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的社会学理论
乌尔里希·贝克，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致力于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与吉登斯、拉什合著的《自反性现代化》以及《何谓全球化》等等。
贝克的著作在欧洲被认为是极具洞察力且极具争议的理论，由于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贝克成为一名现代公众知识分子。他不仅努力对面临的问题做出社会学的、科学的阐释，而且还影响了公共事务的进程。
风险社会理论
关于风险问题的争论
关于风险问题的争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它最早源于对与环境相关的风险事件的讨论，由此社会作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整体出现在关于人类安全的争论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出风险问题，到目前对风险展开全方位的研究，风险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四阶段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到现在，这一时期人们展开了全方位的风险讨论。在这一阶段，对风险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有玛丽·道格拉斯、詹姆斯·肖特、尼古拉斯·卢曼、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和斯科特·拉什等等。
在四个阶段中，关于风险的争论经历了从专家和公众对技术和环境的关注到对社会的制度基础的关注的转变。这意味着风险不再是发生在局部领域中的问题，相反，它使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换言之，在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工业生产的无法预测的后果转变为全球的生态困境，而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所谓的环境问题，而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性危机。
阶级社会与风险社会的不同
在贝克看来，现代性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断裂，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的现代社会是古典工业社会，即阶级社会，而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形式——风险社会，它取代了古典工业社会。如果说工业社会的轴心原则是财富的生产，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那么风险社会的轴心原则是风险的生产，风险生产的逻辑统治着财富生产的逻辑。贝克指出，只要从短缺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发生，就会出现一种实质性的社会变迁，它将使我们远离原先的思考和行动模式。两者的不同体现在以下几点上：
1.社会运作逻辑不同
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运作逻辑是社会生产的财富是如何以不平等的、但又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的；而风险社会关注的是如何避免、减弱、改造或疏导在发达的现代性中系统地产生的风险和威胁。
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呈指数增长，使危险和潜在的威胁释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被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所替代。风险和财富一样是要分配的东西，但两者关涉不同的利益分配逻辑。社会财富分配处理的是人们渴望得到的稀缺物品，而风险分配处理的是人们所不需要的现代化的负面影响问题。财富获取的肯定逻辑对应着风险转嫁、规避、否认和再诠释的否定逻辑。
尽管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和媒介与财富的分配有着系统的差别，但风险和财富一样也是以层级或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相互重叠。与财富一样，风险附着在阶级模式上，只不过以颠倒的方式：财富聚集在上层，而风险聚集在下层。就此而言，风险不是消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所不同的是，在阶级地位上，是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地位上，是意识决定存在。不过，在全球性风险的推动下，这种等级式的阶级分配逻辑会被打乱，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风险的扩大，会出现风险分布平均化的趋势。
2.社会价值体系的不同
贝克指出，阶级社会在它的发展动力上仍旧与平等的理念相联系，而风险社会则与安全相联系。从阶级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意味着“不平等的”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价值体系所取代。
平等的乌托邦包括很多实质的和积极的社会变迁目标，而风险社会的乌托邦仍旧是消极的和防御性的。基本上，人们不再关心获得好的东西，而是关心如何预防坏的东西；阶级社会的驱动力是：我饿！而风险社会的驱动力是：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式标示着一个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并且这种团结形式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但是焦虑的约束力量如何起作用甚至它是否在起作用，仍是完全不明确的。
3.风险性质不同
1）阶级社会的风险具有地域的局限性、可感知性和可计算性；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全球性、不可感知性和无法计算性。
贝克指出，风险是一个与危险相对的概念。危险与自然灾害或神的惩罚相关，而风险则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即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风险是一种社会构想，是一种社会定义，主要是通过知识、公众、正反两方面专家的参与、对因果关系的推测、费用的分摊以及责任体系而确立起来的。这意味着，自然和传统无疑不再具备控制人的力量，而是处于人的行动和人的决定的支配之下。可以说，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
这一广义上的风险概念表明了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性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这种体现了控制要求的风险概念是以空间、时间和社会方面的明确界定的后果为前提的，这就是阶级社会的风险性质。由于阶级社会的风险及其后果是限于某个区域的，即只涉及有限的人员范围和有限的地区，因而也就可以通过保险手段予以地域。与此同时，阶级社会的风险是通过我们的感知可以明确感觉到的。
而风险社会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并且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如核威胁和食物中毒）。换言之，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绝不是具体的物，它们是看不见的，也是人的感官感觉不到的。风险社会中，风险源于工业的过度生产，与早期工业风险相比，核物理的、化学的、生态的和基因工程的风险，既不能以时间也不能以空间被限制，又不能按照因果关系、过时、责任的既存规则来负责，与此同时，它们也不能被补偿和保险。因为它们是现代化的风险，是工业化的一种大规模产品，而且系统地随着它的全球化而加剧。
2）阶级社会的风险只是作为“残余风险”而存在，而风险社会的风险则居于核心地位。
贝克指出，在工业社会阶段，民族国家在对进步与秩序的追求中，尽管承认风险的存在，但它是作为“残余风险”而存在的，并为成为公共讨论的主题或政治冲突的中心。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旧是进步的观念、工业生产、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及财富生产。
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风险概念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风险意识已被普遍接受，而进步意识原则上已经被打破。当前工业社会的制度生产并合法化了它们不能控制的危险。工业社会已把自己看做并批判为风险社会。一方面，这个社会依旧按照老工业社会的模式做出决定并行动；另一方面，产生于风险社会发展中的争论与冲突正在附加于利益组织、法律制度和政治之上。
3）阶级社会中，消除风险的方法是“污染者补偿原则”，而风险社会中却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在阶级社会中，“污染者补偿原则”是认识和消除风险的方法，换言之，坚持对因果关系进行严格验证成为现代科学理性的核心；然而在风险社会中，这一方法导致了对工业造成的文明污染和疾病最大限度地无视和最小限度的承认。由于污染源过多，导致无法追究谁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结果带来了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这一现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的利器而进行“有组织的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
就无法预测的后果的模式而言，从工业社会向现代性的风险时代的转变在无意中悄悄地，且难以抑制地发生在已变得自发的现代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风险社会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因为工业社会不证自明的真理，即对进步的共识与对生态后果与危险的疏忽支配者人们与制度的思想和行为。风险社会并非政治讨论过程中可以被接受或拒绝的一个抉择，它经由对后果与危险毫不知晓的自发的现代化过程的自动运行而产生。总而言之，这一切潜在地产生了对工业社会的基础破坏的危险。
风险社会的理论要素
1.风险社会的焦点
贝克指出，从总体上说，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面临的挑战是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它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加以限定。因此，第一次的、工业现代性的基本状况和原则——阶级对立、民族的国家地位以及线性的、技术经济理性与控制的想象等，均被绕过和废除了。
对贝克而言，风险社会的研究焦点并不是集中在“自然”或者“自然的破坏”上，也不是集中在“生态学”或“环境问题”上。事实上，风险社会的研究目的是为生态问题提供一个社会学分析的概念框架，即将生态问题当做社会的内部世界问题而不是环境或者外部世界问题来对待。这个框架超越了社会和自然的二元论划分，即自然、生态和环境等不是作为社会的对立面。风险社会的中心主题和分析的视角是必须处理我们文明内部的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危险、副作用、可保险性、个体化及全球化。风险社会的标志是由社会决定和生产出来的危险破坏和取消了福利国家现存的关于风险计算的既定安全体系。
据此，贝克描绘出了风险社会的轮廓：把生活和思考紧紧地系缚于工业现代性之上的坐标体系——性别之轴、家庭之轴和职业之轴，对科学和进步的信念开始动摇，同时机会和危险的新的黎明正在形成之中。
2.风险社会的八个理论要素
1）风险与风险的定义
风险并不指被引发的危害，风险概念表述的是在安全与毁灭之间的一个特定的中间阶段的特性。在这个阶段，对风险的感知决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风险的感知和风险是同样的东西，文化的感知和定义构成了风险，因而两者是一回事。“不再——但还没有”这种独特的显示状态就是风险概念所要表述的。因此，风险社会学是一门关于潜在性和可能性判断的科学。
2）风险概念扭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
贝克指出，作为对未来的威胁和诊断，风险拥有并发展出一种与预防性行为的实践联系。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在风险社会中，过去失去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它作为当下的体验和行为之原因的位置被将来所替代，即被那些并不存在的、被建构和虚构的东西所替代。
3）风险陈述不仅仅是事实的陈述，也不仅仅是价值的陈述。
风险陈述要么同时是两者，要么是居于两者之间的某事物，可以说是一种“数学化的道德”。作为一种数学计算的程序，风险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定义以及一种可接受的或不能接受的生活标准相关。对贝克而言，所有的风险陈述都处于真实的事实和并不存在的未来之间。
4）在风险社会中“人为的不确定性”使阶级社会的“控制逻辑”失去效力。
在现代性早期，风险和对风险的感知是现代性中占统治地位的“控制逻辑”的无法预期的后果。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现代性是由民族国家在技术上控制的一项社会规划，帕森斯将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建构秩序和控制的企业。以这种方式，各种后果——风险，被制造出来，它们对民族国家的控制主张产生了疑问。这不仅是因为风险的全球性，也因为风险诊断的不确定性和内在的模糊性。由此，那些在现代性第一阶段中驾驭思想和行为的关于安全与控制的解释在全球风险社会中正在失去其真实性。在风险范畴的帮助下，我们试图对未来拓殖的越多，它就越脱离我们的控制。在世界风险社会中不可能再使风险外化。在现代性的第一阶段，风险基本代表了一种计算不可预知的后果的方式，即为了使不可预知的事物成为可预知的，风险微积分学发展了相应的形式和方法来加强对风险的计算。但在自然变得工业化和传统变得可自由选择的程度上，出现了新类型的不确定性，即“人为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许多限制和控制风险的常识转化成了对不确定性和危险的扩大。
因此，风险社会对以秩序为基础的控制逻辑提出了挑战，它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我们对自己制造的风险的有限控制的能力上。换言之，风险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在人为的不确定的状况下如何做出决定。这种人为的不确定状况不只是知识基础不完全的结果，也是更多的知识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5）风险社会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知识与无知的合成”。
“知识与无知的合成”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的风险评估；二是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或行动。在此意义上，“人为的不确定性”也具有双重指涉：一是指风险源自无知或由无知构成；二是指更多和更完善的知识正在成为新的风险的来源。
在现代性的第一阶段，无知通常被理解为“尚未知道的知识”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的知识”，即理解为潜在的知识。无知的问题从其对立面——知识中得到了理解。而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认识的无能变得更重要了。这种认识的无能不是选择的对错与否或瞬间的疏忽问题，二是不同的专家团体的主张相互冲突的问题，即高度发达的专家理性的产物。在这种“不知”不断增长以及无知随着现代化知识接踵而来的背景下，“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定”这一问题凸现出来。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应对我们的无知或认识的无能？怎样在人为的不确定性中及其之间做出决定？
6）风险社会中风险问题的特征是根本性矛盾
新的风险类型同时是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或全球地区性的。在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控制逻辑从内部崩溃了。因此，风险社会是一个潜在的政治社会。
正如贝克所言，风险问题的特征是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法，更确切地说它们的特点是一种根本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可能性计算加以领会，但却不能通过这种方法消除。风险问题的根本性矛盾使其有别于从定义上说倾向于明确性和可决定性的秩序问题，在明确性缺乏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技术可行性失去信心几乎是必然的。因此，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是主张或鼓励在风险和认为的不确定时代里回复控制的逻辑。这是现代性第一阶段的简单措施。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控制逻辑从根本上受到质疑。这就是为什么风险社会可以变成自我批评的社会的一个原因。
7）风险社会关注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以及知识和影响之间的区分。
这种争论和区分对于理解世界风险社会所面对的“不确定的全球风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影响的含义并不必然地和起因的含义相联系。同时，危险的传递与运动经常是潜在的、内在的，这种社会无形性，意味着风险问题与其他诸多政治问题不同。风险只有被清楚地意识到，才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实在的威胁，而且这包括文化价值和符号以及科学论证。所以，是社会感知和结构使风险成为“现实”，它们的实在性是同通过根植于前进中的工业和科学生产与研究程序的“冲突”而喷发出来的。风险知识与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的知识结构是紧密相连的。
依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发达工业生产的后果和危险现在“是全球的”，而依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世界风险社会不是以一种问题的全球性为基础的，而是以跨国的话语联盟为基础，即在公共空间中声明全球环境问题的议事日程。换言之，现实主义者把重点放在世界风险上，而建构主义者则强调风险社会。
对贝克而言，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在对世界风险社会的处理方法和解释方式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究竟采用何种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选择，即一个为想要实现的目标而选择适当的手段的问题。贝克提倡一种自反性的现实主义观点。这种观点第一次找到了理解“现实性建构了一种现实”的源泉，它揭示了自明性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问题是怎样被削减的，可选择的解释是如何被藏进黑箱的等等。
8）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与“混合世界”相关
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与一个自然与文化间的明确差异缺失的世界相关。贝克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超出二分框架思想的混合世界中。“混合”世界的概念对于理解新事物是必要而非充分的。与其说“混合”是一个正概念，不如说它是一个负概念。它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它不是什么——不是自然，不是社会，但是它缺失没有表达它是什么。贝克建议我们克服支配我们思想的“不”、“超越”和“后”等等。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融化”，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较为刚性的环境。与大多数的现代社会理论不同，风险社会理论形象地描绘了现代性环境的偶然性、矛盾性以及对政治进行重新安排的敏感性。
风险社会的治理机制
贝克指出，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复杂性、广泛影响性和危害的全球性，因此，风险治理的主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由个别的民族政府来承担。过去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险治理机制已不能适应“世界风险社会”对风险治理的要求，因为全球化在增大对国家提供的保障和管理风险的需求的同时，也降低了国家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与此同时，由于人类大量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力量的不到跨国性机制的有效约束，当出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区性和全球性风险时，缺少有效的世界性的机构来弥补这个“权力真空”。
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的“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民族内部平台，在各民族政府之间突破国界构筑起共同的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和国际间的信任关系。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充分动员一切力量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小结
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理论模型的建构体现了当代西方思想家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回应策略，即确立一种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新的理论框架。风险社会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新阶段，将工业社会中隐性的、居于次要和从属地位的威胁以显性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形式凸现出来，即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正是这些副作用成为风险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通过风险社会的理论模式我们看到，这些潜在的威胁不仅难以察觉、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且也不是科学所能决定的，更无法依据工业社会体系自身的制度化标准来处理和消化。相反，它暴露了工业社会本身深刻的制度性危机，即尽管种种副作用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但它无法在现代化自身的制度框架中解决。换言之，并不是我们对风险的恐惧不足，而是我们意识到了风险的大量存在，但是利益原则的驱动下，我们很难放弃对既得利益的追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原则获得了制度上的支持。因此，风险社会理论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当今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是日益清楚地意识到前方的危险，但阻止这些危险或缓解其危害性的能力却在逐渐减弱。这就是拉什所说的“自反性的极限”的观点。
因此，风险社会理论实际上对自工业化以来一直运行的制度基础提出了挑战，或者说不断增加的风险不仅增强了我们的理性反思能力，而且也促使我们对理性能力本身进行了反思，这种自反性的增强，促使我们寻求一种制度上的突破。
自反性现代化理论
（一）第一次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的划分
诚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承担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正在形成之中。处在工业社会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被一种工业社会原理的现代化所代替。不过，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贝克据此将现代性分为第一次现代性（古典工业社会的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自反性现代性）。
1.第一次现代性
第一次现代性用来描述以民族国家社会为基础的现代性，其中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体主要是从地域意义上来理解的。第一次现代性的典型特征体现为：集体的生活方式、进步、可控制性、充分就业和对自然的开发。用于分析第一次现代性的概念框架建立在三条原则的基础上：（1）第一条原则是社会学的地域局限性，即社会学的观念及其概念都植根于民族国家这个“集装箱”之中；（2）第二条原则是服从某种既定的社会集体，个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受他生活与其中的环境所决定；（3）第三条原则是进化原则，西方社会代表了一种功能上先进的社会。
2.第二次现代性
贝克指出，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第一次现代性进程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变得尖锐化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始料未及的，且是已经逐渐地显露出来的第一次现代性的副作用，它们对第一次现代性的前提提出了挑战和质疑。
贝克将这些挑战称之为第二次现代性。首先，那些确保第一次现代性延续下来的原则都成了问题，如社会的地域性、民族的国家线等等。这样，社会成员及社会机制所拥有的解答现代化进程引发问题的所有答案便面临着各种挑战。其次，第二次现代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大多数的发展都是第一次现代性被极端化以后产生的副作用的结果，它们并不是来自某种政治进程或某场自觉的革命，也不是人们对此作了决定，而是由于动力引发了这些结果；另一方面，得到单独处理的这些发展在相互作用中引发了一种新的境况，对此我们毫无准备。这些变化的起源植根于迄今的现代化动力的框架中，但它同时超越了这些框架，造成了基础的变化，造成了一种范式的变化，促使我们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阐发出新的概念，同时发展出新的社会与政治机制，以便为这种挑战寻找合适的答案。
贝克指出，全球化、个体化、性别革命、不充分就业和全球风险等五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第一次的、简单的、线性的、工业现代化成就的无法预测的后果。在此意义上，第二次现代性又被称为“自反性现代性”或“激进的现代性”。它们以一种既非人们愿意、又非人们预期的方式，暗中削弱着第一现代性的根基，并改变着它的参照框架。实际上，在第一次现代性中最基本的关于可控制性、确定性或安全性的想法土崩瓦解了。
一种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的新的资本主义、新的经济、新的全球秩序、新的社会和新的个人生活正在形成。因此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上说，哦我们需要一种范式的转换，一种新的参照框架。这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第二次现代性、自反性现代性。
（二）何谓自反性现代化？
1.含义
“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现代化的胜利成果。如果说简单现代化归根结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
贝克指出，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的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
贝克提出“不会发生革命但却会出现一种新社会”的观点，这一观点与社会学的基本信念相抵触。他认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不适源于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源于资本主义的胜利成果。从一个社会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过渡可以是无意的、非政治的，可以绕过所有政治决策场所、路线冲突和党派论战。这就意味着削弱社会结构力量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和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现代社会正式凭借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中的形成，当然也削弱着自然的技术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和连续形态。在这个新阶段中，进步可能转化为自我毁灭，一种现代化削弱并改变着另一种现代化，这便是自反性现代化阶段。
2.自反性与反思
贝克对“自反性”与“反思”进行了区分，进而区分了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的反思理论。
1）首先，“自反性”这个概念并不是指反思，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
现代性从工业时期到风险时期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强制性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力之后，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可以说，风险社会的格局是由工业社会的自信主导着工业社会中人民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而产生的。风险社会不是政治争论中可以选择或据斥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中。后者暗中积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
2）其次，自反性现代化阶段包含反思阶段，但反之则不然。
贝克指出，他所说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自反性”并不是指对现代性的反思性、自我相关性和现代性的自我指涉性，也不是指社会学经典意义上的自我辩护和自我批评；相反，现代化利用自主的现代化力量挖了现代化的墙角，这是意料之外的，也是看不见的，因此没有反思。贝克认为，我们应该把自主的、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化的过程成为自反性。它既非个人化的，也非有意识、有目的的；与此不同，反思是个人化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且自反性包括反思。同样，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在某些情况下也包含着现代化的反思理论，但反之则不然。
具体而言，自反性和反思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的前提。社会越是现代化，能动者越是能够获得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并据此改变社会状况。与此相对，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便越是受到消解、消费、改变和威胁，而且这一过程可以超越知识和意识，在没有反思的情况下发生。贝克认为，现代化的反思理论（认知理论意义上的自反性现代化）忽视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向现代性的另一时代的过渡可以在无意中、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发生，它绕过了工业社会中的主导范畴和理论。
3）此外，对贝克而言，现代化的反思理论的核心是乐观主义的，而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是中性的。
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没有这种乐观主义，也没有悲观主义，它的结论是中心的，也更加复杂，它采纳了“现代性的矛盾情感”，即现代性的自反性能导致对工业社会的自我消解和自我危害的反思，但并非必然如此。
在贝克那里，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并不是关于危机的理论或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也不是关于衰落的理论，而是关于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导致的工业社会的意外的、潜在的抽离和再嵌入理论。从方法论上说，这意味着现代化对工业现代性的自我应用。作为一种对时代的诊断，这意味着现代性的自反性不仅导致了文化取向的危机，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后工业社会出现了根本性的制度危机，它使关键性的制度全部失去根基和历史合法性。因此，自反性现代化并不以自我毁灭为目标，而是以工业现代化之基础的改变为目标。
（三）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
1.个体化
贝克指出，正如宗教改革时期人们从教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一样，在风险社会中人们从工业社会时期的确定性和生活模式中获得了解放。在工业社会的架构内，工业主义的轴心——阶级、核心家庭、职业工作的模式以及人们对科学、进步、民主的信仰，在自反性工业社会中开始动摇和瓦解。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基础性的转变，这不只涉及到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且涉及到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者的关系的变迁。
在所有富裕的西方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中，一个个体化的过程发生了。这一过程瓦解了历史延续性的经验，其结果是人们丧失了传统的支持网络，不得不依赖于他们自身和自己的个体命运，即风险、机会和矛盾。因此，个体化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确定性的瓦解及为缺乏确定性的自我和他人找到和创造新的确定性的压力。
对贝克而言，个体化不是指个人主义，也不是指个性化。换言之，个体化既不是指撒切尔主义、市场个人主义或原子化，也不是指任何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个体化是一种结构的概念，它与福利国家有关，它发生在福利国家的总条件和总模式中，是作为福利国家的一个后果而出现的。福利国家制度假定个人是其自己个人生活、身份、社会关系网、承诺和信念的导演，它号召个人把自身构筑为一个个体，号召个人进行计划、理解、设计和行动，或者在失败的情况下忍受自己造成的后果。换言之，它不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由选择的基础上的，而是具有强迫性和命中注定的性质。这种强迫性不仅表现为个人生活的生产、自我设计和自我上演的强迫性，而且随着偏好和生活阶段的变更，它表现为个人生活的承诺和关系网的强迫性。
因此，个体化指的是一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这一制度化的个人主义的后果是，一方面，个体自身成为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的在生产单位，他们成为以市场为媒介、对自己的生涯进行规划和组织的行动者；另一方面，制度的外表成为个体生涯的内在品质，个体的生涯和生活境况被从制度上加以塑造以及在政治上加以结构化了。更确切的说，同一个媒介同时带来了个体化和标准化。
2.亚政治
既然个体已被迫成为自己的生活主体，那么他也就将成为风险社会中各种政治活动的主体。风险社会中的政治活动越来越多地由分散的、自发的、无组织的个体而不是议会、政党、工会等传统的政治行动主体来发动和承担，政治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工业社会的那些传统主题。一句话，工业社会的政治正在为风险社会的“亚政治”所取代。
亚政治又成为直接政治，即特有的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它绕过代表性的意见形成的机构，甚至往往缺乏法律保护。换句话说，亚政治意味着从下方来型塑社会。这意味着从前未卷入实质性的技术化和工业化过程的团体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在社会安排中取得发言权和参与权，这些团体包括公民、公众领域、社会运动、专家团体、在岗工人等等。那些勇敢的个人甚至有机会在发达的神经中枢“移动大山”。然而，重要的是，亚政治通过改变政治活动的规则和边界建立起政治自由，以至它对新的联合变得更为开放和敏感，与此同时，它们也能够被协商和重塑。
贝克指出，与工业社会主要受到来自上面的机构和制度的型塑不同，亚政治意味着激发了普遍社会成员的活力，但这也有可能导致社会运行过程的普遍“瘫痪”。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我们有必要再造一种与新的社会情境相适应的新政治，即“政治的政治”或“政治的发明”。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政治的政治，贝克在政治和亚政治这对概念之外又提出了“简单政治”（受规则指引的政治）和“自反性政治”（改变规则的政治）之间的区分。前一种政治运作与民族国家中的工业和福利国家的规则系统之中，而后者则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政治为目标的，是一种“元政治”或“超级政治”。这种元政治或超级政治与两个问题有关，一是规则系统的转换，而是转换到什么规则系统。
简单政治与自反性政治的区分与政治和亚政治的区分是相交叉的。贝克指出，在当前的欧洲，人们所面临的正是简单政治与自反性政治形态的混合。受规则指引的政治和改变规则的政治相互重叠、相互混合和相互干扰。有时一方居于支配地位，有时则是另一方居于支配地位。贝克对那些坚持用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形式（机构和规则）来解决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和问题的做法深表怀疑。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和激进化，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规则系统内的简单政治是无论如何承担不了正在出现的的各种社会危机和问题。这就意味着要进行大量新的政治创新，包括对国家和政府的职能、结构进行改革，超越“左倾”和“右倾”的政治范畴、围绕新的政治主体创造出新的政治秩序，建立新的政治领域等等。自反性现代化所急切呼唤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政治复兴。
3.性别、家庭和就业体系
贝克指出，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家庭和工作对现代人来说还是两种重要的保障形式，因为它们赋予了生活一种内在的稳定感。但在个体化浪潮的冲击下，作为工业社会基本要素的核心家庭和充分就业形式解体了。
首先，性别平等化且家庭变得个体化了。在二战后的现代化福利国家中，发生了一个双重变化：一方面对依赖市场的标准生涯的需要扩展进女性的生活历程；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的封建基础（男女性别分工，女性靠男性供养）正在被消除。教育机会的判断、家庭劳动的去技艺化、避孕、参加工作都使妇女从她们现代的、不能再改变的女性身份命运中获得解放。同时，男人因为妇女对劳动的更多参与，也从家庭的唯一供养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家庭变得个体化了。伴随着个体化向家庭的扩展，家庭和个人生涯的联系疏远了，个人生涯的家庭义务，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间沿着时间的轴线被打打孔，并进而被消除。由此，婚姻和家庭不再作为缓解社会风险和压力的避风港，单身的生活方式也不再作为现代性的岔路，而是作为充分发展的劳动市场的原型而存在。社会风险长驱直入，直接威胁个体。换言之，市场模式使得第二次现代化成为一个没有家庭没有儿童的社会。
其次，标准化的就业体系被灵活多元的、不充分的就业体系所代替。在当今和即将到来的自动化浪潮中，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在边缘地带开始松动了，它使得劳动契约、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三个支柱变得灵活化。可以说，在工业社会中正在发生一种转变，即从终身的、单一工作场所里的全职工作（它时刻伴随着失业的可能性），到充满风险的灵活多样的和分散的就业体系（它可能永远不会引起完全失去付薪工作这个意义上的失业问题）的转变。对个人来说，充分就业社会曾经是一种可以预测的风险，而弹性化的劳动则或多或少是一种无法预测的风险，因为人们无法弄清楚他们在中期或长期内的生存基础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障。失业不再表现为一种可以体验到的集体命运，大量的事业被分解开了、个体化了。失业变成了个人生活各个阶段中特有的事。一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自下而上的民主迟早要波及每一个人；另一方面，即使在社会的中心，个人生存的不可预料性也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劳动社会正在走向风险社会。
全球化理论
贝克指出，从第一次现代性向第二次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全球化、个体化、性别革命、不充分就业和全球风险是五个紧密相连的过程。在这五个紧密相连的过程中，全球化是过去数年常被使用——误用，以及最少被定义、含糊不清且政治上影响最深的关键词。它包括沟通技术的、生态的、经济的、工作组织的、文化的以及公民社会的等维度。
贝克对全球化的分析是在对全球主义的批判中展开的。贝克指出，要理解全球化，首先必须将作为全球主义的一方与作为全球化和全球性的另一方区分开来。在对全球主义与全球化、全球性的区分中，贝克一方面从社会、经济、政治、环保和文化的角度，概述和比较了全球化与全球性的多维度性、矛盾性和悖论，另一方面通过对作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主义的批判，贝克提出了从政治上型塑全球化的可能性以及接受和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挑战的策略。
（一）何谓全球化
1.全球主义与全球化、全球性的区分
贝克指出，全球主义指的是世界市场对政治行动的排挤或取代，亦即世界市场统治的意识形态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依照单向因果关系和经济主义的运作方式，将全球化的多维度性简化至单一的经济维度。但即使这一维度也被视为直线式的，至于其他的维度——生态的、文化的、政治的、公民社会的，即便被提起，也被置于世界市场体系的支配之下。确切地说，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第一次现代性中的一个主要区分，政治和经济的区分被清除了。
与全球主义不同，全球性指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世界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一个群体可以自我隔绝。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形式相互碰撞，那些过去被认为想当然的事情必须重新寻求根据。对贝克而言，全球性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因为从现在起，没有一件在我们星球发生的事是区域性的事件，所有的发明、胜利和灾难都涉及全世界，而且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组织和制度都必须沿着“地方——全球”这根轴重新组织和定位。
如果说全球性是一个关于事实的描述概念，那么全球化则是一个过程的概念。具体而言，它指民族国家及其主权被拥有不同权力机会、取向、认同和网络的跨国行动者所打压及穿透的过程。全球化创造了跨国性的社会关联和空间，重估了区域文化的价值并推动了各种第三文化的产生。全球化还意味着非世界国家。更准确的说，全球化是无世界国家且无世界政府的世界社会。
对贝克而言，全球主义主要描述的是一种观念，全球性主要描述的是一种事实，而全球化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现象。贝克指出，作为一种观念的全球主义，已经成为了侵袭所有政党、所有媒体、所有机构的思想病毒。作为一种高度的政治行为，它以完全非政治的形式展示自身，它的意识形态是人们不采取行动但却履行了世界市场的法则，这一法则遗憾地迫使他们将社会国家和民主最小化。换言之，全球化的现实表现是新自由主义的肆虐横行，它不仅使人爱恨交织，而且它也是无法估量的。因此，贝克提出要透过政治来型塑和驯服全球化。
2.全球化的多维度性与矛盾性
全球化的多维度性意味着全球化不仅指经济的全球化，它还包括生态的全球化、资讯的全球化以及文化的全球化等等。从不同的全球化维度及与之相关的争论中可以提取的共同观念是：第一次现代性的核心假设已经被推翻了，即在自我封闭的民族国家空间以及与其相应的民族社会中生活和行动的观念被推翻了。全球化暗示了那些未被理解、或很难被理解，但同时又是非常熟悉的事物正在以巨大的力量改变着日常生活，并迫使所有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适应和回应。简言之，全球化意味着距离的消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到既非所愿、又未被理解的跨国的生活形式中，或者根据吉登斯的观点可被定义为：不受距离限制的行为和生活。
1）首先，全球化意味着去民族化。
全球化不仅使民族国家受到侵蚀，而且也可能出现由民族国家向跨民族国家的转型。贝克指出，社会学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主要从加法的原则来思考全球化，认为民族国家式的社会依然存在，全球化只是一个附加，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加而不是取代；另一种是把全球化理解为各民族国家的相互联结，即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在贝克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克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即它们都是以民族国家的“集装箱”为前提的。
对贝克而言，全球化意味着“方法论上的民族国家主义”的思考模式受到了质疑。换言之，全球化意味着民族国家与民族社会的统一性崩解了，在民族国家和行动者与跨国行动者、跨国认同、跨国社会空间、跨国形式与过程间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权力和竞争、冲突和交错的关系。
2）其次，全球化暗示着国家结构的弱化，以及国家自治和权力的弱化。
当市场已无疆界，而政治仍只能在民族国家的范畴下运作时，民族国家的政治便无法规范全球资本主义，于是出现了“政治失灵”的现象。但悖谬的是，脱离民族国家控制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切社会后果——失业、移民、贫穷等等却要民族国家社会来承担。
3）再次，全球化意味着地方化。
贝克指出，全球化的含义恰好不是这一词表面上所包含的意思，相反，全球化也意味着地方化。在世界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条件下，一方面，原有的归属关系和边界难以再维持下去，另一方面，地方获得了新的、根本性的意义。这种把全球呼辩证地理解为全球与地方交互作用的观点已经被一些理论家指涉为“全球地方化”。因此，全球化带来的不是全球文化的大统一，而是文化多元主义，普遍助于与特殊主义也可兼容并蓄。
（二）全球化的困境
贝克指出，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正在走向解体。因此，全球化的核心可以被理解为解疆域化。如果这样来理解和诠释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程度上开辟了一个社会空间的所谓的“三维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
1）跨国的逃避力量
借助宏观经济数据的长期对比，或许我们依然可以否认经济的全球化，但是毋庸置疑，从现在起，我们已经在所有方面都遇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可能性现实。50%以上的经济总产出来自跨国公司所经营的产业，因此各国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遭到削弱。然而，尽管经济不断增长，利润急剧增加，各国政府却依然要对欧洲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负责，并受到指责。
2）主权的困境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只有通过放弃国家主权才能实现。全球化意味着非民族国家化。民族国家及其政府失去了行动力量和塑造力量。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家主权和跨国合作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3）民主的困境
政治领域非政治化，非政治领域政治化。贝克指出，领土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正在失去影响力。因此，世界社会意味着没有世界政治、世界一会和世界政府的非政治社会。伴随着世界社会分化为一个个自我产生、自我调控的子系统，世界社会正在作为后政治世界出现。世界经济的行动者从民族国家的参照框架和干预中解脱出来，被视为非政治力量，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在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真空中创造并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世界社会只在表面上是一个后政治世界，实际上，它在摆脱民族国家政治关系的意义上，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这一点同样表现在民主的困境中。与领土相关并以领土为根据的议会民主失去了其实质内容，而缺乏民主合法性的跨国政治的塑造力量正在增长。这会诱使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界限隐设。
4）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
出现一些“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新形式。政治上得到合法性认证的民族国家的行动者，却要执行政治上未得到合法性认证的跨国行动者的计划和意图。任何国家为了重新获得国家主权，必须放弃国家主权。在这种意义上说，全球性的政治组织是个已知领域，但在这一领域中，一切都处于明显“测不准”的关系之中。
5）作为强权政治的世界主义伦理
西方一些超国家的组织打着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旗号，干涉其他国家曾经是内部事务的事情。超国家政治组织不仅着眼于对经济全球化及其深刻影响的社会和经济副作用的管理，而且，归根结底其实质在于推行全球民主和人权的新伦理。此外，在世界主义使命的表面背后，传统的帝国主义权力游戏重新上演。随着伦理全球化的新语言的兴起，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权权利失去了内核，成为“全球责任”的干涉对象。
6）文化全球化的辩证法。
跨国现象早已不声不响地进入个人生活的常规。一般地说，处于地域文化中的人们对待全球化文化的方式可以分为四种：反抗、共处、接受（消极认同）和真正掌握。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一方面变得越来越相似，另一方面变得差别越来越大。新的全球文化体系正在产生并扩大差别，而不是遏制差别，但这种差别是一种特殊的差别。它们的统治地位不涉及内容，而涉及形式。换言之，我们不会变得相同，但是会用一种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展现、表达和沟通我们的差别。
7）世界公民宣言
现在有一种新的关于全球与区域问题的辩证法，这些问题靠民族国家的政策是解决不了的，为此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主体：世界公民的各种跨地区的社会运动和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政党。
（三）对全球化的回应
贝克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是以批判全球主义为前提的。贝克指出，所有的争论必须从如何能从政治上型塑和获得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化开始。首先，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便是批判全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其经济单面向性、线性单行道的思考方式、政治的世界市场权威主义，后者摆出一副与政治无关的样子，但却高度政治化的行为。经过批判以后，我们就会清楚：全球化和全球性既不是被鼓吹和公开展示的幻象，以便资本主义能够摆脱国家对它的束缚，也不是那些能够强迫所有在世界市场新自然规则下的事物屈膝的概念。此外，全球性时代并非宣告了政治的中介，而是宣告了政治的新开始。由此，贝克针对全球主义的陷阱从十个方面对全球性与全球化进行了回应。
1）国际合作
贝克指出，民族国家间的政治合作必须扩展，以限制或组织全球企业为了最小化税额和最大化国家补助而导演出的交易。换言之，市场需要一个政治地设定的秩序框架。
2）跨国国家，亦或包含式主权
作为对全球化的回应，跨国国家团结起来，并且由此发展出其民族国家彼岸的区域主权和认同。贝克将此称为包含式主权。这意味着，民族国家一方面交出部分主权，一方面赢得建基于跨国合作的政治建构权力。
3）劳动参与资本
如果说，劳动确实已为知识和资本所取代，那么，新的社会政策追求的目标是把劳动参与到资本里去。但这一政策只能在一定界限内发挥作用。
4）教育政策的新取向
当劳动被知识和资本所取代，即劳动必须经过知识增值或重新型塑时，应该对教育和研究投资。贝克指出，对全球化的重要政治回应之一是：教育和知识社会的建立和扩展；延长教育时间；放松或解除教育对工作位置和职业的针对性，使教育过程对准能广泛应用的关键能力培养；关键能力不只是“弹性”或“终生学习”，还有社会能力、团队能力、冲突能力、文化理解、系统思考、应付第二次现代性的不安和矛盾的能力。
5）跨国企业纳税。
贝克指出，不缴税，而且减少工作位置的跨国资本主义失去了其合法性。跨国企业是非民主的或反民主的。应该提醒全球化的赢家记得他们对民主机构的义务，也就是该请虚拟纳税人纳税。
6）公民的劳动联盟
贝克指出，公民社会的公民与国家间联盟可取代工作联盟，并为此争取资金。公民工作的内容，不只是收容失业者，而是必须对所有的人都有吸引力。公民工作应该成为第二个确保社会民主安全的活动中心，它并不是要取代职业工作，而是对职业工作的一种补充。
7）新的文化—政治—经济目标
什么样的市场和文化创新能在第二次现代性中成功？贝克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环保产品，二是产品的个体化，三是风险市场。
8）实验文化、角落市场及社会自我更新
贝克以自我中心的“生活美学家”为例指出，生活美学家的社会环境已经成为文明的日常实验室。艺术家在捍卫他们独特性的品质中不只是具有创造力，他们也不断实践将冲突与自治的生活风格协调起来，并将作为美学产品的他们自身和自己的生活型塑和导演出来。由于是在自我工作和为他人工作之间生活、思考和生产，因此，产生的市场并非大众市场，而是角落市场或微型市场。在全球地方性的时代，存在一种角落市场普遍化的趋势，它们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社会的自我更新。
9）社会企业家、为自己工作的人
贝克指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为自己工作的人和社会企业家取代了靠工资为生的雇员和资本家雇主。之所以被称为自己工作的人，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再只是必须或能够执行由别人所颁发的指令的人，他们成为为工作本身和为他人工作的人。同样，在资本家那边，企业家为工作而管理自己和他的资本。贝克引用齐尔克的话说，早期资本主义建基于对劳动的剥削，今天的资本主义则是建基于对责任的剥削。从前员工必须参与对劳动的型塑，今天的资本主义则是建基于对责任的剥削。从前员工必须参与对劳动的型塑，今天的员工则必须参与对企业盈亏的责任。从前他们只需与他人共同工作，今天则必须参与思考和战栗。从前他们是上产过程中的螺钉，今天生产过程依赖他们的参与。
10）反对排他性的社会契约
贝克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劳动越来越多和便宜，资本则越来越短缺和昂贵。与此相应，劳动利润的降低和资本利润的升高，使世界尖锐地分裂成穷人的世界和富人的世界。这些穷人实际上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更为严重的是，贫穷被视为个人的命运，而不是阶级的命运，它需要个人独自面对。对贝克而言，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忍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所无法理解、驯服或忽视的境况，那么，此一情势对整个社会而言将具有重大意义。自我行动、自我组织的义务可能变成绝望，也可能变成缄默的愤怒。由此，贝克指出，全球性时代的社会政策的困境是：经济发展摆脱了民族国家政策，可是社会后果却聚集在民族国家的安全网中。
从上诉对全球化回应的十分方面中我们看到，贝克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层面指出了逃脱全球主义陷阱的出路。贝克将跨国国家模式作为解决全球化无秩序的不二法门，进而认为欧盟有成为跨国国家的潜力。贝克对跨国国家的具体制度并无清楚的叙述，但可以确定的是，此一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跨国国家之内的国家，是不具民族意涵的国家，国家成立纯功能性的组织，而且还需与其他的跨国国家成员分享主权，内政亦应是跨国内政。
评价
在理论层面上，贝克将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及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对贝克而言，风险社会和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建构主义的。换言之，它们既是对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又是解释社会现实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在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理论回应中，贝克拒绝使用“后”的表述。贝克用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等概念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情境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贝克指出，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已经无法把握由成功的理性化产生的晚期现代化的现实。高度发展的核能和化学生产力的危险，摧毁了我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和范畴。面对一个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有所区别的新的资本主义，新的经济、新的全球秩序、新的社会和新的个人生活，我们需要一种范式的转换，一种新的参照框架。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恰恰为社会和政治的再造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动摇了以往的传统假设和作为定论的深层文化基础，同时它也对现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构成形式提出了质疑，并拓展了关于未来选择方向的可能性。正是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和概念中，那些看似可解释、可计算的行为的负面效应及其后果才能被认识到。也正是由于风险是一种长期的、系统产生的问题，因此它不再只是从局部层次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必须以政治的方式加以解决。换言之，虽然我们无法避免现代生活中的风险，但是我们能够和确实应该获得的是新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能够更好地处置我们目前面临的风险。依此思想，我们就能够找到民主地处置现代生活中的矛盾并民主地决定我们想要承担哪种风险的方法。
在现实层面上，贝克针对全球化的后果提出了以世界主义为着眼点的新批判理论。在对全球化问题的分析中，贝克以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其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从政治上型塑全球化的世界社会作为其理论的归宿。他力图以对全球化市场的框架条件施加政治影响的方式来补充全球化市场，或解决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因此，尽管贝克看到了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但他对人类的未来仍持一种较为乐观的看法，并积极探寻走出困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