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
华商(Chinese Business)
“华商”是指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全球华人中的商人。通常所说的晋商、徽商、豫商、浙商、闽商、台商、港商以及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裔商人都属华商范畴。它是与犹太商人、阿拉伯商人并列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背景的商人群体。
顽强拼搏精神。面对各种挑战，只有顽强拼搏，鼓起勇气，以坚忍不拔的斗志、昂扬奋发的干劲，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李嘉诚创业之初，只知不停地接订单及出货，忽略了质量控制，致使产品愈来愈粗劣。结果引起退货并要赔偿，工厂收入顿时急跌。加上原料商纷纷上门要求结账还钱，银行又不断催还贷款，工厂被逼到破产的边缘。但他没有气馁，永不放弃。2009年最终成就了1万亿港元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1987年，宗庆后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带领一个校办企业的两名退休教师，凭着14万元借款，通过不懈努力，最终铸造了今日“娃哈哈”这个民族品牌。
恪守诚信精神。“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企业也是如此。可以说：诚信是一个企业的生命力和核心竞争力所在。1985年，海尔集团公司总裁张瑞敏刚到海尔工作时，发现有76台冰箱存在缺陷，为了消费者的利益和工厂的信誉，张瑞敏毅然决定把这些冰箱全部砸掉。26年来，在他的带领下，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超千亿元的集团公司。
勤俭节约精神。一个创业者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就不能完成原始积累，开创自己的事业；一个企业家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美德就不能带领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行业的领军者。2005年，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与应邀赴港的贫困大学生交流。他告诉同学们，他到香港40余年，没上过一次歌舞厅，没去过一次夜总会，现在每餐半碗饭、一点肉、一点青菜，一餐消费10元钱。当天，曾宪梓与贫困大学生共进午餐，饭后，他亲手将桌上没吃完的点心打包。李嘉诚，王永庆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对他们来说财富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一生勤俭节约，仍恪守勤俭节约的美德。
大爱无边精神。企业越大，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大。华商企业家尤其是身份在亿元以上的企业，他们致富后，时刻惦记着他人生活的冷暖和安危，经常伸出援助之手资助他人。著名印尼华侨、慈善家、互益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宋良浩先后为祖国大陆捐资数十亿元人民币，他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篇华侨爱祖国的光辉篇章。
一、华商文化的渊源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华人不论持有何种国籍或漂流、居住在世界哪一角，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在语言、文化、教育、风俗习惯、乡土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形成不同地域的海外华人社会，特别是第一、第二代华人，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保留并不影响他们适应各居住国文化及对居住国的忠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则给了海外华人一笔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的适应与保留使海外华人以特殊的精神素质克服事业上的各种困难，并获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功。
在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华人已被同化。然而即使是在一些实行同化政策的国家，华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种族上都是难以消亡的。文化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虽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但却同时具有自己的一定独立性和相对稳定性，甚至可能在经济基础改变后还保持并延续相当的时期。事实上，这也是文化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民族的特征，作为区别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的主要特征的原因。追究华商文化的渊源，就其所保留的中华民族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缘”文化，即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则是指以家属经营为中心的经营形态。在传统产业中，华商大多为家族式企业，并在居住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居住国可谓优势所在;地缘关系在华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亚洲地区许多华商在各个行业中不仅占居住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在亚洲地区各华商间进行合作，从而在许多行业因地缘关系占绝对优势;业缘也是华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在华人社会根据业缘关系而相互帮助共谋发展的事例尤为突出。在重视信用的华人社会中，华商间的相互信赖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合作的基础上的。就企业资本构造来看，华商间的合作关系是华人大企业集团之间相互持股、合并或以资本参加的方法新设企业等建成。总之借助“缘”文化，使华商在经济活动中增加了凝聚力、亲合力和竞争力。
其次，儒教文化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其必然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价值。海外华人作为中国移民，特别是第一、二代移民，他们曾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这是不可否认的。孔子的中庸、忠恕、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的华人精神中，指导他们的经济思想及活动。儒家文化的“以人为中心”、“协调人际关系”、“勤俭节约”、“注重教育”等美德对企业的凝聚力的增强以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无疑都霎擎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慈善文化的弘扬。中国自古就有重文轻商之理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商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古代中国，也存在于华人所在的各个国家。为此，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受中国佛教、道教道德修行的很深影响，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在取得相当的经济地位之后，以经济实力为基础，通过捐赠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来追求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企业的知名度得以进一步的提高，如著名华商陈嘉庚、李嘉诚等就是很好的范例。
二、华商文化的异化
从理论上来说，华人文化虽然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延续，并具有特定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但华人文化在海外，在居住国从一开始即已脱离了华人文化的母体—中华文化的诞生地及中华文化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一中国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华人一开始便把中华文化移植到海外，即华人的居住国，其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被制约和促使发展文化的乃是居住国的政策和经济基础，而存在于各个不同居住国的华人文化则因华人同化以及居住国的经济、政治状况不同而具不同的特征，也可谓各具异化了的华人文化。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并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东南亚各国政府普遍实行扶植原住民经济而限制、排斥华人经济的政策。为此，华商的经济活动被压制，华侨被迫放弃自己独有的文化，受到同化于居住国社会的压力。就教育面而言，华语教育被禁止，改用居住国语言接受教育，华商在战后的东南亚各国不被允许对中国人的认同，至少在表面上迫使华人接受居住国文化、采用居住国语言，并常常改中国名字为居住国名字，华人的经济活动也不得不受居住国社会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移民第二、三代的出生则进一步促进了华侨与居住国的同化。这些华人后裔出生后就被用居住国的语言和文化培养起来，受的是居住国的公共教育，对于这些华人后裔而言，他们对中国文化并不具有很强的亲近感，就自我感觉而言，也自认为是居住国的公民，在他们身上由于受到来之家庭及社会二种截然不同文化的教育，从而使华人文化得以异化。现在东南亚各国的中国人并非都认同自己是华侨，而只认为自己是已被同化了的华人而已。
然而二战后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也并非完全融合、同化于居住国社会，这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各国所采用的对华侨的政策是扶植原住民而压制、削弱华侨的经济实力，推行同化华侨的政策也只不过是为了阻止来之于华侨社会的威胁。在此，与华侨与原住民在文化上被同化完全不同的是在经济上则被明确地被区别对待。对此，华人所采取的对策是积极学习、接受西方文化，注重对后辈的教育，培养出一代新的华人精英，以超越居住国的文化教育。为此，他们比原住民更早具备西方化、现代化的条件。同时与差别化不同的是华商的经济背景也是他们继续持有自己是华人这一意识的主要原因。尽管华人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但东南亚华人的经济实力与居住国原住民的经济实力相比仍具有很强的优势。因此，华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华人意识。对这些华人来说，要进人居住国贵族或政治精英的通路被封锁，但他们大多为居住国的经济精英或中产阶级。与一般经济地位不高的居住国原住民相比，华人则持有都市上、中流阶层的意识。对此，东南亚各国在对华侨进行压迫的同时又制定出各种政策以利用华商的经济实力。各国华侨在融人，被同化居住国社会的同时仍持有已被异化但又区别于居住国文化的文化，这些异化了的文化又因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呈现出地域差异。在北美、欧洲及大洋洲的发达国家，华人文化的同化是以适应并吸收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在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则以适应并部分地吸收不仅是当地原住民文化，而且还包含已渗透于当地的西方文化，这是因为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曾长期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西方文化对这些国家影响很深，对华人也有较大影响。
三、华商的东西文化合壁
东西文化各具特色，中外文化各有所长。新一代华人企业家(华裔二、三代)多通晓当地语言和西方语言，有较高的当代文化科学知识及多国联系，具有多元文化的素质和开阔的视野。华人文化的适应与保留无疑成了东西文化结合、中外文化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中华民族的亲缘文化与西方当代企业管理文化的有机结合，不仅确保了华人家族企业的长久繁荣，而且有利于这些企业向现代化、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在此，香港、新加坡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发展也归功于此。新加坡独立30多年来推行英语教育，成效显著，它对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制度、促进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今日在东南亚社会的华人特征与其说其具有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征，倒不如说其凄琴有向西方化、现代化过渡的特征。
在此，这种具有华人社会西方化、现代化的意识的华人在其经济成功的背景下，不仅具有模仿西方现代化的能力，而且具有亚洲独特的现代化模式。以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重新评价华语为特征，华人社会在尊重合理性、效率等普遍价值观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予以重新评价和精炼，形成了一种既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又不等同于当代西方文化的一种新的华人文化，这是一种具有以“舒畅的个人主义”为行动原理的亚洲特性的大众文化。这种动向作为亚洲新兴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力量的各国华人都具有这一新的华人特征。而且，这不仅局限于华人同事之间平时的交流，并通过报纸、电影、电视及卫星网络这些现代化媒体的强有力的普及力影响着华人社会，甚至于中国本土的中国人。华人通过对异文化的适应及接受，形成了有别于中国本土的意识和认同。
华人经济发展史及文化的异化表明，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中外文化兼容并存，不仅丰富了世界的多元化，而且适应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主要源自于西方的科学化管理，是一种有意识、有组织、有目标的规范和约束行为。但是，管理除了特定的目标，如企业增加收益、占领市场等外，还有一般性的目标，这就是建立社会秩序，促进文化的发展和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等，由于现代管理缺乏一个对深化管理目标和方法的管理哲学向度的确切认知，导致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兼并化危机、机械化危机、社会性危机和呆滞性危机等许多危机的出现。
华商文化所崇尚的重家族、重群体、重社会、重国家和轻个人的伦理观念，以及忠于国家、尊敬长者、勤劳敬业的道德规范，还有在企业管理中所推崇的人本思想、德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实际上体现了华商的管理哲学，相对于西方理性的管理精神，华商文化中蕴含的以实现人性为重点的个人管理、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的人文精神，自成一套卓然独立的人性主义的管理体系。这种体系着眼于精神层面的内容，注重人性的舒展和精神的内涵，强调长期的社会公利而非短期私利。
无疑，相对于西方的科学化、理性化的现代管理，华商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是对它的重要补充，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有其独特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华商文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企业获得成功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西方的“对物不对人”的科学化、理性化管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开始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弱点，人们开始将管理的目标由物转移到了人之上，由以物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把管理的重点主要放到了对人的管理。华商管理哲学中的人本思想给人们开创了管理的新境界，企业的管理者们开始逐渐由过去单纯地以硬性管理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变为重视对人性的激励和人才的培养上，这种管理方式的转变给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以人为本”的中心理念和价值观，投射到现代管理功能、管理目标和管理方法的架构上，就能够显现出发挥人性、开拓人力的管理特色，能够弥补西方管理的弱点和不足，通过人的自内而外的潜能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实现管理目标。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本主义管理哲学，不是以促进和改良科学管理为终极目标，而是以改善社会的运转机能，提高人的生存价值，以促进人性社会的实现为主要目的，从而不但体现了其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其社会价值。
2、华商文化的“无为而治”思想是现代管理的最高境界。
“无为而治”就是“没有管理的管理”，是一种“德服”，即管理者通过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对下属的道德教化进行管理，用典范的形象形成良好的环境，让人们在榜样的感召下自觉地行动。
它强调管理行为的超脱、适度、使众和感化，注重身体力行和实践表率作用，重视互助、互信和忠诚的责任和德性的道德理念，顺应人性的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建立和调和。“无为”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一种“身体力行”，“上行下效”，是以德服人，用榜样的力量使人信服，达到管理的目的。与西方管理中的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权威的力量使人服从，从而达到管理目标相比，“无为而治”无疑是更加高明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具有更高的管理效能。作为一种管理艺术，它越来越引起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的重视。
3、华商文化大一统的整体观念在现代管理中具有宝贵的社会价值。
华商文化提倡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德行合一、诸权一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在企业管理中，一方面是把企业视做一个大家庭，企业应该具备一个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建立和培养企业的共同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将群体意识注入企业文化中，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恪尽职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造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相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华商文化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将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凝聚力和更强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大一统的整体观念还体现在把企业视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企业在从社会获取收入和利润的同时，还应该回报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为社会创造财富，企业应该将自身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紧密协调，应该努力与整个社会保持协调发展。这种理念有助于增强和培养企业及其员工的社会责任感，使企业和员工在参与经济运行的同时，不忘维护社会风尚，遵守社会道德和社会风范。与西方把企业仅仅当做单一的投入产出体，毫无顾忌地向社会夺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相比，华商文化所倡导的大一统的整体思想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
4、华商文化的“人和”思想是现代“双向对称”管理模式的真实体现，是未来企业激烈竞争的“调和剂”。
华商文化一直强调和为贵，主张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下求发展。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双向对称”思想正是这种“人和”思想的体现。该思想的核心是，企业公共关系的最终目的是在公司与公众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要求公司一方面将信息传播给公众，另一方面将公众的意愿和信息反馈给公司，以便公司吸取民意，为调整、改善自身找到依据。通过这两方面的交流形成双向沟通，对称平衡。由此可见，“双向对称”旨在创造一个良好的和谐的环境氛围，树立美好的形象，广结良缘，广交朋友，减少摩擦，化解冲突，创造“人和”的社会关系，以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与合作，这正是华商“人和”、“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世纪将面临国与国、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生存空间的减小，对市场和资源的瓜分，将使得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需要一种文化，来缓解一下“竞争”的压力，消磨掉一些“竞争”的锋芒，使由竞争带来的紧张人际关系得到和谐。由此化解各种引发灾难的问题，把战争的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从而消除带给人类社会重大灾难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商文化所强调的“人和”对于新世纪的社会正常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海外华商网络(OverseasChineseBusinessNetworks，OcBN)是指海外华人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五缘”文化关系为基础和纽带，并依据中国传统文化不断扩大或维系的经营关系网络。
随着华人业务的不断扩展以及战后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再移民活动，网络的规模和范围日趋扩大，即从方言群扩大到整个华人社会甚至其他种族。从原先的“中介商”型网络向“资金技术先进”型网络转变，最终形成一种以海外华商为主并兼容其他族裔的全球性经济网络。海外华商网络将华人企业编织进了广泛的国际商贸市场，有效拓展了其海外投资的市场空间，加速了华人资本的国际化进程，并且也深刻改变了海外华人企业的资本运作方式。
一、海外华商网络的结构与特征
1、海外华商网络的结构
中国儒家人伦所规范的传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它是构建海外华商网络模式的理论基点。在这种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即以自我为中心，“按照所承担的不同程度的义务，人们被划入表示不同的可信赖程度的同心圆的各层中。”在个人层面上，其社会网络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个同心圆所组成；在社会意义层面上，则是以家族企业为结点，以社会关系为经络，依据社会关系的亲疏等级为个径编织的同心圆。无数个同心圆相互交织、渗透，构成了海外华商网络的总体结构。因此，家族企业既是海外华人经济的最基本单位，也是构建海外华商网络的核心。
一般来说，海外华人家族企业通常按照亲属关系——宗族关系——地域关系——种族关系的先后顺序处理与其他企业的联系。
如果潜在的经济预期大于与其他种族合作的成本时，华人甚至会与圈外的“非华人”形成合作关系。
如果从网络结构的组合方式上加以考察，又可细分为相互对应的三组类型：(1)松散式网络与紧密式网络。松散式网络是指相互独立的企业由于共同的经营需求而组建的非组织性竞争协作网络，如菲律宾施氏家族的百货连锁业集团WhiteGold六个子集团。虽然之间互有竞争，但对外采取一致的战略，比如，在采购上。统一订货以获取较大折扣；在资金融通上，互为倚重，相互扶持。紧密式网络则是指企业之问通过相互参股、交叉出任董事等形式而构建的组织化网络。如菲律宾杨应琳的黎刹商业银行与薛敏老、李彼得的中兴银行相互参股、互派董事，形成所谓“财阀加闺阀”的庞大网络。
(2)衍生式网络与共生式网络。衍生式网络是指脱胎于老企业(母体)而独立发展的新企业(子体)，与原来的老企业之间所结成的网络联系。如马来西亚的丰隆集团本来与新加坡的丰隆集团同属一家，后来因新、马分为两个国家而各自独立，但是，目前，新加坡丰隆仍控有马来西亚丰隆5096的股权，马来西亚丰隆则持有新加坡丰隆20%的股权。
共生式网络则是指原本并无相生的企业因某种业联系而结成的共生关系网络。如马来西亚的成功集团(40%股权)、成功南岛(25%股权)、高桥集团(25%股权)和绿野集团(10%股权)在香港共同组建“成功工程建筑有限公司”，投资江苏省南京长江第二大桥的建设。
(3)单一式网络与混合式网络。单一式刚络是指同一行业的企业通过相互承担义务的联系所建立的稳定的供应与销售网络。如郭鹤年1994年联合林绍良的林氏集团共同发展糖业，由林氏集团在印尼的南苏门达腊提供2倍于新加坡面积的土地发展蔗园，而郭氏集团则提供蔗糖生产技术和经营行销网络。混合式网络则是指不同行业的企业通过合资、参股、借贷等形式所组建的利益共同体网络。如泰国盘谷银行集团为郭鹤年、林绍良、黄廷方三大家族提供资金支持，而三大集团又反过来支持该银行在东南皿发展。
2、海外华商网络的主要特征
(1)民间自发性。早期华人移居他国，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惟有自发凝聚成团，相互扶持。这些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维系起来的宗乡会馆，构成了海外华商网络的中枢，华人以此为依托可以很方便地获取资金、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因此，从形成过程来看，海外华商网络中的交流合作基本上是以散居在各地的华人民间企业之间相互投资贸易的形式进行的，并非某种政治上的安排，各方完全按照市场原则自发开展经济合作，它实质上是一个依据民族亲和性、互惠互利而自然形成的松散性协作经济网络。西方国家大肆宣扬的“大中国经济圈”、“中华经济共同体”是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2)互惠互利性。东南亚国家是海外华商最为集中的地区，但大多法律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完善，基础设施相对不足，华人企业面临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而对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华人企业而言，独立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可能更多。通过华商网络，可以实现企业间信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资源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孤立状态下经济运行可能遇到的障碍，如国家的紧缩政策、资金及物资管制、那壁垒等.减少经营风险，晟终实现“双赢”。郑学益(1997)在深入研究印尼华人企业的基础上认为华人企业之间要实现“双胜共赢协作”主要取决于4个前提条件即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商业网络；有较高的素质，富有经营管理能力；信誉良好；具有重公利的价值取向。其中前2个条件能保证合作有效，取得收益，为双方利益得到保证；后两个条件是从思想上尊重对方，照顾对方利益。
(3)开放包容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外华人经济力量的迅速膨胀以及华人企业家文化素质的提高，相互之间的网络联系开始突破原有的帮派藩篱而日趋国际化、开放化。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相继成立70多个世界性的社团组织，最具代表性如世界华商大会、世界儒商大会等；二是网络的使用语言己不再局限于各种方言，中文普通话和英语己经被普遍使用：三是华人网络资本出现多型化结合的态势，包括从式(华资+华资)；.AB式(华资+所在国土著民资本)；Ac式(华资+国际资本)；AD式(华资+所在国土著民资本+国际资本)等多种形式；四是基于最新通讯科技与电脑网络技术的“世界华商网络工程”，1995年在新加坡建成联网并启用，使各国华商之间的业务联络更为便利、快捷和有效。
(4)灵活高效性。人际信用是维系华商网络的基石。信用是网络联结的指示器和试金石，它是促成网络的动因：信用作为契约的替代和回报的担保，它又是网络运行的必然结果。这种双向互动关系直接导致海外华人在交易活动中实现高效率和低成本，从而也促使海外华商网络在此支撑下不断得以扩张。陈衍德(199)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欠帐赊帐关系，是华人商业网络得以建立、运转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能欠帐的好处是自己不要有什么资金缺乏而拥塞。这种我欠你，你欠他的债务链，完全是以相互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有时一个电话，就可以做成上百万元的交易，而无须任何文字凭据。”这种灵活高效并富有特色的经营方式，不仅增加了海外华人企业的利润额，而且也加快了其资本积累的速度。
(5)被动从属性。中国历史上的海外移民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内在需要，客观上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拓殖海外市场的结果，从而决定了华商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被动从属性的特点。就发展层次而言，海外华人经济中商业资本占有较大比重。制造业相对薄弱，因而投资具有明显的短期性、流动性和泡沫性，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技术发展水平低，资本结构的脆弱性显著。
二、海外华商网络的经济效应分析
l、海外华商网络是拓展海外投资市场的有效途径。
华商网络增强了海外华人企业对外投资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于它是“穿越政治和非关税壁垒的天然孔道”，进一步加强海外华人企业间资金、信息、业务上的联合，起到传递信息、融通资金、降低交易费用、规避风险等作用，而人际关系网络中相关交易成本的降低又是促使海外华人企业敢于向新市场进军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1993年，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告诫过，经济网络的联系有着相当大的潜能，为商业上的来往奠定基础。如果新加坡不利用华族往来扩大和掌握这些机会，那将是愚昧不堪的。对此，美国学者吉姆·罗沃在其专著《亚洲的崛起》中评论道，“李光耀敏锐地发现，依靠华人经济圈，小小的新加坡就可以把触角伸向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积极倡导马华两族经济合作，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华商网络，协助马来人企业家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
引人注目的是，随着华商网络国际化趋势的加强，海外华人的“亲属和资金不断流入加拿大一美国——澳洲这一弓形地区，正在形成下一世纪的一个强有力的势头。”单纯(2000)据此预测由于华人商业网络的存在和这些国家的现行移民政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华人与东南亚华人之间在资产与人数比例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未来美、加、澳等国的华人经济繁荣将取代东南亚华人经济繁荣。
2、海外华商网络是实施产业扩张的发展平台。
欧美企业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海外华人企业的投资产业多为不动产、民用消费品以及技术含量不高的电子消费配件。然而，海外华人企业不仅能够凭借这些低效产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稳定地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而且还取得了较高的收益。成绩应当归功于华商嘲络的功效，即海外华人企业通过外部网络的有效运用，以市场优选效益的寻求，克服其产业技术水平和规模效应不足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华商网络的存在，使海外华人企业运营的交易成本大为降低，增加安全系数，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它们可以直接参与新型产业上游产品的销售并很快引进技术，进行高效投资生产而不必通过产业二传手的梯度转移。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对产品和服务追求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态势下。企业需要对市场不断做出灵活反应，而华商网络则为这种灵活性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
3、海外华商网络是筹集资金和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
在华商网络的作用下，在海外华人世界中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企业组合形式——关联企业。不同于一般的合作伙伴，这些企业之间是有组织联合而成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不同于封闭的企业集团，关联内企业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华人企业利用这种关系联合体，互为犄角，互相支持，不仅便于大规模筹集资金，迅速扩展经营规模，而且也可以在投资决策所需资讯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克服市场困境，选择安全投资场所.最大限度地规避孤立状态下的投资风险。最擅长此术的当数马来西亚郭鹤年的郭氏兄弟集团。该集团目前已与新、马、港等地许多企业集团建立密切关系。形成本地区最大的企业网。在其主要海外投资地都有合作伙伴，并且它们均都是亚洲最有势力的财团。如与林绍良的二林集团合资经营位于印尼龙目的种植园和糖厂，并开展白糖进出口贸易；与香港首富李嘉诚于1991年共同注资中信泰富，直接加入收购大昌的行列，同时联手在中国大陆投资上海不夜城建造等房地产项目；与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合资经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电视企业以及香港香格里拉酒店(林绍良也拥有15%的股权)等。
综上所述，网络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对海外华人企业的发展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它不仅有效地扩展了企业可以利用的资源边界和发展规模，也进一步增强海外华人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能力。但是，不能因为强调华商网络的积极性和独特性而忽视它内在的缺陷，忽视一般性的投资理性和策略。一方面，不能过分渲染或夸大华商网络的功效。李胜生(1999)研究指出这种华商网络的非正式性与非排他性，不仅不构成海外华商原初性的文化特性，同时相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因素而言，其影响力也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网络的发展不能成为谋取不法利益的工具。由于东南亚地区许多华人企业集团将“政治实权+资本家”的结合形态作为资本形成和发展的有力选择，这种与政府高官的裙带关系及其与腐败的关联，使华商网络常常被指责为导致权力寻租的根源和途径。
明代、尤其16世纪欧洲人东来以后.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和贸易规模扩大，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往海外经商和移民。
东来的欧洲殖民者.其贸易方式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与其截然不同，中国商人则在和平与友善的基础上，以互利为目的进行平等贸易，他们的温顺与和平.终于比欧洲人的穷兵黩武远为有力。且因具备着商业的敏锐和远见，善于审时度势，能够及时洞悉、把握市场，很多中国商人显现出卓越的竞争能力.取得了经营的成功。这在以下两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一、善于针对市场进行选择性输出
针对东南亚市场，中国商人选择商品时.不仅考虑了东南亚各国人民对基本生活用品的要求，还注意到了殖民者入侵后，当地人民本就落后的生产活动遭到严重破坏，无法满足殖民者需要.而远洋运输又价格昂贵.对殖民者言，迫切需要生活用品这一市场变化情况，适时供应其所需工农业产品和各种物品。
史载，1571年马尼拉为西班牙人占领后，殖民政府非常希望招纳华商.当华商得知这一信息，次年就开去商船对当地市场进行考察、进行试探性贸易，据1574年出版的文献，”华商运来的货物，有些是杂碎的零星日用品，其中有菲律宾摩尔人常用的中国大陶瓮，此外尚有粗瓷、铜铁杂器。另有精细瓷器以及丝织品，乃以供应官员者”.不仅如此，他们还”带来各种货样，俾便探知售价，例如水银、火药、肉桂、丁香，糖.铁、锡.铜.纹丝、丝织品、面粉等货品，都是别国商人未曾用过，而且也未运售过的。他们更运来耶稣受难的造像，以及模仿西式精巧的坐椅......中国商人晓得带来什么货物在菲岛做买卖”.”他们将再会运来各种精美的东西，那是西班牙人所爱慕的。”可见.华商不只满足于将中国所产物品携至，亦会仔细观察“西班牙人乐用器物，比归告其国人，令之依式制作，藉此转贩”。
另有记载称，华商”十分熟悉亚洲市场情况。货主往往亲自随货出航，在停泊的港13以零售价出售.他们精打细算，谨慎，善于选择货物。他们经营许多具有传统特点的货物。这些货物是欧洲人所忽视的，如香木.犀角.乌木、安息香，樟脑和皮革等。华人还能很快地调整，适应新的时机。”这无不反映出华商经营的高明之处：他们非常重视市场信息.能够灵活决策，注意区别不同消费需要，并聪明地采取提供货样的方式探悉市场状况，善于抢占先机经营他国商人不曾涉足的商品，更能照顾到欧洲人信仰与生活习惯的特别需要。
华商也注意挑选贩卖适合欧洲人13味的各种食品。1590年马尼拉主教萨拉扎尔写道：“如果没有他们贩来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出现食品匮缺，他们擅长经商，连柴薪都运到涧内市场贩卖。”1596年～1598年任马尼拉总督的莫牙则列过一张中国商船输入马尼拉的部分食品清单.称“他们供给西班牙人小麦粉、桔子酱.桃子、梨子.肉豆蔻.生姜和其他中国水果，腌猪肉和其他腌肉.饲养得很好的活鸭和阉鸡”。此外.在菲华商”提供了无数不值钱.但很受西班牙人珍重的其他小玩意和装饰品。。
更有华商甚至拿殖民当局军事需要做文章，如1575年菲律宾总督在致西班牙国王的信中说.每年都有20至25艘华人商船来到，各种常见物资外，还有“表”.更有”许多极其精致的青铜炮.以及各种军事用品。”因熟悉市场这一优长.华商往往能处于主动、善于把握商机。随着定居东南亚的华人越来越多，他们逐渐形成潜力很大的消费市场，一些华商便及时做出反映，特意贩卖适合国人爱好和需要的商品。如1653年1月2日和1657年2月18日的《巴城日志》载.来自台湾和厦门的两艘商船中，有一批诸如中国式的纸伞、扇子.中国鞋等用具，还有一批所谓“中国啤酒”，”这些只有从中国去巴城的华侨才最为爱好“。再次证明.华商具有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灵活头脑.能够注意和照顾到任何消费群体的需要，只要存在商机，其触角就可以延伸到。
华商的商业敏锐不仅体现在选择商品上，还体现在撞长估测贩运商品数量上。以中菲贸易为例，华商往马尼拉大量输出商品主要是以换取银元为目的，但他们并非一味输送，而是随时注意了解当地银元储备以决定货物数量.((TheManilaGallean>)的作者舒尔茨就观察到这一点.他说：“每当中国人了解到马尼拉缺乏银元时.这一年来的船只就会减少”.这无疑能有效避免遭遇市场无力支付局面时所造成的损失。西班牙商船队长卡里略在致西班牙国王的信中也写道：”中国商人在商业上是如此精明，如此敏锐，以致于他们知道英国人需要多少商品，荷兰人需要多少，在日本可以卖多少货物......他们就是如此对付我们.当知道每年只有两艘船到新埃斯帕纳时，他们一般在其居留地’八连’就会有足够的货物装运这两艘船。”又如在对日贸易中，由于有时交易价格要由日本方面规定，为获取较高利润，华商还能善用时间差，为了确保其生丝能以高价在日本市场上出售。
在四.五月驶往长崎的春船上装上少量丝货.待生丝价格以较高价格议定后，再在以后夏船和秋船中.装载大量的生丝进入长崎港.便得以高价出售。
由于华商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中国商品以前所未有之规模和速度占据了东南亚市场.无论种类，数量还是重要性.都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二.能够根据市场要求进行商品创新
华商一方面大量出口深受西方人喜爱的中国传统商品.如瓷器和丝绸；一方面又不拘泥于现有种类和式样.积极、适时地调整工艺结构，仿制或创造出更多适应欧洲人文化生活、风俗习惯的商品，制造出从前在中国所没有的物品”例如瓷器。16世纪早期传到欧洲的中国瓷器，绝大多数只是普通的印有中国传统图案的餐具.其装饰多是大众化的花卉或风景。随后几年里就有了少量绘有欧洲王室印记的瓷器器皿。
16世纪中叶，更多的绘有殖民官员和冒险家个人印记的罐和碗出现，还有专门供给耶稣会士使用的器物。葡萄牙的博物馆里至今珍藏有一只铭刻着1541年出品的大碗，碗的外部描绘着欧洲的马夫.里面画着宗教图案。后来荷兰人在亚洲势力上升.其对中国瓷器的要求随欧洲市场要求增长而急遽增长，而华商为了使商品更适应市场，便与荷兰人签定订单进行生产，在数量、样式和装饰花纹上都按照欧洲市场的要求专门制造。161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在致公司董事的信中说：”这些瓷器都是在中国内地很远的地方制造的.卖给我们的各种成套的瓷器都是定制的......在中国不使用这类瓷器，中国人只拿它来出13”。
再如丝棉织品。中国丝棉织品质量之优，消费量之大屡被早期欧洲作家赞颂，说”在欧洲没有任何丝织品可比得上它”。尽管如此.从一些十六.十七世纪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华商并不因此止步不前，而是积极推进商品改造，以更好满足市场需要，并与欧洲同类商品进行有力竞争。如出口西班牙的中国丝织品，在传统样式外，“巧妙地仿效西班牙的名图案，做的极端像安达卢西亚花布，并略胜过它”.因此很受市场欢迎。此外华商还大量贩运专门为欧洲人准备的成衣，以及特供欧洲人的轻便马车和车厢里的小地毯等等。西班牙人承认.这些”在中国制造而流行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锦缎，天鹅绒、丝带.斗篷.丝袜，及其他丝织物的纺织品，不仅华丽好看，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当地人士争相购用中国货，而不再购买西班牙产品，致使西班牙丝织厂因蒙受打击而倒闭“。同时，华商也接受丝绸制品订货.如从葡萄牙人处拿到按其需要规定了规格.花样、重量的订单，然后制成输出，再次显示了其积极开拓市场的良好意识。
明代很多海外华商，通过自身卓越的经营能力获得了成功。而无论时代与市场如何变迁.他们在经营中展现的高明理念和策略.仍具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现实价值.亦将随着历史演进不断得到发展，为后人留下丰富的商业文化财富。 晋商 豫商 闽商 粤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