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武器的伦理困惑：是善还是恶？
许多西方军队依靠以色列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卡茨和阿米尔称，以色列在全球军事无人机制造市场中的份额达60%占绝对优势，而美国的份额占24%，这是以色列军事发展对现代战争至关重要的例证。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发展这些武器是国家脆弱和外交孤立的必然结果。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以色列迫切需要这样的高科技工具。由于人口规模和财政资源的缺乏，以色列需要充分利用手头上的资源。
以色列国防军（IDF）从1948成立以来，征召女性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战斗力。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在最近公开的1952年的信中解释说：“我寡，而敌众。如果战争降临到我们头上，那人们就会去同敌人作战，如果那些在家里保护孩子的妇女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如果敌人对她们下手，她们的结局将是什么？”
以色列清楚认识到，其所面临的敌军的数量常常促使该国寻求替代办法，而不仅仅是增加自身部队的人数。众所周知，以色列人以绞刑架的幽默而著称，他们会告诉你，孩子们是全国唯一睡得好的人。“当你年轻的时候，”谚语说，“你睡得很好，因为你知道有人在边界警戒。当你在军队的时候，你不睡觉是因为你在守望边境。当你服完兵役，你就不睡了，因为你知道谁在守护边界！”
今天，以色列的边境巡逻依靠自动化来减少人为失误，西岸地区布设了复杂的电子传感器、监视摄像机和巡逻道组成的栅栏系统。支持者认为，自2000年激烈的冲突伊始，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自杀性袭击的大量减少应该归功于栅栏系统。士兵不可能随时随地出现，但适当的监视系统可以。
以色列主要依赖于自己的勇气和创新才能生存。塞伦认为，该书作者弱化了国际对以色列军事支持的重要性，如武器的开发等。以色列“高度依赖国际，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但他们在整个书中忽略了这种支持。
在他们的讲述中，美国对开创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贡献——这一概念的证明，带来对现在著名的“铁穹”和悬吊系统的资金支持。事实上，该火箭最初是在以色列制造和研发的，但是这主要归功于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和波音公司的共同努力。
塞伦认为，《武器奇才》一书讨论了六天战争在以色列军事发展中的作用，但忽略了美国在战后向以色列出售幻影飞机。以色列飞行员和埃及作战所驾驶的是美国F-4。今天，几乎所有的以色列战斗机都是美国制造的。由于20世纪60年代这些先进战机的出售，以及对相互目标和原则的承认，美国承诺将保证以色列拥有技术、资金和战术，以保持其阿拉伯邻国的军事优势。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在物质和财力上都给予了支持。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国家像以色列这样，接受过美国如此之多的军事援助。1991年，以色列使用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导弹防御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攻击。当2000年“第二次起义”期间，以色列面临来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日常攻击时，美国国会批准了9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和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最大的承诺是在2016年签署的，将在2019年起始的十年期间提供380亿美元军事援助。以色列的军事创新和发展表明，技术可以创造性地加以利用，尤其是面临游击战和恐怖主义袭击之际。
在后冷战时期界，国家之间的战争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很多人问国家军队如何同非政府武装作战，而以色列几十年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塞伦评论说，《武器奇才》一书没有解释先进武器能否以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出现在战斗中。以色列政府、司法系统和军方不断辩论和修订交战规则，并革新战术，尽量减少平民死亡和财产损失。2008年12月，以色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称为“加沙战争”或“铸铅行动”，打击加沙地带的恐怖组织哈马斯。为回应数百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对以色列领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希望摧毁加沙地带的武器库，但是哈马斯把它的武库藏在平民公寓里。为了避免平民伤亡，以色列打电话给公寓居民，用阿拉伯语解释说，一场袭击即将发生，等待居民撤离，扔下炸弹，摧毁隐藏在民居中的火箭弹。
这种方法证明是有效的，但当加沙人开始聚集在屋顶上回电话，以色列国防军不得不取消攻击的命令，以避免伤到巴勒斯坦平民。以色列在国内面临火箭弹袭击的压力，在国际上面临结束加沙冲突的呼声。在空袭运行不到两周，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立即、持久、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导致以色列军队从加沙撤出。”
雅科夫和阿米尔认为，这些考虑促使以色列军方再次设计出一种非传统的方式，利用其先进的武器迫使平民撤离堆满军火的建筑。一旦居民爬上屋顶，一架攻击直升机就会在附近用机枪扫射警示。如果有人不愿离开屋顶，直升飞机会向屋顶的一角发射小型导弹，其低榴弹散布弹头将尽量降低伤亡。剩下的居民将离开该区域，以色列国防军乘机可以完成任务，摧毁藏匿在居民楼中的武器和弹药。
鉴于新战术的使用，以色列国防军看到平民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到2009年初，每三十名战士对应一个死亡的平民，相较于2002年死亡人数有显著下降，当年平民和哈马斯武装人员的死亡数较以色列国防军战斗人员比例是一比一。
塞伦认为，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比率在其他战争领域中的具体实例。“伊拉克尸体县”的创始人约翰?斯洛博达估计，平民死于联军的比例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开始的1:2，而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估计，2001年在现代战争中平均比例是是一个惊人的10:1。（雅科夫在《耶路撒冷邮报》2010年的报道中引用了这些数字。）
值得关注的是，以这种数字方式思考高精度武器带来的道德优势为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挽救生命。因此，这是使用无人机等武器的一个缩影。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引发了激烈的国际辩论。一些人认为平民死亡比官方报告更为普遍，无人机战争的秘密掩盖了这些死亡。其他人质疑在持续的武装冲突背景下无人机攻击的合法性。有些人担心使用无人机遥控可以使飞行员在地面上的暴力现实相对缓和，让操作员觉得这不过是视频游戏玩家摆弄操纵杆而已，根本不受道德的影响。
尽管这些争论持续存在，但证据仍然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精确武器——特别是无人机——可以帮助减少附带损害，使和平与稳定比其他武器更容易实现。这个主题涉及所有参与战斗并寻求保护平民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美国最近在巴基斯坦、叙利亚和其他冲突地区部署无人机，寻找激进分子。在人群聚集的平民区的战争，无法避免非战斗人员会被误杀的危险。这些地区的战斗人员经常置身于当地居民中，制造像无人机这样的精确打击武器显得尤其有价值。
在巴基斯坦，无人机已经成为主要的攻击手段，平民死亡的程度远低于传统攻击方式。2013年《经济学家》杂志报道，对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居民访谈得到的证据表明，生活在恐怖分子中间的平民喜欢这些精准武器。一些居民说，无人机并没有杀死许多平民。
塞伦解释说，武装冲突法（LOAC）是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惯称，是为了规范武装敌对行为，各方正在积极战争，通常受四原则支配：军事必要性、区别、人性和比例。使用致命武力是允许的，即使这意味着平民可能被杀害，只要军事目标足以帮助获得胜利，从而结束冲突（军事必要性）。军队将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区别）。他们必须尽量减少平民的痛苦和破坏平民财产（人道主义）。武力的程度和由此造成的损害不得超过军事目标（比例）所要求的程度。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进攻部队可能犯有战争罪。总之，武装冲突法规范的军事行动，以防止不必要的痛苦，同时也承认，战争本身不是一种违法行为。
“屋顶打击”策略说明了诸多方面：
军事需要：哈马斯已经把他们的武库存放在地下室，住房就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
区别：以色列军方使用一种旨在将平民安全地从大楼中疏散的战术，将合法的军事目标与平民分开。以色列使用这种技术不仅可以警告居民，还能确保他们离开了爆炸半径。
人性：失去家园是悲惨的。但是军事不可避免要破坏财产。以色列没有限制居民离开大楼，也没有轰炸整个街道。它选择了基于情报提供的目标，这些情报证明武器是在特定的地点，并没有破坏周围的结构。
比例：以色列只在追踪武器和好战分子后才表现出克制，使用精确制导导弹，使操作者在部署前将其引导到适当的位置。只有一旦目标得到明确确认，导弹才会被部署。
武装冲突法规范军事行为只对签署国有约束力，即那些已经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在传统战争中，双方都应遵循这些原则。例如，常规战争中的两个军队都穿制服，以区别士兵（合法的军事目标）和平民。
但是真主党、基地组织和ISIS激进分子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武装分子看起来就像他们的非战斗人员的邻居。为了坚持区分和相称原则，军队需要能够正确地将战斗人员与平民分开，必须实时提供关于武装分子身份和地点的资料。军队需要精确打击的军火，这些弹药只会造成尽可能小的伤害。
军队在坚持武装冲突法原则的同时，还可以用制导武器精确地打击目标。无人驾驶飞机可以监视、跟踪目标，而且不冒飞行员或士兵的生命危险。一旦发现目标，无人机可以继续跟踪个人，直到决定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攻击。这些能力降低了草率决策的风险，当然不可否认军事行动仍可能造成大量平民的痛苦。
好战分子将继续从事不对称形式的战争，迫使军队在儿童玩耍的地方和普通公民的生活区域作战。塞伦认为，借助新式武器，以色列军队可以在不违反道德规范的前提下，用武力保护他们誓死捍卫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