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独立】前沿11
稿 约“2020【独立】前沿”是【独立】新设的一个栏目，请朋友们来稿支持，尤其欢迎藏、蒙、回、彝、满、苗、土家、布依等边缘民族现代诗的探索试验先锋作品，长诗、组诗、短诗、散文诗等皆可，行数在500行以内，附简介、相片一张、诗论随笔（诗歌感想、诗思）等，作品审编后先在微信上专栏推出，以后如征稿达到预期，将以纸质刊形式存档。截稿时间：2020年7月30日前。稿发邮箱：2077043901@qq.com发星致谢！
【独立】前沿11-【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评论3
目 录
中国地域诗歌的胜利/西域又见崛起的诗群/高亚斌—由阿索拉毅《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说开去他们从黑色的山岗走出 /邱婧——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虎啸山林：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的辉煌与悲壮/海讯——兼论《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在民族的脉络中闪烁的“诗意相逢”/ 孙守红——由阿索拉毅主编《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想到的
中国地域诗歌的胜利
◎西 域 当《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出版的消息传递到我这里以及当我看了发星和阿索拉毅传来全集的基本目录与内容时，首先我是深为震撼，继而，想到发星在1999年《彝风》中曾经的预言：“如果中国的边缘民族诗人在吸收汉文化及其它一些优秀外文化上多下功夫，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用现代的意识、目光重新审视，发掘独特的文化优势，在现代性上富有创造性，那么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的中国文化先锋优势特别是诗歌，可能在众多边地（即少数民族集居地）发生、形成。”，而现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的出版，可以说是发星这一预言的实现。随着《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的出版，中国地域诗歌首先在彝族文化的试验田生长出了健康、茁壮的常青树，并结出了丰硕的硕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彝族诗歌的蓬勃生机昭示着中国地域诗歌的胜利。而中国地域诗歌的确立已经成为当代诗歌写作领域一项具有文化支撑与文本建设意义的重要内容，它在言明自身的同时，丰富与完善了汉语诗歌在写作上拓展与自我自认。
在我看来，《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不仅是彝族文学的金质光亮，而且它推高了地域诗歌的向度，即发星在2002年主编《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首次将地域诗歌从公开渠道推出以后，《全集》再次将这一趋势拔高。所以《全集》即时彝族诗歌军团的整体出击，又是地域诗歌的延续、刷新与丰富。
从内容上看，《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至少为当代地域诗歌研究提供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新材质，这也是《全集》自身的特点与附加价值。
一、彝族诗歌的强劲的整体势力。
地域诗歌作为汉语诗歌的一个书写分子，因它的长期的不死的连续出版，越来越展现出它旺盛的生命力，日益在纷乱、繁杂、熙熙攘攘的当代诗歌中争得自己的一席生存之地，又因它从混沌到明晰的澄清式书写，如它从诗歌文本到理论的逐渐丰富，而找到了自身的合理性与生存的“合法”性。
作为更植于汉语语境之下的文化区域现象，彝族诗歌因整体的力量而呈现出强劲的势头。，犹如从山谷里奔流出的大水，挟执着石块、沙砾、泥土、树枝而附具了强劲力量不可阻挡，这在汉语诗歌因狷狭、傲慢、自私而日益封闭、沉寂的当下越来越映衬出蓬勃的势头和震动大地的声音。我注意到，作为彝族诗歌的领袖人物，发星一直注意整体性建设，在作为阵地的《独立》刊物上的每一次亮相，无不是作为整体势力的集结。现在新一代的接力者阿索拉毅不仅继承了发星发扬彝族诗歌的精神，也继承了注重整体这一好习惯。因为我们看到当前的彝族诗歌的发展只有作为整体才会具备力量，才能形成合力，就目前来说，除了少数几位成名诗人，如吉狄马加、阿库乌雾、发星等人，多数人尚不具备“自立门户”的实力，当然彝族诗人中有很多具备了上升的潜质。在目前情况下，作为一种整体势力的出现，对于彝族诗歌的发展具有相互促进、彼此鼓励的作用。这应该作为地域诗歌的传统一直保留下去。
二、新一代地域诗人与评论者的成长。
在第12期《彝风》上，阿索拉毅把彝族现代诗歌分为四个阶段，即：从80年代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到九十年代后期为第一阶段；发星九十年代创办《独立》、《彝风》为第二阶段；2000年后随着《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的出版，以及阿库乌雾、阿卓务林、饿尼·牧莎斯加等诗人写作的兴起为第三阶段；阿索拉毅创办“中国彝族现代诗歌资料馆”与《此岸》的创刊为第四阶段。这个划分毋庸置疑有一定道理。在我看来还可以把第二与第三阶段合为一起，而把阿索拉毅与《此岸》视为第三阶段的潜在出现，似乎更为合理。但不管哪种划分，都只是一种阶段性文化浪潮的波动起伏而已，最为重要的是要奉献出与时代相呼应的作品与担当的魄力，从这一向度来观察，新一代彝族年轻诗人涌现出来的势头的确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
一个诗歌流派得以确立，除了有完整与整齐的写作趣味与意旨大致相同的诗歌作品之外，还必须有扎实的理论来支撑，这种关系犹如肉体与骨架的联系。而作为地域诗派的彝族诗歌从一开始就注重这种作品与理论的双向映照的建设，从创立初期，发星与梦亦非对地域诗歌的阐释与建构，到2005年以后，围绕《独立》，由大凉山以外的诗人与诗歌批评家朋友的持续加入，让地域诗派得以丰富与巩固，这些人包括：张嘉谚、西域、姚新勇、吴若海等人，以及更为著名的周伦佑、海上、杨远宏、张清华、孙文涛等人间断性的关注。正是在这种由一批具有公义与良知之心的诗人、诗评家的关爱与维护的氛围之下，地域诗派与彝族诗歌得以建立起信心与获得能量。而阿索拉毅、沙辉等年青一代具有批评眼光与实力的诗人兼诗评的崛起势头，让地域诗派的评论传统得以延续与延伸。
三、彝族诗歌所面临的提升、突破、转型等潜在问题。
毋庸置疑，《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凝结了主编阿索拉毅的孤心苦旨，他集结了大凉山之外包括云贵川在内的彝族诗人的作品，这不仅让这本诗集具备了权威性与资料性，而且对于彝族诗歌未来的走向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他前所未有的将彝族诗歌分为诺魂、诺骨、黑巫、诺虎、诺神、诺雷、诺经、诺豹、诺徽、诺雪、诺狼、诺血、诺火、诺鹰等十四个大系，犹如军队的阵列，而且通过它，让地域诗歌的脉络日渐清晰。
但也应该看到，彝族诗歌说面临的问题：许多诗人的作品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还显得单薄；部分诗人在民族的本位性与外来文化的排他性之间犹豫不决；还有的作品既看不出本民族的个性，也看不出“外文化”的现代性；这都是彝族诗歌面临的现状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说彝族地域诗歌一直都面对着提升、突破与转型的问题。提升是指沉入到本民族文化内部，进一步挖掘地道的本民族特色与符号性文化内质；突破是指打破本民族语外来文化的界限，吸纳彝文化之外的营养，丰富与优化彝族诗歌的外延；转型就是把民族文化置入更广阔的现代性域场，体现出更高远的普世文化价值。在这一点上，在前辈的吉狄马加、阿库乌雾、饿尼·牧莎斯加、发星等诗人的写作中有很好的借鉴。
从1998年6月8日，《独立》《彝风》创刊以来，迄今，发星扛着彝族地域诗歌的大旗已经走过了近15个年头，这些年来，作为地域诗派的朋友，我看着发星为彝族地域诗歌呕心沥血，我曾经担心过他茕茕孑立的孤单背影还能坚持多久，而阿索拉毅的挺身而出，让我看到了彝族与地域诗歌传承的希望，作为80后出生的阿索拉毅具有年轻的活力与直接介入当下彝族诗歌既成环境的优势，我希望他能接过发星的大旗，以他决断的勇气、深入的学风和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愿景，迫使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慢慢向这一方分过来。
2012-11-9于鄂西北 寓中
又见崛起的诗群——由阿索拉毅《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说开去
◎高亚斌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大西南这片雄奇而又寂寞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以彝族诗人为创作主体的诗歌群体，这个诗歌群体的代表，既有老一代的吉狄马加，又有年轻一代的阿卓务林、阿库乌雾、周发星等人，他们以雄浑悲壮的大凉山作为诗歌的地理空间，以彝族丰厚的民族文化作为创作依托，在新时期以来的诗坛上发出了属于彝民族自己的声音。
近些年来，一方面，彝族诗人们正在致力于诗歌文本的创作，目前他们的作品已经卷帙浩繁，蔚为大观，另一方面，如周发星、阿库乌雾等人，他们还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彝族诗歌的搜集整理和彝族诗人的发掘工作，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早在2002年，他们就曾出版过《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发星工作室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年版）一书，对新时期以来彝族诗人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展示。最近，又有诗人阿索拉毅主编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一书问世，全书收录了包括彝族著名诗人吉狄马加、阿卓务林、阿库乌雾、倮伍拉且、周发星、俄尼·牧莎斯加、普驰达岭、沙马、吉木狼格、阿苏越尔、阿诺阿布等人在内的100多位诗人的代表性作品，成为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完整的彝族诗人诗歌作品集。在这些诗人中，吉狄马加无疑是彝族诗人的一面精神旗帜，而阿卓务林、阿库乌雾等人则是杰出的后起之秀。这是我国少数民族诗坛上又一次“集体出击”，显示了彝族诗人的强大阵容和辉煌影像。他们之中，有的人们已经非常熟悉，有的可能才刚刚走进公众的视野；他们的作品，有的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有的是诗人们近期的新作，总之，透过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影，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言说构建了彝民族精神的群体雕像。
彝族历来就有诺苏(即黑色的民族）等不同的自称，这部诗集以“诺”的系列，勾勒出一种民族生存的图景和民族精神的图谱，形塑出一个处于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地域性与全球化、民族与世界等错综复杂的各种纠葛之间的有着血肉和灵魂的特殊混合体。犹如面对一座突兀树起的大山，我们有幸目睹了一个年轻的诗群已经于这个贫乏的时代悄然崛起。
传统与现代
对于每个民族诗人来说，民族传统是他们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彝族诗人们的诗歌里，彝民族所特有的民族风情、民俗事象已经成为他们诗歌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大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时令节日、神灵信仰、民间娱乐等等，都是他们入诗的对象，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无比生动的世俗生活画卷。
老一代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言说中，开拓出一片诗意的沃土，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心史。他热情地歌唱雄壮的大小凉山、乌蒙山，秀美的金沙江、红河，歌唱祖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彝人，歌唱他们如同衰老的斗牛般“你竟可以把他消灭掉，却就是打不败他”（海明威语）的坚强的民族性格。尤其是他们的生生死死，更加成为吉狄马加吟唱不已的诗歌主题，于是，在他的诗歌里就出现了诸如葬礼、葬歌等等事象的描写，从死亡的角度彰显出他诗歌里的生命意识。在这类叙写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关于母亲葬礼的描写：“彝人的母亲死了，在火葬的时候，她的身子永远是侧向右睡的，听人说那是因为，她还要用自己的左手，到神灵世界去纺线。”（吉狄马加《母亲们的手·题记》）这种通过葬礼仪式对于母亲的叙写，使母亲的形象具有了既充满神性又富于人性的双重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为人类母亲的一种文化原型。另外，吉狄马加曾经说过：“我个人深受彝族原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彝族的创始史诗和古老民歌。诗人需要从原始文化中汲取营养，这对诗人来说很重要。”（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在他的诗歌里，充斥着诸如口弦、獐哨、火镰、鹰爪杯、猎枪、头巾、英雄结等彝民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古老的神话传说、巫术文化、毕摩文化等等，在他的笔下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比如，吉狄马加在诗歌里守望着毕摩，因为“毕摩死的时候/母语像一条路被洪水切断”，所以守望毕摩也就是“守望一种文化”(吉狄马加《守望毕摩》)。并且，由于有了神话传说、民间巫术、宗教习俗等不同文化因素的参与，使他的诗歌呈现出神性的意味，于是，天地万物都具有了灵性，出现了如吉狄马加所描写的“大凉山男性的乌抛山/快去拥抱小凉山女性的阿呷居木山”的诗意情境(吉狄马加《黑色狂想曲》) ，事实上，彝族人民正是生活在这种神性的家园里。
在彝族诗歌里，这种民族传统的影响，还体现在诗人们对彝族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歌、俗语等民间文学形式的借鉴和倚重上，体现出他们对母族文化赤子般的情感皈依。在这里，还有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的坚守和民族意识的寻根，是面对强势的汉文化的情势下众小民族的文化生存与突围策略，因而具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
除了民族传统特色以外，在彝族诗人们的作品中，我们还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现代气息，无论是在彝族诗人的诗歌主题上，还是在他们的诗歌形式上，都留下了现代性的深刻印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彝族汉语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他们选择了汉语，也就选择了一种表达上的现代性。早在老一代诗人吉狄马加那里，对于民族意识的发掘、对于民族传统的审视，以及对于民族未来的想象，就已经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性特征；这种情形，在新一代彝族诗人们的诗歌里得到了更加强有力的体现，使他们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的色彩。比如，在阿库乌雾的诗歌里，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城市，只是一座布满了蛛网的精神围城：“蛛多 蛛网多/道路与方向四通八达/线形的陷阱毫无破绽”，“人蜘蛛 气蜘蛛/语言蜘蛛 图画蜘蛛/诗人形同苍蝇/受困于一种成就”（《蜘蛛经》）。在这样的城市里，到处是“流水的街/流蜜的街/流血的街/流脓的街”（《街谱》），这些街道，仿佛“引起黑蚂蚁啃噬后的/弃骨”（《雨城》）……阿库乌雾的诗歌意象，是诡异而且怪诞的，他对于浮华喧嚣、躁动不安的现代文明持有明显的质疑和拒斥态度，喜欢用不合常规的语言挑战汉语语法的既成规范，显露出一个诗人独立不倚的精神姿态和卓越不凡的人格形象。
自我与他者
在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中，他们始终讲述的是一个民族自我的历史和现实，向外界传达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彝族诗歌也是如此。在彝族诗人们的笔下，家乡是一片“群山护卫的山野”，这片土地是“埋下了祖先头颅的土地”（吉狄马加《古老的土地》），在这里，生者是流动的河，死者是寂静的山（吉狄马加《黑色的河流》）；这里有着“我传统的父亲/是男人中的男人/人们都叫他支呷阿鲁/我不老的母亲/是土地上的歌手/一条深沉的河流/我永恒的情人/是美人中的美人/人们都叫她呷玛阿妞”，由此他发出了“我——是——彝——人”的宣告（吉狄马加《自画像》）。从这样的诗句里，可以看出诗人对于民族身份的认同，对自我文化角色的确认，其中显然洋溢着一种自信与自豪的民族情怀。
一方面，彝族诗人们立足民族传统和文化，发出了本民族坚定的声音，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一体化的发展，彝族作家和诗人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他们已经很难保持其民族文化的单纯（自然，也没有必要那样做），而具有了文化多元化的特点，这种现象被阿库乌雾称为所谓的“语言混血”和“文化混血”。许多彝族诗人都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文化裂变之痛，于是，就出现了如吉狄马加“我看见一个孩子站在山岗上/双手拿着被剪断的脐带/充满了忧伤”这样的诗歌意象 (《一支迁徙的部落——梦见我的祖先》)，成为一个民族面临文化断裂和重塑时期的充满迷惘的精神姿态。自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外来文化的渗透，绝非仅仅是一种难以愈合的文化创伤，这既是一种强势文化的渗透，同时又是民族文化自身的敞开。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萨义德所说的：“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萨义德《东方学》）汉文化的强势渗入，一方面对彝族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其丧失了许多独异的民族性的东西，但也为彝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正是在汉语的烛照下，彝族作家和诗人们才找到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本质的东西，获得了对于本民族的文化确证。
在汉语诗歌艺术方面，各个少数民族诗人们都进行过自己的探索。比如，被称为“彝族母语诗人”的新生代诗人阿库乌雾就曾提出了著名的“第二母语”的理论，他认为：“在汉语的语境中，就必然是用汉语的语法来表达”（罗庆春（阿库乌雾）《雄鹰与太阳的歌者——吉狄马加诗歌的精神世界》）， 同时，他又指出，少数民族诗人在运用汉语的时候，不是被动地顺从规则、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选择：“但是在用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性的时候，就有一些既有汉语无法畅达地传达的意思，于是诗人便对汉语进行一些改造和变形。”（同上）在新生代的彝族诗人中，阿库乌雾、阿卓务林、倮伍拉且、吉木狼格、阿苏越尔、鲁娟等人的诗歌都体现出同时代汉语诗歌充满叛逆性的语言和艺术特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彝族诗歌融入了当下汉语诗歌的发展主流，极大地彰显了少数民族诗人的艺术创作活力。尤为可贵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抗争，没有使自己沦为汉文化的附庸。彝族诗人们的这种文化抗争，表现为对自我民族身份的深刻认同，以及对于本民族语言的自觉坚守，在这方面，尤其以阿库乌雾为代表，他一直敏锐地关注着少数民族的语言问题，在他的诗歌里，出现了“那些偷学汉语的少数民族/使一些汉字走向贫血/……诗人重新建立自身与语词的关系/在诗歌繁荣的时节/消灭诗歌”（《蜘蛛经》）的诗句，对少数民族与汉语在语言上发生的悖谬关系，进行了反讽式的描写，揭示了彝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深刻的文化冲突。另一方面，彝族诗人们也开始自觉地以他者作为文化参照，反思自我文化中某些落后的甚至属于糟粕性的东西，如阿库乌雾在《雏鹰》一诗中所写的：“一只鸟儿的阴影/整整笼罩了一个民族/全部的历史”，体现出彝族现代知识分子自觉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者作为文化参照的背景下产生的。在汉语语言的建构过程中，彝族诗人们也留下了宝贵的探索足迹，为丰富和发展汉语文学，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
王家新曾经指出：“‘传统’的被重新发现和认识，完全是因为对‘西方’的敞开。”（王家新《中国现代诗歌自我建构诸问题》）同样地，彝族诗人对自身的发现和认识，也是因为对汉文化的全面敞开。于是，彝族诗人由原来的自发状态走向高度的自觉，由原来的分散状态走向民族意识驱动下的高度整合，一支由彝族人组成的创作群体正在形成。他们立足于彝族文化的久远传统，向外界诉说着一个民族的昨天和今天、幸福和苦难、记忆和梦想，以诗歌的形式抗拒着对历史的遗忘，抗拒着被强势文化同化的危险。由此，吉狄马加、阿卓务林、阿库乌雾……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汇聚在彝族诗歌这面大旗之下，凝聚成为所谓的“诺魂”、“诺骨”、“诺血”的“血肉之躯”（ 阿索拉毅《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显然，在汉文化的映衬下，一个逐渐崛起的诗群开始慢慢凸显出它日益清晰的轮廓，并将在未来的文化舞台上，留下自己辉煌的身影。
地域性与全球化
彝族是我国所谓众小民族之一，目前人口800多万，主要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广西的西北部一带。由于生活区域的限制，使其文化也具有了地域性的特点，更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形成了内涵深厚、独具特色的彝文化景观。如同所有民族文学一样，民族、地域、风俗、乡土等等文化元素，构成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精神徽记。
在彝族诗歌里，大西南狂野雄奇的土地，大凉山悲壮苍凉的蛮荒景象，众多流淌过这片土地的美丽河流，所有这些，都共同构筑了他们苦难而又诗意的生存家园。在诗人们笔下，土地、群山、河流、石头、泥块等等，都在讲述着一个个关于民族的故事，也因此而都具有了灵性和生命化的特征。可以说，这样的地域滋养了这群禀赋异常的诗人，这群诗人又用自己充满民族血性、富有异质性的语言，传达着这一地域、这个民族独特的声音，这种情形，用诗人吉狄马加的话来说，就是：“我的部族就生活在海拔近三千米的群山之中，群山已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在那里要看一个遥远的地方，你必须找一个支撑点，那个支撑点必然是群山，因为，当你遥望远方的时候，除了有一两只雄鹰偶然出现之外，剩下的就是绵延不断的群山。群山是一个永远的背景。在那样一个群山护卫的山地中，如果你看久了群山，会有一种莫名的触动，双眼会不知不觉地含满了泪水。这就是彝族人生活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不产生诗，不可能不养育出这个民族的诗人。”（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漫谈我的文学观与阅读生活》）
地域性的文学必然有着一些特殊的地域性的文化符号。在彝族诗歌里，大凉山、巫术文化、毕摩文化等等，业已构成了这类富有地域特征的文化符号。这类文化符号，作为彝族诗歌的一个文化元素，散布在彝族诗人的作品中，几乎无处不在。比如，彝族自称为诺苏，因此他们对黑色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特别的感受，尤其对吉狄马加来说，黑色已经成为他诗歌的一个基本色调，在他的诗歌里，河流是黑色的，人流是黑色的，黑色构成了他诗歌的独特灵魂，也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灵魂，正如诗人自己所写的：“是我从源头啜饮了/我们种族里黑色灵魂的乳汁”(吉狄马加《想念青春》) 。另外，在彝族诗人们的诗歌里，还出现了老虎、雄鹰、蜘蛛等等动物的意象和文化符号，既表征了他们的民族图腾，又构成了彝族诗歌地域性的一大表现；而他们对祖先的歌唱，如“我们的老人已经制造了一万次爱情/我们的老人已经制造了一千颗太阳”（吉狄马加《做口弦的老人》）， 等等，都具有祖先崇拜的特征。总之，这类地域性文化符号，与一种民族精神相结合，成为彝族诗歌中诗性而澄明的存在，这使他们的创作具有了某种原乡色彩。
如果以一个汉文化中心论者的视角看来，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但是，已经有许多少数民族诗人意识到了这种边缘性的好处，因为这正是一种“边缘的活力”（杨义语），也正是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包括彝族诗人所追求的地域写作的要义所在。在这一层面上，彝族诗人周发星等人提出地域写作的诗学概念，并且身体力行地进行相关理论的倡导和实践，的确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彝族文化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这在彝族诗人们的诗歌里也得到了显明的体现。比如，在早期诗人吉狄马加诗歌里，传统的民族意识被转化为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宏大的“人类友爱”。相对来说，他更关注那些弱势民族，他总是以充满悲悯的目光叙写印第安人、黑人、犹太人、吉普赛人和雅利安人，也许，正是从这些不幸的民族身上，吉狄马加找到了彝民族相近的历史遭遇和苦难经历，找到了表达民族心史的契合点和突破口。所有这些，都昭示出彝族诗歌的开放姿态和艺术活力，使彝族诗歌获得了在地域性与世界性之间对话的可能，这也是我们对于彝族诗人这一群体的殷殷期待之所在。
他们从黑色的山岗走出
——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
◎邱 婧
彝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作为一个热爱彝族诗歌的人，即使阿索拉毅不提出为《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写一篇评论的要求，我也会忍不住分享对这场诗歌运动的些许看法——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单向度的诗歌活动，而是数个继发性的、组织性的、山地色彩的诗歌阵地的有机组成。可是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以研究彝族当代诗歌为业的人，我对这片炽热的土地又靠的太近，实在不敢轻易下手妄加评论——何况我并不是一个彝人，这样的身份和距离又塑造了我有限的彝族经验。
夏季的时候，阿索拉毅每天在网络上张罗编选诗歌的事情，而我也去黄山的途中收到未曾谋面却神交许久的发星大哥的邮件。我从拉毅的身上能看到发星当初在上世纪末苦心编选《当代大凉山现代诗选》的影子。从浩如烟海的诗作中挑选结集，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不用说从彝民族八十年代以来如此辉煌和震撼的诗歌大潮中遴选了。于是我一边做手头的博士论文，一边期待这本诗选的诞生。终于，这场阅读的盛宴从我在喀什的旅行开始。在收到拉毅的评论写作邀请之后，我关于彝族诗歌的博士论文也近过半，因此为《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写一些自己的想法，实在变成了一种享受。
由于研究的关系，我先于这本诗集接触到的是转型期彝族诗歌的全貌，这种全面而日常的诗歌接触使得我对彝族的古老文化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彝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歌始于大凉山、诗人吉狄马加，他在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不仅在彝族诗坛、也在汉语主流诗坛扬名。其后凉山地区以及云南、贵州的彝族诗人们，以代际的力量推动了彝族诗歌创作的大潮，西南民大更是成了培养彝族诗人的练兵场。发星是对诗歌创作大潮整合、记录的先驱者，他在2000年出版了亲自编选的《当代大凉山现代诗选》。如阿索拉毅般的投身于彝族文化整合大业中的青年们紧随其后，给诗歌爱好者带来了更加全面而丰富的诗歌盛宴。
另一个令人惊喜的事实便是，拉毅编选的这本《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收集了大量青年一代彝族诗人的优秀作品，既有生于八十年代的诗人，也有生于九十年代的更年轻一代诗人，恰恰是这股新鲜的黑色血液的不断流入使得彝族诗歌能够长青——作为一个有着如此众多的高质量的诗歌作品的民族，有着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诗人，彝族无疑是幸运的。
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里，编者将彝族诗人分为十四个大类，这样的分类方法，或者因诗人的年岁、性别、或者因诗人的呼声、或者因诗人的教育背景……让我颇感安慰的是，在数年的研修生涯中，我听说过或者研读过《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中绝大部分的诗人的作品，也和其中一部分诗人成为朋友，他们的热情和诗作的魅力十分令人难忘。在这里，我无须着力称赞这部诗集和各个诗人的著作是多么优秀，因为那是显而易见的。我仅仅是为诗歌编选本身提供一些新鲜的观点，另外发掘一些彝族文学内部的、深处的、细微的东西，以此证明“彝族诗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高度同一的诗歌流派，也不是一个长期被“他者化”、“民族化”的单向度的文学活动，而是有着双语杂糅经验的彝族诗人们，创作出的枝蔓错杂的、具有差异性的，同时拥有不同程度的族裔本位性的“民族”诗歌，而这类诗歌在中国主流汉语诗坛发展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填补了主流诗坛中缺乏的诸多异质性元素，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专论技艺来说，少数族裔的生命体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话语的碰撞和结合，更为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增添了诸种亮色，当然，更不用说，彝族诗歌在多民族文学中所表现出的优秀与重量。
“诺魂系”是编者列出的第一类诗人。诺魂，顾名思义，诺苏之魂。而诺苏又是彝族人的自称。这些被称为“诺魂”的诗人，大多同样出现在发星在世纪之交编写的那本《当代大凉山现代诗选》中，比如吉狄马加、阿库乌雾；当然也有不曾出现在发星那本诗集中的，比如吉木狼格。发星在后记里陈述了吉木狼格之所以没有被选入《诗选》，是因为他“不存民族之根”，也就是说，吉木狼格的诗歌中很少能窥见彝族元素。当然，我并不完全认可这个判断，吉木狼格是八十年代“非非主义”诗歌流派的重要人物，他同样具有彝族身份，口语诗歌抹去了宏大叙事的色彩，使得主体日常化并且降格，因此在他的诗歌中，存在着两重反叛：一是对彝族身份的反叛，二是对主流诗歌宏大叙事的反叛。在《诗选》出版的十二年后，我们欣然看到，青年诗人阿索拉毅对筛选诗歌的宽容度有所提高，他将吉木狼格的诗歌收录在内，另一方面，收录进来的这几首，彝族元素的痕迹略微可见，可以说，阿索拉毅的编选尽管尽量宽容，但是他和先驱者发星的方向都是注重彝族身份的诗人对彝族元素的表达和彰显，显然在这一点上，两位不同代际的编选者是高度一致并且殊途同归的。
宽容度有所提高，并不仅仅归功于编选者的思考，也于编选的成熟程度和时间有关。现在彝族诗歌的编选已逐渐走向成熟。我曾收集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期间的少数民族诗歌集，诗歌高度统一的主题让人无法分辨族别和具体时间段。比如彝族诗人替仆支不的《我握着毛主席的手》与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我握着毛主席的手》一诗的题目相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0年还出版了《我握着毛主席的手》一书。题目如此雷同，内容的相似度就不难想象了。
这次，彝族诗人孙子兵的诗歌入选《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折射了宽容度的问题。我曾经对云贵川三大彝族地区的诗人诗作做出比较研究，由于云南和贵州很多彝族人民处于散杂居的分布状态，其生活方式与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人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如果这种生命体验注入写实诗歌之中，差异就更加明显了。如果说非非主义的领军人物吉木狼格是故意避开其族裔身份，那孙子兵便是无意识的“颠覆”。他是贵州晴隆县人，如果阅读他的诗歌，很难能彝族身份联系起来。一般意义上，如果一个彝族诗人书写乡村的日常生活，肯定充满了彝族的色彩：坨坨肉、擦尔瓦、荞麦、锅庄。而孙子兵恰恰不符合这个法则，他笔下尽管一再书写自己的乡村、母亲、过年的体会……但大多是“麦田”、“田埂”、“养鸡”这样的字眼，这一切似乎和彝族元素无关。
尤其有意味的是《西南》一诗。在诗人的话语体系中，将自己的乡村“鸡场”，置于“晴隆”县之中，又将“晴隆”，置于“贵州”之中，最后将“贵州”置于“祖国”之中。这样的架构在彝族诗歌中相当少见。在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中，我通常看到诗人们会将自己的归属感从“故乡”扩展至所有的族人，并以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的形象为符号，填充到这个“天下彝家是一家”的话语体系中。简而言之，孙子兵与大多数彝族诗人不同的是，他从“原乡——民族”的体系中突围，然后又融入了颂歌式的以行政区划为符号的另一套“个人——故乡——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反观我选择的孙子兵的《冬月》：“放牛看山”、“秋收的苞谷”、“麦苗”“铧犁”……这明明是一个典型的汉族式的农耕社会的意象，在彝族诗人的笔下却看起来如此不协调。诗人孙子兵虽然是彝族身份，但他的生活方式和对待族属身份的态度都随之而不同。由此可见，这种成熟的诗歌编选机制的宽容度延伸到了单纯具有族裔身份的诗人，是一种能够接纳多元化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不仅主流汉语文学需要承认，少数族裔文学是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族群内部的文学评价体系也需要承认，具有族裔身份的诗人也可以书写超越单个族裔的思考。
另外，我避开被诸多评论家盛赞的吉狄马加和阿库乌雾，因为无需在此赘述他们为彝族诗歌八十年代以来的大潮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里，我更想谈一下阿苏越尔。拉毅曾经对阿苏越尔的长诗《阳光山脉》做出很高的评价，在这次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中也选择了这个文本当作阿苏越尔的代表作。他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更温和客观。凉山地区的彝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依然留存了较为独特的家支制度和等级制度，在阿苏越尔史诗般的诗作中，他试图重现这样一幅场景，既是日常的、生活的，又是远古的、神秘的、布满光芒的，这些场景里不乏真实，例如家支之间的械斗，当代乡村里的“罂粟”，他并不像大多数彝族诗人那样去回避这些曾经出现和正在发生的问题。这是颇为难得的一点。通读全诗，诗人试图表达的是对固有的彝族乡村渐渐被城市化所吞噬的惋惜和忧伤，然而这一切通过动态的、史诗般的图景表达出来，修辞依然占据了诗歌的主体。与其相比，阿库乌雾使用了另外一种直接的修辞方式，并用大声的呼喊替代了阿苏越尔的梦境，同样表达了彝族知识分子的忧心。
《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的另外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于“全”。彝族是中国第六大民族，其人口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发星之前编选的《诗选》是专门针对了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诗人，回族学者马绍玺曾经选编了一本《小凉山诗人诗选》，然而真正将作者为“彝族”身份的诗歌作品统一进行编选的诗集，大概这是第一本了。一方面，这是文学发展的正常规律，从无到有，从小处到大处，从同一到重视差异性。比如，少数民族文学的官方奖项是骏马奖，第十届获奖者之一、彝族诗人木帕古体是以彝语创作的诗歌而获奖，可以看出，政府对民族文学奖的获奖范围界定不断拓展，将母语创作纳入其中，开始注重除汉语作品以外的创作类型。这恰恰是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种途径，加大政策的扶持和导向会激励诗人用母语创作的热情。另一方面，从《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可以看出彝族诗人们不断整合、聚集的愿望，这与诗歌中日益增长的族裔本位性不无关系。《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里出现了大量的云南、贵州的彝族诗人的作品，而并不再局限于大凉山的合唱团。
依照我看到这本诗集之前的判断，在我早期关于彝族诗歌分布的研究中，得出几大彝族地区的创作分布趋势：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云南、贵州的彝族汉语诗歌作品最多，那时凉山地区的汉语水平还在逐步提高之中。上世纪80年代之后，彝族的创作大军主体骤然由凉山地区的彝族诗人承担起来，倒不是创作者本身的位移，而是凉山地区用汉语创作诗歌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云南和贵州地区的人数，而且如火如荼。然而，当我看到阿索拉毅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之时，又一次发现了新的变化。很多更为年轻，甚至不到20岁的诗人们出现在彝族诗歌全集的舞台上，而他们的所在地均匀分布在四川、云南和贵州。在此之前，我仅认识一位1993年出生的云南彝族诗人罗洪达汗，这次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里看到了太多的同样年轻的彝族诗人，可见彝族人才辈出，有了这些新一代的思想者，彝族的文化传承应该不会太令人担忧。
我发现，毕摩传统入诗，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体现的尤为全面。在彝族诗歌中，有一部分是单纯歌唱日渐消失的民族传统的，比如吉狄马加、吉狄兆林，另外一部分却是和毕摩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巴莫曲布嫫、阿库乌雾、普驰达岭、俄狄小丰、牧莎斯加等人。当然，这几位的创作路径也大相径庭。如巴莫曲布嫫用仪式性的话语直接介入诗歌，而阿库乌雾则以杂糅性（前期语言的混杂和中后期文体的混杂）入诗，普驰达岭直接化用毕摩传统典故和史诗，而牧莎斯加是在诸种现代诗尝试中掺杂毕摩传统的元素……这样的惊喜是接连不断的，因为我曾经做出判断，年轻一代的诗人似乎更倾向于写实诗歌，看到《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之后这一判断同样被颠覆了，尽管有写实的现象存在，但这绝不是全部。还有很多青年诗人可以娴熟地将诗歌创作和毕摩传统。宗教符号不露痕迹地结合起来。
《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还集中体现了诗歌之“新”，作为持续关注彝族诗歌的研究者，我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很容易发现我从未读到过的诗歌，诗集除了收录了吉狄马加所作的一些颇为人知的作品以外，还收录了大量各个年代诗人的新作，这能够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比如麦吉作体，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诗，是在发星和阿索拉毅热心提供的另外一本诗集里，他当时仅仅写了半年诗。他有一种迸发力蕴藏在诗歌的内部，随着语句而扩散开来。我对独立19期中麦吉作体入选诗歌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最后一首几乎是一个男孩对离去情人的内心独白式的呓语。然而，谁又能否定其民族寓言式的特质呢？詹明信在讲述第三世界文学的时候，反复强调私人经验和国家寓言之间的暧昧关系，其实在麦吉作体这里，对离去情人独自吟唱的私人经验，完全可以承载到一个更加宏大的主题上，那就是从极其细微的向度上去处理“原乡”和现代社会的关系。如《一个男孩的情魂恋曲》，第三曲和第七曲的首句如果放置在一起，便构成一个完整的寓言式的对应关系”。那时候，我读到的还是他早期的作品。然而这次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里，麦吉作体的创作又变了一种风貌，诗歌都是2012年夏季所作的最新作品，他对母语的关注开始逐渐增多，而话语的直接性和力度也随之增加。拉毅所编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为彝族诗歌研究做了许多工作，譬如“全”、譬如常见常新，将新作纳入诗歌编选之中的做法是大胆的尝试，因为很多时候他并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作者犹疑的修改，但是新作能让研究者更新自己的研究视野。这点与拉毅的勇气不无关系。
将女诗人的诗歌组合到一起，也是一个有新意的尝试。彝族女诗人的代际性尤其明显，巴莫曲布嫫、禄琴、鲁娟，之后便是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青年女诗人们。她们的诗作，除了开拓者巴莫曲布嫫的大部分作品之外，性别表达都相当明显。当然其中也有异质性，但是均能够填补、填充彝族诗人群中较为粗犷、豪放、猛烈的一面。她们是温婉的、忧伤的存在，有时候，女性视角更能够替代民族寓言而存在。有意思的是，拉毅选择了一首女诗人2004年所作的诗《在车上》，这首诗后来被学者姚新勇敏锐的捕捉到内部微妙的含义，诗中陈述了这么一件事：主人公应该是在回乡的列车上，哪怕“我”在车上被一群男人用猥亵的眼光去评头论足，“我”依然觉得是美好的、不忍心去打断的，因为他们说着“我”的母语，是“我”民族的男人，而不是他者。这样的女性视角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的叙事而存在，这更加贴近了民族寓言的性质。这里的女性“我”处在被看的一面，又处在少数族裔的一面，意即“我”兼任了边缘民族和边缘性别（或者说弱势族裔和弱势性别）的双重身份。这样的诗歌已经不再需要修辞来表达深重的含义，叙事已经足够。其他女诗人的诗歌同样巧妙地利用了性别视角来影射或者指涉族裔关系。这个女诗人的分类为整个《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增色不少。
拉毅对文体的宽容度有所提高，散文诗同样被作为诗歌的形式选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里。阿库乌雾、吉布鹰升等诗人对诗歌文体的拓展，在发星后来编选的几部诗集里也均有体现，然后在阿索拉毅这里得到了延续。
写到这里，我似乎又一次看到阿索拉毅整个夏季和秋季在埋案苦读、辛苦遴选诗歌的场景。我注意到，他不仅收集了诗人新近的作品，还不分年代地收集了八十年代以来彝族诗人们各个时期的诗作。超过100号的诗人和如此具有优秀品质的作品，我实在无法用笨拙的笔触一一点击、评论，但是纵观《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他为彝族诗歌走向中国、世界诗歌舞台迈开了重要的一步，也为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作出了不少努力，我想这应该了实现阿索拉毅编写这本《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的初衷吧。借用我上次对《独立》19期的评论来结尾吧：在这块 “中国诗歌最隐秘圣地”的凉山，有这样的诗歌运动倡导者，有这样的热衷于公益和诗歌的青年们，有这样的为族群歌唱和忧虑的年轻诗人们，彝族无疑是幸运的。
邱婧：女，广州暨南大学博士邱婧，研究方向：少数族裔汉语诗歌。
虎啸山林：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的辉煌与悲壮
——兼论《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
◎海 讯
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有着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体系和美学空间。据不完全统计，仅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云、贵、川的彝族诗人群就出版了约160余部诗集，其中四川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吉狄马加诗选》、阿库乌雾的《走出巫界》《密西西比河的倾诉》、倮伍阿且《大自然与我们》、吉木狼格《静悄悄的左轮》、海讯《海天密语》，丁长河的《红红的雪》，云南李骞的《彝王》、李智虹的《云南高原的手势和嗓门》、赵振王的《公仆本色》、普驰达岭的《临水的翅膀》、阿卓务林的《耳朵里的天堂》，贵州禄琴的《面向阳光》、鲁弘阿立的《月琴上的火焰》等诗集，在文坛上都有着一定影响。还有最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新人新作，及那些散见于全国各报刊数以千计而尚未结集出版的作品，同样闪耀着诗的美学光彩与独特价值。我认为，当代中国彝族汉语诗歌，作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是应该给予关注，也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的时候了。
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和当下文学被边缘化的情势有所不同。由于彝族是个诗的民族，加之彝族诗人们的生活阅历，审美情感不同，他们的诗虽然在社会转型时期难免也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却不但不失去各自独特的光芒，相反，独特的地域，独特的民族，独特的文化，独特的思潮，独特的视角，在独特的历史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丰富而宏大的诗歌景观，更令当今萎靡不振的中国诗坛增添了不少亮色。本文不准备对新时期中国彝族诗集或诗作进行精密的评价，只根据彝族汉语诗歌的现象本身，大体划分出几个阶段，简单地进行梳理，以期引起专家，学者及同行更多的注目与评价。
一、考古与发现——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历史文化背景
彝族是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一个民族，考古研究表明，彝族先民在史前已创造了以彝文为标志的灿烂文明。考古发现了9000——8200年前的古彝文，在长江中上游乃至辐射到黄河流域都有古彝文的考古发现。在中原夏商之际，彝（夷）系统民族已在长江中上游独立存在，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创造了独自的文化体系，彝族先民以西南这片广袤、富饶、峻拔的山地为历史舞台，在同自然与社会的生存抗争中创造了自己的辉煌文明和文明史，并逐步扮演起长江文明初始剧的主角，继而形成以古滇国、古蜀国、古夜郎国和楚国等长江中上游“四大文明古国”为雄厚根基的长江文明主体民族，其文明光芒辐射到了中外。直至秦汉后彝族文明才日渐衰落，而文明的余晖至今仍有余存。
考古还发现，古彝文早于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古文字，而且是迄今为止唯一还鲜活着的文字，彝经“猴变人”的进化论早于达尔文上千年。彝族大多居住在大西南云贵高原西部及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等山脉一带和金沙江、元江、南盘山、雅砻江，大渡河和红河等沿岸。勤劳朴实、善良坚强的彝族人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发明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语言文字，用诗谱写了族群记忆辉煌壮丽的历史篇章。
考察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哪个民族能像彝族一样什么东西都用经文（诗歌）的形式记录着自己的生产、生活、迁徙和族群发展脉络的，可见诗歌这一形式对于表现彝族人的思想情感交流等方面的重要性，及其在彝族人民心目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在广大的彝族民间，我们随便回眸一下彝族的历史，你就不难发现被誉为彝族百科经典的《勒俄特依》，伦理教育经典的《玛木特依》、宗教哲学经典的《尼木特依》、英雄神话史诗《支格阿鲁王》、充满机趣、幽默、智慧和哲思的《克哲尔比》、叙事长诗《阿诗玛》、抒情长诗《妈妈的女儿》等等，如此卷帙浩繁的经史典籍无一不是以诗写下的。不仅如此，关于彝族诗歌早在南北朝时期，彝族大学者举奢哲与阿买妮，就创建了彝族自成体系的诗学理论，提出了“诗骨论”。因此，彝族民间有“不学诗，无以言”之说。由此可见，彝族是个诗的民族，彝族的历史是完全用诗写下的，这一点都不为过。
古代彝族诗歌，在诗歌格律方面讲究押韵，压调，谐声，扣，连，对等，特别是扣，是其他民族的诗学中所没有而只有彝族文艺理论和诗歌创作实践才有的；在诗学范畴方面，彝族诗歌独具一格地提出了主、骨、题、根、影、魂、风、味等等独特的诗学理论，而这些诗学理论中的根、主、骨等理论范畴更是其他民族的文艺理论中所没有的。因此，考古还发现，彝族诗歌的历史背景是源远流长的，也是有着其特殊的人文、地理和文化根脉可寻的，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文学宝库中辉煌灿烂的一朵奇葩之一。
二、回归与重构——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发端和崛起
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彝族汉语诗歌起于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歌一开始就自觉地在地域和文学的边缘地带，坚持用诗歌传达民族文化的内涵，坚持关注人类的环境，坚持关注生命的存在，并且成功地运用彝族汉语诗歌的新的表达方式，准确地表现出彝族汉语诗人出生地域的独具特色，所以他开始写诗之初，就用诗的艺术形式，反复咏唱生养他的这块古老土地。不过，诗人一开始就卓尔不群地意识到，长久停顿在对故土的表达，诗歌的创作风格就会越来越窄。所以，吉狄马加刚步入诗坛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诗人是人类最后的良知与道德底线”，并自然而然地回归与重构了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价值取向，响亮而极其特殊地抒写出了“我是彝人”的根性力作，由于他的诗歌精神内核的回归与外在表现方式的重构，加之，他在彝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乃至于世界文化之间存在着深深的“壑沟”时，恰到好处地脱颖而出，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彝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甚至是彝族文化与世界文化这一文化壑沟上里程碑式的一座桥梁，一座让封闭了千万年的彝人以他的诗歌方式与世界进行前所未有的沟通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吉狄马加的价值与作用至今都是无人能够匹敌的。继而阿库乌雾、李骞、禄琴等自觉地运用汉语来进行诗歌创作，激起了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的千层浪花，在彝族汉语诗歌的发端与崛起这一时期，他们都在自己不同的位置以风格迥异的作品，为彝族汉语诗歌的发展与崛起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阿库乌雾用彝汉双语进行创作，不仅成绩蜚然，而且还开了新时期彝族彝汉双语诗歌创作之先河，可谓卓尔不群，影响深远。李骞以独特的彝山地理为写作背景，以彝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为诗歌艺术的表现契机，展示个人诗歌话语的新天地。其坚韧、本真的生命写作行为，使他的彝族汉语诗歌一开始就呈现出诗意盎然的生命活力。还有禄琴等一批彝族女诗人的出现，单从彝族文学发展的角度而言，她们的出现和对写作活动的参与，其价值和意义都是深远的。它标志着彝族女性第一次拥有独立发言的权利，用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她们在民族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和女性特有的纤细、温婉的情怀，使她们的作品充满特殊韵味，也为中国当代文坛增添了新的审美内容。
除此，新时期的彝族汉语诗人们经历了诗歌内在精神的回归与外在表现方式的重构之后，正如王兰香所说：开始更多地寻求更宽阔的诗歌创作之路，力图“用诗来探索宇宙，解释自然，破译人生，以期达到诗歌内在涵义的宽阔和厚度”。年轻的彝族汉语诗人们有意识地偏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去重新定位诗歌的源流，这是现代主义诗歌实验精神的一次顿悟。他们背离自己赖以生存的地域，从生存的空间突围出去，这完全是出自于对生存悖论的深刻体验。故乡的风土人情是他们诗歌创作的原始资源，但是故乡之外的大千世界又是他们取之不尽的生活素材。于是他们走出彝山，走进喧嚣嘈杂的现代社会。像云南的王红彬关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如《等待敲门》描述了个人命运的幻觉和焦虑；李骞则以长诗《圣母》《创世纪》《彝王》表达一种诗歌的“新神话主义”；李阳喜倾向描绘现代人的心理结构；柏叶关注尘世中芸芸众生的情爱世界；李毕通过诗来表现人生的艰难；萧从斌思考的则是生命与自然的对立与和谐；米切若张的诗歌有“土”的民族文化韵味，同时也散发着现代诗艺的多种气息；赵振王关注生命本质的提升，诉说军营生活的快乐；李果用心灵与土地对话，表达乡村大地上的民生疾苦。还有攀枝花沙马，这匹彝族汉语诗歌创作中不声不响地杀出的“黑马”，他诗歌的山地气质，原汁原味的淳朴风味，以及对传统的坚守与独立大胆的探索等等。对于这批年轻的当代彝族汉语诗人而言，他们出生的地域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是他们初学写诗时的最佳表现客体。但是，对自己熟悉环境的认同，并没有束缚他们诗歌的创作思路向现代思潮靠近，他们在咏唱传统古老歌谣的同时，其诗歌的美学指向，仍然朝着开放的现代主义迈进。就创作而言，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写作风格各异，或传统，或现代，或温婉，或雄浑，但他们都用自己的歌唱，表达了一个古老民族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动的历史时期跳动的脉搏，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期待，他们的迷惑和他们的更生。再从新时期彝族汉语诗人和作品本身而言，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出，相对于云南、贵州较为松散的彝族汉语诗人群，凉山彝族汉语诗人群的数量和实力都明显处于强势，这不仅仅是因为吉狄马加、阿库乌雾等人的出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凉山彝族汉语诗歌不仅有一批优秀的诗人，而且有不少极有分量的诗歌作品支撑。这批诗人和作品的出现，不仅给当今日渐凋零的中国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从自身产生的历史背景、内部结构和发展潜力上看，一开始就强盛得不可思议，自信得不可思议，质朴流畅得不可思议，别具特色得不可思议，后劲十足得不可思议。这已成为新时期中国诗坛不可忽视，也无法忽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尤其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新时期中国诗坛出现的一批又一批彝族汉语诗歌优秀诗人及作品的不断涌现，都无一不约而同地把思索与笔触聚焦于世纪之交彝族历史文化背景，伦理道德思想的追问、审查与体悟上，反映了我国彝族汉语诗歌审美文化活动的一种新指向：即叩问杂乱的现实，呼唤回归祖先本真的纯粹，肯定人伦亲情的真实，弘扬人文精神的魅力，努力重构彝族汉语诗歌精神领域的新版图，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使命与现实意义中。这就更不得不令人深思，而应该引起中国诗坛的关注了。
大凡人世间的事物都先有品质，再有品格，然后才能谈得上品味。
彝族历史文化背景制约影响着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艺术，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艺术又反作用于彝族历史文化背景。同其它艺术一样，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也根植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中，真正优秀的诗歌文本往往是时代社会生活的折射与预示，其艺术的活力感与审美价值深寓于诗歌本身与现实社会的互动与对话中。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精神，作为在强势文化与市场经济双重冲击下的艺术，初露出了当今中国文坛上罕有的活力与潜力。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发端与崛起以来，吉狄马加、阿库乌雾、李骞、禄琴、倮伍拉且、沙马、巴莫曲布嫫等一批诗人及作品，从各自不同的精神层面都透出他们傲骨铮铮的“诗根诗骨”，也在万事浮于面上的这个时代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他们精神回归的渴望与追思，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一开始，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极其清醒地完成了自己诗歌精神的自我回归、救赎和重构。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和诗人的发端与崛起，实际上只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实力雄厚的个例。但他们在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探索上，已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世界边缘民族日益稀少，边缘文化日夜消融，甚至灭亡的今天，他们的这种作为和意义之非凡，已难免沉沉地敲响了我们这个世纪上空的这口巨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诗歌史上，乃至于世界的一个壮举与奇迹。
三、理想与荒芜——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遭遇的漠视和冷遇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利益的日益分化和社会的急剧变迁，社会纠纷大量涌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社会控制机制相对削弱和社会管理体制严重滞后的情况下，人心浮动，精神空虚，道德沦陷，信仰丧失，理想荒芜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面临和必须面对的诸多严峻问题。
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苦闷、孤独、抑郁、烦躁、多疑、健忘，甚至幻觉和厌世的今天，无论世态怎么炎凉，无论我们看破了什么，淡漠了什么，作为一种理想的崇高，一种空想的虔诚，在我们体内的某处，或社会的某个角落，始终在着，并且牢牢地被坚守着。这个始终被牢牢守着的东西，就是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理想，也正是这种理想，促使新时期的彝族汉语诗歌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当今世界，更加显现出其强盛的生命力，而涌现出那么多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诗人和作品的一个关键原因。
新时期的彝族汉语诗歌的崛起，从时间上看，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迅速发展和大批新人新作的大量涌现是最近几年的事。最近几年极具影响的彝族诗人有李智红、海讯、普驰达岭、阿卓务林、丁长河、赵振王、米切若张等。李智红被称为“云南红土高原的文学骑士”，其诗韵味悠长，意象简约，思想厚重，富有浓郁的红土高原气息与强烈的时代特色，代表作有散文诗集《云南高原的手势和嗓门》、诗集《永远的温柔》等。海讯早年在部队上就被誉为“文坛奇才”，出版散文诗集《海天密语》后，更有中国散文诗坛“南海讯北灵焚”之誉。其散文诗文字简约立体，意象奇峻诡异，语境大气磅礴，内容充满哲理，大多揭示人类生存的乐观、豁达、旷远的际遇，展示出一幅幅极其深邃辽阔而博大的心灵画卷：沉着、豪迈、坚定、辽阔、超脱、奇绝、至真至纯之情至善；尤其是他写彝人的部分，最近在国外引起极大的反响，美国的《国际日报》、菲律宾的《商报》《世界日报》和泰国的《世界日报》等报刊相继不惜用二分之一的极大版面配作者简介和照片隆重推出他的散文诗组章，有专家评价称“海讯散文诗正带着他的彝人精神不断地走向世界”。普驰达岭，根盘在南高原的高空，叶展在四季飞花的春城，果结在皇城根下的首都，是这一时期最为活跃的一只彝家神鹰。他的诗集《临水的翅膀》以深沉忧伤的隐喻，雄健饱满的笔调，唱出了新一代彝人心中的痛与快。阿卓务林的诗，在继承民间传统的基础上，抒情意味浓，读后又有浑厚感；并从“小我”天地中走出来关注他人的生存状态，使诗人和读者的视野更加开阔；从文化的源头寻找诗意，让作品有了厚重感；除此之外，诗人注重语言的超越，力求进入一个奇异的意境领域，故，我在前几年评论他的诗歌时，就高度地定位“矗立山顶的鹰不飞也高”——海讯。丁长河一个饱读诗书的资深编辑、记者，通晓经卷的彝族酋长，他光光的头颅上没有几根杂草，但永远地栖居着无数智者的神灵与魂魄。他的诗似毕摩的经卷，苏尼的吟诵，多数有神灵的诡异色彩，但曲经通幽处无一不是一片广阔的思想天地，茂密的知识林子，淙淙的智慧甘泉。诗集《红红的雪》里，一个个灵动的文字在那里闪着奇异的光芒，等待神来临的仪式。赵振王的诗无论反映丰富多彩的军营生活，再现军人的奕奕风采；反映滇西大地壮怀激烈的历史，讴歌先烈的丰功伟绩；歌唱生养自己的红土高原，描绘彩云之南的灵秀风光和民俗；在行走中捕捉瞬间的美丽，表现对人生对生活的感悟等，大多直抒胸意，情真意切，没有世俗杂念，读罢令人痛快淋漓。米切若张的诗，意象开阔，想象丰富，具有强烈的边缘民族忧患意识和穿透力。
还有一大批早年就一直活跃在当今中国彝族汉语诗坛和近几年涌现出来，且有一部或多部著作问世的就有霁虹、鲁弘阿立、程韵、木帕古体、晓夫、倮伍沐嘎、马德清、阿苏越尔、琼梦石加、英布草心、羿子·伊萨、鲁娟、杨佳富、吉狄兆林、发星、阿洛可斯夫基、阿索拉毅、巴莫曲布嫫、李阿芝、俄尼木莎斯加、沙辉、吉狄吉万、吉布鹰升、阿克鸠射、孙子兵、王明贵、柏叶、米切若张、施袁喜、师立新、李果、黄光平、崔篱、李阳喜、李运华、李志恒、刘存荣、杨继渊、、张寒、张昆华、周祖平、龙天尧、绍春生、吉洛打则、的惹木呷、麦吉作体、曲木伍合、蒋志聪、吉克·布、俄狄小丰、鲁子元布、贝史根尔、阿黑约夫、罗剑平等等。这些人对生命与生活的热爱，艺术、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的卓越贡献都是显而易见的，更是不同寻常的。
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的《社会资本》中有一句名言“文化是制度之母”。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民族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身处边缘地带的彝族汉语诗人们在外来文化和外族文化大量汹涌般的影响与冲击下，他们的坚守与努力就显得尤为可贵，他们作为敏感地站在时代前沿的诗人，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借鉴、交流、传播着文化，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不可抵挡的外来文化、外族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正经历着这样那样的疼痛，他们的前所未有的热情与理想也遭遇着各种各样的冷遇和漠视，但他们都是一些自觉地传承和弘扬着自己民族文化独特个性的先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又都是些文化的自觉者，道德与良知的自我救赎者，是民族文化的瑰宝，理应受到公正的评价，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但现实的实际情况是经济过热，文化过冷，甚至，强势的外来文化和外族文化将弱势的边缘文化碰撞得体无完肤，彝族汉语诗歌虽然发展势头强劲，却彻底地被冷落，而完全处于自冷自热的荒漠化状态。这不光是边缘地带彝族汉语诗歌的悲哀，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悲哀。
四、热闹与落寞——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民刊的探索和处境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地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致力于民间诗歌民刊的辛勤工作者，这些人为了促进中国当代诗歌的全面发展，历尽千辛万苦，投入全部精力，不惜甘冒各种风险，积极地投身于民间诗歌民刊创办事业中，用自己的才华、智慧、心血创办出数以千计有一定的影响和质量的民间诗歌民刊，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部精彩的中国民间诗歌民刊史，这就是新时期中国诗歌民刊的雏形。
新时期中国诗歌民刊的出现，毫无疑问，是时代的产物。中国当下的诗歌民刊，有人称道是诗歌的繁荣，是文艺的百花齐放；有人慨叹为杂乱无序，拥挤不堪，散兵游勇，难成大器；也有人冷眼漠视，甚至不屑一顾，认为充其量是自娱自乐。同中国当下诗歌民刊的状态一样，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民刊的处境也看似热闹的背后却有着几多的落寞，看似夜夜笙歌，时有狂欢的背后，有着无尽的酸楚与尴尬。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说全国林林总总，多如牛毛的各种民刊，光从凉山发星主编的《独立》《彝风》和阿索拉毅主编的《此岸》两份民刊上，就足以一孔窥全豹。
首先凉山彝族汉语诗歌民刊的殷实业绩是值得肯定的，但回望它的生命来路却又伴随着几多坎坷与酸涩。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从边缘出发的彝族汉语诗歌，经历无数次的拼搏厮杀，至今仍没有完全接近中心，获得统领诗坛主潮的风骚和殊荣，并且在生存方式上还远远没有摆脱和主流文化相对的边缘文学所特有的亚文化特征，依旧在文化的边缘呐喊着、抗争着，这种地位和让所有公众认可还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当然，彝族汉语诗歌民刊如同其它有影响的众多民刊一样，有着它存在的价值意义和超前观念，但这种价值意义和超前观念的存在仿佛是种先在的命运逻辑，一切有价值意义和超前观念的东西总是和孤独结伴而行，他们要么承受先驱成功的辉煌，要么品尝冒险彻底的失败。彝族汉语诗歌民刊似乎不管这一切，他们一直以簇新思想和开拓精神活跃在当今的亚文化领域，既不以悖论式地蜷曲于文化边缘一角；也不怕受到某些程序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尴尬，反而在当今诗歌产量很多却倍受冷落和发表渠道十分狭窄的残酷现实中，大有蓬蓬勃勃地自个儿生长着的势头。
由于中国政体、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特殊性，中国民刊的历史可谓悠长，而目前中国民刊的数量更是数不胜数，但说到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民刊，我们就不能不再次提及两份民刊和两个人，这两个人及两份民刊便是发星主编的《独立》和阿索拉毅主编的《此岸》。我们姑且不论这两份民刊的作用大小，也不谈它以后的命运如何？至少它在极其艰难的处境里和生存竞争的夹缝中所作出的抗争与自我救赎精神，在当今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当今中国，由于诗歌生命力的旺盛，民间诗歌产量的繁多而且庞大，加之，官方刊物靠国家拨款，他们还处在计划经济和垄断中享有特权，有传言个别编辑互相发稿，甚至大有诗权、诗钱交易的现象存在，这使得官方刊物的声誉和口碑日益下降，但能够提供发表的渠道又非常狭窄，且因官方编辑大多老愚迟钝，难于接受新锐观点，很多最好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很难发出来，可在民刊中却得到重点推荐。在现行的审核制度下，官刊发出来的一般都是二、三流的诗歌，真正的好诗却在民间。所以早在七十年代民间的诗歌民刊一出现就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了。
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民刊，地处边缘的边缘更是在不得已的前提下产生的，它的出现，无可非议地给广大民间诗歌爱好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和相互沟通、交流、学习的平台，满足了各种需求，但它毕竟是内刊，影响面小，发行渠道窄，还有好多外在和客观上的束缚，有些太尖锐太偏激，甚至没有多少分量的作品和不成熟的作品，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所以，因我看来，众多民刊的出现，实际上是顺应民心对官方刊物不足的一种弥补。
这几年，我冷静地观看了一下很多民刊和我们凉山的《独立》与《此岸》他们都有许多可取之处，却也有着不少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民刊有很多灵活性、新锐性、尖锐性、独特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大众性等等。但民刊都因缺少资金、主编者和写作者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有些民刊的主编因自己文化功底薄弱只能迎合低层次的写作者和读者，有些民刊又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等诸多方面的局限，一直处于被歧视、冷落的尴尬处境，虽然，这种处境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改变，而在逐步地改变，但这种改变毕竟是悄然的，缓慢的。就发星和阿索拉毅主编的《独立》与《此岸》而言，由于他们的无私奉献和不懈努力下，他们不断地关注社会底层和底层人们的生活空间，以自己默默的坚持写作与独立思索意识，鼓舞和感染尚未成名的底层文学爱好者，着实培养了不少新人，也为高雅的文学植根广阔无垠的民间作了功不可没的尝试与探索。但我始终固执地认为：中国人向来爱吵闹，而在当今世界，彝族本来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有的符号，不管为了标新立异还是别的什么，不必刻意打出什么“黑族”、“诺族”或这样那样的“流派”、“运动”之类，甚至是“蛮夷”、“夷蛮”等随意偷换概念的东西，是金子永远都不会变成石头，而是石头就绝不可能孵出小鸡，那些浮于面上的东西，不管它的演技有多高，大不了就是个故技重演，却没有出新，也并未出奇。再说，发星和阿索拉毅都是两位有思想、有见地，有理想、有毅力的人，大可不必人云亦云。当然，我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他们执意非要如此不可，那也没啥什么不妥。试想，别说是彝族或一两份小小的民刊，就算将世界上最强大的任何一个民族放置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它都仅仅是一叶扁舟，更谁何堪一种称谓的对与错否？
不过，我断断续续地在写这篇综述时，我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形象，一个不灭的形象，它便是：虎！一群长啸于山林的猛虎。它们曾经威震山林，但至今世界各地的虎，几乎都要灭绝了，这不是因为它们它们脆弱，相反是因为它们曾经太强大。彝族汉语诗歌无论从历史背景、文化渊源、发展现状等哪方面考察都与虎的处境大相径庭，这不是危言耸听，倒非常地令人心酸。不光我们凉山的两份民刊和广大的民刊写作者、读者如此，连全国的民刊写作者和读者也都这样，大多浮于面上，大有热情过余而底气不足，热衷喧嚣而缺少冷静，刻意追名逐利而难成大器者众，却真正深入底层，纵贯古今者少。我以为：在当今这个过于追求物质享乐的年代，我们既然选择了文学，那么，“自古文章千古事”，我们还是尽力多思考该取些什么，舍些什么？这才是关乎诗歌发展的，也是关乎自己成就大业的重要之事。至于哪个人怎么了，哪个刊如何了，甚至是某个流派又怎样了等等之类，我看，这不是哪个名人能说了算，也非哪群人吵了就能成的。任何东西都有其发展的自然与必然，我们不必杞人忧天。当下我们要做的是：“尽管我一向身无分文，他仍嘱托我要有男子汉的气概，因为一个缺乏诚实、果敢心灵的人，根本不值得尊敬。”一个人也许除了勤劳、节俭和诚实这些品格，并没有什么身外之财，但这些丝毫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发星和阿索拉毅等人在彝族汉语诗歌和民刊的开拓、探索与实践，大有“道格拉斯虽死犹荣，因为他的英名赢得了战斗”之势，同时，他们也在塑造着自己，这正是彝族汉语诗歌的光芒所在，更是作为人的精神之光芒所在。
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路德宗的奠基人，马丁·路德说：“一个国家的兴旺，并不在于国库之殷实，城堡之坚固，也不在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教养公民之数量，在于具有良好教育、品格和开化的人们，这些是一国之真正厉害所在，是其主要的实力和真实的力量。”彝族汉语诗歌民刊及诗人们虽然身处这个时代，处境十分尴尬，也非常艰难，但他们毕竟是一些有品格的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因为，无论在他们的身上还是作品本身所展示出来的都是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我想，因势加以利导，适当予以关注，并给予一点支持，是可以“开化”一些人，也能利国利民的。毕竟“品格高尚的人是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的良心”——爱默生。而好的诗人恰恰是“社会最后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吉狄马加。
五、优势与薄弱——彝族汉语诗歌及诗人群体全面展示的思考
彝族曾经辉煌过。彝族作为一个诗的民族，它的诗歌不仅过去曾经辉煌过，目前它的诗歌也虽然深处在边缘地带的边缘文化夹缝中，但它仍有“即便冲锋陷阵，他也仍然机智过人，光明磊落，从不在刀口留下心灵的污点”的豪情，况且，正如一首诗里所说，评判一民族不能根据它的版图大小，而只能根据它的民众：“民族的繁荣，是要让人民变得高尚，而不是树木的成长，只是让树木变得粗壮。”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虽然疆域辽阔往往是和伟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一个民族的伟大，并不一定非疆域辽阔不可。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民族，也可能毫无真正的伟大可言。以色列民族曾经是一个小民族，但是，他们却开创了多么伟大的生活，他们对人类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多么巨大，多么深远！希腊也并不是个大国，阿提卡的人口比南部兰卡西尔郡的人口还要少。雅典的人口也远不如纽约人口众多，然而，希腊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爱国主义等方面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同样，现如今的我们彝族更是个弱势民族，但是，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爱国思想并不等于比任何一个民族逊色。
总而言之，通过阿索拉毅的努力，《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即将较全面地展示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及诗人群，它至少说明，在当今人们都深陷物质享受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浑浑噩噩时，至少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着相等的勇士精神，时间和命运使某些人变得脆弱，但那些真正的强者，必将上下求索，永不屈服”——丁尼生，这是十分令人慰藉的。不过，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及诗人群的集体亮相虽然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向度、维度与崇高追求，然而他们的水平、境界和层次仍然是深浅不一，有待提高的。特别是这次入选的不少新人的新作，有才气与才思的不少，但真正有深度、力度、厚度、高度的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我坚信，与完美一样，遗憾也无疑是来自上天的恩赐，然而它对一个诗人及作品磨练的影响远比完美要大得多。它磨练和美化诗人及作品的个性，教人以耐心和服从的精神，提升出最深邃和最高尚的思想。让我们还是切记德克的这几句诗吧：“地球上生活过的最优秀的人，必定是经历过大苦大难的人，他必定温顺、谦恭、耐心、谦逊而又心平气和，他才是地球上所生活过的第一位真正的绅士”。我们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并不一定都非要成为名人、伟人，但只要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拥有高尚的品格，深邃的思想，无限的希望，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也会为他人着想，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欢乐，充满希望，我们的作品自然也就不会空洞，不会肤浅。
这才是当前我们大家都应该反复深深地思考的，对吧！
在民族的脉络中闪烁的
“诗意相逢”
——由阿索拉毅主编《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想到的
◎孙守红
本世纪初，张家谚先生无情地指出了：中国新诗向下的图谱。前不久，张清华感叹：今天的中国只有极端写作，而先锋已经终结了。这里引证两位先生的观点，并不是要去论证他们的观点正确与否，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面对商业消解文化娱乐的灰茫背景，一直笑傲江湖的现代汉诗，已经是一幅衰竭的凄惨景象。正是这个时候，一种如火如荼、光芒四射、鲜艳夺目的诗学，一种迷恋于山川河流、热情奔放的诗学，在中国大西南的上空呈现出来了。在那里，我看见年轻而激荡的心灵倾向于浪漫的热忱，倾向于对商业和娱乐化的蔑视，倾向于山间翱翔雄鹰般的坚毅和高傲；在那里，诗的宗教，对于诗歌自由的狂热，顷刻间占据了所有年轻的心灵；在那里，诗是至高无上的，诗是光明，诗是彝人手中的火把，诗是一切的一切，唯有诗的美和诗性的恣意，人生才会被赋予相应的价值；在那里，青年一代在童年时期，就在吉狄马加和发星等人高亢的歌声中，火把下，走进了诗的世界。
任何时代的诗歌和诗人，对于我来说，都只存在两种人，充满激情的人和阳痿的人。前一种人，他们精神饱满、生机勃勃、热血沸腾，读他们的诗歌，你会感到他们的人生豪放恣肆；后一种人，却是循规蹈矩、胆小怕事、俯首低眉、一脸奴才，读他们的诗歌，才原来精神阳痿，人生黯淡无光是怎么一回事。被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搞得乌烟瘴气的今天，我们的精神急需获救，诗歌却不失拯救我们精神最好的良药，尤其是精神饱满、生机勃勃、热血沸腾的诗歌。
正是怀着这样愿想的时候，我知道了地域诗学。知道了地域诗学后，所以我遇见了一群写诗的彝人，他们精神饱满、生机勃勃、热血沸腾地以大凉山为中心，把民族生存的环境、民族的创造性、民族的潜意识、以及民族那种未经浸染的诗性，置于一切已有的文明之中。茁壮的诗性精神在大凉山开始呼啸。
收到阿索拉毅发来彝民族第一次全景式的诗歌大展《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的电子文稿时，我的感觉到：本次对现当代彝族诗歌进行的历史回顾与展示，不管是从时间的跨度上还是从历史的深度上，这都是一场壮阔的民族性诗歌爆炸运动。看着磅礴的诗人名单，纷繁的诗句，我虽然平常也了解彝族诗人的创作，但我还是被这支彝人诗歌的雄师震撼。
自“五四”新诗诞生以来，地域性的新诗，可以说是一直未引起批评家们的重视。在文学史和批评视野中，洗掉地域性的汉诗一直是被关注的对象，而地域性的诗歌却并未被单独提及，这不能不说是地域诗歌在当代诗坛的缺失和遗憾。地域诗歌，作为诗歌诗学的一种“新型”诗学，并不是因其缺乏自身的魅力，未能在当代诗坛大放光彩，而是被主流汉诗界所忽视，使地域诗歌一直处于边缘状态。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黑侠诗人发星不断的发掘、整理和推介，地域诗学终于随着发星和麦吉作体的歌声，唱响中国诗坛（2012年中秋，地域诗学派作为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之一，参加了在福建漳浦召开的新死亡派成立二十周年暨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研讨会）。在批评家沈奇的眼里，地域诗歌是大凉山松树林中一朵一朵神奇的蘑菇。
熟知健康饮食的人都知道，四条腿的没有两条腿的食物好，两条腿的又没有一条腿的佳。这一条腿，说的正是蘑菇。蘑菇一样的诗学，相对于久居都市的汉诗诗学来说，她无疑是独特的，新奇的，一朵奇葩。它是诗人雨后响晴的情感。然而，在一般的诗歌爱好者眼中，地域诗歌无疑是陌生的，也许单从名称上，大家可能难以推断出地域诗歌的整体特征，误解地域诗歌还是“乡土诗歌”的内核。
现代彝族诗人群出现，正是大凉山的特殊地理环境造成。黑侠诗人发星如是说。大渡河和金沙江的激流包围了大凉山。大山大川的特殊地势，使大凉山与外界几乎隔绝（解放前，大凉山与外界的交往，只是与南丝绸路上的马帮交换一些生活必须品。），难以与山外的文明进行及时的碰撞、融合和交汇。三千年的彝族文化，殷商遗迹血脉，在金沙江、大渡河的护卫下，免于十九、二十世纪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保存了下来。十九、二十世纪，汉民族在强烈的中西文化强烈冲突中，不但目光转向了西方，而且脚也转向了西方。可作为一起生长与华夏文明天空下的彝族文明，却因险恶的地势阻隔，得以原生态地保存了下来。当汉文明在向西前行的途中困乏，难以为继之时，大凉山的彝族诗神，轻轻抖开三千年的黑披风，展现一身的神秘。这神秘的诗神们，用他们古老的声音，歌唱诗意的生活，憧憬着古老的梦想。他们在大凉山清脆的阳光下，肥沃的土壤里，整理着自己民族的亘古忧思，播种世间幸福的种子。
所以，当我们惊呼喊当代汉诗阳痿的时候，身上充满着诗性、神性和梦幻的大凉山诗人们出现了，在他们那古意文化的诗歌图腾里，雪的洗涤，使汉文明的向西脚步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于整心物欲满目娱乐的悲情中，发现了丢失已久的华夏诗性的纯净与透明，让饥渴已久的我如逢甘霖。
本次阿索拉毅主持推出的彝民族第一次全景式的诗歌大展《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便更显其意义和价值：阿索拉毅以其渊博的彝族文化与诗歌功底对当代彝诗给予了历史的记录，试图以此来记录下当代地域诗歌的发展历程（发星正是在彝族诗人们的创作中，发见地域诗学这一理论的），可以说是为地域诗歌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经典的一笔。
诗人这个词到底代表什么？诗人在给谁吟唱？他是在给我们歌唱吗？我们又在他们的语言里得到些什么启示呢？在我的字典里，诗人比一般人都敏感、热忱和温情，他们有着独立、自由的开阔灵魂。他们了解人性，所以容易为自然界的事物感动。所以他们所吟唱的真理，常常能凭借其热情深入人心。在仔细翻阅这部诗集，我们不难发现：题材，多是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语言，也是其在山间生活的语言。阅读它们，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诗经》的十五国风里，并常常被那些民族感情惹的热泪盈眶。
在汉文化的传统源头哪里，孔夫子曾经告诫过我们：“不学诗，无以言。”何以会有这样的说法？其一，是多读《诗经》，能多识草木之花；其二，可以群，可以怨。这也就是说，诗歌之所以为人民喜爱，是对生命真实的永远追问，是对精神家园的书写，是对世间苦难永远的悲悯。在《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中，我们看到，从吉狄马加一直下来，彝族诗人们也一直展现着这样的清晰传统，并且从未中断过。
翻阅《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的诗歌，我们不难发现，里面无不充满了：炊烟、故乡、火、火塘、洒拉地坡（向阳坡）、板瓦屋、寨子、竹子、森林、河流、乳汁、永恒的情人、毕摩、母亲的手、彝经、山羊、斗牛等人间温情的意象。当我们读到这些词语时，才猛然惊觉：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当代已经在政治的歌功颂德、娱乐到死中丢失这些真实的情感，忘却了诗人应该时时保持个性的真实，保持内心的真诚，“自然着人的欲望，绚丽着憧憬的梦幻。”（发星语）阅读到《母亲的手》《大凉山的十二座山》《大凉山的人文志》等这样真切锐利的文字，我们被其内在的激情和穿越时空的力量，直逼内心失落已久的灵魂。
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在他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就发出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质疑和嘲笑：人不如猪。在面对自由独立的猪，人类一直被自己铸造的枷锁（异化的文化、权利）禁锢着，放弃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理想之情怀。学者诗人阿库乌雾，就一直在描写着生命的异化。在他的《蜘蛛经》《切割》《性变》等一系列作品中，无不是对生命本真的追求，对自我内心的反省。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文明的前行中，只有在不断地反省，意识到人类的局限性，再突围前行，始能前行如故；如不能自省，其必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然而，先行的文明恰恰常常得意忘形政治经济，忘记了对自然和世界的关切，从而丧失了反省的能力。在这样阅读时，我越发感受汉文明这个权力自我中心主义者对自然对人性的破坏和控制欲，感受到他的野蛮掠夺和资源浪费。
黑侠诗人发星，一直表现出对独立知识分子人格的追求，对独立精神的强烈热爱。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我们的现在，这几乎成为发星创作和生活的主题。在主编《独立》《彝风》的选稿、用稿中，发星一直坚持着民刊主编们少有的对独立人格的尊重，对自由思想的尊重，对理想情怀的憧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有这个诗意的黑侠诗人引导和提倡，彝族诗人把中国历代文人对独立精神的自由人格不断求索的传统继承下来。我们知道，独立精神的自由人格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了她，我们必然丧失了自我认识，而丧失了对自我认识的作品，其必然不能撼动人心。诗歌是属于人类内心世界和与之相关联的世界的书写。没有了真实的内心世界，诗歌的魅力定然黯淡无光。
吉狄马加以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见证着中国彝族诗歌的发展，同时也用他长期不懈的创作哺育着彝族青年们的诗歌成长。他绝对是中国彝族诗歌史上不可忽视的先锋。他的作品和产量以及他漫长创作生涯都足以成为后人的表率。他就像他“一团火”，在彝族青年的“那里疯狂地燃烧”（吉狄马加《老去的斗牛》），他向世人宣告：“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我痛苦的名字我美丽的名字我希望的名字那是一个纺线女人千百年来孕育着的一首属于男人的诗我传统的父亲是男人中的男人人们都叫他支呷阿鲁我不老的母亲是土地上的歌手一条深沉的河流我永恒的情人是美人中的美人人们都叫她呷玛阿妞\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那来自远方的友情我是一千次葬礼的高潮时母亲喉头发颤的辅音\这一切虽然都包含了我其实我是千百年来正义和邪恶的抗争其实我是千百年来爱情和梦幻的儿孙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次没有完的婚礼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吉狄马加《自画像》）在这里，我们听见了彝人一致的告白：“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是千百年来“正义和邪恶的抗争”，是千百年来“爱情和梦幻的儿孙”，当我们汉文明在权势和金钱的诱惑下，被活生生地塞进冰冷的钢筋混凝土中时，才发现原来早已割掉了与母亲血脉相连的脐带，失去了和邪恶抗争的勇气，丢失了爱情和梦幻的能力。
随手点击翻阅《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我注意到遍选者有意识地将老一代和新一代诗人划开，并以彝人的方法把他们归类为不同的诺魂系列，我想编者有自己的用意，就是上世纪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的消解，中国的传统诗学已经被迫潜流。阿索拉毅的这样划分，我认为他是为了更好地给人展示各种彝人诗神的创作特点和走向。阅读他们的诗歌文本，感觉他们虽然风格各异，表现的东西也不尽相同，但都没有网上流行的当代汉诗那种千篇一律的小感伤、小隐情、小抒怀和小我的浓词艳语。阅读他们，我们看到了灵魂真实的悸动，看到充满阳光的文字，看到蘑菇一样遍地生长的文字，他们恣肆而有活力，如野草、如树木、如狂风，如骤雨。大凉山所有一切都在他们的笔下，鲜活了起来，成了爱的化身，成了充满理想和活力的幻境。在诗人的笔下，他给了大凉山以生命，也给了读者以新奇的视角，感受到来自文字的温暖。就像发星要抱一座山送给他的情人。这里我们感到了诗人传达出的美好情感，他的情感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人类需要倾听到的来自上帝的爱情话语，那是美好和粗犷的爱意。也是人类之所以能活下去的愿意，因为他们能读懂生活的诗意和生命的盼望。在阿索拉毅的作品《骨魂系列》里，我们看到了诗人对现实的形而上的剖析和认识，看到了诗人的思考和努力，这是诗歌追求的境界，不放弃对世界思考和判断，不停止我们对真相的认识。这文字如同对所有的诗人，我们需要去认识和逼近真相。
情感在文字中泛滥麻木的今天，我一直渴望与高贵而充满情感的文字相遇。在这些文字里，我们都能够以温情的文字一起感受这个时代，从“个人”到“族群”，从“远古”到“现代”，从“凡人”到“神人”，从“孤独的沉思”到“爱的絮语”。对虫鱼鸟兽的独到的见解、以及对社会、人生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让平凡的生命都充满鲜活的张力，平凡的生活都得到诗意的张扬与提升，在抒发自我情感的同时，对社会的沉思和人生的关注，像彝人的火塘一样，有着激情的荡漾和炫目而深邃的温暖。值得庆幸的时，自从遇见了发星和认识了阿索拉毅后，这样的文字也被我遇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