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亿观看,《妻子的浪漫旅行》之成功:女性心理与作用的直观表现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一季,播出后有22亿多人次观看,在全网引起四亿多次讨论。
一档夫妻类节目为什么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
也许是因为节目对这几个人的记录,引起了网友们对自己婚姻、生活和消费问题的强烈共鸣。
节目记录四位妻子在旅行中发生的事情:程莉莎、谢娜、应采儿和颖儿,她们都是或者曾经是著名演员或主持人。节目主要表现几个人在旅行中讨论的话题与思想,分享自己的婚姻体验等。
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几位妻子通过旅行展现的,正是当下的消费社会中,女性的巨大作用。她们前往众多代表性优美景点,参加游行、晚会,并购买纪念品,品尝当地饮食,这些行为都是旅行中的一部分。
当这些行为被摄影机记录下来,出现在电子屏幕上,并被电视机、电脑和手机对面的观众关注的时候,单个家庭的消费行为被屏幕和媒介放大,进一步扩大了消费行为的影响。
不同话语场的共同表达
法国著名社会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他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场域”的概念。
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中,“场域”是一个包含政治、法律、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网络结构,社会成员们在这个空间中参与社会活动。
“观察+旅行”的制作方式同样营造了不同的话语场。
旅行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了解一个人的最好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4位妻子为人妻为人母的诸多感悟和体会。
例如程莉莎因为婚姻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后有诸多不甘;初为人母的谢娜在怀孕以及孩子出生后的种种体验;应采儿坦言曾看过丈夫陈小春的手机;颖儿在怀孕中依然拍戏导致大出血……
除了节目嘉宾们的话语场,节目之外的观众们也同样形成话语场,并通过网络媒介进行表达。此类节目以满足受众需求为主要目的,因此节目重要的是让观众可以感受到强烈的代入感。
对于未婚受众来讲,这档节目为他们增加了一个观察的角度,通过观察不同婚龄的夫妻不同的婚姻状态,不仅可以为恐惧婚姻的人缓解紧张,而且能够打破婚姻绝对理想化的幻想。
另一方面,已婚的受众页可以从节目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或者从中学习到更为有效的夫妻相处之道。
《妻子旅行》节目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观点,形成“互见”。
信息时代的碎片化、浅关注
随着网络时代与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注意力被越来越多的事物分散,原本对某一事物的深专注,变成对众多事物泛化的浅关注。
与浅关注相似的,是逐渐受观众喜欢的“下饭综艺”的盛行。此类综艺轻松而不过分夸张,观看时可用观众吃饭时间看完一集,适应现在的快节奏生活。《妻子》这一节目的浅关注也可称之为“下饭综艺”。
节目内容是妻子们的旅行与旅行中的交流,内容不会引起不适,相反她们所聊的明星的日常生活与体验,也是普通大众好奇的。
节目中所有嘉宾的交谈都是片段式的,每一段有相关性,而相关性又没有太过紧密,所以观众们可以在休闲时看过一段,或退出播放或暂停,处理完自己的事之后再返回观看,也没有遗漏太多内容,且能理解前后衔接的内容。
这与碎片化时代的阅读与观看有着某种契合。
一方面,观众观看综艺节目是为了放松身心的轻松娱乐,所以观看的内容不必太过艰深;另一方面,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更加剧了对注意力的“侵占”,若观众对当前片段不感兴趣,可以跳过该部分进入下一部分,观众们不会产生对前情理解困难的情况。
同时,为了迎合受众此类浅关注的需要,节目也在抹平差异与难度。关注的话题都是日常生活时间,没有艰难性与罕见度,因而每个观众都可以快速接受,以在“短平快”的节奏下吸引收视和流量。
消费主义下的真人秀旅行
社会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众多的理论研究者们对将当今社会的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等的讨论,认为当今社会逐渐成为“消费社会”。
《妻子旅行》节目的“主线”也是消费社会中占有重要的“旅行”。围绕旅行,节目还展现了妻子们的购物、娱乐等消费观以及处在消费中的消费者的个人体验。
英国著名文化研究者费瑟斯通曾对“消费文化”作出界定:
“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
这档节目便是围绕妻子们的旅行为主线进行的展示。
节目对妻子的旅行的记录,无疑通过镜头放大了旅行的明星效应。而这种明星效应可以借鉴经济学领域中关于消费者与消费行为的分析理解。
“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
这正适应费瑟斯通所说的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消费绝不仅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陈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
另外,还能在消费中认识自我。
美国经济学者所罗门提出关于消费者的“自我概念”:
“一个人所持有的关于自身特征的信念,以及他对于这些特征的评价。尽管一个人的整体自我概念可能是积极的,但是肯定存在对自我的某些方面的评价比另一些方面更为积极的现象。譬如,与女性身份相比,对职业身份的自我感觉更好。”
正如程莉莎作为四位妻子中唯一退出演艺事业而回归家庭的“家庭主妇”,相比有更多工作机会的其他几位妻子,她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便带有明显的焦虑。
一方面,她抱怨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个人时间,日常精力被孩子、丈夫占有,她羡慕其他三位妻子丰富的社交生活,同时渴望拥有自己的精彩生活。另一方面,在四位妻子的旅行过程中,她也体会到家庭生活给她的保护。
程莉莎的这种矛盾性的观点是她处在消费社会中感受到的个体与社会对立的矛盾,也是消费者将自己的某些特性与理想状态进行比较时的判断的结果。
节目中妻子们对婚姻家庭与工作之间关系的探讨与思考,是当今社会日益普遍的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与焦虑。节目虽然没有给观众以明确的解决方法,却引导观众从更多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这种思考,体现了其作为综艺节目的娱乐性,又不同于简单的消遣节目的独特与丰富内涵,独特性与丰富性也许是此节目成功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