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哪个更残忍？
首先，作为中国人，这两者我们自然更仇视731部队。但题主问的是这两者哪个更残忍，因此我给出的结论是：从反人类的角度来看，731部队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残忍程度是可以画等号的。
如对引用资料有异议的网友欢迎上干货。
我建议楼上这几位去看看《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这本书，网上有电子书，可以下载。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且仅仅是纳粹军医进行人体实验的种类少说也有21种了，而且残暴程度比起731部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验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犹太人。
以下是书中内容：
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纳粹医生还允许一些年轻的犹太男女、吉卜赛人和非犹太政治犯不从事苦役，也不杀死他们，但他们的命运却往往比迅即被毒杀者更悲惨——他们将像试验用豚鼠一样，被纳粹医生和专家、教授们多次进行活体试验。即使在惨无人道的手术中没有因难以忍受的痛苦死去，也往往会在失去试验价值后被杀害，或者枪杀，或者驱入毒气室。就算极少数幸运者苟全了性命，也必然会变成终身残废或至少丧失掉生育能力。
根据主管部门——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的指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可以由全国的纳粹医务工作者共享。医生们只要向集中营当局支付 6 —15 马克，即可任意支配一名健康的男女囚犯的生死。这样，在奥斯维辛主营以及比克瑙、莫诺维茨分营的医院和手术室，经常有数十名党卫军或大学、研究所的医生或科研人员，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和各种器官进行名目繁多的残酷试验。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医生和科学家进行活人试验的最大场所，战后据纽伦堡国际法庭确认，这里至少进行过 21 种医学科学实验：
1 ．从女囚的子宫颈上切下人体组织，直至切除掉子宫颈甚至整个子宫；
2 ．借助专用特殊器械通过高压将一些未经试验的新制剂注射进女囚子宫内，从而对其子宫和输卵管拍摄X光照片，然后进行性器官功能检查；
3 ．对年轻女囚的盆腔照射超大剂量的X光射线，以后并摘除她们的两侧卵巢；
4 ．子宫颈癌细胞接种试验；
5 ．腹腔局部炎症手术；
6 ．对年轻犹太男子进行睾丸部位X光超大剂量辐射，并切除睾丸；
7 ．根据法本、拜尔等德国化学公司的要求，将多种新药和新型化学制剂注入年轻女囚体内，观察其反应，研究相应的完善办法；
8 ．在男囚的腿部皮肤上使用化学刺激试剂，造成人工溃疡和发炎性肿瘤试验；
9 ．强制遭受绝育试验的男女同健康的异性囚犯进行性交，以检测绝育手术的成效；
10．人工剥离活人的皮肤；
11．人工传播疟疾；
12．人体高压仓负压试验；
13．被冷冻人体的回暖试验；
14．人工受孕试验；
15．人体心脏对酚类药物的反映试验；
16．制作人体医用标本；
17．化脓性蜂窝组织发炎的人工培养；
18．孪生儿童的测量与研究；
19．强制性改变性别试验；
20．人体皮下注入煤油的敏感性试验；
21．眼球颜色变色试验。
其中最大宗的一项医学试验是强制绝育。
以德国著名妇科专家卡尔·克劳贝格为首的一批纳粹医生，受希姆莱的委托，旨在发明一种经济、便捷的女性绝育方法。他们以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为由，骗取了大批女囚的合作。随后使用一种超长的注射器，将一种效果尚不肯定的溶液，通过宫腔强行注射到她们的输卵管内。这种溶液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它是借助腐蚀输卵管内壁造成堵塞引起绝育效果的，因而，承受这一试验的众多犹太妇女遭受到极其疼痛的侵袭，有的人还因医生们草率形成的宫腔创伤，导致大出血而死亡。战后，据一名曾为克劳贝格医生服务过的党卫军小队长回忆，在他任职期间，每周都要从克劳贝格医生工作的奥斯维辛主营10号楼内，运走几具已被解剖过的女尸送往焚尸场烧掉。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康采恩也没有放过奥斯维辛的廉价囚犯。他们与集中营的党卫军医生、药剂师勾结起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种种正在开发的新药。服务于这一宗旨，纳粹药剂师克劳修斯给200 名苏军女战俘，注射了比正常剂量高十几倍的荷尔蒙。此举使这些姑娘的内分泌功能发生严重紊乱，几天内就在极度痛苦中全部死去。正在实习中的党卫军医生和德国医学院校的学生，也纷至沓来任意截下囚犯们的肢体和内脏，摘除女囚的乳房、子宫和卵巢，以便使自己的技能迅速提高。
最近看了几位网友的发言，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我决定还是有必要把更多的事实贴出来（这书总共有两个版本，这次贴出来的是2002年第一版的内容）。首先声明一点：德国人严谨是事实，但这与虐杀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联系（尤其是党卫军中的淫虐狂，更谈不上“纪律严明，井然有序”）。另外有网友提到车裂，凌迟和犬决，实际上这些酷刑在纳粹集中营里都有，甚至要更胜一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731部队与纳粹集中营的那些人体实验虽然造就了今天的医学进步，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二者都丝毫没有人性可言。而从反人类的角度来看，731部队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残忍程度是可以画等号的。其主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数要远多于死于731部队的人数。
第二节 大屠杀之集大成者——奥斯维辛集中营
三、其他杀人手段
毒气杀人是奥营当局处死犹太人最普遍的方式，其它杀人手段还包括：对于企图逃跑的囚犯和犯有大过的囚犯，则有经常性的枪决和绞刑在等待着他们。至于因劳累过度造成重病或身体极其虚弱的囚犯，怀孕的女囚，尚不能参加劳动的幼儿，则被送入集中营医院特设的诊室，由党卫军的医生、护士给他们的心脏内用长针注入致命毒剂，使他们在几分钟内命归黄泉。对于犯了重罪的囚犯，不分男女，则使用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奥斯维辛主营的7 号楼名义上是囚犯医院，实际上却是一个经常性地从囚犯中甄别挑选“特别处理”对象的转运站。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囚室，那里设有令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型注射室。凡是到7 号楼就诊的病人，一入院就被分成两大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者，则给予治疗；其他人编入另一组，送到“注射室”进行“治疗”。不过，医疗的这种分类相当不科学，因为医生只要求病人脱光衣服，然后在他们身上扫上几眼，根本不进行任何诊断，连体温也不量。集中营当局采用注射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特别处理”，是因为这种方法简便、省钱、快速。被送人20号楼的囚犯，一进门就被护士扒光衣服；随后逐个被带进死型注射室，由党卫军的医生们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注射用的药剂是30％的苯酚溶液，剂量为致死的10—12CC；经过注射后，受害者需要经过20多分钟才会死亡。
集中营当局认为这种杀人的方法速度仍然较慢，不能适宜大屠杀的需要，因而医生们改进了杀人技术：他们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入受害者的心脏部位进行苯酚注射。从此，接受注射者进入注射室后，就被接在类似牙科手术椅的注射专用椅上，由两名囚犯护士把他的双手分别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力固定住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将长针用 力刺进受害者的心脏，再把针剂推进去。受害者马上就失去知觉，不到一分钟就 断气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集中营医官、党卫军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 他曾在 4 天内，用长针注射的手法杀死了 300 多个病人。平日给病人进行长针 注射的主要是两名党卫军医士：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赛夫?克莱尔和赫伯 特?舍尔拜，辅以三四名德国、波兰的囚犯医生。酷好长针注射的克莱尔，常常认为医生们挑选出来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因而，他在处死所有的由医生们选中的病人之后，还经常到医院去，亲自从候诊的病人群中再次挑选注射对象，即使 那些仅仅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可能被他挑中。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波尔，仅仅因为腹部存在一条切除盲肠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莱尔送去进行死亡注射。经克莱尔用长针注射方法杀害的病人多达万人，他自己亲口供认的数字即达 1200 多人。 他的两名囚犯助手特塞尔和潘辛格，也分别杀死了 12000 和 10000 名病人。这种残酷的治疗，使病人把医院视为畏途，他们有时宁可病死，也不愿登医院的大门。可是，凶残的克莱尔仍不肯罢休，如果在医院挑不出足够的病人，他还会深入各个囚室，把不幸的中选者强行拉进注射室，一一把他们杀死。以至在很长时间内，整个医院到处充满了恐怖的气氛。1942 年 7 月到 1943 年 2 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天上午，当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到医院和各个囚室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时 20 多人，多时 120 多人，而且不容拖延，当天必须到 20 号楼或 13 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遵照医生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就要往注射室输送苯酚，每次 5 —6 磅，而对每个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过几十毫升。
1944年春天，为了实施对匈牙利犹太人的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加快毒杀和焚尸的进度，集中营当局把对元首忠心耿耿的党卫军中士奥托·莫尔派来担任比克瑙四大焚尸场的总负责人。他是个典型的纳粹狂热分子，奉行的座右铭如下：“命令就是命令，必须绝对服从。”即使是元首命令他烧死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照办。由于他对在焚尸场工作的囚犯和即将被送入毒气室杀害的男女囚犯异常的凶狠、残暴、粗野，囚犯们在暗地里都称他为“魔鬼”。他几乎没有常人的嗜好：喝酒、抽烟。嫖女人、去教堂礼拜……，人们见到的只是他无时无刻地肆意杀人。然而，说他全无嗜好也不是事实；至少他经常饶有乐趣地从事三样勾当：第一是想方设法地把人活活烧死。他刚一接管焚尸场，就对焚尸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更新，命令除使用原有的焚尸方法外，还要在场区内的空地上挖上许多大坑，以便在焚尸炉不敷使用时马上采用土法焚尸。莫尔的嗅觉还很灵，没有多久，3 个月内被纳粹医生们挑选出来准备处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到40万人的空前记录，有时医生们一日内竟必须进行5 次挑选，接受检查的犹太人数高达2 万多。当源源不断的匈牙利犹太人行列走进比克瑙的八大毒气室时，奥斯维辛创下每天毒死16000 人的记录，是1943年同期焚尸数量的4 倍；而焚尸场即使24小时连轴转，至多也只能烧掉8000具尸体。于是，莫尔备下的焚尸大坑立刻火势熊熊，浓烟滚滚，成百上千具尸体被投入其中。莫尔积极主动地为司令官分忧，他把相当一部分等待进毒气室的候选者，分流到烟火弥漫的焚尸大坑旁边。对身强力壮的中青年，莫尔及其部下进行排枪扫射。把他们解决以后，再把那些走向焚尸场的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和幼儿，和颜悦色地请过来。或用糖果把他们引诱过来，待他们靠近了焚尸大坑，他便一把抓住他们，推入或抛入坑中，然后双手叉腰地站在一旁，欣赏他们垂死的惨叫。有时，他在集中营内发现了一些被纳粹医生进行了绝育试验后并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年轻女囚，她们从主营10号楼被淘汰到比克瑙女营。因为身体受到爱克司光强辐射或宫内反复注射的严重摧残，体质明显下降，变得周身伤痛，软弱无力，步履蹒跚。没等医生作出生死判决，莫尔就以分配轻工作为诱饵，主动把这些小姐骗到焚尸场，凶残地把她们一个个地推入火坑。在一阵脂肪被烧化的卿卿声中，少女们怀着满腔悲愤，化做缕缕清烟。第二，莫尔骨子里是一个淫虐狂。他多次命令几百个犹太妇女同时在自己面前一起把衣服脱光，待他过足了“裸体艺术”的欣赏瘾之后，再把她们推进毒气室。谁要是对他的欣赏加以拒绝，他就以皮鞭、棍棒和狼狗迫使她们屈从自己。第三，他随时会闯进毒气室的前站——妇女脱衣室，把那些年轻美貌的犹太妇女赤条条地拖出来，但不是豁免她们进毒气室的厄运，只不过是变换一下屠杀的手法。笃信纳粹种族卫生信条的莫尔，自然不会强奸被列为劣等种族的犹太妇女，尽管他承认被他挑出来的个个都是美女。这是他精心策划的打活靶的“奇妙极了”的游戏：他命令这些少女和少妇在场区内的草地上狂跑，欺骗她们说只要跑足里程即可免死。当她们跑得筋疲力尽，速度越来越慢时，莫尔随即掏出手枪向她们射击，把她们一个个击倒。过一会，再穿过一片片血迹，走来猛踢她们的裸体，并向那些还在喘息的妇女补上几枪。饱受他折磨的囚犯们当然不会忘记他，战后在奥斯维辛和他曾供职的其他集中营的审判中，莫尔都被判处死刑。最后，他罪有应得地走上了绞架。
据被迫在比克瑙分营医院担任门格尔医生助手的匈牙利囚犯医生尼斯利揭发，奥斯维辛的刽子手们还有一种经常性的杀人方法：每天晚上挑出 70 名失去 劳动能力的女囚，命令她们逐个脱衣走进诊室进行体格检查。她们刚一走进 房间，刽子手就用大口径手枪向她们的后脑射击，一枪即可毕命。被这种方法杀害的妇女足有数万人。
总计，被纳粹用毒气以外手段杀害的各国居民也在 60 万人以上。奥斯维辛 已成为 160 —200 万欧洲各国人民的坟墓。1945 年 1 月 27 日，当苏军解放奥斯维辛主营和两个分营时，总共只有 7600 名囚犯还活着（其中比克瑙分营5000 人， 内 3000 多个是女囚），而且其中不少人已经奄奄一息。这无疑可以载入吉尼斯记录。
四、奴隶劳动——缓期执行的死刑
当然，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同于特列勃林卡那种绝对意义的灭绝营，它在大量灭绝犹太人的同时，又暂时留下为数不少的犹太人服苦役，当牛做马，允许他们筋疲力尽后自然地死去。每当新来到一批囚犯，党卫军的医生就会赶到火车站台上，对他们进行挑选：适合从事繁重劳动的青壮年男女被挑出来排成一队，走向劳役营。 经过剃发和消毒、刺上囚犯号码后，发给囚衣入营劳动；而老人、15 岁以下 的儿童、孕妇、病人、残疾者则排成另一队，走向毒气室内被消灭。被选中准予入营参加劳动者，一般均低于被送往毒气室处死的人数；前者往往只占抵达者总数的 1 ／4 到 1 ／3 ，有时甚至只有 1 ／10 左右。纳粹医生对女性劳动能力的要求往往高于男性，有时即使是年富力强的少妇，只要拖儿带女，也会被认为不 适合劳动，而被医生赶进走向死亡的队列。即使被纳粹医生送进劳役营，也不意 味着绝对安全：医生们一般每月一次到劳役营内进行抽查，发现了因超负荷劳动而体质明显下降者，就随时把这些人带走，补充到下一批走向毒气室的人群中。
被纳粹医生准许入营充当奴隶者，过的完全是一种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无怪乎集中营的传令官、党卫军上尉弗利奇（不久以后晋升为主营副司令官）在向新进入劳动营的囚犯们致欢迎辞时，毫不掩饰地对他们交底：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你们想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焚尸场的大烟囱中飞上天。由于女囚的生活、劳动条件往往比男子更差，故此女囚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1943年 1 月 27 日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国女政治犯克勒德?瓦扬一古久里，两年半以后在 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做的证词，足以勾勒出女囚在该营中的悲惨遭遇：“我是与 230 名法国妇女同车被押往该地的……，230 个人当中，只有 49 人在战后重返 法国。一位 67 岁的老太太，入营 4 天就因不堪折磨而死去。一位女歌唱家，因 为安装了一条假腿，在进行挑选时，立刻被纳粹医生驱赶进毒气室。还有一名年仅 16 岁的女学生，也很快被摧残死了……到了比克瑙分营，我们被带去进行消毒。我们都被剃光头发，在前臂上刺上囚犯编号；随后又去洗浴，先洗蒸汽浴， 再洗冷水澡。当着男女党卫军的面，我们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给我们分发 了肮脏的破旧衣服，一条粗毛纺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质料的上衣。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被带进居住的囚舍。屋里没有床，地上只有一 块两米见方的铺板，没有草垫，更没有被褥。“
“我们在这样的囚室里熬了好几个月，整夜都难以入睡，9 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动弹一下就会打扰别人。凌晨 3 点半，女看守的嚎叫声就把我们吵醒了。我们在棍棒的殴打下从铺板上爬起来，被驱赶着去参加集合与点名，连濒临死亡的人都 要被拖出去。 我们被分成五人一行站队，一直站到东方破晓，在严寒的冬夜中要站到七八点钟。”
“如果碰上雾天，有时要站到正午，等待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女看守来点名。她们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人手持棍棒，随意打人凌辱人。一个名叫热尔梅娜? 勒诺的法国女教师，在集合时，竟被女看守打得头破血流。点名之后，才编成大队去上工。”
“我们在比克瑙的劳动主要是清理被拆毁的房舍、筑路，最艰苦、最折磨人的活儿是排干沼泽。这项工作也最具危险性，整天要赤脚站在水里，随时都有陷下去的危险。”
“政治部的盖世太保和男女看守时时刻刻都在监督着我们，随便用棍棒打人，指使狗咬人，很多女囚犯活活被咬死。而那个纵狗咬人的女看守陶贝尔却站在一 旁幸灾乐祸地狞笑着。”
“妇女落到比克瑙这种地方，致死的原因实在太多了，但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最起码的卫生条件。我们 12000 名女囚仅有一个供水龙头，水还不能饮用，而 且时有时无。这个水龙头偏偏又安装在德国女囚的盥洗室里，要通过一道岗哨才能达到。 ”
“站岗的都是些罪犯出身的德国女卡波（即囚犯工头），她们寻找一切借口拼命毒打我们。因此，对女人来说不可缺少的洗澡和洗衣，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 3 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未能穿上一件干净衣服。碰上有积雪，我们就化雪水洗涤；春天来了，我们就在上工路上找个水坑，连洗带喝，洗衬衫又洗裤子，最后还要 洗手洗脸。”
“ 我们渴得要命，由于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次 1 ／8 升的草汤水喝，有的难友活活渴死了。”
不要以为进毒气室只是犹太妇女的专利。1943年以来，集中营当局出台了新政策，所有国家的女囚，包括德国女囚中的政治犯，一旦染上重病，同样要被选送到毒气室处死。古久里女士叙述到：“1943年2 月5 日清晨3 点半，整个集中营的人都被叫醒，集中在营区外的一块开阔地上，而平时的集合地点是在营区内。天上下着雪，我们一直等到5 点钟，都饿着肚子。突然，随着发出的一声信号，每个女囚都必须一个接一个地穿过一道门。党卫军强迫我们尽力跑快，每个人身上都挨了棍子。那些因太衰老和太虚弱而跑不快的妇女，都被一个个用挠钩勾住，并押送25号囚舍，也就是进毒气室的等候室，女囚们称之为升天之门。这一天，仅我们组就有10个法国妇女被送到25号囚舍。死在25号囚室会比死在其他地方更加恐怖。因为关在这里的都是注定要死的女囚，所以只有当伙房有了多余的残汤剩饭时，才拿过来给这里的女囚吃。这意味着她们可能一连几天也喝不到一滴水。许多党卫军都是些淫虐成性的家伙，比如比克瑙女营的长官赫斯勒、党卫军班长刁巴尔，他们连这些即将死亡的女人也不轻易放过。对这些浑身赤裸的女囚又踢又打，放纵凶狠的狼狗，把她们咬得血肉模糊，则是他们取乐的惯常手段。25号囚室的院子里，经常摆着成堆的尸体。尸堆中间，不时会伸出一支手或一颗脑袋，试图从尸堆中挣扎出来。如果有的女囚擅自去照料关进25号囚室的女囚，一经发现，她们就会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罚——关进25号囚室，成为同样不幸的受害者。法国女囚的地位，在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中是比较高的，享受的待遇尚且如此。那些处于最底层的犹太女囚的命运就更加猪狗不如。法国女囚的居住条件虽然相当简陋，但一间四室内，毕竟只安排9 个女囚住。而比克瑙的犹太女囚们，住的是不经改造的仓库或马厩，一个囚室内要安排1500—2000人。许多人因面积过于狭小，夜里根本不能躺下，只能缩成一团地坐着。如果像法国女囚那样，每天每人得到两次八分之一的草汤，她们必定会欢呼跳跃，因为她们一千多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桶水，连喝带洗都用它。她们每天不管犯不犯过失，也会遭到鞭打，党卫军为的是让她们不要忘记自己是犹太人。她们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强度也更高。一旦患上疾病，她们没有权利去医院就诊，也不敢求助于纳粹医生，他们正巴不得发现有病的犹太人，以便随时对她们进行特别处理——也就是送进25号囚室等死，或带到20号囚室接受心脏注射。因此，患病的犹太妇女只能强忍苦痛，继续劳动，直至筋疲力尽毙倒在地。由于她们是种族灭绝的重点对象，根本就没有生育的权利。不到出现临产前的阵痛，党卫军女看守决不会准许她们中止劳作。婴儿出生后，平时根本不在囚室露面的党卫军医生护士，就闻讯赶来。但他们不是来照料产妇，而是来给婴儿注射毒药针的，这是他们的一项必须履行的职责。遇到喜爱恶作剧的纳粹护士，婴儿的命运就更悲惨，她会把婴儿放到一个僻静无人的房间，听任婴儿活活饿死或冻死；或者把婴儿送到焚尸场的恶魔奥托·莫尔那里，由他把婴儿抛入火势熊熊的焚尸炉。碰上门格尔这样的杀人医生，生孩子也足以构成死罪，产妇只剩下进毒气室一条路。因此，不少临产的犹太孕妇往往横下一条心，宁可由同情她们的女囚医生秘密做人工流产，也不愿让无辜的胎儿到世间活受罪。其实，集中营中的囚犯早已一无所有了。一到奥斯维辛的站台，他们所携带的一切物品即被强行夺走。获准留下工作者，被榨干全部血汗。他们的人格与尊严，根本无人考虑。不但被看守们打来骂去，还被强迫吃掉别人的粪尿。更有甚者，一些党卫军别出心裁地搞“人狗结婚”，即唆使受过特殊训练的大型警犬，对三四岁的茨冈女孩进行强暴。不仅如此，恶棍看守还强迫女孩的母亲到现场观看。
负责维护集中营的恐怖统治、镇压囚犯反抗的职能机构是政治部。它是盖世太保的派出机构，设在奥斯维辛主营。政治部主任是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马克西米连·格拉布纳，他和属下卡杜克、勃格尔、布罗德、霍夫曼、胡斯台克、拉赫曼、维南德等十余人，个个都是对囚犯如狼似虎的杀手和恶棍。政治部的第一项日常工作就是执行死刑。主营10、11号楼之间的一大片空场被辟为专用行刑地。每天，政治部人员都会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苏军战俘、政治犯、企图逃跑或其他犯有重罪的囚犯从牢房带到这里，执行枪决。有时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尤其是对试图逃跑又被抓回者，要在全营进行大点名时，把他们公开绞死。其次，是对犯有过错的囚犯进行刑讯。他们实施的刑法五花八门，据格拉布纳战后在克拉科夫法庭交代：根据集中营司令官霍斯的命令，政治部在进行审讯时，经常使用如下刑罚：1 ．荡秋千。即绑住囚犯的双手，然后让囚犯蜷曲起双腿，再把捆绑的双手放在上面，在腰窝和双手之间穿一根竹竿，让囚犯头朝下摇晃，同时用鞭子和木棍抽打。2 ．摧残男女囚犯的生殖器。用长针刺入他们的睾丸，或者狠命地踩睾丸；对于死不吐口的囚犯，就干脆踏碎睾丸，使他们在难以忍受的巨痛中死亡。对女囚，则把作用强烈的坐药，塞迸她们的阴道，叫她们领受近似下地狱的滋味。3 ．灌水。捏住囚犯的鼻子，强行往嘴里灌水，经常要灌进10公斤一桶的水。同时，对其进行抽打。4 ．骨折。即打断囚犯的肋骨、颔骨。5 ．关入地牢。所谓地牢，其实只是一个烟囱型的特殊建筑。里面暗无天日，不见一丝光线。由于空间极为狭窄，囚犯们只能站立或蹲着，而无法躺下。看守们不提供任何饮食，囚犯们饿得发慌时只得吃食死去难友的尸体，最后仍不免一死。
培养卡波，也是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所谓卡波，即是卖力地干活，同时又能模范遵守集中营各项纪律甚至甘心充当纳粹分子走狗的囚犯。一旦获得政治部的认可，给他们带上黄色臂章，他们立刻就获得监督、拷打、折磨甚至杀害其他囚犯乃至自己同胞的特权。他们的特权还在于可以蓄长发，完全不参加劳动，饮食也比一般囚犯的标准高10倍以上；非犹太人的卡波甚至经允许后，可以进入焚尸场的女脱衣室，挑出犹太美女，供自己发泄兽欲后，再把她们推进毒气室；或者进入供党卫军一般士兵有权进入的营中妓院享乐。一经尝到甜头，卡波们就以倍加的忠诚来回报主子，折磨囚犯的招数，无所不用其极。战后不少幸存的囚犯证实，对于捅娄子的囚犯而言，落到卡波手里甚至比落到党卫军手里更惨。卡波们明知所犯的不过是小错，却往往按大过加重惩处，以此向主子表明自己尽职尽责。卡波对有过失囚犯的惩罚办法包括：1 ．最轻的过失也要打25鞭子；2 ．过错较重的囚犯送进惩罚室，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死亡；3 ．不给发全份伙食，整夜拷打，使之无法睡觉，患病也不准治疗；4 ．罚女囚裸膝跪在棱角尖锐的碎石上，双手各举一块大石头，而且必须高高举过头顶，稍一弯动，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通过卡波制度，纳粹分子既分化了囚犯营垒，又给自己培养出一批得力的走狗，从而加强了对各个囚犯的监管，在集中营的各个层面安插了耳目。
政治部的再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广大囚犯队伍进行监督，制止其逃跑、抗争、怠工、建立地下组织，严防囚犯和内部工作人员泄露集中营的各项秘密。他们以 威逼利诱的种种手段，在主营、两个分营和 39 个卫星营中，布下一张特情密探网，在各国囚犯、监工乃至党卫军男女看守中都安插了耳目，日夜监视着全营各 方面人员的一举一动，盖世太保的影子可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天，盖世 太保指挥的巡逻队 24 小时乘坐汽车或摩托车往返巡逻，随时搜查他们认为可疑 的囚犯，并禁止男女囚犯、各营舍之间的囚犯、不同民族之间的囚犯进行接触和串联。为了更加直接、密切、及时地监督。跟踪不轨行动，盖世太保采用各式各样的卑劣手法，收买囚犯中的败类充当奸细，破坏了不少酝酿中的抵抗斗争。不过，一旦内奸的身份被囚犯们揭破，他们的主子马上就会打发他们进毒气室，丝毫不心疼手软。尤为阴险的是，盖世太保为了侦破某些重大案件，往往屈尊冒充囚犯。他们穿上破旧的囚衣，故意让同伙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进入囚室以后，就大骂卡波和看守，引来他们把自己痛打一顿，以骗取囚犯们的信任。果然，有不少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囚犯上当，他们甚至在走向刑场的前夕，把埋在心底多年的机密，吐露给这 些伪装成勇士的险恶敌人。
关于这部书的可信度，我就引用一下序言部分的内容吧：
关于731部队的医学资料对后世的影响（“对后世的影响”也包括“对后世的医学贡献”，但个人认为“对后世的医学贡献”的程度对于不同的国家有大有小，比如731部队的医学资料主要是对日本和美国的医学有贡献，对我国貌似没什么值得一提的贡献）诸位可以参考以下两个链接里的部分内容：
日本 731 部队当年的医学资料在后世有何影响？
类似于731部队，纳粹，苏联的德米霍夫这些的邪恶实验是否有科学上的参考价值？
至于纳粹集中营的活人实验对后世的影响，首先结论肯定是有的。比如《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2002版）》中第十二章的第四节“纸夹计划———专家型纳粹战犯的保护伞”以及第五节“殊途同归———美、苏共同庇护纳粹医学战犯”等一些内容，这些纳粹战犯之所以会收到庇护，为美苏提供服务，肯定是与战争中进行的活人实验有关。但目前我手头上的资料并不多，从根本上说，这些丧失人性的医学实验即便是对后世有贡献也与731一样都是应该受到谴责和禁止的。医学实验如果丧失了伦理道德即便贡献再大也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二战期间的纳粹军医与731部队的所有成员都该被处死（轻则绞死，重则车裂凌迟）。
2020年5月22日更新：
看见回答区内有答主说“纳粹不会把人活生生地做人体实验”，我决定把更多的资料贴出来（这些资料都清楚地表明了活人实验和虐杀在纳粹集中营中是常态）。当然我贴出来的目的并不是像那位答主所言“和招核比兽性”，只是为了阐述事实，避免网友被虚假信息误导。以下这些资料是《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2002版）》中关于一些其他集中营的描述：
第三章 吞噬上千万生命的人间地狱 —— 纳粹集中营
第三节 各有千秋的其它集中营
三、达豪集中营
位于德国西南部大城慕尼黑远郊的达豪集中营是纳粹德国最初的集中营。这里先后关押过25万（一说是206206人）欧洲各国的囚犯，其中7 万多人被害死。在该营被美军解放之前的一个月内，刽子手们达到疯狂的地步，平均每天杀人1800人。该营也是纳粹医生所谓医学试验的发端地，早在1940年初就开始进行罪恶的活人试验，共作过各种医学试验5000多次，数以千计的囚犯在试验中不堪忍受剧痛而死或事后死于后遗症。达豪集中营的纳粹医生所进行的海水代食试验堪称残忍的典型。他们挑选了100 多个强健的吉普赛小伙子作为试验对象。试验期间，吉普赛青年们得不到任何食物和饮水，而由纳粹医生将导管插入他们的肛门，把高浓度的海水灌注到他们的胃里。这一招往往导致青年们面容迅速衰老，脸上很快布满皱纹。此后，医生还要用长针穿刺他们的肝脏，抽取肝液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手术经常引起巨痛和内出血，所以即使强健的小伙子也常常难以忍受。有40多个小伙子在手术中当场死亡，当时侥幸未死的接受试验者，事后也大多逃不脱被枪决的下场。
这里孕育出以后各个集中营的司令长官、看守长以及其他骨干。例如，鲁道夫·霍斯，30年代中期还不过是达豪集中营的一名看守中的小头目，因工作积极有成效，被集中营长官艾克相中，以后被一再提拔，先担任达豪集中营的看守长，又担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司令官。
四、布亨瓦尔特集中营
位于德国文化、艺术圣地——魏玛附近的布亨瓦尔特集中营，是来自欧洲25个国家的56000 多个犹太人、苏军战俘和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的墓场。德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台尔曼，经过11年的摧残后，被纳粹分子暗杀在这里。使这座集中营恶名昭彰的又一个因素是，女战犯伊尔丝·科赫伙同其他纳粹医生，在这里残杀囚犯，目的仅仅是剥取他们的皮，加工成高档工艺品。艾塞尔等医生“酷好人体造型艺术”，他们仿照拉丁美洲某些原始部落的做法，把英俊少年或美貌少女亲手杀死，割下他们的头；再往脑腔中灌进烧红的沙砾，使头颅逐渐萎缩，最后变得只有甜橙大小，而面容毫不改变。医生们把这种“艺术人头”当作珍品，逢年过节时，用来馈赠同事和密友；或者专门请同事们到家中欣赏。布亨瓦尔特集中营还是纳粹医生积极利用囚犯代替豚鼠进行残酷的活人试验的场所，除进行其他集中营搞过的各种试验外，还以对大量的同性恋男囚强制切除两侧睾丸而著称，大约有近百名男囚因此死于纳粹医生的手术刀下。1944年冬天到1945年初，囚犯当中流行疟疾。纳粹医生非但不予救治，反而视做大显淫威的好时机。丁格、瓦格纳、艾塞尔、布鲁纳（女）等医生，把大量病人带进注射室，给他们注射煤油和汽油，每天经他们这样“治疗”而死的妇女和儿童，少则上百人，多则300 多人。
五、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以其大批屠杀苏军战俘而闻名，估计有18万名苏军战俘在此毙命。屠杀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营内的医院中进行的：男战俘被叫去测量身高，一旦照准位置站到那里，一块沉甸甸的铁锥就会突然从空中“落到”他的后脑上，他甚至来不及喊一声，就悲惨地被夺去生命。对女战俘，医生们则使用注射毒剂的手法将她们杀死。当苏军大踏步地向德国境内挺进时，屠杀便不再那样从容不迫，成群的战俘被赶去挖大坑或壕沟，事成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是机枪扫射，随后尸体又被踢入坑里埋掉。
六、瑙因加莫集中营
位于汉堡附近的瑙因加莫集中营，因对犹太儿童进行惨无人道的医学试验并加以杀害而闻名。纳粹医生赫斯梅耶尔等使用100 多名15岁以下的欧洲各国犹太儿童进行肺结核新疗法试验。他给每个儿童都注射了超量的肺结核病菌，使他们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孩子们最后得到的报酬是被残酷地绞死。刽子手医生赫斯梅耶尔在二战后数次逃脱惩罚，直至60年代，才被民主德国司法部门捕获，判处终生监禁。
七、雅诺夫集中营。
还有一些知名度较低的小型集中营，然而其杀人规模之大和屠杀手法之残忍，同样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例如，设在波兰东部的雅诺夫集中营，在欧洲各国论述纳粹战争罪行的主要著作中鲜少提及。但是，在它存在的短短2 年时间内，竟有15万多男女囚犯死于非命，其中包括8000多个儿童。该营未设毒气室，杀人的方法是枪杀甚至更原始的方法。集中营的司令官名叫布鲁姆·维尔豪茨，军衔是党卫军上尉。这位长官的日常工作之一便是“打活靶”。他经常带着夫人来到高高的阳台上，观看囚犯们劳动。一旦觉得哪个人不顺眼，马上端起自动步枪对他开火。这种运动常常进行半天，几十名囚犯毙倒在地。他的妻子爱尔弗里德，也是一名残忍的纳粹女杀手。在阳台上，她经常从丈夫手中抢过枪来，同样向囚犯人群中频频射击，许多囚犯非死即伤。维尔豪茨哄女儿的游戏也充满血腥味，他拉上女儿来到犹太儿童附近，然后突然抓起一个三四岁的幼儿，使劲向上抛去，并在这一刹那向他开枪，鲜血从空中撒到地上。久而久之，4 岁的女儿也开始纳粹化，爱上了这种残忍的游戏，一再要求爸爸“再来一次”，而她的战犯爸爸从来不曾拒绝女儿的要求。上行下效，凶残的司令官必然带出一帮凶残的下属。党卫军中士维普克，正是一个这样的下属。他曾不止一地向同僚们夸口，自己一斧子就可以把人劈成两半。他的同行艾利希对此表示怀疑，提出以10瓶啤酒来打赌，随后就拉来一个八九岁的犹太男孩。维普克命令男孩跪在地上，闭上眼睛，随后抡起斧子比试一下，然后即铆足全身力气，抡圆了大斧，奋力从男孩的脖子旁边劈下去。无辜的男孩就果真被劈成两半。“棒极了”，艾利希带头喝彩；“好哇”，“太妙了”，刽子手们一齐欢呼；随后就在男孩血肉模糊的尸体旁边，痛饮起啤酒来。盖世太保警官海涅杀了人，还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因为他们太愚蠢，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回答不上来。他的那些问题其实既无聊也无边，不论你的答案如何，最后的结果都被他说成是错误，然后对准答题者就开枪，一枪未打死，就连续开枪；或者拿起刺刀在受害者身上乱割乱刺，折磨够了，再把他们开枪打死。除掉这些富有个人特色的杀人手段外，刽子手们也有共同使用的屠杀方法：在冬天，他们把受刑者捆住手脚，扔进装满冷水的大桶内，把他们生生地冻死；在夏天，凶犯们把受刑者绑在室外的水泥柱或电竿上，让他们成天顶着三四十度的高温酷暑，直到把他们晒死。他们也借助于军犬来行凶，把囚犯五花大绑再高高地吊起来，或者把囚犯打得半死，此时他们放出凶恶的军犬，在毫无抵抗能力的囚犯身上猛咬一通，把他们撕成碎块，刚才的活人迅即变成一具具骷髅。还有一种酷刑是，两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两腿，用力往不同方向拉扯，硬性把人撕裂。甚至3 岁以下的走路还不稳当的幼儿，也成了党卫军刽子手们滥施淫威的对象，他们抓住幼儿的双脚，把他头朝下地浸入水中呛死。如果需要处理的囚犯太多，刽子手们便改用简便的杀人方法：先把囚犯打得迈不开步，再抛入防范严密的惩罚室，让他们自然地冻死或饿死。
最终，该集中营的幸存者大概只有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