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杀了三次的女孩-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上）
这起案件催生了日本国会订定《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但这些都是后话。在惨案刚发生的时候，诗织之死虽然引发社会震惊，民众对受害人的同情很快就打了折扣。一方面是因为警方不断放出关于受害人的不实信息，一方面是各家媒体在报导时聚焦于诗织身上的穿着、名牌配件，暗示她有“拜金”倾向，并将她的职业误报为“酒家女”。虽然说无论受害人是否符合这两点，都不应该被任何人杀死，但日本社会舆论一度产生“责怪受害人”的氛围。
“我的女儿被杀了三次：一次是被凶手杀死的，一次是被不受理报案的警方杀死的，一次是被媒体杀死的。”猪野诗织的父亲猪野宪一多年后再度接受作者清水洁的访问时，曾经这样说。这名伤痛的爸爸不仅控诉残忍的凶手和怠惰的警方，也深深控诉了丑化受害者、画错重点的新闻媒体。
这起案件的时空背景是二十年前的日本，然而这样的“剧情发展”对今天的台湾读者来说很熟悉吧？没错，“新闻媒体”的面向是此书最值得探讨的重点之一。作者清水洁的笔下，处处都是对新闻产制生态及阅听文化的批判，让人一面读一面惊呼“原来二十年前的日本新闻也是这样啊！”“怎么二十年后的台湾新闻还是这样？”然而，清水洁并不自诩高尚，他的采访历程之所以写实，正因为除了批判，他也坦诚抒发自己内心的挣扎。
比方说，清水洁不希望媒体对受害人贴没营养的标签，但在诗织事件的第一篇报导里，考量到自家公司的属性，他仍然使用了“美女大学生”作为标题，就像现今的新闻习惯以“正妹”当起手式一样。当他花了好几个月，辛苦地对案情抽丝剥茧、锁定凶嫌并拍到照片后，既希望立刻刊登新闻，在同业面前扬眉吐气一番，又不希望惊动凶嫌，害警方抓不到人，于是先把稿子压住了。但是从他的笔触中，仍感受得到他强烈渴望“独家新闻”带来的风光。
清水洁也有举棋不定的时刻。在案件发生之初，他向一个欣赏的同业征求意见：“关于死者诗织，你打算怎么处理？”他心想，对于年轻女性遭到跟踪狂攻击的新闻，可以预见其他媒体一定会写出女方可能也有过失的报导，“我是想问是不是保险一点，也暗示这种可能性比较好。”直到该同业给了否定的意见，他才松了一口气。
这里所谓的“保险一点”，与后面的另一段情节互相呼应。清水洁提到，在他一个人埋头苦干，发展出跟同业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时，总编辑把他找去，“为什么咱们不写这样的报导，其他周刊不是都走这样的路线吗？”所幸总编辑听他解释后，决定给予空间，任其发挥。
这些心路历程的最精彩之处，在于它们不断激起读者质疑“如果??？”如果不是那位正直的同业给予否定的回答，如果不是主管够有肩膀，清水洁会不会也屈服在“从众”的压力之下？如果一个人很有理想，却孤军面对始终坚硬、毫无破口的体制时，打安全牌会不会是比较轻松的作法？
说到底，每个人又有多少动机和多少力气，能撑着不做“比较轻松”的事情？
把自己套用到清水洁的情境里，就发现不管是新闻产制或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善意与恶意的拿捏常常只有一线之隔，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在做选择，下决定时的变量很多，也许还涉及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每一个微小的选择终将成为巨大的集合，亦为我们身处的世界。
凶嫌曾经威胁猪野诗织，“我要找人强奸你，并拍下影像”，尽管一九九九年的网络还不普及，不像今天，人们几乎把整个生活创建在网络上，任何信息都容易野火燎原；然而这种威胁对当年的野猪诗织而言，仍然立即产生作用。原因是什么？她大概设想过“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并把影片散佈出去，有几个人真的不会看？”
而且，她对这题的答案完全没有信心。
我相信大多数人听到或阅读桶川事件的资料时，都会对凶嫌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也不认为他的作法是正确的，但凶嫌敢发出“散佈强奸影片”的威胁，正代表他有自信有人将替他撑腰。他很靠势，靠的不是他的小弟，他的金钱，也不是他的麻吉和亲戚，而是千千万万个面孔模煳，在平常生活里可能都被称为“好人”的平凡百姓。
我们一定都有对电视机里各种犯罪案件痛骂的时刻，但有没有一时半刻停下来思考过，某些伤害能够被创造出来，被赋予破坏力，其中有多少是众人授权？
“未经同意散布他人私密影像”（也称“复仇式色情”）的行为并不是诗织的前男友首创，至今也没有停止过，已经演变为网络世代的性暴力问题，今（二○一九）年初爆出的“韩国男星郑俊英偷拍案”就是其中一桩。遗憾的是，每次发生这类事件，许多新闻报导就以耸动、轻浮的方式吸引点阅率。从标题到内文都不见严肃检讨，反而有种偷窥狂“好康倒相报”的口吻，处理影像时更不见得顾及受害人的隐私，制造二度伤害，更时常画错重点地追踪报导“受害人是哪一位女星”？
二○一七年十月，我在非营利媒体《报导者》网站发布〈有钱就能散布别人裸照，谁让加害者有恃无恐？〉〈律师：看过“色情报复”被害人的痛苦，就再也无法看热闹了〉两篇报导，希望能唤起社会对此议题的重视，采访过程中，却也时常感到心寒。妇女救援基金会该年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在发放并回收的一千一百三十八份有效问卷中，其中有百分之三十点五的受访者表示“会”点阅观看他人外流的性私密影像，百分之四十二点九的受访者表示“不一定”。
该问卷也询问填写者，认为被害人负有多少责任？作答的选项是一至五分分级距，一分是最少责任，五分是最多责任，结果仅有百分之十四填写问卷者认为被害人完全没有责任，将近百分之六十的答案集中在三分和四分，认为被害人负有超过一半甚至接近全部的责任。
能触及妇女救援基金会问卷的网友恐怕已是“性别议题”的“同温层”了，竟还有较多的受试者认为性爱影像被外流、被点阅，是当事人活该。若在街坊随机调查同样的问题，结果大概更不堪想像吧。妇援会义务律师陈明清受访时也很悲哀地说，“人们在网络上，总是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容易被追究到责任，反正有网络这层面纱，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动动手指围观、看热闹。”他怀疑，拼命宣导这个议题真的能带来改变吗？
在“复仇式色情”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上，我总是想起欧文?亚隆的心理咨商小说《爱情刽子手》的其中一篇〈如果强暴不违法??〉，主角是一个很爱“讲干话”的阿伯。他自鸣得意地在治疗师面前意淫、性骚扰治疗团体中的女性，并夸夸其谈“如果强暴不违法，他一定会试试看”。
有趣的是，阿伯本身有一个心爱的女儿——当治疗师问他，在他的理想国里，他的女儿要何处安身？或者也应该随时被强暴？阿伯的脸色丕变，说他绝对不愿女儿那样，希望她可以找到一个相爱的人，共组幸福的家庭。
治疗师反问，“但如果她的父亲提倡的是强暴的世界，这种希望怎么可能实现？如果你要她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那要靠你去建造——首先必须从你自己的行为着手。你不能自外于你订定的法律，这是任何伦理体系的基础。”
在环保意识抬头的今天，大家可能听过环保团体喊过这样的口号，“你的每个消费选择，都是在选择你想要的世界。”事实上，不只消费，我们做下任何一个选择，都在捏制自己想要的生活，蝴蝶效应一样，对待别人的方式最终也将回馈到自己身边。
清水洁在采访过程中时时自省，有时稍有妥协，但始终追求着更靠近良知的那条线。他坦诚地分享心路历程，并不是推诿自身的能动性，也不是为了让读者有消极的结论，相反的，只是在刻画自己的平凡。清水洁说明了一个人有多平凡，善良和邪恶就有多平凡。但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即使一个平凡人如他，如你我，也仍然有能力选择前者。
本文作者介绍
曾担任非营利媒体《报导者》文字记者
前言
杀人命案的死者，留下了“遗言”指出凶手是谁。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名女大学生在埼玉县JR桶川站前遭人持刀刺死。起初认为是随机砍人案件的这起命案，由于死者猪野诗织（当时二十一岁）在案发前曾长期遭人跟踪骚扰，引来媒体热烈的关注。被害人在同年初与男友分手后，自己和身边的人便遭遇到种种骚扰。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指出其前男友就是“歹徒”，但被害人坚信就是他干的，也曾向警方求助；但被害人最终还是惨遭杀害。
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居然会遭到跟踪骚扰，死者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她遇到什么样的骚扰？“凶手”是谁？
有许多错误的报导；也有许多虽然不算错，却极为偏颇的报导。这是因为应该听到她的“遗言”的警方坚守沉默，许多媒体也对此充耳不闻的缘故。新闻上报导的全是扭曲的被害人形象，调查本身则触礁了。
这时，偶然有一名记者相信了死者的“遗言”，那就是我。我在命案发生不久后，听到被害人的朋友描述事情经过，持续追踪采访的同时感受到仿佛有人在背后推着我。在警方的侦办毫无进展的状况中，我在死者的遗言引导下，查到了实行犯，并揭发了埼玉县警的丑闻，让多名警界人士遭到处分。这两者在工作上都可以算是轰动一时的独家头条。然而在参与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比起采访者，我更觉得自己是被卷入案件的当事人之一。这五个月以来，我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驱动——本书便是以这段期间的采访笔记整理而成。
我立志成为报导摄影师，踏入这个圈子，却在不知不觉间从新闻摄影师变成了自由记者。本来是在摄影周刊《FOCUS》负责拍照，然而回神一看，竟以社会记者的身分在最前线采访。与《FOCUS》合作之后，已经过了十七个年头，我总是身在第一线。
我经历过许多不知何时才会结束的跟监、在大批媒体中推挤拍照。即使变成了记者，前往现场和警察署、拜访案件相关人士、访问他们并拍照这些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同。就像巡回公演似的，每星期踏遍日本全国各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在社会案件、意外事故、灾害中度过。这是一份脚踏实地、毫不华丽的工作。坦白说，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居然能持续这份工作这么久。
因为我很讨厌周刊。
说到周刊给人的印象，就是耸动的标题、愚蠢至极的丑闻、强势粗暴的采访。事实上，周刊并不是以这种方针编辑出来的，却只因为它不是政府宣传型的“公共媒体”，就被冠上了这样的形象，这令我厌恶。我痛恨社会的这种定见。以前有人说：“这个国家的周刊，定冠词就是‘三流’。”还说：“这个国家没有‘一流’周刊。”我也这么认为。如果不是以报导内容，而仅是以媒体形式来区分一流或三流，那么周刊做为报导媒体，岂非永远都只能屈居于“三流”？
但是参与这起桶川命案，我得到的启发之一，就是这起命案如实揭发了这种分类的弊害。如果满足于“一流”称呼的媒体只知道把政府机关公布的“公共”讯息照本宣科地报导出来，当消息来源本身有问题时，报导会被扭曲得有多可怕？当消息来源发布错误讯息时，“一流”媒体强大的力量，会将多少事物践踏殆尽？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把遭到身为公家机关的警方，及受其诱导的“一流”媒体所扭曲的命案真正的面貌及被害者形象重新传达给世人。
被害人诗织看不到今年春天的樱花，也听不到夏季的蝉鸣。往后都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了。同龄女性应该会在往后经历恋爱、结婚、生子等充满各种喜悦的人生，她的人生却在那个秋天结束了。我在采访过程中，想到的净是这些。
已经过去的时光无法倒流。
那一天，惨案发生了。
但是，为什么？
二○○○年九月
本书提到的人物，
年龄及头衔皆为当时。
第一章案发
案发当天的命案现场
去到那里之前，就只是一般的案件采访。
大宫的KTV。
这是我第一次踏入的店。穿过周五夜晚闹区震耳欲聋的喧嚣，我们找到了坐在路边的金发女生告诉我们的那家店。是平凡无奇、随处可见的KTV大楼。狭小的信道回响着客人抓着麦克风嘶吼的歌声，吵闹的打拍子声无止无尽。我们在一脸讶异的店员带领下，穿过走廊进入那个包厢，隔着小桌在沙发坐下。我一边坐下，眼角余光扫见店员反手带上门口的廉价门板。我的视线瞥着只差几公分就完全阖上的门板最后的动作，下一瞬间却被坐到对面的青年嘴唇动作给吸引了。那名壮硕的青年噼头第一句就说：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我都还没完全坐下。
一定就是在这一瞬间，我的心中有什么改变了……
案件的第一波报导总是一团混乱。
这起命案也不例外。最早接到的消息是“随机砍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这天我任职的《FOCUS》编辑部休假。我早就决定要好好睡个懒觉。前天我几乎整天没阖眼。为了赶截稿，我近乎熬夜地写完稿子，看过清样，结束稿件的最后确认后，还参加会议之类的，一眨眼就入夜了。当然一回到家，往床上一倒，立刻不省人事，醒来的时候都已经中午了。生活在正常时间带的家人老早便展开各自的日常，空荡荡的家中，就只有宠物金仓鼠“之助”在笼子里跑来跑去的沙沙声。久违的悠闲一日即将开始。
也有许多杂务等着我处理。得去洗衣店取到现在都还没领回来的夏季外套。让“之助”放个风，打扫一下它的小窝吧。我犹豫该从哪件事着手，决定清扫仓鼠笼，伸手拿出笼中的饲料碗时——
手机响了。
开端总是手机。对社会记者来说，手机就像恐怖的项圈。
或许会是总编以莫名沉着的声音说：
“发生大地震了，你立刻赶去现场。”
也有可能是同事打来的：
“那起命案的凶手落网了！现在要被带去警署了！”
或许是其他报社认识的记者：
“警方终于对××进行搜索了！”
甚至有可能是来提供线报的：
“我家附近有人养的巨蟒逃走了！”
什么都无所谓，是谁都没关系，反正手机响了，就是工作上门了。我按下通话键，不祥的预感几乎变成了事实。
“清水兄，不好意思在你休假的时候打扰！”
不出所料。就算猜中，也教人开心不起来。是编辑部摄影师樱井修的声音。
“有消息说埼玉桶川站附近有个女人被杀了。似乎是随机砍人。”
我忍不住叹息。我跟樱井前前后后已经共事将近十五年了，他是我最为信赖的同事之一，北至北海道，南至冲绳，我们共同采访的案件、事故、灾害多不胜数。搞不好比起我太太，他更要了解我。他非常清楚在采访中落后的记者会有多逊，所以应该是出于好意通知我，但这也是我好不容易才盼到的安息日，坦白说，真希望他放我一马。
“……你一个人吗？”
“大桥也正在赶去现场。”
大桥和典是编辑部的年轻摄影师。
“意思是这个案子我负责？”
“不，山本总编没说什么……”
这表示接到指示的只有摄影师。对摄影周刊来说，照片就是一切。总编山本伊吾应该是打算先派摄影师过去，能拍到什么就先尽量拍。我这个记者就算装做没事人，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不过事情落到我头上，也是迟早的事。所以樱井也才会打给我。《FOCUS》编辑部没有几个记者会分派到这类称为“搜查一课 注1 案”的采访。要是我继续留下来给仓鼠放风，到时候要扛起采访落后的责任的，可是它的饲主。就在我犹豫踌躇、挥舞着仓鼠饲料碗的这一瞬间，已经展开采访的其他记者应该正不断地蒐集到各种消息。下个星期，应该就可以在书店看到他们比我更详尽许多的报导。
是要现在享乐，事后付出可怕的代价，还是立刻工作，分期处理掉麻烦？多欢乐的选择题啊。我是个劳碌命，没有选择的余地。
“……凶手呢？”
“完全没有眉目。我也是刚接到编辑部的消息，离开家而已。”
“……那，我这里稍微调查一下。”我想我的声音应该变得很阴沉。再怎么说，案件报导讲求的是速度。这一点我也再清楚不过。但难得休假一天，才刚起床二十分钟就泡汤了。我右手握着挂断的手机，左手拿着仓鼠的饲料碗，喃喃自语：
“干麻好死不死，偏偏挑在今天发生……？”
但是，接下来我将深刻感受到这起命案不能以今天或明天这样的单位来看待。漫无止境且遥遥无期的采访，就此揭开了序幕。
我立刻着手打电话。
任何采访都一样，第一步是蒐集信息。就算煳里煳涂冲到现场也无济于事。虽然心急如焚，但与其不清楚天候就航向惊涛骇浪的大海，最起码也要先在港口踢一下木屐占卜一下天气注2 再做打算。这种时候，要先打电话给平日就有交情的同行记者，或是查阅通讯社的新闻快讯之后再出击。
我从采访用的斜肩包里取出笔电，双手敲打键盘，一边查阅快讯，一边用肩膀夹着电话，开始蒐集信息。一旦开始行动，便势不可挡。为了这种时候，我的热键登录了将近四百支电话号码。我一通接着一通，不停地打。
“听说桶川发生命案，你们派记者过去了吗？我也正要过去……”我一面表明自己也将加入战局，向各方向打探消息。
询问多位报社记者、电视台人员后，不到十分钟，回拨的电话便愈来愈多，也有已经开始采访的其他报社及电视记者联络我。电话中接到插拨，接起来后又是插拨，忙得简直像航空管制员，我这个旧型十六位元的大叔脑几乎快要处理不过来了。
初期信息很零碎。
匆促写下的便条纸上填满了我杂乱的字迹。被害女子是住在桶川市隔壁上尾市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二十一岁。案发地点在JR高崎线桶川站的正前方，属于上尾警察署的辖区。刺死人的男子目前在逃，警方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花上三十分钟从四面八方蒐集到的信息，整合起来就只有这样。总之是掌握到案件的骨干，知道是住在哪里的什么人，在何处遭到什么样的伤害了。行动前就能掌握5W1H的状况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能知道这些已经是万幸了。
我直接穿着身上的牛仔裤，抓起褐色外套，搭上背包，冲出家门。
前往现场的交通工具，是我自己的四轮驱动车。这也是我还是报导摄影师时留下的纪念，不过在采访案件时，最重要的是尽速抵达。如果搭电车更快，就搭电车；搭飞机更快，就搭飞机，完全不考虑距离和费用。过去我曾为了抢先五分钟而风光得意，或为了落后五分钟而顿足懊恼。这起命案，最恰当的选择是车子。如果遇到塞车，就随便找个停车场丢下车子，改搭电车，若是接下来还需要车子，在现场拦计程车或租车就行了。
十八年来，我一直站在“第一线”。在脑袋思考之前，身体会自己先行动起来。我冲出家门，跳上车子，把背包扔到后车座。脑中描绘出前往桶川的路线，转动钥匙发动发动机。打开车用电视的开关，把车开出去。从冲出家门到开出车子，应该花不到五分钟。
我将手机设定为免持扩音，一边开车，一边打给樱井说明状况。
“要怎么安排？”樱井问。
“你在现场拍摄‘杂感’。如果有警方鉴识人员就拍进去。大桥在上尾署外面待机，为凶手落网的时候做准备。”
“了解。”
“现场拍完后，你也去上尾署。”
“没问题。”
彼此都很熟悉对方的行事风格了，不必详细讨论。
我任职的是摄影周刊，因此摄影师的安排是最优先事项。今天应该确保的，首先是现场的照片，再来是如果有记者会，就是警方记者会的照片，若凶手落网，当然就是落网时的照片。我请樱井拍摄现场，大桥到警署外守候，樱井拍完现场后，就可以转去拍摄记者会。报导需要的照片每次都不同，只能依照案情和规模、发展来判断。这次因为事前已经蒐集到一定程度的讯息，所以摄影师的安排也很顺利。
路况畅通，感觉是个好兆头。不过移动期间，脑袋也不能放空休息。我用眼角余光留意车用电视画面，脑中仿真抵达现场后该做的事。要做的事堆积如山。决定要采访哪些对象、请求支持、安排摄影师……
总之，已经发生的案件采访，动作最快的人就是赢家。弄错步骤将会带来致命伤。采访对象会被别家记者打搅，受访者愈来愈不愿意开口，假装不在家，或销声匿迹。甚至是宝贵的资料被其他记者抢走，相关人员串证，有时甚至还会捏造出不在场证明……虽然不愿意想像，但这就是现实。
车用电视开始播报新闻。“十二点五十分左右，桶川站前的人行道发生一起持刀杀人命案。死者为住在上尾市的二十一岁女大学生，猪野诗织……”距离现场还有一段路程。我握着方向盘，在脑中记下“十二点五十分”这个时间。“死者猪野前往车站准备搭车去大学上课……”、“死者猪野正要停下自行车，一名男子从后方靠近，首先持刀刺入她的背部，接着刺向胸口……”播报声片断传入耳中。我将这些也全部输入脑中。虽然不管怎么样都必须直接采访，但最好先把握该前进的方向。
目击者的证词也立刻播出来了。“我听到有人大叫：‘哇！好痛！’”回答记者采访的是现场附近的店员。店员听到叫声，跑出店里，看见一名男子跑走的背影，人行道上倒着一名女子。店员说：“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停切换频道，将看似有关的信息全部记在脑里。“警方不排除随机砍人的可能性……”听到男主播的声音，我切实感受到果然各家媒体都倾巢而出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股怪异的感觉。
我知道为什么媒体会争相报导这起命案。
这样说或许不好听，但杀人命案本身，日本各地每天都在上演，所以并不是每一起命案都会受到媒体大篇幅报导。
人命不可能有贵贱之分，原本不管任何人怎么样遇害，都是重大事件，但现实上，不同的命案，世人的关注程度也不同。是因为媒体报导，所以民众关注，还是因为民众关注，媒体才大肆报导？我不知道。
不过，只要看看各家媒体对这起命案的第一波报导的标题“女大学生遭当街刺死”、“随机砍人？女子被刺身亡”，就可以知道媒体瞩目的要素是什么。关键字是“年轻女子”、“随机砍人”。
“年轻女子”不必特地说明，令我在意的是“随机砍人”。
近年来，随机砍人案件频传，甚至有报纸提到，如果说九八年可以用“毒物列岛”注3 来形容，那么九九年就是“连环随机砍人”，就是陆续发生了这么多起与凶手非亲非故的一般民众惨遭杀害的事件。只要发生轰动的大案子，就会引发一连串类似的模仿案件。若是二○○○年，应该可以称为“十七岁的犯罪”吧注4 。媒体关注的模式就是如此。
在东京池袋闹区，一名男子砍伤路人后，四处奔跑并以铁锤殴打逃走的民众，遭到逮捕。
从羽田飞往札幌的全日空班机，遭到热爱仿真飞行的男子携带刀械进入机舱劫机，并杀害机长。
山口县下关市，一名男子开车冲进车站，挥舞菜刀追砍民众。
我本身就参与了池袋与下关两起随机砍人案件的采访。下关的案件，我三星期前才刚写过稿子。
这名三十五岁的菁英分子凶嫌十分谨慎，作案前还预先到下关站里面勘查过环境。他到租车行租下用来冲进车站的车子时，特别指定要小型车，并在车站附近购买菜刀，然后从站前圆环的出口开车冲上人行道，犯行充满计划性。他接连撞飞女高中生，冲进车站大堂，直到验票口前才停下车来，下车后面露狰狞笑容，握着菜刀翻进验票口里面……
毫无意义的杀戮。遇害的人毫无救赎可言。如果被害人有任何过错，他们唯一的错，就是相信这个“社会”是安全的，在那一瞬间身在那个地点。
站前、随机、砍人……桶川的命案，让人联想起这一连串案件。
但是……我的思考随着车子在红灯前停了下来。这起命案是否有些不同？
随机砍人案件的受害者，大半都是跑得慢的老人或小孩。然而这次的死者是年轻女子，而且只有一个，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似乎有些不对劲。
为什么选择年轻女子？为什么只砍杀一个人？
桶川市从上野站搭乘JR高崎线需时四十分钟，是东京通勤圈的卫星都市之一。
那里有着地方都市站前常见的小型圆环、井井有条的整洁街景。银行分行与大型购物中心、家庭餐厅栉比鳞次。榉木行道树与杜鹃花丛并排的人行道上铺着褐色砖瓦。命案现场就在这条人行道上，邻近验票口。
我把车子停在离现场稍远的地方，严格来说是违停。仪表板上放着印有公司名称的臂章，但也只是放安心的。违停就是违停。部分“一流”媒体拥有各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发行的“路边临停许可证”这种方便的玩意儿，但我这种“三流”周刊记者不可能有那种东西。而且理所当然，我也不像这类媒体拥有“专车”这种奢侈品，会在一旁等我采访结束。只要被开小警车的女警抓到，立刻就要吃罚单。担心归担心，也没法子，我们不是警方认可的媒体，也只能认了。
现场的人行道被看热闹的民众及媒体挤得水泄不通。樱井已经离开了。应该是拍完现场的“杂感”，前往上尾署了。熟识的电视台记者一手拿着麦克风，正比手画脚地对着镜头说明。我仅止于在拍摄的空档扬起一手向他打招呼。
抵达现场后，便开始想像所能了解到的状况。这算是我个人的现场勘验。每次抵达案件、意外事故现场，我都一定会这么做。
被害人猪野诗识来到车站，准备搭车去大学上课。从自家骑来的自行车停在人行道旁边。时间是十二点五十分。平常的话，猪野会直接走上通往车站的天桥。稀松平常的时间、理所当然的日常；然而，惨案却在这一刻发生了。
她正在锁自行车，被一名自背后靠近的男子持刀刺伤。回头的时候，又身中一刀。她发出惨叫，蹲倒在人行道上，男子丢下她，就这样逃逸无踪……
我停下脚步，看向脚下。虽然已经冲洗过了，但血迹还历历在目地残留在那里。据说是她骑来的自行车，钥匙还插在上头。她准备下课后骑着它回家，所以才会上锁。万一车子被偷就糟了，所以正准备上锁。
没有人愿意想像自己会遭逢什么样的不幸。即使刻意想像，一般人所能想像的不幸上限，至多就是自行车遭窃吧；但是却有个持刀的凶残男子从她背后逼近了。
突如其来的死亡。二十一岁的死亡。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才会让人对一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怀抱着杀意？
太残忍了。
我像要扯开视线似地把目光从现场移开。必须先访问目击者。不能拿二手传闻当报导。这叫“直访”，我想要亲自访问目击者当时的状况。
但是记者会的时间也逼近了。我犹豫了一下该怎么做，当下便做出决定。情非得已，放弃警方那里吧。反正宣布的内容可想而知，而且再过几小时，记者会内容就会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
以采访对象来说，我并没有瞧不起警方的意思。警方是可以获得最多信息的对象。只要发生案件，现场的辖区警察署便会启动调查。若是重大案件，辖区署也会成立搜查本部注5 。很多时候，报社和电视记者的采访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但是我们周刊记者有些不同。
电视剧里面，当“杂志记者”或“报导记者”前往警察署采访，亲切的署长或刑警就会详细说明案件内容，或出示现场照片。或者是亮出记者证，员警就会敬礼，挪开封锁线，让记者进入现场。
不过我从事这一行相当久了，几乎不曾遇上这样的状况。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面，都忍不住羡慕万分。好想体验一下那种采访。如果还有来世，我想当那种备受礼遇的记者……虽然这也不是什么让人想要下辈子继续干下去的行业。
实际上对警方而言，周刊记者根本不算记者。就算我出面，也只是个无名无衔的路边大叔。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们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
不只是警方，日本的政府机关，每一处都有“记者俱乐部”这种玩意儿。这是报社和电视台等报导机构联合组成、法律上不具效力的“任意团体”。原本是为了让俱乐部成员顺利采访成立的组织，但在我看来，实际上却是各政府机关以成员与否来筛选媒体，以方便进行新闻控管的组织。
在警方，各县警层级皆设有记者俱乐部，如果不是成员，即使提出采访要求，警方也不会理睬。所以就算我傻傻跑去埼玉县警上尾警察署，也非常有可能连记者会都无法参加。上尾署那里已经有樱井守在门口。如果能参加记者会，就请樱井拍摄记者会场面，顺道掌握情况就行了。时间宝贵。我选择了访谈。
采访任何案件的基本都是访谈。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如何发生？是什么状况？要写出生动逼真的稿子，需要详实的资料。只能四处奔波，逐一打听。
我一一叫住路人，不停地抛出问题：“请问您是否看见砍人事件的凶手？”
绝大多数的人都丢下一句“不知道”离开，也有人默默挥挥手走掉。不过开始询问后不到三十分钟，就遇到有人说：“是个有点胖的男人。”
休假泡汤总算是有了代价。
“可以请您说得更详细点吗？”我兴冲冲地把原子笔尖按在便条本上，结果那人说：
“刚才电视新闻说了啊，好像三十几岁吧。”
一阵虚脱。
要是有那么容易就碰到目击那一瞬间的人，就不必这么辛苦了。
后来不管再怎么四处询问，遇到的都只有案发后才经过现场附近的人。我也跑进附近的商家打听，但得到的回答都是“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招呼客人，连声音都没听见。”
但是目前唯一的方法，也只有继续访谈下去。我锲而不舍地继续打听，但看得到现场的店家有限，路人也只是源源不绝地冒出来又离去，很快就束手无策了。
毕竟现场位于大型购物中心的死角。加上站前这个位置，原本应该会有许多目击者，但不可能会有人一直停留在此处。站前的人潮本来就不停流动，会在这里打转的，就只有对着我们或电视摄影机比胜利手势的凑热闹民众。目击凶案的人，早已继续前往目的地或回家去了。
而且秋季的日头落得飞快，天色一眨眼就暗了下来。只有时间和鞋底徒然消磨，我愈来愈焦急。
我打电话给樱井。
“你那边怎么样？”
“我进到记者会会场了，差不多要结束了。”
樱井说，起先不是记者俱乐部成员的媒体被拒绝入场，但几家媒体抗议之后，警方答应为非俱乐部成员的媒体另开一场记者会。当然，成员优先。
“真是公家机关作风。”
一定是非成员的媒体数量也不少，面对“多数力量”，警方才不得不为他们另开记者会。
我请樱井将记者会中提到的被害人住址等信息大致告诉我。猪野家最近的车站是桶川站，但住址在上尾市。她们一家五口，有上班族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弟弟。
“好，那请你再加把劲。”我对樱井说，挂了电话，立刻打给认识的记者。
“那边怎么样？”
“清水兄也在跑桶川？”
如果非俱乐部成员的记者正在开记者会，那么先结束的俱乐部记者应该已经前往被害人家了——我猜对了。我和那名记者闲聊，本来期待对方能告诉我一些无伤大雅的信息，结果听到奇妙的内容。
第一时间接到消息的记者赶到时，猪野家没有人，但记者在周围采访的时候，弟弟回家了。奇妙的是弟弟当时说的话。不知道命案发生的他，听到记者告知姊姊的死讯时，竟说：
“真的被杀了？不会吧？”
若非早有预期，否则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来……我难以释怀地挂了记者朋友的电话。难道这起命案不是随机砍人？
夜幕完全笼罩的时候，我总算找到了目击者，是命案刚发生后经过现场的大学生。
他住在上尾站十分钟路程的住宅区。虽然我已经向朋友问出住址，但入夜以后要在陌生的住宅区里找到特定的人家，十分困难。天色一暗，门口的名牌注6 便意外地难以辨读。而且住宅区没有任何可以做为路标的建筑物，地址号码的标示也是时有时无。
我把车子停在目击者家附近，翻找背包，挖出笔型手电筒和地图。我下了车，一手拿着地图，用笔型手电筒逐一照亮每一户的名牌或住址。这模样完全就是可疑人士。我想起以前有名记者用打火机照亮名牌，结果烧伤自己的手指，还被误会是纵火犯，遭人报警。不过当然不是我。
找到要找的人家后，我发现前面已经站了一名其他媒体的记者。而且正好从玄关走出来的另一个人，也是认识的面孔。不是别人，就是我从夏天便持续追踪的埼玉县保险金杀人疑案采访中认识的电视记者。原来如此，现在是在排队等叫号吗？
每次采访案子我总是想，目击者、被害人亲友、加害人的朋友等“相关人士”真的很辛苦。各家媒体记者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同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问个没完。有时候前面的记者问到了，但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对方却说：“我受够了，你去问前面那个人啦。”也有人对响个不停的门铃勃然大怒。我觉得这也难怪。我自己也感到很抱歉，但是总不能没有亲自问到当事人就写稿。结果也只好诚惶诚恐地再次提出相同的问题。
这名大学生一定也已经够烦了，但他还是愿意接受采访，谢天谢地。
“听说你目击到被害人？”
“我刚好要去同一站，经过人行道的时候，发现有个女生坐在地上。一开始我奇怪她怎么了？是在开玩笑吗？结果发现她的脚下有一滩血，不断扩大。”
“原来她是坐着的吗……”
“对。我吓了一跳，赶快跑过去，但她流了很多血，所以周围的人扶她仰躺下来，等救护车来。也有人拿毛巾为她盖上……大家都在鼓励她‘撑下去，救护车就要来了’。她的手还会动，可是脸色愈来愈糟……然后就失去意识了……”
听着听着，我的心情一片惨澹。谢天谢地总算问到的，却是这样的内容。
突如其来的死亡。在熟悉的街道上遭人刺伤，坐倒在血泊中的被害人……人死亡那一瞬间的状况，不管听上多少次，都无法习惯。我也不想习惯。
我没有看到凶手，大学生说。
我再次回到桶川站前。记者已经撤退了，没有半个人。不知不觉间，现场献上了许多花束。一些人蹲在命案现场，合掌膜拜。
警方记者会应该也早就结束了。我打电话给樱井。
我聆听樱井报告记者会的内容，记下要点。针对此一命案，警方已经成立搜查本部，规模为百名搜查员，此外没有特别的内容。不过一方面应该也是因为尚未掌握凶嫌形象，警方宣布的全是关于死者诗织的信息，令我在意。
就算有记者询问，但警方公布的死者服装也详尽过头了。“黑色迷你裙”、“厚底长靴”、“普拉达的背包”、“古驰的手表”等等。
一直要到更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些讯息是出于某种特定意图公开的。当时我只是想以一个学生来说，真是有点招摇。我是个普通的大叔，听到古驰或普拉达，就会忍不住这么想。
时间已经很晚了，不是可以采访一般民众的时间带。我告诉樱井今天就此结束，挂了电话。
我打开车用电视。NHK、民营电视台的新闻时段，我都记在脑中了，也知道哪一台的哪个新闻节目会花多少时间来报导这类命案。我盯着电视，不停转台。
有个不是我问到的目击者上了电视。那人说，凶手刺伤诗织以后，往车站反方向小跑步逃走了。
“抓住那个人！”有人大喊，也有人追赶凶手，但结果还是追丢了。案发现场肯定相当混乱，好像也有人误以为是抢劫而追上去。
各家电视台共通的嫌犯外表描述，是身高约一七○公分，短发，身材肥胖，年纪应为三十多岁。也有人说凶手穿着深蓝色西装外套，里面是蓝色系的衬衫。凶手在案发前就已经在站前闲晃，好像也有不少人看到他。
不过不管目击者再多，除非有能够查出男子身分的证词，否则也难以将他逮捕归案……感觉会变成一起棘手的案子。
就在转到某台的新闻时，访谈内容让我心头一惊。目击者说凶手逃离现场时，做出把什么东西藏进西装内袋的动作，一脸怪笑地跑掉了。光天化日之下在站前杀人，然后笑着离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警方在记者会中说，诗织的左胸和背部两处，被尖锐的刀子一口气捅入。死因是大量失血，送医之后确认死亡。毫不犹豫地刺上两刀，笑着逃走，这不管怎么想，都是带有明确杀意的“杀人”，完全没有伤害致死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手法，简直就是职业杀手。
我忽然想如果我是凶手的话……有电视台报导诗织每星期二都会去车站搭车到大学上课。连记者都能采访到这样的行程，不管任何人调查，应该都可以查到她大致上的预定。如果知道她下午有课，也可以估算出她抵达车站的时间。只要有了这些条件，就可以埋伏诗织。
我是摄影周刊记者，而且以前是摄影师，非常清楚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查出目标的行程。
这才不是什么随机砍人。
凶手显然是守株待兔。手法干净俐落，被害人也只有诗织一个，将这件事视为以诗织为目标的犯行才自然。虽然不知道凶手是谁，但他查得到诗织的行程。既然能埋伏她，表示也认得她的长相，是认识的人下的手。
“身高一七○公分，短发，肥胖，蓝衬衫……”
我把凶手的特征抄进采访笔记里，并输入疲倦万分的脑袋。
深夜时分回到家里，家人都已经上床睡觉了。难得休假，居然连家人都没能见上一面。我兀自咕哝着，走进房间打开电灯。夜行性的“之助”似乎被突来的灯光吓到，在笼子里僵固在原处，一只前脚举在半空中。我觉得仓鼠这种动物真的很奇妙。仓鼠的天敌好像是鸟，它们只有在夜间才会行动，感觉到危险时就会全身僵硬，自以为假装成什么东西。这种手法，真的瞒得过敌人的眼睛吗？
我喜欢仓鼠这种傻样。我替它换了清水，丢进高丽菜叶，自己也钻进床铺。“之助”啊，对不起，下次再帮你打扫小窝。
隔天一早，我在被子上摊开早报一看，桶川命案有大篇幅报导。“跟踪狂痛下杀手？”这样的标题跃入眼帘。
跟踪狂？
报导说，诗织遭到前男友纠缠及骚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急忙更衣，驱车前往埼玉县。如果要读到更详尽的报导，就必须看埼玉县版的报纸。不过其实要阅读各县版的报纸有点麻烦。很多时候地方版不会收进报纸资料库里，必须亲自前往该县才行。工作就这样自动开始了。
昨天当然没得补假。我很清楚，疲劳正不断累积。
几十分钟后，我又来到了桶川站前的现场。我前往车站小卖部和超商，蒐集各家报纸。《朝日》、《每日》、《读卖》、《产经》、《东京》、《埼玉新闻》、体育报……每次把一大叠报纸放到收银台问“多少钱？”总是会引来店员惊讶的表情。
各家报纸内容大同小异，一样列出了“跟踪狂”、“前男友”等关键字。上面说，诗织曾经为了这件事向警方求助及报案。这似乎是警方流出的消息，不过记者会没有提到这件事，应该是报社记者在夜里私下采访问到的。
现在要怎么做？
我很清楚，就算去采访警方，也只会吃闭门羹。然而对于这起案件，我毫无线索。报上没有写出跟踪狂的住址或姓名，我不知道该从何着手才好。
采访无门的案件，会让记者忍不住去投靠警署。这天，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的无能记者，一样走向了上尾署。
上尾署距离桶川站约十分钟车程，是地方都市随处可见的普通警察署。三层楼建筑，白色水泥砂浆墙面一部分贴上黑色系的壁砖，周围围绕着停车场。平常应该很安静的这栋警察署由于命案的关系，从上午就有许多媒体在外面走来走去。
一走进门内，里面聚集了一群报社记者。虽然警方昨天也对非记者俱乐部成员举行了记者会，但我向副署长递出名片时，心里还是认为他们八成不会理睬杂志记者。
“敝姓清水，是《FOCUS》的记者……”
“《FOCUS》？如果不是记者俱乐部的成员，恕我们无法接受采访。”
不出所料。把拒绝当成我敏锐的直觉果然没错，也就不怎么生气了。
“这样啊。”我也干脆作罢。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也常为了这样的待遇大动肝火地抗议，“信息应该要平等公开才对啊！只图利少数媒体，这不是违反公务员规定吗！”但是现在我连这种念头都不会有了，因为我觉得太蠢了。就算能访问到副署长，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大不了的消息。要是有什么新进展，就跟记者会一样，立刻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不过得不到跟踪狂的信息，是一大损失。
那么，该怎么做才好？
如果不知道跟踪狂是何方神圣，就只好去采访被害人那边了。
杀人命案的采访中最令人焦急的，就是不管再怎么渴望，也见不到命案的当事人。已死的被害人当然见不到，但加害人也是，几乎不是遭到拘捕，就是逃亡中。而这起命案，连凶手是什么人都毫无头绪。虽然出现了跟踪狂这个新元素，但现阶段也无从采访起。即使非常清楚这样报导太不平衡，但无法采访到加害人时，也只能去采访被害人周边了。各家媒体现在一定都拼命从诗织的亲朋好友那里探索命案之谜。也就是期待采访诗织的亲友，或许可以找到某些与命案有关的蛛丝马迹。
我打电话到各方面，发现这天各媒体充斥着诗织打工地点的信息，一片混乱。没有其他可以掌握凶手形象的线索。我也决定从打听到的诗织打工地点，一一去访问店家。
居酒屋、加油站、中华料理店。采访死者的打工地点，应该可以由此扩大采访范围，像是死者的同事、顾客、常去的店等等，但实际上也有许多错误讯息，没有发现特别有用的线索。下午的采访对象就这样一个个断了线索，让人愈来愈焦急。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亲近的人。诗织也是，一定有非常了解她的人才对。这些人里面，应该也有人想要和媒体谈一谈，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尽管那个人或许就走在我旁边，我却没有方法确定。即使只是一根细丝也好，我想要拉过来瞧个清楚，却连线头都找不到。总之现在只能不停地走，扩大采访范围——为了找到那根线头。
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就是摄影周刊必然的限制——“捡照片”。摄影周刊的记者少不了这种叫做“捡照片”的作业。也就是寻找能够刊登在杂志上的照片，不过虽然说是“捡”，要是路边随便就能捡到，那就不必这么辛苦了。捡照片是拜托相关人士，借来照片或复印；如果是杀人命案，就必须拿到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的照片。案子刚发生时，有时一整天就耗在这项作业的情形也不稀奇，不仅如此，有时光是为了拿到照片，就会花掉一整个星期。毕竟如果捡不到照片，很多时候甚至会废弃整篇报导。因为不管采访到再精彩的内容，光是少了照片，就不能刊登在摄影周刊上。
以前报纸似乎也都会捡照片，但最近可有可无的状况似乎增加了。报纸上如果刊出凶嫌照片，几乎都是警方提供的。
以工作而言，“捡照片”并不怎么有趣。厌恶案件采访的记者，大部分理由也都是这项“捡照片”。不管是被害人还是加害人，愈是能够如实反映案件当事人的特色，就是愈好的照片；但是再怎么说，拥有这种照片的人，都是最熟悉当事人的人。对采访的人而言，心理压力也相当大。有时也必须去找哀痛欲绝的亲人问话，然后开口借照片。这不可能不教人心情沉重。我认为如果少了这项工作，记者的负担应该会天差地远。
但是怀着如此沉重的心情采访的对象，也是能提供极重要内容的对象。为了写出可靠的报导，与其访谈不怎么熟悉当事人的十个人，访问与当事人极亲近的一个人，获益可谓天差地别。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摄影周刊。我们就是相信照片具有说服人的力量，才会办这本杂志。
这天我花了一整天孜孜不倦地采访。就在一整天即将徒劳结束时，我在某个地方遇到一个人愿意提供诗织的照片，“希望可以早日破案。这张照片可以做为参考吗？”我想只有摄影周刊的记者才了解得到照片时有多么令人感激。我松了一口气，接过照片，轻轻放在手掌上。
好漂亮的女孩。
傍晚我打开车用电视，新闻节目正在播放诗织朋友的访问。我忍不住身子往前探，调高音量。那名朋友说诗织找他倾吐了许多关于跟踪狂的烦恼。诗织想要和男友分手时，男友威胁她，“别上什么大学了，来替我生小孩。如果要分手，就拿钱出来。”还上门恐吓。不仅如此，甚至发生过住家附近被贴上大量诽谤中伤诗织的传单的事情。
这太奇怪了。
确实，跟踪狂杀人的案件时有所闻。但是那类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杀了对方再自杀，或是犯案后就这样怔在原地，遭到逮捕。换言之，许多都是有了同归于尽的觉悟才下手的，不过如果刺死诗织的是那个跟踪狂，那么行凶後冷静离开的犯人形象，就不知该如何解释了。而且如果被害人与加害人认识，应该会有人目击到当场发生争吵或扭打，可是这起命案也没有。
我陷入混乱。起初以为是随机砍人案件，接着却冒出跟踪狂。而且以跟踪狂杀人而言，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其中的扭曲有种说不出来的古怪。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如坠五里雾中？我陷入这样的焦虑。其他媒体是不是早就已经跑到我看不见车尾灯了？到了下星期，会不会只有我们杂志的内容落后到惨不忍睹的地步？虽然想都不愿意想，但这样下去事情就麻烦了。
首先得弄到传单才行。
我决定到诗织家附近询问。那是一处透天厝林立的闲静住宅区。我一无所获地问了好几家，总算遇到一户还保留着传单的人家。
“可以让我看看吗？”
我兴冲冲地问，得到的回答却很残酷。传单被其他媒体捷足先登拿走了，而且传单就只有那一张，也就是仅提供给第一名的限量商品。
虽然还有四天才截稿，但是往后的案情发展不容疏忽。这张传单是显示真有跟踪狂的重要证据，无论如何我都需要它。我怀着祈祷的心情到处询问同业，发现那张传单在各家媒体之间传来传去。
人脉就是为了这种时候而创建的。我再打了好几通电话，查出传单现在奖落谁家，好不容易确定应该可以拿到时，时间已经进入深夜了。
隔天一早，我又来到站前的现场。我跟传单目前的拥有者约在桶川站前碰面，感觉这起案件会让我不断重回这处现场。
早上愈来愈难醒了。太久没有休息就会这样。虽然眼睛睁开了，身体却爬不起来。必须出门采访，但背包也日益沉重。疲惫万分的我这天搭乘计程车来到桶川。
“那么，我暂时借用了。”
我接下传单，总算可以松一口气，然而只是落后一步，就得花上这么多工夫，真教人吃不消。明明我怕的就是这样。
看到传单，我更觉得厌恶了。这实在太教人目瞪口呆。黄纸上印着三张诗织的照片，上面附有荒诞可笑的标题“WANTED”、“替天行道！”底下甚至印出她的姓名和诽谤中伤的字句。
彩色印刷的墨色鲜艳，外行人也看得出制作相当精美。制作这样的传单，而且是大量印制，在同一时间张贴分发，这名跟踪狂的疯狂非比寻常。感觉纸面散发出异常的执着，令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起来。
我总算了解诗织的弟弟为什么会那样说了。
毫无预期的人，不会说什么“真的被杀了”。这名跟踪狂绝对与诗织的命案脱不了关系。
不过，这名跟踪狂到底是什么人？我有太多想要向他本人问个清楚的事情。什么都好，我想要线索，但现实中记者俱乐部的高墙让我不得不放弃直接访问警方。要问到这个人的资料，只能去请教跑警察线的记者。脑袋里十六位元的穷酸电脑嗡嗡运转起来。
脑中浮现一名人选。
T先生。
他是我的死党——不，坏朋友。他会告诉我一些宝贵的讯息，有时候则是说些我根本不想听的可怕案情。他也算是报社记者。隶属“三流”媒体的我好像没资格说这种话，不过T先生可不是个普通记者。他有着出类拔萃的采访能力，锲而不舍，而且神出鬼没。不管我去到哪里，总能遇上他，好几次都令我觉得不可思议极了。要说有缘或许也是有缘，但是周刊记者的我会去的地方，他都能抢先一步。就我而言，还是希望他只是个奇怪的记者。否则如果每个记者都像他这样，我就甭混了。
而且机缘巧合的是，一星期前在通讯社还是负责北海道警方的T先生，就仿佛预知了这起命案发生似的，转调来负责埼玉县警这里了。
我们才刚聊到最近要找个时间替他接风。我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他。
“喂喂，你好～??”
这是T先生的口头禅。每次听到这声音，我就忍不住想依赖他，不过这就是他的伎俩。这软绵绵的声音让采访对象感受不到威严或紧张，忍不住放下防心侃侃而谈，希望这真的只是他的伎俩。
“大叔啊，这算是你给我的欢迎吗？”
我们又没差几岁，居然叫我“大叔”？我才刚过四十，好吗？
尽管嘀咕，但我需要他的援手。探问之下，这起命案果真是他负责的。很好，看来我这星期吉星高照。他刚好调到我要采访的地点，甚至负责该起案子，这可不是随便就有的巧合。虽然老天爷完全没理由特别眷顾我，但这真正是上天安排。这么说来，上回我们见面是在北海道的室兰市，警方在暴风雪中对某个案子进行搜索的住家前面。那个时候我也诧异这人怎么也在这里……？
其实，接下来我也得到近乎不可思议的各种幸运眷顾，但T先生的出现，或许就是开始。
“大餐美酒等到这案子解决之后再说，咱们先交换一下讯息吧。”
虽然我这么说，但T先生的采访进度远远超越了我。报社记者一开始总能冲得特别快。虽然很不甘心，但唯有这点，我再怎么努力都拼不过人家。而且他负责警察线的资历很久，已逐渐步入老手领域了。他对我的疑问不假思索地回答，关于最重要的跟踪狂男子，他也毫不保留。
“呃……姓名是小松和人。大小的小、松树的松、昭和的和、人类的人，小松和人，二十七岁。住址和职业正在调查……你再等一会儿吧。”
他说警方当然也很重视这名跟踪狂，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得到跟踪狂的姓名和年龄了。我很清楚，这下我才总算站到起跑点而已，不过知道可靠的朋友就在身边，令我勇气百倍。
我斗志高昂，这天花了一整天，使尽所能想到的一切方法，试图接触知道纠缠诗织的跟踪狂的人。这样说好像有什么厉害的绝技，但我只是个平凡的大叔。要是有那种厉害的方法，还请不吝赐教。
方法很原始。首先是案发现场。我向每一个献花的人攀谈。接着找到诗织的高中朋友，拜托他们接受采访。即使采访不到，也想方设法弄到了班级通讯录，展开地毯轰炸式的电话攻击。
然而却没有半点斩获。关于“小松和人”，可以说几乎得不到任何消息。我愈来愈强烈感觉到，自己好像在哪里走进了死胡同。
为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愈是亲近诗织、应该了解状况的人，愈不愿意启齿。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三缄其口到这个地步。我问了什么严重的问题吗？难道跟踪狂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才知道的事吗？可是那不是众所皆知、甚至都有人在电视上说出来的事吗……
如今回想，他们会不愿多谈也是当然的。因为他们很害怕，就像后来我也将身陷恐惧一样。
当时我虽然觉得不太对劲，却也只能努力挣扎，设法突破这山穷水尽的状况。一晃眼一天又过去了。明天一定要问到那个跟踪狂的事。我用拳头用力敲了几下疲累的脑袋。
直到隔天以后，我才好不容易找到愿意接受访谈的诗织朋友。他们是一对男女，岛田和阳子（皆为假名）。岛田比诗织大几岁，是她的学长。阳子是诗织的同学。
“不能用电话讲吗？”岛田不断要求，但是对记者来说，面对面与透过电话采访，得到的成果是天差地远。
“能不能请你们务必见个面？我希望见到你们，得到你们的信任，然后进行采访。”我如此恳求，但是他们甚至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本名。
到底是什么让诗织的朋友警戒成这样？我觉得匪夷所思极了，但是这肯定会成为采访的一大突破。我不断加码条件，不写出姓名、不拍照，写成报导的时候，绝对会尽可能细心留意，让文章内容看不出是谁说的。对方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时，比起开心，我更对他们的戒心觉得异常极了。
我找来编辑部的新人记者藤本麻美（藤本あさみ）支持，与他们约在大宫车站东口的百货公司前碰面。距离截稿日还有两天。只要能问到详细内幕，就能写成一篇报导。有照片，也有传单，接下来就看能从他们那里问到什么。对我来说，这次采访就像过去的诸多案件一样进行着。
与岛田和阳子的碰面很顺利。但是只消看上一眼，我就清楚他们发自真心地害怕着“什么”。他们站在碰面地点，不停东张西望。和我们打招呼以后，身体也毛躁不安地动来动去，似乎处在极度的紧张之中。
“我们去咖啡厅聊吧。”
“不，不行。不晓得会被谁看到还是听到，太危险了。”
我内心有些傻眼。吓成这样，他们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KTV怎么样？”KTV是我们记者常利用的地点。对话不会被听见，也不用担心被人看到。岛田点点头。
我们询问坐在百货公司门口的金发女生附近有没有KTV。“那一家很便宜。”指甲涂得琳琅满目的手指指向一家平凡无奇的KTV大楼。前往那里的路上，我发现岛田一边走，一边不停回头张望。这次是担心被人尾随。
夜间的KTV柜台。我们四个人的组合实在太古怪了，完全不像是来高歌欢唱的。身材高?、穿西装的岛田；时下女性打扮的阳子；记者藤本；还有与他们年纪相差一大截、外貌感觉最可疑的我。
“要选择通讯机种注7 吗？”柜台问，但那不重要。
“给我们安静的房间。”我说，柜台小姐歪头，似乎不解其意。我们默默跟在一脸诧异地带我们去包厢的小姐身后。狭窄的信道回响着客人对着麦克风高歌的声音，吵闹的打拍子声似无止境。
奇妙的采访就要开始了。我们进入包厢，隔着狭小的桌子在沙发坐下。不，我还没完全坐下，那位乍看之下很成熟的青年噼头便说：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其他包厢传来的声音显得格外喧闹。花俏到近乎刺眼的室内装潢、没有机会派上用场的厚重歌本及遥控器、走廊流泄进来的流行旋律、冰块融化的冰茶……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不适合整理混乱的思绪了，但这里正是我和这起命案真正的出发点。
注1 ：日本的警察机关里，通常搜查一课负责的是杀人、强盗、伤害、绑架等重案。
注2 ：日本有踢木屐占卜天气好坏的习俗。口中说着“希望明天好天气”，踢出套着木屐的脚，一般认为掉下来的木屐呈正面就会是晴天，反面就是雨天。
注3 ：一九九八年，日本和歌山发生一起毒咖哩事件，祭典中的咖哩遭人掺入砒霜，造成四人死亡，多人送医。此后日本各地陆续发生在食物掺入毒药的模仿犯罪。
注4 ：二○○○年前后，日本连续发生多起年约十七岁的青少年所犯下的凶残犯罪，如五月的西铁巴士劫持事件等，让“十七岁”一词甚至成为该年度的流行语大奖候补。
注5 ：类似台湾警方的专案小组。
注6 ：日本的住宅门口一般会挂上名牌，标示该户人家的姓氏，甚至列出住户成员的姓名。
注7 ：现今KTV的主流机种。以前的KTV是使用实体影带、CD或LD播放，直到一九九二年出现了以数码传输的通讯机种后，广为普及开来。
第二章遗言
案发现场的献花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我才刚要开始采访而已。在微妙的时机冒出来的这句话，令我猝不及防。
感觉就像在哨声响起十秒后就被入球的守门员。请等一下，我什么都还没问啊？还是我听错了？
我还来不及振作起来，第二发鱼雷急速接近，下一秒就爆炸了。一袭西装的那名青年急促地说：
“小松是跟踪狂。诗织全都告诉我跟阳子了。把她跟小松之间发生的事，全部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了。我们也没想到诗织真的会被杀。可是她在死前对我们说——”岛田说到这里，嚥下唾沫似地停顿了一下。
“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我的脑袋一片混乱。什么跟什么？意思是杀人命案的被害人留下凶手的名字遇害了吗？这简直太离奇了。而且还说“警方是凶手”……警方不是正要揪出凶手吗？
我看见岛田的双拳握得死紧，在膝上微微颤抖着。注视着我的眼睛甚至蒙上一层泪水，表情严肃至极。
岛田又要开口，我制止他说：
“请等一下。慢慢来就行了，可以照顺序从头说起吗？”
总之必须先让对方冷静下来。我请藤本去点饮料。不，也许其实是我自己想要冷静，总觉得喉咙莫名干渴。
我观察岛田的样子。怀疑别人说的话，就像是记者的习性。
如果问我平日的人际关系当中，“怀疑别人”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应该会回答后者。但是遇上采访，情况就不同了。信息匮乏的情况下，人会想要相信发言内容吸引人的采访对象。然而我也知道有些人就是清楚这一点，而刻意找上记者。轻易相信别人的话，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在社会记者的眼中，这个社会充满了骗子。
可是这两个人没有理由撒谎，因为他们与这起命案毫无利害关系。虽然他们指控警方也是凶手，让我觉得似乎有待商榷；但依我看，两人不像是莫名偏执的类型。
被害人的亲友对警方的处理感到不满，反过来怨恨警方，是常有的事。也有人认定就是因为警方导致悲剧发生。可是岛田的语气和表情，完全没有那种人常见的精神不稳定。
店员送来四杯饮料。一片漆黑的荧幕、沉默不语的四人、电线依然卷成一团的麦克风。这幕景象肯定诡异极了。
我老早就戒了烟，但是这种时候总教人想要再次点燃打火机。喀嚓，弹开盖子，噗咻，点燃火焰。我想要这样的“空档”。我没有点火，而是按了两下手中的原子笔。应该吵闹不已的KTV包厢里，就连便宜货的原子笔发出的喀嚓声都显得响亮。
“你刚才说的……”我先清了清喉咙才开口，但声音有点哑了。“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这是诗织本人说的话吗？”
岛田和阳子同时点头。
“她对我们说过好几次。她的房间甚至留下了类似遗书的笔记。诗织甚至这么做，都想要留下她是被小松害死的证据，然而我们却什么都没办法法帮她……诗织也找过警察，可是警察完全不肯帮忙，结果害诗织真的被杀了……现在连我们都很害怕。搞不好下一个就是我们了。”
他说警方是“凶手”，原来是这个意思？明明都求救了，警察却袖手旁观。这个时候日本还没有可以遏阻跟踪狂的法律。警方一贯的作风，是遇到事情就搬出“民事不介入”来推诿，他们不肯提供帮助，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不过与此同时，虽然隐隐约约，不过我有些理解了采访时，诗织的朋友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可能被杀。说自己会被杀的诗织真的遇害了，而且从她的死，也证明了警方的漠不关心。为什么来到KTV包厢前的岛田和阳子会提防成那样，也让人恍然大悟。
虽然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被害人先告诉别人自己与凶手之间的一切才被杀死的例子，但是我认为他们的话应该可以相信。毕竟诗织的朋友都不愿意与命案扯上关系，却只有他们甘冒危险，也想要向我倾诉。
我打手势请藤本负责笔记。我想专注聆听。我本来就不爱做笔记，也不用录音机。只有姓名、住址、数字、句子等重要的部分会写下来。因为我相信重要的是专注聆听与对话。一边聆听对方说话，一边观察神情，判断真假，同时写下数量庞大的笔记，我可没办法这么神通广大。不过多亏了记者藤本，这段漫长的访谈留下了正确的记录。
“那个小松和人到底是什么人？”
“完全不知道。连他是做什么职业的、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不……”岛田取出记事本。我讶异地看着。岛田翻着记事本，接着说：
“他好像住在池袋那里。东口。诗织也去过那里，但连他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这要是事件当事人也就罢了，但这还是我头一遭遇到拿出笔记的采访对象。
“那本记事本是……”
岛田和阳子对望了一眼。
“我把诗织告诉我们的内容都尽量写下来了。”
“这样啊……”我一边应声，这次轮到我和藤本对望了。看来他们是非常优秀的证人。我完全没想到能听到如此值得信赖的证词。他们说，诗织为了与小松之间的问题焦头烂额，找他们谈心过好几次，每一次都请他们把要点记下来。
岛田继续说：
“最初他自称是汽车销售员地亲近诗织，可是那是骗人的。小松身高大概一八○，身材偏瘦……”
阳子比手画脚地开始说起来：
“头发自然卷，稍微染过。长相用艺人来形容的话，大概就像羽贺研二和松田优作加起来除以二吧。几乎不喝酒，也不抽烟。”
“请等一下。”我忍不住插嘴，“在命案现场目击到的，是身高一七○、短发、肥胖的男子。如果说小松是个身高一八○的瘦子，那不就是不同人了吗？”
岛田和阳子再次对望。
“是这样呢。”
“可是，那你们一开始说凶手是小松……”
“这该从哪里说起才好……小松这个人经常把这种话挂在嘴上，‘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
什么？
“……他很有钱吗？”
“他的裤袋里随时都塞着一整叠钞票。”
“他怎么会这么有钱？”
“他说他卖车子，一个月可以赚个一千万。还说只要有钱，想干什么都成……”
“小松和诗织之前在交往，对吧？”
“对，虽然很短暂……”
“诗织和小松是在哪里认识的？”
案件当事人是男女的情况，这一点很重要，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诗织说是在大宫站东口的游艺中心被搭讪的。她跟朋友在拍大头贴的时候机器坏掉……是因为这样而认识的。”岛田膝上的拳头再次颤抖起来。
“可是……这真的是大错特错……”
诗织第一次找岛田倾吐烦恼，是三月二十四日的时候。
岛田接到电话，和诗织约在大宫站附近，发现她的样子很不对劲。虽然肚子不饿，但岛田把她拉进刚好看到的天妇罗餐厅里谈话。
细长的店内充满了炸面衣的声音与芝麻油的香气。两人隔着雅座的桌子面对面而坐。岛田催诗织开口，她却说出了惊人之语：
“我可能会被杀掉。”
诗织说这话时的表情，就像这天对我们剖白的岛田一样严肃。而岛田听到这话，反应也就像这天的我一样。
他想，“她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是自以为成了电视剧还是悲剧的女主角了吗？会不会是脑袋出了什么毛病？岛田甚至如此怀疑，诗织却说：
“你先别管那么多，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如果我突然死掉还是被人杀死，凶手就是这个人。”
诗织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汽车经销公司名称“有限公司W”的旁边，印着“小松诚”这个名字。诗织把她和小松之间发生的种种逐一告诉岛田，他边听边点头。真的有这种事吗？真的有这种人吗？尽管难以完全置信，但唯一清楚明白的是，忧惧让诗织憔悴万分。后来这张名片被警方押扣了，不过那个时候岛田半信半疑地把这个名字写到记事本里。
这是从命案回溯七个月以前的事。事到如今，已无从得知这时诗织对自己的命运究竟有多不安。但是从这天开始，直到“死劫之日”当天，诗织找岛田谈过许多次。而岛田也将亲眼目睹一切都如同诗织的预测那样发展，而且正确得近乎骇人——
诗织与小松诚认识的那一天，是还沉浸在年节气氛的一月六日。
大宫站东口附近有条称为南银座的细长热闹街道。居酒屋、KTV、电影院林立，在埼玉县里算是颇为繁华的一区。诗织正在游艺中心和女性朋友用最喜欢的拍贴机拍大头贴。可是不巧的是机器坏了，投入硬币也没有反应。
“咦？”诗织和朋友敲着机器，讨论是不是该去问店员，这时两名男子出声攀谈：“怎么了吗？”
诗织回头，前面站着一名笑容温和的高?男子。头发是稍微染过的自然卷，虽然有点O型腿，但外表还不赖。那就是小松。
“要不要去唱KTV？”男人邀道。比起诗织，她的朋友更被小松的朋友吸引了。
小松对诗织一见钟情。他递出名片，自我介绍说是从事汽车销售的二十三岁青年实业家。诗织没有怀疑，就这样相信了。
四个人一起去KTV唱歌，临别的时候交换了手机号码，是非常普通的男女认识过程。
人的命运没有人说得准。因为一点阴错阳差，两人就此发生了关联。如果当时大头贴机器没有故障——不，只要时间再早一点或慢一点，根本就不会发生这起悲剧了……
后来过了两个月，两人的交往很普通地进展到一起去横滨兜风、去迪士尼乐园游玩。也曾加上诗织的女性朋友，三个人一起去冲绳旅行。
“我最喜欢冲绳了，也想带你去那里看看。”小松这么说。
诗织认为小松诚温柔体贴，但是在阳子这些朋友的眼中，他显得有些古怪。他的反应很夸张，比方说在餐厅里，诗织只是稍微弄掉一点食物，小松就会火速冲去洗手间，大声喊着“没事！没事！”抓来纸巾帮她擦干净。他对任何事都有点反应过度。也许诗织觉得这就叫体贴，但身边的朋友就是无法甩开古怪的印象。而且小松总是用怀疑的眼神看人，精神方面感觉也不太稳定。
他很喜欢把“命中注定”挂在嘴上。
“我小学的时候，很喜欢爬上我家附近一块大岩石玩耍。”诗织这么说，小松便说：“我就是那附近的学校毕业的耶！那块大岩石的路，就是我上下学走的路。搞不好我们以前也曾经遇见过。我们会像这样认识，一定也是命中注定……”开口闭口就是“命中注定”。
这名自称青年实业家夸口说他每个月至少赚进一千万圆。他很喜欢送东西给诗织。
一开始送的东西很便宜，三百圆左右的布偶。诗织也说着“好可爱”，坦然接受。但是注意到的时候，礼物愈来愈昂贵。小松开始送她路易威登的皮包或高级套装，叫她“下次见面的时候，你穿这套衣服，带这个包包来”，简直把诗织当成洋娃娃看待。
据说诗织本来不是个对名牌货感兴趣的女生，只有和小松约会的时候，才会穿戴这些东西去赴约。朋友认识的诗织，是个很会穿搭平民服饰的女孩。
小松日益升级的礼物攻势令诗织不安起来，某天拒绝收礼，“我不能再继续收你的礼物”。她说：
“我已经收了你将近十年份的生日和圣诞节礼物了，不用再送了。”
然而面对诗织的拒绝，小松的反应十分异常。
“这是我的爱情表现，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心意！为什么！”
突然暴怒的小松让诗织不知所措，同时也第一次注意到小松的异常。
小松开车很粗鲁。他有两台车子，賓士SL的敞篷车和賓士厢型车，但总是突然发车、紧急煞车。他会在空旷的国道上故意蛇行，停在十字路口时，便故意催油门发出巨响。诗织曾经向朋友抱怨，说坐他的车很丢脸。小松的行动毫无计划性，每次去兜风，目的地几乎都会再三变更。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小松总是随身携带抛弃式相机，即使是开车的时候，也会突然拿出相机，朝着诗织打闪光灯。
就在诗织开始对小松心生疑念的时候，某天她不经意地打开车子的置物箱，发现了奇妙的东西。置物箱里放着许多名片，但每一张的姓名都是小松和人，而不是小松诚。太奇怪了。仔细想想，也不知道他说自己二十三岁是不是真的，而且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明明诗织只告诉他手机号码，小松却突然打她家里的电话找她，令她难以释怀。
小松打来的电话里，有一次说他住院了，叫诗织去探望。诗织急忙赶到都内的医院，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病房里有好几个像是手下的年轻人，离开病房的时候对诗织说：“大姊，告辞了。”口气简直就像黑道。“我故意在池袋的斑马线上去撞小警车。这消息我已经告诉《朝日新闻》跟《赤旗》注8 了，警察得对我俯首听命了。”小松笑着说。
诗织大吃一惊。她完全不懂为什么小松要这么做。他到底是什么来头？疑惑愈来愈深。
三月二十日左右，小松突然变了个人。从诗织那里听到这天状况的岛田如此转述：
“事情发生在小松在池袋的公寓。诗织去那里玩，但她说那里感觉好像没有人住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房间里放了一台摄影机。她发现有摄影机。”
诗织以为那是在拍自己，随口问道：“怎么会有摄影机？”结果小松当场抓住诗织的手，把她拖到隔壁房间去。
“啰唆什么！啊？你瞧不起我啊？”
诗织生平第一次被人大声怒吼，吓得靠在房间墙上，小松一脸凶神恶煞，一拳又一拳往她的脸旁边揍。小松瞪着惊吓到一动也不敢动的诗织，拳头“砰砰砰”地重捶在墙上。
小松身高超过一百八。遭这样一个大汉如此对待，诗织的恐惧可想而知。
小松怒吼：
“你敢不听我的话？好，把我之前送你的衣服，大概总共一百万拿来还我！拿不出来就去泡泡浴给我赚钱！我现在就去找你爸妈，把你跟我交往的事都说出去！”
这番言行，难以相信是出自于刚交往时斯文体贴的小松。直到很后来我才查到，这个房间的墙壁实际被打出了一个大洞。
与家人关系亲密，特别黏父亲的诗织，绝对不想被家人知道自己居然跟这种人交往。反过来说，诗织等于是在这时候曝露了自己最大的弱点。
“所以你只要照着我说的，乖乖听话就是了。”
男人对着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的诗织，狰狞地笑道。就在这一瞬间，两人的关系决定性地变质了。
从这天开始，诗织的生活完全被小松控制了。小松开始逐一检查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隔三十分钟就打她的手机，如果她没接，甚至会打到她家或朋友那里，所以诗织甚至不敢关掉手机。诗织形同被监视了。
“诗织，你喜欢我吗？”
“我爱你。”
“我肚子痛得快死了。我好想听听你的声音。”
“你还好吗？”
听到诗织与小松的电话内容，朋友都以为她们交往得很顺利。但是一挂断电话，她的表情立刻转为阴郁。她说如果不那样回答，小松就会大吼大叫。她对小松害怕到不行。对于这个逼迫她言听计从的跟踪狂，她早已完全失去了感情。
“我还年轻，也想跟其他朋友出去玩。我觉得你比较适合跟我不同类型的女生……”
“你要跟我分手？轮不到你决定！哪里还找得到像我这么棒的男人？我钱多得是，可以供你吃喝玩乐。只要结婚，你爱怎么花我的钱都行。到底有什么问题？告诉你，这个世上只要有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诗织开始在小松面前扮演喜爱阅读的女生。她想要透过阅读，尽量减少跟小松的共通之处。但是只要不小心稍微回嘴，小松就会抓狂。他动不动就威胁要把他们的关系告诉诗织的父亲。诗织为了不让父亲伤心，只好百依百顺、胆战心惊地和小松交往下去。
小松的醋坛子之大，非比寻常。
有一次，诗织带家里的狗“糖果”去附近散步时，接到小松的电话。那个时候，诗织就连遛狗都必须随身携带手机。
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小松问，诗织诚实地说她在遛狗。然而就连对象是狗，小松也嫉妒得开始狂骂：
“你搞屁啊！居然丢下我跟狗玩，看我宰了你家的狗！”
还有一次，诗织搭乘JR高崎线回家的路上，接到小松的电话。“我在电车里，等下再打给你。”诗织说，先挂了电话。在桶川站下车的时候，巧遇国中同学，想要跟同学边聊天边回家，没想到走到一半时，小松又打电话来，嘶声怒吼：
“你搞什么鬼！为什么不马上打给我！”
“我遇到国中同学，跟她一起回家。”
“骗鬼，你跟男人在一起，对吧！所以才不打给我！叫他给我听电话！”
“不是的，拜托你，不要这样。”
“把电话拿给他！叫他给我听！”
诗织无计可施，只好请朋友听电话。小松听到是女的，不吭声了，然后说“都是你不对。你回家以后给我打来”，挂了电话。
四月上旬，诗织的发型整个变了。
她去烫了个像阿福柔头一样的超卷爆炸头。她在日常生活中拼命地把它压扁，只有去见小松的时候让头发整个爆开。是为了让小松讨厌她才烫的。
“一想到她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把她那头漂亮的长发烫成那样，我真的难过极了。可是她这招失败了。因为小松塞钱给诗织的朋友，刺探她的状况。”
“我知道你干麻烫那种头。够了，给我弄回去。”
完全曝光了。据说诗织当时笑着，拼命解释不是这么一回事。
连朋友都背叛自己，这个事实让诗织大受打击。
“好难受，我受不了了，好痛苦。”
那段时期，岛田这些朋友经常收到诗织这样的短信。
诗织的身边甚至出现奇怪的男人。开始有疑似征信社的人一整天监视着她的行动。这些人会在诗织下电车的时候，车门关上的瞬间跳出车厢。
诗织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些人的存在。但有一次诗织跟大学的朋友联谊后，应该不知情的小松突然说：“我也去那家店联谊好了。”
此外，小松还会毫无脉络地突然说出诗织的男性朋友的名字说：“不是有个住在××的A吗？我梦到他上个星期四晚上跟你一起出去玩。”
就连显然只有诗织才知道的事，小松也都了若指掌。唯一的可能，就是诗织的行动无时无刻遭到监视。不管再怎么芝麻蒜皮的小事，她的一举一动都被拿来挑剔。即使是诗织问心无愧的事，小松也任意怀疑、执拗地盘问。
四月二十一日，小松逼诗织在他的公寓住处下跪，说：
“把你的手机折断。你自己折断。”
当时诗织用的是折叠式手机，小松为了要她删掉手机里登录的电话号码，如此命令。“你只能跟我一个人往来，你应该好好地表现出你的诚意。”对小松害怕到只能言听计从的诗织，就这样失去了知交好友的联络号码。
岛田说：
“诗织很快就打电话给我了。她记得我的手机号码，但说她可能不能再联络我了。我也渐渐害怕起来。虽然我很担心她，但也不太敢主动打电话给她了。”
小松已经把诗织的手机通讯录彻底调查过了。诗织的男性朋友开始接到骚扰电话。岛田也在凌晨四点左右接到女人的声音打来的电话。应该是小松委托的。
“我是诗织的大学同学，你是诗织的男朋友吧？”
“我不是。”岛田否认，电话就这样“喀嚓”一声挂断了。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
小松也打电话给诗织的其他男性朋友大吼：“不准接近诗织，敢动我的女人，小心我告死你！”接到这种近似恐吓的威胁，也难怪诗织的朋友会害怕小松。
诗织忍无可忍，也不只一两次向小松要求分手。然而小松不仅没有接受，每次诗织提分手，他的恐吓就愈发变本加厉。
“你爸在○○公司上班，对吧？大企业哩。可是啊，现在四、五十岁的人不是正遇上裁员潮吗？如果你爸被裁了，你弟就没办法继续上学了吧？要让你爸被裁员，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诗织完全没有向小松提过父亲的职业，他却不知为何一清二楚。事实上，后来发现是小松自己委托征信社，查出诗织家的电话、父亲的公司，还有疑似诗织朋友的许多手机号码。
他的恐吓感觉也不是唬人的。这个人真的有可能做出那种事来。诗织无论如何都想要避免的，就是给父亲添麻烦。
“这样你还是要跟我分手的话，我会把你逼到发疯，让你遭天谴。你爸就等着被裁员，家破人亡吧。别拿我跟一般男人相提并论！我绝对不会原谅背叛我、瞧不起我的女人。我会动用我的人脉，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你彻底搞垮。你听好了，我才不会自己动手。只要有钱，自然有人愿意替我效劳。懂了没！你只要乖乖听话，像以前那样穿我给你的衣服，跟我在旁边笑就是了。”
五月十八日是诗织的二十一岁生日。自从小松变了个人以后，诗织再也没有收过他的礼物，但这天小松准备了花束和玫瑰金表面的劳力士，不请自来地直闯诗织家。
诗织无计可施，只好收下花束，但坚持不收手表。据说小松始终穷凶恶极地瞪着诗识。
“重要的是我爸妈。为了我爸妈，我什么都能忍。只要我听他的话，他们应该就不会有事。”诗织像口头禅似地这么说。对旁人来说，实在不懂她怎么能隐忍到这种地步？但个性善良的诗织相信为了家人的安全，她必须继续与小松交往、她只有这条路好走。她身边的朋友愈是了解小松这个人，就愈是害怕他，完全爱莫能助。
小松逼诗织在住处下跪，在她面前摆了一把刀。
“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割腕给我看。”
小松的要求也愈来愈没有逻辑可言。诗织吓得全身发抖，小松便抓起刀子，抵在自己的掌心上。
“为了你，我敢割自己的手。”
“求求你，不要这样！”
听到诗织的恳求，小松像野兽般吼叫起来。他突然抓狂，接连踹倒家具，把诗织吓得僵在原地，周围混乱得就像暴风雨肆虐过后。
小松也买过电动理发剪回来。
“我现在要进行仪式。我要把你理成光头。”
那天只是吓吓她而已，但诗织说如果剃光头就可以跟小松分手，她求之不得。只要买顶假发就行了。她已经被逼到甚至会这么去想。实际上，小松的汽车后车厢里就真的找到一把理发剪，小松对发现理发剪的人说“我要把那个女的剃成光头”。
“我可能会被他杀死。整天都在讲这种事，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面对一脸悲伤地重复这些话的诗织，朋友能做的也只有安慰。毕竟再怎么说，小松从来没有直接对诗织施加暴力。这完全是出于避免吃上刑事官司的考量。他的恐吓大半也都是抽象的。
“我要把你逼疯，让你遭天谴、下地狱。你觉得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你要把我怎么样？”
“方法多得是。”
小松还这么透露过：
“之前跟我同居的女人自杀未遂呢。只是对她略施薄惩，她就自个儿脑袋不正常了。”
“你对她做了什么？”
“不告诉你。”小松说，邪恶地笑。
“让你遭天谴”这句话，小松对诗织说过超过一百次以上。
“我可能会被他刺死。”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吧？”
诗织和岛田等朋友之间，这样的对话不计其数。岛田这些朋友为了让诗织放心，也只能这样回答。
“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了，我不行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可是万一我爸妈出了什么事，那该怎么办……？”
朋友不停劝诗织应该和父母商量，诗织却说她绝对做不到，继续忍耐。
可是，诗织终于濒临极限了。
这天是六月十四日。诗织终于立下决心要与小松分手。两人在池袋站内的小咖啡厅面对面而坐，诗织明确地把自己的意思告诉小松。尽管对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后果恐惧得颤抖，她终于还是做出了决定。
“我绝对不会放过背叛我的人。我要把全部的事都告诉你爸。”
小松真心动怒了。
他说他要找律师，当场打起手机来。讲了一阵子后，他把手机塞给诗织叫她听。那是诗织从没听过的陌生声音，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律师。
“你这女人真的太恶劣了。我要上门拜访。”
“无所谓。请你决定日期之后再打给我。”
“我现在就去你家。”
“请改天再来。”
“你这女人真的太恶劣了。我现在就去你家。”
“请等一下，我不是叫你改天再来吗？你真的是律师吗？”
“我不是，不过我现在就去你家。”
男子淡淡说完，挂了电话。
诗织急忙离开咖啡厅赶回家。她犹豫之后，在电车里打电话给母亲，第一次说出与小松之间的纠纷。状况紧急。或许小松和他的朋友会比自己先到家。
诗织急忙回家一看，却没有任何异状。
“原来是骗我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