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三进北京城不同心境,第1次紧张,2次拮据,3次胜利者姿态

  漫漫人生之路上,每个人都会有独一无二的经历,不管是顺风顺水,还是荆棘密布,不管曾经有过无限风光,还是跌落低谷,这些经历便会刻骨铭心。今天,我们说一说李作鹏在不同的时期三次进入北京的情形,拿他自己的话说,三次进京的经历,很象自己的三个人生阶段,若不登高看,怎知海天蓝。人到用时仁义少,事无经过不知烦。他三次进京时的际遇,也许给我们一些启迪。

  

  李作鹏是我军的一员高级将领,战争年代他有勇有谋,骁勇善战,他的军事才能可谓是不可多得,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第四次四平战役、锦州战役,以及入关后的襄阳战役、宜沙战役、湘赣战役、衡宝战役、广东战役、解放海南等战役中,李作鹏都大显神威,屡建奇功。率部从东北打到海南,立下大功,后来担任过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达到人生的巅峰时刻。

  远眺流坊村

  李作鹏是江西吉安临江塘尾流坊村人,这个地方曾经数次改名,古代最有名气的一个名字那便是叫“庐陵”,宋代文坛泰斗苏东坡曾诗云:“巍巍城郭阔,庐陵半苏州”,所以人们冠以“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金庐陵”,说的就是这里出过数千读书求功名的进士,以前是读而优则仕,这些人都先后当过大官,当地流传至今有“一门六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的称呼,可见庐陵是多么的有名气。不过,后人把地名一改,如今很多人都对此陌生了。

  近观流坊村

  李作鹏老家这个乡虽然出了很多的读书成名的人,不过聚焦到他出生的这个流坊村来说,那真的是太没有名气了,数百年来竟然连个乡长以上的人物都没有出过,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李作鹏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据老一辈子的人介绍,流坊村风水不好,就是村子所处的位置和形状太差劲了,整个村子就像一片荷叶的小盆地,而且荷叶边上有个缺口,你想想,荷叶本来垇下一块可以存天上雨水,岂料有这缺口一刮风准跑个精光,所以,流坊村不能聚财,当然包括人才,所以,出不了人物,即使是出了人物,当了官,也难以持久,来得快,去得也快。

  

  当然,这个是传说,不足为信。因为到了李作鹏手里,流坊村不出乡长以上的领导就被打破了。当然,李作鹏的成长也真不容易。先是他家兄弟太多,整整弟兄五个,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他父亲李遇臻是耕田的好把式,每天早出晚归,深耕细作,庄稼比别人家的长势都好。所以在周围穷邻居眼里,他家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

  

  不过,排行老三的李作鹏,因为身材高大,做事机灵,从小时候开始父亲就把他定位自己种田的“接班人”打造,晨起床就放牛,早饭后上山砍柴火,田里采桑叶,野外捡猪草,农忙又抢季节,便日复一日下田干活,犁田、耙田、施肥、播种、锄地、收割所有农活都得干,不像他的大哥李仁鹏那样,早早就送到学校读书深造。李作鹏半农半读念过几年私塾,父亲便手把手教他种田莳秧,眼看一个崭新的农民要诞生了。

  

  就在这时,离他老家不远处层峦叠嶂,峪壑幽深,溪流澄碧,林木蓊郁的井冈山上的红军,由于此地高林密耕种不易,产粮从来上不去万担,人口上不了两千,要养红军大部队有点麻烦,因此,必须下山去攻打比较大的“中心城市”,那里面毕竟土豪多,吉安便成为了红军的首选,所以,动员了“十万工农下吉安”,李作鹏长得高大,平时做事胆子大,被乡苏维埃政府指定为少先队长,成为“十万之众”中的一员。

  

  这一年,红军在许许多多像李作鹏一样的群众帮助下,通过“九打吉安”终于攻进了吉安城,那当时的话说是发了一笔大“洋财”,随后是“扩红运动”,建国后从吉安走出的几十名开国将军以及不少大干部基本上是这次扩红时参加红军的。这次他作鹏更是表现突出,凭借他的领导力,他带了上中下三个流坊村的十多名同龄人当红军。当即受到上级的表扬:“这小鬼,办事清楚明白有股子干练劲!还能读能写?让他到司令部做个传令兵吧!”这样,参军伊始并没有去做一名普通红军战士,就避免了刚参加红军就上战场冲锋陷阵,导致没有作战经验而过早牺牲。

  

  不过,这传令兵他做得很出色,因为那个年代的打仗,不像现代战争的高精关端科技,特别是通讯技术,上级到基层一线的作战命令,靠的是人体物理传送,炮火纷飞,枪弹无眼,打起仗来,人家都躲在战壕中,传令兵一个人越战壕,爬山岗,跑到前线指挥官面前传达命令也并不容易。连续几次胜仗,他便脱颖而出,成了红军高层领导人的贴身警卫。

  

  这个时候的李作鹏,那自然是威风八面,单一说挎在他身上的枪,同他一块当红军的小伙伴们,当时大都配的红缨枪或者大刀,个别人发了支汉阳造,有几发子弹,已经是件骄傲的事情,但他却当年红军极其罕见的德式手提机关枪(类似冲锋枪),每到一处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指指点点称他为“御前带刀侍卫”。这还不算,后来又得到高层领导的赏识,派他到红军大学无线电专业。

  

  红军时期,无线电绝对是最顶尖的技术,被领导人称之为“千里眼”和“顺风耳”,一开始红军开发无线电的时候,都用那些俘虏兵做译电员,虽然他们有技术,但毕竟底细不清,因此,要培养自己的译电员了。李作鹏是通过领导考察的首批这样的人才,可见组织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从红军大学毕业之后,他就担任了军委二局机要员,虽然级别只是排级干部,但可以算是队伍中的重要人物了,很快就升任到了科长。后又在中革军委二局当参谋、译校科科长,是我党我军最早的一批情报侦听破译人员,对红军能顺利到达陕北立下了卓越的军功。

  

  红军长征到了延安之后,成立抗日军政大学,李作鹏作为军队中有军事经验,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调到抗大参训队学习还有担任教官,这个队主要是培养军未来的参谋人员,也就是古代所谓的谋士,帮助军事主官出谋划策,决胜千里之外。由此可见,上级领导对李作鹏的军事智商和谋划作战的能力是相当肯定的。就在李作鹏学习期间,面对当时对敌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那便是前往北平搜集日、伪、蒋军的军事动态情报。便演绎出李作鹏三进北京城不同心境——

  

  李作鹏第一次进北京城,时间是1937年夏,当时是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七七事变前夕,北平正处于战云密布:东南面,西起丰台,东到北平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已被日本的华北驻屯军重兵占据;东面已沦为日本卵翼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治区;北面和西北面,有日本豢养的察北伪蒙军;只有北平的西南面,尚为中国驻军宋哲元所部二十九军防守。因此,位于西南15公里、处于平汉铁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为北平通往南方及其他地区的唯一门户,是中日军事上的必争之地。

  

  当时,肩负着民族兴亡大计的党组织,早已经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倡议,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此后,派素质高的重要干部前往各地方实力派担任联络官,开展统战工作,其中,张经武以其机敏睿智被上选中先李作鹏一步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张经武化名张金吾,几经辗转来到北平,通过秘密关系,与宋哲元取得了联系。

  

  张经武是湖南省酃县人,他跟李作鹏几乎是同一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并参加红军队伍,先后担任过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军委五局副局长、广昌基地司令员、会昌教导团团长等职。长征还担任过直辖教导师师长、陕甘支队三纵队参谋长,职务与级别比李作鹏都更高,那时是在张经武的指导和配合下,进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

  

  那个时期的北平社会治安混乱,沉渣泛起,由于是秘密工作,李作鹏经过周密准备后,丝毫不顾个人的安危,决定身入虎穴化装侦查,进行了乔装打扮,先后穿上便衣化装成学生和商人,外出坐电车和人力车。由于当时根据地的经济也是困难,他来这里从事地下工作的经费必须算好,按照规定,每月伙食和住房费用不能超过15元,这样下来,每天就只能用5毛钱,必须精打细算,否则就会身无分文,住在一些学生公寓和最普通旅馆,在小摊子上吃大排挡。

  

  李作鹏通过成为小商人或者学生,这个毫不起眼的角色,混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走遍了北平的一些角落。经过多天的摸查,把相关的一些情报摸得清清楚楚,顺利返回,返回后把自己掌握的情况仔仔细细进行了汇报。根据这些情报,对后续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在敌人的内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除了具体高超强大的心理素质,你必须在个人行为与生活方面也严格自律,受到环境空气场所的影响,更多是自己日常的洗衣做饭洗漱等等,这样才不会暴露自己。这一切李作鹏都做得出出色,但是心情还是很紧张,毕竟这里是当时是国民党统治的白区,他每一天都得小心翼翼,还怕特务跟踪,否则还有生命危险。所以,对身边的一些风景,城市的景观根本没有心理去琢磨。第一次进入北京城,就在这样紧张的情绪中度过。

  

  李作鹏第二次进北京城,时间是1939年秋,当时那是日本军阀的铁蹄蹂躏北平的时期。由于他在山东战场上眼睛被日军的毒气伤害,天天流眼泪,很可能要瞎。于是,他向上级申请去北平的大医院进行治疗,鉴于他曾经去北平从事过地下工作,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特批拨款一百多元伪币作为治疗费用。

  

  由于他的眼睛伤势严重,这点钱可能会不够用,因此,他还联系了一名当科长的战友,因为他是北平人,家境富有,还可以向他家借点钱治病,对此,这位科长还特地修书一封,告诉父亲这是我的一位战友,这次来治疗,请治病资金方面的援助。一切准备就绪后,李作鹏还是像上次搞情报一样,化装成商人来到北平,并在前门外找了家普通的旅馆住了下来。

  

  次日李作鹏便到同仁医院就诊,经过医生检初步查,认为他的眼睛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仅仅是开点药或者打几支针已经是无济于事。如此严重的病,需要住院治疗,并组织手术才能治愈。此时,李作鹏到收费处打听一下需要的治疗费用,吓了他一大跳,一摸口袋,自己身上这一百多元伪币,还差几大截呢。怎么办?

  

  俗话说,一分钱难到英雄汉。衣服可以不用买,饭可以吃简单点,住可以最普通的。但这医院是日本人开的,医疗条件好,治疗费用很高。没有钱显然是不可能治疗的。就在这个时候,向自己的战友那个科长的父亲求助。于是,根据科长提供的地址,很快找到了他的家。

  

  这是崇文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四合院院门讲究,内部非常宽大,一看这住宅的款式,便知道是当年北京城的富裕人家。李作鹏带着战友的信,找到他的父亲后,告诉他是他儿子的战友,一开始主人非常客气,端水敬茶招待就坐,随后,主动打听起儿子的近况。不便说借钱的李作鹏便掏出他儿子的亲笔信,谁知战友的父亲读着读着,脸色就开始变了。

  

  原来,那年月各色各样的队伍非常多,鱼龙混杂,他的父亲一开始认为自己儿子的这位战友至少不是抗日的部队,结果一听儿子和眼前的这个人是八路,自然是日军的眼中钉,便呈现一脸的惊恐与不安。他最担心的是连累自己,怕日军知道他资助八路,谈到借钱看病的事情时,只匆匆塞给他20元伪币,并说“唉,我现在处境也很艰难,手头并不宽裕”,随后重点强调“请以后不要再来了,防止日军宪兵队知道”。

  

  性情孤傲个性极强的李作鹏,在抗日战场上受了伤,本来就郁闷,冒着生命危险来北平求医,却要忍受这般屈辱,再也不去低头求人,只好草草在一家便宜的医院治疗一下,由于治眼病拮据得身无分文,此时在北平城里可谓是举目无亲,只好放弃了治疗,便匆匆归队。以后岁月里戎马倥偬,再无机会治疗,他的右眼的战伤伴随了李一生。后来上级给他发了战伤二等甲级残废证,后来他毕生戴着一副墨镜。其第二次进京的拮据实在令人叹息。

  

  李作鹏第三次进北京城,时间十年后的是1949年春。此时,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当时,永定门城楼墙上两侧张贴着“欢迎人民解放军!”几个大字,路两旁的人们夹道欢迎,威武的人民解放军就是从这里入城,一路向北,浩浩荡荡进入北平,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时任时任东野6纵副司令员兼16师师长的李作鹏,接到东野总部在北平召开南下作战会议的命令,他参加了会议并住进了最豪华的北京饭店。

  

  他入住的第一天,说前二次不仅对北京饭店这样高级场所可望不可即,就是对其它稍好的饭店、旅馆也不敢问津。尤其是当年的皇家御园颐和园不仅建造精巧,占地面积相当大,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修建,当时里面修建了很多景致,有湖、有山、月各种树木,此园林是皇宫佳丽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清漪园的建成,让万寿山和近旁的香山、玉泉山相互呼应,陆续营造的畅春园、静宜园、静明园、圆明园连为一体。以上俗称为“三山五园”的历史文化遗产,至今仍对北京的生态环境和城市布局产生着重要影响。灰瓦小院、黄草漫野,亭廊照水,让人想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景象。

  

  前两次李作鹏来这里,只能远远地看看,更何况当年这里戒备森严,都是有钱人玩的地方,特别是日军占领的颐和园,里面吃的应有尽有,但只准日本人入园参观。

  

  现在不同了,经过长期流血牺牲的奋斗,北平和平解放,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页,颐和园开启了成为人民公园的新使命,风月最无边,繁华今更盛。斗转星移,颐和园文化正在以多姿多彩的身段走进千家万户,颐和园归属人民,成为老百姓生活的组成部分,既是休憩的地方,也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人类优秀文化的场所。北平解放了,人民胜利了,天翻地覆,今非昔比。我们作为夺取政权的胜利者游览颐和园,桃花红李花白,天朗气清,感觉比过去更加美丽,心情是多么的高兴。

  

  波谲云诡的中国近现代,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军人战士都免不了颠沛流离的宿命,一生或许因为战火流落过很多地方,也会在不同的时刻停歇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一个地方有时候是落魄者,有时候是胜利者。李作鹏在北平城这个地方,民国、日据、解放三个时期三次相遇,为我军高级干部的他,以胜利者故地重游,当他看着手下将士遍布北平,颇有一份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酣畅淋漓的感觉。同时,后人看到他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历史性相遇,第一次的战斗敬佩,第二次遭遇同情,第三次胜利的喜悦之情,的确是感慨万端,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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