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翻译】玩耍的维京人：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军国主义、霸权男性气质和童年文化

　　作者：Ben Raffield

　　译者：蜜酒厅通讯社 维京部 石中居士

　　刊载：2019.12

　　虽然维京时代（约公元750-1050年）经常被描述为一个暴力的时代，但关于在这一时期战斗产生的机制仍然存在着重大的问题。例如，很少有人试图了解驱使个人参加战争的文化规范、态度和习俗。这篇文章报道了一项研究的结果，通过考虑维京时代童年的文化适应（ enculturation）过程，来试图阐明这个问题。这是通过探索军国主义（militarism）和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影响，是如何使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人适应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参与冲突（conflict）这一点的。通过检视童年消遣方式的考古学和文学证据，该研究发现，维京时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强化了男子气概的军国主义、霸权等级。例如，这可以从玩具武器的形式中看出，玩具武器是仿照全尺寸的功能性武器设计的；战略棋盘游戏传达了关于王权的意识形态力量的信息；以及为成功个体提供社会地位晋升机会的体育游戏。因此，有证据表明，维京时代的社会延续了一系列鼓励参加军事活动的自我强化的（self-reinforcing）文化规范。

　　维京时代（约公元750-1050年）通常被描述为斯堪的纳维亚扩张主义活动的暴力时期。在西欧，从9世纪初开始的掠袭活动令维京团体在不列颠群岛和法兰克建立殖民地。[1]在东方，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力范围扩展到波罗的海、东欧和欧亚大草原，促成了一个复杂的、多民族的社会的崛起，它被称为罗斯（Rus），将成为随后几个世纪里东方政局的主要玩家。然而，维京时代也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政治动荡的时期，地区政体和小王国通过战争和冲突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到这个时期结束时，日益强大的精英阶层建立了第一批中央集权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也就是今天的丹麦、挪威和瑞典等民族国家的前身。

　　考虑到暴力在推动中世纪早期欧洲社会和政治变革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考古学家很少尝试将冲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少数例外，参见Hedenstierna-Jonson,2009[2];Price,2002[3]; Raffield et al.,2016[4]）或者为了更好地理解驱使大量人力参与战争的机制来进行探索，这很令人惊讶。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例如，人们如何适应长途旅行、暴力和死亡的可能性？盛行的社会规范如何维持战斗的循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的重点是文化适应的过程，因为它是在维京时代童年时期所经历的。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个人学习一个社会的文化要求和社会可接受的价值观，以认同和履行这些要求的过程(LeVine,1990[5])。研究将考虑这一过程是如何与在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盛行的军国主义和霸权男性气质这两种强大的、相互加强的影响相交叉的。

　　本研究通过对与玩耍（play）相关的材料和文学证据的考察，探索儿童的文化适应。玩耍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它不仅使儿童理解成人世界并与之互动，而且还使他们形成自己的规则、偏见和社会规范的亚文化，并将这些规则、偏见和社会规范传递给其他儿童(Handel,Cahill and Elkin,2007[6])。在过去（现在也是如此），玩耍是孩子们学习他们长大后最终要扮演的角色的重要途径(Crawford,2009[7];Ember and Cunnar,2015[8];Hadley，2016[9];Mellor,2014[10];Orme,1995[11])。与这些活动相关的证据——在这个例子中是玩具和游戏——允许考古学家探索儿童是如何被引导至成人角色的，以及社会规范是如何被执行的(Coltrane 2006[12]；Handel, Cahill and Elkin 2007[6])。

　　在发展本文提出的论点的过程中，这项研究利用了考古和文本资料。后者包括同时代的历史编年史和观察，除此之外还有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和古诺斯语文献源、以及最早的斯堪的纳维亚法典。虽然这些文本提供了对中世纪早期世界的宝贵见解，但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是很重要的。岛屿和大陆文献源，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和《圣柏庭编年史（Annals of St-Bertin）》，反映了基督教抄录员对于维京劫掠船队的活动的不可避免的偏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夸大），以及他们对所描述的群体缺乏文化方面的熟悉。因此，这些资料高度偏颇地描述了维京人的活动。文献源批判问题也影响了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资源的使用，如冰岛的家族萨迦、Heimskringla（《挪威列王传》)和各种古冰岛散文（Eddic）诗歌。家族萨迦是在12世纪至14世纪期间，以匿名方式编撰的（尽管其中一些萨迦在此之前可能就已经存在了），记录了9世纪至11世纪期间冰岛各家族的生活和冲突。由13世纪冰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Snorri Sturluson所著的《Heimskringla》，记录了从传说中的史前王朝Ynglings到中世纪历史上被证实的统治者的生平。这里使用的最后一个文献源是诗体埃达——一部神话和英雄诗歌的集合，来历不明，可能保存了一些维京时代（或更古老的时代）的信仰的回声，它们在公元12和13世纪第一次被书面记载之前，作为口述传统流传下来。

　　关于古诺斯语文献源的有效性的观点是有分歧的，关于其使用的长期争论已经被许多学者记录下来（e.g.Clunies Ross,1994[13],1998[14],2010[15];Larrington,Quinn,and Schorn,2016[16];McTurk,2005[17];O'Donoghue,2004[18])。虽然在二十世纪中叶，学者们对古诺斯语文献采取了明显批判的态度，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人们重新建立了对这些文献的信任。Julie Lund(2017)[19]在最近一次关于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栩栩如生的画作的讨论中指出，这种转变促成了一种“高度依赖文本的、创新性的晚期铁器时代和维京时代考古学的发展......这些文献源与考古证据的使用相似”(91)，这一方法在众多研究中得到了成功证明（e.g. Gardela,2012[20],2013b[21];Jesch,1991[22],2015[23];Lund,2017[19];Mcalister,2013[24];Price,2002[25],2005[26];Raffield,Price and Collard,2017a[27],2017b[28]）。虽然这些文本不应该被视为维京时代发生事件的准确记录，但识别在多个文献源中出现的常见行为模式，可以允许我们识别潜在的中世纪冰岛人所发现的关于他们前基督时代的祖先的可信的社会态度和习俗。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在考虑了过去对童年的文化定义之后，讨论将继续概述维京时代军国主义、霸权男性气质和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然后探讨如何在玩具、游戏和体育活动的考古和文学证据中确定这些影响。下一节将考虑儿童和青少年如何以及何时可能首次积极参与战斗。讨论以反思不同的童年经历和一些最终评论结束。

　　只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维京时代童年的各方面的研究才真正蓬勃发展起来。这导致了集中研究关于儿童的社会和文化观以及这些观念如何反映在丧葬习俗上(e.g. Callow,2006[29]; Eriksen,2017[30]; Mejsholm,2009[31]; Welinder,1997[32]; Wicker,2012[33])；关于玩具、游戏和物质文化代理（agency）的证据(e.g. Hadley,2016[34],2018[35]; Hadley and Hemer,2011[36]; Hedenstierna-jonson,2015[37])；作为移民的儿童的作用(e.g. Hadley,2016[9],2018[35]; Hadley and Hemer,2011[36]; Hedenstierna-jonson,2015[37])。这些研究反映了对可以更广泛地跨学科跟踪的、古代童年的研究兴趣的增加（参见许多其他的研究，Baxter,2005[38]; Coskunsu,2015[39]; Dommasnes and Wrigglesworth,2008[40];Gilchrist,2012[41]; Hadley and Hemer,2014[42]; Murphy and Le Roy,2017[43]; Sofaer Derevenski,2000[44]）。

　　我们如何定义和理解维京时代的童年的概念？在现代西方社会，儿童通常在18岁时被认为变成成年人，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和武断的区分，与童年的科学或更广泛的文化定义无关（Gowland,2006[45];Sofaer,2011[46]）。在考古学和人类学中，童年的概念化和定义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对于那些从事生物考古学和骨骼学工作的人来说，“孩子（child）”这个词很少被使用；相反，学者们使用“婴儿（infant）”、“少年（juvenile）”和“青少年（adolescent）”等术语来描述基于骨骼形态学的个体（参见：Halcrow and Tayles 2008:194–196[47]）。然而，遗憾的是，没有国际公认的生物考古学标准来确定一个个体的死亡年龄。相反，已经提出了几种方法（例如，Brickley and McKinley,2004[48];Buikstra and Ubelaker,1994[49])。此外，生物考古学对童年的定义可能与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所使用的定义相冲突，人文学者通常认为童年是一种随时间和地理位置而变化的文化概念。在许多当代社会中，“社会年龄”的概念——归属于某个年龄段的个人的规范行为——是决定一个人在更广泛的社会中被如何看待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新几内亚的Ndumba中，Hays and Hays(1982)[50]注意到，一个人的实际年龄与行为预期密切相关，违反行为预期会导致公开羞辱。然而，在时序和社会年龄没有紧密联系的情况下，童年的概念感知可能是灵活的，因为成年人根据每个孩子的个体成长来调整他们的期望。在其他情况下，儿童只有在完成了文化规定的成人仪式后才会成为成年人（Honwana,2006[51];Wessells,2006[52]）。在Ndumba的例子中，如上所述，一个男人只有在结婚之后才能获得完全的成年地位，由仪式传统规定的成人礼本身（通常要经过几年）标志一个人有资格结婚（Hays and Hays,1982[50]）。在新几内亚的Gahuku-Gama部落中，Read(1952[53],1965[54])注意到男孩们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参加了几轮启蒙仪式。《维京传奇》中的童年比约恩，尽管只有13岁左右，还是孩子的外表，却已经完成了成人仪式

　　人们曾无数次尝试定义中世纪早期的童年。例如，Crawford(2007)[55]认为，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任何年龄超过10岁的人都可能被认为是成年人，而Hall(2014b)[56]则认为童年和成年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青春期，青春期的长短因个人而异。相比之下，Stoodley(2000)[57]概述了一些年龄的“门槛（thresholds）”，就像在墓葬品中看到的，他认为这反映了死者的地位。在维京时代和中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同样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童年是个固定的还是流动的概念（参见Halstad McGuire,2010[58]; Lewis-Simpson,2008[59]的讨论）。中世纪的资料表明，儿童时期可能是7-15岁（参见Kanvall,1995[60];Mundal,1988[61];Mygland,2010[62]）——这是由12世纪冰岛的法律（Grágás laws）支持的一个观点，它暗示一个人在16岁的时候就可以合法地管理自己的事务（Dennis, Foote,and Perkins,1980[63],2000[64]）。然而，Grágás法律也规定，12岁或12岁以上的男性可能会因犯罪而受到惩罚（Dennis,Foote,and Perkins,1980[63]），这可能意味着存在几个年龄门槛，个人在人生的某些阶段会跨越这些门槛（Halstad McGuire,2010[58]）。Thedéen (2009b)[65]在一项关于哥特兰岛埋葬习俗的研究中，同样认为维京时代的女孩（girls）和女人（women）存在年龄界限。考虑到古诺斯语中没有表示青春期的词（参见Larrington,2008[66]），维京时代的社会可能根本就没有青春期的概念。相反，孩子们可能被认为只是简单地变成了成年人（Halstad McGuire,2010[58]）。然而时序年龄（chronological age）只是决定个体达到特定年龄门槛的其中一个因素（Halstad McGuire,2010[58]），在这一点上，社会年龄（social age）的概念也可能在决定一个孩子如何被更广泛的社会所认同方面产生影响(e.g.,Gilchrist,2012[41];Kaland,2008[67];Kamp,2015[68];Lewis-Simpson,2008[59]）。当然，所有这些观点都可能过度简化了文化和人体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可能或甚至很有可能，童年的概念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变化，甚至在社区内部也是如此（Gowland,2006[45]; Kamp,2015[68]）。然而，维京时代的男孩可能在12岁左右就被认为是“男人”(Batey and Paterson,2012[69]; Callow,2007[70]; Foote and Wilson,1979[71]），这可能是控制个人卷入战斗和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本研究的目的，有必要定义“婴儿”、“儿童”和“青少年”的含义。基于Buikstra and Ubelaker(1994:9)[49]提出的标准，特指骨学材料时，婴儿被定义为3岁以下的个体，儿童被定义为3-12岁的个体，青少年被定义为12-20岁的个体。为了简单起见，同样的定义应用于本文的更一般的童年和青春期的讨论，虽然有必要认识到被描述为孩童的个体根据这些标准可能被视为接近甚至已完全达到了成年人的状态。因此，这些术语不应该被理解为具有约束力，在维京时代的物质和文化实践中，应该接受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当考虑社会如何适应战争时，文化适应的研究提供了对使冲突和军事价值合法化的社会态度的洞察。如上所述，文化适应是一个人学习规范、行为和界限的过程，这些规范、行为和界限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文化适应发生在多个社会层面（如二元（dyadic）、家庭、同辈群体、社区；LeVine,1990[5])，并影响个体的自我认知，包括种族认同、语言、意识形态信仰和对性别等概念的态度（参见Howard,2000[72]及其参考文献）。关于如何以及以何种速度使文化适应在生命历程中发挥作用，人们提出了许多论点(e.g.,Erikson,1950[73]; Gilligan,1982[74];Gilligan and Lyons,1990[75]; Mead,1934[76])，但是很明显，童年的形成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文化适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但它也是反思和创新的过程（Shimahara,1970[77]）。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儿童获得知识和性格不仅是通过对成年人的观察，还通过与同龄人和周围世界的互动 (Casey and Burruss,2010[78];Kamp,2015[68]; Shimahara,1970[77]; Weinreich,2009[79]; Weisner,2015[80])。正如许多人种志（ethnographic）研究指出的(e.g., Casey and Burruss,2010[78];Ember and Cunnar,2015[8];Weisner and Gallimore,1977[81])，孩子们经常花大量的时间在远离大人的地方玩耍，同时由年长的孩子照顾。这为他们提供了调动他们的能动性的机会，并通过这一途径使文化适应过程个性化——不仅通过解释和适应成年人的行为，而且通过不断评价和重新评估他们自己的身份(Bird and Bird,2000[82]; Damon,2006[83]; Kamp,2015[68]; Keith,2005[84])。在《十字军之王2》中，孩童角色的特质是很重要的

　　文化适应通常等同于社会化，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一个人是如何被塑造、来维持与社会或群体的关系，并被社会或群体所接受的(Damon,2006[83]; Lillehammer,2010[85])。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Hadley(2016)[34]、Hall (2014b)[56]和McAlister(2013)[24]最近的研究讨论了磨石（quernstones）、船只、牲畜和武器等玩具在将维京时代的儿童社会化到他们在成年生活中将扮演的角色的模仿作用。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玩具和玩耍的东西也会含有一些更微妙的信息，比如关于社会适当的（socially appropriate）行为特质和行为准则的期望，这些期望也是通过使用这些物品来传递的。

　　鉴于文化适应和社会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本研究并不认为文化适应是一种离散的现象。相反，文化适应被认为是许多同时发生的过程之一，这些过程会塑造一个人对自己与更广泛的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并对组成他们个人身份的态度、感情和特质的构建产生影响。《维京传奇》中的维京雄师

　　在维京时代，儿童和青少年接触暴力和战斗可能并不罕见。当地区的精英们希望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权力时，儿童们无疑会目睹并成为劫掠和袭击他们家园的受害者。然而，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儿童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地方经历了或积极参与了冲突。比如，其中有一些儿童出生并生活在9世纪时在西北欧运作的大型迁徙性维京船队之中(e.g., Biddle and Kj?lbye-Biddle,1992[86],2001[87]; Hadley,2016[34]; McLeod,2014[88]; Raffield,2016[4]; Richards,2004[89];Swanton,2000[90])。这些船队之中包括所谓的维京雄师（viking Great Army），其在865-878年间活跃于英格兰。在德比郡（Derbyshire）的雷普顿（Repton），在维京雄师在873-874年建立的过冬营地中，人们发现了儿童生活的潜在证据。在20世纪70年代，毗邻圣威斯坦（Saint Wystan）盎格鲁撒克逊教堂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片加固的围场和一些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的坟墓。围场外有一座包含264具个体遗骸的集体墓穴，紧挨着它的是另一个坟墓，里面有三名儿童和一名青少年的骸骨，Biddle and Kj?lbye-Biddle (1992[86], 2001[87])认为，他们是作为牺牲品被献祭，作为与大型坟墓填埋相关的仪式的一部分。其中两名儿童年龄在8-11岁，一名8-12岁，青少年的年龄在17岁左右。虽然很难说这些人是否在维京雄师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尽管可以参见“从文化适应到参与战争”中的讨论），但前人对儿童在这个群体和类似群体中的战争经历（e.g., Hadley,2016[34]; Hadley and Hemer,2011[36]）的考虑，倾向于把他们描述成冲突的被动受害者或观察者。很少有人考虑到儿童本身可能扮演的暴力代理人的潜在角色。雷普顿的过冬营地遗址

　　近年来，在英格兰韦茅斯（Weymouth）的里奇威山（Ridgeway Hill）和牛津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发现的两个维京时代晚期的集体墓穴，为青少年参与武装冲突提供了更具体的证据。里奇威山的集体墓葬中有50多具被斩首的遗骸，同位素分析表明他们可能是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在英格兰南部活动时被杀的维京掠袭者(Chenery et al.2014)。在其中36块可以指定性别的、独立的后颅骨（postcranial skeletons）中，3块属于45岁以上的个体，6块属于36-45岁的个体，9块属于26-35岁的个体，10块属于18-25岁的个体。6个个体被划分为13-17岁的青少年。剩下的两具骸骨不能被指定到一个年龄范围，被更普遍地归类为“成年人”。在另外四个性别不确定的个体中，有两个年龄在13-17岁之间，另外两个被归类为“成年人”(Loe,2014[91])。在圣约翰学院，发现了一座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集体墓穴，其中发现了37名个体，经初步鉴定，他们被解释为在牛津的晚期撒克逊要塞（burh）中或附近被杀的维京掠袭者，尽管同位素分析的结果解释的困难意味着这一解释遭到质疑（参见 Pollard et al. 2012[92]; Preston,2014[93]）。在骨骼残骸超过25%完整度的34名个体中，有4名年龄在36-45岁之间，9名年龄在26-35岁之间，16名年龄在20-25岁之间，4名年龄在16-20岁之间，1名年龄在12-14岁之间（Falys,2014[94]）。里奇威山集体墓穴中的遗骸牛津圣约翰学院集体墓穴的建模

　　而里奇威山和牛津坟墓中个体年龄的广泛分布——高峰出现在年轻成年人中——类似于后来如英国的陶顿（Towton）、瑞典的乌普萨拉（Uppsala）的中世纪战场集体墓穴中的人口统计学年龄分布，维京时代墓葬个体的平均死亡年龄比后来中世纪的墓葬个体的平均死亡年龄略小（圣约翰个体和里奇威山个体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5、26岁，陶顿个体和乌普萨拉个体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0岁和27.7岁）。值得注意的是，维京时代的坟墓是唯一包括16岁以下个体的坟墓（Loe,2014[91]）。当然，对于里奇威山和圣约翰学院的青少年个体是否参与了暴力活动之中并招致死亡这一点尚不能确定，但是，如果说他们至少起到了某种间接或辅助的作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参见“从文化适应到参与战争”的讨论）。Gokstad船图1 一只脚的轮廓被发现雕刻在十世纪早期挪威西福尔德Gokstad船的甲板上。脚的大小（欧洲尺码35）可能表明它属于一个儿童。2009年，文物管理员Inga Vea鉴定出了该雕刻。照片由奥斯陆大学文化历史博物馆的Vegard Vike提供。这个图的彩色版本可以在网上找到。

　　此外，在2009年的保护性工作中，在Gokstad船的甲板上发现了一个脚印，这可以作为儿童和青少年参与航海活动（因此可能是劫掠）的间接证据。Gokstad船是维京时代最著名的长船实物之一，它建造于公元890年，是公元910年挪威西福尔德（Vestfold）的船葬的一部分。Gokstad船是典型的多功能、高地位的早期维京时代的船只，可以用来运输货物和掠袭团体。尽管船身上惊人的精细雕刻创作的背景没法确定，但脚印的大小表明它可能属于一个大约10-12岁的儿童，他可能试图用刀沿着脚边刻出轮廓，以避免长途航海的无聊。Kimiko Toudaiji创作的古思伦·奥斯维弗斯朵特

　　同样，也有很好的文本证据证明青少年卷入冲突。虽然必须牢记古诺斯语资料的局限性，但现有的资料明显地支持考古证据。比如，在《拉克斯峡谷萨迦（Laxd?la saga）》第59-60章中（Kunz,2000b[95]），古思伦·奥斯维弗斯朵特（Guerún ósvífrsdóttir）等到她的儿子们长到12岁和16岁，就引导他们为父报仇。在《约姆斯维京萨迦（Jómsvíkinga saga）》第11章（Blake,1962[96]），斯温（Sveinn）在15岁开始作为掠袭者的生涯；而在第22章，早熟的12岁的瓦根（Vagn）和他的战士们在战斗中击败了约姆斯维京战士兄弟会成员之后，就被兄弟会接纳（兄弟会成员仅限于超过18岁的人）。在《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萨迦（Egils saga Skallagrímssonar）》第40章（Scudder,2000[97]），提到了一个15岁的名叫托尔德·格拉纳松（Tórer Granason）的人，作为一群男人的领袖；在《瓦滕峡谷萨迦（Vatnsd?la saga）》第2章（Wawn,2000[98]），基提尔（Ketill）惩罚了他18岁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开始从事劫掠和其它危险的业绩，以追求财富和荣耀。然而早早地参与战争的现象并不普遍；比如在《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萨迦》第1章，托罗尔夫（Tórólfr）在20岁时才开始劫掠生涯（Scudder,2000[97]）。

　　这里提供的资料表明，个人首次参与冲突的年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和情景环境的影响。考虑到圣约翰和里奇威山坟墓的人口统计在16-25岁范围达到高峰，在此之后，更大龄个体的数量急剧下降，那么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儿童出现在武装组织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儿童对暴力的适应，必须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进行。

　　在研究维京时代童年的考古和文字证据之前，本文现在将考虑尚武精神和霸道男子气概的概念是如何有助于文化适应过程、和个人为未来卷入冲突做准备的。军国主义（Militarism）

　　军国主义的基本形式是军事或军事影响延伸到平民生活(Thee,1980[99])。今天，军国主义以一套想法和观点的形式，影响社会的各阶层社会态度和社会规范，如通过电影、视频游戏、媒体、军事事业的庆祝活动和公共事件中的军事人员来宣扬暴力(Boggs and Pollard,2016[100]; Enloe,2017[101])。

　　尽管军国主义的表达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不同，但它的影响很容易在历史和古代背景中被识别出来。James（1997）[102]在他对后罗马时代欧洲的军国主义的讨论中，他将“军事化社会（militarized society）”描述为一个没有明确的“士兵”和“平民”联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自由成年男性有携带武器的合法权利；某个特定阶级（通常是贵族）的成员被期望参与战争；以及这带来的结果——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年轻人至少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教育涉及军事要素。此外，战争和军事装备的象征意义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军事事务既是精英们的一项重大支出，同时也是他们的利润来源。

　　在维京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兴起了一种炫耀性的（ostentatious）军国主义形式。在经历了公元五、六世纪的“大迁徙时代危机”——一个以政治动荡、战争和大规模人类迁徙为特征的时期——之后，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彻底的重组。权力开始基于对领土的控制，这导致了社会分层的加剧和许多地区小王国的发展(Myhre,2015[103]; Price and Gr?slund,2015[104]; Skre,2001[105])。Hedenstierna-Jonson(2009)[37]认为，在这一时期，有必要经常性地准备战士参与小规模的、地方性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这涉及到一种强调骑术和突袭（skirmishing）的仪式化的元素。精英力量的视觉表达受到了明显重视，导致了一种炫耀军事身份的风气的养成，这反映在从如瑞典Valsgarde等的墓葬遗址中回收的奢侈武器和装备之上。军国主义的兴起和精英力量的增长被神圣王权（sacral kingship）的概念所强化。精英本身通过监督宗教活动（该角色通过赞助战士神明奥丁（óeinn）而得到巩固）的管理，履行礼仪专家的职责(Hedeager,1997a[106], 1997b[107], 2011[108]; Price,2002[3]; Sundqvist,2002[109],2012[110])。3D动画电影《贝奥武夫》。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就诞生于这个浮夸的时代电影《贝奥武夫与怪兽格兰戴尔》。图中的头盔都是根据出土的实物仿制而成。这些头盔的外观要比维京时代的头盔华丽得多，但实用性就很难说它更强了

　　到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已经高度军事化。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了战争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以及海外掠袭和军国主义扩张的增加(Hedenstierna-Jonson 2009[37])。最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法典，比如挪威的古拉庭（Gulating）和弗洛斯塔庭（Frostating）法律，以及冰岛Grágás法律，初次成文于12-13世纪，但可以说是基于更古老的法律概念，指出自由民有权持有武器(Larson,1935:188,319–320[111])。政治阶层由成功的战争领袖主导，好战的价值观被灌输给儿童，作为他们成长的一部分，而且儿童从小就会接触到武装团体和武器的使用。关于血仇（blood feuds）和不同种类的袭击的法律的数量，例如区分严重和轻微的伤害（以及对造成伤害的惩罚）和那些区分合法杀戮和“谋杀”的法律，表明暴力是司空见惯的(参见Dennis, Foote, and Perkins,1980[63])。对于精英来说，征募、维持扈从（古诺斯语：lie）代表了政治权力的核心方面(Hedenstierna-Jonson,2009[37]; Raffield,2016[112]; Raffield et al. 2016[4])，这意味着暴力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被正常化。在维京时代，军国主义的根深蒂固被认为体现在墓葬记录中武器和盔甲的奢侈程度明显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和实用功能(Hedenstierna-Jonson 2006[113], 2009[37])。

　　也有证据表明，军国主义和暴力被正常化，作为美化在战斗中冒险和死亡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一点在埃达诗歌《Grímnismál》((vv. 8–10; Orchard,2011[114])中有所显示，里面写到，战死者将在英灵殿（Valh?ll）或Fólkvangr得到回报、享有来生。而在英灵殿中，被杀的勇士将等待在诸神黄昏（Ragnar?k）来临之时帮助诸神的机会——这是一场注定的、神秘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所有的生命将在一天内毁灭(Gunnell and Lassen,2013[115])。因此，通过大胆的行为来获得名声和名誉——即使这些行为会导致死亡——是维京时代尚武精神的基础。对此，进一步的证据由文献资料提供，如公元11世纪，不莱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对瑞典乌普萨拉（Gamla Uppsala）仪式活动的评论，他表示，瑞典人“崇拜英雄，从而使诸神因英雄的非凡业绩而赋予他们永生”(bk. 4, chap. 26;Tschan 1959:207[116])。如果这一证据确实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前基督信仰有关，那么对大胆行为的美化可能已经培养了一种侵略性的宿命论（fatalism）意识，鼓励个人在战争中凸显自己(Barrett,2008[117]; Price,2002[3])。在战斗中或在国外以一种会被人铭记的方式死去，相比于在家中不光彩地病死或老死，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Herschend,1998[118]; Jesch,2001[119]; Thedéen,2009a[120])。这种态度在埃达诗歌《Hávamál》有呼应(v.16; Orchard,2011[114])，奥丁神指出:“蠢人自以为能长生不老，只消不去打仗避开厮杀。即使长矛饶过他的性命，岂能躲得过岁月在催人。[121]”（17）庆祝和颂扬英雄式死亡的证据可以在卢恩石碑中看到，例如Sk?ne的H?llestad的D295，上面写到一名扈从成员纪念他们的领主托基（Tóki），他在乌普萨拉的战斗中牺牲。另一块来自Sj?rup的卢恩石碑，是献给一个叫阿斯比约恩（ásbj?rn）的人，他可能是在同一场战斗中死去。两块石碑上的铭文都说，他们“没有逃跑”，而且阿斯比约恩被铭记为“手持武器战斗至死”(Jesch,2001:223, 225[119])。同样，来自S?dermanland的Gripsholm的一块卢恩石碑(S? 179)也强调了对旅行和战争的颂扬。这块卢恩石碑是为了纪念两位名叫哈拉尔德(Harald)和英格瓦尔(Ingvarr)的人而建造的，他们都是在11世纪对东方的一次不幸的远征中遇难的。石头上的碑文写道，这些人“英勇地旅行”，并“捐躯给雄鹰” (Thedéen,2009a:67[120])——这暗指在战斗中在他们死前正在杀敌。《维京传奇》中的齐格飞伯爵，在巴黎攻城战中被俘，被斩首前猛地缩头，导致刽子手砍掉了按住他的卫兵的手。最终齐格飞仰天大笑，慷慨就义。卢恩石碑霸权男性气质

　　军国主义与霸权男性气质的社会合法化密切相关——这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旗帜形式，很多人都在为之奋斗，但只有少数人能实现。霸权男性气质名义上把男性置于高于女性的社会地位，但它也通过将女性化和另类的男子气概进行边缘化、从属化，在男性中创造了排他性的社会等级(Connell,2000[122], 2005[123]; 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2005[124]; Hooper,2001[125])。霸权男性气质，就其本质而言，迫使所有其他的男人将自己与在任何特定时间都被宣扬或尊重的男性气质的形式关联起来。霸权男性气质的传统特征可能包括冒险、指挥结构和纪律等级的执行、身体强健、侵略性、暴力和异性恋的公开表达(Hinojosa,2010[126])。符合这种状态的、地位较低的人，可以从那些占据社会阶层顶端的人那里得到好处，从而使后者的霸权地位合法化并得到加强(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2005[124])。今天，霸权男性气质的等级在很多环境中都容易发现，比如军队、民兵组织和职业运动队 (Bickerton,2015[127]; 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2005[124]; Higate and Hopton,2005[128]; Hinojosa,2010[126];Hooper,2001[125])。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维京时代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霸权男性气质文化。尽管人们各自对男性气质的认知无疑充满了时空上的细微差别，但文物记录中的文化相似性表明，人们对男性气质及其与军国主义的关联有着大致相同的态度(Hadley,2016:262[34])。政治权力掌握在战争领袖和他们的扈从手中，他们最有能力利用和延续男性气质的等级来加强自身影响力。男性气质的表达也可能与反映精英的神圣权力和地位的宗教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例如，有人提出，在基督化进程之前，日耳曼国王在诸神和民众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是通过在性方面表现出男性气质和阳刚威猛来展示的(Clunies Ross,1985[129])。图2 英国雷普顿的墓511（左）和295（右）的重建图。Torhallur Trainsson绘制。Neil Price经许可使用。这个图的彩色版本可以在网上找到。

　　Dawn Hadley（2008）[130]在一项关于维京时代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埋葬习俗的研究中认为，与9世纪在德比郡雷普顿(Repton)的维京雄师有关的两名男子的墓葬，可以让人们深入了解男性气质的霸权等级。所涉及的墓葬彼此相邻(见图2)，男性骸骨被单一碎石堆覆盖。其中一个坟墓(G511)中有一名35-45岁的男性，他的陪葬物是一把装在羊毛内衬木鞘中的剑、两把刀，两个搭扣、一枚银制雷神之锤护符，以及放在他大腿之间的一根野猪獠牙。第二个个体(G295)，死时17-20岁，身上只有一把刀。两个人都受了伤，这表明他们死于战斗；例如墓511中的人，在右大腿受了严重创伤，切断了股动脉(Biddle and Kj?lbye-Biddle,2001[87])。尽管“战士墓葬”的概念已经被许多学者质疑(e.g., Gilchrist,1999[131]; H?rke,1990[132]; Jensen,2010[133]; Stoodley,1999[134]; Whitehouse,2017[135])，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假设这两个个体没有以某种军事能力服役。因此，伴随这些个体的埋葬组合中的差异是惊人的。Hadley(2008)[130]认为，尽管年轻的个体肯定会被认为已经成年(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个体都被视为“男人”)，但墓511中年长者的随葬品更加精致，这可能反映了他随着参与军事活动的时间的增加，使他获得了战士的男性气质认同。相比之下，墓295中的年轻男性的随葬品很少，这可能表明他没有充分实现这一成就。这种解释当然把重点放在“获得的地位”上，认为这是两种墓葬之间的差别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有必要认识到，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更为复杂。例如，墓295中随葬品的缺乏可能表明了年轻个体相比于墓511中年长个体的相对社会地位，而不是反映了他们在战士群体中的霸权地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维京时代和更广泛的中世纪早期的背景中，年纪更小的儿童和青少年和武器埋葬在一起，而他们的体形无法使用这些武器（参见“从文化适应到准备战争”的讨论）。在这一点上，许多随葬品的组合可能体现了重要的象征性元素。然而，埋葬在墓295和511中的个体的待遇明显不同，这表明对男性气质的尚武表达的关切，以及对谁可以在死亡时被赋予这种特性的谨慎选择。

　　如果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考虑，男性气质的霸权模型的持续存在，可能会将权力和竞争性行为的表达合法化，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Connell, 2000[122])，这对社会政治等级和性别权力的认知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性别是如何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被概念化和表达的，一直存在一些争论(Back Danielsson,2007[136]; Clover,1993[137];Norrman,2000[138])。Carol Clover（1993）[137]认为，维京时代的社会拥有一种“单一性别”的性别观，它不是将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极化（polarizing），而是将男性气质等同于权力。因此，男性气质的表达受到庆祝和强调。Clover的假说在萨迦故事中得到证实，对比古诺斯语hvatr（意为精力充沛的、有男子气概的）通常指男性，而blauer（软弱或胆怯的）这个词经常用于指代女性。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言行被视为hvatr或blauer，将会对其地位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参见Clover, 1993[137]和下文的讨论)。这种对性别权力的描述与霸权男性气质的概念非常吻合，因为男性气质等级的竞争性质会鼓励个人不断地通过诋毁（discrediting）他人来谋求抬高自身的地位。由此产生的激烈对抗可以从充斥于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侮辱、超男性气质（hyper-masculinity）和争斗的文化中看到。埃达诗歌和萨迦中充满了男性对手相互辱骂（古诺斯语：flyting）的例子，通常包括夸耀男性气质和羞辱对手，就像《?rvar-Odds saga》、《Hárbaresljóe》和《Helgakviea Hundingsbana I》中体现的那样(Orchard,2011[114];Pálsson and Edwards,1985[139])。有一些侮辱，如nie，这与指控对方打破禁忌、胆小怕事和/或性欲倒错（sexual deviance）有关，这种侮辱如此强大，以至于法律都要抑制其使用(Almqvist,1965[140], 1974[141]; Clover,1993[137]; Meulengracht S?rensen,1980[142])。

　　当我们考虑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的性别规范时，霸权男性气质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在名义上被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很好地定义了(Jochens,1995[143])，而以一种被认为与性别不相称的方式行事，会导致明显的社会反对（尽管在特定情况下，这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一种奇怪的权力；见Price（2002）[3]关于行巫术者的叙述)。在一个崇尚霸权男性气质文化的社会中，发现关于性别角色的名义规定的证据，或未能实现男性气质理想的女性和被边缘化的男性的从属地位的证据，应该不足为奇(Connell,2005[123])。对于男性来说，做事风格被人认为是blauer，会带来羞愧和耻辱。例如在《Kormáks saga》(chap. 13;Hollander,1949[144])中，波尔希（Bersi）在战斗中臀部受伤后，他的妻子得以合法地与他离婚。萨迦中其它的事件表明，“没有男子气概”的指控和离婚的威胁经常被女性用来煽动男性从事暴力行为(Anderson and Swenson,2002[145]; Clover,1993[137]; Jochens,1995[143])。在《格陵兰萨迦（Gr?nlendinga saga）》(第7章)，弗蕾蒂丝（Freydís）威胁她的丈夫，如果他不报复一个子虚乌有的袭击她的人，她就要离婚(Kunz,2000a[146])；而《Laxd?la saga》（第53章）中，索格尔德（Torgerer）告诉她的儿子们，他们最好还是作为女儿出生，以羞辱他们，刺激他们为他们被杀死的兄弟复仇(Kunz,2000b[95])。对于没有以适当的男性气质的方式采取行动的判断恐惧，甚至可以在《Laxd?la saga》中古思仑的青年儿子中看到(chap. 60; Kunz,2000b[95])。由于长期沉溺于孩童的追求而受到母亲的羞辱，这些年轻人承认，在他们这个年龄若不能为父报仇，就会遭到世人评判。这表明，儿童和青少年从小就意识到，需要在男性气质霸权阶级中提升和维护自己的地位。《维京传奇》中盾女拉葛莎的最后一战

　　对妇女来说，在名义性别角色范畴之外采取行动也会产生社会和法律反响。例如，冰岛的Grágás法律规定，穿男人衣服、剪短头发或携带武器的女人应该被判为法外之徒 (Dennis, Foote, and Perkins,2000:219[64])。然而，霸权等级并不是静态的或铁板一块的(Connell 2005[123])，性别权力的“单一性别”模型的持续存在，可能培育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性，允许一些个体跨越性别界限(Back Danielsson,2007[136]; Clover,1993[137]; Norrman 2000[138])。正如男性有可能通过他们的言行来增加或失去他们的地位，一些女性也可能试图通过做出被认为是hvatr的行为举止来获得社会优势。萨迦表明，一些女性通过穿男装、携带武器来对社会公序良俗表达公然蔑视，如《Laxd?la saga》中的“马裤艾于德（Auer）”，不仅被容忍，还受到钦佩(Bagerius,2001[147])。其他文本资料表明，女性作为战斗人员参加了战争，在一个案例中，一名女性被认为在爱尔兰指挥一支维京舰队(Bekker,1838–1839[148]; Todd,1867[149])。虽然这样的女性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可能是少数，但最近在瑞典比尔卡(Birka)对墓581(grave 581)的人类遗骸的研究，可能支持了这些文本描述。该墓葬中的个体随葬一把剑、一柄斧头、两支长矛、射箭装备、一把刀、两面盾牌和两匹陪葬马，这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男性维京战士的典型墓葬。然而，最近Hedenstierna-Jonson等(2017a)[150]进行的基因组分析发现，埋葬在墓穴中的个体实际上是女性。直到现在，武装女性的唯一的考古证据是大量的女武神（Valkyrie）胸针和吊坠，在维京世界各地都有发现，因此，这些发现为有针对性地重新分析其他据称有随葬武器的女性墓葬提供了新的动力(参见Garde?a,2013b[21]; Pedersen,2014[151])。这些包括在挪威Hedmark和Nord-Tr?ndelag的两个个体，它们的骨学性别鉴定都为女性，随葬有武器和其它军事装备(Hedenstierna-Jonson et al.2017b[152])。虽然这些埋葬必须被谨慎地解释，但这些发现的明显推论是，一些女性是维京时代军事文化的积极参与者。目前，我们只能推测这些个体是否被视为“女性”或“男性”，或者他们是否可能(永久或暂时)拥有某种第三性别(参见Back Danielsson,2007[136]; Norrman,2000[138])，但它们仍然表明，性别界限是可以渗透的。虽然我们不应该认为参与军事社会无所不在地需要积极卷入战斗，但这些墓葬提醒我们，至少有些女孩可能已经习惯于扮演战士的角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