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度与自杀或许无关，但报道用语会影响自杀率｜世界预防自杀日
太长不看版世界每年80万人自杀。因伦理性争议太大，学术还是媒体界对自杀要不要讨论，怎么讨论都是模棱两可的。曝光度与自杀率的关系虽然不明朗，但是对自杀新闻的渲染、煽情、美化、浪漫化等手法会引起自杀率的升高。社会群体和个人，都是可能自杀诱因。群体研究在自杀相关问题上更有研究价值（个人观点）自杀可以预防，合理排解可以消除自杀倾向。
这个数据是痛心的，是值得关注的。
刚刚看到果壳的推送，才知道今天除了是教师节以外，还是世界预防自杀日，正好前天的文章提到了这个现象，想说说自己的一点想法。果壳的立意是，自杀可以被预防和阻止，预防自杀第一步，是让自杀能被公开讨论。有自杀行为或想法的人常常被认为是脆弱的、无能的、自私的，而因此被责备、被歧视，而不是被帮助。有时候，这种歧视还会延伸到自杀者的家人身上。社会大环境对于精神障碍和自杀行为的歧视，导致许多人不敢也不愿为此寻求他人的帮助。 对于自杀的避而不谈，意味着很多有自杀想法的人把想法埋藏在自己心理而不去寻求帮助。能够公开讨论这一话题，是支持这一人群的第一步。
——摘选自果壳
笔者个人也这样认为，对自杀行为的闭口不谈并不是降低自杀率的有效手段。
初听到这个数据可能并没有感觉，维基百科对世界自杀率有统计。
数据来源于维基百科截图
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格陵兰，每10万人中，就有117人自杀。亚洲国家韩国最高，38.4人，排名世界第3，中国约在54名。
自杀研究最出名的应该是涂尔干（有译为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对经济好转时期的自杀现象进行了研究，十分经典。他把自杀分为利己性、利他性、异常性自杀（失范）、宿命性。他的理论侧重于社会关系结构本身，以及网络中的个人如何嵌入到保护性利益生产之中。因此，可以说社会关系既包括社会支持，也包括社会危害。
他从统计自杀率看出，一个稳定的社会自杀率是常态，也就是说自杀率不会随着时间而有大幅度的增减。图是欧洲的自杀性别比统计。
图片来源于涂尔干《自杀论》，公岛乔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杀其实并不是非常态社会现象。
自杀并不只是冷冰冰的统计数据，没有温度的报道和研究，只会成为自杀的诱因。
大众传播强效果论普遍认为，媒体的内容对大众观点有着极大的影响，比如媒介培养理论、媒体暗示效果，所以暴力、色情内容需要适当控制。
但是没有直接数据表明，曝光度与自杀率有着直接联系，相反，对自杀的无视会导致社会冷漠，诱发自杀倾向。
但是，媒体用语和报道角度与自杀有着密切联系。
媒体暗示效果
有研究表明，媒体对自杀新闻的大肆渲染对于一些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具有强大的暗示、诱导性，甚至成为自杀的直接要因。比如玛丽莲梦露之死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自杀率出现小幅上涨，Stack（2005）通过回顾自杀暗示的相关文献指出，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自杀案例与“媒体对榜样人物自杀的播报” 有关。
国内传媒大篇幅报道张国荣死讯后，4月份香港共有131宗自杀身亡个案，较3月份增加32％，在这些自杀案中，死于跳楼的占32％，在所有自杀方法中比例最高。在当月的自杀者当中，有几名死者轻生前留下的遗书中，清楚写明其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
有数据显示，虽然世界自杀率统计来看，女性自杀率低于男性（中国不是），在青少年年阶段，女性更容易受到媒体暗示效果影响。
那媒体的自杀报道真的是禁地么？当然不是，但是为了追求点击量和收视率，大肆渲染刺激性画面，动不动震惊体显然是不可取的，英国BBC制作人报道守则的一项规定或许值得借鉴：自杀是一个正常的新闻题材。不过若按真实情况报道自杀消息，会有可能引致他人模仿。报道时应避免美化自杀或简化死因，也不应令受影响人士更加悲伤，照片和自杀方法的细节也不应刊登，尤其是当该方法并不常见，小心报道的用词亦十分重要。
模仿理论
1774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中，主人公维特为情开枪自杀，小说面世以后，许多青年男子用同样的方法结束生命。因此，该书在某些地区被列为禁书，“维特效应”亦被用来专指模仿自杀的行为。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青少年自杀案例已经翻了三倍，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压力，也容易对文学影视作品中的自杀行为进行模仿，近年来的“直播自杀”的事件中，就暴露了相关问题。
尼泊尔企图自杀是违法的，会被监禁或罚款，因此，尼泊尔自杀的统计数据都偏小，很多宗教教义中，自杀是违背宗教信仰的行为，也会对自杀率有一定的影响。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日本的自杀情况。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2009年初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该阶段，连续12年日本每年有超过3万人自杀。2010财年，日本分配了124亿日元用于自杀预防资产，次年自杀人数才低于3万人。
有人指出，这与媒体过度美化自杀有着很大关系。除了自杀森林，自杀卧轨专线山手线，自杀专列，自杀直播，自杀预告等花样层出不穷。比如《挪威的森林》，比如最近的日剧《性命出售》。
日本对于自杀的美化还有传统文化根基，比如日本的剖腹文化，日本社会对自杀的态度很“宽容”，在很多场合自杀在道义上被视为一种负责任的行为以外，比如切腹被看作是对战争失败或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正当回应。新闻狼人：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学：在日本活捉内衣偷拍大叔后的一些理解
不过，笔者再查一下中国的数据后也是很吃惊。中国也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国际平均数的2.3倍，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国际平均自杀率为10／10万。中国是唯一女性自杀率显著超过男性的国家；中国农村人口中的自杀率为城市的三倍。
笔者的认知中，与同性恋、艾滋病一样，自杀被划归到“耻文化”之列。为什么中国自杀率这么高呢？
中国的数据中，女性和农村人口是值得注意的2点。根据笔者阅读到的资料，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农药。农村地区农药这种物品可以说是小农经济体制下，家家的必备之物，药品的易得性降低了自杀的难度。笔者小时候就经常听到喝农药自杀的事件。
女性地位低下，出路太少。2009-2011 年间，中国大陆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十万人9.8例，降幅达到 58%，已然跻身自杀率最低的国家之列。尤其是农村女性自杀率，降低了90%。
中国心理医生太少。几年前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国大陆仅有大约9,200名心理医生。而美国的人口不足中国大陆的四分之一，却有大约34,500名心理医生和60,000名心理学家。
（来源于维基百科，仍然不知道怎么处理链接问题。。。）
但是为什么研究者这么少呢？中国社会研究者还没有关注到自杀这一现象以外，起背后的难度与伦理道德更是学者们担忧的。
每年自杀人数80万，而自杀未遂人数是自杀死亡人数的许多倍。在一般人群中，自杀未遂是最大的自杀风险因素。三分之一自杀完成的人，在此之前有过至少一次的自杀尝试。
自杀并不是一串冷冰冰的数据，而是鲜活的生命。
所以，对预防自杀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其难度非常大。主要体现在：隐蔽性、案例稀少、伦理束缚等。
自杀诱因太复杂，学者对自杀的研究不可能只在分析浅层的数据统计，个人情绪是有张力的，但是张力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千差万别案例选取时有非常大的局限。
个人生活史研究和深度访谈是一个很好的手段，但是自杀未遂的人群，也不愿意再提起，鲜有站到公众面前谈自己的经历。在自杀既遂案例中，受害者家属是唯一能说明白自杀既遂人员的生活状态，但是愿意接受访问的家属，需要背负太多的心痛，访谈难度也很大。
学者在研究该课题时，伦理束缚太多，程序极度严格。因为这是一个关乎人命的研究，无法试错。
研究后的注意唤醒，是否会引起自杀率提高，也是学者顾虑的点。做研究是为了降低自杀率，但是如果因为自己的研究，形成了“暗示效果”就适得其反了。
社交网络的结构和内容决定了他们在预防自杀方面的作用。具体来说，社交关系不仅是社会支持的渠道，也是反社会行为的渠道，如自杀行为。来源于：Abrutyn S & Mueller AS. Are Suicidal Behaviors Contagious in Adolescence?: Using Longitudinal Data to Examine Suicide Suggestion [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4,79(2):211-227.
所以，正确使用媒体，正视自杀现象，才是预防自杀行为的正确方式。国内有哪些专业的自杀干预机构？
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免费热线电话800-810-1117（座机）、010-8295-1332（手机、IP和分机用户）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热线 （24小时开通）：800-810-1117（座机）、010-8295-1332（手机、IP和分机用户）热线以外的协助，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网站有在线的心理咨询（需注册，反馈速度不明）。机构还创办了自杀（者）亲友会，不定期的举办活动，也是目前国内唯一设立自杀（者）亲友会的心理危机干预机构。北京回龙观的门诊也会配合危机干预做一些工作。额外提一下，这个国内最早的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创办人是来自加拿大的费立鹏教授，在国内心理危机干预的发展上他是功不可没的。附上他2006年9月10日在央视「面对面」的专访 （视频版：[面对面]费立鹏：预防自杀文字版：预防自杀专家:中国的自杀状况同国外差别很大）。推荐另两条通话质量相对较好的热线：杭州心理危机干预热线（24小时开通）：0571 - 85029595广州心理危机干预热线（24小时开通）： 020 - 81899120作者：花火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537853/answer/24922339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