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华：民国时期“打工妹”群体的精神生活 ——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一般认为，精神生活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享受的活动。精神生活具有复杂性、多层面性。按照已故著名社会史专家乔志强先生的解释，精神生活涉及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宇宙观念及行为，它包括人们对自然的观念，对鬼神、祖先、人世发展等方面的观念和相应的活动；(2)人生观念及行为，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对人、人生、生命、生活及其意义的看法，人们的思维方法、行为准则等方面的观念及相应的活动；(3)伦理观念及行为，包括对人和人际关系的观念及生活，对人际关系及社会生活、交往的准则及活动；(4)文娱生活，包含历史社会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及体育活动和闲暇生活等。[1]足见精神生活的丰富性。民国时期的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地区，[2]其人数远远超过“打工仔”，形成“阴盛阳衰”的“长三角特色”。[3]那么，打工妹群体的精神生活如何，本文不可能窥其全豹，只能选择主要方面的考察，略见一斑。
打工妹进厂打工，毫无疑问，主要受经济的“原动力”驱使，即物质生活的改善。但精神生活的诉求与“消费”，同样不可或缺。打工妹用于精神生活方面的支出，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物质生活的主要方面——之外的“杂项”类中。“杂项”依其性质可分为交通、教育、卫生、嗜好、水、用具、饰物、修理、社交、娱乐、捐税、利息、迷信、储蓄、医药、特别费和其他等17目。[4]这其中，教育、嗜好、饰物、社交、娱乐、迷信等，都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杂项”在日常生活开支中所占比重越高，说明生活程度越高。根据杨西孟1927年11月至1928年10月对上海曹家渡230家纱厂工人的记账调查，统计结果如下表：[5]
上海纱厂杂类中各项费用之平均数及占总支出之百分数
杂类中各小类
有费用之家数
每家全年平均费用(元)
占总支出之百分数(%)
交通
202
3.38元
0.9
卫生
228
6.24
1.6
嗜好
230
12.57
3.2
医药
177
3.10
0.8
装饰
210
1.33
0.3
娱乐
139
1.07
0.3
教育
108
0.77
0.2
酬应
206
9.97
2.6
税捐
128
3.35
0.9
家具
215
5.24
1.3
水筹
230
5.94
1.5
利息
83
5.52
1.4
祭祀
197
2.76
0.7
寄家
23
2.15
0.6
特别费
47
14.46
3.7
其他
226
2.50
0.6
总计
230
80.35
20.6
根据上表的统计，杂项支出能占到总支出的1/5以上，已经相当不错了。而这一比重远较同期的北平(14.2%)、天津(16.8%)为高，[6]更比1933年长三角另一工业中心无锡(5.93%)高出许多。[7]难怪杨西孟感慨“如今上海纱厂工人的杂类费用每家每月平均数为6.70元，占全支出20.6%，在工人的阶级中这样的杂类消费不算得很低的了”。[8]上海市社会局1929年4月至1930年3月对305户劳工之家的记账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据调查，此次记账家庭平均每家全年杂项类费用为112元，占全部生活费用的四分之一弱(24.6%)。换句话说，较之两年前杨西孟的调查，更是差强人意。所以“照一般生活状况统计的结果而言，上海工人的生活，应远胜于国内各地的劳工阶级，即较欧美日本诸国，亦不多让”。[9]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简单，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就表明了记账家庭平均每家的教育费少之又少，平均每家只有1.45元，而“关于嗜好和迷信的耗费，又觉得可惊。平均每家全年耗费于嗜好的计19.10元，占杂项类费用17.1%，居杂项类各目百分率的第一位，较教育费高出13倍强。又平均每家全年耗费于迷信的计5.32元，占杂项类4.8%，也较教育费高出四倍弱”。[10]消费结构极不合理。
以上针对的是已婚打工妹之家的整体情况，至于单身打工妹，她们在精神领域的消费情况，尽管没有详细的调查资料，但会有所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妨仅就最能反映打工妹精神生活的娱乐消遣为例，做进一步的考察。
众所周知，在打工妹的精神世界里，“痛苦”形影不离。衣食住行等等方面不能尽如人意，使她们感到痛苦烦闷，而工作上的压力，也使她们苦不堪言。这其中，“人性与机器的冲突”，像一块巨石压在她们心头，使她们感到郁闷、无奈而又无助。根据陈达先生的调查，所有抽样资料都表明打工妹在精神上没有意志的自由，她们抱怨“太机械”、“工作没有调剂”、“在工厂做工，就是死板板的”。在“人性与机器的冲突”中，有四个方面使她们感到“灵与肉”的痛苦不堪：一是生活呆板，“工作一久，觉得很机械”，“工作是繁重的，生活是刻板的”，“缺乏自由，工作太机械”，而且“无论晴雨寒暑要按时上班”；二是生活太苦，工作过度，“工作时间11小时，一天连吃饭是12小时，几乎一天站到晚”，“在站着工作后，特别是两条腿，简直又酸又痛到抬不起来，这工作大概和牛的生活差不多”；三是夜班太苦，“上夜班最苦，在夏天，白天热睡不着，在冬天，下半夜又冷又疲倦，可是又不能不挨下去，只好咬着牙根做”；四是不自由，“工厂生活太苦，不自由，受管束，而且环境脏，空气不好”。所有这些，使她们“如何不因此感到烦恼与痛苦呢？机器可以无止境地工作，然而人是有肉有血的，如何能和机器一样无止境地工作呢？人性和机器的冲突，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11]
既然“痛苦”时时困扰，如何排遣，“娱乐”显然是最有效的方式。
“娱乐”受制于两个重要条件，即时间和金钱。“一个经济地位卑微的人必须整天劳作，才能维持温饱，没有余裕时间，就不可能充分享受娱乐。有了时间，选择何种娱乐形式，还要受经济条件的限制。”[12]打工妹受劳动时间长和收入微薄的限制，娱乐生活与其他阶层相比呈现不同的面相。
在上海棉纺织业中，每逢礼拜六或礼拜天，小姊妹们买一角一张的票，到沪西大戏院、高升大戏院、天乐大戏院去看江北戏。本地打工妹花一角二分钱，到小沙渡路明月楼茶楼去听滩簧。如果钱不多就到大旭里隔壁荒场，俗称沪西大世界又名地舞台，那里如庙会一样，常有江北戏、大京班、变戏法、打拳的，花上两三个铜板，就可入座观看。[13]在她们看来，大世界这类游乐场所颇有吸引力，除了廉价多样的娱乐选择外，在这里还可以寻求建立不受性别、年龄、行业、身份等限制的社交网络，是“交友、消遣和沟通信息最理想的途径”。[14]有些打工妹“还喜欢看唐伯虎九美图、胡必松九美图和各种杂剧，新一点的，便爱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落霞孤鹜》等书。许多不识字的，由一个识字的看了讲给她们听，或者由这个识字的人念，大家围坐着静听”。[15]丝织行业中，有的打工妹“以唱歌、踢球、吹箫、弹琴、玩公园、看电影为娱乐。他如游大世界，逛公司看戏观剧，亦不乏人”。[16]这些情况，大体反映出打工妹娱乐方式的基本形态。
由于打工妹收入少，生活压力大，用于娱乐方面的消费只能少之又少，如上表“上海纱厂杂类中各项费用之平均数及占总支出之百分数”统计，全年每家用于娱乐方面的开支仅为1.07元，只占总支出的0.3%。另一工业中心无锡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1930年代初对147家纺织女工之家的调查，平均每家用于娱乐方面的费用只有0.18元。[17]长三角其他城市的情况亦不容乐观。这就决定了打工妹娱乐消费只能是最低端的，或者是免费的。这除了跑马路、逛商场、看戏等之外，节日中“看热闹”也不失为绝佳的消闲游乐方式，如1924年端午节期间，苏州打工妹就享受到这样的娱乐盛宴，有嚼舌客赋诗云：“龙舟竞渡古胥江，锣鼓喧天兴不降。屈子忠魂应自喜，谢他凭吊两工帮。”(注：“盘门外丝纱两厂中工人，昨日联合做龙舟戏。锣鼓喧天，颇极一时之盛。”)[18]顾传珏《端阳景》亦云，“还有做工人呀，才要工来停，约子格朋友，一同去游行呀。”[19]长三角地区文化底蕴深厚，类似的节日活动，对囊中羞涩的打工妹而言，实在是难得的娱乐身心的机会。
囊中羞涩限制了打工妹娱乐方式的高档次，而漫长的工作时间也常常使她们无暇消闲，有人考察无锡缫丝打工妹娱乐情况后发表评论指出，“不要说工厂主没有替伊们计划过，就是工人们自己，也常想不配有娱乐的机会，因为一天到晚的工作着，也实在没有娱乐的时间，休息后要伊们出一个钱，去玩游戏场，那正好比用榨油机去榨压伊们的血汗一样。但是一个人精神上不得安慰，是多么没有生趣的事啊！”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在“没有”之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娱乐方法，就是厕所里的海阔天空：“工厂里的厕所大概是很广大的，一时间内终可容得一二十人，于是这边的姐姐，那边的妹妹，不约而同的来了。在这里，她们能从各人口中吐出，大姐和伊的情人快结婚了，二姐是昨天和她的丈夫打架过的，三妹也正是和某管理员发生热烈的爱情……女工之视厕所仅是娱乐式的俱乐部，而且是含有社交的、卫生的、家庭的、政治的、俱乐部性质呢。”[20]把厕所当做偷闲娱乐的去处，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关于娱乐的供给，除了公共设施之外，不少工厂企业根据当局的要求设有俱乐部，为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劳工阶层提供休闲娱乐场所。1929年国民政府工商部颁布的《工商职工俱乐部计划大纲》就要求，凡雇工30人以上的工厂企业均应设俱乐部，“以提倡高尚娱乐，改进职工生活，养成团结互助精神”。俱乐部事业设施包括体育事业(各种球类、武术、器械运动、田径赛等等)、智育事业(图书阅报、职工补习学校、职工子女学校等等)、娱乐事业(琴、棋、唱歌、戏剧、电影等等)以及服务事业等。[21]地方当局也加以推动，如江苏省以“省内各工厂对于工人休息娱乐之设备鲜少注意，殊不知疲劳为减少工人生产能力之主因。终日劳动之人若不得片时身心之休憩，以舒畅其精神，则工作能力莫由恢复，生产效率即见减低，参考欧美各国工厂内多有劳工俱乐部及休息室等之设备，以畅适工人之精神，以恢复工人之劳顿”，要求“各工厂如于此种设备尤付缺如”，应“速筹设”，使劳资同受其利。[22]
作为一种“惠工”举措，俱乐部之设，的确为打工妹提供了别样的娱乐方式，上海某纱厂女工告诉记者说，厂里的俱乐部“有阅报处、图书馆、打弹子处，工友们在职员指导下又组织得有篮球队、网球队、足球队、乒乓球队、大戏班、话剧班、音乐班、国术班等，凡职工均可在规定的时间里去自由活动”。[23]但调查发现，“大部分工人业余生活甚苦，毫无乐趣可言”，[24]“工人对于运动与娱乐，大都不感兴趣”。[25]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固然由于俱乐部形同虚设或设施简单，如上海240家工厂(以打工妹集中的棉纺织业居多)中仅有50厂“名义上有书报室或有少数图书及报纸等供工人阅读，另一厂有流通文库，其余各厂大多订有几份报纸供工人阅读”。[26]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打工妹劳动强度大，且“工作时间过长，下工以后过于感觉困乏，而不愿再有所动作”。[27]如申新九厂，“俱乐部只不过有一些破旧的乐器，在事实上，工人却没有去开心过，因为厂方要工人做那些超过体力所能支持的劳动，哪里来的精神去拉那破旧的胡琴呢？”[28]
通过上述，我们不难发现在时间和金钱的双重制约下，打工妹排遣“痛苦”的娱乐生活，还是过于单调和乏味，“开心”对她们而言，近在眼前而又显得如此遥远。
此外，在打工妹的精神生活中，家庭的功能是不能忽视的，家庭无疑是精神生活的枢纽。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交流、相互依托，是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对独自在外打拼的打工妹来说，她们无法享受到家的温暖，而不得不以结拜姐妹的形式寻求物质互助和精神上的互相支持。这种情况，在上海最为流行，如丝绸行业，“近几年来，由于时间和经济能力的限制，很少作看戏等娱乐。她们很喜欢结拜姊妹，美亚、大诚、中国蚕丝一厂、仁记祥、新人等厂，都有姊妹会”。[29]一句“很喜欢”，正表明她们对温馨之家的渴望与向往，而这种“替代”的假亲属结构的“家”，多多少少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对随家进城的打工妹而言，有家可归，“家”成为她们的精神支柱。成家的打工妹也是一样，家庭生活成为她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蜗居”在鸽子笼或草棚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有什么机会参加社会的和文化的活动？他们又能享有多少家庭正常生活？”[30]尤其在上海，“家庭太挤，不但没有个人的私密，也就没有愉快(Comfort)。家庭本来不仅是栖息之所，它还是许多娱乐举行的地方。但如太挤，也只可作搁东西、吃饭、睡眠之用，还有什么愉快可言？”[31]
打工妹群体中文盲众多，这种“先天不足”，不仅使她们的精神世界“荒漠化”，而且也会给她们的职业生涯带来不利的影响。
由于重男轻女这种性别歧视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女孩受教育的机会比男孩要少得多，因此，打工妹群体中文盲率远较男性为高。据1928年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上海978位打工者中，“男子未读书者299人，占全数518人57.7%，女子未读书者451人，占全数460人98%之高！18岁以下之男童157人，有24人入学读书，占15.3%；女子在18岁以下者共96人，其中仅二人入学，占2.1%之低！”[32]又据调查，在上海棉纺织业中，85%以上的女工是文盲。[33]而内外棉第七厂中，“女工三千多人，能认字的只有五六十人，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看报的，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便算是括括叫的了”。[34]
无锡的情况也是如此。据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930年对无锡黄巷工人教育实验区所做的文盲调查，1535人(其中女1065人，男470人)中，打工群体整体文化程度低，文盲、半文盲合计竟达83.07%。而文盲中女工最多，占文盲总数的82.33%；非文盲中女工最少，仅占非文盲总数的16.53%。[35]另据1941年3月日本兴亚院对无锡振艺、振元、鼎盛、宏余、福纶、润康、嘉泰、禾丰、大生、鼎昌等3161名女工的调查，初中文化程度占1.74%，稍能读写识字的占26.2%；文盲2277人，占72%以上。其中嘉泰丝厂文盲占94%，宏余丝厂文盲占97.7%[36]。
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打工妹中也是文盲充斥，因为“本厂女工既多来自乡间，乡村文化闭塞，女工之识字者不获三二，其识字之幼稚，与动作之粗率，实堪怜悯”。[37]
大字不识，文化素质低下，这种“先天不足”，使打工妹深感痛苦，在她们看来，“没有读过书，不识字，是现在最不开心的事”。[38]因而渴望读书识字，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文化素质低下，也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对人基本素质的起码要求。因此，无论社会进步，还是企业发展，都呼唤打工妹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39]共同的需要所形成的张力，使劳工教育事业逐渐发展起来。[40]尤其是1932年2月4日国民政府实业部、教育部公布《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之后，[41]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劳工教育事业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如在上海，1926年工人补习学校不过9所，学生820人；1929年补习学校发展到20所，学生1548人。而到1934年，在当局的强力推动下，上海各类补习学校多达71所。长三角其他城市也都有劳工教育设施。[42]虽然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冲击，劳工教育事业遭受重创，但抗战胜利后尚能较快恢复，形成气候。根据1946年清华大学前国情普查研究所对上海240家工厂所做的调查，其中有23家工厂开办有59个补习班，平均每厂不到3个。[43]从工厂性质可以看出，都是打工妹集中的行业，其中“棉纺织业的工人补习教育较为发达，因中纺公司比较注重工人福利，厂有专管的部门负责办理，同时也因工人罢工以后，争得资方承认的条件”。[44]可想而知，学生自然以打工妹为主体。240家工厂只有23家补习班，不足调查总数的1/10，按《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的要求，显然偏少，难怪有打工妹抱怨说，“想要多认识几个字，可是厂里没有补习学校”。[45]尽管劳工补习学校数量有限，但毕竟为部分打工妹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加上政府、民间团体开办的此类学校，[46]“精神食粮”的供给显示出多元化的态势，为满足“已知技能之落后，急欲力图自拔而苦无学习之地”的打工妹的现实需要创造了条件。[47]
事实上，打工妹也有着强烈的学习愿望。《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记载说，“最近几个月来，绸厂女工成群结队在附近学校读书”；“法租界针织工厂的女工，许多成群结队到补习学校上夜课”；纱厂女工“在生活艰难下面，下工后还到补习学校去读书。‘八一三’以后，工友们更热心去求学”。[48]上海某纱厂女工告诉记者说，“我们还要受强迫教育喱。我们厂里据说有好几个补习学校，分为男工晨校及夜校，女工晨校及夜校，所有厂里的职员都要担任本校义务教员”。[49]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过去所不曾有的。有评论就指出，“生活在上海这样大的城市，20年代政治形势的压力(上海对这种压力比别的地方更敏感)和工厂劳动都使工人产生了学习的愿望，这是过去的农民从没有想到过的”。[50]
在长三角地区另一打工妹集中的工业中心无锡，除丽新、华新、申新、振民、民丰等厂举办晨校、夜校外，民众教育馆、工人教育馆、国民党县党部社会服务处等机构，也都有晨校、夜校之设。[51]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还在1930年9月创设丽新路工人教育实验区，专门开办夜校“女工班”。目不识丁的打工妹三五成群，进“女工班”补习者不在少数。[52]
但打工妹“精神食粮”的供给和需要之间，并非对接得天衣无缝，而是存在巨大困难。正如时论所评：“实施劳工教育有两重最大的困难：一重是供给上的困难，一重是工人本身上的困难，前者是由于劳工教育的重要性还没被一般人普遍的了解和认识，后者由于劳工本身的不觉悟及时间、经济与兴趣种种问题的限制，由以上的两重困难造成了目前推进劳工教育的极大障碍。”[53]
从供给方面说，资方“只知道用很拙笨的压力去督促工人不要偷懒来增加生产，至于工人的生产技术和工人精神上之娱乐认为与生产事业没有关系，政府虽将劳工教育劳工娱乐载在法规明文公布要他们去实行，也认为是一纸空文”。既然如此，资方“除了由政府强迫以外，当然不肯拿出钱来作这些与他没有关系的事情，可是作劳工教育，如果没有经费又从何作起呢？既便就是敷衍政府命令或工人的要求来敷衍一下，也无非是了草其事，绝对作不到好的结果，这是在目前中国实施劳工教育的一个最大的困难”。[54]事实正是如此，据吴至信对长三角等地企业“惠工”事业的调查，大多数工厂企业“以为不办教育，亦未必有害于生产，设或过于认真，强工人为其所不乐为，激起反感，尤为不美，故可以不办即不办，办后能敷衍即敷衍，或停课解散即任其解散，而不谋有以整顿之，此多数厂矿工人教育所以萎靡之原因所在也”。[55]这种缺乏可持续的“精神食粮”供给，不仅无助于劳工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对打工妹之于精神食粮的获取也是一种挤压。
对打工妹而言，最大的困难倒不是经济问题，因为补习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关键是时间没有保障，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使很多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与在校学生不同，“既没有家庭的负担，又不受经济的限制，每天的时间和精神完全贯注在读书上面”，而她们“每天由早晨到晚上操作很费力气的工作，精神已经是很疲乏”，“忙碌于衣食之不暇，再要拿出时间和精神来读书，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56]无锡打工妹李霞影就说：“我们女工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每天工作12小时，真是从鸟叫做到鬼叫，冬天上日班，整天见不到太阳，夏天在高温下工作，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作时间长，工人们一天下来已经精疲力尽，根本无精力再进行学习和其他工作。”[57]吴至信对上海、无锡等城市35家工厂“惠工”事业进行调查后也发现“一般工人对于教育之态度，至为不佳”，原因正在于此。[58]有评论认为，“提倡劳工教育，虽是一件急务，可是在紧张工作后的工人，心身都非常困倦，没有心情去求知。如果不先将工人在这一方面的困难减少，劳工教育恐怕是很难收到效果的”。[59]揆诸史实，诚可谓一针见血。
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无法破解，打工妹群体受教育面极为有限，补习教育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就拿兴办劳工教育最为活跃的上海棉纺织业来说，“因为纱工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文盲又平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尤其是女工方面。例如沪西有一位女工，已经有二十岁，作了八年工，只认得由家到厂的几条马路，连南京路也没有去过。象这样的事初听着觉得很奇怪，后来再一打听才知道女工当中，大部分还都是如此呢！”[60]大部分打工妹无法享受补习教育的文化大餐，文盲半文盲的状态无法改观，“贫困的精神家园”依然缺少精神食粮的滋养，“劳工教育”因此成为“惠工事业中最难奏效者之一”，[61]也是不难理解的。
毋庸置疑，“工人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扫盲”这种最低层级的补习教育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值得肯定的成绩，但从整体上看，成效并不显著，关键在于“劳工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上存在无法突破的障碍。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有识者指出，“厂方、工会、社会团体和政府应取得联络，分工合作，共同负责，才有成功的希望”。[62]这是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
总之，物质生活的贫困，导致生活程度的低下，“生活程度所以低下，由于生活费用中食品的百分数失之过高而杂项的百分数失之过低”。[63]物质生活尚不充裕，“要求享受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舒适，自然是一种奢望”。[64]打工妹用于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只能让位于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由此带来精神生活的“贫困化”。而精神生活的贫困，则直接影响着打工妹的生活质量。这种双重变奏，陷打工妹于沉重的生活压力中，彷徨挣扎。这种状态，正是民国时期中国打工妹群体日常生活的真实呈现。
作者简介：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红十字运动史。
[1]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2]“打工妹”不是新名词，清末民初时期即已流行，主要指进城做工的农村青年女性。(池子华：《“打工妹”的历史考察》，《光明日报》，1999年7月9日；池子华：《近代历史上的“打工妹”》，《北京日报》，2000年1月17日)“打工妹”一词源肇始于广东。“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语女子未曾出嫁之意。”(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11页)实际上，广义的“打工妹”还应包括已婚青年女性在内。无论在近代中国，还是当代中国，在打工妹群体中，总是存在一部分已婚青年女性。“打工妹”的年龄一般不超过35岁，近代长三角地区工厂女工，绝大多数为“打工妹”。(池子华：《近代打工妹群体年龄构成研究》，《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4期，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3]池子华：《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江海学刊》，2010年第5期。
[4]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市政府社会局1934年编印；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页。亦有将“杂类”分为16小类者，即交通、卫生、嗜好、医药、装饰、娱乐、教育、酬应、税捐、家具、水筹(水费)、利息、祭祀、寄家、特别费、其他。参见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册，第291页。
[5]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册，第291页。
[6]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册，第267页。
[7]《无锡工人生活费及其指数》，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页。
[8]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册，第290页。
[9]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市政府社会局1934年编印；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册，第425页。
[10]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市政府社会局1934年编印；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册，第425页。
[11]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第523页。
[12]宋钻友、张秀莉、张生：《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13]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14]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15]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03－104页。
[16]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42页。
[17]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7册，第733页。
[18]嚼舌客：《看龙舟竞渡有感》，《中报》，1924年6月7日，第四版。
[19]顾传珏：《端阳景》，《中报》，1924年6月7日，第四版。
[20]金岳：《丝厂女工生活写真》(下)，《锡报》，1932年10月4日，第三版。
[21]顾炳元：《中国劳动法令汇编》再版增订本，上海法学编译社1932年版，第237－244页。
[22]苏州市档案馆档案，档号：I－14－003－0071－033，转引自池子华、叶继红、马德峰主编：《农民工待遇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23]《纱厂女工》，《申报》，1936年11月8日，第二十二版。
[24]《工厂工人生活状态调查表》，《建(设)厅令填送工厂状况、工人生活、工人团体调查表》第1册，无锡市档案馆馆藏，档号M7－1－67。
[25]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26]邵心石、邓紫拔：《上海市劳工年鉴》，大公通讯社1948年版，第58页。
[27]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第231页。
[28]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4页。
[29]《绸厂中的女工》，《生活知识》，第39期，1946年8月，第4页。
[30]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47页。
[31]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册，第284页。
[32]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82页。
[33][法]让·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转引自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第581－582页。
[34]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07页。
[35]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上册第1编，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版，第128－130页。
[36]钱耀兴主编：《无锡市丝绸工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
[37]常州市纺织工业公司编史修志办公室：《常州纺织史料》第8辑，常州市纺织工业公司1983年编印，第166页。
[38]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第453页。
[39]劳丁：《生产建设声中之劳工教育的重要性》，《劳工教育》，创刊号，1934年7月。
[40]劳工教育事业，包括工人补习教育与工人子弟教育两部分。工人补习教育的目的“在于授工人以识字与公民常识及职业上必要的知能，使每个工人成为健全的公民与健全的劳动者。至工人子弟教育，原为国民普通教育，不过专为工人子弟设施而已”。参见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4册《劳资问题》，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74页。
[41]《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共24条，其中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各地方应于最短期间内，按工人教育程度，分别实施”；“各厂场公司商店等雇用工人在50人以上200人以下者，应设劳工学校或劳工班，工人每增200人，应即递增1班。其不满50人者，得与附近各厂场公司商店联合办理之。前项每班学生额数以30人至50人为准”；“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之教学须在工作时间以外，每班每周至少八小时，至各训练之完成时期，在识字及公民训练限于一年，在职业补习应视需要及地方情形，由各校拟定呈经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核定后施行之，但最长不得过二年”；“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不收学费及其他费用，所有书籍文具均由学校供给之”等。参见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7册，第298－300页。
[42]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4册《劳资问题》，第174－175页。
[43]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第385页。
[44]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第386页。
[45]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第713页。
[46][法]安克强著，张培德等译：《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府、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47]《苏州民报》，1935年6月27日。转引自朱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页。
[48]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43、210、108页。
[49]《纱厂女工》，《申报》，1936年11月8日，第22版。
[50]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第581－582页。
[51]薛明剑：《无锡劳工概况调查》，政协无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15辑，1986年，第36－37页。
[52]宋廷栋、茅仲英：《城市民众教育事业的实验》，政协无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25辑，1991年，第73页。
[53]高澜波：《实施劳工教育之我见》，《劳工教育》，创刊号，1934年7月，第5页。
[54]高澜波：《实施劳工教育之我见》，《劳工教育》，创刊号，1934年7月，第5－6页。
[55]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第213页。
[56]高澜波：《实施劳工教育之我见》，《劳工教育》，创刊号，1934年7月，第7页。
[57]李霞影：《从小女工到大学生——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作》，政协无锡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24辑，1991年，第1页。
[58]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第213页。
[59]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第536页。
[60]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10页。
[61]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第213页。
[62]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7册，第312页。
[63]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第516－517页。
[64]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工厂劳工统计》，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页。
原文载《史学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