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伤逝》： 五四“新人”与民族国家想象
《伤逝》电影宣传画报 1981年
引言
《伤逝》是一个具有魅惑性的意义交缠的文本，也是在鲁迅的单篇小说中被阐释最多的文本之一。综观《伤逝》研究话语，既往研究大致有三种基本范式：政治革命范式、生命哲学范式、审美形式范式。审美形式的探讨有复调说、审美距离说、音乐性、抒情话语等等，政治革命范式随着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命哲学和人性审视的崛起逐渐式微，从生命哲学角度解读的更是蔚为大观。迄今为止有周作人的纪念“兄弟”之情说、“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女性解放问题形象化解答说、知识分子内在弱点说、涓生的“忏悔录”说、探讨人性说、男性中心倾向说等等。但是在阅读《伤逝》的过程中，笔者又深刻感受到，虽然《伤逝》的阐释话语已经非常丰富且深入，但是在《伤逝》文本中还是有一些盲区有意无意地被研究者忽略。
《伤逝》的讨论长久被局限在私人空间，涓生离开子君的原因被放置在爱情内部讨论，涓生“寂寞与空虚”的内在本质和他对去向“新的生路”的强烈渴望往往被忽视。这种解读倾向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流行的背景息息相关，鲁迅的民族国家思想和启蒙倾向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免走向另一种盲区。本文尝试立足民族国家视野，重新解读《伤逝》。从文本症候“新的生路”谈起。
所谓“症候”，最初由蓝棣之提出，意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探究经典作品中隐含的悻逆、含混、反常、疑难等现象，由此进一步切入文本深层的隐秘含义。在《伤逝》中，“新的生路”这一意象反复出现，并且每次出现笔调都一改全文多用复句的沉郁气氛，多用短句，语气轻快急迫，形成了一种悻逆反常的表达，由此深究，可进一步探讨涓生在小说中真正的诉求到底是什么，重新审视从“新民”到“新人”的五四一代的“脱嵌”现象。《伤逝》中涓生和子君在爱情、物质、社会、生存等多个层面遇到的困局，如果仅仅从爱情角度阐释，很难抵达本质，事实上，这正是五四新人在时代转型期遇到的“脱嵌”困境。
《伤逝》“忏悔录”式的文本结构和反复出现的“寂寞和空虚”，一方面表征着“新人”通过自我解剖和自我改造寻求出路的失败，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五四一代真正的出路和民族国家诉求的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讨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历程中鲁迅的文学转向，和中国五四“新人”的再嵌化问题。
一、“新的生路”与“新人”的诉求
重读《伤逝》，最重要的是探讨涓生的诉求到底是什么？是个体的爱情，还是内在的国族使命，它反复提到的“新的生路”到底是什么？《伤逝》中有一处非常值得探究的“症候”，就是“新的生路”反复出现。正如鲁迅关注的是“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在《伤逝》中他着墨最多的不是爱情是怎么发生的，而是“爱情开始以后怎样”。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是从爱情失败的地方写起，子君的死并没有成为小说的终结，涓生依然要以遗忘和说谎做自己的前导，继续前行，爱情只是涓生尝试的一种逃离的手段，小说的终极指向是对“新的生路”的追寻和向往。
涓生竭力想要跨出的“新的生路”到底是什么？在文中有没有给出提示？事实上，在文中也有“症候”出现。整篇小说都弥漫着沉重的悲哀的气息，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将人带入无限的空虚，结构复杂的沉闷的复沓的长句使得小说像一个绵长的叹息。但是文章有三处想象，意外地采用了语气轻快、节奏感强的短句，连续的排比传达出一种自由的气息和新生的喜悦。而这三处想象，正体现了一种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和社会的关联，我与世界的同在是通过想象的方式构建的。
第一处想象出现在涓生在和子君的隔膜越来越深重的时候，涓生选择了到通俗图书馆读书，在这个公共空间，他获得了少有的轻松感。“屋子和读者渐渐消失了，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这是一个广阔的社会图景，正如鲁迅所言“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涓生想要离开子君，不是因为爱上了别的女人，而是因为他有着更深广的理想和追求，他以知识分子的情怀与这个世界休戚与共，从农民阶级的渔夫，到战壕中的士兵，从汽车中的富人，到洋场上的金融家，从深山中的英雄豪杰，到学院派的教授，从夜里的运动者到小偷，这是整个社会的全景图，涓生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的男主角，他是一个启蒙思想者，他觉得自己对世界负有责任。
第二处想象出现在涓生和子君说了分手之后。虽然分手对于子君来说，犹如灭顶之灾。而涓生也不是不知道这些话的效力，否则他便不会感觉“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但是，他终究还是选择说出来，为了“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而且涓生一厢情愿地想象子君终于可以觉悟，并勇敢开启自己新生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生之路也不是新的爱情，而是同样宽广的社会的图景：“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一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而且，真的，我豫感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在涓生的想象中，已经走出了“父权”的家的子君，此时又走出“夫权”的家。涓生对子君的爱，不是以爱作为终结的，而是以启蒙作为终结，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能够独立走向社会的女性。而只有子君独立了，涓生便也可以独立，他就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自由行走，走向广阔天地。
第三处想象是子君离家，留下了“生活材料的全副”。涓生被房屋的空虚和隐忍的子君所压迫，艰于呼吸视听：“我似乎被周围所排挤，奔到院子中间，有昏黑在我的周围；正屋的纸窗上映出明亮的灯光，他们正在逗着孩子玩笑。我的心也沉静下来，觉得在沉重的迫压中，渐渐隐约地现出脱走的路径：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无法面对当下的涓生同样依靠想象建构自己的新生，而其建构的世界让我们想到鲁迅的一篇散文《这样的战士》“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不管敌人怎样强大，战士面对的是怎样的无物之阵，他都一次又一次举起投枪。这样的战士就是“最黑最黑的深夜”里那“利刃的一击”，而战斗的场景同样涵盖了从农村（深山大泽）到洋场（城市），从室内（电灯下的盛筵）到室外（壕沟）。
涓生的三处“新生”想象都与社会和民族国家相关，尽管这种想象是充满诗意的幻想，是语焉不详的。安德森对“民族”这个概念给出了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涓生对于“新的生路”的想象，就是和“无尽的人们，无穷的远方”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认识，也没有相遇，但是他却觉得自己的命运与他们有关，自己的奋斗是为他们才有意义。从这一角度来讲，涓生正是从传统帝制和农业文明中走出来的一代“新人”，涓生最终选择离开子君，不是因为移情别恋，而是因为他向往的“新的生路”是国家民族的建构，他自觉把自我和现代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他的理想不是一己爱情，而是要担当改造世界的责任。
晚清时期梁启超就提出“新民”说，关心的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视角下如何塑造新的“民”。这里的“民”也即国民，也就是脱离奴隶状态的现代国民，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在这种“新民”的意义建构中，一切都是为了“国家”，要培养现代“国民”，就要完善自身，这也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理论生成的重要社会基础。新文化运动前后“新人”逐渐取代“新民”，关注个性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自我完善的新人，这一“新人”概念主要是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关注如何“从传统的礼法道德、风俗习惯等层层束缚解放出来，成为西方现代文化标准下所定义的‘人’。《伤逝》中的涓生从爱情的私人领域开始改造，就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新民”向“新人”转变的代表。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着国家巨变，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传统文人通过科举进人政治权力中心的道路从此关闭。清廷的新政导致了传统士绅阶级的没落和宗族学堂的消失，传统文化出现断层，大量知识分子涌向城市，接受新式教育。《伤逝》小说开篇的时候，涓生居住在绍兴会馆，这个绍兴会馆建于清道光六年，主要接待山阴、会稽两县赶考的举人。现实生活中当鲁迅来到这里的时候，科举制已经废弃了。而在科举正式废止之前，鲁迅已于1898年闰三月，考人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1902年2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1912年，鲁迅作为一个外省青年来到北京，就落脚在这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会馆，在民国政府教育部挂着闲职，整日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鲁迅在绍兴会馆里经历过漫长的沉默期，用竹内好的话来说，就是“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并在沉默中有“回心”式的觉悟，而这一期间“寂寞、沉默是‘重’的，‘回心’式的觉悟则是‘轻’的”。鲁迅的这种轻与重，和涓生是一样的。
晚清的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旧的社会秩序土崩瓦解，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家国秩序中被连根拔起，在“家国天下”的连续体中出现了断层。早期知识分子们从“新民”到“新人”，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试图建立自我和国家的新秩序，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他们的担当。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民族的出路认识都不是特别清晰，他做出了战斗的姿态，迈出了去往新路的步伐，也做出自己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牺牲，但他没有实质性地找到自己的道路，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他向我们展示了“新人”诞生的艰难。
二、从“新民”到“新人”——五四一代的脱嵌
那么，鲁迅在《伤逝》中塑造了怎样的“新人”，他们的革命之路怎样？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一书中认为，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发生过一场“大脱嵌”(great disemboding)。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家国天下的连续体，个人的行为和生活必须放置在这样的框架之中才能获得存在的合理性。清末民初，随着帝制的崩溃和政体的裂变，自我逐渐摆脱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框架，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家国的伦理秩序的重要一环，通过现实世界中的文化伦理秩序，“齐家治国”然后“平天下”，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来源。《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就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新民”向“新人”转变的代表。辛亥革命以后，政治上的王权接替，宗法共同体解体，传统的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被瓦解，晚清热情高涨的国家主义有所退潮，辛亥一代的“新民”们在大脱嵌时代，开始转向“新人”转型，但是从“新民”转向“新人”又是非常艰难的。
首先，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民族国家转型的脱序时代的“新人”们的边缘和孤独。这种“边缘”指向的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健全，同时也是个体与国家秩序的脱序的表征。和传统的熟人社会不同，涓生和子君都不属于北京这个城市，小说没有交代涓生来自哪里，但他寄住在绍兴会馆，这是一个外来漂泊者的身份。子君同样是个“边缘者”，小说中她寄住在叔子家，离开了父亲的家，而她死后的知情人透露子君家大约住在乡下。来到北京，涓生和子君也无法融人这个城市，涓生工作是一个整日在局里钞写的小公务员，而他可以寻找的工作有钞写、教读、译书、写稿，小说中涓生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亲人。和子君关系僵化后，他无处可去，只好逃到通俗图书馆，在这里都是陌生人，涓生也害怕看到熟人轻蔑的表情。涓生也曾访问过熟人，但这些熟人的家是温暖的，神情却让涓生在骨髓中觉得寒冽。
同样，子君也是孤独的，她先冲破了家庭的束缚，离开了自己的原生家庭，来到叔叔家，而叔叔很明显对子君和涓生的交往是反对的，以至于在同居的生活中，子君最大的精神慰藉是阿随，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是和房东“官太太”“暗战”小油鸡的伙食。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人，涓生一直无法进人政治和革命的中心，这正是从传统的家国秩序中脱序而出的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寻求在新的国族秩序中的个体位置，正是涓生“新生的路”的方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民族国家尚属雏形，生活于早期市民社会的涓生和子君们，来自于翻译和报章杂志的西方想象成为他们生活和思想的重要参照。《伤逝》的开篇写到：“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个句式非常的拗口，和中国式的表达截然不同，但如果翻译成英文，却极其流利：“If I can, I would write down my regret and sorrow, for Zi Jun, for myself.”这种受西方翻译腔影响的话语模式在《伤逝》中表现的极为明显，“世界”和“西方”的文学经验，正是涓生的知识背景。实际上，这种受西方影响，由日文、英文、德文混合在一起，表现着新的思想和道德的话语词汇最终也成为了五四精英的话语方式，树立了西化的权威。通过小说和报纸发声，才能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在《伤逝》中，涓生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使用的是白话，为《自由之友》翻译稿件，对子君讲述西方文学的故事，都体现着语言变革带来的成长环境的变化。小说中，涓生的精神资源基本来自于西方文化。谈恋爱的时候，涓生对子君启蒙和规训的精神资源是西方文学：“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涓生失业之后，他作为自由职业者选择的谋生方式是为《自由之友》翻译；想要和子君分手的时候，涓生依靠的依然是西方的精神资源：“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最能体现西方文化影响的，是涓生的在慌乱和热烈中进行的求婚，后来涓生表示“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涓生在求婚前十几天就仔细研究过自己如何表白，如何措辞，甚至遭到拒绝以后要怎么办，可是在求婚的当下，却头脑一片空白，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
这一点是颇有意味的，“西方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经指出，现代市民社会的建立有赖于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领域的形成有赖于报纸、小说等印刷媒体的发达。后者之所以有如此功用，就在于其可以通过多种叙事缔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此共同体因其聚拢了民众共同的时空想象而使大家感觉好像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时空体中，享有共同的日常生活。”慌乱时刻主宰人行为的往往是潜意识，采用了西方式的单膝跪地，可见在涓生的想象中西方文化已经具有了压倒性的地位，甚至深入到了潜意识层面，这正是民众的日常生活想象共同体在涓生求婚事件上的潜在表现。“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却同样与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性与全球化密不可分。”
在五四时期的创作中，“西方”成为一个看似不在场的在场者，而《伤逝》描写的就是一个从东方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涓生在西方的知识背景下试图启蒙一个东方式的女性，目的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新的生路”，当然由于子君的传统婚姻观和现实社会机制的不健全，这段爱情失败了，子君也死了，但追寻者涓生并没有停下走向生路的脚步，即使他身上依然背负着道德的重负，但这一切均可视为我们走向世界必须付出的代价。
其次，涓生和子君作为“新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关系的差别，涓生导向的是思想启蒙，子君导向的是生活启蒙，相同的是，他们的尝试都失败了。涓生和子君从私人的家庭空间走向了社会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生活空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生活政治”是民族国家视野里的一代新人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晚清以来，对于女性的身份定位和理想建构也是“生活政治”、“现代性理念”的一个重要部分，鲁迅的演讲《娜拉出走会怎样》、小说《伤逝》就是对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中娜拉出走的持续讨论。对于子君来说，她从私人的家庭空间走向社会公共空间，结束了传统时代的女性相夫教子的模式，她首先要面临的是树立新的身份的问题。
加拿大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人“生活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自我”如何被“他人”所承认。五四初期子君的新身份应该是什么，同居之后她是应该如涓生所愿继续“读书”和“散步”，还是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如果家庭劳动和经济收入得不到社会保障，女性的解放是否就是一种虚妄？在家庭财产关系上，虽然同居时子君变卖了自己的金戒指和耳环以加人家庭的共同财产，但社会没有提供给子君一份合适的工作，这种家庭经济关系是否能够保持稳定？更重要的是，子君是否具备独立的条件和地位？
涓生和子君之间的隔膜，根本在于涓生和子君在国民国家视野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子君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爱情，她是把革命和爱情划等号的，涓生的诉求是国族理想，爱情只是去往“新的生路”的一个条件，不是全部。但涓生和子君在“新人”的本质上都一样，在现代民族国家发生的过程中，他们都是迷茫者，涓生在尝试用思想启蒙的方式寻找新的生路，子君则身体力行用生活启蒙的方式追寻涓生，他们的失败不在于启蒙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完全准备好迎接这批新人的到来，同时，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西化的视野中也还并没有真正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
综上，在民族国家视野下考察《伤逝》，会发现具有典型的五四文化特征的涓生们在“大脱嵌”之后挣脱了传统的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框架，试图成为独立的个人。但是在传统家国体系脱序的五四语境下，“新人”们不但无法在新的国族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实现孤独自我的自我认同。刘禾认为“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破土而出，成为这一时期一个重要事件，那么这与其说是因为小说、诗歌以及其他文学形式是自我表现的透明工具，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脉搏，不如说是因为阅读、书写以及其他的文学实践，在中国的民族建设及其关于‘现代人’想象的/幻想（imaginary/ imaginative）的建构过程中，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中介（swgrnts）”《伤逝》也是一种破土而出的象征，这部小说写出了五四“新人”真实的生存状况和他们在转型时代的挣扎与艰难，而最终导向的结果，依然是失败。
三、“寂静和空虚”——五四脱嵌的困境
《伤逝》的主题通常被认为是爱情，但有意味的是，文章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不是“爱”，而是“寂寞和空虚”，在文中“寂寞和空虚”有三次集中出现，分别在开始、中间和结尾，形成首尾呼应的环形结构，可谓是文章当之无愧的真正主题，形成了从借着爱情逃离“寂寞和空虚”到爱情失败又重回“寂静和空虚”的螺旋式上升结构。结尾在子君离开后，轮回般的“寂寞和空虚”再次出现，爱情的尝试失败，新的生路还未开始，涓生又回到了原地，但这是“真实”换来的“虚空”，意味着以爱情方式尝试革命之路的失败。无国家则无国民的新生，涓生和子君以自由恋爱的方式寻找“新的生路”，最终在现实中折戟而归。
涓生和子君作为进步知识分子，是从“新民”到“新人”转换的典型形象，他们选择以恋爱自由的方式开始“新人”之路，也是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到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典型选择。从弃医从文事件开始，鲁迅的国民意识开始觉醒。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小说创作中，鲁迅的《阿Ｑ正传》探讨了一个从乡民到国民的游民阿Ｑ怎样将自己放置在新的时代，接下来的知识分子小说系列《在酒楼上》《孤独者》《端午节》《兄弟》等或者从职业层面，或者从情感生活层面，都是探讨现代不同阶层的国民怎样调适自我与国家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的写作中，我们看到涓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其实是脱离了传统的“家国天下”固态结构的，在《伤逝》中涓生和子君尝试以恋爱自主的方式宣布在国家和家族之间自我的诞生，就像傅斯年所说：“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鲁迅在文本中设计男女主人公一直是同居的关系，而没有传统的婚姻身份，这就是一个大胆的隐喻，意味着他们心目中现代民族国家中家与国的撕裂，正是由于传统宗法、家国体制已经失效，传统的婚姻关系对他们来说已然不再重要。在《伤逝》故事发生的1925年，鲁迅笔下的涓生、子君们已经被纳入现代国家的统治，他们都是从乡下北漂到北京的知识分子，从传统书生转化为国民。在政治和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在西方文化的刺激和影响下，他们试图从私人生活领域开始新人、新生活的尝试。
回到具体文本中，“寂静和空虚”既是爱情的起点，也是爱情的结果，还是新生之路的伴随者。“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在一些研究者的解读中，认为这里强调的是子君的爱，但在这句中的“仗着”一词，提示了子君只是涓生逃离“寂静和空虚”的一个由头，对涓生而言，逃避“寂静和空虚”的愿望要远甚于对子君的爱。“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接下来的这两句中，同样是“寂寞和空虚”，意义却截然不同，当时的“寂静和空虚”是不知道该如何走向前路，而期待着用爱情来拯救自己，在涓生的世界里，这个“爱情”又被赋予了“民族”“革命”“解放”“自由”的意义。
这一点在后文有两处提示。一处在涓生和子君约会时谈论的话题，“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这个典型的场景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症候”，一是恋爱中的两个年轻人，谈论的并不是柔情蜜意的爱情本身，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都是启蒙革命的话题；二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是男女恋爱关系，而是男性启蒙者对女性的革命宣讲。另外一处则是在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后，涓生感叹：“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涓生把子君的爱的宣言直接上升到革命的高度，可见在涓生看来爱情是实现革命和启蒙的一种途径。
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从纯真而热烈开始，到慌张而尴尬的求婚，再到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这个“隔膜”出现在爱情的最高潮，以阴冷的寒意预示了爱情逐渐走向的惨淡结局。子君日益粗糙起来，两人的生活日益窘迫起来，外来的打击和冬天的到来，使得涓生离开的决心立意坚定。
“空虚”一词大量出现，涓生看到了子君的怨色，却并没有同情，只是“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此处的“空虚”指向的也是与真实相悻的“落空”；涓生决心说出分手，“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恋爱时在会馆里给子君讲外国文艺和文人，是为了启蒙子君踏出爱的脚步，而今天同样的话语，却是为了劝她勇敢离开。此处的“空虚”指向依然是真实的虚妄；涓生向子君宣告了爱情的死亡，写给《自由之友》总编辑的信也只有微薄的回音，“我却单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邮票，一天的饥饿，又都白挨给于己一无所得的空虚了。”此处的“空虚”是一无所有。二人“同居”，意味着对传统社群关系和家族系统的拆解，传统的中国人在这些社会网络中获得个人的位置和身份认同，涓生和子君的革命意义在于破坏家族，形成近代国民，通过个人从家族、地缘共同体中出走，形成独立的自我，形成具有个人意识和担当改造世界责任的新人。但是现实中难以找到合理的身份定位、社会职业体系和保障机制不完善、性别沟通差异等等使得他们的爱情革命危机重重。
第三次“寂静和空虚”的大量出现，是在子君离去以后。子君的离开，意味着用爱情的方式尝试革命的失败，一年后的“寂静和空虚”是尝试用爱情来把自己拉出寂寞空虚的境地，最后爱情失败又回到原点而感受到的更深的空虚。我回到吉兆胡同，子君已离开，“我不信；但是屋子里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接下来，这个“空虚”开始频繁地出现，我一个人在子君离去的吉兆胡同的房子里承受着灵魂的拷问与敲打，“空虚”是新的生路的无法跨人，“寂静”是必然发生的子君的死。
小说的最后一次出现“空虚”是在结尾的部分，这是“空虚”的变体。“但是，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深有意味的是，此处的“但是”作为一个连词，承接的不是上文，而是小说的开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小说以严谨到不可思议的圆形结构又回到了起点，在时间上从追忆夹杂着忏悔的过去式回到了现在式。重要的是，“空虚”在这里有了去往未来的指向。就像小说结尾那个沉重的“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当作者用尽全力深深写下“毕”字的时候，这部小说才具有了意义，而其最大的意义就是用文字向“寂静和空虚”告别，用遗忘给子君送葬，通过说谎的方式忘记真实，通过遗忘，直到不再想到用遗忘给子君送葬，才能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虽然涓生对子君的离去充满痛惜和忏悔，但他依然要坚持迈向新的生路，也确证了小说的真正立意并不是爱情，而是新生之路。
小说由“寂静和空虚”始，由“寂静和空虚”终，正说明小说的主题并不是简单的爱情，《伤逝》中指向的是五四“新人”在大脱嵌时代的虚无感，爱情只是尝试逃离这种虚无的想象性尝试，而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五四“新人”必然要继续追寻下去。五四运动时期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而这种个人主义在现实中无法和国家民族相结合，从而导向了虚无。“个人与国家分离，成为一个个别的、自明的、具有内在自我深度的概念”？，涓生和那些西方的雪莱、易卜生等一起，共同建构起一个孤独的自我，这个自我开始感受到“寂静和空虚”，从集体主义的传统阴影中冲决出来，渴望用个性解放或爱情革命的方式走向新生，当这一尝试失败之时，这批知识分子很容易走向虚无主义。涓生的恋爱和出走内隐着他在脱序的家国中成为了无所依傍的虚无主义的个人，而并没有真正获得自主性，颠覆家国天下的原本秩序。
《伤逝》写作的1925年，正是鲁迅深陷虚无主义的漩涡之时。1925年3月18日作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同年，他写作了《墓碣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上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答我。否则，离开！……”这种“希望之为虚妄”的虚无主义和《伤逝》结尾的虚无感是一致的，虽然最终指向的是“绝望的抗战”，但他只是用自己的意念在超越，是一种悬置的“希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大多将这种虚无主义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但笔者较为认可“鲁迅哲学与存在主义有根本区别，不仅因为他的‘虚妄主义’哲学在范畴和结构上有异于存在哲学，更重要的，两种哲学所面对的文化给定性完全不同。”鲁迅所讲的“个体”和西方在上帝和超越性背景下的“个体存在”截然不同，鲁迅的“个体”是与中国的群体主义相对的，他的虚妄之感更多来自于家国的断裂。涓生等这一代知识分子脱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剥离了自己的家族、地方共同体成员身份，在《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社会关系网络被前所未有地弱化，甚至连婚姻都不在乎，退出了父子、夫妇、师生、朋友等伦理关系进人纯粹的私人领域，以期获得平等的国民身份，但是“从晚清到五四，在摧毁了传统的家族、地缘和信仰共同体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共同体。”涓生此时的虚无感和寻找生路而不得的迷茫正来自于这种个人与国家无法对接的失重感。
四、五四的危机和“新人”再嵌化思考
在“大脱嵌”家国天下连续体断裂之后，知识分子是如何重新调试自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他们是由此获得了自由，还是成为了无所依傍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是否需要“再嵌化”，重新将自我放置于新的家国天下的结构之中？这正是《伤逝》在爱情想象的“具象”下隐含讨论的问题，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史中，《伤逝》是一个重要却容易被忽视的一环。从五四“新人”诞生的艰难，可见“新人”的诞生和转折不是思想革命本身的桎梏，而是整个世界语境和社会结构的问题。鲁迅对于“新人”的诞生与思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又是一个空间概念，既是对“老中国儿女们”的国民性层面的精神追讨，同时也是放在全球空间正在变动中的城市社会中的“新人”的精神隐患。一方面是“新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是“新人”在历史中的位置。
首先，从《伤逝》写作中的文化经验和背景来看，涓生和子君可以说是在西方文明的召唤下产生的。这一方面体现了五四革命实质是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在世界民族国家背景下产生的思想革命运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的重要原因。涓生在西方式的爱情想象中用西方文化资源启蒙子君，“单膝跪地”求婚，他们用同居而非传统一纸婚约的方式实践了西方式的情爱想象，但是这一尝试以惨败告终。小说真正精彩的部分开始于爱情消亡的时刻，涓生陷人了无止境的“忏悔”与“自辩”之中，这种潜在的复调式的心理漩涡体验，生命哲学范式的研究者往往从人性的暗面进行阐释，但忽视了其博弈背后作为反思者的涓生可能遭遇到的真正困境。
《伤逝》中一年前经历着爱情的涓生和一年后反思中的涓生形成复调式的叙事声音，无论涓生怎样辩护、怎样忏悔，必须看到的一条主线就是，涓生即使背负道德的重负，也坚持离开子君的抉择，他要用“遗忘”和“说谎”来作自己的前导，其实也是在调适自己，告别启蒙的失败之路，重觅他途。从五四思想的发展来看，五四前期，梁启超、陈独秀、傅斯年等人的理念是世界主义压倒国家主义，把中国看作世界的一个单位。在“欧战”的刺激下，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以进化论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观，认为应该向西方学习，认为物质主义和国家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同时，也提倡“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认为“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但是这种世界主义的乌托邦很快在现实中碰壁，鲁迅的《伤逝》中反映出来的对于西方世界的无条件服膺和中国现实的脱节，可以说是“新人”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次，鲁迅经历了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个人主义，从“新民”到“新人”的过程，实质也是民族国家观念不断演进的过程。晚清的中国被卷人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体系，从而被激发出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下，晚清到民国初年，是国家主义狂飙突进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知识分子对中华民国的失望和反思，与国家分离的个人观念开始出现，个人获得了自主和独立性，不再像民初那样成为和国家一体的概念。而这种个人主义在现实中无法和国家民族相结合，从而导向了虚无。
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也是在这一年，国民大革命开始，鲁迅经历了虚无主义向死而生的绝望之后，为了重新获得个人生活的意义，他又尝试将个人重新置于新的家国天下的意义框架之中，正如王汎森所言，1925年之后的“新人”，也不再是五四时期那种人生的、文学的、艺术的、哲学的、道德的“新人”，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主义的“新人”。从鲁迅的创作来看，1925年经历了最沉重的黑暗，他还是逐步从对内在自我的观照转向了现实人生。1927年，鲁迅在为黎锦明的小说《尘影》写作的题辞中，首次提出了“大时代”的概念，“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这个“大时代”的表述背后是鲁迅思想从“小我”到“大我”的发展。
联系1925年前后的转折，从早期“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尼采主义，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再到1926年离开北京鲁迅的思想观念中对工农大众的强调，可以看到早期梁启超式的“新民”偏重国家和群体的国民建构，鲁迅早期的国民性改造与之相呼应，五四时期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新民”转向追求西方式的个体解放和独立，但是吕纬甫、魏连殳和涓生们经过各种尝试和冲决，最终发现这些道路都行不通，从而转向了新的国家民族秩序的构建，将个人重新置于民族国家的框架里去理解，找寻另一种“大我”。“所谓的大我，不再是人类，也不是社会，而是民族国家。”虽然此时的民族国家随着救亡主题的席卷全国，已经不再是梁启超时代的“民族国家”，鲁珀特·爱默生认为民族乃是“最大的共同体，每到危机迫在眉睫时，都能有效激发人民的效忠……为了完成刻不容缓的任务，它是把人变成社会动物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能把人团结起来的终极手段。”
正像历史上“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总是在文化和政治之间穿梭，此时，中国现代的国家民族观念也逐步在救亡语境下从文化概念转为了政治概念。鲁迅也逐渐在国民大革命中走向了后期的“杂文时代”。1925年的鲁迅以《伤逝》和《墓碣文》为标志，可以说达到了虚无主义的巅峰，但这也是新的转向的开始，涓生渴望的“新的生路”在1925年后逐渐有了答案。1925年之后，鲁迅逐渐将自己重新置于新的家国天下的意义框架之中，重建了在新秩序下的自我认同。
“大脱嵌”之后，国家民族新秩序和现代人的“自我”都面临着“再嵌化”的问题，如何将自我放置于家国天下的新秩序中，家国天下如何在新的自我树立的情况下重新建构，是本文最后指向的问题。五四时期，在民族国家体系建构的过程中，文学最大限度地参与了时代的建构，鲁迅在《狂人日记》《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等文本中建构“新人”形象，就是以现代个体为中心的文学图景，在此基础上，觉醒的个人要建立“人的国”，这个“国”是现代性的产物，“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从而在世界语境中建立起独立的国族形象。
从本质上讲，鲁迅发出的五四的声音实质是在与世界对话，而并不仅仅是涓生一个人的灵魂斗争。作为一个反传统的思想浪潮，“民主科学”“个性解放”“文学革命”等口号旗帜鲜明地在时间上定义了五四的现代性，但同时，从世界性的空间格局考察《伤逝》等文本，也在提示我们，五四启蒙者们并非在文明的内部批判和自否定，而是在空间格局上以世界为背景开始反思，其对传统的反叛与拒斥，背后有着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坚定地去往“新的生路”的涓生们即使曾经举棋不定、批判自我，他们还是愿意牺牲自我和爱情的代价，探索民族的新生之路。
但是事实证明，“新人”们空有勇气是不够的，单纯向西方学习是无效的，在国家民族概念摇摆不定的时代，启蒙也只能是“失语”并“失效”的。《伤逝》之后，鲁迅的写作逐渐放弃了“新人”的启蒙主义式推演，而转向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可以说也是鲁迅从“立人”到“立国”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而对西方文化如何融入本土的反思，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理性思考，则是五四时期还没有能力解决，但鲁迅已经敏感意识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