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潆洁、任文：翻译与文化——从文化间性到转文化性

　　随着人口流动、科技发展和全球化，一国之内的自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融合，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叙事及其翻译日益频繁，于是，源语到译语、源语文化到译语文化的二元体系随之面临挑战，而常用的cross?cultural、multicultural、intercultural等概念都未能克服传统单一文化观的局限，无法有效分析上述叙事及翻译。本文旨在引入更接近现当代文化及其翻译原貌的“转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概念及理论，为上述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路径。本文认为，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和转文化性分别指向翻译参与文化交融过程的两个阶段，并基于此对转文化英语叙事及其中文翻译尝试全新分类。理论层面，转文化观尝试超越民族国家边界，不聚焦文化差异，而是关注文化交融过程和文化共通之处，为转文化叙事及其翻译提供一种更为适用的文化观和研究方法。现实层面，转文化观有助于在促进文化互通互鉴，探索并激发潜在的语言和文化活力，与延续文化认同和传承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关系。

　　一、引言

　　在传统单一文化观（single cultures）的影响下，人们习惯以民族、语言和国家的边界来界定文化。也因此，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的翻译，常被认为是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翻译。然而随着人口流动、科技发展和全球化，不同社会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相互联系，所造成的结果之一便是语言和文化的边界变得不再那么清晰可见，现代社会的内部构成也兼具他者性。因此，基于传统文化观的翻译概念和研究模式已难以客观真实地描述现当代复杂现实中的翻译活动。

　　在文化互联和融合愈发频繁的今天，翻译扮演了怎样不同于以往的角色？文化互联与融合又如何影响翻译的内涵、实践与研究？这些问题需要以新的概念和模式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旨在引入“转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概念，解释它与其他文化概念的区别，并探讨转文化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定位和应用。

　　诚然，当一个研究领域被不断泛化，不仅可能出现边界模糊的问题，更可能面临自我定义混乱乃至崩塌的风险。因此，我们无意盲目扩大翻译研究范围。但我们也不能无视人口流动、科技发展和全球化已然对翻译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转文化现象日益频繁所导致的翻译研究中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二分体系面临挑战的现实。如此，我们对转文化现象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旨在丰富翻译研究的同时，也聚焦翻译之于文化相互联系、融合出新的深远影响。

　　二、中国学界中的“跨文化”概念及其对应的英文表达

　　整体而言，中国学术界中“跨文化”概念像是一个涵盖性术语，有学者将其对应英文里的cross?cultural一词，也有学者将其对应intercultural或transcultural。而cross?cultural、intercultural和transcultural的内涵与用法，虽有学者进行探讨，但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以及统一用法。

　　在文学、文化和翻译研究领域，cross?cultural和transcultural的使用边界仍然模糊，且transculturality和transcultural尚未根据其内涵和构词学形成统一的中文翻译。孙艺风和王宁等专家学者探讨“跨文化”及其相关话题时，使用的是cross?cultural一词。孙艺风将论文名《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翻译为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deology：Making Space for Cross?Cultural Dialogue，将《文化翻译的困惑与挑战》一文中的关键词“跨文化阐释”翻译为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王宁将论文名《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翻译为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与此同时，孙艺风在探讨文化翻译和全球本土化问题时，还谈及transculturality，并将其译为“文化跨越性”。在他看来，“各地的本土文化包含了威殊（Welsch）所言的文化跨越性（transculturality），”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去区域化和文化跨越性也因此取代了民族文化，使得人们“更有可能体验到身份弹性”。然而，文化跨越性（transculturality）和跨文化（cross?culture）虽然都包含“跨”字，但孙艺风未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阐明。而查明建和彭小妍等专家学者在谈及“跨文化”时，对应的英文单词为transcultural。查明建在翻译transcultural literary history时，将其译为“跨文化文学史”，并解释道：“这里的‘跨文化’应理解为‘超越（主要）文化的分野’”。在彭小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她将“跨文化连结”翻译为transcultural connections。由此可见，在文学、文化和翻译研究领域，transcultural和cross?cultural都用来表达中文里的“跨文化”。

　　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跨文化”多对应英文里的intercultural一词。究其原因，这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将intercultural和communication合并在一起，开创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1972年，该领域首部著作《跨文化传播读本》出版，此书也认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最适合表达来自不同文化的两名甚至是多名传播者的互动行为。根据姜飞和黄廓的研究，跨文化传播于20世纪90年代介绍进中国，国内学者“基本上认可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翻译成中文约定俗成地将‘跨文化传播’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并列在一起”。延续至今，该领域谈及跨文化，大多仍在使用intercultural一词。中文期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英文名，也沿用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在传播学领域，虽然“跨文化”多对应intercultural，但也不乏探讨“跨文化”与cross?cultural、intercultural和transcultural内涵的中文文献。其中，姜飞和黄廓认为，从研究范围来看，“跨文化传播”包括了cross?cultural、intercultural和transcultural三个方向的研究：cross?cultural指向物理疆界的单向跨骑，intercultural指向更为深入的双向介入，而transcultural则指向超越各自的历史性界定和文化局限，上升到哲学层面，即上升到“天下”观的视域。单波同样指出，“跨文化传播”对应了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三种英文表述，且三者由浅及深、各有侧重。在他看来，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侧重于文化比较，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偏重文化互动，而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强调文化交往和文化转化。单波对三种表达的理解虽与姜飞和黄廓不同，但并不冲突，甚至可以说是相互呼应和补充。

　　也有学者对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进行了革新式的区分。史安斌延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对应“跨文化传播”的用法，但将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译为“转文化传播”。史安斌认为，跨文化传播和转文化传播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在“二战”后的美国蓬勃发展起来的，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为基本单位，强调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异质性”，“跨”是指跨越时空的限制；而后者的出现是因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杂糅”（cultural hybridity）现象日渐频繁，“‘跨’的概念已经不足以概括当下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产生了文化的转型和变异，这就是‘转’”。在史安斌之后，传播学者开始区分跨文化和转文化传播，并将后者视为一种新的传播范式。

　　那么，transcultural究竟所指为何？它与cross?cultural和intercultural之间有何区别联系？我们将从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威尔施（Wolfgang Welsch）提出的transculturality概念出发，结合中国学界关于“跨文化”的探讨，并参考构词学，尝试解释相关文化概念之间的区别联系。

　　三、威尔施的“转文化”概念

　　文化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使用transcultural一词，但transculturality概念是威尔施在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提出的，意在提供一种适用于描述当今文化的全新概念。此概念随后应用于德国的人文学科领域。威尔施并未直接定义transculturality，而是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介绍和描述。概括之，威尔施的transculturality概念指向现当代文化元素相互联系、融合出新的现实；呈现文化本身超越二元结构的基本属性；是不以民族国家为边界、不以发掘文化差异为路径，转而关注文化交融过程和文化共通的全新文化观。

　　基于人口流动、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融出新的现实，且根据构词学，本文赞同将transculturality译为“转文化性”，除了前缀trans?本身含有“超越”“转化”等意思外，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已有文化概念的中文译名混淆。本文还根据构词学，将cross?culture译为“跨文化”，interculturality译为“文化间性”。三者的关系将在后文阐述，此处不赘。同时指出，根据威尔施“转文化”概念的内涵，intercultural和transcultural的主要区别也许并不在于transcultural是一个“转型升级”版的文化概念，而在于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观，有别于基于民族国家发展而来的各类传统文化观，不仅包括单一文化（single cultures），还包括多元文化性（multiculturality）和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试图超越基于自我与他者构建出来的二元体系和单一线性的研究框架，提供更接近文化原貌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概念、理论和研究范式。

　　在《转文化：当今令人困惑的文化形式》一文中，威尔施指出，传统的单一文化观已无法描绘现当代社会的文化形式。单一文化观假设社会内部的同质性，但由于现代社会内部高度分化，出现了多样的生活方式，导致社会内部的文化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与此同时，单一文化观将文化想象为一个个闭合的、独立存在的岛屿，每一种文化都对应一个民族的领土和语言范围，但这样的想象忽略了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文化的相互融合。此外，这种文化观要求对文化的内部和外部做出区分，因此需要强调文化中的固有属性并排斥外来元素。这种内外定界的要求不仅使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变得困难重重，对内部纯正性的追求最终也可能产生分裂主义，为政治冲突和战争铺路。

　　在此基础上，威尔施进一步指出，虽然多元文化性和文化间性这两个文化概念试图克服传统单一文化观的种种缺陷，但它们却沿袭了单一文化观最根本的问题。从构词学来看，multiculturality的前缀multi-意为“多元的”，强调文化形式多样且共存的状态。而interculturality的前缀inter-意为“在……之间”，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状态。多元文化性和文化间性两个概念都鼓励并意图建立文化之间共存和相互交流的意识和行为。但这两个概念和单一文化概念一样，暗示文化存在清晰可分的边界，依然是建立在文化是静止、闭合、独立存在的岛屿的假设之上，与相互联系且彼此融合的现当代文化现实不符，具有误导性。

　　威尔施受到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文化观的影响，认为文化是流动的。在威尔施看来，维特根斯坦的文化观是具体的，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只要生活中的习俗习惯得以与他人分享，文化就触手可及。既然文化是流动的，就不能用民族国家来事先预设并界定其范围，这是转文化概念有别于以上文化概念的核心所在。威尔施指出，在19世纪的欧洲，由于要建立民族内部同质文化的想象共同体，单一文化观的信奉者盲目否认了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漫长的转文化历史时期。他以德国作家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的作品为例，回顾了欧洲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过程，并以此来说明文化的流动在欧洲是历史性的、清晰可见的。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德国学术界已形成反对民族主义的主流意识。正是在此背景下，威尔施对单一文化观，乃至对多元文化性和文化间性等概念进行反思，并发展出了超越这些概念内在逻辑的新的文化概念。正如威尔施所述：“‘转文化’概念勾画了一幅全新的文化关系图景。不是一幅关于［文化间］孤立和冲突，而是一幅关于［文化］缠绕、混合与共性［的图景］。它促进的不是分离，而是交流和互动”。

　　威尔施进一步指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转文化在现当代社会都有所体现。宏观层面，转文化是现代社会内部功能分化和复杂化的结果；同时，转文化也是由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所造成的。因此，当今文化呈现出杂糅特征，本土和外来文化元素连接、缠绕并合为一体。微观层面，个体不再只受本土文化影响，而是同时受多重文化影响，因此，现当代人的文化身份构成并不完全等同于国民身份。可以说，转文化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威尔施超越同质、静止的文化想象，关注文化流动性以及文化交流与互动过程的愿景。

　　其实，中国哲学家梁漱溟早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就表达了类似的文化观：

　　此云中国文化，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别于外来的文化而言；这亦就是特指吾中国人素昔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本从传递交通而有，于此而求“自有”“外来”之划分，殆不可能。不过以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中国所受变于西洋者太大，几尽失其故步，故大略划取未受近百年影响变化之固有者目为中国文化，如是而已。

　　由“文化本从传递交通而有，于此而求‘自有’‘外来’之划分，殆不可能”一句可知，梁漱溟也认为文化是流动而非静止的，对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也持批判态度。但在强调文化流动性的同时，梁氏还是定义了“中国文化”，即“我们自己的文化”“未受近百年影响变化之固有者”。可以说，梁氏是以外来的“西洋者”对中国自有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为时间节点来界定中国文化的，实指中国传统文化。

　　而历史学家欧阳哲生则指出，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概括仍然没能脱离他自己所强调的“西洋者”之影响。用欧阳哲生的话说，“对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认识，与中西文化的比较密不可分。这是因为没有比较，就谈不上个性或独特性的认定”；但梁氏“既缺乏在西方的生活经验，又没有足够的西学素养，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自然就不免隔膜”。换言之，梁氏的中西文化对比，不免被他对“西方”的想象所左右，仍然没能摆脱二元文化观。

　　威尔施的transculturality概念甚至与同词源的transculturation概念也存在文化观的差异，原因也是后者无法超越二元文化框架。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transculturation概念，用于探索文化交流和转化的过程，开启了新视角下的文化活力和复杂性研究。然而，奥尔蒂斯没能超越基于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观，致使transculturation概念仍然限于强国和弱国、中心和边缘的二元框架中。

　　综上所述，“转文化”概念建立在文化本是流动的观念基础之上，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反对民族主义的语境中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微观层面上，它强调现当代人多源、多向的文化身份构成。宏观层面上，它关注现当代社会内部功能分化而造成的文化多样化以及现当代社会之间文化相交、互融的现实。它致力于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而非孤立和冲突。

　　需要指出的是，抛开没有译后编辑的纯机器翻译不说，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a linguistic transfer），而是在至少两门语言、不同文化之间扮演了媒介的角色，其本身就已经超越了cross?cultural所指的物理疆界的单向跨越，指向双向乃至多向的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合出新。与此同时，虽然文化间性概念沿袭了传统单一文化观的根本问题，因此与现当代文化现实不符，但这并不代表现实中不存在文化之间交互的现象，这也是威尔施对文化间性批判的疏漏之处。其实，恰恰是从转文化的视域来看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才能赋予“文化间性”这一表达新的内涵，即在人口流动、科技发展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文化间性指向不同的杂合文化之间的交互状态。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转文化概念与转文化视域下文化间性概念之间的联系，进而指出威尔施的转文化概念在翻译研究中应该如何定位。

　　四、转文化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定位

　　随着文化互联与融合不断深入，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受到关注和讨论。结合威尔施的转文化概念和转文化视域下的文化间性概念，并从翻译学视角出发，我们认为，对转文化概念的接受，并不意味着否认文化间性的存在；不仅如此，这两个文化概念指向了翻译参与文化交融的两个不同阶段。在两个社会的文化尚未互通有无之前，文化间性概念更为适用。在这一阶段，翻译在文化之间起到了促进“跨文化共享或共有”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文化互联融合的现象才有可能出现，借用梁漱溟的话说，“自有”和“外来”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外来”逐渐成为自我整体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张佩瑶指出，翻译的结果就是“不同中有相同，相同中有不同”。翻译的结果即为转文化。

　　翻译学领域内文化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多是基于文化交融的第一阶段提出并发展起来的。随着后殖民研究领域中cultural translation（文化翻译）概念的提出和流行，与文化相关的传统翻译概念和理论开始面临挑战。后殖民领域中的文化翻译概念不仅挑战了人们对“文化翻译”原本的惯常使用，还挑战了“翻译”概念的内涵，继而挑战了翻译研究的边界，引起了国内外翻译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文化翻译”潜在含义的广度和复杂性，实则已经触及文化交融的两个阶段，为转文化翻译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到目前为止，翻译学领域内尚未深入探讨在不同文化互通有无之后，在外来成为自身一部分之后，翻译与转文化现象又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翻译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关于文化翻译，孙艺风指出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基于“原文-译文”的常规文本翻译，关注文本中对“文化的翻译”。在第一阶段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文本翻译创造出跨语言的互文性资源。中国传统文化由儒释道互融互通而来，佛经翻译在佛教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的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现如今，“因果”“众生”“缘分”等由翻译传入中国的佛教概念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融入到普通人的日常交流和文化意义构建当中。

　　另一种文化翻译的理解方式是基于后殖民主义且为广义层面的翻译，即脱离原文到译文的常规翻译模式，多由移民在离开原来的文化环境后，在第三空间（third space）内进行的文化翻译活动，由霍米·巴巴（Homi Bhabha）提出。在孙艺风看来，“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翻译的核心是位移引致的，人们在移居别处时承载着自己原本的文化，处于一种文化‘离散’的状态”。他们需要在自身所承载着的原文化和新环境中的文化之间，不断进行协商，即为第三空间内的文化翻译活动。基于此，孙艺风指出“华裔美国文学明显是文化翻译的一种形式，虽无一个确定的源语文本作为翻译对象，但对英语的使用方式明显带有翻译性质”。

　　事实上，广义的文化翻译并不限于华裔美国文学，在英语文学研究中已然形成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转文化英语研究（transcultural English studies）。该领域把用英语创作的作品视为英语文学和文化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世界性网络。有从事转文化英语研究的学者认为，相互联系的文化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库，转文化个体和团体可以从这个全球性的文化库当中重组并构建出他们自己特定的话语和文化内涵。而这种跨越语言文化边界并建立起相互理解交流的活动，即为广义层面上的翻译。而广义层面的文化翻译是转文化英语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还需指出的是，相较于巴巴后殖民视角下的文化翻译，转文化视域下的广义文化翻译涵盖范围甚至更广。在现代化进程中，很多中国传统概念的含义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如“国家”概念。项飙指出：

　　在古文献中，“国”指首都或者诸侯的封地，“家”指士大夫的封邑，也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家、户。在封建制下，国和家相似，都是天子之下的地方有限主权（天子对应的不是国家，而是天下）。国、家联用，指的是一种政治等级谱系，体现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类似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外推式的、多层级的政治秩序。当代的国家则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由所有公民平等组成的客观存在的实体。

　　虽然国家概念的含义发生了改变，但从文化角度来看并不代表着替换。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文化框架，可用于构建文化意义并引起情感共鸣。自有与外来、传统与现代，无论是抽象到文化内涵，还是具化到日常生活，都并非单一文化观所想象的那样，不能共存于目标文化当中，或外来文化不能成为目标文化的一部分。

　　不过，考虑到原文本构建的文化意义需经历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解读与再诠释的翻译过程，同时翻译还具有操纵能力，因此还需注意翻译过后的文化意义无法做到与原来的文化意义完全相同，而是本土化了。这也更加证明翻译的结果即为转文化。也正因如此，即便源语文化进入译语文化，在看似对等的名称之下，意义也不尽相同。换言之，一个具有转文化性质的名称更像是一个场域，其中的文化意义变得多源且互联。

　　无论是基于文本的，还是广义层面的文化翻译所创作出的作品，在文化交融的第二阶段被再次翻译时，已不再是“源语到译语”“源语文化到译语文化”这样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所能详尽描述的翻译活动了。譬如把华裔美国文学翻译成中文，是否还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让美国文化进入中国社会这么单一线性的过程呢？换言之，处于文化交融第二阶段的翻译，其原文就已经带有翻译性质，因此亟须与之对应的研究体系。

　　首先，转文化是一个理解和研究现当代文化翻译现象的新概念和路径。与单一文化、多元文化和文化间性观念不同，转文化认为文化不是静止、可分的，而是流动的，现当代文化是相互联系的。威尔施试图通过这一概念鼓励人们尝试跨越单一线性的固有便捷，超越“自有”和“外来”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发掘事物间共有和联系的部分，进而在遇到外来或者陌生事物时，不至于陷入本质主义。[]而这，正是研究文化交融第二阶段翻译所亟需的新概念和路径。

　　其次，转文化应该是一个补充概念，和其他概念（尤其是文化间性概念）相辅相成，用于丰富翻译理论、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及分析框架。诚然，现当代社会之间文化相互联系、融合出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不能因此就忽略或盲目反对人们对自我文化认同和传承的合理需求。威尔施对此也有强调，认为人们对自我特殊身份的不断强调是面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以求不被归并到全球化的统一风格当中，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如果实现自我特殊身份要求的途径不是激进危险的，也应该予以支持和满足。

　　其实文化的流动性也恰恰说明，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尤其是面对强势文化时，要想延续一个社会的文化认同与传承，需要主动践行文化习俗习惯，保有文化记忆。在追求跨越文化边界并建立联系和追求文化认同与传承之间应该互为阴阳，相辅相济，寻求动态且持续的关注与参与，这也是张佩瑶的“推手”理论想要表达的道家理念。

　　不仅如此，威尔施还指出，转文化现象并不会导致文化趋同，而是交融的文化多样性，有别于单一文化思维中以同质文化为单位的文化多样性。借用威尔施的话说，交融的文化多样性是从转文化渗透中产生的不同文化和生活形式的多样性。这在孙艺风关于全球本土化的讨论中也有所体现。在孙艺风看来，全球化世界和本土社会并不是对立的存在，“更多是全球本土的形式”相互联系。全球本土往复的过程“能产生文化杂合”，并催生“多语境、多维度和多视角的环境”。

　　由此可见，无论是主观倾向还是客观现实，文化都不会趋于同一。差异性的存在，说明文化间性并不会消失。但不同于单一文化思维中以同质文化为单位的文化间性，交融的文化间性是不同的杂合文化之间的文化间性。文化交融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既可以是两个社会间互通有无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也可以是全球本土往复过程中，本土文化与转文化的再交融过程。转文化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定位不应该是强势、排他且极端的，而应该是一个有别于传统文化观的、补充性质的新概念，与文化间性概念一起应用于文化翻译研究。

　　五、转文化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文化内涵一方面可以跨越时间和语言，另一方面又随着文化翻译而不断变化。因此，即使源语文化可以通过文本翻译进入译语文化，在看似对等的名称之下，内涵也不尽相同。与此同时，生活在新环境中的移民，需要不断协商自身所承载的原文化和新环境中的文化。在第三空间内的文化翻译活动中，人们可从相互联系的文化中重组并构建出他们自己特定的话语和文化内涵。因此，文化翻译会导致跨语言的互文性资源越来越多。但由于翻译的媒介性[] 和操纵能力，跨语言互文性资源越多，意味着在进行第二阶段的文化交融时，翻译所面对的原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应该比第一阶段更为复杂且多源。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早已不单是英美文化的载体，其承载的文化现象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转文化性，即广义层面的文化翻译的产物，其中不乏已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下面我们以这类作品为例，探讨转文化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这些被翻译成中文的转文化英语作品，根据其转文化叙事与中国语言文化互联的程度，或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华裔作家创作的转文化英语作品，如三位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伊迪丝·伊顿（常被称为“水仙花”）的小说《春香夫人》，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和张纯如的历史非虚构人物传记《蚕丝：钱学森传》等。以谭恩美的第一部畅销小说《喜福会》为例，小说讲述了四位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后移民美国的华裔母亲和她们在美国出生的女儿的故事，以此反映两代美籍华裔女性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等问题。这部小说不仅在美国一经出版就获得欢迎，还数次被译成中文，供远在大洋彼岸的中文读者阅读。把这部小说归类于美国文学，人们似乎没有太多异议。然而，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又并非那么“美国”。小说伊始，吴精妹的叙述中穿插着其母吴素云对故土和过去的回忆：“‘I dreamed about Kweilin before I ever saw it，’ my mother began， speaking Chinese”。回忆采用直接引用的叙事方式，以英文表达中文，使得小说本身跨越了中文和英文、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边界，成为转文化英语叙事。这种“明显带有翻译性质”的华裔美国文学及其中文译本，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再现都有待从转文化的视角进行进一步分析。

　　第二类为非华裔作家创作的和中国相关的转文化英语作品，例如美国传教士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的战时日记《魏特琳日记》，英国作家海德（Mo Hayder）的小说《南京的恶魔》，以及由英国作家莱勒（Stephen Leather）的小说The Chinaman改编而成的电影《英伦对决》（The Foreigner）等。海德在20世纪80年代旅居日本东京。这段经历日后也成为她第三部小说Tokyo的写作素材。小说采用双重叙事结构，第一位主人公是来自中国的史重明，第二位主人公是来自英国的哈钦斯（Grey Hutchins）。海德让两位主人公讲述他们各自在母国的人生经历，让他们在日本东京相遇并进行文化的碰撞和对过去的转文化探索，并将两个故事穿插着呈献给读者，来实现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交叠和联系。

　　和第一类华裔作家如谭恩美相似的是，海德也是以日本侵华战争作为小说开始的历史背景，用英文构建了史重明关于中国传统家族和婚姻日常、关于日军暴行的“南京日记”。但海德的关注点并不是华裔身份和文化认同，而是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且用了不同于中文语境中的文化框架来建构意义──以第三方视角来审视日本于二战期间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以及这些罪行留给后世无法忘记、亦无法愈合的创伤。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随即也在美国出版，改名为The Devil of Nanking。而这部不那么“英国”的英国小说的中译本，译自其美国版本，名为《南京的恶魔》。与此同时，由于作者缺乏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了解，小说中也存在文化误译和对东亚的刻板印象，因此，其转文化叙事、英-美-中的翻译传播路径，以及其中的文化误译和刻板印象，再一次呼应了传统的翻译研究模式已不足以分析转文化叙事及其翻译的复杂现实。

　　第三类为非华裔作家所创作的关于其他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转文化英语作品，例如美国加纳裔作家雅亚·加西（Yaa Gyasi）的小说《回家之路》、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小说《远山淡影》和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和迪士尼电影工作室联合出品的动画长片《寻梦环游记》等。这类小说、电影叙事同样超越单一文化叙事框架，是文化互联互融的结果，有关理想、亲情等人类社会共通的主题，也让这些转文化作品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共情。当我们将这一类转文化作品译成中文并对其进行研究时，其深远意义在于，它们不仅可以用于呈现现当代的文化多样性，还能更好地探索文化共性。诚如威尔施所说，文化的共性一方面指向不同文化互通有无之后所共有的特性，另一方面也指向决定文化间可以互通有无，乃至进行比较的共同基础，即人类本所共通与共有之处。

　　六、结语

　　转文化英语叙事到中文的翻译只是文化交融第二阶段翻译之吉光片羽而已，尚未讨论转文化中文叙事到英文的翻译，更不要说其他语对。不仅如此，本文第五部分也只关注了第三空间翻译到文本翻译这一个方向，文化翻译的其他方向尚未探索，比如同一部文化作品在不同第三空间内的翻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可以说，文化交融第二阶段的翻译不可胜举，然而翻译研究现有的相关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大多基于且只适用于第一阶段。用转文化思维来认识翻译，持续关注并参与文化的互通有无，从学术角度来说，既是翻译研究目前面临的挑战，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而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看，有助于我们在促进文化互通互鉴，探索并激发潜在的语言和文化活力，与延续文化认同与传承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关系。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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