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进红区，听见患者聊天：你是双肺感染，还是单肺？

　　2020年3月20日于武汉

　　“快快快！你快点儿！”在王俊康记者的一阵催促声中，我完成了三级防护服的穿戴准备。

　　十多分钟前，重症一组的副主任尹昌林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我们准备要进去给病人插管、气切，还有深静脉置管。”我连忙叫上王记者，轻装简从赶往科室。

　　赶到的时候，尹昌林和易斌两位主任都已经穿戴得差不多了。我不敢大意，“零感染”的目标需要靠每一个人去努力。机关人员进红区，必须得到相关部门领导的批准。除了医院政工部杨洪良主任，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领队吴昊知道后，也再三叮嘱注意安全。他始终不放心我一个人进去，安排了资深护理老师徐霞来全程陪伴兼监督。等待徐老师协助我穿戴的过程，耗费了些时间。眼看着医生们要进去操作了，王记者生怕错过拍摄。他在火神山医院多次进“”跟拍毛青、宋彩萍、赵孝英等人，对穿脱防护服的流程已经不陌生。此时的他，俨然一个老兵，开始帮我这个“新兵蛋子”整理起护目镜、帽子和二级防护服的粘扣。

　　脸越小越好，是平日里爱美的姑娘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殊不知到了这里，反倒是个巨大的短板。换了好几款N95口罩，任凭怎么收松紧带，始终不能确保它密不透气、严丝合缝的扣在我脸上。真是要命得很！最后，还是其他护士老师想了个土办法来解决——用防压敷贴当垫子，沿口罩内侧边缘贴上一圈，把与我脸之间的缝隙全部填满。还有我那革命女战士式的发型，要长不长的头发总有几根桀骜不驯的顽固分子，露在鬓角或者耳后，让我费了半天力气才全都塞进一次性帽子，老老实实待着。亲测后发现，从感控要求出发，女生要么理板寸甚至剃光头，要么长头发绾个发髻，穿戴防护服比较科学。

　　不同的批次和厂家，最外层的隔离服颜色各异。之前主要是蓝色和黄色，医院新到一批纯白色的，深受医生们欢迎，我也不例外。不少患者们也说，穿上这身衣服，医护人员更像动漫人物“大白”了，让人有种“治愈”感。请徐老师帮忙挑选了一件，却没时间像其他护士妹妹们一样抽空在上面精心装扮了。重症一组的抢救已经开始，我和王记者要以最快的速度跟进去。简单写上名字，没注意是谁给我贴了一张五星形状的国旗在胸口，那一抹红，是我最满意的装饰。当跟在王老师后面，看着徐老师压下通向重症病房门的把手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马上就要进入红区了！”

　　红区和绿区的界限，既有形也无形。红区更大的凶险其实在心里。搞好自身防护，病毒也没那么可怕。

　　进门时尚有一丝顾虑，在医院工作了十多年的我，真来到重症病房，第一次进红区的忐忑在那些熟悉的诊疗工作场景下，瞬间被抛到九霄云外。

　　把好机位留给王记者的摄像机，我拿着红区手机各种“边角余料”找角度拍照片。随着地方援鄂医疗队的回撤、武汉当地综合性医院逐渐恢复正常诊疗工作，转诊到我们这里的重病人多了起来，各个科室的救治工作量都明显增加了。虽说是抢救，诊疗秩序比我想象中更井然有序。治疗关口前移、重要拐点提前预警，泰康同济医院的诊疗指导思想对提高救治率、降低病亡率发挥出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在医护人员对病情的严密监测下，ICU病人的生命体征总体可控，来自全军各大医院优秀的危重症专家们，对ICU那套操作更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重症转出率数据还不错，可是这些与死神赛跑的大咖们，却觉得和自己在原单位的“战绩”相比，还有不少努力的空间。医者仁心总在不经意间流露。

　　靠近护士站的几张病床边，几位医生正在相互配合做气管切开术，另外一位医生与病人交流着她的病情，有的护士在给病人翻身叩背，有的正在给病人准备午餐，有的在给病人吸痰引流……大家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我感觉，重症病房里什么都值得记录。

　　偶遇护理部刘蕾副主任带着感染一科护士长鲜继淑过来查房，队员们彼此热情地打招呼。她们与我都来自西南医院，在红区见到我，刘蕾挺高兴。虽然她已经是护理博导，更多的时候是在从事护理管理和教学科研，但她仍然特别看重临床一线的实践。在这里的一个多月，几乎隔天就会进入红区，来一线了解护理工作的开展情况。护理工作的“根”在一线，报道的“活鱼”也同样在基层一线。

　　“快躲一下，都藏起来！”突然病房里有人吆喝起来，围在病人床旁的医护人员纷纷涌向一个小房间。我赶紧招呼专心拍摄的王记者也跟着暂时撤离。“这是干什么？”大家都临时避在病房角落的一个房间里，我不明就里地问起原因。“放射科来给病人做床旁CT。”难怪之前看到有人推了一个仪器设备路过护士站，只是我误以为那是和火神山医院打扫卫生的“小蜗”差不多的东西。“放射科过来做，床旁的人防护服里还穿了铅背心吗？”“没有，他们也要躲起来，用一个遥控来操作。”原来如此！

　　春回大地百花盛开，武汉的气温逐渐攀升。我这个耐热怕冷的瘦子今天都已经脱掉了毛衣，路上也看到有穿春裙的女孩子，而这些却意味着病房里的“烤”验才刚开始。三级防护服里，我只穿了短袖洗手衣，却已经感觉到闷热不适。病房里不能开空调降温，后面的日子，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大家都说，冷还能多穿衣服，热就不好办了。

　　当自己感觉有些憋闷的时候，抬头看钟，已经进来1个多小时了。上蹿下跳，攀高爬低，也挺耗体力。怕吃太多引起呕吐，进红区前我只吃了块士力架，这个时候感觉有点饿了。索性找个凳子坐下来休息一下，回回神。

　　想起徐老师在进来前告诉我的话：其实工作的时候忙起来，不会觉得太难受。我决定起身给自己找点活儿来分散身体对“累”和“饿”的感受力。从重症红区可以快捷地通往各个病区，乘坐红区专用的污梯，我到六楼感染一科去串了一趟门。

　　宋大丽和另一个护士妹妹正在门口处理垃圾，见到我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略显诧异。大家都在一个群里，却很少谋面，更别提现在这样里三层外三层捂得严严实实的模样。我一副“走到哪里都是主场”的气质，主动自报家门，和她俩打了个招呼。中午1点多，不少病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医护人员各司其职，走廊上三两名中年妇女正站着聊天。见我手里拿着手机，一位老大姐惊呼：“不行不行，我这还穿着秋裤！”着急准备回房间更换衣服。我连忙解释并没有拍摄，不用担心。误会解除后，也顺势和她们攀谈起来。

　　几位大姐都已经退休，其中一位白发长者精神矍铄，一点也看不出来已经80多岁。她们相互交流着自己的病情，“你是双肺感染还是单肺？”久病成医，大姐们对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掌握得比我专业太多，但她们闲聊的模样，又很难让我相信这是确诊患者。直到她们告诉我，“我们都睡不好觉”，这个疾病，对她们身心的折磨，很难从肉眼上去分辨，更不能从主观感受上简单的判断。

　　得知我是宣传干事，几位老大姐纷纷为医护人员点赞。“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我们虽然来的时间不长，除了感动还是感动。”希望能“多宣传宣传这些医生护士，他们真是太好了！”

　　一位过路的患者听到，也停下了脚步，对我说：“谢谢！辛苦啦！我们武汉人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见到你们、遇到你们是三生有幸！”说罢，还给我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那一刻，除了“这是我们应该的”，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足以表达我们的无怨无悔和理所当然。

　　听闻有个病人要出院，我跟了过去。他还躺在床上，看上去情况并不理想，得护士们连床带人推下去。我暗自纳闷，出院不是该都是自己走出去吗？他还病得这么严重，就达到出院的标准了？后来才搞明白，这位患者是要转去其他医院接受其他基础性疾病的治疗。要离开之前，护士核对他的姓名，他艰难得没能张口应对，只用眼睛表示了肯定，却颤颤巍巍地伸出右手，护士连忙迎上去双手捧握着。那一刻，我同样不知道这一个握手，包含的意思是激动、是肯定，还是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