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捆送进急诊室的病人,做这个决定太难了！
这个决定我们说起来很容易，但真的要做出时却又万般为难了。
就像我们看着别人呻吟嚎叫总会觉得有些小题大做，真要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却又要撕心裂肺了。
因为除了理解和同情之外，我们并不能真正去感受别人的痛苦。
如果换作是我们自己，或许要比这对兄妹更加的犹豫、纠结、心痛了。
而，我可以预言的却是，这一天我们早晚会要去面对，无论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文|多巴胺
图|《急诊室的故事》
“你们怎么决定？”急诊抢救室门外我盯着这对兄妹，态度严肃，言语利索，甚至有些强迫而急切地想从家属口中得到答案。
无论这个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也无论这个答案对病人有利还是无利。
我需要的只是一个答案：救还是不救？
病人的女儿红着眼睛一直在哭，病人的儿子一脸茫然犹豫不决。
而身穿着白大褂的我，则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急不安。
因为我知道抢救室内的病人已经没有时间留给家属们来考虑了，他已经危在旦夕。
等不了家属的回答，我转身离开，离开之前我丢下一句话：“如果你们没有明确的意见，我就默认要按照最积极的方案来，我不管你有没有钱，也不管病人痛苦不痛苦，我只要保证病人的生命安全。”
“好，好，你先按照你的方案来吧。”病人的儿子只留给我这么一句话便再也不言语了。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就要糊涂了。
病人危在旦夕，负责抢救的医生却还在征求家属的意见；家属一时间拿不定决定，医生为什么不能留一定的时间给家属考虑，而非要不近人情的逼迫家属在短时间内做出重大决定？
说实话，就连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腹诽：为什么一生病不能专心致志看病，却要考虑一些疾病之外的东西?
如果你和我一样有着这样的疑问，就请继续关注阅读下去吧。
深夜一点钟，病人被家属用轮椅推进了急诊室。
坐在轮椅上的病人被家属用一根绳子捆绑着，又用着一个毛绒毯子包裹着。
第一眼看见时，我甚至被吓了一跳，如果不是分诊护士告诉我被包裹着的是一位病人的话，我甚至还以为他们推着的是一件什么物品呢。
“怎么回事？”我赶紧回道。
只见患者儿子一边解开绳子一边回答道：“突然发烧了，在家里量体温快40度了。”
原来是一位发热的老年病人，可既然如此高热，又为何用毛绒毯子全身覆盖着呢？
“快把毯子拿开，高热40度，还不赶紧散热....”我扯掉了这条毯子。
毯子被掀开后，我看见了病人，正在气喘吁吁的病人更加让我大吃一惊。
不仅是因为病人已经意识模糊，更是因为病人异常消瘦，而且从病人的头皮上散发着一股股异味。
“这人看着快不行了，赶紧抬进抢救室里！”来不及分说，便将病人送进急诊抢救室里，从经验上来看，此刻的病人分明已经呈现为濒死状态。
“以前有什么病吗？”在搬运病人的时候我抓紧时间询问病情。
病人的儿子说：“肺癌，但我们一直在吃靶向药。”
听见肺癌两个字后，我心中便大致明白了一些。
原来这是一位肺癌晚期且发热的病人，病人正在经历着绝大多数肺癌病人临终前的状态。
“指脉氧多少？心率多少？呼吸多少？血压多少？”
连上心电监护后，我迫不及待再次为病人监测了生命体征。
心电监护立刻发出了此起彼伏的报警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仅能维持在60%左右的经皮指脉氧，这不仅意味着病人严重呼吸衰竭，更意味着病人完全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便出现心跳呼吸骤停。
病人为何会这样？
事实上，多数肺癌晚期病人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状况，也是导致多数肺癌病人去世的直接原因之一。那就是，病人会因为肺癌肺内转移、肺部感染、大量难以咳出的痰液、越来越多的胸腔积液等原因而影响呼吸功能。
这个时候，我所关心的，也是第一时间需要解决的并不是体温，而是呼吸。
“这个情况要插管，不然风险太大了。”我一边为病人扣上了呼吸面罩，一边让同事准备着气管插管所需物品，一边对家属解释了现在的情况。
病人危在旦夕，插管事在必行。
但是，家属却犹豫了，儿子说：“有这么严重了？”
“是的，不插就会死亡。”急迫的形势让我顾及不了家属的心理能不能接受死亡两个字的冲击，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病人的问题，也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家属知道病人真实的病情。
然而，病人的儿子却迟疑了。
“医生，你先等一会，我要和我妹妹商量一下。”
“我等不了你多久，耽搁了的话，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这话虽然直白，却也是在病人危在旦夕之时最有效的语言了。
“没事，没事，我知道了。”这位不到五十岁的儿子拿起了电话走了出去。
使用了一会面罩之后，搭班护士又为病人吸痰。
从病人口腔之内吸出了源源不断的黄脓痰，一块接着一块，甚至要将吸引器堵塞了。
即使吸出了大量的痰液，又用了高流量的呼吸面罩，我手下这位瘦骨嶙峋的肺癌晚期病人依旧只能维持在80%左右的指脉氧指数，而动脉血压分析中更是有着许许多多的危及值。
五分钟过去了，病人的儿子还在打电话。
我必须要知道他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打开抢救室大门，只见他还在打着电话。
一位佝偻着腰，两鬓斑白的老太太却拉住了我：“怎么样，怎么样.....”
说着颤抖的话，不由自主蹦着双脚，老太太甚至开始带着哭腔了：“你救救他，救救他。”
不用说，这位老太太一定是病人的老伴了。
“正在救，正在救，老人家你先坐一会，有消息我们告诉你。”招呼护工师傅将老人扶在了急诊抢救室门口的长凳上，我向病人的儿子大声喊道：“怎么说？”
几米之外的他却只是朝着我摇了摇手，并没有回答，而是继续打着给妹妹的电话。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病人病情危机，还不及时抢救，为什么非要听家属的意见？”
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毕竟在疾病面前，医生才是最具发言权的，家属的话仅能作为参考。
但是，有些实现的情况却也是不得不考虑在内的，尤其是面临着一些经济和人伦的问题时。
我曾经不止一次遇见过下面这样的情况，病人危重，没有家属或者暂时联系不上家属，积极抢救后，家属甚至有些病人不仅不会感谢，甚至会埋怨：“谁让你们抢救的，我求着你们抢救了嘛，你们抢救不收费嘛？”
我也曾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明明知道要人财两空，你们还要抢救，还要让病人受罪，你们就是为了赚钱，就是没有医德。我们不懂，你们医生还不懂吗？你让病人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能保证治好吗？”
这些都是血与泪的经验，都是由一条条生命总结出来的现实状况。
这样的肺癌晚期病人往往都会面临着这样的矛盾，积极抢救的话，或许可以保一时的心跳呼吸，终究要面临死亡；如果不积极抢救的话，病人却要在眼前一点点的被病魔吞噬掉生命，这又违背救死扶伤的初心。
没有医务人员不希望自己的病人能够从死神手中逃脱，没有人在面对这样的矛盾现状时能够让病人少一些痛苦多一些尊严。
但是，纵有一腔热血，在现实面前却也不得不让人多一分冰冷。
甚至有难以作决定的家属会这样问：“医生，如果是你的家人，你会怎么办？”
我通常不会直接回答，不是因为我不高兴，更不是因为我无法回答。
相反我有我的答案，但我也绝不会告诉提问者：“治或不治，救或不救，插管或者不插管。”
因为每一个病人的病情都是不同的，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每一个人对现实打击的接受能力也不是不同的。
最重要的是，我首要负责的便是自己病人的生命和尊严，其次才应该是他人的顾及或想法。
又过去了五分钟，病人的女儿也赶到了医院。
兄妹两人还在商量着病人下一步的抢救治疗方案，他们的母亲依旧坐在抢救室对面的长凳上等着着消息。
面罩帮助呼吸下的病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虽然病人被送进医院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却在家中和来医院的途中耽误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确诊肺癌47个月之后，他就要离开了。
病人的女儿哭红了眼睛，言语之间透露着丝毫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状况：“我们不是好好的吗，不是一直都在治疗吗，现在就这么严重了？”
病人的儿子没有你说话，病人的老伴站在女儿身后焦急的听着我们的谈话。
“确诊肺癌已经47个月，明确全身转移也已经超过16个月，能撑到现在已经算很好了。就算一直在治疗，也只不过是在减少痛苦和延缓生命，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病人的儿子试探着问：“能不插吗？”
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便问答了，现在却又要再次强调：“不插也可以，就是人会死；插也可以，就是给病人一个机会，尽量拖一段时间。”
实际上，类似这样的病人，家属们都会做出下面三种选择的一种：一是不考虑经济压力，不顾及患者有没有尊严，全力抢救，一切按照流程来，自己能够接受人财两空的结果。二是放弃一切积极有创抢救措施，要么立刻带回家，要么最终在抢救室里闭上眼睛。三是接受在急诊抢救室范围内的抢救所措，却拒绝进一步住院尤其是重症监护病房的治疗，拖上几天后，要么回家，要么等待殡仪馆来人。
如果再不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的话，病人便真的要在呼吸窘迫之中越发严重了。
我没有时间可以留给家属们考虑了：“要么插，要么不插，你们要是没有明确不插的意见，我就要按照最积极的方案来了，我能考虑的就是病人暂时的生命安全，你们的想法我就顾及不到了。”
此刻距离病人被送进急诊室已经过去了近20分钟，每一分钟都是生死考验。
病人的儿子对自己的妈妈说：“不要让他受罪了，就这样昏迷了，不知不觉走了更好。”
哭红了眼睛的妹妹除了点头之外，再也没有说一个字出来。
反倒是焦急不安的老太太给了最后的决定：“听我儿子安排吧。”
兄妹两人最终做出了选择：尽量吸痰，然后回家。
在被送进急诊室一个小时后，这位被捆在轮椅上覆盖了毛绒毯子的病人又被送回了家。
儿子找来了车，女儿搀扶着妈妈，走在这人世间的土地上。
对于身为急诊医生见惯生死的我来说，这一幕只不过是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寻常一幕罢了。
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那个决定却是太难、太痛了。
生活中没有人愿意去经历这种痛的选择，人的一生中也没有谁能够逃避开这样的事实。
或许，我们应该早一点去正视生死，更应该去思考一下生命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