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析富士康跳楼事件?

  如何解析富士康跳楼事件?

  自杀确有一定传染性,但传染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诊断病因,找到治疗方法

  5月25日6时20分,19岁的李海停止了生命。

  这位来自湖南醴陵的少年,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坠楼死亡,入职42天。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富士康集团接连发生11宗员工坠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跳楼事件让富士康背上“血汗工厂”“杀人工厂”的标签,人们纷纷对富士康企业的管理制度产生质疑。

  是什么让鲜活的年轻生命猝然消失?富士康到底怎么了?本刊就此采访资深时事评论员张平。

  实习记者 袁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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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舆论批评纷纷涌向富士康,你怎么看?

  张平:富士康难辞其咎,只有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它才可以轻易组织几十万人进行低廉重复劳动。既然得到了这个好处,就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富士康不是最坏的血汗工厂,但并不代表它没有问题。如此大规模的机械劳动,本身就是对人的异化。资本是一种权力,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权力越大受到的监督就应该越多,这很正常。它没有什么可以喊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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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专家指出,与全国平均自杀率相比,富士康的跳楼发生率不算高,甚至偏低。

  张平:这种说法是不严肃的和极不负责任的。首先,发表这些意见的专家是受富士康公司的邀请,进行诊断和出谋划策,容易被人误解。其次,全国平均自杀率也太笼统,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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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每天仍有数千求职者想进入富士康,这是为何?

  张平:与一般的中小企业相比,富士康比较正规、规范管理,工资较高且不拖欠,有保障,也有一些运动、医疗设施。但这只是在中国环境中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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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楼者多为80后、90后,有人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心理素质问题。

  张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很多子女成长环境单一,家庭过于宠爱。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意识到了但没有找到成功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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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跳楼事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张平:长远来看,最主要是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让劳工少了与资本抗衡的机会。工人在外没有政治权利去表达,在内没有示威游行及罢工等谈判机制,而NGO等社会第三部门又很难进入帮助他们,遇到问题很容易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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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劳工具有一种怎样的身份认同?

  张平:劳工作为一个公民有公民的权利,有其他社会属性,比如投票权、参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利,有劳动权也有休息权。在富士康,工人只有打工身份,没有其他喘息机会,这是工厂和社会联合对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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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理学专家指出,当一种现象成为热点时,极易产生效仿心理。你怎么看?自杀会传染吗?

  张平:自杀确有一定传染性,但传染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诊断病因,找到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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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阻止这种悲剧性传染?

  张平:从长期来看,需要借助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工厂对社会开放,让心理志愿组织介入,让一些员工找到更多的身份,他们不仅是工人还是社会人,越过高墙看到外面的世界,可以让心灵开阔起来。

  富士康内部在制度管理上不能单追求效率,要多一些人性化考虑。除了严格的劳动纪律和工作,要保证员工有一定的业余生活,交流沟通,不能是家长式的管理。总之,内外都要更开放,让社会更自由,让员工更自在,而不是更加严格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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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其他国家在保障劳工权益方面怎样?

  张平:西方大部分国家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在美国、欧洲工会组织相当强大,为工人争取各种权利,对资本权力形成有力的对抗。司法也必须独立,让人可以信赖和期待。比如说在美国有女工起诉沃尔玛性别歧视,把个体官司打成了集体诉讼,也就是160万名女工同时索赔,上个月联邦上诉法院裁定集体诉讼成立,这在中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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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改善劳工权益?

  张平:首先,应尽可能多地保障公民政治权利,让他们有机会选择承诺保障自己权益的领导。其次,尽可能多地开放一些社会第三部门,可以帮助工人更好地融入社会。第三,对资本权力要有充分的警惕和足够的制衡机制。不能说资本是万恶的,资本可以帮助就业、改善生活、提升文明。但是不去限制的话,可能就变成“吃人”的妖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