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人类真的能通过全民免疫消灭病毒吗？

　　领读《瘟疫与人》：一部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史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著作，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荣誉教授，本书最早于1976年在美国出版，并为英日等国翻译出版，中文译本1998年才问世，有人说本书第一次将疾病搬入历史研究的中心，将病理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揭示人类现象背后的客观要素。

　　当我读完这本书之后，的确对作者的敏锐洞察力和解释力所震撼，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病毒和致病菌的战争史，麦克尼尔翻遍中西文献经典，以世界历史为背景，来解释历史上重大历史现象。

　　麦克尼尔的寄生理论工具

　　我们知道致病菌和病毒使人染病，致人死亡常常不是这种微型天敌的第一目的，寄生才是首要目的，分享能量并且生存下去，与人体达成可以共生的微寄生关系；如果把视野放得开阔一些足够开阔，人类个体与其他之间（诸如能够对个人进行抢劫、收税的权力机构或者其他族群、阶级）也会达成一种可以共生的平衡关系，这类大型天敌的第一目的不是杀死人，而是要这个人为自己劳动，从而分享这个人生产的能量。整个人类都是生活在这种微寄生与巨寄生的危险平衡之中的和能量分享的共生关系之中。

　　无论是微型寄生者还是巨型寄生者，在介入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带来死亡，因为寄生者与人类宿主需要通过不断地对抗调试达成共生的平衡，在这个调试的过程中，寄生者内部也在进行淘汰，它们会首先淘汰掉剧烈的，能迅速致死的同类，以避免与人类同归于尽，留下能够长久跟人类宿主共处的温和派。人类宿主也会在感染痊愈之后提升身体免疫力，从而寄生关系才能稳定下来，双方之间谁也要不了谁的命。这种侵入的关系会逐渐转变为地方化，一种传染病转化为地方病的时候，对于地方的人来说就是如同感冒一样的平常了，但是当地方人口流动巨大的时候，一种被当地人习以为常的地方病却又成了另一个地域的侵入者，并又开始了漫长的入侵、对抗，归于平衡的调试之旅。

　　当这种理论套用在人类历史之中时，麦克尼尔就发挥了他的历史解释天赋，比如接近赤道的潮湿的非洲地区，印度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地区，因为其湿热的环境适宜于微生物的滋生，所以疾病与这一地区的人民来说，是无法逃避的，大量寄生物占用了他们的能量，导致他们的身体能量不足以支撑开展太多活动，比如暴力、杀戮；同时他们的统治者也无法从他们那里收取太多的税收资源，致使国家结构处于一种短暂而脆弱的状态之中。

　　麦克尼尔理论套用和历史解释

　　例如亚历山大撤出印度之后“旃陀罗笈多”建立起来的孔雀王朝（其中有一个王子乔达摩创立了适合这一地区人民的世界观），再到大月氏人入侵建立的贵霜帝国，接着突厥人又来建立德里曼丹国，蒙古人也来建立莫卧儿王朝，足以说明以印度为代表的低纬地区的人民在微寄生和巨寄生之间的寻找平衡的姿势有多辛苦，另外印度的种姓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印度特色，高种姓的人不参与劳动，不愿触碰低种姓人所触碰的东西，拒绝与低种姓的人同食同饮，或许也有刻意远离病源的解释。

　　历史上的更多的例子如成吉思汗征服欧洲诸国，西班牙率领六百人击溃了百万之中的阿兹特克帝国，汉人觉得正常的天花，在清朝宫廷成了谈及色变的怪病。其背后都有一种地方病成为另一地域的入侵病的客观事实，人类征服的过程只不过恰好乘上了这辆顺风车！

　　不论这种观点在历史现象中的分量究竟占有多大的确定成分，麦克尼尔确实开启了一种历史视角，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分裂时期恰好又是瘟疫疾病多发期，再比如谈论中国古代南方，作者引经据典，“南方卑湿，男子早夭”认为中国历史上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是一种攀爬疾病梯度的过程，造就了中国历史独特的面貌。

　　书本之外，中国与瘟疫的历史

　　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来看中国历史，或许麦克尼尔没有注意到中国南北方人在身体体型上的差别，或许也与寄生关系分享人体能量的平衡有关；也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中国王朝，从南方向北，统治中国的案例微乎其微，而且中国的王都大多数的时间也都设在北方，都城作为四方交汇的繁华之地，寒冷的环境和漫长的冬天可以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可以杀死一部分致病菌。如此种种的例子可以列举太多。

　　这本书对于学术界和大部分国民来说是一本打开视野的好书，可惜读者们重视程度不够，而今瘟疫流行，对待防疫措施，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隔离疗法，一种是全民免疫！中国选择前者，而大部分外国执政者，更倾向于后者，至于人类能否真的通过全民免疫来对抗病毒，尚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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