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牛斋主兵剑先生讲国学：“以德待人，以德服人”是孔子“克己复礼”的核心
原标题：卧牛斋主兵剑先生讲国学：“以德待人，以德服人”是孔子“克己复礼”的核心
兵剑，号卧牛斋主，桃园书画社社长，剑兰客厅掌门人，当代著名书法家、书画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其书法作品被称之为“兵剑书法”。共和国同龄人，出生于太行之巅一一山西陵川。兵剑先生曾戎马军旅20载，后创办“北京鸿都书画院”并担任院长，研究探讨和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兵剑先生先后发表书法专集《翰墨剑情》、《兵剑书法作品集》，中篇小说《岁月留痕》，回忆录《剑行》，散文集《手机上的歌》等文学艺术作品。
卧牛斋主兵剑先生是当代行书名家，兵剑先生的行书被誉为当代流体行书名家，可以说兵剑先生把行书写到了精致程度，并且在书法风格上也自成一体，是在继承中以所发展的。兵剑先生出版了很多部书法学习的专著和书籍，为普及书法教育、学习书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对于兵剑先生的书法作品来说，自然与古朴并存是其最主要的特征。
著名书法家、画家、书法教育家卧牛斋主兵剑先生自幼喜爱书画，坚持50年临池不缀。习遍二王、柳、颜、欧、赵诸家精品，研究历代名家之精髓。能融各家之长，自幼风格，楷、行、隶、篆、草五体皆能，以隶书见长，国画以书入画，也有较高水平，功底比较深厚，属传统功力型书画家。
著名书法家、画家、书法教育家卧牛斋主兵剑先生作品汲取二王笔意，颜柳风骨，又有欧体俊秀和赵体灵动之气，楷书疏朗爽健，行书收放有度，隶书古朴大方，小篆俊秀有力，草书妍美多姿。
孔子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受业于老子，完整的构建了“德道”思想体系，主张“仁礼”，体现了人道精神，最高理想是“大同”。并且坚持“克己复礼”。被后人称为“孔圣人”，“天纵之圣”。
“克己复礼”，是孔子思想的最直接表述，因此我们学习《论语》从《颜渊》章开始。“克己复礼”，指克服私欲服务大众。“克己复礼为仁”与“仁者爱人”是一个意思的两种表述，代换进去，克己复礼就是爱。克制才能“中”，复礼指克己后的效果：自动恢复规范，自己进入规律，这就叫自律。从克己到自律，就是从内心反省到向外有效行动，这是必然的。“克己复礼为仁”是三步曲：克己，然后复礼，然后为仁。通过克制自己达到行为自律，这样就是爱。爱是有所不为。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诸侯割据，天下大乱，孔子用自己的思想理念游走在各个列国之间，传播思想，希望用自己的智慧与思想影响甚至改变天下的格局。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四处传教，宣扬仁政，平定纷争，各个列国之间以“信”往来，以此解决矛盾。这里的诚信已经不止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了，更是牵扯到政治责任问题。孔子不仅用诚信教化民众，更用其诚信要求统治者，君与民共信，才能天下治。
孔子提及信的言论多达38次，足以看出孔子对于信的重视程度。孔子认为信是仁的组成部分，先有信，才能得到信任，最后才能成就大业。认为与朋友交往要有信，不论是做学问还是什么要注重信。
诚信是人的一种修养，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如果连最基本的诚信之德也没有的话那么就不足以立足在社会上。
孔子说“正名”，是正本清源的意思。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任何事情先要有指导思想才能进行。孔子向子路讲了“正名”，接着解释：“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这话是说君子既然为世界命名并为自己命名，那么这名字必须是叫得出来的，自己说的必然做到，言行一致，不因言废行，也不因行废言，不轻易说话，话一出口就在行动。孔子讲正名的更深层次意思是归正我们的思想，思想正，心里正，名就正了，言就顺了，事就成了。
“君子思不出其位”(这一句是曾子引孔子《易传》的话)。回到道德中廉耻，行为、信用等关键命题进行再阐述，最终带出另一句名言“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讲品德比能力更重要。并点题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揭示了“道德是仁爱的完成”这一高尚主题，从而产生“不怨天，不尤人”的正确人生观。
孔子提出“仁”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种伦理道德原则，“仁”的首要内容是对他人的关爱。从“仁爱”的理念出发，提倡“忠恕”的待人之道。孔子的忠恕思想，对中华民族诚实不欺、宽以待人、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的形成，影响深远，至今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们在一起谈论待人之道。
子路说：“别人以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也用不善待他。”
孔子评价道：“这是没有道德礼义的夷狄之间的做法。”
子贡说：“别人用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就引导他向善。”
孔子评价道：“这是朋友之间应该有的做法。”
颜子说：“别人以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也以善意待他，并引导他向善。”
孔子评价道：“这是亲人之间应该有的做法。如果能够把它扩开去，以诚心对待天下人才是真正的与人为善啊！”
颜子去问孔子说：“我想以仁待人，怎么样才能做到呢？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的是，贫贱时与富贵时一样，不有意表现多么勇敢却有威严，与有志之士交往，终身没有患难。这样可以吗？”
孔子说：“要做到以仁待人，首先得通过自己修身才能做到，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你说的也非常好，贫穷时和富有时一样，便能知足而不受欲望的左右；卑贱时与高贵时一样，就能始终谦让有礼；不有意表现多么勇敢却有威严，就能恭敬待人而对他们没有过失；与有志之士交往，终身没有患难，就能谨慎的选择朋友、选择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这个志向非常宏大！”
齐高廷问孔子：“我不怕高山远阻，身穿蓑衣，提着拜见之礼物，真心诚意的来询问事君之道，希望您能够给以教导。”
孔子说：“坚持正道原则，即使对国君有所冒犯，也不能放弃正道原则；臣子事君，其实不是为了给君做事，而只是在国君之下做事，是为国为民做事，归根结底则是为了行仁义，辅助国君推行仁政；对待任何人都不要有厌倦之心，一律以真诚相待，自己言行首先要遵守并坚持道义；发现君子就加以举荐，发现小人就使他远离国君；去掉你的邪恶之心，而真诚的依据礼义与国君相处。做事需要机敏，谨言慎行，按照礼义修养自己，并且使天下趋于礼义。这样，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会象兄弟一样。如果只说不做，或者行为不机敏，又不依据礼义待人，即使是住在对门恐怕也行不通。”
孔子说，待人要从做人讲起。待人不是目的，而是要使其达到提高境界。孔子把义、礼、逊、信作为君子的必备品质，君子可通过自省来认识“仁”，以仁存心，宽以待人，行仁义于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以崇高道德标准作为为人处世原则，坚守心灵的一方净土，善化他人，珍爱生命，富贵不能迷乱他的思想，贫贱不能改变他的操守，威武不能使其意志屈服，此为正人君子之所为。
孔子的“待人”观，是孔子仁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在孔子看来，人是社会动物，确立起正确的“待人”观，这是对理想人格的基本要求之一，为君子所必备；因而又是学以成仁的基本课题之一。孔子“待人”观的中心内容，是孔子在兼顾自我与他人的前提下，对如何与他人妥善交往与相处的总体性思想认识。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孔子的“待人”观，首先应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孔子“待人”观的基本方法
对于孔子“待人”观的基本方法，当今人们通常会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忠恕”之道。然而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其实是对孔子的一种误读，因而这里有必要先做一澄清。
20世纪40年代，蒋伯潜先生提出：“忠”是仁的积极方面，其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恕”是仁的消极方面，其意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20世纪50年代，杨伯峻先生对此又做了类似的解释。两位先生在解说孔学之仁的过程中，显然是把所谓的“忠”与“恕”，都看成是孔子的待人之道了。两位先生的这一解说，至今仍广为流行。
追根溯源，两位先生的上述认识，主要应是源自于曾子的语录：“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里仁》）。
关于曾子这条语录的实际含意，在前面的“绪论”中，笔者曾经做过阐释。宋儒朱熹对此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论语集注》）据此可见，曾子此章是在讲孔学之仁的实践问题。其意是说，孔学之仁的具体实践，其实不过是“忠”与“恕”两个方面的事而已。具体而言，“忠”就是“尽己”，亦即实心实意、尽心尽力做好自身“仁”之事；“恕”就是“推己”，亦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帮助他人做好其“仁”之事。据此看来，曾子这里所谓的“忠”，其实说的是实践自身之仁的事，只能算是待己之道；相对他人而言的“恕”亦即“推己”，才是待人之道。这也就是说，孔子的待人之道，其实只是一个“恕”道，其中并不包括另一所谓的“忠”。
从下面的例子来看，这一问题则更为清楚。《论语?卫灵公》载录了孔子与子贡的这样一段对话——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从句中“人”与“己”相对而言来看，此章显然是在讲待人之道的问题。孔子这里就只是提出了一个“恕”，却并没有涉及到所谓的“忠”。这是孔子自己做出的解释，当然理应更为可信。
至此可见，孔子“待人”观的基本方法，其实只是一个“恕”，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并不包括另一对等而并列的所谓积极方面的“忠”。但这却绝不是说，在孔子的待人之道中，就没有所谓的积极方面。这是因为，从字形结构来看，“恕”属于形声兼会意字，“如心为恕”。据此可见，孔子将心比心、如心而行的“恕”道本身，其实就已包括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之类的积极方面了。也就是基于此，所以才完全没有必要，另外再标举出一个所谓积极方面的“忠”了。
既然孔子的“恕”道本身，原本就包括了其积极方面，那么在前引《论语?卫灵公》一章中，孔子为什么只对其做了消极方面的解释，却并未涉及其积极方面？
深入探究其原因，这主要应该是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一般命题，因而才成为了孔子“恕”道的基本内容。而其反命题，亦即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却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命题，并不具有普适意义。只有在双方之所欲相同的前提下，才可能行得通。然而人之所欲，往往并不相同，甚至相差悬殊。在饮食嗜好等日常生活习惯方面是这样，在政治理想、价值观、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等方面，就更是如此。如果硬要将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这则难免会导致，强迫他人接受其所不欲的反面结果。这也就是说，所谓的积极方面，其实只是孔子“待人”之道亦即“恕”道的重要内容之一，却并非是其基本内容；换而言之，所谓的积极方面，其实只是从属于“恕”道的子命题。在前引《论语?卫灵公》一章中，孔子主要是在阐释其“待人”之道的基本内容，自然也就不会涉及到次一量级的所谓积极方面了。
二、孔子“待人”观的根本原则
据孔子的“人本”观（详见“基础篇”第二节）已知，在孔子看来，个人、家庭、邻里与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归根结底，都理应是为了人的普遍健全发展；进一步具体而言，亦即为了使人普遍超越其动物性的自然人格，从而实现其人生的理想人格化；总括而言，亦即实现“仁的社会”，或曰“天下归仁焉”（《颜渊》）。这既是个体人生根本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因而理应奉之为自我人生的根本目的；同时这又是，个体人生一切实践活动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孔子的“待人”观，作为孔子仁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其根本原则或曰根本目的，当然也就在于此，必须始终坚持而不动摇。
仁作为孔子“待人”观的根本原则或曰根本目的，首先体现在了孔子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方面。
在孔子看来，人是社会动物，个体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只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基于此，个体人生理应积极投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而不能超脱于现实社会而离群索居。孔子对此的典型性表述，是《论语?微子》所载孔子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相处）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面对当时人们的不理解，孔子这里首先表明了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进而又表明了，其根本目的则是推行其人生正道亦即仁道。
仁作为孔子“待人”观的根本原则或曰根本目的，又体现在了与他人的具体交往与相处中。
孔子认为，与他人交往与相处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共同实现各自的人生之仁，必须始终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不动摇。孔门师徒对此做了多方面的明确强调。
例如《论语》所载——
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
以上两例，都是在结合朋友这一特定的人际关系，强调与他人交往与相处的根本原则。其意是说，结交朋友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共同实现各自的人生之仁（详见“伦理篇”孔子的“朋友”观），亦即共同实现其人生的理想人格化。基于此，结交朋友之际，必须谨慎选取有志于仁道者以为友。
再例如孔子所谓——
“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此例是在结合师生这一特定的人际关系，强调学生侍奉老师的根本原则。在孔子看来，师道固然尊严，师道如同父道；但是面对关系到仁这一根本原则的问题时，学生对于老师，也理应无所妥协与退让。
此外又例如《礼记》所载——
何谓人义……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运》）
子曰：“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表记》）
以上两例是在结合君臣这一特定的人际关系，强调为臣者侍奉君主的根本原则。其意是说，君臣结合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实现“仁的社会”（详见“伦理篇”孔子的“君臣”观）。基于此，士人出仕从政之际，必须谨慎选择有志于仁道之君而事之；并始终坚持，以是否符合于仁道作为顺从或违逆君命的根本原则。
三、孔子“待人”观的实践准则
除了上述仁这一根本原则之外，孔子进而又为其“待人”观的具体实践，明确了以下三项基本准则。
其一是与人为善准则。在孔子看来，与他人交往与相处的根本目的或曰根本原则，乃是为了共同实现其人生之仁。基于此，与他人的交往与相处，理当始终坚持与人为善的基本准则。具体而言，就是只能善意地帮助人、成全人，而不能恶意地伤害人。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
也就是基于与人为善这一基本准则，所以孔子明确表示，讨厌那些喜欢传播散布别人短处与错误的人，而主张应以称赞他人优点与好处为乐。此即《论语》所载孔子曰——
“恶称（传播）人之恶者。”（《阳货》）
“乐道人之善。”（《季氏》）
同样是基于与人为善这一基本准则，孔子又特别强调——
“君子无所争。”（《八佾》）
在孔子看来，“为仁由己”（《颜渊》），因而矢志追求仁道的君子，原本就没有与他人相争的必要。如果与人争名夺利，势必会广结仇怨，这本身就是在贬损自我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当然为君子所不齿。
其二是以礼待人准则。在孔子看来，同他人交往与相处的根本目的或曰根本原则，乃是为了共同实现其人生之仁；而礼作为社会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完成仁的必由之路。基于此，同他人的交往与相处，自然理应始终坚持依礼而行、以礼待人的基本准则。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真正建立起友善的人际关系，并营造出和谐的生活氛围，从而共同实现其人生之仁。
这方面的具体例证，首先就是《论语?颜渊》所载子夏曰——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其意是说，矢志追求仁道的君子，时时处处依礼而行，始终坚持以礼待人；因而在与他人的交往与相处中，自然总会建立起亲善和谐的人际关系，彼此宛如兄弟一般，从而更好地实现其人生之仁。
此外又例如《礼记?礼器》所载，“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这同样是在讲以礼待人的问题。其意是说，君子以礼待人，所以对外能与他人和睦相处，对内又不会招致怨恨；从而为实现其人生之仁，带来良好的生活环境与氛围。
其三是“中庸”准则。在孔子看来，“中庸”作为其仁学的方法论，自然又是其“待人”观的基本准则；与他人的交往与相处，自然理应始终依中庸而行之。具体而言，就是在始终坚持仁道这一大前提下，依据当下的时境特点，妥善把握自身与他人关系的均衡点，无过而无不及。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来说，既不可搞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又不可搞无视个体的极端集体主义；从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来说，既不可取消各自的独立性而搞合二为一，又不可彼此尖锐对立，甚至于不共戴天。孔子对此的概括性表述，是《论语?子路》所载孔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其意是说：君子以“中庸”待人，所以既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同时又能相对保持其独立人格；小人反中庸而行，虽然表面看来，彼此似乎形同一体，不分你我，但是彼此却不能真正和谐相处。
“中庸”作为孔子“待人”观的实践准则，还表现在了以礼待人方面。孔子所强调的以礼待人准则，并非是对礼的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必须始终依据“中庸”准则而行之。具体而言，就是在始终坚持仁道不动摇的大前提下，根据当下的时境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在前面孔子的“礼乐”观一节中，对此已做过具体介绍，这里不复具述。
四、孔子“待人”观的人格素养要求
为了确保其“待人”观能够真正付之于实践，孔子认为，作为其实践主体，首先应使自身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人格素养。
其一是爱人之心。在孔子看来，普遍关爱他人的博爱之心，乃是君子的基本品性与德行之一，同时又是其“待人”观，对实践主体之人格素养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基于此，孔子不仅明确主张仁者“爱人”（《颜渊》），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从幼年时期做起，努力培养“泛爱众”（《学而》）的博爱情怀。
在孔子看来，只有具备了普遍关爱世人的博爱情怀，才能在与他人交往与相处的过程中，自发地一贯以爱心待人，并始终自觉坚持与人为善的基本准则；从而为实现其人生之仁，普遍建立起相互友善的人际关系，并营造出和谐融洽的生活氛围。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孔子家语?贤君第十三》）
其二是诚信之心。在孔子看来，诚信乃是人生的立身之本，是君子所必备的基本品性与德行之一，同时又是其“待人”观，对实践主体之人格素养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孔子反复强调“主忠信”（《学而》《子罕》《颜渊》）。孔子这里所谓的“忠信”，其含意基本也就相当于后世所谓的“诚信”。此外孔子还又强调，诚信之心的养成，必须从幼年时期做起，其重要意义，甚至超过了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学而》）。
在孔子看来，只有具备了诚信之心，才能在与他人交往与相处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与他人彼此信任、相互友善，从而更好地共同实现其人生之仁。否则，这一切均将无从谈起了。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
此外，也只有养成了忠信的品性与德行，才能在与他人交往与相处的过程中，始终自觉坚持以礼待人的基本准则。这也就是《礼记?礼器》所载——
忠信，礼之本也；
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行）。
其三是敬让之心。在孔子看来，敬让以待人，这既是君子的基本人格风范，又是其“待人”观对实践主体之人格素养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修己以敬”（《宪问》），“君子无所争”（《八佾》），并高度赞誉泰伯“三以天下让”（《泰伯》）。
孔子的“礼乐”观认为——
所以治礼，敬为大。（《礼记?哀公问》）
（天下之礼）致让以去争也。（《祭义》）
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只有真正养成敬让之心，才能在与他人交往与相处的过程中，始终自觉坚持以礼待人的基本准则，从而为共同实现其人生之仁，营造出良好的生活环境与氛围。所谓敬让以待人，具体而言，也就是孔子所谓——
“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兴）让。”（《礼记?坊记》）
“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卑己而尊人。”（《表记》）
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和礼。“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
孔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成至圣先师”，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孔子追求的“礼”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孔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就是校正等级秩序，达到贵贱有序。这体现了他政治思想保守一面。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为基础，以立人极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在思想方面的成就非常巨大，他不论在道德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在教育方面、美学方面、史学方面、旅游方面以及人生观念上都有着其自身的思想成就。
在道德和政治方面，孔子主张仁说和礼说，主张个人层面上“仁”和“礼”的道德修养和品行，主张以德、礼治国。他强调人道主义，同时也强调建立一定的秩序和制度。而孔子的这些思想适用于任何时代，从中可见孔子在思想方面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在经济方面，孔子崇尚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主张在利和义两者中应该更为重视义，在获取利益前要考虑所做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孔子还重视民生，强调先使百姓富裕再施行教化。
在教育思想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认为每个人都能接受教育，并创办私学，大量招收学生，打破了当时教育方面的垄断。他还提倡因材施教，主张根据每个人的天赋、兴趣进行不同的教育，强调学生自我思考，教师只需对学生施以引导。
在美学方面，孔子主张“美”和“善”的统一。他提倡将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两者结合，将文学艺术作为促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在史学方面，孔子主张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研究，强调研究历史时要重视事实依据，同时极为反对表里不一、名不副实。孔子曾周游列国，拥有丰富的旅游经验，也因此，在旅游观念上他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他提倡文化旅游以及感悟山水等自然景物的的旅游，较为注重感受旅游所感受的各种“美”。同时孔子还主张旅游要适度，反对过度旅游。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其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道德标杆，这个标杆鞭策着后人，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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