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是与非”
近年来，不断出现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面对这种犯罪越来越低龄化的现象。关于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个问题，不管是在刑法学界还是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广泛讨论。2020年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草案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此消息一出，又毫无悬念地引起了一关于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大讨论。
支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第一个是实现刑罚报应。出于“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认为即使是未成年的孩子，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受到相应的惩罚。第二个是实现特殊预防，使其不再犯。即刑罚对于实施犯罪行为的青少年来说，具有教育功能，使得不再犯同样的错。第三个是实现一般预防。即“杀鸡儆猴”，让其他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意识到刑法的严峻威慑，从而不敢实施犯罪行为。第四个是安抚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情绪。认为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不能仅考虑到被告人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就宽宥其罪行，也应怜悯被害人及其家属的遭遇，还其一个公道，至少给予其一点心理上的宽慰。第五个是回应民意，满足社会公众对于安全感的需求。第六个是认为现在不同于过去那个温饱尚且无从保证的年代，现在的孩子不仅生长发育快，心理上也出现早熟的趋势，因此，刑事责任年龄也应该相应地向下调整。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如下：
第一，刑罚报应应当具有正当性。人之初，既非善，亦非恶，而是一张等待涂鸦的白纸。你教他与人为善，他就是善的，你灌输给他恶，他就成了我们眼中人人喊打的“坏孩子”。可以说，少年实施恶行，尤其是14岁以下的少年，其更多的体现的是社会的恶，而不是其自身的恶，因为少年不是天生即恶，少年年幼懵懂、不谙世事，明辨是非的能力差，其恶行往往具有模仿性、非理性，而社会有责任通过正确的教育引导其不作恶。可以说，少年越是年幼，其责任就越小，而社会的责任就越大。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不满14周岁的少年实施恶行背后的原因，比如家庭教育不称职、影视作品的负面引导、监护措施不到位等，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科之以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刑罚。刑罚的报应对象应当是具有相当理性的人，年幼的少年不应在此列。
第二，特殊预防是否必须要刑罚，保护矫正、收容教养等措施是否足以替代刑罚，起到特殊预防的效果？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者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由政府收容教养。可见，此条刑法规定的基本精神是完善监护，即首先考虑由“监护人严加管教”，不济则“由政府收容教养”。这既抓住了解决问题的根本，也兼顾了人道的理性，还兼顾了特殊预防。所有法律手段的采取应当是理性的，基于爱的。恶孩子也应当给予爱，要让他心里真正明白觉醒过来。况且出于人道主义考量，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因此，即便把实施恶行的“坏孩子”关进监狱，他总有一天也会被放出来，而从小在监狱里生活的“坏孩子”更得不到好的教育，不仅不利于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反而可能在监狱里学习到更多的犯罪技巧，等他被放出来之后，他就是社会的定时炸弹，这对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未来潜在的被害人都没有好处。也就是说，对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根本无法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
第三，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于年幼少年的一般预防效果也欠佳。所谓刑罚的一般预防，即通过惩罚的威慑以令对象不敢越雷池，其基本前提条件是威慑对象具有相当的理性，而年幼少年并不具有此相当的理性。
第四，对被害人的安抚跟报复是有区别的。把恶孩子给干掉就是安抚吗？答案未必是肯定的，真正需要的可能是国家在被害人安抚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我国的相关制度不够完善，例如性侵，我们对性侵受害人的相应保护机制有待完善。
第五，真正的民意不是降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他们希望通过一种理性的法律，能让社会（包括少年）越来越良善、越来越理性。
第六，认为当前的青少年早熟的观点没有可靠的数据支撑。从本质上来说，刑事责任年龄是对于人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要求，在犯罪的认定中，对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判断，转化为了对行为人是否达到一定年龄的直观判断。而人有三个年龄层次：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生理年龄指向的是人的生长发育程度；心理年龄是按照记忆、理解、反应、对新鲜事物的敏感程度等计算的年龄；社会年龄指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即对这个社会的生存规则、主流价值观的掌握程度，人从出生到成年，就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人一般要到25岁左右，才会完全社会化。承担刑事责任所要求的年龄应当是一个人的社会年龄，即习得一定的社会规则，能够辨别是非，而不是指向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笔者不否认当前的青少年儿童在生理和心理上有早熟的趋势，但无法以此得出其社会化的进程也在加快。
刑期于无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只是减少青少年犯罪的一种手段，是无奈的。在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保持足够的冷静和克制，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首先，在定性上，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仅针对两种犯罪行为，即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其次，在定量上，要求满足“情节恶劣”这一条件；最后，在程序上严格控制，要求必须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总的来说，这次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微调，既体现了立法者的谨慎和克制，同时也回应了民意，兼顾了犯罪低龄化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