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报道，以事实达成真正共识／《三联生活周刊》好稿榜
文｜《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李鸿谷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是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来，最大型的一次报道行动。严格说来，疫情现在仍未结束，报道还在继续中。只是，目前它未占据注意力焦点而已。
与过往不同，这次报道，主战场在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我们的现场报道，主要通过微信公号发出，以它为龙头，形成了包括杂志或其他新媒体在内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矩阵。我今天的回顾，以杂志好稿评述为核，集中分析我们的报道，在何种环境下进行？我们如何操作，探索了什么，创新何在？还有对未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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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原创报道
??《三联生活周刊》新冠肺炎系列报道
从1月22日起，我们刊发于微信的报道描述了新冠疫情前期的主体情况。尤其前三篇报道，充分揭示了这场疫情早期的事实及基本特征，于是后来被不同的媒体，以不同的形式再演绎。
这场疫情的核心角色分别是病人、医护/战士、病毒/敌人——我们的报道，以他们为对象，以问题为导向，逐步发现、记录与报道疫情的形状。我们的策略是：发现、研究具体的问题——比如“3亿只鸡的断粮问题”，由此供给具体的事实内容。我们基本上不作全局性的概括性的报道，也不对具体的事实作抽象的观念提炼。就这些报道来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复盘，那些具体问题，以及记录下来的具体事实，都在事件进展的节奏点上。或者换言，我们的记录与历史的进程同步，这份职业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知情权的那部分责任，在这个时刻有了真实的担当。这是职业高光的时刻，它是我们很偶尔才会有的职业崇高感的体验。
当然，这些报道也很清晰地记录了疫情初期的混乱。混乱何来？我们早期的应对，何以失去关键的20天？这是疫情早期，有关方面应当回应的公众关切，并由此抚慰公众情绪。很遗憾，作为报道者，我们没有看到正面，甚至局部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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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
我们进入报道两周后，即2月3日，周一，大多数机构开始上班。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介入疫情管控的力度在迅速加强，各地医护人员纷纷赶赴武汉与湖北，武汉与湖北主要官员更换。当然，这种加强是全方位的。与此同时，又有一批媒体进入武汉疫情报道前线。失去的20天，早期的无序……媒体之前揭示的事实，在新进入的媒体群里，被再一轮地重复并放大。管控与新进媒体加大声量的传播，在此际相遇，结果，“恐慌的传播”被认为无益于正在好转的局面。早期媒体报道形成的自然秩序，由此中断。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否愿意接受，此次疫情报道的窗口期已经结束。
接下来的故事，是传统版本。难以获取事实，而多以民众情绪与舆论风向为传播内驱力的自媒体登场。曾经由专业媒体主导的事实发布，以及由此形成的舆论场，此刻转换成自媒体以意见为主体的众声喧哗，其中“问责”声最为响亮。由此，事实的供给，尤其如前期那样跟得上事件发展进展的事实，逐渐稀缺。不再有事实的增量，那些混乱时期的“存量事实”，开始成为无数的意见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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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的选择与好稿评述
按出版周期，2月10日，《三联生活周刊》截稿。前述种种，就是我们的现实。这个时候，杂志如何完成自己的内容生产？
此次评选出来的好稿，就是我们选择之后的结果。现在逐一评述：
《新冠肺炎，医院的节点》??
好稿提名 / 王珊
作为第一批到位武汉现场的记者，王珊的报道，为公众知晓这一疫情，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事实。大家看下前10天微信报道即可知。这篇报道，对于王珊或者编辑部来说，是一个从个案到局部整体的过渡。
王珊选择了医院作为观察对象，记录疫情的演化路径。
1、医院接诊病人的发现，危险被一线医生认识的过程。
2、病例的送报与信息的传递，这个过程信息的延宕与损耗，以及因此迟迟无法形成的制度性应对。这是此次事件最为关键的“节点”，目前它并未清晰，仍值得挖掘事实。
3、疫情信息与传递的损耗，事实认知可能的不充分，以及匆忙的公共政策选择，由此而导致的医疗挤兑。
4、大量的病患涌进医院之后，严重的资源匮缺。
这是一篇思路清晰，叙述有序的报道。它既是对我们前面微信报道的“综述”，但却又差不多提供的是全新的事实，并不容易。尤其，如前述种种变化，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硬报道这一部分，但王珊仍向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报道。
后来，在与编辑的沟通之后，王珊也尝试着去做了“追责”的报道，显然，即使两个月后，作为记者，我们仍无法挖掘到足够的事实来拼接具体的责任链环。美国9·11事件三年后，总统授权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才完成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寻找事实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责任认定当然更难。发现事实、敬畏事实，这才是这份职业真正的基石所在。当然，这与舆情的问责思潮，以及有关方面需要应对，并不冲突。只是，任何职业皆有其边界。
《封城前后，武汉时刻》??
好稿 / 吴琪
真正的挑战，是我们杂志第一期疫情报道，如何做主文？
在我与吴琪讨论主文如何布局时，我提出的要求是，她需要作为叙述者进入文章。最早进入的报道者、三联生活周刊疫情报道的主导者，尤其还是武汉籍贯、回家过年遭遇新冠，这种种，对我们理解疫情，是有利的因素，还是阻碍？如果我们以刻板的“客观标准”——那种全知视角、宏大叙事为我们的基本准绳时，这些因素可能是掣肘。因为她的身份，可能让她形成偏见，而不能“超越与冷静”。但如果尊重事实，这场可能改变世界的大疫情，我们在事件的起点时刻，甚至直到现在，也远远无可“全知”而进行“后置叙事”，最多局部而论，那么，我们必须诚实承认叙述的个人性。何况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是由记者，那个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观察记录——主观行为而来。这是职业的深度思考与路向选择，它对于三联生活周刊，非始今日。
所有的思考，都需要答案——由那篇完成的主文给予是或否的结论。
三个个人性细节让我印象深刻：
“你不要穿过医院，戴了口罩也不行，全是病人，千万不要从医院里边穿过来。”（1月22日中午，采访的医生的嘱咐。）
像以往每次离家一样，爸爸和弟弟把我们送下楼……也是像往常一样，我妈已经迅速从客厅赶到了阳台，她嘱咐我们注意安全的声音，从头顶上飘下。我抬头，讨厌的树！已经长得这么高，遮住了四楼阳台。这次我觉得我一定要退后几步，看到我妈的脸！（封城前离开武汉的家。）
武汉封城以来的第一次，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干也干不了。
8岁的女儿有些惊恐，跑过来问：“妈妈，你怎么了？”
我问：“妈妈好像没有家了。”
无常，让我们惊觉日常的价值。
回想起1月17日，我坐着高铁回家，心想这恐怕又是一个平平淡淡的春节吧。
原来，平淡的生活才真的了不起。（全文结尾部分。）
这是一位武汉人，来自疫情现场的情感递进。但是，整篇主文，并非叙述者在情感泛滥。它记录的是疫情初期，这座城市黑暗降临的过程，作为当事人兼职业的记录者，她所观察到的疫情发生、发展过程中，事实投射到心理，形成的情感起伏。主文的叙事主干，是关键的四个时刻：
1月22日，信息被戴上“口罩”
1月22日，肺炎病人已一床难求
1月23日，什么是“封城”？
除夕夜，武汉被抛弃了吗？
与我们过去所报道的其他重大事件不同，新冠肺炎，疫情从发生到发展，既是一种传染病蔓延的过程，同时更是一种群体性心理极端化的历程——不以为然开始，然后害怕、恐慌、资源争夺、寻找安全感、悲哀、痛苦、愤怒……一座城市的居民，迅速进入应激状况。即如记者所记录的四个时刻，无不渗透着这种情感的跌宕。这一现实，其他灾害未曾出现，是新冠疫情里更重大的事实。我们现有的新闻技术，能够面对并记录疫情下的这样的城市甚至中国，为历史存真吗？
1月21日，武汉火车站候车大厅，戴着口罩的旅客在候车。（中新社供图）
吴琪在扎实的事实——自己的与同事采访的基础上，加入了作为武汉人，这场疫情最直接的承受者，面对这种种“物理事实”的“心理/情感事实”，这至少是记录疫区中心武汉人应激情绪的一种探索。作为记者，我们职业使命或人格模型，会有一种深刻的召唤：记录历史。那被记录的历史，当然希望是真正的大历史，比如此次疫情。也惟此，方可对应着上我们的使命。但是，真正的大历史降临，我们有能力完成使命吗？《三联生活周刊》疫情报道第一期的主文，至少努力着往这个方向前进了。我相信，这样的报道会成为历史的证据，未来被阅读时，这种情感串联，会作为通道，联接于未来与当下。它无损“客观”，而且，还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
《“封城”十天：摄影镜头下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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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稿 / 蔡小川
蔡小川微信稿里的图片，基本上都被杂志刊发，所以，以微信来定好稿，更方便评述。
与吴琪作为武汉人的主位叙述不同，我们来研究蔡小川微信里的文字，一种既解说图片，也通过这种解说描述疫情里的武汉——他的状态，是旁观者心理：
在来之前，我不清楚自己作为一个图片摄影能起到什么作用，我来拍这些东西是想说明什么，但我想如果不能在这个时刻近距离记录他们，可能也是一种冷漠吧。
武汉之外，湖北之外的大多数人，可能也是这种心态吧。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所做又能说明什么？但是，我们必须行动！这是一种由已出发的情感联接，人同此心，像蔡小川这样说出来后，他的行动，无形中制造了读者的带入感。如果说吴琪的个人性打通的可能是历史与当下的联接，蔡小川则打通了武汉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通道。他的这组图片报道，我反复再三地看过，一次一次跟着蔡小川进入武汉，进入这座城市、发现、了解、试着去理解他们的痛苦，然后有了共情……他最后写道：
高楼上的霓虹灯写着武汉加油，大家都宅在家里，这又是给谁看呢？
每读至此，不禁悲从中来。蔡小川图片之妙，图片本身亦即展示，无需文字赘述，大家去看吧。
《方舱“围城”》??
好稿提名 / 驳静
《个人与社区，疫情爆发后的百步亭》??
好稿提名 / 王海燕
在我们讨论杂志选题时，王海燕说她计划写百步亭。这是一个让我惊讶，也让我充满期待的选题。新冠疫情已经爆发，百步亭社区还在举行“万家宴”。百步亭是标志性的社区，我们如何对它作为疫情里的描述呢？挑战巨大。
三联生活周刊的编辑过去只有主编一人，现在逐渐增加，但传统仍在延续，即：编辑尊重记者的选择。在这个前提下，编辑发现记者之长，然后共同发育、发展这种记者个人之天分。记者与编辑，是一种职业性权力结构关系，编辑主导制，是绝大多数媒体的行规。但三联生活周刊的传统是：记者主位。当然，主位的记者，你要有料配得上。
王海燕的稿件让我惊讶，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百步亭成为远远的背景，这个庞大社区里的一户人家的命运，是她的故事。我在读这个故事时，想起那部电影《英国病人》，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对于当事人对于他们的爱情与背叛种种来说，只是背景。难道这只是小说与电影可选择的手段？我们说历史是由无数人承担的一个过程，但新闻报道，从来只用数字与数据来描述承担历史命运的个体，这是一种巨大的不道德。从百步亭开始，王海燕开启了自己的记录之道。
在同一期杂志里，驳静写了周洋一家人的故事。从卡车司机开始的那种在报道里用细节与故事，记录并表达对象命运的驳静尝试，在此次疫情报道里结出硕果。她更精彩的报道是这篇记录方舱医院里的故事。我们在讨论时，说可以去写一个“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的方舱故事。她所写的当事人，他们的爱情，那种老套与传统的婚姻缔结故事，在疫情与无常之下的悲剧，精彩无比。新冠疫情，在这些具体个体的命运里，不再抽象。
方舱医院内（远征 摄）
因为驳静与王海燕的出现，我们杂志有了记录历史尘埃——那些真正人类个体命运的可能。这是一种荣光。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已经完成新媒体第一阶段转型，但现在与未来，周刊才是我们的旗舰，编辑部的考核与业务能力的标尺，仍是杂志文章。
此次疫情报道，重重压力之下，我们杂志的表现，尤其我们报道的探索与创新，未有丝毫减弱。前述报道，吴琪的主位立场，蔡小川的旁观者观察，驳静、王海燕疫情之下武汉人个体的命运，构成了我们杂志对人及命运整体性的关照。在抽象的意义上，我们经常会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是，也惟此次报道，我们的突破，在于关注疫情里的人——他们既是疫情的承担者，同时，他们的命运，又是新冠病毒攻击人类可被记录的事实。
忙碌的医护人员（蔡小川 摄）
去年我们由报道卡车司机，提出三联生活周刊的“现实主义”，此次，我们真正的探索，可谓是建立报道的“人本主义”，我们需要以人为本。
在总结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大规模周刊报道方式的基础上，作为媒体，我们以何种态度面对新冠疫情这种重大事件？我认为，“人本主义”是我们的新闻方法论。其根基是，疫情之下，传统意义上的媒体的客体立场应当退位，比如三联生活周刊，应当选择的立场是：我们与武汉与湖北是命运共同体。
当然，此次杂志的探索与创新，我们的报道，在于“人本主义”，在于整体性对人的关照。这是我们表彰的重点，也是期待未来形成我们报道重大事件广泛使用的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报道方式的放弃。比如我们微信里的所有报道，还有杂志里大量未被选择予以表彰的报道，这些内容，构成了我们认识疫情基本面的事实，在这些事实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有所尝试与探索。而且，我们所有可能依据个性，有所创新并形成风格的记者，扎实采访与传统报道能力，是其基本功，惟有此种道路可以通往成长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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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我一直认为，媒体存在的合理性，是寻找并发现事实，以此达成公众的知情权，为公共利益服务。在中国，这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现在却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1、自媒体的出现，迎合大众情绪与偏见，事实成为观念与意见的“武器”，正在日常化。这与真正的媒体生态没有建立有关，疫情期间的报道亦即映证。疫情中后期，意见已经替代信息，成为传播主体。这种对偏见的捍卫，对流量或商业利益的追逐，正在瓦解我们基于事实形成共识的可能。在可以想象的未来，各种以左右划分的观念、年龄与经历迥异的代际、收入差异的阶层……都会在大数据前提下被识别，从而精准且差别化投喂信息，形成众多的信息茧洞，这是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
2、各种信息茧洞所养成的个体，此次疫情因为一位作家形成了最充分而持久地冲突。我们看到基于不同认识的各个人群，几乎没有调和的可能，也很难建立求同存异的认识。彼此全方位撕裂，毫无退让。共识之下发展，那种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开始变化，进入分裂期。
3、公共利益，实则是由一整套共识构成其基础。比如我们常说人咬狗才是新闻，就是我们的共识是人不咬狗。但眼见着的现实，国内各种观念分裂，而国际环境，我们过去所形成的共识，甚至常识，比如全球化、和平道路、经济发展……也正在解体之中。悖论是，这些基础性共识的消失，是正在形成的新的共识。疫情由中国而全球各国，正在演绎着这种认识上的歧义重重，曾经的共识，即将失去。
那么，未来如何定义公共利益，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都是挑战。
对于一家杂志，或者说一家内容生产公司来说，我们既不可能独立于世，幻想着仍然生活于过去的好时光；也不能够完全“与时俱进”，堕落于潮流。我们需要思考，甚至不能止于思考，必须选择，进而行动。
在我看来，虽然越来越艰难，但媒体提供事实，以事实达成真正共识这一媒体基本功能并未消失，相反比过去任何时刻都需要。当然，寻找、发现、记录与传播事实的观念、技术与手段需要创新，比如前述我们的个性化叙事，以人为本的观念种种，都是我们在新媒体时代生存的条件。
但无论如何，事实至上，仍是我们的信念。这是媒体通往公共利益的惟一大道。
《三联青少刊》众筹开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