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科望医药卢宏韬:做好的抗体不难,难的是选靶点

  #后浪#

  做好的抗体并不难,难的是选靶点。一旦靶点选错,后面做的再好那也是全盘皆输。

  

  如果让你总结科望医药过去发展的三个关键词会是什么?

  “创新、科学、严谨。”卢宏韬脱口而出。作为科望医药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卢宏韬从创立始就强调创新,他认为这是必须且顺理成章的事情。“科望作为后来者,要想超越只能创新,我们团队成员全都在创新药研发上有丰富的经验,所以选择创新也算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科望医药首席医学官 卢宏韬

  “所有的靶点立项完全基于科学性,不是因为别人做什么,我们跟着做什么。我们的核心优势是敢于做完全创新的First-in-class的靶点,全球都未有人做过的靶点。”在卢宏韬看来,这才是在未来真正具有前景的创新生物医药公司该有的模样。

  基于三大关键词,成立四年多的科望医药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的进展。目前,科望医药已建成一条包含9款新型免疫疗法的产品管线,其中4款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科望医药的研发管线中,绝大部分为其自主研发的“全球新”创新药,包括抗CD39单抗、抗SIPRα单抗等一些尚未有同靶点药物获批且只有少数企业在开发的药物。

  “后起之秀”的科望医药,将如何讲述它的故事?

  01

  小“百济”来了

  放在五年后,科望成立的故事会不会成为行业的一谈佳话?一个“科学家”加上一个“商业天才”,俨然小“百济”的模样。

  卢宏韬回国后一直想建立实验团队,从事全新肿瘤免疫靶点的开发。而纪晓辉(科望医药CEO)2017年加入礼来基金后,则一直在寻找有价值的项目进行研发。四年半前,纪晓辉和卢宏韬互通心意,一拍即合,成立了科望医药。

  两人最初相遇于百华协会,彼时纪晓辉还在澎立生物,常和卢宏韬谈技术上的合作。纪晓辉曾开玩笑说,“是我追的他。”纪晓辉是二次创业,在医药行业有数十年的从业经历,从技术到市场,此前他曾任罗氏全球副总裁兼商业开发负责人,领导罗氏在亚洲及发展中市场的商业开发、产品引进以及兼并收购,负责20余个关键战略合作和交易,总金额超过50亿美元。

  卢宏韬则是拥有20多年行业经验的免疫学专家,曾为GSK创建神经免疫部门,并担任首任该部门负责人,将5个研发产品推向了临床。离开GSK后,卢宏韬参与创建了再鼎医药,出任执行副总裁,负责再鼎医药的研发科学战略,为再鼎医药建立了多个创新的肿瘤免疫临床前管线。

  强强联合为基础,加上一股子冲劲就开始了他们的梦想。“创业就是跳到海里,看自己是否有能力上岸;如果有八成的把握,那么就可以做了。”

  2017年时,国内肿瘤免疫领域PD-(L)1开展得如火如荼,已经有一些Biotech们跑在了前面,所以对于后来者而言最初的定位和选择非常重要。“我们不愿意再去做PD-1了,我们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去突破,后来决定去做PD-1的‘下一代’。”卢宏韬回忆,并解释道,虽然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癌症治疗中取得了成功,但遗憾的是,只有约10%~30%的实体肿瘤患者对这类疗法的单药治疗有反应,大部分的肿瘤患者并不能从中获益。科望医药想要攻克的正是这一难题。

  “我们的策略是从人体的先天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系统出发,并重点关注先天性免疫和肿瘤微环境调控,通过解除免疫抑制因子和重新激活衰竭的T细胞两个研发策略,开发出更有效的新一代肿瘤免疫治疗药物,为其余70%~90%的肿瘤患者带来治疗选择。”卢宏韬介绍道。

  02

  二选一的理由

  如果把PD-1定义为肿瘤免疫(IO)治疗的1.0时代,那么IO2.0时代已经到来了。2.0时代有三个特点,第一不只是单纯的抗体治疗了,CAR-T疗法、ADC疗法、溶瘤病毒等诸多新型疗法百花齐放。第二,靶点正从T细胞向巨噬细胞、NK细胞等天然免疫细胞发展。第三,治疗从单抗到双抗,到联合治疗上的过渡。

  在这一时期,药企必然要发生分化。在卢宏韬看来,药企与药企之间的差异化表现之一,就在于这个公司对science(科学)和biology(生物)的理解有多深。

  这一理解将直接影响公司对靶点的选择,而靶点选择是差异化的第一步。“对于一些技术还不错的企业,要做一个好的抗体,难度其实并没有太高。难度大的其实是创新药企对新靶点的选择,如果企业对科学和生物的认识不够,一旦靶点选错,后面做的再好,那也是全盘皆输。”

  拿调控巨噬细胞的CD47/SIRPα通路来举例,科望选择了CD47的受体SIRPα作为靶点,而没有选择大火的CD47。在这方面,科望医药有着自己的思考和打算。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商业竞争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基于科学。

  “最近我们还利用SIRPa抗体开发了一个新的技术平台,我们将之命名为BIME(bi-specific macrophage engager),具体就是把SIRPa抗体和一个TAA抗体做成双抗,通过SIRPa抗体激活巨噬细胞的吞噬和向M1的转化,从而把TAA导向的肿瘤杀死。这个概念类似激活T细胞的BITE,目前我们BIME平台产生的第一个产品动物模型的疗效非常之好。”卢宏韬说。

  同一通路下的CD39和CD73也是类似的例子。科望选择开发的抗CD39抗体药物ES002是其首个自主创新的药物分子,也是全球第四款、中国公司中首款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抗CD39抗体。“虽然抑制这两个靶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抑制腺苷的产生,但抑制CD39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卢宏韬介绍道。此外科望医药还围绕此开发了一款靶向CD39和TGFβ的双特异抗体ES014。

  卢宏韬一直认为敢于做真正的First-in-class是科望的核心优势,但一个企业首先要活下来,才能谈后续发展。“做药是九死一生,周期非常长,中间需要耗费很多资源,如何能保持一路走下去?我觉得要高低风险的新药相结合。风险低的可能没有那么让人兴奋,但你可以当成‘练兵’,之后或许可以卖掉。第二,我觉得需要做一些共同开发,跟别的公司分摊风险。第三要明白每个项目都成功是不现实的,选取项目很重要。”

  在成立四年多的时间里,科望医药凭借外部合作、自主研发两条腿走路,快速搭建了丰富的药物研发管线。目前,科望医药有11条在研的肿瘤免疫核心管线,其中超过三分之二为针对已获得验证靶点,通过差异化抗体平台开发具有独特优势药物,确定性高;近三分之一为全新靶点,具有全球领先性。

  随着管线越来越庞大,卢宏韬逐渐有了更多烦恼。最首要的还是选择将哪些临床前的产品推进临床,这一步对任何一个公司都至关重要。“每个项目都像是自己的小孩,觉得都很好,但还是得做选择,这个过程比较痛苦。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投资人能给更多的信心—公司是走在了正确的轨迹上。”

  科望医药想成为一个Biopharma吗?想是必须的,但并不是所有Biotech都要成为Biopharma,其现阶段的重点是早期研发和临床开发。如果有产品商业化上市,也会考虑与有实力的药企先合作,进行市场分成。“我也不排除有一两个产品,可能会往前推自己做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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