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域的明渠与坎儿井欹器的传承历史
新疆的造纸技术
至迟在西汉时新疆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隋唐时，新疆境内的高昌政权加强了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随着中原汉人的不断迁入以及唐中央政府军屯的设立，汉族的生产技术随之带到了新疆。唐政府还设立了“互市监”，掌管高昌、龟兹等地与内地间的贸易，内地生产的丝织品、金、银、铜、铁器、陶瓷、纸张等商品以及科学文化典籍不断运到高昌、龟兹等地区。由于新疆境内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中原汉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在唐代，高昌的有些地方的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了内地。
近50年来，特别是近20、30年来，新疆境内的古墓葬群和古代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纸本文书和典籍写本，其中有用汉文写的也有用古代回纥文写的，也有用汉文和回纥文两种文字合写的，此外还有西夏、突厥、吐蕃文，甚至还有中亚、西亚流行的粟特、吐火罗、叙利亚文以及印度的梵文和欧洲的希腊文。上述出土的各族文字写成的纸本文书在敦煌和陇西其他地方也有所发现。据甘肃、新疆出土的古代文书纸上的墨迹书法、文字内容和纪年来看，早在汉代，纸发明不久就已迅速传到新疆地区，被各族人民所使用，如，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在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曾出土了西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的麻纸，在楼兰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有年号的纸本文书，其中有三国曹齐王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等纪年文书。
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市高昌遗址中出土了许多早期纸本文书，其中较早的是西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诸佛要集经》写本，这些纸本文书大量属于十六国、高昌和唐代的汉文、回纥文文书、佛经和典籍，在库车、巴楚发现了用焉耆、龟兹文写的文书残卷，在和田发现了许多写在纸上的古于阗文残卷，大约写于公元8世纪。
除出土用各族文字写的文书外，还在古墓葬中出土了各种纸品，包括纸棺、剪纸、纸本绘画、纸牌以及送葬用的纸帽、纸鞋、纸腰带等物。可见，早在公元前1世纪-公元9世纪的近千年里，居住在新疆的各族人民及旅居的中亚、西亚人不仅早就使用了纸，而且纸的使用途径也相当广泛。这些纸中，除本色纸外还有许多经过精细加工的粉笺、冷金笺、色纸等，经系统检验，它们绝大多数是麻纸，也有少量的木本韧皮纤维纸。
把新疆、敦煌出土纸与中原地区的古纸对比后就会看到，在原料和形制上没有大的区别，显然是从中原汉族地区贩运或由士兵和百姓携带过去的。但也有些纸从纸质、形制和抄造方式来看与中原不同，应是西北当地所造。据史载，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国军队和阿拉伯军队在中亚交战时，中国士兵中的造纸匠被俘，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市）帮助当地造纸，从而引起造纸术的西传。这就是说，屯戍新疆的中国士兵中有来自中原的造纸匠，他们在新疆地区传播造纸术就是可能的了。显然，公元8世纪以前，新疆已具备了造纸的技术条件。
然而，新疆地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造纸的呢？新疆造的纸与中原造的纸如何区别呢？
1972年，在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了一张纪年为高昌王麴文泰重光元年的文书，年代相当于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该文书纸为白色皮纸，上有“纸师隗显奴”、“碑堂赵师得”、“鹿门赵善喜”、“兵人宋保”等字样。“碑堂”、“鹿门”、“兵人”都是高昌的行政职务，那么，“纸师”也应当是一种职务，隗显奴应当是麴氏高昌时专门掌管造纸业的匠师。
同墓出土的另一纪年文书是高昌王麴氏在位时的义和二年（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即公元615年），该文书纸为白色麻纸，粗帘条纹，不及重光元年文书纸精良，很可能是当地所造。
上述出土的文书表明，至迟在距今1200多年前的公元7世纪初期高昌已有纸师来掌管造纸手工业生产。这是迄今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新疆造纸的最早文字记载。
1972年，在阿斯塔那167号墓中出土了另一件纸本文书。该纸为肤色麻纸，粗帘条纹，每条帘纹粗0.002米，帘纹呈半圆形弯曲状，因而我们在技术上证明它决不是用中原地区常用的竹帘抄造，因为用竹帘抄造出的纸其帘纹应该是笔直的。这块纸上写有“当上典狱配纸坊駈（驱）使”，意思是说，拟将监狱中的一些犯人送往纸坊劳动。这是迄今新疆出土文书纸中有关当地设有“纸坊”的最早记载。从书法演变史的角度结合已有经验并将它与有纪年的其他文书纸对比后，断定该文书纸的墨迹不晚于中唐，大约写于公元8世纪。出土这张文书纸的第167号墓正坐落在高昌时期的群墓中，附近各墓的出土物也多为公元8世纪时的文物。从这张文书纸的制形来看，应当是当地制造无疑。这种纸可以作为我们判断新疆所造古纸的标本。
早期新疆所造纸的原料多为破麻布，与中原无异。其制浆技术也与中原麻纸一样，只是捞纸所用设备的原料和构造略有不同，即抄纸用的纸帘是芨芨草杆编的草帘。芨芨草是新疆、甘肃、青海一带野生的一种宿根草本植物。由于新疆地处西北，当地不生长竹子，因此新疆各族人民因地制宜，采用当地所产芨芨草，用丝线或细马尾编制成草帘。于是用草帘抄纸所印上的帘纹便比竹帘粗。经对大量出土的新疆纸的检验，帘纹多为0.002米左右，这就证实过去新疆是用芨芨草帘抄纸的。阿斯塔那167号墓中出土的纸本文书，帘纹之所以呈半圆形弯曲状，就是因为用整根芨芨草杆编制的纸帘使用过久，杆茎变形而引起的，而用竹条编帘多用短而细的篾条穿插编制，应力较大而不易变形。
再从抄纸技术上来分析，因芨芨草杆较粗而滑，抄纸时滤水速度快，纸面容易产生透眼或纸浆分布不匀的现象。为避免发生纸病，捞纸时尽可能用重抄法抄出较厚的纸。因此，新疆造的纸往往比中原的纸厚些。
有人曾系统检验了新疆近10、20年来所出土的十六国、高昌时期的几十种文书用纸后，得出一个结论：新疆地区造纸的历史应向上至少追溯到公元5世纪初，因为属于这一时期的纪年文书用纸，从原料、形制以及抄造技术等方面来看，都有后来可断为新疆当地造的那种纸的特征，如，西凉建初十一年（公元415年）文书、北凉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文书用纸都应属于当地制造的。
新疆造的麻纸往往在成纸后加上一道表面涂布的工序，常用的涂布剂是淀粉糊，此外，还有一些用白色的矿物粉（石膏、滑石粉、白土等）加工过的粉笺及用植物染料染成的色纸，如黄纸、青纸等。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高昌国金花笺亦有五色，有描金山水图者。”这说明新疆早就能造出金花纸、描金纸等加工纸。
新疆各族还善于造出用生纤维为原料的韧皮纤维纸，尤其是桑皮纸，如1975年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出土的延昌二十二年（公元582年）文书就像是桑皮纸。但高昌时期的皮纸产量远不及麻纸大，从这以后便像中原地区一样，新疆造皮纸逐渐多起来了。
公元18世纪，清代官员苏尔德和福森布合著的《回疆志》中谈到新疆纸时写道：“有黑、白二种，以桑皮、棉布絮（混）合作成，粗厚坚韧，小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写字。”清代新疆造维=吾=尔文写本《古兰经》用纸，原料是桑皮，纸质相当厚，表面施了一层淀粉浆，用细石磨光，不易看出帘纹。新疆桑皮纸有精、劣之分，精者洁白，劣者纸面上有不少没经剔除的褐色桑皮外壳。《回疆志》中所谓“黑、白二种”当是指此而言。黑纸（灰纸）较薄，一般用于包装，不适于书写或印刷。
“鸿雁传书”与“飞鸽传书”
“鸿雁传书”，又名“飞鸽传书”。“鸿雁传书”指通信，也有以鸿雁来指代书信。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南迁，常引起游子思乡怀亲之情和羁旅伤感。
传说汉高祖刘邦被楚霸王项羽所围时就是以信鸽传书引来援兵脱险的，张骞、班超出使西域也用鸽子来与皇家传送信息。清乾隆年间，我国广东佛山地区每年5、6月份举行的放鸽会都有几千只参加，赛距约400华里，在上海、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赛鸽会。国外利用信鸽传递消息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公元前530年，当时利用信鸽传送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绩。
“鸿雁”是书信的代称，有时亦代称邮递员。何以以“鸿雁”代称书信和邮递员呢？据《史记》记，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使臣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拘留。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欲使苏武背叛汉朝、臣服单于，苏武不畏强权，仍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单于劝说苏武投降没希望了，就流放他到北海（今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和伊尔库茨克州境内的贝加尔湖）边牧羊。匈奴扬言，公羊生子方可释放苏武回汉。10年后，汉与匈奴和亲，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但单于仍不让苏武回汉，谎称苏武已死。与苏武一起出使匈奴的常惠暗地把苏武的情况密告汉使，并设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皇帝在上林苑打猎射得一只大雁，这只雁足上绑有苏武的帛书，叙说他在某个沼泽地带牧羊。单于听后，再也无法谎称苏武已死，只有让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的苏武回汉朝。从此，人们就用“鸿雁”比喻书信和传递书信的人，“鸿雁”成了信差的美称。
《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苏建.（子）苏武》记，数月，昭帝即位。数年后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周易.渐》曰：初六鸿渐于干，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威仪吉；《礼记.月令》曰：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鸿雁来，是月也，以立春……盲风至，鸿雁来……是月也，日夜分……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是月也：《仪礼》曰：大夫执雁取其候时而行也。婚礼下达，纳采用雁：《周书》曰：白露之日鸿雁来，鸿雁不来，远人背畔。小寒之日雁北方，雁不北方，民不怀至：《春秋繁露》曰，凡贽大夫用雁，雁有类。长者在民上，必有先后，雁有行列，故以为贽。
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有“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望飞鸿”就是盼望书信的意思；李清照词云：“雁字回时，月满西楼”、“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大雁没有带来盼望已久的书信，引起了女词人无发排遣的相思；在汉昭明文选里蔡邕所作的“饮马长城窟行”里面有一段“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里面的鲤鱼就是指一个完整的信件。
书信到近代才简称为“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书和材料演变等原因，书信曾经有过许多别称，比如简、柬、札、帖、笺、素、翰、函、尺牍、雁足、雁帛、雁书、鸾笺、八行书，还有音信、音讯、音问、音邮、音翰、音书、手书、手札、短简、短书、小书等，都是书信的简称。
隋薛道衡《人日思归》有“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早在花开之前，就起了归家的念头，但等到雁已北归，人还没有归家。薛道衡在北朝做官时，出使南朝陈，写下这思归的诗句，含蓄而又婉转。以雁写思的还有欧阳修的《戏答元稹》“夜闻归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唐人赵嘏的《长安秋望》“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宋戴复古的《月夜舟中》“星辰冷落碧潭水，鸿雁悲鸣红蓼风”等。“鸿雁”作为传送书信的使者在诗歌中的运用也就普遍了，如杜甫的《天末怀李白》“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李商隐的《离思》“朔雁传书绝，湘篁染泪多”等。
“鸿雁传书”在先秦两汉时萌生。自《诗经》始，鸿雁由人们日常生活的“伙伴”进而成为诗歌的托情意象，但没有“鸿雁传书”的影子。《楚辞》有4篇写到雁，屈原的《思美人》中有“因归鸟而致辞兮，羌宿高而难当”句，洪兴祖注曰“思附鸿雁，达中情也”。屈原自己并没有点明这只“传情”的“归鸟”是鸿雁，虽然这只归鸟传达的只是“情”，但这已足以启发后来者的思绪，距“鸿雁传书”不远了。
“鸿雁传书”在汉代诗歌中只是惊鸿一瞥，唯蔡琰《胡笳十八拍》中有“雁南归征兮欲寄边声”、“雁北归兮归得汉音”。
2500年前，我们祖先就开始驯养信鸽。在西夏与北宋的战争中，西夏军队利用信鸽做军事通讯；南宋初，大将曲端的军队中也使用信鸽传达消息召集军队。古代称信鸽为“飞奴”。另一种更为人所知、所喜欢的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王宝钏苦守寒窑十数年矢志不移。一日，王宝钏正挑野菜，忽闻空中鸿雁连声呼唤，遂请求鸿雁代为传书于平贵夫郎，但一时难寻笔墨，情急之下，撕下罗裙，咬破指尖，写下血泪书信，倾诉对爱情忠贞和盼望夫妻团圆的心情。前者是对国的忠心，后者是对感情的忠贞，这两种故事的流传，让“鸿雁”成为古代通信的使者，也让这两个故事本身成为一段千古佳话。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在“鸿雁”之前还有“青鸟传书”的故事。
据《山海经》记，青鸟共有三只，“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大黧，一名少黧，一名青鸟。居三危之山，为西王母取食。”这三只神鸟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具三足，居住在三危山上，乃力大健飞之猛禽，不但为住在紧靠昆仑山的玉山上的西王母觅取食物，还能飞越千山万水为西王母传递信息。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五）》云：“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传说西王母驾临之前，总有青鸟先来传书报信。据说，西王母前往汉宫时，青鸟前去传书，一直飞到承华殿前。汉武帝看到这只美丽可爱的鸟儿，甚为惊奇，便问大臣东方朔，这鸟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飞来的？东方朔告诉汉武帝，这只鸟叫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现专门为报信而来的，西王母很快就要来了。果然，过了一会儿，西王母就由大黧、少黧两只美丽的鸟儿左右扶持着来到了殿前，汉武帝与群臣赶忙迎接西王母，热情款待。
在以后的神话中，青鸟又逐渐演变成了美丽无比的百鸟之王--凤凰。李璟有“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白有“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三鸟别王母，衔书来见过”、李商隐有“青鸟西飞意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韦应物有“欲来不来夜未央，殿前青鸟先回翔”、崔国辅有“遥思汉武帝，青鸟几时过”、曹唐有“歌听紫鸾犹缥缈，语来青鸟许从容”、胡曾有“武皇无路及昆丘，青鸟西沉陇树秋”、曾士毅有“幡影不随青鸟下，洞门空闭紫霞微”、郭崇嗣有“青鸟不传云外信，白云空锁岭头碑”、姚孟昱有“穆王驭骏旧时游，青鸟书传信久幽”、杨巍有“青鸟已无白鸟来，汉皇空筑集灵台”、张帮教有“黄竹歌堪听，青鸾信可通”、练国士有“蟠桃难定朝天曰，青鸟依然入汉时”、万象春有“一双青鸟归何处，千载桃花空自疑”、梅询有“青鸾消息沉桑海，目新金鳌第一峰”。以上这些诗作，借用的均是“青鸟传书”的典故，从诗句中可以看出，青鸟已不像《山海经》中所描述的那样是猛禽了，而是变成了三只善通人意、温和良善、体态轻盈、小巧玲珑的“信使”了。
确实，在古时候，人们要想与远行的亲人通信是万难的，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专门的通信设备。“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寄书常不达，况乃未休兵”……这些诗句诉说着古人难通音信的惆怅与无奈，因此也只有将真情寄托给青鸟，让青鸟帮自己传递吉祥、幸福、快乐的佳音，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思乡和思亲之情了。
“扑满”
“扑满”为存钱的瓦器，有一细长的孔可入钱币，取钱币必须打破瓦器。
“扑满”为我国古代人民储钱的一种盛具，类似于现代人使用的储蓄罐。我国古代有2000多年时间通行的是方孔圆钱，先民们为储存之便，用陶作罐形或匣形的器具，顶端开一条能放进铜钱的狭口，有零散铜钱即投入其中；有的扑满的腹部还开有一小眼，供系绳子用，悬吊于梁上，装钱进时只有入口、没有出口，钱装满后则将其敲碎取之，“满则扑之”，故名。
“扑满”形制不一。《西京杂记》记“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其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前蜀贯休《桐江闲居》有“囊非扑满器，门更绝人过。”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有“又时出金帛作生计。日有赢馀，辄投扑满。”老舍《骆驼祥子》说“他轻轻地摇了摇那个扑满，想象着再加进三十多块去应当响得多么沉重好听。”
“扑满”一般为泥质陶制，圆体、平底，顶上有可投钱的长条状孔。“扑满”又名“存钱罐”，今台湾还沿用“扑满”的叫法，大陆少有，20世纪50年代初，在湖南省湘潭古城的玩具摊上还在卖这种蓄钱的小陶罐。它的妙处是可放入硬币却无法取出，因此小孩平日将父母给的零花钱从小孔中塞进去，到快过年时，钱贮满了，便打烂陶罐、拿了钱去消费。“扑满”通常属于小孩。
常见的“扑满”外形像猪，陶制，只有一个小洞，如真的要用就必须打破它。这个设计可教育小孩储蓄的概念：钱可入，但使用时必须慎重考虑。
现代的“扑满”有各种不同材质如竹、木、塑胶、金属等。
“扑满”在我国各地有不同的称谓，北方多名“闷葫芦罐”，南方常称“哑巴罐”，也有称“悭囊””、“储钱罐”。
由于钱储满时只能将罐打破后才能取出储存的钱币，因此，完整的古代“扑满”极少，现存的古代“扑满”多为陶制，个别为瓷制。
最早记载“扑满”的文字见于司马迁的《史记》。
“扑满”常被诗人写入诗中，宋范成大在《催租行》中写道：“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从中可见劳动人民生活的困苦，陆游以“扑满”设喻，说明过度聚敛钱财必会招致灾祸：“钱能祸扑满，酒不负鸱夷。”一位高僧诗人写的《扑满子》咏物诗说，（扑满子）“只爱满我腹，争知满害身，到头须扑破，却散与他人”。
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年少时家贫，放过猪，当过狱吏，但刻苦向学，孜孜不倦，近70岁时方入九卿之列，74岁升为丞相，官居极品，6年后病死任上。刚入官道时，公孙弘的老乡邹长倩送他一个扑满，并在赠词中说：“……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土，粗物也，钱，重货也。入而不出，积而不散，故扑之。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而不可诫与？”在以后的岁月里，公孙弘一直保持勤俭本色，盖布被，食粗粮，所余的钱用来在相府设东阁客馆，招纳贤才，以推荐给皇帝选用，所以，他不因聚敛钱财，招至“满则扑之”的大祸，平平安安度过了他的一生。
当满族人聚集兵马杀入关内、结束了汉族人为统治中心的明王朝，在300多年中，汉族的有志之士无不试图推翻满族人的政权，清末，由爱国志士组成的南社就曾以“驱逐鞑虏”为己任，鼓吹革命，而“扑满”二字则被生发出新的意味，即砸碎满清王朝。南社爱国诗人苏曼殊在公元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由日本到达苏州，“当时苏曼殊曾画过《扑满图》扇面一页赠包（笑天）。扑满是泥制的贮钱罐，丢入铜钱只进不出，只有等积满后扑碎了它才可取出。但这幅图却是一语双关，扑满者，扑灭满清也，寓藏着强烈的民族革命意识”（尤玉淇《三生有幸梦苏州》）。
“储蓄”与“质库”
“储蓄”，是指从收入中将不用于消费或将其延迟消费而结余出的一部分资金存放于在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内、经一段时间后可获得利息的个人理财方式。“储蓄”的方法包括把金钱存入银行作存款或储存起作退休计划，也包括减少支出如节省经常性开支。从个人财务策划角度来说，“储蓄”特指低风险保存资金，如使用存款户口累积资产，而非进行较高风险的投资。
“储蓄”一词最早见于《尉缭子.治本》：“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尉缭子.治本》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不同说法，一说作者为战国时期梁惠王时的尉缭（隐士），一说是秦始皇时的大梁人（今河南省开封市）尉缭，一说该书系后人伪托，直至1972年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残简）（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兵书，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论兵）。
不过，“民无二事，则有储蓄”中的“储蓄”并非指金钱，而是指存积各种谷物。
古人积钱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扑满--扑满是以泥烧制而成的贮钱罐，这种钱罐只有入孔，没有出口，类似于现在小朋友的储钱罐，其作用是积少成多，零存整取，另一种是窖藏--把金钱放入坛罐内，封好埋入地下或其他隐秘之处。
专门办理储蓄业务的机构大致起源于唐代。由于唐代的商业发达，城市里不仅大量出现了经营借贷业务的质库，还出现专门替人寄存、保管钱物的柜坊。
我国古代进行押物放款收息的商铺叫“质库”，亦称“质舍”﹑“解库”﹑“解典铺”﹑“解典库”等，即后来的“典当”的前身。南朝时僧寺经营的“质库”已见于文献记载，唐-宋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质库”亦随之发达，富商大贾、官府、军队、寺院、大地主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同时还从事信用放款。到了明代，由于金、银、钱、纸币兑换的需要，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钱币兑换的人，并以此为业，开立钱铺，这就是最早的“钱庄”，亦称“票号”或“银号”。清代中叶后，银行随之兴起，才开始办理一些存贷业务，清末又开办了邮政储蓄。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有“扬州富商大贾，质库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醒世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有“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
“破天荒”的由来
“破天荒”出自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四：“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宋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
我国的科举制度是逐级选拔的，凡考进士的人都由地方选送本地区成绩最好的入京赴试。唐时，荆南地区派人参加京城会试（中央一级的科举考试），四、五十年竟没有一个考中举人。于是，人们称荆南地区为“天荒”，把那里遣送的考生称做“天荒解”。
“天荒”，本指浑沌未开的原始状态，比如盘古开天地。这里的“天荒”是指荒凉而落后的地区。把荆南地区称做“天荒”是讥笑那里几十年没能有一个人上榜提名。
公元850年（唐大中四年），荆南应试考生中终于有个叫刘蜕的考中了，总算破了“天荒”。当时，魏国公崔弦镇守荆南一带，得知刘蜕考中进士，便写信表示祝贺，并赠他70万“破天荒”钱。刘蜕不肯接受崔弦所赠之钱，在给崔弦的回信中写道：“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
旧时文人常用“破天荒”来表示突然得志扬名，现在用来指从未有过或第一次出现的新鲜事。
“井”、“里”与“胡同”
说“胡同”，要从“井田制”开始。《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大意是说，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井是正方形的，一井有九百亩，分为九份，每一份是一百亩，中间一份是公田，其余八份是私田，每户农民拥有一百亩私田，他们需要首先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诗经》中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如在九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等份，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字的形状。
与“井田制”对应的是用于居住的“里”，“里”也是正方形、九百亩、九等份，八份是居民住地，一分是公共用地，是祭祖、酬神和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里”发展到一定阶段是“城市”。据《考工记》载，周天子居住的王城也应是正方形的，中间是宫城，周围是百姓居住的里；王城每面开辟3座城门（共12座），城门下是道路，南北之间的3条道路称“经”，东西之间的3条道路称“纬”，但是，城门之间的距离太大，为解决这个问题，便在城门之间、城门与城垣之间、城垣内侧构筑6条与干道平行的道路。这样，无论南北还是东西，王城里面便各有9条干道，时称“九经九纬”。这些道路，在西周的时候称“涂”，后世称“街”。
皇宫以外是百姓居住的“里”。“里”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设门，门临大道。在“里”的中心地带设置社坛，即里“社”，“社”的四周营建住宅。“里”中的道路在古籍中表述为“巷”，“巷”之外还有支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曲”。这种在里中辟巷、住宅构于巷侧的格局被后世保留下来，成为很有情趣的生活空间，而且转化为诗人吟咏的对象。唐代白居易赴长安，借寓永崇里的华阳观，在诗中描述那里的环境是：“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风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巷”这种氤氲幽静情致的道路形式，元后在北京以胡同的姿态出现。
“胡同”是蒙古语，原指“水井”。“胡同”一词产生于元代，当时以其为词尾的道路并不很多，据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载，在大都（今北京市市区[蒙古语称“Dayidu”，突厥语称“汗八里”（Khanbaliq），意“大汗的居处”。元大都城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当时只有29条胡同（名称今不得而知）。元人李好古写过一出《张生煮海》的杂剧，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这条胡同至今还在，位于西四路口，应是北京的胡同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