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纪元：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对话者

　　2022年7月5日是著名哲学家余纪元教授诞辰58周年纪念日。不知不觉中，纪元离开我们快要六年啦！但我总觉得他还在我们中间：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我的耳畔总是回响着他那爽朗的笑声，我的心中总是挂念着他来自远方的电话！2021年初，我们的共同好友、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告诉我，他和中国人民大学张志伟教授编辑了纪元的学术文集《在中西古今之间》，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才真正意识到纪元已经驾鹤西去！ 　　从文集收入的论文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中西之间，还是在古今之际，纪元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思想的对话者。我把这种思想对话看作纪元的思想从“通达”、“透彻”到“融合”的过程，这就是他从古希腊哲学的通达研究，走向对中西哲学的透彻比较，最后到达德性伦理学的最大融合。 　　一、古希腊哲学的通达研究 　　应当说，纪元的大部分著作我都阅读过，他早期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论著，包括他的英文著作The Structure of Being in Aristotle’s Metaphysics（2003），充分体现了纪元在古希腊哲学领域的深厚功底以及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深刻理解。他的这些著作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希腊哲学研究的必读书目。根据我的理解，纪元论著的明显特点就是，思路特别清晰，表达特别简洁，论证特别严谨，观点特别鲜明。这四个“特别”不仅反映的是纪元写作风格的特色，更是纪元思想深刻的表现。例如，在他的名篇《亚里士多德论On》中，他清晰地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在不同著作中对on的不同论述方法，由此揭示了“十类范畴即是on的十类种，任何一种范畴都不能是任何其他范畴的属或一个成分。它们不能互相归结，也不能归结为一个共同的东西。范畴彼此间是异质的。”（余纪元，1995:65）由此出发，他进一步说明了on的第一意义和其他意义，以及on与ousia、ti esti、to ti en einai等范畴的内在关联，最后指出，“亚里士多德对on的讨论是从范畴即on的不同类别的划分起始的，范畴划分是亚氏形而上学的主要贡献之一。”（余纪元，1995：72）文章的论述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表达上都非常清晰，不仅通过文本分析揭示了亚里士多德的真实思想，而且澄清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亚里士多德on概念的一些误解和误译，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观点。文章论证的严谨性充分体现了纪元严密的逻辑分析训练和扎实的文献分析功底，更反映出纪元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理解的深刻之处，因而该文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理解亚里士多德on概念的经典文献。 　　纪元对古希腊哲学的“通达”不仅体现在他作为一个观察者和研究者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义理分梳，而且表现在他作为一名对话者与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沟通，特别是在他对柏拉图的通种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的分析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的“通种论”研究》是纪元的本科毕业论文。在这篇独具慧眼的论文中，他抓住了柏拉图不同时期对通种的论述，指出了通种论的最大困难在于动静关系的处理上，论证了在柏拉图那里动静无法互相分有的观点。重要的是，这个论证不是借助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在这些成果之上运用柏拉图的论述，展开了与柏拉图本人的对话。在讨论动静无法相互分有的时候，纪元借用柏拉图之口反唇相讥于柏拉图，认为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关于动静关系的观点与《泰阿泰得篇》中的论述相矛盾，是因为柏拉图的理念论本身就存在困难。作者在文中明确指出，柏拉图的错误在于，“全部结果只是在于提出了抽象的逻辑根据而未见实际的解答”。（余纪元，1986）很难想象，这样大胆的结论出自一名哲学系本科生之手！ 　　我特别注意到，纪元与古代哲学家的对话不是钻入故纸堆里挖掘古人的思想，而是站在当代哲学的视角重新解读古代哲学家的理论观点，因而，这种对话是现代人与古代人的跨时空对话，是古今思想之间的碰撞和交流。这普遍存在于他对古希腊哲学研究之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的解释中。纪元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做过系统的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寻找这种幸福观的发展线索，从与柏拉图《国家篇》幸福观的对比中挖掘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论的思想根据，从古希腊伦理学中发现“活得好”与“做得好”之间的密切联系。无论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2011）还是在《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2009）中，纪元都非常清晰地向我们展现了他与这些古人的对话，并站在当代哲学的立场上对古人的幸福观做出了细致的分析阐述。在《亚里士多德论幸福：柏拉图的〈国家篇〉之后》一文中，作者比较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幸福观，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亲密的哲学亲缘关系”，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克伦理学》展现的两种幸福观的对立就是柏拉图哲学王悖论的另一激进程度较缓和的表现形式。他说，“思辨的幸福与哲学家的生活对应，而实践智慧和伦理德性的幸福与国王对应。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上有突出的贡献，但是他做出贡献的根源通过他对柏拉图的继承可得到更富有成果的理解。《伦理学》和《国家篇》处理的共同项目是追求理智优秀和满足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余纪元，2003:94）在《“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一文中，作者证明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eudaimonia）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说的”，而非只具有一种意思。“它既是‘活得好’也是‘做得好’。这一区分构成了亚氏伦理学主要论证的基础。它是一条贯穿许多主要论争的单一线索。”（余纪元，2011:246）这种解读为我们深刻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提供了重要思路，也让我们对纪元始终提倡的“活得好”与“做得好”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了更为深层的理解。正因为纪元在古希腊伦理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维基百科在他的人物专条中把他对幸福观的理解作为他的重要哲学贡献之一。 　　二、中西哲学的透彻比较 　　众所周知，余纪元最为重要的哲学贡献在于他对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在于他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得到的重要哲学结论。而正是在这种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纪元思想的透彻性特征。这种透彻性表现在，正如傅永军指出的，纪元不仅在比较哲学研究的范围、目的、任务、方法及其比较研究的可能性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有重要开拓意义的理论观点，而且在自己的研究中身体力行，发凡起例，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对自己的比较哲学主张进行验证，体现了一种知行合一的学术态度。 　　从研究范围看，纪元的比较工作表现在古人思想之间、古今思想家之间以及跨文化研究的视角等不同方面。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他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自我概念比较、道家与斯多亚学派的自然观比较以及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的比较方法论上。关于纪元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成果，集中于他的《德性之镜》一书，国内外哲学界对这一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关于纪元对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的比较方法论工作，却较少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这种比较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这两种哲学共同包含的对德性伦理学的理解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关于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前者涉及到对伦理学的实践作用的深层理解，后者则包含了对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纪元通过对古希腊哲学的德性伦理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实践伦理学比较研究，发现了一种被长期忽视的解释路径，即伦理学是一种改变人们生活的实践活动。他还分析了导致这个路径被长期忽视的主要原因以及在当今复兴这种解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当今关于德性伦理规范性的辩论中忽略了古老的实践性概念并非偶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古人和今人做伦理学的不同方式决定的。他说，“古代哲学家热衷于做伦理学，因为他们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非常个人的而非专业的。他们致力于他们的生活理想，并试图说服别人，即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唯一正确的。他们的伦理话语是他们对人类应该如何生活的特定观点的表达和证成。因此，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效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这并不奇怪。古代哲学家寻求在生活中体现他们的哲学；讨论伦理学是一种自我修养和自我成长的过程。……相比之下，如今的伦理学是一门学术学科和理论研究。它主要致力于概念分类，思想实验和论证构建。……大多数伦理学者都是出于智力兴趣和学术训练而工作，很少有人将伦理观点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因此，当伦理学家是一回事，过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Jiyuan Yu,2010:300）这正所谓“九言劝醒迷途仕，一语惊醒梦中人。”（《红楼梦》语）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缺失实践性要求的大背景下，纪元明确提出，“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使德性伦理学得以实践的古代方法，但德性伦理学应该在行为主体的生活中引发某些转变的古代观点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和吸引力。” (Jiyuan Yu, 2010:301) 　　难能可贵的是，纪元不仅在理论上坚持复兴古代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身体力行这些方法，努力教导学生们如何去过一种好的生活。无论是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的校园里，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山东大学的课堂上，纪元都以自己的言行感染着自己的学生，劝慰他们如何从“做得好”走向“活得好”。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前言”中，纪元明确指出，“伦理学被亚里士多德归类为实践科学。实践科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求知，而在于践履其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改善人的品格。当然，伦理学试图理解人类生活的最高善，并提供解释。但伦理学不是一种纯粹的智力活动，不是一种纯理论研究，而是有一种实践取向，有一种实用性。一种好的伦理学也就不仅是一种只提出严格论证的学理系统，它还能影响人生选择，进行心灵培育，让人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让人们变成更好的人。” (余纪元，2011b:2)纪元把我国著名的古希腊哲学专家汪子嵩先生就看作践行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现实典范。他写道：“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仅是令人称颂的，更是让人钦羡效仿的，一心想要拥有的生活。汪公的生活正是我一直力图模仿的，如特殊物模仿柏拉图的‘相’一样。我一直希望和要求自己修炼出汪公般的智慧、祥和、宽厚与大气，能像汪公那样对希腊哲学孜孜不倦，对同行学友虚怀若谷，对晚辈学生悉心提携，对世事境遇宠辱不惊，对名利淡泊超然，等等。”（余纪元，2011a:6）纵观纪元的一生，他完美地诠释了何谓“做得好”和“活得好”，也恰好体现了纪元思想的透彻性特征。 　　三、德性伦理学的最大融合 　　作为国际著名的哲学家，纪元的哲学贡献不仅在于古希腊哲学研究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更在于他能够从这些研究中提炼升华出对不同哲学传统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并由此提出他自己关于德性伦理学的独到理解。正是由于他在哲学上的这些创新性成就，他的工作才得到国际哲学界的高度评价，他的思想才得到世界哲学家的普遍认可。在我看来，他在比较哲学方法论和德性伦理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他思想的融合性特征，这就是思想的出神入化境地，亦如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天地境界”。 　　与其他研究者从事的比较研究不同，纪元的比较哲学研究的特点在于超越了通常设定的比较双方的优劣分析，而是给出了不同哲学观念之间共有的思想特征。这种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求同存异，而不是弃同求异。因此，严格意义上说，他的比较研究不是通常的哲学比较工作，而是比较哲学的研究。这种比较哲学的特点在于确立研究的方法论，寻求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共同特征。纪元的比较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即“以友为镜”和“拯救现象”。纪元的《德性之镜》就充分体现了他用 “以友为镜”的方法表达的比较双方对等或平等的比较涵义，不对任何一方带有偏见或厚此薄彼，又包含了被比较对象之间事实上的对等或平等地位。纪元通过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比较研究，具体实现了这种“以友为镜”的方法，并由此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关于实践智慧的思想。 　　“拯救现象”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使用的论述方法，其主要方式是建立可比较的现象，阐明现象之间的差异，拯救所比较的现象中的真理。纪元相信，如果我们把在不同文化及传统中的所言所信看作为“现象”，则拯救现象方法可以非常有用地延伸到比较哲学的领域。他在与布宁（Nicholas Bunnin）合著的文章《拯救现象：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比较哲学方法》中指出，“比较哲学之所以是‘比较’，乃是因为它涉及到不同的哲学传统。这些传统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可比较哲学是把在其发展过程中没有相互影响或者没有紧密交集的传统纠集到一起，故它不是在探讨现存或潜在的自然对话，而是把对话的形式加诸于在现实中不具备对话必要条件的不同传统之间。”（余纪元，布宁，2017:7）他们相信，“拯救现象法对于比较哲学的意义在于，能够引导其超越对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哲学思想的元哲学的考察，并获得不仅仅是描述性的结果。比较哲学能够是创造性的工作。如果现在就声称比较哲学是创造性的还不成熟的话，拯救现象法则能够表明，声称其未来的创造性是合法的；而且我们也应该理直气壮地从这一方向去培育它。而实现这样的未来，需呼唤比较哲学家的创造性。”（余纪元，布宁，2017:17）显然，纪元在这里理解的“比较哲学”就是一种“对话哲学”，一种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哲学。纪元正是践行这种哲学的对话者：他试图运用这种比较哲学的方法论，说明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对话目的在于寻求真理，也就是寻求这些传统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在纪元看来，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也就是当代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智慧。 　　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哲学中被看作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以麦金泰尔的伦理学为代表。与后果论和义务论不同，这种德性论强调的是道德德性在伦理学中的核心地位。由于纪元对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大量工作，他就通常被划入当代德性伦理学的阵营。然而，纪元对麦金泰尔等人的德性伦理学始终多有批评，他本人也并不认同自己属于当代德性伦理学的阵营。事实上，纪元所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或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伦理学。这种伦理学的特点在于强调实践智慧在伦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道德德性的获取和判定需要通过实践智慧加以验证。在批评麦金泰尔的德性伦理学时，纪元就明确地表达了对古人的实践智慧的推崇。纪元根据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理解，在不同地方多次指出，伦理学应当研究人们的道德品格，而优秀的品格则是幸福的主要成分。说一个人是幸福的，是指一个人做人做的很成功，而研究幸福就是要探讨人们应当如何过上好的生活。因此，从德性到幸福的过程，就是追求“做得好”和“活得好”的统一。这是一种“知行合一”，也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纪元短暂的一生，已经达到了这种最佳状态和最高境界！ 　　(作者系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 　　参考文献： 　　Jiyuan Yu. 2010. The Practicality of Ancient Virtue Ethics: Greece and China. Dao, 9. 　　余纪元，1986.《柏拉图的“通种论”研究》，载《八十年代大学生毕业论文选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余纪元，1995.《亚里士多德论ON》，《哲学研究》，第4期。 　　余纪元，2003.《亚里士多德论幸福：柏拉图的<国家篇>之后》,《世界哲学》,第3期。 　　余纪元，2011a.《“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世界哲学》，第2期。 　　余纪元，2011b.《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余纪元，布宁.2017.《拯救现象：亚里士多德主义比较哲学方法》.《世界哲学》，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