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父母当成“皮球”的20年
配图 |《漫长的告别》剧照
穷和死太过可怕，如今，我仍在学校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努力地活。我珍惜活着的每分每秒，愿我以后足够强大，能够将死神和穷神死死地抵在家门之外。
白天，父亲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妈来了没？”普通病房里的病人都已经回家了，小姑在空床上休息，病房里只剩下心电监护仪有节奏的“滴滴”声。到了深夜11点，我等着最后一瓶药滴完，插着胃管和氧气的父亲醒了，他扒着床栏盯着我，把眼睛睁得又大又亮，我坐在哪边，他的视线就会像吸铁石一样跟过来。
“爸，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次病得多重？”我跟他开玩笑。
不久前，50岁的父亲突发脑梗晕倒在厕所里。进医院的那天上午，医生说他小脑脑梗的面积太大，“3根血管只通了1根，但那1根太薄太弱，支架手术后病人死亡的风险很大”。到了下午，医生又叫来家人询问是否做颅内压增高手术。病发后的一个星期是脑水肿的危险期，小脑肿胀随时会压迫到神经，导致心脏暂停、呼吸停止。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去骨瓣减压术”，就是削头骨给肿胀的小脑增加空间，以防止压迫神经，但手术费高昂，风险大，人很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姑姑们手足无措，纷纷在医院的走廊里哭着打电话找人借钱，因为借不到，又劝我选择保守的药物治疗，依靠父亲的自愈能力挺过危险期。签《家属同意书》的时候，我一次次问医生，保守治疗能救过来吗？医生耐心地回答：“有可能。”
父亲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一个星期，我在外面是数着秒过的。穷人命硬，他顽强地挺过了脑水肿的危险期，就连医生都称之为“奇迹”。父亲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模样，我至今还记得：他满身插着管子和电线，眼睛聚不了光，说不清楚话，头抬一会儿就会沉沉地低下去。因为疫情，家属不能进去探望，我只能请求和医生视频通话，借机看看父亲。每次打视频，我都故意装作很开心，不断地跟父亲重复着：“你快好了！马上就能出来了！不用担心，你得的是小毛病。”父亲眼神涣散，嘴里发出“哎、哎”的应答声，但过不了多久，他就体力不支了。挂了电话，我只能在医院的走廊里痛哭。
“爸，你命多好你知道不知道？这么大的病你都渡过来了。”说着说着，我一改往日嘻嘻哈哈的样子，又哭了。
看见我哭，父亲也难受地哭了。他的哭是无声的、颤抖的，他想安慰我，试图把满是针眼的手伸向我。看着这只手，我知道这个男人的后半生都要靠我了，但我还在上学，每天看着缴费单上面的数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爸，咱借了好多钱，欠了好多钱。”我不停抽泣着。
“没事，有你大姑。”他呢喃着。
一时间，我气得想笑——父亲大病一场也本性未改，他看不清现实，只会依靠别人。
父亲患病前，我从不敢问他的存款，因为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没有，不然他也不会一个月只给我500块钱的生活费。可当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生死未卜的时候，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查了他名下所有的储蓄卡——我不相信他活了50岁，没有存下一点可以让我应急使用的钱，说不定他瞒着所有人给我存了一大笔嫁妆呢？
我辗转数家银行，结果一分钱存款也没有查到，只查到一笔5000块钱的贷款在3天后就要还了。那一刻，我有些释然，觉得这样的结果才符合父亲的作风。我一点都不怪他的贫苦，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才能救他的命，谁能帮我先还上这笔贷款。
我只有19岁，刚刚上大学，大姑父担心我以后不会还钱，不想借。大姑不愿和他多说，他们的女儿，我的堂姐，耐心地劝他：“妞不是那样的人。”说完，她朝我看了一眼。
想来想去，我想到了母亲。19年来，母亲只帮我缴过3次学费。我们一直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我尽量不去打扰她，她也力所能及地演好“母亲”这个角色。我们很少见面，有幸一年能见一次，不幸的话就没有定数。她曾说过，有事就给她打电话，她可以帮我。
那天，我在楼梯间缩成一团，拨通了母亲的电话。一开始她还很高兴，毕竟我很少主动联系她。她询问了父亲的情况后，就带着哭嗓跟我解释道：“你知道我现在不能回去，你姥在妈妈这儿，我不得不照顾你姥啊，这边还有疫情，回去一趟不容易。一日夫妻百日恩，我跟你爸虽然过不下去，但毕竟你站在这儿，我还是希望你爸能好起来……”
我熟悉这种哭嗓，不是因为难过哽咽，而是因为她喝了一天的酒，嗓子受刺激了。放在平时，我会无情地戳破她的虚情假意，但眼下我有求于她。等母亲表明“立场”后，我试图提钱的事儿，希望她可以给无助的我一点力量，拍下胸脯直接说：“妞，这个钱你就不用操心了！”
可是一提到钱，母亲又恢复了往常温柔又理智的语气：“妞，（贷款）先不要还，你再等一等，你爸还在重症监护室里，现在还不知道是啥情况。你叔（母亲的男友）问过当律师的朋友了，人死了就不用还了。”
“人死了就不用还了”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脑子里，撞击着我紧绷的神经。一时间，十几年的恩怨冲进了我的脑子里：父母离婚后，亲戚和同学骂我是“野孩子”；我从小自己照顾自己，母亲却在外面闯荡、风光；现在她有了一个在矿上做小领导的男友，我和父亲的死活她就不管了……我的理智再也保持不住了，于是像疯狗一样朝她吼道：“俺叔？！他算什么东西！你19岁还有爹，凭什么我就要没了爹！”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武民死了是他活该！”母亲终于脱下了温柔的伪装，和我对骂起来。
我得意于撕破她的伪装，又说起她的男友不靠谱——之前我请他帮我打听低保的事，他问都没问就说我的条件不符合，还教训我“别欺骗党”。多年的委屈不甘伴随着哽咽，一顿一顿地吐了出来：“俺爸、俺爸……就去问了，我让他去问低保的事，他就去了。”我承受不住这样的痛苦，蹲下了身子，说完才发觉这么多年来只有父亲把我这个小孩说的话放在心上。
手机那边没了声音，我以为是我的哭泣唤醒了母爱，使母亲沉默了。可我拿开手机才发现，她早已挂了电话。
我熟悉母亲遇到冲突就挂电话的行为，就像熟悉她的虚伪一样。她和父亲都是不负责的大人，出了事只会逃避，然后把麻烦推给父母、亲戚和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俩是天生一对。
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于是又给小姨打电话，她有钱又待我亲，说不定她会帮我。我说：“我让俺妈想办法，哪怕她和兄弟姊妹们一人借1000，这个钱也有了，为啥她要咒俺爸死？”
“妞，这个钱是为了你给的还是为了你爸给的？你知道你爸是咋对你妈嘞？是咋对她娘家人的？”
小姨说到这里，我就明白她的意思了——多年来，我爸的穷、抠、脾气大伤害了太多的人。那一瞬间，我知道小姨也不会帮我了，我所重视、依赖的亲情就像一盆冷水倒在我身上，让我在这个冬天的夜晚变得分外清醒。
挂电话前，小姨怜惜地对我说：“你爸毁了你妈一辈子，现在又来缠着你，你现在就是你妈的‘接班’。”
1953年，“一五计划”仿佛一股春风，让郑州这座城市里陆续冒出了5个大型纺织厂。我爷爷就是其中一个厂子里的工人，他工作稳定、工资高，只是很少有时间回菏泽老家。我的奶奶念过书，在乡里当文员，算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职业女性。
爷爷奶奶养育了两女一子，因为家里的条件好，我父亲从小就活得比同龄人自在，他在家里不用干活，无聊了就去河里游泳、在田里捉蚂蚱，就算是逃课，也没人管教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以后会去郑州工作，这是村里许多孩子都望尘莫及的。
父亲读完小学，家里就找门路把他的年龄改成了16岁，让他去郑州第五棉纺织厂上班了。那时爷爷已经在厂里当上了主任，手下管着500多个工人，拥有独立办公室，还和一个漂亮优雅的城里女人保持着婚外情。
一开始，从乡下来的父亲有些不适应，但日子久了，也就慢慢融入了忙碌、嘈杂的工厂。靠着爷爷的关系，他年纪轻轻就不用去一线劳动，只“管人”，还拿着非常高的工资。在最虚荣的年纪里，他过得潇洒又快活，经常大方地请女孩儿们溜冰、去舞厅跳舞，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吃烩面。后来，他甚至攒钱买了一辆当时最时髦的面包出租车，下班后就在城里拉客赚外快。
在一次朋友攒的酒局上，他认识了我母亲。她小他10岁，长得高挑、丰满、还能说会道的。我母亲能来郑州，也是沾了姥爷的光，本来她可以进纺织厂，可惜她刚到郑州时只有14岁，年龄不够，家里人就让她在城里当一年保姆，给人家照顾小孩、做家务。
后来进了厂，母亲也只当个临时工，收入并不高。但城市生活早已催发了一个乡下女孩的野心和欲望，在医美还不发达的年代，她就敢花100块钱去小诊所割双眼皮，把不多的工资花在买衣打扮、追求精致的生活上。男人们围在她身边献殷勤，她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豪爽，喜欢喝酒、吹牛、扩大交际圈，趁着青春做疯狂的事。
认识母亲的时候，父亲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快要结婚的对象，女方温文尔雅，知书达礼，已经见过双方父母了。但母亲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父亲变得很疯狂，毅然抛弃了未婚妻，不顾周围人的反对开始千方百计地追求我母亲。
母亲年轻时就很现实了，姥姥姥爷重男轻女，家里又穷，无法帮她在郑州扎根。她从身边人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女孩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嫁人，“只要嫁对人就等于吃喝不愁了”。那时，父亲不仅对她好，愿意为她花钱，还有一辆新款的面包车，更有个在工厂里当主任的爹，于是，哪怕家里人嫌弃他年纪大，极力反对，她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这个男人。
后来，我无数次地问她：“妈，你这么讨厌俺爸，当时为啥会答应跟他在一块？”
一开始母亲的回答比较敷衍，说那时父亲给她小恩小惠，从不对她发脾气，以至于她没有发现他身上的缺点。问到后来，母亲就情绪激动地说：“我当时是处女！小时候傻，以为破了处就没人要，跟你爸睡过就只能嫁给他了。其实世界上啥都会剩下，就女嘞，永远都不会被剩。”
每当母亲回忆起这个“重大失误”，总会教导我不要重蹈覆辙。其实她一直没有发现，他们俩之所以能结合，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共性”——当做错事时，他们永远怪罪他人，而不是反省自己。
1996年，父亲和母亲结婚了。婚前，他们都认为自己足够聪明，可以掌握对方，但婚后他们才知道自己错了。父亲还是保持着往日的生活习惯，只顾自己挣钱自己花，并没有做好对家庭负责的心理准备；母亲也继续沉迷玩乐，没心思好好打理家庭，只把丈夫当作维持自己美好生活的“保障”。
2年后，郑州市中原区的几个国棉厂相继宣布破产，数万名工人下岗，我的父母也没能幸免。当时爷爷已经退休，眼看着儿子儿媳丢了饭碗，也无计可施。没了爷爷这座靠山，父亲懦弱的性子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他看着厂门口有人在闹也不敢加入，还跟身边的人解释说：“这是大势所趋，没有办法。”
刚下岗那会儿，他们手里还握着一笔钱，足够开始新的人生。但他们没有学历、没有眼界，没两年，就一个出轨、一个赌博败光了积蓄，夫妻关系也变得剑拔弩张。
为了生活，父亲把面包车卖了，和好友合伙买了一辆出租车，正式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母亲也找了一份工作——舞女——在她的观念里，这份工作能挣大钱、受人欢迎，而且她很熟悉，她开心地流连于灯红酒绿之中，仿佛她的青春还未逝去。
工作没多久，母亲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但父亲并不高兴，他知道母亲很受异性欢迎，哪怕他们结婚了，自卑的他也不相信母亲和别的男人了断干净了，他甚至怀疑母亲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于是，他一边贪图她的钱，一边唾弃她的不检点。
怀孕的母亲并未受到优待，她依旧要做家务，有时父亲还会趁她不注意的时候狠狠地踹她的肚子，边踹边说：“只要流产的就是妞，要是踹也踹不掉的话，就是孩儿。”
母亲怀孕后不能出去挣钱了，父亲醉酒后便经常去骚扰我的小姨，向她要钱。小姨觉得莫名其妙，父亲说他要钱是为了去做亲子鉴定：“你姐怀孕了，种不是我的，就应该你们家掏钱！凭啥拿我的钱去鉴定？”
因为这些事，小姨对他既厌恶又憎恨。
2002年，我出生了。之后，父母带着我蜗居在一个城中村里，这里靠近闹市，回族和汉族混杂。
租房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们开始计划买房。买房是他们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正确决定。当时，父亲想买城中村里一个的单间：第一，价格便宜，压力不大；第二，离小学近，以后我上学就不愁了；第三，早点拥有自己的房，就方便把户口从“五厂”迁出来。
可母亲不愿意，她对拥挤狭小、嘈杂脏乱的城中村没有一点好感，她渴望住上宽敞明亮、令人羡慕的大房子。
父亲那时给一个房地产老总当司机，在2006年拿到了内部员工价，以30万元的总价订下了一套90平米的两居室。这个楼盘地处郑州西三环与西流湖路的交叉口，那时地块十分荒凉，长满了和人一样高的灌木丛。这份“投资”说不上好也不算差，毕竟可以让我们一家三口在郑州落下脚，也让他们俩首次有了共同奋斗的目标。
可能是我们家不够幸运，这套房子的工期长达6年之久，项目完成后，房地产公司所属企业面临破产，小区建成后，周边仍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呈现出一幅城乡结合部的破败景象。而且这房子属于小产权房，我们至今没有拿到房产证。而母亲当年看不上的城中村，竟摇身一变成了拆迁区，很多人通过一间幽暗的单间实现了阶级跨越。
虽然有了共同的房子，但我的父母却再也没有相聚过。父亲的出租车生意没个准点儿，也使他出轨变得更加便捷。他对妻女不管不顾，我和母亲见不到他的人，也花不到他的钱。后来，他扔下我们去了外地，母亲为了生活，只好把我寄养在各个亲戚家，也外出打工去了。
我刚出生时是姥姥带，幼儿园时是姥爷带，小学时是大姨和小姨轮流带。可以说，我是一个在城市里穿百家衣、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我上幼儿园时，就已经把母亲的电话号码记得滚瓜烂熟，总是趁大人睡熟时跑到座机前，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电话那边总是发出“嘟嘟”的忙音。
2008年，母亲带回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煤老板，两人好得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为了哄我母亲开心，煤老板在我最喜欢的酒店里给我办了一场6岁生日宴，宽敞的包间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姥娘、舅舅、妈妈……平常话很多的姥娘一句话也没说，爱和我玩闹的舅舅也不搭理我，妈妈温柔得出奇，她老趴在我耳朵边说：“快喊他‘干爹’，快喊他‘干爹’。”
我害怕地看着那个男人，他头顶稀疏，却还留着长发。后来经过相处，我才开始渐渐喜欢上他。他有学识，会做饭，性格也比我父亲好。我的母亲成了别人嘴里最精明能干的女人，她靠着煤老板成了贵妇，把自己的女儿养得像小公主，还守住了原来的家。
我上小学的时候，跟着他们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在城中村租了一个门面房，里面摆了五六张麻将桌。每天晚上拉下卷闸门，里面的麻将声轰轰作响。他们白天在酒店里睡觉时，我就会想念父亲。母亲讨厌听见我说“想爸爸”之类的话：“他对你好？你看看你身上的衣服从里到外，哪一件是他买的？你过生日去酒店吃饭，哪一次是他掏的？你们都是一个姓，他不养你，你也跟他亲？”
跟着母亲生活，我确实不缺物质，但她不会因为我要睡觉而停止打麻将，也不会因为把我一个人丢在酒店里而感到自责。白天，她不会接送我上下学，只会让我背着书包去赌场找她。跟着父亲，我确实吃不好穿不好，甚至需要做家务，但他会在下班后来学校门口接我，尽力满足我的一些小愿望。
年幼的我更依赖妈妈，但妈妈的依靠是男人。没过多久，煤老板私自采矿的事情被人举报了，他说自己需要资金周转，于是母亲就陪着他到处借钱。母亲连哄带骗地让娘家人拿出20万，直到煤老板从郑州逃回老家，家里人才意识到被骗了。看在亲情的份上，他们不跟母亲当面对峙，只能把苦水倒给年幼的我听。
这时候，父亲终于从外地跑回来了，不知是钱被骗光了还是生意难做，他回来以后就把出租车卖了。结果第二年郑州出租车的价格就翻了一番，出租车行业也越来越红火。
2009年，我7岁时，父亲去了一家报社做司机，月薪3000。他开始过着白天睡觉，夜里运报的生活。偶尔，他会和母亲聚在一起，但我总感到害怕——那时的父亲失去了出租车，手里没了活钱，他只能任由母亲摆布、索取，哪怕知道她出轨了也不打她。有时他会很听母亲的话，甚至表现得很爱她，或许正是这种细腻和懦弱，才使母亲没有跟他离婚。
但父亲喝了酒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母亲恰好没给他面子，他就会对她下死手——他会打女人最软弱的部位，不计后果地往死里打，不分场合。母亲会逃，只要父亲让她不满意，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外人觉得她是不堪忍受家暴，但只有我知道，她是去找其他男人了。
被母亲抛弃和欺骗的我步入了青春期，我开始学着和父亲相依为命。
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让我学着自己上下学。因为我爱吃土豆丝，他每天晚上都会做一大盆土豆丝。他出夜班时，我通常都已经睡了，他会偷偷地亲我一下，他一直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而我和母亲的关系，因为电话的“嘟嘟”声，越来越远了。
我渐渐长大，开始试图理解母亲——她逃避的不只是父亲，还有父亲背后的原生家庭。当时，我的爷爷奶奶都80岁了，奶奶还瘫痪了，父亲作为小儿子，仍活在父母和两个姐姐制造的温室里，他花着爷爷奶奶的养老金，却没有赡养两个老人。
为了让老家的人不说闲话，父亲一直不愿离婚，还千方百计地哄骗母亲回家照顾爷爷奶奶。母亲聪明又狡猾，当然不肯，父亲却还是把爷爷奶奶接到了城里。那段日子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我早上起来要先给爷爷奶奶做早饭，之后才能去上学。中午父亲回家做午饭，晚上小姑来做饭，有时她会留在沙发上睡觉，因为夜晚才是最难熬的。
奶奶瘫痪在床，但她不愿在床上排泄，她会像被碰到的电动车一样，不停地叫喊着父亲的小名——她只喊儿子，不喊女儿。父亲不耐烦地从床上起来，用粗暴声音吼道：“尿尿尿！你要是尿不出来我才打你嘞！”他每次都会这样回应奶奶的叫喊，然后走到奶奶的屋子里把她从床上抱起来，等她尿完，再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
很多次，奶奶都尿不出来，仿佛她喊叫只是为了吸引儿子的注意力。她知道儿子不会伤害自己，有时她会笑笑，有时她会搭搭儿子的腔。后来，全家人干脆不搭理她了，但没过多久，我就会被尿味熏醒。这样的闹剧，每晚上会上演三四次。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父亲终于受不了折磨，把爷爷奶奶送进了老家的养老院里。他辞去了没有希望的送报工作，舍下在上初中的我，去投靠在西安开公司的亲戚了。
我又变成了一个人。我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自己睡觉，继而变成了迟到、成绩一落千丈的差生。更令班主任心烦的是，初三的我还暗恋上了班里的转校生，但班主任不知道，那个帅气的转校生是我当时生命中唯一的光。
为了让母亲在元旦假期时回郑州看我，我故意把自己弄发烧了。母亲说她已经买了车票，我躺在床上等啊等，再打电话的时候，她的手机已经关机了。母亲还是回来了，说是为了我回来的，但她这次又带回一个男人，所以几乎没有在家停留。
一天晚上，她带着满身的酒气突然回家，用娇滴滴的声音说：“妞，你看我给你带回来啥？”她把袋子放在餐桌上，里面是章鱼小丸子：“是你最喜欢吃的章鱼小丸子，妈路过看见就给你买了。”
她摇头晃脑地打量我的反应。我笑了笑，打开尝了尝，没有再多说什么。之后我跑进屋里玩起了游戏，这个游戏是我和转校生唯一的连接，我每天都渴望看见他的账号显示“在线”。
母亲不满意我的反应，猛地打开我房间的门，问：“妞，你在干啥，你不是在学习吗？”
我抬头盯着她，但没有搭理她，她也盯着我，像看一只小动物，然后把手机从我的手里抽了出来，“啪”地一声狠狠摔在了地上。我被吓到了，不敢动，看见我这样的反应，她满意地离开了。在她离开后，我才敢骂出来，可惜被她听见了，她像发了疯一样朝我走来：“你骂我什么？你骂我什么？我白养你了！”
她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到了床头，不停地扇打着我的脸，每扇打一次，我的后脑勺就撞击一次床头柜。我默默地忍受着，以为她把气撒完就不会再打我了，但她没有，她让我打电话向父亲求救：“你爸不是对你好吗，给他打电话让他救你啊！”
父亲接通了电话，母亲下手更重了，她对我们两个说：“我为了她做了那么多，我为她付出了那么多，她却骂我！我要打死她，除非她给我跪下来磕两个头，给我说对不起！”
“妞，你说吧，你说了你妈就不打你了。”父亲像是刚睡醒，迷迷糊糊的。我本就绝望的心更冷了，父亲没有帮我，更不会救我。我只能耷拉着头，小声地说：“对不起。”
“跪下来，给我跪下来说！”母亲拉着我的头发，试图让我跪下，我抓住时机跑开了。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初三的生活费和补习班费，父亲没有掏一分钱。爷爷奶奶住养老院的钱，也是他向母亲借的。
因为这件事情，父亲不忍心再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了，初三下学期他回来陪我中考，试图把日子过得像以前一样安稳。但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面墙，父亲认为这是我青春期的叛逆。
这次回郑州，父亲又把目光投回了租车行业，还与朋友合伙开了家婚庆租车公司。一群中年男人小打小闹了两三年没翻起一点水花，父亲还赔了10万块，这让母亲对他更加失望，两人一年也没打过一次电话。
等我上了高中，父亲信守承诺，没有再离开郑州，他像以前一样接送我上学，给我做好吃的。他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家里大部分的开销仍是在外地的母亲承担。我高三时，父亲想有所改变，他向母亲借钱买了一辆大众跑网约车，开始每个月为了车贷奔波。
父亲把命拴在了网约车上，我把自己的命拴在了高考上。进入高三，我的成绩停滞不前，离高考还有半年，我和父母商量去集训班搏一搏。集训班开价半年2万7，我当时不知道这笔钱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拿捏父母对我的愧疚，让他们交钱。
我本以为父母不会答应，但他们却答应了。他们没有逼迫我一定要考上好大学，而是对我说尽力而为。在集训班一个月，我确实感受到老师质量的不同，我对考题的理解也不一样了，在寒假前，我第一次上了500分。
寒假的第一个星期，我去养老院看望奶奶，疫情来了，各个村开始封路。我和父亲看到新闻，连忙启程赶回郑州，回家的第二天疫情暴发，郑州封城，电视上除了疫情还是疫情。
到了开学的时间，我在家上起了网课，父亲有时会开车在街上游荡，但他每次回来都像一只落败的狮子，喃喃说：“街上没有一个人。”他在沙发上看电视，在窗边看街景，他从来没和我提每个月4千的车贷，但他的眼窝一天比一天深了。
疫情居家3个月，一切都停了，父亲没有一点收入，我的分数也停在了寒假时的阶段。在与命运的这场斗争中，我失败了，不多的高考分数让我只能选择一所民办学校，代价是我要带走父母小半年的收入，一年内就可以把这个孱弱的家掏空。不管多么辛苦，父母一直没有将经济的压力告诉我，只让我好好读书，省着点花钱。
为了逃离家庭，我跑到了重庆上学。屋子空了，父亲把瘫痪的奶奶接过来同住，她86岁了，熬走了丈夫又把两个女儿熬出了大病，只剩下一个儿子能够依靠了。
父亲没有能力全心照顾奶奶，只能白天开车，晚上回来顶两个姑姑的班。开车时不能随时上厕所，父亲的肾做过手术，还有糖尿病，他控制不住小便，有时会屙在裤子里，经常会有乘客因为车内有异味投诉他。父亲的评分越来越差，接的单自然也越来越少，但他没有办法舍弃这份工作。因为只有这份工作，才能让他给得起我的生活费、学费，还车贷，承担一部分家里的开销。
在我高考后，母亲向父亲正式提出离婚，但父亲不愿离，不管是劝他还是骂他，他都油盐不进。他称自己会改过自新，而他的“决心”在母亲看来，只不过是找她回去照顾奶奶的诡计罢了。
我曾真诚地问过父亲为什么不想离婚，他回答：“因为你妈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他不愿告诉我真实的想法，我只能猜测这“东西”是什么——或许是母亲小他10岁的肉体，或许是母亲多年来的存款，或许是母亲保姆一样的顾家能力？
2021年7月，我在离家较远的金水区找了份暑期工——因为一回到家，我就发现屋子里已经没有我居住的痕迹了：冰箱被各式的中药和腌菜填满；沙发上散发着尿味——是父亲晚上睡觉尿的，尿液浸透了海绵；因为舍不得换，奶奶用的一次性尿垫带着黄色，在房间里晒了又晒。
堂姐来家里看到这副场景，忍不住感叹：“因为穷啊。”父亲也知道我不想回这个脏乱的家，只能放任我去外面工作。
7月20日那天，一场大雨来势汹汹，当时父亲正在郑州火车站拉客，距离大水漫灌的京广北路只有1公里远。他本来是打算走那条路的，因为可以快点回家，但作为一个开了20年车的老司机，最后他还是在暴雨里选择往高处走。他在高地上，看着一辆辆汽车被大水冲走，庆幸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这一天，我出门上班时，从楼下到小区门口50米的距离，走了7分钟。水把厚底的鞋浸透了，风刮得伞不受控制，我看去公交站没有希望，便直接和公司请了假，去找住在附近的男朋友。没想到，这场雨下了一个星期，我困在男友家，在没水没电的情况下尴尬地和他的家人们相处。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住在男朋友家，可他后来还是知道了。虽然生气，但他也无可奈何，只淡淡地说：“孩子大了。”
洪水的余波持续了一个月，我的暑假工没能干满时间，但幸运地挣到了钱，换了一部新手机。临近开学，我的学费又要带走家里几个月的收入，这个家早已是干戈寥落、雨打浮萍。
我和父亲商量申请学校的补助，但需要提供贫困证明。我说，我要去街道办事处办低保，父亲一边做饭一边回复：“咱家不算是低保户，办不下来。”
此路不通，我又说了助学贷款。父亲听我要贷款上学，立马制止：“不要碰贷款，你这么小就贷款，以后怎么办？我有钱，你不用操心。”他吃尽了贷款的苦头，为了填补漏洞，他刷了信用卡，有时工作人员来催款，他急得焦头烂额，却只能往下拖。
我又打电话和母亲商量，母亲一听见也急了：“贷款都是骗人的，以后让你喘不过来气，你的学费我还是能承担得起的，我不会让你在学校就有债的。”
我知道母亲害怕什么，她年轻时赌博欠下的债用了10年才还清，更不要说让我背债了。她表示办低保这件事，我可以问问她的男友，“这些事情他比较清楚”——她又把我推给了别人，我多么希望母亲能真正地帮我做一件事啊，一时间，我绝望得说不出话来。
新一年的学费又是父母东拼西凑弄来的。父亲向大姑借了8000，母亲向她的男友拿了8000，但日常的生活费他们在尽量逃避，鼓励我去勤工俭学。
我离开家不久，父亲就出现头晕无力的症状，他去医院查出了小面积脑梗，因为不舍得花钱，只是简单地治疗了几天便不再去医院了。洪水过后，郑州的网约车生意更不好做了，精神和身体的痛苦也让父亲不愿再开车，于是托关系找了份银行保安的工作。他把车租了出去，两个月后租户把车退回来，车子孤零零地停在小区楼下，下班后他还会再出去接几单。
大一寒假，我悄无声息地去外地见了一次母亲。我们的关系因为常年的分离已经疏远，但我仍要为了生活费和几件新衣服去讨好她。我越来越迷失，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将要去往何处。
因为父亲拒绝离婚，母亲没有办法，只能搬到外地和男友同居，对方离婚，带着一对双胞胎男孩。他们买了一百多平的大房子，共同还房贷，母亲一直期待我能去她的新家看看——母亲的新家确实很漂亮，高档小区，超大的落地窗，装修温馨又时尚。她告诉我，这是她“梦想中的家”。
母亲老了，她坐在偌大的客厅里，自诩已经看透人生，不想再像无根的浮萍那样到处飘，她要在这里安定下来。她说，她的男友家里正面临拆迁，能在平顶山市里分得3套房、不少的拆迁费，还有几个卖猪肉的门店。
母亲彻底不愿回郑州了，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她都在埋怨父亲，恨他耽误自己的青春，怨他没有给过自己一分钱。她沉浸在自己的新未来里，可她那时哪里能未卜先知——没过多久，男友的母亲就患上了肝癌，把拆迁费掏空了，再加上疫情反扑，猪肉店的生意也会冷淡下去。
2022年的新年像往年一样冰冷，我姥姥也瘫痪了，并伴随着老年痴呆。从未照顾过人的母亲把姥姥接到了身边，看着每天只会傻笑的姥姥，母亲只会喝酒，然后向我哭诉自己的辛苦：“你看着这房子好，一个月要还4000的房贷，你姥娘又在这里，我啥也干不成，钱只出不进啊。”我觉得心烦，她也看出我的心烦，说：“你小，你还不会挣钱，没有成家，你不懂。”
我在心里嘀咕：“房子是你选择的，男人是你自己找的，姥娘自生病以来都是你的兄弟姐妹们照顾，其余几年家里都找不到你的人，你只照顾了一冬就有这么多怨言。”
这些话我不能说出来，因为说出来母亲会耍酒疯，我害怕会殃及池鱼。
寒假匆匆过去，我要开学了，本想回郑州看一眼爸爸、奶奶和姑姑，但病魔没有给我机会，爸爸因脑梗倒下了。
因为照顾父亲太久，我面临休学的风险，只能把父亲托付给姑姑，自己去上学。幸运的是，在西安开公司的亲戚知道了我的情况后，愿意资助我上学，我也没有辜负家里的期望，拿到了奖学金。
大概是看到了父亲晕倒和被抬走的整个过程，奶奶受了刺激。父亲住院后，两个姑姑不能一直照顾奶奶了，她好像是明白了什么，不愿喝水吃饭，想要活活把自己饿死。父亲也不愿拖累我，仅仅半年就有了自理能力，有时他还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
穷和死太过可怕，如今，我仍在学校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努力地活。我考下了教师资格证，跟着老师学书法，寒暑假做家教……我珍惜活着的每分每秒，愿我以后足够强大，能够将死神和穷神死死地抵在家门之外。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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