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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导读:《自然语言处理之BERT模型》
—算法、架构和案例实战
《自然语言处理之BERT模型》一书先从自然语言处理的概念入手,阐述文本的表示技术等信息处理技术;在介绍了常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之后,聚焦于BERT模型,对BERT 模型的核心场景问题进行分析,对BERT 的原理、架构和实现做了详细的解读。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初、中、高三个不同层面展示了三个实战案例,给出了具体的代码实现,详实的实战案例使读者能够充分理解BERT 模型,能够利用BERT 模型解决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实际问题。最后,对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对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本书总共分四大篇章,11个章节。
第1篇 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第1~3章)
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掌握该技术需要的预备知识和文本的表示技术做了解释。
第2篇 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深度学习算法 (第4~5章)
包含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四章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介绍了常用的模型算法 ;第五章重点介绍了BERT 模型。
第3篇 实战案例(第6~8章)
分别从初、中、高三个不同层面展示了三个实战案例。
第4篇 结语和展望 (第9~11章)
包含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三章,第九章为结论和未来展望;第十章为参考文献;第十一章为读者意见反馈表。
渡边淳一作品
聊一聊:杨家将十二遗孀挂帅出征,哪一位的结局最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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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都十分熟知的“杨家将”故事发生在北宋初年,随着杨家将的故事自北宋中期就开始流传于天下,世人都深深地被杨家满门忠烈的不朽传奇所感动、所鼓舞。
杨家将是以老将军杨业为创始人的一个军事家族,身为宋初杨家的第一代家主,杨业带着7个儿子抗击辽兵、保家卫国,最终除了杨五郎出家为僧、杨六郎做了辽国驸马再不复还家之外,杨家将中的男丁均为国捐躯、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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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的精神不泯不灭,后来,杨门12位孀寡妇人继续披坚执锐、为国出征,缔造了“杨门女将”的一代传奇故事。
杨门女将大多数也没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其中,唯有女英雄穆桂英结局最为惨烈——她为搭救丈夫而挂帅出征,不曾想却深陷敌人的包围圈,最终因万箭穿心而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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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忠勇世家“杨家将”的传奇故事
五代时期,北汉麟州刺史杨信有个儿子叫杨业,他自幼喜好习武、酷爱兵书,长大后因骁勇善战而出任了北汉建雄军节度使一职。
后来,因北汉王刘钧听信佞臣的谗言,并不重视武将杨业,而宋太宗赵光义却对杨业父子异常赏识,于是宋太宗便差人暗中劝说杨业归宋。最终,杨业决定弃暗投明,归顺了宋朝。
归降宋朝后,杨业被拜“郑州刺史”一职,授“右领军卫大将军”。因其能征善战、勇毅超群,故人送绰号“杨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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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位老将军在宋太宗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鏖战中奋力拼杀、耗尽了心力,于公元986年被辽军主将生擒活拿,被俘后的杨老将军不屈不服,绝食3日后壮烈殉国。
在导致杨家将牺牲惨烈的“金沙滩一役”,杨大郎因枪挑敌军主将18位而身疲力竭,横死在战马之下。
杨二郎为保护父亲,在敌人的砍刀下不幸丧命。
杨三郎在两军混战中身负重伤,最终因跌落马下而被战马践踏致死。
杨四郎因受重伤而流落于番邦辽国,不成想被辽国公主的婢女救回了宫中,最终,杨四郎与辽国公主成亲,做了辽国的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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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五郎目睹战事七零八落、我军一片哀鸿,于伤心绝望之际看破红尘,遂弃甲脱袍、忘却凡俗,在五台山落发为僧,遁入空门。
杨六郎于囿困之际用尽全身余力猛地突围出去,最终骑马回到了安全地带,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杨七郎突出重围后找奸相潘仁美搬救兵,潘仁美用酒将杨七郎灌醉,而后将其绑在柱子上用乱箭射死。
在重武轻文的宋朝,忠正耿直、一心报国的杨家将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国家柱石,他们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以高贵的气节和勇毅的精神化身成为老百姓心目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形象,让“杨家将”的故事成为了民族气节的典型符号,流传千年万载、被世人口口相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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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门女将”多为孀寡妇人,但却个个“巾帼不让须眉”
杨家一门英烈,男丁几乎都在沙场上殒命而亡,而他们的妻子却没有整日哀哀戚戚、哭哭啼啼,反而个个怀揣着家国情怀,在杨家佘老太君的率领下勤奋练武,誓死要替夫报仇、继续保卫国家。
佘太君本名“佘赛花”,是北宋名将折德庡之女。因生长在军人家庭中,故佘太君很小就接触兵书战法、学习骑马射箭,成年后她与杨业结为夫妻,杨业在前线奋勇杀敌,佘赛花就在家中操练仆人,教他们练武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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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战死沙场后,佘太君与儿子儿媳、家丁仆从们一起对抗辽国大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后来,佘太君的嫡孙杨宗保在对抗西夏军队的过程中不幸战亡,老泪纵横的佘太君被激起了大无畏的斗志,她以百岁之高龄亲自挂帅上阵,带领杨家12个寡妇列阵制敌。
最终,在佘太君的精巧布阵以及灵活机变的指挥下,杨家女将们杀死了西夏国的主帅,赢得了两军对峙已久的完胜。
人们常说,尽管杨门女将在家里面个个娇俏端贤,但只要披甲上阵就一定是英姿不凡、气势全开。不论是杨家的儿媳,还是杨家的女儿,亦或者是杨家的烧火丫头,人人都是身怀绝技、文武双全的女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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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的12位孀寡女杰由3代女性组成:第一代的核心人物便是年逾百岁的佘太君;第二代女杰包括杨家的8位儿媳以及2个杨家女儿;第三代便是佘太君的孙媳妇、杨宗保的遗孀穆桂英。
“杨家十二寡妇西征”的传说亦无比生动地刻画了以佘太君为首的一众杨家女杰巾帼不让须眉的经典英雄人物形象。
她们忍受着失去亲人挚爱的痛楚,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用女性的刚强和坚毅感动着后世之人,让人领略了古代女性从不轻易示人的果决英勇之内核。
杨门女将中唯有穆桂英结局最惨——被敌人万箭穿心而死
杨家儿郎身殁后,留下了12个孀寡妇人,但在佘太君的领导下,她们个个果敢无畏、与金兵抗衡的决心坚如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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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后来,佘太君的嫡孙杨宗保之妻穆桂英亦上阵挂帅,将复仇护国的刀剑对准了狠如狼豺的敌军。
穆桂英亦出身于军人世家,她自幼便开始习武骑射,武功十分了得。
十几岁的时候,穆桂英与杨宗保比试武艺,她聪睿果决,很快就将杨宗保擒在了臂下,二人也因此而生情结缘。
后来,杨宗保迎娶了穆桂英为妻,小夫妻俩情投意合、恩爱不移,穆桂英甚至还数度陪伴丈夫出征御敌、冲锋陷阵。
战场之上,穆桂英总是率先进行巧妙地布阵设局,惯于使用出其不意的战术让敌军死伤无数。
女英雄穆桂英征战沙场最为出名的一次便是“大破辽军的天门阵”,经此一役,辽国势力大为衰减,甚至一度无力再次兴兵南下犯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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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儿郎身殁后,杨家女将奉皇帝的旨意出征西夏。年逾百岁的佘太君亲自挂帅,50岁的穆桂英挂先锋之印,身后跟着英姿飒飒的杨门女将以及浩浩荡荡的宋朝大军。
在两军阵前,穆桂英力战不怠、深入敌军,为战事开创了一个利好的开端。
随后,穆桂英又带着2名女将深入敌后,意欲仔细窥探敌情,不料竟落入了西夏官兵的埋伏圈。
最终,穆桂英身中百余箭簇,惨烈地牺牲在了沙场之上。
穆桂英身殁后,西夏敌军还将其头颅砍下示众,引得杨家军愤而反击,怎奈敌人如虎狼般环伺,杨门女将且战且退,死伤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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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暂且退避到安全地带的佘太君第一时间将穆桂英的遗骸收敛起来,然后抚棺失声痛哭,彼时的情景令闻者落泪、听者伤心,连山石都被感动不已并落下了滴滴石泪。
后来,人们便将那座山命名为“滴泪崖”,用以纪念为国捐躯的巾帼女英雄穆桂英。
而今,如果游客到甘肃武威市的古浪峡景点游玩,依然会看到“滴泪崖”这个附带着杨门女将凄美传说的名胜景区,千百年来,当地一直流传着杨门女将的英勇传奇故事,延续了中国百姓对杨家将的敬崇与缅怀。
https://www.zhihu.com/video/1606924136181096448
难得回家的大小姐:元妃省亲,相见时难别亦难, 百忙不忘考弟妹
在《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她出生于正月初一,是贾政与王夫人所生的嫡长女,贾宝玉的胞姐,也是金陵十二钗之一。她早年因“贤孝才德”被选入宫中充任女史,后又进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贾府众人称她为“娘娘”,她便是贾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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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春这个人物耐人寻味,她对贾府至关重要,可以说她的命运关系着贾府的盛衰与荣辱。可是全书对她的正面描写次数却并不多,主要集中在第十七至十八回的“荣国府归省庆元宵”部分,元妃省亲也是整部书最恢宏奢华,排场阵容最大的场面。
下面我们重点来聊聊元妃省亲之事:
历史上并无先例,只能出现在小说里
历史上像贾元春这般蒙圣恩回娘家省亲应该是没有先例的,只能出现在小说中。
首先,后妃回娘家省亲是与封建等级秩序和封建伦理道德相违悖的:作为皇帝的妻妾身份尊贵,是不准再跪拜除皇帝外的其他人的,父母也不可以。
另据清代《宫规》记载,在清宫内,让太监宫女代表后妃去她们娘家探慰问安是正常的事。后妃父母经特许进宫看望做了后妃的女儿,已是非常之幸,省亲则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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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亲花费和规格非常高,极其奢华讲究
贾府为元妃省亲打造的别墅是斥了巨资的,具体的花费没有明说,仅是“采买女孩子”等的花费就高达五万两银子,再看那些排场,全部下来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除了花费高,贵妃省亲的规格也极高,在礼数上必须按皇家规矩,并且奢华至极,可以说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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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各方面也都极其讲究,很多事情都是提前预备和安排好的,可能还提前演练了一番。何处更衣,何处燕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这些都要由太监提前选好地方,不仅要方便元妃娘娘,还要遵守按规格和礼仪要求。贾宅人员何处退,何处跪,何处进膳,何处启事,种种仪注不一,都由宫中专门人员指挥和安排。
又有巡察地方总理关防太监等,带了许多小太监出来,各处关防,挡围幙,外面又有工部官员并五城兵备道打扫街道,撵逐闲人。
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这些繁华与普通的老百姓毫无瓜葛,但这所有的钱哪个不是搜刮民脂民膏来的呢?
贾赦等督率匠人扎花灯烟火之类,至十四日,俱已停妥。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贾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妆。园内各处,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静悄无人咳嗽。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由此可见,省亲不仅劳民伤财,也费神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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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本以为贵妃很快就能到,可是等来等去也不见人影。原来是元妃娘娘出发之前还得先去拜佛,请旨。可能还得到太后、皇后那边请安拜别,这些都需要耗费时间。
贾府众人等来等去,终于听到太监说:“来了”,这才终于迎回来了元春大小姐,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亲人相见极不易,百忙不忘考弟妹
元妃回到娘家,第一眼的感觉是: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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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也不是谁想见娘娘就能见上的,就连宝玉这个嫡亲的弟弟,也只能等召见了才能入内拜见。
大小姐好不容易才能回来一次,自然希望能把想见的人都召来见一面,首先要见的自然是母亲和祖母等女性至亲。
大家见面之后,元春欲行家礼却不能,贾母、王夫人等长辈反过来都要给她行跪拜大礼。贾妃触景生情,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都说不出来,只管呜咽对泣,其他亲人也围在身边,垂泪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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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真是未语泪先流,有太多的话语又不知该从何说起,只化作亲人之间抱头痛哭。
接着才能隔帘召见父亲至亲男眷,并破例召了胞弟宝玉入内。亲人们互诉衷肠,大小姐问候了长辈之后,第一时间就想要考考弟妹和小辈们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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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精彩的还是元妃如何选定各个院子的匾额和对联,还有她和弟弟妹妹们作诗的部分了。当初贾政试宝玉时所取的那些名字有何变化,哪些被采用了,又有哪些被替换了?
下面我们一一来说明:
(一)“顾恩思义”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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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启宏慈,赤子苍头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此一匾一联书于正殿。
因为这第一处是正殿,贾政没敢让人擅拟,后来应该是元妃亲自取名和书写的。
(二)“大观园”之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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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春看了省亲别墅后,选了喜欢的几处赐名。
她先是提了七绝一首:
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
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
大观园之名也因此而来,它不是一处普通的园子,是寄托了作者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清净女儿之境,是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的女儿国,太虚幻境的凡世化身,天地间至情至性、至美至圣的所在,凝结了小说的女儿尊贵、青春叛逆、正邪两赋、诗意生活、理想新世界、青春儿女真情及情之悲剧等思想旨意。
(三)“有凤来仪”被改赐为“潇湘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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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妃省亲期间,贾宝玉题对额为: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并题名“有凤来仪”,用“凤”暗指元妃的尊贵身份。
宝玉为“有凤来仪”题的诗词是:
秀玉初成实,堪宜待凤凰。
竿竿青欲滴,个个绿生凉。
迸砌妨阶水,穿帘碍鼎香。
莫摇清碎影,好梦昼初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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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元妃可能认为“有凤来仪”太过招摇,“凤”一般是皇后才能用的,为稳妥和避嫌,重新赐名:潇湘馆。
省亲之后,元春命姐妹们和宝玉一同住在大观园里,黛玉选定了潇湘馆,因“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得幽静”,诗号也是“潇湘妃子”,元春和黛玉都堪称女中之凤。
(四)“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即名曰“怡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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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才题对额时,宝玉本题为“红香绿玉”,取意蕉棠两种植物。
元妃省亲时,因不喜“香玉”二字,改为“怡红快绿”,赐名“怡红院”,后宝玉也因此号“怡红公子”。
宝玉给此处题诗云:
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
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
凭栏垂绛袖,倚石护清烟。
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
绿蜡,宝玉原写作“绿玉”,宝钗恐拂元春心意,故改为绿蜡,典出唐诗“冷烛无烟绿蜡干”。西府红海棠又名“女儿棠”,“红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闺阁风度”,象征宝玉“意淫”;室内四壁窗槅雕镂“花团锦簇,玲珑剔透”,象征宝玉文思敏捷、才气过人。
这里虽然装饰气派堂皇,但却不俗,与宝玉的性格特点也很搭,所以后来他选择了此地居住。
(五)“蘅芷清芬”赐名曰“蘅芜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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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因其院内有许多异草“味香气敷,非花香之可比”,宝玉因之题匾额“蘅芷清芬”,对联则为:“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
元春游幸之后,赐名“蘅芜苑”。宝玉做了一首五言律诗《蘅芷清芬》:
蘅芜满静苑,萝薜助芬芳。
软衬三春早,柔拖一缕香。
轻烟迷曲径,冷翠滴回廊。
谁谓池塘曲,谢家幽梦长。
后来薛宝钗选了这处园子居住,这里种了很多奇草仙藤,一进院子只觉异香扑鼻,这点似乎和她身上的香气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淡而雅,低调而又大气,也很适合她的性格特征。
(六)“杏帘在望”赐名曰“浣葛山庄”后又改名“稻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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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贾宝玉因旧诗“红杏梢头挂酒旗”,题为“杏帘在望”。
在省亲之夜,元妃游幸之后,将”杏帘在望“赐名”浣葛山庄“。
因黛玉代替宝玉所作之诗《杏帘在望》甚得元妃之心,元妃取其诗句”十里稻花香“之意,又改“浣葛山庄”为“稻香村”。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此处后为李纨的居所,李纨因此处得诗号:稻香老农。
元妃之所以对有些地方做了改动,除了个人喜好和不易太过张扬的原因之外,也暗含着皇家的一些忌讳,以及对各方朝廷势力明争暗斗的提防之意。怕万一有不妥当之处,被其他不和的势力所利用,甚至是陷害,所以取名也是慎之又慎。这些是宝玉甚至贾政都考虑不到,或者说不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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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吟诗作对,各展才华之后又是几台大戏登场,本回的四出戏,皆有深意:
第一出《豪宴》【《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
第二出《乞巧》【《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第三出《仙缘》【《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
第四出《离魂》【伏黛玉死《牡丹亭》中。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娘娘考完弟妹,听完戏非常高兴,自是一一按级别和表现给予了一番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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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恨光阴,转眼告别离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赏赐之后,众人谢恩已毕,只听执事太监前来启道:“时已丑正三刻,请驾回銮。”
贾妃听到这句,不由的满眼又滚下泪来。却又勉强堆笑,拉住贾母、王夫人的手,紧紧的不忍释放,再四叮咛:“不须挂念,好生自养。如今天恩浩荡,一月许进内省视一次,见面是尽有的,何必伤惨。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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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母等人也早已哭的哽噎难言了。贾妃虽不忍别,怎奈皇家规范,违错不得,只得忍心上舆去了。这里诸人好容易将贾母、王夫人安慰解劝,搀扶出园去了。这正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元妃虽然嫁入帝王家,成了皇帝的媳妇,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却连起码的和娘家人团聚的机会都是奢侈,见了爹娘她也不能跪拜,还得独自在宫斗中寻求自保。这种种苦楚和滋味,她也只能独自品尝,想来在宫中遇到事情她也是报喜不报忧,很多事情家人都无法替她分担,也没办法给予帮助,她却要想尽办法去帮扶和提携娘家人。古代女子嫁给皇上做妃子,真不知是喜是忧,是福还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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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妃省亲这天,众人欢聚一堂,吟诗作画好不热闹。然而,繁华和热闹不过是过眼云烟,相聚也是短暂的。这一切不过是表象,在内室元妃说的少哭的多,把皇宫说成是“终无意趣”和“不得见人的去处”,在“欢聚”的背后便可见骨肉生离的惨状,和在宫内的不容易。作者之所以花大篇幅大手笔写这场盛大的省亲场面,也是为了反衬贾府后来的衰败和离散。
在这场省亲的大梦之中,其他人都醉生梦死,唯有元春一人清醒,临走还不忘叮嘱家人:“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只可惜再没有下一次了。
元春的判词很好地概括了她的命运: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分崩离析的“铁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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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需要集权,但集权本身对变法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通过集权,张居正成为了明代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大臣。
张居正借助手中的权力强行推动着变法,同时,又通过变法来不断加强手中的权力。在这权力的循环中,张居正的理想正逐步变成现实。变法和集权如此顺利地相互促进,使张居正忽略了封建伦理中最为重要的权力关系——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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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的忽略,为变法蒙上了一层阴影。集权可以促成变法,同样也可以颠覆变法,这便是集权与变法的辩证关系。
古之变法者,难得善终。商鞅和王安石的失败是因为触及了上层的利益,而张居正的悲剧则不仅仅是因为利益,更是因为权力。张居正通过集权来推动变法,又依赖变法来进行集权。在这集权与变法的循环中,张居正将变法逐渐推向深入,而张居正个人也获得了其他首辅从未有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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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甚至称张居正为“元辅”,这样的称谓比“首辅”更加显赫,在此之前从未有过。权力曾经为他推行变法扫清障碍,让这位首辅风光无限;而权力也终于使变法成果化为灰烬,最终葬送了这位首辅。真可谓是“裹着砒霜馅的蜜糖”。
1. 政治“铁三角”
在古代的历史上,君权是至高无上的,任何敢于挑战君权的人都被视为这个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这种挑战往往来自朝廷内部,位高权重的大臣都被视为皇权的巨大威胁。张居正正是利用皇帝的这种心理,在万历登基之初将原来的首辅大臣高拱逐出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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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通过联合冯保,将高拱的“皇上的年龄还小”篡改为“10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万历和李太后听后大惊失色,于是便有了会极门前驱逐高拱的故事。高拱的放逐说明皇权、内阁、司礼监三者之间必须协调一致,否则非但不能拧成一股绳,反而会出现内耗,上层不稳,下层只会动荡的更加厉害。
张居正取代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此时在明帝国最高权力层仍旧是三种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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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万历皇帝和李太后,作为帝国的唯一合法统治者,皇帝高高凌驾于国家之上,其他一切人都要向他效忠,但此时的万历还是个孩子,于是在他的身后出现了另一个人帮助他履行自己的职权——李太后。
其二是内阁首辅张居正,内阁首辅的职责是领导着帝国全部的文武官员,即便是朱元璋在早期废掉了丞相,但丞相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并非朱元璋一个人可以推倒重来,他能废掉的只是丞相的名字,实质上取而代之的就是首辅,首辅本身就是相权的象征,特别是在明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朝代,由于皇帝的怠惰,内阁更多时候承担着看守国家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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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内阁以及首辅的存在,才使得整个国家在缺少了皇帝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正常运转。
其三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明代的太监充当着皇帝与内阁之间的纽带,内阁凡有本上奏均需经过司礼监,皇帝下达指令也都经过司礼监,而且在大多数时候,皇帝的旨意是由司礼监太监代为草拟的,内阁的奏本也是由司礼监太监代为朱批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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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冯保除了身居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要职外还兼管东厂,这极大的增加了他的权势。东厂是明代特有的秘密警察组织,由太监掌管,直接对皇帝负责,其职责是刺探朝中不法之事。由于明代的皇帝视太监为家奴,对太监格外信任,看起来卑微,但权力却很大,正是由于东厂特殊的地位,为了防止个别太监权势过大,在明代早期司礼监掌印太监是不能够兼任东厂提督的,但是冯保却同时身兼这两项重要职位,其地位远非他人能及。
其实,明代政局长久以来一直是由皇帝、内阁、司礼监这三方势力左右的,但为什么这三方势力在之前总是剑拔弩张而到了万历初年却能够相安无事呢?高拱走后,朝中事物皆由张居正做主,而张居正通过种种集权手段已经使自己手中的权力超过了皇帝,为什么皇帝就没有对张居正有所猜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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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方政治力量能够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恰恰是因为一个关键人物——首辅张居正,张居正与以往的首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懂得整合朝中所有的政治资源为我所用,而不是向高拱那样一味地用手中的权力与司礼监对抗、强迫皇帝按自己的意志来施政。他对冯保并不差,采取合作的态度。
冯保也对张居正投桃报李,在各种场合都给予这位张首辅最大的方便,毕竟这位张首辅是他遇见的第一个把太监当人看的首辅。而张居正在皇帝、太后心中的地位也是异常稳固,他之所以能够圣眷不衰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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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谦和的张首辅很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明史·张居正传》中称他“深有城府,莫能测也。”这样的性格与高拱的孤傲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皇帝还小,后宫诸事多由李太后做主,从现存的史料上看李太后对张居正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她经常提醒皇帝向张居正请教。
在李太后眼中,张居正既是她值得托付的国家栋梁,又是年少皇帝不可多得的良师。李太后曾经多次过问张家老小的生活状况,并邀请张居正老母亲进紫禁城共进晚餐,这样的礼遇不仅仅是为了笼络一个大臣,更多的是出于对张居正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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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幸运的,万历的年幼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皇室、内阁、司礼监三者之间不再有矛盾和斗争,他们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政治铁三角。这个铁三角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中十分稳固,这其中已经包括了一场改革在当时所需要的所有权力要素。正是有了这样强大的后盾,张居正的变法才能够得以顺利的展开。
2. 皇帝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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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铁三角还是最终被打破了,打破它的正是权力的核心人物——万历皇帝。政治铁三角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前提——年幼的皇帝需要一位权力监护人。一旦皇帝长大了,就不再需要这样的监护人,这个监护人甚至可能会成为妨害皇权的危险分子。
据史书上记载,万历皇帝十分聪明,并且有些早熟。明神宗5岁时便可读书,10岁时他已经能够书写径尺以上的打字,在一次观看神宗秉笔挥毫后,张居正认为皇帝的书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不宜再花时间在写字上,从此万历皇帝的日课便取消了书法,只剩下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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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位早慧的皇帝自然不甘受人摆布。张居正和冯保每天为万历皇帝安排了大量的学习任务,开始时万历还能认真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万历开始变得贪玩和叛逆。但每一次的叛逆又都在李太后和张居正的高压之下被及时纠正。
有一次万历皇帝受小太监的唆使调戏一个刚进宫不久的两名宫女,由于宫女的反抗,万历差点杀死其中的一位。这件事很快被冯保报告给李太后,李太后听闻之后勃然大怒,扬言要和张居正商量废掉万历皇帝。万历皇帝惊恐万分,长跪不起,而张居正也义正言辞的对万历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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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那位早年陪伴万历玩耍的冯保,在皇帝心中的形象也由一位亲密的玩伴变为一个可怕的告密者。万历面对太后、冯保、张居正这稳固的铁三角时,内心已经不再时依赖,渐渐的转变为恐惧。
宰相有没有权力废掉皇帝?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确定,它取决于皇帝是否为昏君。如果有的话,那张居正就是伊尹、霍光,而万历就是夏桀、商纣。这样的逻辑使万历皇帝惊恐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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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太后只是出于教育的目的警告一下万历皇帝,并没有真正把他废除,张居正也只是配合李太后扮演了一下贤相的角色,但万历皇帝却不这样认为。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成功的皇帝。他努力学习如何驾驭权力却从未想过自己的权力会被剥夺。
万历已经深深的沉醉于权力,他无法想象失去权力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也无法接受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废帝,这件事就像一颗仇恨的种子,深深的埋在万历皇帝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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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无限推迟的亲政
皇帝已经感受到身边的危险,逐渐成熟的他认为有必要通过亲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皇帝大婚意味着他已经成年,可以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万历皇帝早在14岁便已经大婚,可是亲政却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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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私人顾问,但张居正已经做得太多,完全超越了他的职权,他的行为已经严重冒犯了皇帝的权威。张居正似乎看到了神宗身上发生的变化,也许是出于试探,也许真的认为该离开了,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向皇帝上述乞休,但这一切对于皇帝来说太突然,百官也没有做好准备,于是万历驳回了张居正的请求,同时进行慰留。
很快,张居正第二次上疏请求告老还乡,万历依然不许。张居正认为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坚定的决心,于是他拒不出门,称病在家。这一次,皇太后和皇帝的谕旨来了,百官们的催促信也来了,张居正没有办法再拒绝,于是又回到了他熟悉的文华殿继续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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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居正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已经当政8年,已经超过了开国以来的4位皇帝,而自己辅佐的万历皇帝也已经年满18岁,早已过了亲政的年龄。张居正确实需要一个抽身的机会,万历皇帝又何尝不想让张居正早日离开呢,那又是什么阻碍了这一切呢?答案是李太后。
李太后曾经亲口对万历皇帝说过:“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在做商量。”李太后是一位严格的太后,《明史·外戚传》中记载她对皇帝“随时督责、随时罚跪”,甚至连太后的父亲武清伯做错了事,她也会把他招进宫“切实训责”。太后要张居正辅佐万历到30岁,那便是把张居正摄政的时间再延长12年,也就是神宗的失位再延长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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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切,神宗没有反抗的力量,在外人看来,这个已经大婚多年的皇帝似乎有些窝囊。没有亲政的万历皇帝似乎还得继续讨好张居正,在万历八年(1580年)的殿试中,考官拟定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为第一甲第三名,万历皇帝亲自将他改为第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而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也在这一科中考中进士。在这张家荣耀的背后,又有谁体会到万历皇帝的无奈。
在张居正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甚至被皇帝授予“太师”的封号,“太师”是明代异姓臣子中的最高荣耀,极少数人能够在有生之年得到,即使是杨荣、杨博这样的大功臣也只能在死后最赠。张居正果真担当得起如此殊荣么?万历曾经说过:“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这短短9个字实在值得我们仔细玩味。皇帝内心的恐惧、无奈、妥协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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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作为臣子获得如此高的荣耀,实在让人不安。而李太后这种无限期推延万历亲政的做法实在是危险。正如朱东润先生所言:“在虚君政治制度没有成立以前,这一种做法,必然会造成皇帝和首辅的决斗!”而事实的发展确实如此,张居正去世后,清算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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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阅读,
带我们抵达远方壮丽的风景,
带我们汇入人类共同体的情感江河。
让我们在低谷时储备能量一跃而起。
大唐天宝十四年,长安城的小吏李善德突然接到一个任务:
要在贵妃诞日之前,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
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
而岭南距长安五千余里,山水迢迢,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为了家人,李善德决心放手一搏:“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一个文艺大盗的十年流亡,成就一部传奇经典小说。
透过项塔兰的眼睛,方能看透世间万象,看破人心。
众生艰辛,多少人如此艰难而又必须沉默地蹚过一个又一个日子;
命运如海,人心有了羁绊,才有了着落。
一本让你痛哭、给你力量的心灵故事,读罢才发现,那眼泪竟是为自己而流。
生活中,“雪”与“山”,都是极其常见却又无法忽视 之物。那如雪般细碎的日常和如山般刻骨的过往,几乎贯穿着每个女性的生命记忆。《如雪如山》正是一个个以女性视角讲述的关于女性生存故事的隐喻。
街上出现了第一个突然失明的人,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一种会传染的失明症在城市蔓延,无人知晓疫情为何爆发、何时结束。
失明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与灾难,一批又一批感染者被集中隔离。
食物短缺,组织崩溃,文明与尊严变得不堪一击。
这本书创造了一项吉尼斯纪录:
它刚刚写出来的时候遭到了121家出版社拒绝出版.
被评为“世界上被拒稿次数最多的畅销书”。
美国大学“禅与现代美国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籍。霍金、乔布斯等人对这本书倍加推崇。
一段横跨美国大陆的自我追寻之旅,一场对人生价值的极致思考。
但如书中成为摆渡人的悉达多所述,智慧无法分享,它可以被发现,被体验。
所以倘若你碰巧遇到了这本小书,请细细品味其中的文字。
愿你在读了悉达多的故事后,也能有所感悟,并开始体验属于自己的人生。
黑色幽默之父冯内古特,百年诞辰纪念精装书!
这场灾难永远地改变了每一个人,只有黑色幽默不变地嘲笑一切、抚平一切。
本书入选《时代》周刊“100本永恒经典”、现代图书馆“100本世纪经典”、美国公立高中大学阅读书目、《世界禁书百部》……
这本书没有咆哮,只有事实和数字。在告诉我父权制是我想象出来的之前,请你先读读这本书。《看不见的女性》充满启示,令人恐惧,又充满希望。堪称一部现世的《圣经》。
——珍妮特·温特森,英国知名作家
儿童科普漫画/可爱的《工作细胞》有趣又有料
这是一套关于人体细胞的漫画书,既有料又有趣,通过精彩的故事情节,可以让孩子们记住拗口的医学名词,弄明白复杂的生理现象及其原理,帮助孩子提高对生物学科的兴趣。
书名:《工作细胞》
作者:(日)清水茜
编绘:(日)牧村久实
翻译:吴一红
出版: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套书分为两册,一是《细菌歼灭战》,二是《病毒和寄生虫终结者》。
起初,清水茜创作这个《工作细胞》漫画,只是为了帮助妹妹了解细胞知识。
之后,该漫画获得了27届“少年天狼星新人奖”。
它的动画版2018年7月在日本播出。2021年2月,我国中央电视台2021年2月开播。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体内大约有37万亿个细胞,尤其是在面临病菌入侵时,细胞们要协调应对。
红血球,就是人们常说的红细胞,它负责把肺部吸入的氧运输到全身各处。它的数量占人体所有血细胞的一半。
白血球,在本书中特指中性粒细胞,在白细胞中数量最多。主要是它跟入侵人体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做斗争。
血小板,是血液成分中个头比较小的血细胞,当人体受伤流血时,就会有成群结队的血小板扑上去为伤口止血。
当肺炎链球菌等病菌侵入了我们的人体时。最先病菌遇到的是勇敢的中性粒细胞,它必须首先对抗不断涌来的细菌。
而同样是白细胞的强大的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却出来的比较慢。更厉害的淋巴细胞还会更加缓慢地出现。
就是说当我们感染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时,我们体内的工作细胞会保护我们。
但是一旦感染的细菌太多,我们的身体就麻烦了。
比如我们患流行性感冒后,身体会发热、食欲不振、出汗等。而这些症状正是体现出我们的身体在跟病感冒病毒做斗争。
病原体的体积其实非常小,引起感冒的细菌直径约为0.001毫米,流感病毒的个头还要小,仅为普通细菌的1/10左右。
所以为了减少病原体的产生,我们要养成漱口和洗手的好习惯。
关于细菌和病毒的知识,书中还有更多,今天先介绍到这里。
我是天使,爱阅读爱分享,一起来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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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明应:萧梁王室与荡舟记忆——兼释经史与文学意象的互文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层面,历史叙事与文学的关系向来暧昧不明。从本源上说,中国的历史叙事,不论是口头形式还是文本形式,其叙事性从一开始就种下了文学的种子,蕴涵着文学阐释的无限可能。尤其是那些历经了时间淘洗而成为经典的历史著作,大多被后世接受、推举为文章的典范。早期经学与史学经典,如《尚书》《左传》及“前四史”,不仅为中国史学创立了典则,也为中国文学制定了法度。经史与文学互相关涉,而又投映于文人、史家的心中与笔下。文学意象取材经史的现象,即所谓隶事、用典之法,最易为博闻多识的注疏家所察觉,而文心的绾合之妙,却有极其精微隐秘之处。“虚美”与“隐恶”向来是中国史学的潜在力量,与秉笔直书式的“史德”相抗,构成了中国史学的基本张力之一。
这一张力之所在,亦可为“互文性”理论下一转语。“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0 年代提出的概念,其大旨谓“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1]]这一意蕴深刻而颇具阐释潜力的观念一经提出,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讨论。经由罗兰·巴特、里法特尔、热奈特等学者的深入研究,互文性逐渐成为一套包罗甚广的理论体系。虽则其理论立足之基在于后现代的解构式的文学观念,悬搁了作者对文本的原创权,从而宣称“任何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2]],大有统摄一切文本之意,因此不免有泛滥无归、大而无当之嫌。然而其理论霰弹所向自有射中鹄的之处,尤其表现在其理论对于中国文学中的拟古、用典等现象颇具阐释力,为中国学者所运用。即就用典层面而言,不同的若干典故在同一篇文本中的共存交映,无疑是互文性的表征,而深入其内里,则展现为文学文本越度时空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于将现实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列并置,从而展现作者对文化的集体记忆的认同,并积极地将自己的记忆纳入其中。
举例言之,初唐诗人骆宾王所作《棹歌行》中有这样两句诗:“叶密舟难荡,莲疏浦易空。”[[3]]清代陈熙晋为“荡舟”作注,溯其用典为三,其一为《左传》襄公三年蔡姬荡舟事,其二为《南史》昭明太子摘芙蓉荡舟事,其三为萧纲《采莲赋》“荡舟心许”句。这一注释视野是很明通的,因为不仅《左传》是“荡舟”记忆的源头,而且萧梁时代以颇为鲜活的文化与文学力量,延伸出“荡舟”与“采莲”意象的新的记忆价值。《左传》一书既是经史之典范,又具文学化之历程,由此,《左传》与梁代相关文本的互文现象,就展示了文学意象融炼强化的丰富资源和复杂样态。由此生发,从萧梁王室与荡舟记忆的挖掘,也可以对萧统死因的历史叙事切入文学层面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止于文本互文性现象的发现与描述,如果将文本喻作织物的话,更有意义的恐怕还在于进一步探求文本经纬的编织形式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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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荡舟记忆:昭明太子的临终叙事
在南朝梁代历史上,昭明太子萧统之死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颇负盛德之名的太子死后,晚年的梁武帝不立长孙而立次子为储君,不仅在国内酿成“废嫡立庶海内噂” [[4]]的局面,更使敌国执“立废失所”[[5]]为征伐的口实之一。而关于萧统的死因,不同史书的记载却颇有差互。据《梁书》载,太子萧统自梁中大通四年(532年 ) 三月卧病,不愿武帝萧衍知晓病情,稍后病笃而不告,却说“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历一月而辞世,年三十一岁。《梁书》不言太子因何起病,何为“如此恶”,留下很多记述的空白。对此,“以博采见长”[[6]]的李延寿《南史》补充了两则轶事,一是“摘芙蓉荡舟”,二是“埋鹅厌祷”。
在赵翼《廿二史札记》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和“《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处”两条札记中,埋鹅厌祷之事见于前者,而摘芙蓉荡舟之事,两条札记皆不采录,[[7]]可以看出赵翼对“摘芙蓉荡舟”这则轶事未加重视。“埋鹅厌祷”之事,缘于太子之母丁贵嫔死,选定墓地,有道士说墓地有邪气,不利于太子,可以用一些术数手段镇住邪气,于是宦官魏雅为太子镇邪。后有人向武帝告发此事,武帝派人暗中掘墓,果然挖出蜡鹅等物。武帝大惊,想彻查此事,因徐勉谏,只是杀了道士了事。太子因此“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 [[8]],《南史》虽未直接指明太子是因厌祷之事而死,却认此为太孙不得立为储君的直接原因。
《南史》增补的“埋鹅厌祷”之事,对后世影响颇大,以至于对太子的死因渐渐形成一种主流的意见,即太子是因厌祷之事惭愤而死。最具代表性的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及卒,上征其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至建康,欲立以为嗣,衔其前事,犹豫久之,卒不立。” [[9]]此段几乎删润《南史》而成,司马光改动《南史》所用“惭慨”为“惭愤”,表面上只是一字之差,实际上有其笔义。凡《资治通鉴》书“惭愤”( 或“惭恚”) 的,几乎全因获疾而终[[10]]。在论赞中,司马光更明言萧统是“身以忧死,罪及后昆”。司马光采录此事,对萧统死因作了定论,并持批判态度,录以垂戒后世。
与《资治通鉴》的笔法不同,《南史》的行文其实是把“摘芙蓉荡舟”而溺水当作太子的直接死因:
三年三月,游后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诫不言,以寝疾闻。武帝敕看问,辄自力手书启。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呜咽。四月乙巳,暴恶,驰启武帝,比至已薨,时年三十一。[[11]]
姬人荡舟,使太子落水,伤了大腿,由此病情急转变恶。在叙事中,《南史》也并未对“埋鹅厌祷”之事作任何道德评判。
比较《梁书》《南史》与《资治通鉴》的叙事,哪一种更接近于历史之真? 至少在司马光心中,有一套道德评判的绳尺,使他选择了“埋鹅厌祷”之事,并赋予垂戒的意义,而对荡舟之事阙记,应当暗示着他对于此事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对于“荡舟摘芙蓉”之事,南宋王观国明确地质疑:“三月未有芙蓉,史误记其月也。”[[12]]从季节感上批评《南史》记事不实,而将“史讹”归结为“记月”的失误,似乎又对事件本身未敢轻意否定。相较而言,曹道衡据《南史》与《梁书》关于萧统从寝疾至去世的时间一致这一点,判定“《南史》所说得病时间是可信的,但情节可能有些出于传闻,三月刚是春末,无摘芙蓉之理” [[13]],则更为可信。现代学者论及萧统之死,对《南史》所增二事颇有辨析,如穆克宏认为埋鹅之事,犹可信从,荡舟之事,疑不可信。萧统之死或即因埋鹅之事心生忧惧,又因其母丁贵嫔之死而痛心疾首,至于死亡。[[14]]曹道衡、傅刚则以为《南史》之增文是由于萧统死后,许多怀念他的人对于他的死有许多猜测和传闻,李延寿著《南史》,采取了这些民间传说,因而埋鹅之事很可能是可信的,只是李延寿说武帝因心衔埋鹅之事而不立萧欢,就是李延寿的附会之言了。[[15]]林大志、卢盛江经过考证,也认为埋鹅事件大体上是可以信从的,[[16]]而对于荡舟一事,历来辨析者甚少。
总之,《南史》相较《梁书》,于萧统传中增补埋鹅、荡舟二事,使昭明太子的死因变得扑朔迷离,更使之蒙上一层文学与神秘的意味。至于历史之真究竟如何,已不可复得,然而在历史真实与叙事的罅隙之中不无余韵,史家之心,犹应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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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叙事文本的历史,本来就与文学无异,关于历史的叙述,即便是虚构的,一旦被广泛传播与接受,切实地发生影响,那么就可以说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南史》之增荡舟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萧统之死的文学化表述,于历史不必为真,于文学则真实不虚。若对《南史》的这一段叙事作疏证式的考辨,不难照见史家搦管濡毫、罗织史事的用心用意所在。
这种用心体现在李延寿关于萧统临终叙事。史书中关于文人的临终叙事,所见不鲜,其中颇有利用传闻而作文学加工的例子。因为史家、文人在撰写传记或记录传说时,对于著名人物的物故,可能存在着合理的推想,这些推想又不可凭空而得,须在当时文献中寻找模糊的证据。关于诗人之死的传说,如李白死于饮酒过度摘月落水而死,[[17]]可能源自杜甫《梦李白二首》和项斯的《过李白墓》诗[[18]]。杜甫之死于“食白酒牛炙”,李贺之临终昼见绯衣人邀上白玉楼[[19]],或许正如松浦友久所说:
“捉月”传说之所以成为李白诗及其人生鲜明的象征的直接原因,是将羁旅、饮酒、月光这些主要题材加以集中概括、典型加工所致。进而言之,是由于将构成“李白诗人形象”基调的一系列抽象观念、形态上的东西,借人生临终场面使其可视化、形象化。传说及传说的形成、继承原因,仅就客观方面看,更多的是取决于“作品”和创作作品的“作者”性格本身。[[20]]
李白、杜甫、李贺之死的传说,与萧统的死因一样,都是由传说进入正史的例子。《南史》对萧统死因的记载也是一种临终故事编织,可以从互文性的视角下找到这个故事的动机与文本来源。
二、意象拼接:荡舟、后池与芙蓉
从互文性的意义上看,萧统之“荡舟”可视为过去的记忆,或者说是一个母题的复现,这个母题就是《左传》的荡舟故事。《左传》僖公三年及四年传云:
三年,……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21]]
对读《左传》和《南史》所用文词,可以发现,《南史》所叙“姬人荡舟”四字取于《左传》的“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一语。需要注意的是,当史书作这样的书写时,就不仅仅是作历史事件的描述,而是暗中使用典故,以寄寓褒贬的意义。《南史》“姬人荡舟”之前的“游后池,乘彫文舸摘芙蓉”等十字,取材于《左传》的“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只是地点从作为泛指的“囿”明确为特定地点——“后池”,所乘之舟增添了“彫文”的修饰。值得注意的是,《左传》所记蔡姬荡舟事,发生在僖公三年,而萧统之“姬人荡舟”事,发生在中大通三年,可能也是李延寿在勾连两则故事之时发生联想的一个原因。
萧统荡舟之“后池”一词,又是来自何处?这应当是取自《梁书·昭明太子传》的一段记述:
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22]]
《南史》亦录此事,当是袭自《梁书》。由此可知,《南史》在叙述太子之落水时所说的“游后池”,即本于《梁书》所记“尝泛舟后池”而作。之所以作此论断,是因为《梁书》中“后池”仅此一见,而在《南史》中,仅两见。后池之所在,由“于玄圃穿筑”可知,当在建康的宫囿玄圃之内。可以想见,李延寿为了安置此次溺水事件的地点,便因《梁书》旧文,以太子“尝泛舟后池”,故书“游后池”。
后池这一地点亦可考。后池之“后”,是方位词,指宫城之后方,凡帝宫、太子宫、诸王宫、诸州廨之后有池,皆可称后池。[[23]]昭明太子所泛舟之池,当为东宫内之后池,东宫在梁武帝所居台城之东,建于萧统立为太子之后五年。[[24]]玄圃即南朝宋之东宫旧址中的玄圃园。昭明太子在玄圃园中穿池筑山,建立庭馆,可知此后池即在东宫之内。南宋景定《建康志》以为此池名善泉池,又名九曲池:“善泉池,一名九曲池,在台城东东宫城内,周回四百余步。”并引《金陵故事》云:“梁昭明太子所凿,中有亭榭洲岛,曲尽幽深之趣。太子泛舟池中,尝曰:何必丝与竹,山水可忘情。” [[25]]
至于“摘芙蓉”,是这段叙事中最为核心的意象。正如李白的摘月、杜甫的食牛酒、李贺的白玉楼一样,故事的编造者将“摘芙蓉”凝练定格为萧统临终叙事的最具代表意义的画面,以至于罔顾三月不当有芙蓉的现实抵牾,使芙蓉敷与于弥漫着文学意味的暮春后池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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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这一意象的出现,恐怕是受了南朝的佛教与符瑞兴盛的双重影响。南朝梁时佛教盛行,而莲花是佛教的圣物之一,南朝齐已有莲花供佛之事[[26]],而萧梁最重佛教,梁武帝尤有佞佛之名。萧统与其父一样,兼通儒佛[[27]],故《南史》谓之摘芙蓉,或即与此有关。
更富可能性的,“摘芙蓉”之故事的产生有南朝符瑞盛行的文化背景。沈约《宋书》首创《符瑞志》,多记嘉祥之事,备叙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一直到刘宋时期的祥瑞,如龙、凤、嘉禾、甘露等。到了刘宋时期,“嘉莲”成为一种主要的符瑞,并一直延续到齐梁时代。嘉莲,即异于平常的莲花,特征为“二莲一蒂” [[28]]。据《宋书·符瑞志》记载,宋文帝元嘉七年(430 年)至明帝泰始八年(471 年),出现嘉莲之祥凡22 次。此祥瑞最早出现于文帝元嘉七年七月乙酉的建康頟檐湖上,其后,庐陵郡、永嘉郡、吴兴郡、太子西池、鱼邑、玄武湖、豫州等地都有嘉莲的祥瑞献纳于皇帝。值得注意的是,莲花所生之地多与“后池”有关:
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扬州后池二莲合华,刺史始兴王浚以献。
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后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臧艺以闻。
元嘉二十年七月,吴兴郡后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孔山士以闻。
元嘉二十年扬州后池,芙蓉二花一蒂,刺史始兴王浚以献。[[29]]
南朝的扬州刺史,治所在首都建康,地位显要,刺史多为宗室子弟[[30]]。此外,有嘉莲生于太子之宫的记载,如:
元嘉二十二年七月,东宫玄圃园池二莲同干,内监殿守舍人宫勇民以闻。
泰始六年六月壬子,嘉莲生东宫玄圃池,皇太子以闻。
泰始七年六月己亥,东宫玄圃池芙蓉二花一蒂,皇太子以献。[[31]]
在南朝宋代,太子所居为玄圃园,园中屡有嘉莲之瑞,而此祥瑞出现以后,太子理当献闻于皇帝。梁代因袭宋代东宫之所在,昭明太子所居即为玄圃园,依照宋代以来的祥瑞风气,昭明太子之入后池摘芙蓉,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其目的很可能是采献祥瑞,只是“三月”之时节不合常理。
考察梁代历史,亦多有嘉莲的记载。据《梁书·武帝本纪》,天监十年(5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