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临港方舱医院院长：很多患者不知道自己怎么感染的，但平均七天就转阴了
讲述者：马昕 上海临港方舱医院院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
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忙的方式也跟以前不一样。我已经离开家一个多月了，最早是上海龙华医院出现院感爆发，市里派我到龙华医院协助疫情防控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华山医院北院又开始作为隔离点，我在华山医院北院工作了10天。接下来就是在华山医院，我们开始牵头在上海临港保税区建立方舱医院。
临港方舱医院建筑非常庞大，它由两个大型仓库改建，设计床位近1.4万张。我们的方舱建设工人轮班24小时不停地干，他们的工程进度从未停过，一直在热火朝天地建设，方舱每天的变样都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那段时间上海疫情防控压力很大，我很担忧方舱医院1.4万人爆满后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所以从3月30日开建到4月5日开舱，我每天都在方舱医院察看。我认为在方舱医院建设过程中有两点需要形成统一：既要在预定时间内开舱，也要在开舱后给患者基本的生活保障，两个都要争分夺秒往前赶。
上海临港方舱。 新华社 图
方舱里治疗不复杂，方舱里主要是管理。要给患者非常清晰的信息支撑，让患者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知道每天都会给他们做核酸检测，出现了连续两次核酸阴性他们就可以回家了。这样患者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发现，临港方舱跟两年前的武汉方舱很不一样。奥密克戎传播非常快，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就得了；病毒走得也快，我们方舱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前几天是五点几天，现在是六点几天，基本上平均七天病人就转阴了。有的病人来方舱之前，已经在家待了一段时间了，到我们这儿来之后的第一天就转阴了，第二天又阴了，我们就很快让他转走。
我们提出了“三热一净”口号——热水、热饭、热被窝和厕所干净。刚开舱那几天特别冷，临港在海边，比市区冷3-4摄氏度，除了热水、热饭，我们还给每位病人准备了两床被子。另外，我也有点“偏执”。我管理队伍经常让他们下去查厕所，看看有几个厕所是干净的、几个厕所是不干净的。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病人来说非常重要。
接下来，我们面临一个重要转型：有2000张床位要升级成准重症床位。因为我们普通方舱做得不错，上级希望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要变成一个升级版的方舱。可能有很多病情相对较重的病人过来，我们呼吸机要上、除颤仪要上、所有的重症团队都要上……
眼下，上海进入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市民生活的各方面难免遇到不便。大家对疫情防控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碰到困难需要帮助，欢迎在文末给我们留言并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将及时向有关部门传递信息，尽力为您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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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座城市的感染者超过40万时，它的医院和医生会经历什么？
4月，中国上海，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内，一位急性肠梗阻的病人正在等待，如果不在几小时内及时救治，病人很快就会肠坏死、大出血，大概率会离世。
按照防疫期间的接诊要求，需要给病人做核酸和快速抗原检测。阴性，就在专门开辟的缓冲区准备手术；阳性，就立即送至上海公卫临床中心。
但大部分医院还有一条原则：急救绿色通道24小时开放、对无核酸阴性报告的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不得延误。
急诊里的肠梗阻患者是急危重症，外科医生李强也觉得，不能再等了。
准备手术。李强和团队尽全力做好最充足的准备——一层白色防护服外套，一层蓝色的手术隔离衣，两层无菌手套，戴上N95口罩和隔离面罩，确保每个人的每个角落都包裹得严严实实。
手术顺利完成，核酸检测报告出来，患者核酸呈阳性。
随后的数天，主刀医生李强、跟台护士、甚至医护家属，在短短数天内相继感染。病区紧急消杀，之后也只能关闭，原本就人手不足的医院，更加捉襟见肘。
4月6日，在上海临港方舱医院，医护人员在讨论工作。新华社发（华山医院 供图）
在当下的上海医院里，李强的经历并非个例。
这半个月来的上海医院里，几乎重复着这样的动作：接诊患者，病区出现院感，一波医护送去隔离，换一拨医护坚守上岗；一个病区被关闭，换一个病区再开放。
仅是维持医院的运行，都变得越来越艰难。
早在3月23日，东方医院护士周胜妮，因哮喘发作前往该院南院急诊救治，一度将医疗机构因疫情防控拒诊的指责放大到极致。
“不是拒诊，是停诊。当时南院急诊在消杀，确实没有医务人员在值班。”东方医院的一位医生向八点健闻表达无奈。那段时间，东方医院承担了浦东新区大量核酸检测任务，核酸采样人员中，有南院的一名急诊护士呈阳性。
通常情况下，一家医院发现阳性，消杀、停诊、封院，是迅速止住传染源的最快途径。周胜妮却不幸赶上了自己医院的急诊消杀停诊，最终离世。
原本，在医疗资源极其丰富的上海，即便有一家医院停诊，还有其他医院开诊，让这座超一线城市完全正常运行。但这一次，疫情出现广泛的社区传播，医疗机构超负荷运转，基本就医需求都很难满足。
医院只能在感染高压线下重启大门。
医院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不少医院直接关停门诊，只保留急诊，少数尚能开放的也主要提供配药等基本服务。
所有医护人员穿上二级防护服准备出诊，但依然有被感染的可能。作为密接，原本应该送去定点隔离；但作为医护，只要核酸还是阴性，就不得不上岗，因为大量医务人员被感染，没有人手可以交替。
市民看病的需求摆在眼前，挣扎着的是应接不暇的医院。多数医院几乎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不救，看着病人生死危机；接诊或开刀，医护极有可能感染，被拉走隔离，病区被污染，病区关停。
三次闭环下的医生
这轮疫情后，很多医生都经历了不止一次闭环。
第一次闭环，通常始于3月初的医院。有阳性或密接到访，快速消杀，医院在短暂闭环后重启。一切维持着表面的井然有序。
当时，许多医院看门诊只需凭绿码，上海的核酸筛查范围还很有限。
发现阳性病例的医院越来越多后，一个接一个医疗机构轮番闭环。到后来，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面临同样情况，乃至关无可关，否则病人没地方看病了。
第二次闭环，来自社区。
在整个城市防控体系中，医院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如同布起一张紧密交织的疫情防控暗网。医生也是市民，要遵循自己在网格上的位置。有的医生所住的楼里就有阳性，出不了门，无法到岗。
一开始，医务工作者还能凭借工作证自由出入小区，甚至在3月28号上海划江封前，各大医院还纷纷召回了家住浦东的员工，生活工作都在医院，为整座城市提供医疗保障。
但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依旧不可避免地骤减，医院只能尽可能推迟择期手术，停掉暂时可被搁置的科室，试图储备力量，维系医疗机构的运行。
但谁也没有想到，还会有第三轮闭环。
随着病毒的传播，医院开始陷入“开诊-感染-停诊”的循环中。
在医院里，不同医院、不同科室、不同年资的医生，相应承担起不同的任务与使命：有的去支援方舱，有的派去核酸采样，有的管理住院患者，有的奔赴定点医院。
4月6日，在上海临港方舱医院，一批新转运来的感染者即将入住接受治疗。新华社发（华山医院 供图）
一位医技科室的医生陈杰，从4月6日起至今，一直住在医院。
4月6日本来是上海浦西全域静态管理结束的那天，陈杰照常解封，回医院上班。结果就在同一天，陈杰家所在的那栋楼有了阳性病例，如果下班回家，意味着会被封在小区里，而且不知封多久。
陈杰考虑到，家中存粮告急，但医院有食堂饭菜，也有物资保障，住在医院也不耽误工作。索性在科室里撑起一张行军床，席地而眠。
就在东方医院护士周胜妮离世的几天后，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表示，医院“非必要不封控”。
但当时，上海大部分小区还处于封控状态。但住在医院的陈杰，看着依旧人山人海的门诊大厅，心里生出一丝担心：不会引起院感吧？
几天后，他的担心一语成谶，医院有数十名员工核酸检测阳性，这还只是最初几天的数字。陈杰无奈，“我不明白，我们天天做核酸，怎么还会有人阳性？”
门诊楼是医院的大门口，人员聚集混杂，极易交叉感染。即便门诊看病要求提供48小时或24小时核酸报告，依然不可避免有病人正处于潜伏期，以及不提供核酸报告也能接诊的急诊病人，随处蕴含着感染的风险。
目前，上海各大医院门诊、急诊、住院部，各自实行了闭环管理，但奥密克戎还是无孔不入。
“我们出门诊已经是二级防护了，由于人手不够，基本上碰到阳性病人之后，不给作为密接者休息的，只是会多测两次核酸，进行环境消杀，消杀完继续开诊。”一位呼吸科医生陈平对八点健闻回忆，之前医院门诊关过好几天，甚至有一次，上午发现，消毒完，下午继续开。
而在一些资源配置较为充分的大三甲里，为了防止院感大规模出现，只能在急诊区开辟出一片缓冲区，隔出一层楼，辟出单间手术室，为极有可能是阳性的病人准备手术，以此降低风险。
目前，基本上海各家医院都有缓冲的病房，以此遏制院感的发生。
在一些医院，即便人体组织标本的运送已经采取了“无接触配送”模式，由中央运输组的工作人员放到科室门口，技术员出去消杀后再拿进来。即便这样，当医院环境被污染，一些医技科室也难免殃及城池，出现了阳性病例。
被卡住的医院
我们所接触的每一家医院、每一位医生，以及他们的身边，都有医务人员感染：
有人去方舱支援，看着自己的同事感染住进来，成为40万感染者中的一员；有人在网上流传的方舱视频里，认出了自己的同事；有人每天去查房，天天测核酸，突然有一天，病人阳了，半个科室的医生作为密接，就地隔离。
4月6日在上海临港方舱医院拍摄的即将投入使用的区域，隔离床位已经准备就绪。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闭环里的医生也很无奈。他们是密切接触者，但也只能穿上防护装备，继续每日查房，消杀，确保闭环内病人如常。
陈平所在的呼吸科，只有4位医生还在苦苦支撑。这所收治感染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里，陈平这4个人轮3个班，照顾30多位阳性的患者，一周下来，没有病人出院。假期是奢望，这取决于疫情的进展、病房里患者的情况，以及同事的康复速度。
而在隔离病房，护工感染了，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只好兼着干起了护工的活儿。
按照正常流程，院感应该自上而下，根据流调结果，院感科通知各科室采取相应措施管控和转运病人。
但在当下日增超2万例的疫情暴发期，哪怕是医院，也难免失衡。院感科也不知道病毒从哪儿来，已经传了多久，影响了多少人，以及如何才能终结这一切，只能劝科室“不要慌张”。
一位外科医生告诉八点健闻，他们科室一开始只有1位病人阳性，后来查出来3位病人及家属阳性，但病人一直到几天之后才转走。一方面，因为很多阳性的患者，都是刚做完手术的老年病人，身上插着管，“要想转走这些老人，需要联系转送至定点医院。”
另外一方面，严重不足的人力，让转运变得难上加难。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每天都打爆，但面对这么多派单转运任务，急救车实在安排不过来。“如果把阳性的患者单人、单间进行隔离，医院又没法腾出那么多病房。”这位外科医生说。
那种感觉就像被卡住了，向左走、向右走，路都不通。
医生们最后换了个思路，阳性患者所在的楼层电梯停运，人员只进不出，医生主动申请成为密接，在阳性的住院患者被送走之前，住在科室里继续看护、治疗患者。
从三甲医院到社区卫生中心，上海的医疗系统正在和R0值10的奥密克戎艰苦搏斗。原先的院感标准已经不再适用，各大医院只能根据自己医院的感染情况做决定——阳性的，拉走到方舱；密接的，就地隔离，在医院里开辟的隔离病房，甚至继续上班。
脆弱的平衡
一座2400万人口的城市，超过40万感染者，每60人里面便有1例新冠阳性。病毒在社会面的溃散，大大提高了医院被击中的概率。
一个月以来，上海医院在“开诊-感染-停诊”的循环中勉力维系一份脆弱的平衡。
核酸通行证是最先失效的。
一位手握48小时核酸阴性的限期手术病人，2天之后，迅速转阳，手术医护被隔离；一位外出采购的护工不巧“中招”，病人阳性，整个病房被切割；还有每天“两点一线”的医生，他们的危险则在居住的小区、在另一个感染医院工作的家属……
原本是高压“红线”的院感，似乎不得不松动。
新冠大流行以来，青岛、哈尔滨、郑州、石家庄，多地医院院长被问责调查。而上海医院普遍沦陷的此次疫情中，仅有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周宝国一人因“院感”被处理。
一位感染科专家这样分析上海现状，完全避免院感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如果一旦发生，更重要的是评估，有没有按照标准操作，是否存在过失。
面对R0值为10、隐匿性极强的奥密克戎，病人在未被检出时可能已成了传染源。
上海某三甲医院院感科主任无奈地将检验科视为“制造惊喜”的地方，因为每天给全院员工做完核酸检测后，核酸检测的结果往往意味着医院里又有空间和人手，将被消耗。
4月6日，在上海临港方舱医院，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新转运过来的感染者安排床位。新华社发（华山医院 供图）
也不是没有理想的模式。比如，把医院设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所有职工去酒店隔离，过闭环的生活。但资源却极其掣肘，5000多所医疗机构，20万医护人员，酒店的资源早已消耗殆尽。
另一方面，3月26日和4月15日举行的上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两次强调公立医院原则上不停诊，急诊、发热门诊等重点科室必须要全力保障开放，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
病人是系统的外来人，只要一天开诊，医院就面临着感染的风险。
医院里“内部”闭环，是当下上海医院的常见模式。上述管理者告诉我们，虽然原则上医生都有通行证，可以开车可以上下班。但市政府要求医护人员尽量不要乱跑，相对固定下来。“担心万一在医院里感染了阳性，跑出来造成更多人的感染。”
一位上海医院的管理层告诉八点健闻，“医护人员都住在医院，就给医护人员睡。”
于是只能“内耗”。
3月中下旬开始，上海许多三级医院都习得了一手“腾挪术”。
把部分病房空出来，分别安置密接和次密接的人员，同时设置48小时的缓冲病房。门诊上午出现阳性，经环境消杀后下午继续开诊。
在原本诊疗任务之外，医院逐步担起了隔离传染病的功能。
然而，医院内部的空间也并不宽裕，房间的设置很难达标。前述院感科主任介绍道，二三十位护士共用1间值班室、百来人的病患及家属分散在10间病房，多人办公室，是上海医院的主要结构。若将这百来人单独隔离则需要60个有独立卫生间的房间，他每天都为“借酒店”的事情发愁。
到了社区卫生中心这一层，甚至连腾挪的空间都没有了。
医生也是普通人
连轴转的医生，几乎在医院里住了近1个月。
在诸多民生困境面前，在医疗这个庞大的系统里，一线的医院和医护的处境，很少被看到。
上海市共有20万医护，一个可观的群体。他们出现在核酸采样、方舱医院、定点及其他医院，从检出隔离到疾病救治，重负落到了他们头上。
在“上海抗疫求助”的微博超话里，他们微弱的呼声很少有回应。夹在患者与政策之间，打一场极为艰难的防疫战。
当核酸成为通行证，当方舱成为收治场所。作为医护的他们，放下常规任务，投入社区核酸采样，支援方舱做实习时就会的工作，更像是一名“服务人员”。
一位外科医生在电话里向我们屡次吐露了他的无奈：出去采核酸，居民不配合；医院里不定时有新增阳性病例，但他们依然被困在医院；以及，一边在抗疫前线，一边算着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
“我也想回家了。”他说了不下十次。
杨晨是一位二甲医院的急诊科护士，她参加了迄今为止的13轮全员核酸，每次都交出了超1000的检测样本。抬手、伸臂、转腕，高频的重复动作令她止不住地发抖、肩膀酸痛、腱鞘发炎，整个值班室弥漫着一股红花油的气味，她们希望通过药物短暂振作。
白天外出采样，晚上急诊上班，没有休息的时间。家是早就不能回的，3月底浦东封控时，她被迫从家中离开，搬到医院一张小小的行军床上。
王方是世博方舱的志愿者医生，工程尚未完工，开舱的前8个小时，他们被拉到了这里。护士站搭建、病区排班、药品配备、熟悉系统、感染培训、搬运物资，一个收治7000多病人的隔离医院顷刻落成。他们将医院运作成熟后交给援沪医疗队，紧接着去开拓另一家方舱。
一些人因为小区有阳性病人上不了岗，一些人隔离衣和防护服还没来得及使用便被感染。在此刻疫情蔓延着的上海，医生也是市民。
对他们而言，医生不只是一个职业，从成为医生开始，挑战就无所不在。
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