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武汉基层社区书记：这里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两公里
在过去的三天里，一项基于互联网的集中社区调查已经展开，使得董守志的手机铃声更加频繁。 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居民的帮助请求、同事的反馈以及领导发布的任务通知都已经收到。
2月16日，武汉市部署开展为期三天的集中拉网调查，并实施了五项“100%”措施，即“100%收集确诊患者，100%检测疑似患者核酸，100%检测发热患者，100%隔离密切接触者，100% 24小时封闭管理居民村。“董守志，60岁，江汉区唐家墩街道西桥社区书记。西樵社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2公里，该市场被怀疑是疫情的源头，受疫情影响严重。自疫情爆发以来，她一直负责组织社区消毒，安排分发材料等。
董守智说，社区工作的压力太大了，工作人员期望一个人能变成几十个人去工作。 她的电话号码基本上一天24小时在线。在繁忙的生活中，她也担心自己遇到的一些形式主义的工作，希望这种工作会少一些。
2月19日，三天的最后期限到了。 董守志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努力进行最后的“冲刺”。19日14点左右，董守志和副书记王娟将一个家庭的三名亲信送到了这个封闭的隔离点。
“经过三天的调查，我们终于可以‘清除'这五组人了。 我很欣慰。”董守志说道。
以下是蔡守智的口述:
听到肺炎的消息，我有点紧张。
江汉区唐家墩街西樵社区是一个1。在人口超过6万的“混合社区”，老年人占大多数。该社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2公里，该市场被怀疑是疫情的源头，并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共有25名社区工作者加上我，再加上后来融入社区的50多名基层干部，需要负责社区的7351户家庭，包括11个老社区、6个物业公司和3个自治物业服务区。
2019年底，我们听到了关于肺炎的消息。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关闭。 那时，我们开始感到有点紧张。 毕竟，当局说疫情源于华南海鲜市场，离我们很近。 因此，我们决定清理走廊，清理屋顶和死角。我们基本上用84消毒液对整个社区进行了消毒，在小罐子里做消毒、清洁、清除垃圾等工作。
当知道华南海鲜市场是传染源时，居民的反应不是很强烈。
经过调查，我们社区没有人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然而，我们的一些居民去武汉联合医院看病。 后来，医生询问并得知他在一家酒店工作，需要去华南海鲜市场购买食物。
自1月23日武汉“城市关闭令”开始实施后，我们的社区工作者开始紧张起来，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地工作，一天24小时广播疫情和公告。
看到“城市关闭令”后，我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 首先，我们没有考虑自己。 这不是为了显示我们有多高尚。 当时，我们认为疫情对武汉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经济影响很大。
起初我们没有防护服，甚至没有面具，我们不敢来检查它们。通过微信和电话，我们让电网公司和房地产公司能够报告疑似发烧患者。对于报告的居民，我们将锁定分类，并将其送往医院或隔离点。
一旦我们遇到发烧病人，我们会让他们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检查，分诊到发热门诊进行CT和核酸检测。
“城市关闭”后，居民对疫情的反应不是很强烈。 后来，也是因为他们的邻居被诊断出患有新诊断的肺炎，他们变得紧张起来。
1月25日，我们社区发现了首例确诊的新诊断肺炎病例。当时，一位在江汉区菜市场门口修理鞋匠的老太太打电话来说，她的丈夫被诊断出患有新的冠状肺炎，想去医院，但是“一张床很难找到”，他们需要社区帮助。经过协调，确诊的病人住进了医院。
看到第一个病例后，我想可能马上会有第二个病例。 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怀疑患有新诊断的肺炎。
例如，几天前我打电话给一些居民，情况很好，但昨天我打电话说有疑似症状，一些居民即使没有离开居民区也受到感染。 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它们。
在1月25日之后的四天里，每天都有许多人被感染，社区几乎每天都会增加十几名疑似肺炎患者。直到2月10日，人数的增加才有所改善。
截至2月20日，我社区共有53例新发冠状动脉肺炎患者，其中重症患者10余例，疑似新发冠状动脉肺炎患者93例，新发冠状动脉肺炎死亡11例。
居民们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们每天工作太多，我们真的要崩溃了。
2月10日，武汉市对全市所有住宅区实行封闭管理。新诊断肺炎患者或疑似肺炎患者所在的建设单位必须严格密封和控制。
社区工作压力很大。除了感受排的压力，更多的是如何保护居民生活的压力。社区工作人员想让一个人变成几十个人来工作，而我的电话基本上是一天24小时在线。
由于住宅小区实行“一门”管理。每天早上8: 30开始。m. 到下午5: 30。m.，通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建筑和不同的时间外出来管理。 每个家庭可以指派一个家庭成员每三天出去购买一次日用品。 其余人员除因病就医、防疫和控制工作以及保证公用事业运行的需要外，不准进入或离开。从下午5: 30开始。m. 到早上8: 30。m. 第二天，所有人员不得进入或离开大楼。 在紧急情况下，打电话给服务台。 一经批准，允许临时注册。
对于不能行动和独自生活的老人和残疾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每三天给他们送一次食物。其他居民自发组织“集体购买”来解决这个问题。
起初，许多社区工作者很害怕。毕竟，家里有孩子和老人。2月19日，我们的一位社区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能关闭社区的那个十字路口吗？ 确实没有办法阻止一些居民出去买蔬菜。”她一边叫一边哭，我听到心里很难受。
我每天能接到多达100个电话。 有时我回家前总会接到电话。从凌晨2点开始。m. 到早上6点。m. 第二天，没有紧急情况时，我可以休息一下。 剩下的时间里到处都是电话，响个不停。
居民们都满怀希望地打来电话。 我必须接受。我们将尽力沟通和协调。 面对疫情，居民的事情都很重要。
他们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需要购买食物、药物、心理焦虑、医疗、发烧等东西，甚至家里没有煤气、农民工缺少食物等情况。 他们会打电话给我。
我记得，有一个低收入家庭的居民要求我们借给他300元，因为他付不起他的存折。 他说他会把他的存折留给我。 我说过我们不想要你的存折。 我给了他300元来解决紧急需要。
当然，也有一些居民不太了解我们。一位住院医生曾打电话抱怨我们没有为他安排床位。他说政府要求我们找一个社区，除非你帮我协调床铺，否则你做不到，并开始责骂我们。我们倾听并表达了我们的理解，因为他家里有病人，但我们也很无助。
社区不仅要封闭道路，还要保护人民的生活。 与此同时，社区应当走访贫困家庭，向他们发放药品，进行体温检测，触摸和安排工作，并公布疫情。
起初，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一张床很难找到”。 住院医生打电话给我们解决住院问题。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看到居民们找到一张很难找到的床。 我的心像刀割一样。为了他们的床，我们不遗余力。 每天在协调小组里，每当我们看到哪个医院有空床位，我们就立即“抢”住。
2月10日之后，随着收容所医院的相继建成，雷神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相继投入运营，“住院难”的局面逐渐缓解。
“敲门”
从2月16日起，社区开始集中开展大规模调查。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我们主要通过“微信群联查”、“电话查”、“家访”等方式进行社区“死角”。其中，“挨家挨户调查”由25名社区干部和50多名深入基层的干部组成。 每四个人组成一个网格，挨家挨户地调查。
除非他们不在家或者假装没听见，否则我们会挨家挨户敲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称这项调查为“敲门”。
第一天探访了7名疑似发热病人，第二天探访了1名发热病人，第三天探访了2名发热病人。幸运的是，两位居民已经排除了“新皇冠”的嫌疑。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方面，居民不了解社区人员进行的调查工作，甚至可能受到居民的唾骂。 另一方面，当前的检查工作要防止各种形式主义和“束缚”我们的手脚，使我们无法开展一些需要迅速完成的工作。
19日15点左右，我们检查了4246户家庭和8894人。一段时间后，我们的社区将完成所有的“零清除”工作。
经过三天的调查，我们终于可以安排“五类人员”如确诊病例、临床诊断病例、疑似病例、确诊密切接触者和一般发热病人送去诊断或集中隔离。 我也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