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一家上海外贸工厂的挣扎求生
中国慈善家杂志微信公号消息,徐海涛是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创始人,公司主营包装机,主要面对国外客户。经过多年打拼,他打入了内包装袋机械细分市场的第一梯队。但三年疫情,让这家拥有近80名员工的十年老厂险些破产。
“我们出不去,客户进不来”“没法上门给客户安装调试”“没法参展拓展新客户”“国际运费暴涨”……这一切的结果都指向了“订单减少、客户流失”。
对这家身处上海的外贸工厂来说,这三年是寒冬,今年春夏上海的疫情,则是寒冬中的极寒时刻。上海封控期间,徐海涛带领部分员工,在工厂整整住了两个月,不仅要继续承受前面那些影响,还经历了“物流中断”“生产停摆、无法交付”“客户频频退单”的困局。
为了不躺平,这家工厂采取了各种自救办法,但都收效甚微。
2020年2月,上海市嘉定区某公司口罩生产车间工人赶制口罩。
以下是徐海涛的口述:
如果不是2020年初,发了笔“国难财”;如果上海再多封一两个月;如果住厂期间,公司里出现一例阳性……我的公司就彻底破产了,那我肯定没心情在这里跟大家讲故事。
出不去,也进不来
2020年初,大家都疯抢口罩。一二月份,一罩难求,但能想到做口罩的人还不多,转型做口罩机的就更少了。
到3月,国内疫情已经控制住了,国外开始大面积爆发。国外不是要用N95口罩嘛,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波好行情。大量资本开始涌入进来。很多工厂,不管以前做啥的都开始改做N95口罩,这就需要大批量采购N95口罩机,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口罩机跟包装机属于同行业,但包装机比它高端,所以我们转型很好转,做口罩机的大部分都是我们做包装机的跨过去的。
我们3月初开始做口罩机,4月20日开始交付,到5月5日,所有订单都已交付完成。等到5月口罩卖不动的时候,我们的单子已全部交付。那个时候,我每天接电话接到凌晨三点。谈的是上亿的生意,上千万都少了。口罩机的流水和利润都特别高,这让公司资金流一下子就上了个大台阶。
这一时期,跟口罩相关的生意,总有点发“国难财”的感觉,但如果不是这笔“国难财”,我的公司真撑不过这三年寒冬。即便发了这笔财,也还是差点死掉。
口罩机忙完,到2020年的六七月份,我们就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主业,也开始直面疫情给外贸业带来的巨大影响。
整个疫情三年,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上门安装难。包装机属于大型机械,必须上门给客户安装调试好。不然,客户没法用。疫情前,我们每年要派工程师出国十多趟,去给客户安装调试做售后服务。疫情一来,这就成了头等难题。2021,我曾两次冒险派工程师出国去客户厂里安装。
其中一位工程师去的是委内瑞拉, 出国安装调试一趟,前后折腾5个月才回国。等到解除隔离,半年就没了。而且半年在国外,没法照顾家庭,一回来他爱人就要跟他离婚。我又是道歉,又是请他爱人吃饭,想了各种办法才把他挽留住。
这样一来,大家都不愿意出国,一是怕感染,二是怕回国麻烦,因此,整个2021年,很多客户都因为我们没法上门安装调试,转而付出哪怕是3倍甚至5倍的价格买国外的设备。
除了我们人出不去,想把货物运出去也变难了。疫情前,大概一两万元人民币,就能把一个集装箱发到美国。而这个费用这三年一路飙升,到2020年底,就涨到15万人民币,接近10倍的涨幅。而我们一个货柜的货值都不会超过15万,运费跟货值一样高了,很多客户不愿意额外支付这些费用,纷纷转向越南或者其他国家。
疫情前,我们每年销售要出国十几趟,拜访客户,或者参展拓展新客户。这三年,我们没法出去,客户也没法进来。这一来,客群关系就很难维护,我们也没法拓展新客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开通了直播,带客户视频看厂,但效果不佳。
住进工厂闭环俩月,
却没产出一台机器
如果说这三年疫情是寒冬,那么,今年春夏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则是寒冬中的极寒时刻。
今年3月23-24日,我们所在的奉贤区疫情还不严重,但我已经嗅到了不好的味道。赶紧组织管理层开会商量,如果厂子被封,我们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从各个部门抽取精锐力量,组成“先锋队”,吃住在厂里,实现闭环生产。然后,联系一家餐饮公司给我们供应盒饭。27号晚上9点多,我刷新闻,听到奉贤可能也要封,马上就启动了这个方案。一个半小时后,算上我,30个人就已经带着被褥、换洗衣服和方便面等物品住进厂里了。果然,28号凌晨五点,浦东开始封闭,所有人都不能动了。而我们,已经开始闭环生产了。
上海封控期间,徐海涛和部分员工在工厂办公室整整打了两个月地铺。
刚闭环生产了一天,园区领导就跑到车间,不让我们开工。我们只能应付着,他们来了就停工,走了再偷着复工。第三次,园区直接下指令了:“你是打算对抗到直接进黑名单?以后不想在这呆了?”我各种能打的电话都打了,能找的关系都找了,结果依然是:疫情严峻,必须停工。
直到5月6日,我们终于拿到了复工证。到18号时,复工人数已达到27人,但实际产能,只有机加工的12个人,再加上两个设计师能够干活。
其他人,尤其是装配生产端的,根本没法工作,只能零零星星做些调试之类的活儿,主要是没有零件。从3月25号,到4月25号,没有一个零件进厂。除了上游供应商无法生产外,还有另一个原因:物流中断,导致能生产的厂家和外移的供应商没法把货运进上海、送到厂里。
直到5月18日,才进来了部分零件,但还不够装一台机器。每个供应商都掉链子,不是停工,就是发不出货,要么停在路上,要么被困在物流仓库……我每天醒来,收到的信息都是“物流根本调动不起来,就只能延迟交货。”最终,这批货一直拖到7月底才陆续交付。
最后,欠客户的30多台机器里面,有一两台是封控前差不多就装好了,能调试的状态。其余的,我们闭环两个月,也硬是一台都没装出来。
疫情期间,上海有三门生意最赚钱:一是卖食品的,二是卖通行证的,三是做物流的。我算了这样一笔账:上海今年疫情之前,我们从松江拉个货到奉贤,只需要100块钱的运费。而疫情之后,最高时涨到了2000。以前1000块钱,甚至八九百,就能从昆山拉个大货拉价值2000块钱的零件到厂里来,4月中旬,他开口就问你要1万5。
这一问题在4月底有所缓解,4月26号,上海发放首批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我们也在5月6号,拿到了通行证。不过,这个缓解也就是:以前你花一百块钱的运费,4月底之前,要花两千块,4月底花一千,5月6日过后花五百。
2020年2月4日,四川泸州一家药店外张贴着“口罩无货”的告示。
客户流失了一大片
今年3月,我们做了一个“百团大战”的活动,冲了一波销量,大部分是外贸单。即便如此,我们第一季度的业绩依然是腰斩的,销售达成率(实际完成金额/销售目标金额)只有50%,算上内贸的话,只有20%。
3月底4月初,有些客户还找我们下单,大家当时还不知道疫情怎么发展,觉得上海还挺好的。后面疫情越来越严重,到了4月6号,继续分区封控的新闻一引爆,客户就不下单了,因为下单完全没保障,我们也不敢跟客户签合同。4月7号,我们接到了第一季度最后一个单子。这以后,接连挂单,挂单,直接掉到谷底。
我们也要对客户负责,接了这个单子,就必须交付。交付不了,就很要命。没法复工,产值也没法出去。
我们的订单有阿里巴巴走信保的,有走信用证的,必须按时交货。疫情在国际上不是不可抗力,因为世贸组织不认为它是不可抗力。这些走信用证的大规模退货,走阿里巴巴信保订单的全部退货。客户只要点一个按钮,你就一分钱都拿不到。有些客户还跟你商量,有些客户啥也不说直接退货。
我们的正常交货期一般在两个月,收到定金后,两个月做好,收到尾款后就可以发货了。住工厂的两个月里,我们就发过一次货,发到美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销商大客户,设备我们给他装好后,他3月验完货付完尾款,我们就被封了,完全没法发货。后来,我们只能安排工人偷偷进入园区发货,尽管如此,这个客户我们还是损失掉了,他已经不跟我们做生意了。
为了维持老客户,我们采用了赔偿客户部分金额等措施。我们甚至跟客户说,请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来空运,空运费我们出。连海运费都跟设备价格相当,更别提天价的空运费了。我们不图这个单子挣钱,只希望能把老客户维持住,希望亏损不要再扩大。
在商业竞争里,有一个排他原则:如果这个单子是老客户,我们能够拿下来,哪怕利润再低,都不会让对手去介入,这是最优的。我打个不好的比方:这就跟婚姻一样,你最好让你的伴侣这辈子就你这一个伴侣,脾气再差你都忍着,基本都能磨合好。一旦他(她)出轨了,你想把他(她)拉回来,就很难。
费了这么多劲,我们还是流失了不少客户。既然外贸不好做,那转内贸行不行?是个办法,我们也在做,但哪有那么容易呢?
我们的基因还是做外贸,疫情前,我们90%以上的业务都是外贸业务。这跟我理工直男的性格有很大很关系。我们这个行业,外贸和内贸的商业逻辑区别很大:外贸,客户更看中产品质量,更注重你对解决方式的呈现,我下你一单是因为你的方案特别好、特别打动我;而内贸,更注重对关系的维系维护。我们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很多时候,生意能做成,靠的是“咱哥俩好,我信得过你,所以我把单子给你”。而学物理搞技术出身的我,最擅长的就是提升产品质量,最不会的就是搞人际关系。我这样的性格注定做不好内贸。
这三年下来,我们不断在拓展内贸,但外贸:内贸的比例也只调到了6:4。在疫情前,这个比例是9:1。而且,封控期间,内贸销售更是彻底断崖。因为客户都知道上海闹疫情,就直接不下上海的单了。
2020年2月,石家庄,某企业员工对口罩机进行调试。
生死存亡关头,
我做好了破产的打算
包装机械和汽车制造工业十分类似,对零件的依赖度、包括设备和工艺都很相似。但这三年,包装机械工业比汽车工业更惨。
汽车工业的零件库存一般在三四周,而包装机械工业却只有一两周的零件库存。而在包装机械工业,上海的复工政策是越小的企业越排后,一般越是上游企业规模就越小。上游供应商不复工,我们复工了也基本等于停产,所以,上游供应商6月初复工,6月底,我的零件供应才恢复正常。
除了产业链, 资金流对于企业来说也是致命的。3月28日,我们认为这个影响最多只是一个星期,当时很乐观,觉得4天就好了,最多就是8天,认为这个影响是小量级的。我们每月15号付工资,4月15号工资一付完,我就发觉风声明显不对、疫情不断恶化,我发觉这波疫情不是普通危机,而是一个关系到公司生死存亡的致命危机。所以,从4月18号,我们就开始收缩现金流,付款全部强行卡断,保资金流;并且开始外移供应链。然后,天天开会讨论,员工工资怎么发?社保怎么交?到5月,我就已经做好了公司破产的准备。
这些在我看来,都不是最致命的。当时,最致命的一锤是,如果有员工在厂里出现阳性怎么办?因为那时候,公司只要一人阳,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拉走。万幸的是,这个问题没有出现。
全国都放开了,
但我还没度过危机
住工厂整整两个月,5月26号,奉贤区彻底复工,我们也拿到了复工批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员工就能立马返岗,有些员工小区被封了,还有些不能跨区上班。到6月初,上海全面解封,我们的大部分员工才陆续到位。
一回来,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了马不停蹄地加班。封控到五月,公司已经很艰难了,我和主管起初商量着发一半工资。到最后关头,我反悔了。我想到了几个尽心尽力的年轻员工,他们还要给孩子买奶粉,而他们的家属又不上班。如果我按这个方案发工资,那他们连孩子的奶粉钱都付不起。想到这,我又赶紧给主管打电话,所有员工,无论封控期间来没来公司、干不干得了活,都一分不少地发全勤工资。没来的人,按调休处理,后期加班;到厂里也没法工作的,就算全勤。复工后,我跟员工说:“疫情期间,公司不吝啬钱。现在,我希望大家不吝啬力气,多出力,不要计较加班的事。”我的员工很给力,整个六七月,大部分人每天都加班到八九点,遇到特别赶的项目,少量员工偶尔会加班到凌晨一两点。
但我们的上游——零件供应商,一直到7月初才恢复供货。物流恢复得就更晚,直到8月,物流才彻底恢复正常。这样就导致我们即便天天加班,也一直到6月底才把欠的那30多台机器顺完,7月才陆续交货。
7月初,徐海涛的工厂陆续开始发货,这是员工在烈日下打箱装车。
到9月底,我一看数据,就很恐慌,甚至后悔封控期间给员工发了全额工资,因为这对现金流的影响比较大。而企业的死亡,最快的方式就是现金流断裂。现金流一断裂,就会拉垮企业的所有东西。为了应对危机,我都开始做裁员方案了。不过还好,到目前我还一个员工都没裁。
十月开始,我们在销售策略上做了很多调整,逐步赶了一些单子,稍稍好转了一些,十一月也还可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度过了危机,甚至,最近这两个月,我们的现金流始终在危险边缘徘徊。疫情一开始,我就算出了一个现金流警戒线,有个底线,不能低于这个数字。但最近这几个月,我的现金流时不时就会掉到这个数下面去。最近,每个月我都有那么几天睡不着,就因为现金流不断在警戒线上挣扎,目前还处于一个低位。
现在,我还不敢说缓过来劲来了。这几天,我统计了一下,年前我们还要发31台设备,其中20多台都是外贸单。如果这31台都能顺利交货,就算熬过了疫情这一劫。如果交不了,就还没度过去。眼前,我们还想再冲一波。
10月份,我就已经做好了计划:无论放不放开,明年二三月份,我都要带着销售和售后出国去跑两个月。销售去拜访拜访老客户,去参展拓展一些新客户,把流失掉的客户再争取争取。售后要去把客户的设备给安装调试好。至于今年嘛,亏损是必然的,能够活着就不错了。
原标题:疫情三年,一家上海外贸工厂的挣扎求生
编辑:牟慧兰
责编:廖异
审核: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