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苑文化】漫谈徽州讼事史话系列 ｜ 祸起萧墙之明末“黄山大狱”案
编者按：明天启六年（1626年），由明熹宗皇帝御批下旨、锦衣卫千户亲自押解钦犯赴京的歙县徽商吴养春“私占黄山木植案”震惊朝野，不仅徽州巨富商贾吴养春父子三人在镇抚司严刑拷打非人折磨中命丧黄泉，而且吴养春妻女老母闻讯相继自杀，由此导致魏忠贤党羽吕下问到徽州“遍毒徽民”追赃中的“徽州民变”。这起冤案，无不揭示出封建专制的政治势力左右着徽商商道的兴衰枯荣，在形形色色官吏衙门的巧取豪夺、盘剥勒索中，徽商们狭缝求生存发展的状况。同时，也说明徽州宗族内，细故纠纷处置稍有不慎则会引发“祸起萧墙”灾难后果。
祸起萧墙之明末“黄山大狱”案
明天启六年（1626年），一起由明熹宗皇帝御批下旨、锦衣卫千户亲自押解钦犯赴京的歙县徽商吴养春“私占黄山木植案”震惊朝野，不仅吴养春父子三人及宗亲二人经受不住镇抚司严刑拷打的非人折磨，未及理刑官从《大明律》中找到可供比照的律例为其量刑时就已命归黄泉，而且吴养春妻女老母闻讯相继自杀身亡。为防止众怒难犯，魏忠贤党羽还伪造将吴养春列入“东林府库”的为东林党提供经济支持的幕后人物，将屈打成招的“黄山大狱”案构陷为事关东林党禁的政治大案。魏忠贤党羽、工部营缮司主事吕下问，对吴养春黄山山场及木植派赃强卖，大兴株累勒索，苛刑催逼，祸害无辜，“限月酷追，遍毒徽民”，闹得当地怨声载道。徽州知府石万程因不愿助纣为虐，但又内疚无法履行守护百姓利益和地方安宁之责，自劾求罢，在候旨不下的情形下，毅然辞官带发出家。
“黄山大狱”案记载
终于，官逼民反。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初一日，此案引发“徽州民变”，来自歙县、岩寺的万余愤怒不已的民众将私闯入独居妇人家的两白捕“就地争击而死，即毁其尸……乡城之人，无不切齿部差者，乘机而起，大书‘杀部安民’四字，遍布通衢。”民众冲入吕下问公署，吕吓得“仓惶破后壁宵遁。其妻女及家人二十二口，由短垣逾避同知署内”，愤怒的民众“毁门火其宫”，最后，歙县县令倪元珙“徒步，挥涕慰谕”，平息了这场风波。由于激起民变，魏忠贤不得不将吕免职，指派歙县万历朝的武英殿大学士许国之孙、大理寺寺正许志吉继续追缴“赃银”。不料，此继差许志吉“以土官自豪，派买木价，增减不均。其子许鸣皋，其仆子林子章，纳贿作奸”，许志吉等纵容家仆和逆子骄横跋扈，搜刮富户，残害徽民尤酷，更加激起民愤。直到熹宗皇帝病逝，崇祯皇帝上任惩治阉党，案件发生戏剧性变化。当年安抚百姓与钦差周旋的歙县县令倪元珙擢升广西道御史后，“首疏痛陈黄山一案颠末，请尽悬赃，徽祸乃解”，“黄山大狱”的“木植冤案”才终于得到平反昭雪。与“黄山大狱”有关的阉党都得到应有下场。“吴荣罪在无赦”，名列阉党“五彪”的许显纯、田尔耕处以大辟，“十孩儿”之一的李鲁生戍边，许志吉“谄附拥戴，矫旨派赃，附逆流毒，黄山一案，重辟何辞”。吴养春等家族被非法罚没的财产予以返还。
这起引发宫内宦官染指，造成西溪南首贾首富吴养春家破人亡，而导致的“徽州民变”的“黄山大狱”案，不仅《明史》《明熹宗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等史籍有载，而且，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坊刻本题《魏忠贤轶事》)《祷杌闲评》等明清的时事小说中亦有描绘。不过，史籍记载语焉不详，小说描绘又颇多虚构，致使后人对它的详情不甚了然。从当地的地方志和文献史料记载看，仅仅在岩镇人佘华瑞编纂的《岩镇志草》收录的三篇重要文献《尸祝三大夫纪事》、南直隶监察御史杨春茂的《白役激变一案按院奏疏》和倪元珙的《黄山大案奏疏》作了详尽介绍，民国的《丰南志》等民间史籍也作了详细记载。但令人不解的是，官府组织主编的《徽州府志》和《歙县志》等方志均未作记载，誉为“文献之邦”的徽州何以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疏漏？这种地方官府的讳莫如深给这起已平反昭雪的“黄山大狱”案蒙上了扑簌迷离色彩。
吴养春故里西溪南的丰乐河
《明史》对该案“徽州民变”原因这样叙述：“编修吴孔嘉与宗人吴养春有仇，诱养春仆告其主隐占黄山，养春父子瘐死。忠贤遣主事吕下问、评事许志吉先后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残酷。知府石万程不忍，削发去，徽州几乱。”言下之意是，这起惊天冤案渊源于家仇细故酿发。人们不解的是，原本属于徽州吴氏家族内部财产纷争和宗事纠葛，何以会演变成宫廷党阀之争的政治大冤案呢？其中变故和缘由究竟是什么？从民国著名学者程演生撰成的《天启黄山大狱记》一书记叙中，不难发现，宗族内“祸起萧墙”正是促使此案锐变的诱发成因。
西溪南古村落
歙县商贾吴养春，字百昌，歙县溪南村人。祖上几代人从事盐业、木材、典当业，经营有方，遂成巨富。吴养春也是个靠祖上经营盐业和采卖黄山一带木材起家的木商，“黄山多其世业”。他的祖父吴守礼在扬州做盐业生意，“养春祖守礼以盐起家，至养春父派分五支。养春有黄山地二千四百亩”。嘉靖、万历年间，倭寇犯境，吴养春祖、父及吴养春本人先后资助“边饷”计白银五十余万两。《征信录》载，吴养春的祖父吴守礼“助饷三十万两，恩光禄寺署正。其子时俸、孙养都、养京、养春等俱授文华殿或武英殿中书舍人，时有‘一日五中书’之称”。民国学者吴景贤引《思豫述略》中的资料说：“祖（吴）守礼，尝助边饷二十一万两。万历间，用兵关酋，养春上疏愿输饷银三十万两，诏赐养春及吴时俸、吴养都、吴继志、吴希元等为中书舍人。”对此，民国乡贤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也写道：“吴养春上疏愿输白银，万历帝笑纳，特赐守礼为‘徽仕郎光禄署正’、时佐为‘文化殿中书舍人’，吴养春、吴养京、吴养都、吴继志、吴希元兄弟也同时被受殊荣。”可见，吴家的两次捐纳的“耀富贪贵”的行径一定程度上不仅为习惯不事彰显徽州乡邻族亲所嫉妒，同时也会引发衙门官吏所注目，“殆不可矣。致祸之由，此亦或一端也”，成为引祸上身诱因。
造成“黄山大狱”冤案的直接原因是两场胞亲财产纷争和宗事纠葛。明神宗时，吴养春因山场权属问题与其弟吴养泽不和，并为此构讼。“当皇祖神宗朝，旧台辂骎，曾有一半入官之题。卒留中不下者，圣祖藏富于民，不欲浚民以开言利之端耳。”祖产析产时，吴养春分得了2400亩黄山山场地和淮扬、天津、仁和等处的盐务。其弟吴养泽不甘心这些黄山山场地让吴养春一人独占，因此对簿公堂。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前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骆骎曾以吴家隐报黄山官税为由，拟将黄山山场地的一半没收入官，但上奏皇帝的题本一直留中未发。虽然，这场官司审断公允，但未了事宜也给此案复发埋下隐患。不久，吴养泽去世，他一手抚养长大的家仆吴荣起了黑心，不仅私吞了主人家产，还霸占主人妾室。对于恪守伦理规序的徽州宗族来说，这种大逆不道给吴氏宗族带来奇耻大辱。吴养春便告到县衙，要求将吴荣置之重典。然而，吴荣贿赂衙役，获释出狱，并潜逃于外，从而埋下祸根。倪元珙的《黄山大案奏疏》这样记载：“逆仆吴荣系养春胞弟养泽所自幼扶养，养泽死，而吞主财，烝主妾，业置大辟，旋幸脱网，竟入权之门，首发养春欺隐黄山旧案。”这里说明了吴荣因“吞主财，烝主妾”，怕受宗族惩罚，因而投靠阉党，诬告在先引发冤案。
西溪南远眺
导致冤案发生第二个直接原因便是与族人吴孔嘉的恩怨。吴孔嘉，字元会，号天石，有称文石者。万历十六年(1588年)生于歙县溪南村。在吴氏宗族议事的一次聚会上，吴孔嘉的父亲与吴养春意见不合，“众辱之，文石之父因郁郁死”。清学士俞正燮《癸已存稿》卷十四之《芦城评话叙录》这样记载：“其实，孔嘉父以弱病死。”不过，《图书集成·明伦篇·奴婢部》却这样记载：“编修吴孔嘉之父，养春族兄弟也，为养春理家政，有所欺隐，养春怒，掷砚击之，中额死。已孔嘉会试入都，（许）荣代为营得及第，两人随谋复仇，诬养春世据黄山。”这就为吴孔嘉父之死留下悬疑，也为后来逆仆吴荣挑唆留下口实。此后，吴养春对于早年丧父的宗亲遗孤吴孔嘉照顾有加，从饮食起居、赡养母亲，到读书赶考，一应费用均解囊倾出。然而，令吴养春始料未及的是，吴孔嘉并不感恩吴养春解难救弱，而是恩将仇报，将父亲之死归怨于吴养春。成年后，吴孔嘉寄居黄山祥符寺发愤攻读，6年间竟在帐上写满了“死”字，渲泄内心的仇恨。《明史》《启祯两朝剥复录》《癸己存稿》等书均写到，吴孔嘉“困复父仇而陷之者”。《明史·魏忠贤传》云：“编修吴孔嘉与亲人吴养春有仇。诱养春仆，告其主隐占黄山。养春父子瘐死。”由此可见，“黄山大狱”的发生，奴仆吴荣和翰林编修吴孔嘉成为了两个主要角色。《黄山大狱记》也指明，吴孔嘉与吴养春因父辈结怨，怀有挟私报复之意，而吴荣告发吴养春则是因为吴孔嘉的诱使。
天启五年(1625年)，吴孔嘉题名金榜，举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翌年，即参与编修《三朝要典》，由此追随魏忠贤，拜其为义父。就在吴孔嘉题名金榜之时，烧毁近30年的三殿重建工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九月，刑科给事中霍维华提议，采取黄山木材供殿工使用。吴养春听说这个消息后大为不安，吩咐家人吴文节持亲笔书信一封，赶赴京师疏通关节，以期打消采办黄山木材的旨意。吴文节于次年三月二十日来到天津，因吴家派驻天津作盐的吴逢元、方中凡都回徽州去了，便让留守在此的吴君实取了3万两本金，随同吴文节进京，下榻于箔子街吴蹇叔寓所，由吴蹇叔、程梦庚、许应章、许应荐、茅培等人拿着这笔银两四处打点。程梦庚是监生，在京师熟人较多，竟通融到内阁首辅冯铨府中。
钟灵毓秀西溪南
闲暇之余，吴文节又去拜访同宗族人吴孔嘉，然而却遇见逃匿在此的吴荣，震怒之下要擒拿吴荣见官，但碍于吴孔嘉情面作罢。惊恐不已的吴荣当晚便编造吴养春“谋害杀死”吴孔嘉父亲谎言，终于激起吴孔嘉埋藏心底的旧恨。翌日，吴孔嘉诉求魏忠贤，恳请其为己作主。此正中魏忠贤下怀，安慰道：“吾得财，汝复憾，吾义儿固孝子也！汝使吴荣来，吾为杀文节。”其实，正如程演生在《黄山天启大狱记》认为的那样，吴养春“耀富贪贵．罔识知止周施之戒。其魏忠贤所注目，殆不可矣。”跋扈横行的魏忠贤早就垂涎于徽州巨商的财富，伺机寻找机会，当黄山旧案一提，自然欲穷治其狱，乘机搜括。魏忠贤在其奏疏中也流露出对吴氏家产的贪婪：“（吴养春）家资巨万，为富不仁。一面结交缙绅，霸占黄山。委令未到官男子吴用誉等，砍伐树木货卖，年久获何止数十余万……”
闰六月初一日，魏忠贤具疏题奏，捏造了吴养春霸占林地、违背圣旨、私设书院以及贩卖私盐的罪名，谎称徽州小民吴荣到东厂状告吴养春，随差旗尉王应元等将在京吴君实、吴蹇叔、程梦庚、许应章、许应荐、茅培等人拘押在镇抚司狱。现供认：一、“吴养春家资巨万，交结缙绅，霸占黄山，盗卖木植。近闻黄山取木之旨，挟资打点，希求停侵”；二、私创崇文书院，不遵旨拆毁，“巧立名色”，“招聚朋党”；三、“有弟吴养泽，因家财不均具告抚按成仇，养春父子将亲弟弟养泽谋死，后将七岁孤子嗣鹏鸩死，希图鲸吞”。对“为恶多端”的吴养春等徽州府涉案人犯，他请旨刻日前往缉拿，得到熹宗皇帝御批。熹宗闻报大怒，传旨：“君抗旨，久霸山场，犯人胡君实、吴蹇叔、程梦庚、 许应章、应荐、茅培，俱著文书厂监候，其未获吴养春、吴用誉、吴邦宰、汪时胤、吴继序、吴逢元、方中凡、吴继武，著锦衣卫差的当官旗前去，与同抚按提擎，扭解来京，一并究问。所有卖木赃银数多，并著抚按严拿家属，经官人等监候，追赃解进，以助大工。”（温体仁《熹宗实录》，上海书店1982年版）。深知凶多吉少的吴养春为了活命，设法疏通， “卖数万金随（锦衣卫千户）王蒞民至田尔耕家，张筵剧谈，意以续命之膏，望生全之路，不料赀尽而命亦尽，人亡而家愈破”【佘华瑞《岩镇志草》，卞惠兴《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２７册），江苏古藉出版社，1992年出版】。面对魏忠贤宦官集团“山场木植银三十余万两，外有赃银六十余万两”的巨额敲诈，区区数万金在掌管锦衣卫事的左都督、魏忠贤义子田尔耕面前全然无效，吴养春一行八人锒铛入狱，被关押进镇抚司狱。八人中包括吴养春父子三人的五人经不住严刑拷打毙命于诏狱，消息传到徽州，吴养春母、妻、女相继自杀身亡，吴养春家破人亡。此后，吕下问等至徽州“追赃”，“买产、买木，搜通邑殷实之户，而毒刑之。且三十万之外，又增二万余两，民力愈不能堪”。（佘华瑞《岩镇志草》）强行摊卖吴养春私人拥有的黄山地亩中，一位名叫吴献吉的商人，被摊购价值一万余两白银的山地，无力承购，被迫逃亡。吴献吉一亲戚在岩镇，二月三十日，钦差捕快及两名捕丁前去“追赃”，不巧家中无人，就破门而入敲诈邻家，邻家妇人惊呼救命。四周乡民听到呼救，遂赶来相助，两名捕丁“登时身死， 众人竟将二犯尸毁无存”。当日人们在大街上遍贴“杀部安民”四字。翌日，县令倪元珙手持传单去谒见吕下问，请求“可悯众怒难犯，宜思善策以弥变。”吕氏刚愎自用，不听劝告，随后爆发“徽州民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黄山大狱”冤案中，不乏有体察民情、抚恤民众，办事公允的清官。徽州府知府石万程为黄山事，不愿同流合污，枉法害民，竟弃官削发而去，遭受魏忠贤之流的吏科给事中李鲁生弹劾，终被“著削籍为民，当差追夺诰命，永不叙用”（温体仁《熹宗实录》）。后直到崇祯年，石万程才官复原职，任常州知府。歙州县令倪元珙对后派钦使许志吉巧取豪夺的纳贿作奸行为进行规劝，“不为礼据法争之，志吉恚甚”（徐致靖《上虞县志校续》），倪元珙因此被罢官。
纵观这起明末天启年间“黄山大狱”冤案，从徽商吴养春家族悲惨遭遇中可以明显看出，尽管徽商凭借勤劳智慧和诚信重义行走商场，称雄商界三百年，大红大紫，大起大落，但也无法摆脱封建专制的政治势力左右着徽商们的商道兴衰枯荣，经受不住各个官吏衙门巧取豪夺、盘剥勒索。世居歙县丰南村的吴养春家族在当地既是闻名乡闾的书香门第，刻书、藏书不计其数，又是万历、泰昌、天启年间称雄两淮的大贾，“盐、典、钱庄、珠宝、丝绸、木材”无所不备，家资累万。然而，令吴氏一门没有想到的是，富裕带给他们的，最终竟是导致家族家破人亡的一起“黄山大狱”冤案。“黄山大狱”案让徽商们清楚地意识到，在封建专制下，只有逢迎、依附、仰攀封建政治势力，才能在狭缝中求生存发展。
宗族矛盾是导致徽州社会“好讼”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导致吴养春冤案的是同族人吴孔嘉所为。吴孔嘉既与吴养春同村同宗，又是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乙丑科余煌榜进士第三人（探花）。照理说，在丰南吴氏一族中，吴孔嘉知书达理、才华横溢，他著有《玉堂际草》《臣鉴汇编》《知非录》《后乐堂集》等，曾作词“堪与菊英称晚节，爱他含雨拒清霜”，彰显了他追崇的人生品质和道德信仰。但吴孔嘉却走不出狭隘复仇自封的樊笼，以至于为了报复恩将仇报，竟然与魏忠贤宦官沆瀣一气，残害同宗，留下千古骂名。而吴养春与吴养泽之间的矛盾也是兄弟分家析产所造成，并为此付之公堂而争讼，却为奸佞小人吴荣留下可乘之机，酿成吴养春冤案。
由此，程演生在《天启黄山大狱记》写道：“‘黄山一案”，《徽州府志》不载。《歙县志》惟倪元珙传，纪民变聊聊数言，既未指明事主，亦不声述案由。黄山程、闵两志，养春、孔嘉虽各有传，文中略不相涉，微露事端而已。省志仅石万程一传及之，又复语焉不详，事实秕谬。”对于这讳莫如深现象。程演生认为：“盖此案所牵涉者大都徽歙之巨族，若吴，若程，若许，设稍著迹象，则各族各支相仇相隙不可解矣。此吾徽先辈所以为乡里讳欤。”尤为徽州族人不能接受的是，为人敬仰的明朝大学士许国裔孙许志吉，竟系魏忠贤党羽，为虎作伥，使人难以启齿。“黄山大狱”揭示出徽州宗族社会宗族内外明争暗斗，暴露出了徽州社会宗族治理中民间调解和宗族内和解机制缺失的弊端，如果此案通过宗族调解组织和宗亲近邻调处，也许冤案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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