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春：论唐宋茶文化的伦理意涵（二）
原标题：周瑞春：论唐宋茶文化的伦理意涵（二）
论唐宋茶文化的伦理意涵
(二)
周瑞春
二、亲亲爱人之茶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家庭是很重要的纲常伦理关系场域，“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这“三伦”关系的建构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中庸》有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11](P95)；《论语》也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6](P2)，可见对于“百善孝为先”的儒家伦理而言，人之为人的基本路径是由家庭孝亲推己及人到“仁者爱人”，以家庭亲亲为基本单位，实现全社会“礼而后治”的和谐状态。唐宋时期，随着茶文化从上流社会精英文化向全民大众俗文化扩展，在民间百姓家庭之中，“茶”的家庭伦理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和厚重。
北宋王禹偁曾写有《龙凤茶》诗：“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王禹偁获赐龙凤茶，自然是莫大的荣耀，获得如此珍贵的龙凤团茶，他随即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一饱口福，而是舍不得喝，想留着给年迈白头的双亲奉上清茶。龙凤团“其价直金二两”，王禹偁“爱惜不尝”自然不是因其价贵，而更多的是因“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7]( 第一编第五册《卷二》P257)以饱含皇恩之茶奉于白头亲，是对“孝”和“敬”最好的阐释，此时之“茶”，已经完全脱离了物化的层面，成为一种彰显孝亲精神、家国伦理之道的无价之宝。
除了孝亲内涵外，随着茶俗茶礼的发展，茶在夫妇之伦维度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宋代刘斧《青琐高议》记载，赵飞燕有一次梦中啼哭很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适吾梦中见帝，帝自云众赐吾坐。帝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7]（第二遍第二册《赵飞燕别传》P83）。赵飞燕与已逝的汉成帝刘骜曾是君臣、夫妇，由于“侍帝不谨”，赵飞燕在梦中仍被指“不合啜此茶”。在这里，茶实际上已经成为君臣、夫妇、人鬼（神）等伦理纲常、宇宙阴阳之道的评判标准，只有当“合”宇宙阴阳、人伦纲常之道，才有资格被赐“啜茶”。实际上，早在唐初，茶就已经作为重要的信物进入婚俗礼仪之中，据《西藏政教史鉴·附录》记载：“则茶叶，亦自文成公主时输入藏土也”[12]。到了宋代，在民间以茶为礼的婚配习俗已经十分盛行。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男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其歌有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13](卷四P45)宋代单身男女以茶为媒来试探彼此心意、订下婚配之约。
此外，古人婚配还讲究“三茶”，即订婚时“下茶”，结婚时“定茶”，洞房时“合茶”，也有将“提亲、相亲、入洞房”的三次沏茶合称“三茶”；江浙一带有的地区男子向女子求婚称“下茶”，女方受聘茶礼称“受茶”，一旦“受茶”即有订婚之义，是谓“好女不吃两家茶” [14]。唐宋以茶为礼，寓意坚贞不渝，以致于到明代时，许次纾在《茶疏·考本》中说：“茶本移不，植必生子，古人订婚，必以茶为礼。” [15]以茶为礼的婚俗伦理，不光是在汉民族中流行，在云南拉祜族、布朗族、白族、贵族侗族、撒拉族、藏族、畲族、回族、壮族等众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被不同形式地采纳和创新，这都说明茶文化的“夫妇”伦理意涵经唐宋以降，渐为全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16]
儒家文化要求君子立于天地之间具备“仁智勇”三达德的独立人格，所以与“父子”、“夫妇”维度相比，独立自处君子在“兄弟”之维的表述相对内敛得多，相关茶文献也较少，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古人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中窥见一斑。如，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有云：“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超然台”位于密州（今山东诸城），是苏轼贬谪至此后修葺城北旧台所建，由其弟苏辙题名“超然”。寒食节后，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暮春烟雨，思念弟弟苏辙，写下了这首词，以茶寄托兄友弟恭之情谊溢于言表。又如，苏轼《新茶送签判程朝奉以馈其母有诗相赠次韵答之》一诗，其中两句：“从此升堂是兄弟，一瓯林下记相逢。”苏轼得到御赐龙团新茶后，送给友人去转奉其母，这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亲亲爱人之道，通过“茶”这一既朴实又名贵的自然之物的传递，形成了教化民众、营造公序良俗氛围的社会效应。在苏轼看来，以茶奉友之母后，其与朋友便“从此升堂是兄弟”，俩人的友谊将进一步升华为“兄弟”血缘亲情。由此可见，“茶”在当时人看来，甚至已经具备了调整社会人伦关系的强大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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