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主要特征与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1]的产生和发展历时已近一个世纪。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地域分布以及各自的内容上都十分庞杂，其所包含的学派、人物及其学说体系内容繁多。学术界众多学者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其展开了内容丰富且卓有成效的研究。由于很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一个单一的或统一的整体进行理论归纳或总结，本文仅从伦理学视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特征及其意义做一个历史素描式的勾勒。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总体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思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积极探索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也存在着不少的理论教训。“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完全自足的哲学或完满的社会理论，那么它就是一种死的东西。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广阔的思维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它将是不完满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活的东西。”[1](P50)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胆探索，对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入思考，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巨大活力。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结合时代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发展；从伦理学视角总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如下特征。
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呈现出一个十分明显的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现实道德层面逐渐增强关注和研究的发展过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整体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历史过程，这即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呈现出从哲学到具体科学的变化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从哲学走向具体科学、从抽象理论走向具体现实正是这一宏大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体现或表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学者认为，作为在工业现代性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早期建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发展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走向终结。这一终结的理论特征表现为在全面批判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否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和人的解放的逻辑。1968年法国“红色五月风暴”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走向衰落。另有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地域上和研究主题上都发生了转移，从欧洲大陆转到了英美国家，英美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日趋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展开，更为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突破了哲学的学科局限，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具体学科领域。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学者们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从政治学、经济学等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明显，马克思本人的学术研究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从抽象的哲学而转向经济学最后到晚年的历史学的过程，马克思晚年所遗留的关于历史学的笔记是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篇幅最大的手稿；与马克思本人的学术研究发展相比，可以说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个正好相反的学科变化历程。对此，安德森曾明确指出：“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从科尔什到科莱蒂，这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2](P65)“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论的问题一样彻底。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循环。”[2](P68-69)对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区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上层建筑即意识、精神和道德等方面的能动性，它明确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决定论的主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并未说过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说它只是一种可能性，它的实现取决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3](P2)。虽然在这些早期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研究中蕴涵了一些伦理的意蕴，甚至个别思想家的著述中有较丰富的伦理内涵，但他们并未直接把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纳入其理论研究的视野，而且其哲学层面的伦理话语也是十分零星和抽象的。
早期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高度关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们在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阐发中彰显了其自身的伦理思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阐释，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给予独特理解，在其物化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批判中深刻呈现了其伦理思想；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批判功能的强调，也在哲学维度上包含了较抽象的伦理意蕴；葛兰西对文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强调，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乃至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重视，都从多个方面呈现了它们所蕴涵的伦理思想。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是从伦理的和价值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马克思扬弃了道德批判而达到了实践批判的高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不少人物紧紧抓住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并对之予以发挥，从理论的逻辑发展来看，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倒退；但就其与西方社会的现实关系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阐述发挥，却正好适应了社会的现实需要，虽然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但社会需要这种道德的批判，因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特别是其异化思想——的关注和阐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在中期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开始脱离哲学层面的抽象性，日渐丰富和具体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派，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则主要在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包括道德批判——中展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关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中都开始正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伦理层面，他们在对当代社会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思考中充分挖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不道德性给予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德批判，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合理性与道德优越性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直接蕴含的伦理因素较少，但它曾经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英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代表了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最新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来自傅立叶、马克思等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被视为开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先河。“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即是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深刻论述。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这种生态危机主要源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因此资本主义与生态保护相对立。社会主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经济理性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使劳动者失去人性。经济理性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理性则力图尽量少用劳动、资本和资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使用价值的东西，以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两种理性背后是两种动机——利润动机和生态保护动机——的对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和谐的道德关系，也不可能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道德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阐述了社会主义的道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于英美等国家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Analytical Marxism)，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或学派中呈现出了对马克思伦理思想予以极大关注和研究的显著特质。分析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具体学科视角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剥削和阶级现象进行了全面、独到、深刻而细致的剖析。以约翰·罗默(John E.Roemer)为代表的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当代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复杂性与剥削的多样性进行了创造性阐述。既批判了剥削的不道德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肯定了剥削的道德合理性。从经济、政治等方面揭示了剥削的复杂性及其浓厚的伦理学意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G.A.柯亨(Gerald Allan Cohen)更是在其理论研究中充分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思想。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可以说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多流派中蕴涵了最丰富伦理内容的一个流派，他们一方面力图以精确、严谨的方式来重新表述或重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围绕着马克思的文本对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层面予以深入研究和展开争论，“虽然他们修正并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但却保留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和它的价值取向”[4](P95)。
就伦理维度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对马克思的文本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关注与研究上，还是对其各自当下的社会现实道德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上，都确实呈现了一个从哲学层面到具体科学(具体学科)层面的发展过程或转变过程，呈现了一个从单纯的抽象理论研究到具体学科研究以及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关注与研究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把马克思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当代社会现实愈益紧密结合的发展过程。
2.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呈现出了从继承和借鉴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对资本主义给予道德批判到积极发掘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和注重从伦理层面上建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过程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现抱持较悲观的态度，他们主要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继承或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正面研究和揭示，更是缺乏对社会主义设计方案的道德层面的考量。对未来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重新建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向现实思考问题的重要特征。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继承或借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给予严肃批判的传统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流派都开始深入挖掘马克思经典文本中的道德内涵，并把马克思经典文本中的这些伦理内涵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与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设计紧密联系起来。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只有在把他们的社会生产力置于其共同控制之下，使其不再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统治人本身的条件下人类才能获得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上的自由的思想[5](P928-929)，强调环境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变革紧密联结，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造成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给予了严肃、深刻的道德批判，而且提出了建设具有浓厚道德意蕴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又译“威廉·莱斯”，1939- )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变成一个不道德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社会生产呈现出无限扩张的趋势，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承载的限度，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冲突和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人的异化，“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3](P493)。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倾向使人充满挫折和焦虑，并未使人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资本主义为要维持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张和生活的高消费，势必造成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更具有压制性的和极权主义性质的统治。“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技术控制通过操纵需求转化为对人的控制。”[6](P141)为了克服现代不道德的资本主义社会，威廉·莱易斯建构了自己生态社会主义的以稳态经济模式为基础的“易于生存的社会”(The conserver society)。在这一社会中，彻底转变了过去以消费为满足的观念，“我们认为人的幸福在于把自我实现的劳动与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3](P496-497)。“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虽然正如莱斯指出的，在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并不会明显地取消消费)。”[3](P475)衡量幸福的标准将不再是以单纯消费的量为标准，而是以质的标准衡量幸福，这样就会使人们把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视为幸福的源泉，追求更高的文化、艺术、精神的享受和实现。莱易斯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是一个使人的生活舒适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是一个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具有丰富伦理意蕴的社会。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1930- )认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生产性正义”，生态社会主义是实行“生产性正义”唯一可行的途径。“生产性正义”是指事物的平等生产，追求生产活动的正当合理性，“分配性正义”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生产性正义”首先关涉的是社会的权利或要求，“分配性正义”首先关涉的则是个体的权利或要求。奥康纳认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所追求的正义是“分配性正义”而非“生产性正义”，这种“分配性正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生产已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正义之唯一可能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7](P538)。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性正义”所应改变或改造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目的)。生态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要力求实现社会的生产正义，使社会主义从过去对分配正义的迷恋转向现在的对生产正义的追求。
分析马克思主义面对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仍然坚持乐观主义，不仅正面挖掘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更是在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计中赋予其平等、正义等伦理目标。G.A.柯亨(Gerald Allan Cohen，1941-2009)认为，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迫切需要道德上的证明或论证。马克思以前设想的平等是以物质极大丰富为前提条件的，人们无需通过道德上的平等诉求即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自发地、自动地实现平等。而我们现在必须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平等，而这就需要从道德上对社会主义寻求平等的正当性予以论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关注分配公正或分配正义的问题。柯亨认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马克思忽视分配正义问题乃是对马克思著作的严重误读。在柯亨看来，马克思关注的分配正义是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分配正义，而不是消费资料的分配正义，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分配乃是分配领域的根本层面，它决定了消费层面的分配以及其中的道德性问题。对马克思原著思想的误读或误解，严重遮蔽或消解了马克思本人及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道德维度。柯亨则主张“(对马克思来说)剥削的不公正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榨取剩余产品本身”[8](P220)。柯亨认为生产资料分配上(占有上)的不平等只是资本主义剥削不公正(非正义)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的方面；强迫性(强制性)的占有工人的剩余产品(剩余劳动)才是资本主义剥削不公正(非正义)的根本所在，才是资本主义剥削不公正的首要方面。“在马克思看来，物质上的富足不仅是平等的充分条件，而且是必要条件；不仅是平等的前提，而且是合理高尚的社会的前提。”[9](P146)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伦理思想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其继承马克思主义从伦理维度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传统，体现了其从伦理维度对建设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创新阐述。
3.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呈现了一个从政治革命、社会批判到生态建构的发展过程
最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历史反思，是对在西方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他们——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希望无产阶级充分发挥其思想上、政治上的主观能动性，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涉及伦理方面的问题，但他们的这些理论探索在逻辑上蕴涵了对伦理层面的肯定。中期阶段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中直接蕴涵了或间接地呈现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环境保护运动逐渐兴起和壮大，在应对世界性(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吸取思想资源，结合其时代现实建构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寄希望于社会的普通劳动者或者广大的穷人，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则寄希望于有产阶级或有产阶层，利奥波德在其《沙乡年鉴》中写道：“有产阶层的道德义务是改变现状的唯一显著药方。”[10](P224-225)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追踪时代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愈益聚焦于当代社会中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使环境保护运动、生态运动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质和新的色彩，这就是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运动中的“红—绿”派和“绿—绿”派的分野。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1953- )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明确主张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取决于个人或道德观念的变革，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与整个社会制度的道德问题的解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当代，“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仅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基本问题是无法实现的。这类问题提出越多，就愈加明确地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必须取而代之”[11](P61)。福斯特认为那种无视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的生态运动是不可能取得彻底成功的，在资本主义体制的框架内是不可能解决环境生态危机的；必须把生态运动和工人阶级的运动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环境生态保护运动中的“红—绿”派即是将生态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尝试，即将“绿色”与“红色”相结合的尝试。正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得当代世界的环境、生态保护运动才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结合在一起，使得当代社会的环境生态的保护和建设呈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指向。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一个分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解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及其道德性的思考和批判，其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思考和建构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需要我们辩证地对待。
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如何继承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遗产，是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总的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各个学派或思想家虽然以各自不同的程度和方式涉足伦理学领域，但他们大都没有构建出具有完整体系的伦理学。但他们的许多伦理思想在20世纪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影响到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
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而生发开来，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是从伦理的和价值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思想成熟的晚年的马克思扬弃了早期道德的批判而达到了实践批判的高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不少人物，紧紧抓住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和晚期关于上层建筑的思想而予以高度发挥和综合。从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发展来看，对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过分推崇与发挥无疑是对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的某种倒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异化思想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扩展又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推进。就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的现实关系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西方社会的现实需要，虽然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和道德批判并不能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但人类又确实需要从精神、价值层面批判现实和超越现实。如何处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道德批判、价值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改造，仍然是一个需要我们予以继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没有直接涉入伦理学的领域或主题，他们的伦理思想大多是在哲学层面间接地呈现出来。后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则比较直接地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或现代文明的道德批判，大都直接涉入伦理学的领域，他们的伦理思想也因此而丰富和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性给予了深刻的学理研究，对马克思的正义观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观点和启示。特别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把现当代社会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道德性紧密联系起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批判。生态马克思主义把现当代社会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的解决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相联接，主张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制度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正确道路，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冲突的解决必须以人类自身人与人根本利益冲突的消除为前提，这些观点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结合时代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创新。
我国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和进步。伴随着这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进程和社会转型，其中也呈现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物化现象、异化现象、拜金主义、虚无主义、以诚信危机为代表的各种不道德现象、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而导致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失衡与严重矛盾(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生态环境伦理问题)，如此等等，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当然也程度不等地曾经存在于并仍然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流派和学者对这些问题都以各自的视角和方法给予了很多有价值的思考和探索，对我国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能够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建构特别添加了生态的和伦理的维度，这无疑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建设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我国社会30年来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问题。如何消解市场经济一味追逐利润的消极性，如何充分发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对维护生态环境的引领作用和模范作用，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优势以推动环境的保护，在消除人与人之间根本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确实能够为我们提供十分有益的思想资源。
注释：
[1]本文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即指自20世纪20年代起产生于西欧并广泛发展于西方世界(西方国家)的、与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有某种继承关系的、力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代现实作出创新发展的理论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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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