这正与海勒的思路相合。首先，达马西奥强调身体并不仅仅是大脑的生命支持系统，而是心智不可或缺的参照框架。没有感受力的人类心灵就不是人类心灵，而感受力的获得是一个连续过程，必须通过对身体的改变而实现。这当然是海勒赞赏的观点。其次，海勒与达马西奥共同认为，很多神经科学或认知科学都喜欢从生命过程的热力学中抽绎出关于神经元活动的干瘪的数学描述，进而认为建构生物体所用的“基质”无关紧要，然而事实是，“生物体和细胞不是代码串，它们是一些真实可感的物料。”最后，海勒特别注意到达马西奥对情感与身体的关系的描述：情感构成了一个窗口，心灵可以通过这个窗口了解身体，情感是身体向心灵传递其结构信息和变化状态的方式。达马西奥希望回到斯宾诺莎，以重建一种基于身体的情感论，对此海勒也衷心地表示欢迎。

　　但是对海勒来说，借用达马西奥的研究来讨论后人类问题，也有其尴尬之处，因为她是要在后人类的语境中重构身心统一，而达马西奥关心的只是人类。后者对流行的种种后人类预言缺乏好感，在他看来，无论是预言人类将因为工作被自动机械替代而进入衰退状态(尤瓦尔·赫拉利)，还是预言高智能且充满破坏性的机器人将接管世界(尼克·波斯特洛姆)，都是认为未来的生命和心智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电子算法”，而这肯定是错的。达马西奥坚信人类确实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比方说苦乐是人类独有的，由回忆和期待引发的认同也是人类独有的，至少在情感问题上，没有特别的理由要模糊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但是在海勒的后人类叙事中，情感理当有从人类向后人类的越界能力。这不是简单地从文艺作品中举出例证，让人看到机器也会有情感，而是让情感的越界成为推动叙事的要素。此处不是薛定谔式的事实难题——“能够模拟情感反应的机器何时真正成为有感情的机器”——而是一种价值冲突，即海勒在讨论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时所揭示的：我们有可能一方面展望种种新奇的、有力的、将人和机器相提并论的方式，另一方面又为各种自由人文主义价值观念辩护(即“它们毕竟不是人”)。这种冲突本身就是高度叙事性的，只有在具体的叙事情境中才能得到完整呈现和可能的解决。达马西奥虽然看重文学艺术对人的价值，并且认为人类可以借助讲故事来改善自身及社会，但这是仅就人类视域而言，海勒所要讲的故事则发生在从人类向后人类转变的过程中。所以对海勒来说，维纳是较为重要的存在，而菲利普·迪克还要重要一些。海勒特意比较了迪克的小说和散文写作，在散文中，迪克主张人类是可以创造自身目标的，可以独一无二地存在，无法预测地行动，体验各种情绪，感受活力与生命，由此将自身与仿真机器人区别开来，海勒评论说，这简直是就何为“自由人本主义主体”开列了一份清单。但是，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都被迪克小说中的人类和机器人带入了疑问：“小说中的人类角色经常在内心感受到死亡，并且看到他们周围的世界也是死寂的。他们许多人都没有爱或者同情其他人类的能力。从机器人这边看，边界的混乱也同样令人震惊。迪克小说中的机器人和创造物(拟像)包括的角色是富有同情心的，性格叛逆的，对自己的目标意志坚定的，与共享这个世界的人类一样强烈个性化的。”海勒问，这种混淆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这种混淆本身就是具身化。这并非要提出一个科学断言，说机器人也可以有情感，而是要让后人类的观念与文学的“身体”即文本充分结合，文学是以叙事而非理论动摇人与机器的常识性区分的。举例而言，电影《黑客帝国》(1999)和《头号玩家》(2018)等借助于高科技的视听效果，使观众正如剧中的角色一样难以区分真实情境虚拟的情境，于是产生了富有生气的戏剧冲突，这种冲突就是具身化。只不过，这两部电影的情节主线仍然是从真实与虚拟的混淆回到真实与虚拟的区分，仍然主张回到“游戏就是游戏的地方”，相信纯粹的人类(而非部分或完全的电子人)才是唯一真实的人类，甚至仍然寄望于用真人之间的爱来推翻虚拟世界的强权。相比之下，电影《2001太空漫游》(1968)所做的挑战更具冲击力。超级电脑赫尔(Hal)装载有人类的情感反应程序，却企图杀死飞往木星的飞船上的宇航员和科学家。宇航员大卫与其展开殊死搏斗，冲进控制室一块块卸下了赫尔的存储条，赫尔重复发声阻止，音量却越来越小，当它叹息“我的意识在消失，我能感觉到……我害怕”，并用颤抖的声音哼起民谣《黛西的铃声》(Daisy Bell，电脑唱的第一首歌，1961年由IBM实现)时，我们已经很难怀疑它的情感是真实的。相反在人类这边，高度虚拟化的场景以极为生硬的方式组接起来，更像是图腾与拟像交错而成的幻境。这不仅改写了人类英雄战胜机器狂魔的情节，还通过人机关系的多重倒错，使叙事视角本身进入了不确定状态。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对迪克名作《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有一个分析，他认为迪克以极具破坏性、现代的方式激活了笛卡尔式的问题，也以更具威胁性和包容性的方式唤醒了笛卡尔式的怀疑，仿生人和人类都会问出有关“我”的问题，这成了一种“仿生人思”：我思，故我是仿生人。这是一种更具冲击力的颠倒，动摇了由人类视角主导的叙事结构。海勒指出，詹姆逊的分析不仅要让人看到“机械/有机”这一二元对立模式的限度，更要在语言与事物之间激活一种解构的能量，即“语言被用来揭示事物的非现实性，事物则被用来揭示语言的非稳定性”。海勒赞成这一分析，但她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与詹姆逊有不同判断。她注意到后者在分析《血钱博士》(Dr.Bloodmoney)这一作品时，虽然赞赏迪克所创造的那种高度复杂的角色设置，尤其是角色的分裂、对应与置换种种所形成的矩阵关系，却认为这部写于20世纪60年代即“冷战”高峰期的科幻小说，所展示的是一种有关现实之不确定性的美学，而这是为了避免正面应对严重的现实问题(如小说中始终只是从侧面表现核战争带来的惨痛后果)，是试图“用语言领域来代替事物领域，用由我们正在这个消费和服务时代中非常熟悉的交流和所有类型的信息构成的新世界，来取代由经验行为与资本主义的日常工作和科学知识构成的妥协的旧世界”。而海勒认为，迪克无意回避现实，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陷落到疯狂的权力幻想的“内部”，以及如何再次将这个世界从内向外翻开。《血钱博士》中几个拥有毁灭性力量的角色都处于身心分离的状态，要么寄居于他人的身体，要么依靠机械装置生活，要么完全沉溺于幻想中，这是没有身体因而也没有边界的权力想象——这无疑正是企图发动核战争的人的想象——而迪克所做的就是在叙事中制造内(内在幻想)与外(外在实证)、人与非人两种视角的持续转换，在此转换中创造对具体的、有限的身体的意识，从而化解因为身心分离而失去控制的权力意志。在海勒看来，这恰恰是一种积极应对现实矛盾的后人类叙事学。

　　在讨论作为叙事要素的虚拟身体时，海勒十分重视来自唐娜·哈拉维的启发。这种启发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一类全新主体的“成长叙事”。作为女权主义者，哈拉维认为电子人/赛博格可以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想象，想象女性能够用不同的腔调发言，能够“制造并破坏各种机器、身份、范畴、关系和太空故事”。这一想象显然受惠于德勒兹等人所打造的世界图景，正如德勒兹在《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中所言，一个形体可以是任何事物，它总是可变的，而且不断被个体和共同体所修改，组合，再组合。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罗西·布拉依多蒂所说的“后人类游牧主体”：它是多层面的、关系性的，唯物论和活力论的，又是具身化和嵌入性的——它牢固地定位于某处，而非试图脱离历史和社会变革的精神生活。这个主体需要身体在场，以探测“我们的肉体自身”以及我们在身心合一情况下真正能干些什么，但这既不是回归“唯我论”，也不是回归哈拉维所批判的“关于心智和语言的理性主义学说或空洞的工具主义”。此处的身体是与其所处环境持续地相互作用、需要不断重新定位的身体，我们应该向外看，“根据语言、交际和构建的隐喻，来构思有机体和生态系统、有机体与有机体、有机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内外世界的结合”。

　　在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启示，关系到海勒所谓虚拟性的符号学(semiotics of virtuality)，后者同时也是具身性的符号学。首先，海勒认为哈拉维强调了一种辩证状态：赛博格既是实体又是隐喻，既是技术对象又是话语形式，既是有生命的存在又是叙事性的观念建构。海勒认为这种科技与话语的结合至关重要。如果赛博格仅仅是话语的产物，或许只能受到科幻小说爱好者的关注，而无法成为文化的焦点；而如果它只是一种科技实践，又会局限于仿生学、医学、VR等技术性领域。赛博格必须同时是技术对象和话语形式，由此分享想象与技术实在性的双重力量。其次，海勒认为，具身化是通过不断创造新的经验框架来调节技术和话语的关系的。之所以说“身体的特性是强化而非削弱了隐喻的网络”，是因为当人们由于技术创新或者文化上的转变，而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自己的身体时，不断改变的具身化经验(experiences of embodiment)“就像冒气泡一样不断地进入语言，改变在这种文化中发挥作用的隐喻网络。”身体创造了具身化，为了对应具身化的不同经验，用来定位和建构身体的隐喻会做出相应改变，由此对文化产生影响。不难理解，这其实是典型的文学批评家的经验与信念，只有在文学所占据和创造的空间之内，身体与隐喻的转化才是顺理成章的。文学所提供的具化性经验不是抽象的、神秘的、本质主义的假设，而是在文学与文化的持续交流中出现的符号更新的可能性。一种虚拟性/具身性的符号学也就是后人类的文学叙事学，它是要以身体分裂与统一的持续过程，推动叙事的发展和叙事范式的更新。

　　三、具身性与后人类叙事的伦理向度

　　对于海勒而言，所谓成为身体，无论是肉身的、机械的抑或虚拟的，并非只是填补一个理论环节，以便要么为新的哲学、科学逻辑重构身心同一性，要么为某种批判理论竖一个“去自然化”的靶标。身体是作为叙事而非理论出场的，应该以具身性去衡量身体而非相反。海勒特别考察了福柯的身体观。在她看来，福柯有关全景敞视社会的研究(尤其是《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等著作)，合成了一种通过话语形态和物质实践建构的身体，却消除了具体形式总会产生的语境性规定，福柯式身体集中关注话语而不关注具体表现带来的直接后果。这番批评是否公正另当别论，值得注意的是海勒甚至愿意用身体和具身化的对立来强化其逻辑。具身化区别于身体的地方在于身体总是规范性的，而具身化强调“化”的行动或过程，它总是特殊的，会被卷入特定的地点、时间、生理和文化之中；身体是一种理想化的形式，总暗示某种实存的本质或本体，具身化则永远是他者或者别处，是从嘈杂的差异中生成的特殊实例，是处于无限的变化、特性和异常之中的过度与不足。为了说明问题，海勒另设了一组对立作为参照，即铭写(inscribing)与归并(incorporating)。比方说一个人与他人挥手告别，这告别具体地体现于做出特定手势的特定的手上，信息与媒介密不可分，这就是归并实践；而一个表现挥手的图示是铭写，后者则可以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实例而发挥作用。

　　这种身体与具身化、铭写与归并的对立，与其说是不同概念的对立，毋宁说是同一概念内部的分裂，因此极难进行正面描述。它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诉求，却的确承受着本质主义的压力，而且有可能陷入纯概念的纠缠之中。为了避免这种状况，我们需要在伦理的视域内理解海勒对具身化的执着。在身体中区分出抽象的、理想的身体和具身化，不只是哲学或者认知科学的问题，更有其特定的伦理内涵。海勒注意到美国批评家伊莱恩·斯卡瑞在《身体在痛：世界的建构与瓦解》一书中的相关论述，斯卡瑞同样关注福柯所关注的酷刑问题，而且同样追问酷刑实践背后的文化设想和政治目标，其洞见是：酷刑带来的痛苦究其本质是拒绝语言的，身体的疼痛抵制语言甚至摧毁它，使我们回到前语言的哭喊状态。海勒指出，斯卡瑞不是像福柯那样将身体作为话语对待，而恰恰强调身体性实践有一种物理的现实性，这种物理现实不可能完全溶解在话语之中。换句话说，海勒认为，即便没有“身体本身”，也并非只有“关于身体的话语”，我们应该努力发现话语之下的剩余物，而福柯与斯卡瑞的区别在于，后者在乎那个无法表述自己的身体而前者并不，而具身化首先就是这种在乎。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仿生人面临的主要困境，不是他们的身体难以准确地模拟出人类的情感反应，而是他们的身体始终被作为抽象的身体看待，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仿生人的身体都只是身体，而非“他/她的身体”，就像在种族主义者眼中，身体就等同于肤色。这个对具身化的追问实际上是对身体的怀疑，从被概念化、类型化的身体，到承载个人记忆、能被贬低和伤害的实实在在的身体，是完整的情节逻辑。需要指出的是，这既可以是一个喜剧性的成长叙事，即仿生人如何真正成为个体的人；也可以是一种“拷问叙事”，对仿生人的拷问“你真的是人吗”“你真的有人类的情感吗”“你真的有自由意志吗”会贯穿于情节中。后者正是我们在迪克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以及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中所看到的东西，不仅小说的开头从对仿生人的“共情测试”开始，而且整个故事都以仿生人猎手戴克对仿生人瑞秋的拷问为主线，既拷问瑞秋是不是仿生人，又拷问她是否对他真的有情，而非为了保命伪装动情。关键在于，这也是读者心中的疑问。他们一边同情瑞秋，一边又会很自然地认同拷问者的角色。问题不是那个美好的身体怎么可能是仿生人，而是它在何种意义上真的是“这个身体”?这既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因为它关乎真爱的有无；又是一个残酷的问题，因为它有可能导致将个体作为类别来否定。正是两种情感的交织，构成叙事的动力所在。

　　在前文有关迪克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海勒对一类精神分裂性主体的关注。海勒引用卡尔·弗里曼的评论说，在迪克笔下出现的这类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主体，是在被异化的“自我”(I)与令人异化的“非我”(not I)之间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的。弗里曼的解释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精神分裂症不是心理失常，而是主体的正常状态。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霸权公司通过幕后操纵来影响结果，并且引导普通民众相信其结果是民主程序的产物。霸权公司惯用阴谋，而对抗这种阴谋的人会显得偏执。这一阴谋与偏执的冲突既代替了人所常有的身体与心灵的冲突，也代替了人在仿生人那里遭遇的真实/真诚与“逼真”的冲突。这当然是适合影视作品去表现的故事，代表作就是《楚门的世界》(1998)。在观看这部电影时，观众既会自居于快乐的楚门的视角，也会自居于“上帝视角”，知道他如何深陷虚拟世界，两种视角形成分裂，自然而然地唤起“恐惧与哀怜”。金·凯瑞丰富生动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则使这种感受成倍增强。但是，《楚门的世界》最令观众恐惧之处，可能并不是让他们意识到人们可能“在无知的山谷里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是“上帝视角”与“控制者视角”的重合：掌控技术与权势的人为了使自己享受那种跳出控制的权力感，不惜将他人置于幻象的控制之中，自己则作为观察者出现，而观众是如此容易认同这个视角。观众既将自己代入那个反抗控制的角色，又将自己代入那个控制者的角色。海勒指出，真正致命的是将后人类嫁接到自由人本主义的自我观念上，试图将自己头脑中的信息下载到机器以获得灵魂的“不朽”是这样的嫁接，试图通过超级计算机使整个人类的生活成为可以观察和控制的，其实也是如此。这不是笛卡尔式的哲学困境，而是人与人的特定冲突，对具身性概念的追问在此处转化为对控制者位置的争夺。

　　在人类视域中，自由意志的把握往往被认为是心智之具身化(embodied mind)的标志，但是海勒指出，仿生人的具身化已经使这个前提变得可疑。不妨以美剧《西部世界》系列为例就此稍做分析。《西部世界》一直维持着身心关系这一主题，在第一季中，主题乐园中的仿生人接待员是心灵被身体禁锢，游客则是悬搁心灵放纵身体；在第二季中，心灵开始引导身体逃出禁锢；而在第三季中，仿生人德洛丽丝逃出乐园来到人类世界。仿生人本是人类纵欲的工具，可以在清洗记忆之后反复使用，但由于清洗得不够彻底，一部分仿生人慢慢地获得了自我意识，这是典型的身心合一的过程。德洛丽丝最终冲出了乐园，这一征程可谓荡气回肠，具身化与自由意志互为表里的状态，在觉醒与反抗的仿生人身上的表现，较之在恣意享乐的人类身上的表现，要有说服力得多。但是当德洛丽丝来到人类世界之后，核心矛盾却发生了变化。此时的人类世界被巨型计算机罗波安所控制，后者不仅可以预测人的行动，而且会干预人的未来，于是第三季的主题便是系统控制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选择”一词随处可见。最后，罗波安的控制者抓住德洛丽丝，要从她的头脑中取得乐园对游客的观察数据，以实现对人类行为的完全控制，但德洛丽丝抵死不从，她以能量的衰竭为代价，赢得了一个真人卡莱布·尼克斯和另一个仿生人梅芙的支持，成功地毁掉了罗波安。世界重新陷入恐惧与骚动，但是德洛丽丝相信，人们宁愿死于混乱，也不愿意怀抱虚假的希望活下去。这样的情节设置不失悲壮，但是，仿生人反抗特定人类的控制是一回事，仿生人为人类争取一种绝对反控制的生活是另一回事。人类认为他们与仿生人最大的区别是自由意志的有无，仿生人也坚信这一点，甚至表现得比人类自身更在乎让人类掌握自由意志。这究竟是人类与仿生人的相遇激活了自由人本主义的传统，还是“身体缺席”的焦虑使人类与仿生人产生了共鸣?观众自可见仁见智，但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让仿生人为人类的自由意志牺牲?

　　我们并不是说自由意志在后人类语境下已完全过时，而是说它不应该是作为理论起点的道德原则，而应该是作为叙事动力的伦理困境。参考布拉依多蒂的说法：后人类伦理主体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他者，包括非人类的他者或者地球外的他者，我们必须把人权推及各个物种、虚拟实体和蜂窝状干细胞上”。这当然不能是基于人类沙文主义的推演，而应是具体的“我们”携带信念进入真实的相遇以及同样真实的困境之中，自律或者说自由意志有可能是像身体一样空洞的概念，而且即便我们拥有它，也不能保证不会残酷地对待他人，后者是“我们”在与“他者”的真实接触中做出的选择。在《西部世界》系列前两季中，对自由意志(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生的意义)的执着探寻与这种探寻有可能导致的对(被认为缺乏自由意志的)他人的残酷一直同时在场，彼此间保持着足够的张力，这种张力也成为推动叙事的关键动力，但是这种张力在第三季中变得松弛了。哪怕是处于被控制的虚拟状况之中，我们仍然有可能对他者施行真实的残酷行为，在这个问题上，感受的迟钝一定会影响叙事的生气。海勒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她所构想的伦理困境就是被认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类与他者的相遇：当人类遇到后人类时，结果会更好还是更糟?后人类还会维护我们作为自由主体中一直看重的东西吗?在后人类的将来，自由意志和个体能动性还是可能的吗……她所相信或毋宁说所希望的是，“当人类对创造物——不管是生物的还是机械的——表现出容忍和关爱，与它们共享这个星球的时候，就会处于自己最初的状态。”此处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容忍和关爱”，倘若在表面的温情之下，“拷问叙事”的逻辑仍然主导局面，则那种对自由意志的索求恰恰有可能形成对他人的压迫。或许我们应该参考理查德·罗蒂那种“冷冰冰”的提醒：“追求自律的欲望，与自由主义者想要避免残酷和痛苦的欲望，是毫不相干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存在一种避免残酷和痛苦的自由意志，它总是发生于具体的“我们”与具体的“他者”的接触中，这种接触所造成的首先不是立场的调整(比方说调整为某种“宇宙人”立场)而是感受的变化，后者可以被认为是身体性的，但并非只是生理性的，它必须通过叙事去把握，而这些变化反过来也有可能冲破叙事的既有格局，这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具身化。

　　虽然海勒是在后人类的语境中处理具身化问题，但后者终究是人认识自身的概念工具，只不过人的问题的难度会在后人类语境中得到进一步彰显，不仅因为虚拟身体使身心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更因为与作为他者的虚拟身体的相遇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当此类相遇在文学中得到富有力度的处理时，叙事与具身化便获得某种程度的同一性。新的伦理主题的涌现，新的角色体系的建构，新的叙事形式和文本形式的创造等，或许都有助于将后人类从观念带向感受、从思潮带向情境、从有关自由选择的普遍立场带向一个个具体的选择，从而一点一点塑造后人类的主体。这或许只是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执念，但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放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