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作为方法：影视史学新视野”分论坛发言（摘要）
2020年11月14日下午，第二届影视史学年会之“地域文化作为方法：影视史学新视野”论坛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影视作品既承载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也是城市文化滋养的产物，共同构成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气质。影视区域文化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视史学研究的核心方法与维度，也是一个国家电影历史认知、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的重要媒介。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学者，围绕“文化地理与传统中国:历史与电影艺术的视角”、“地理空间、地域文化与中国影视史学发展”、“中国影视史学学派的建构”、“电影的空间生产与中国文化格局”、“文化地域性与中国影视艺术创作”、“困难、创新与挑战：如何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影视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影响”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发言摘要分享给大家：
李晋林
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教授、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文化地域性与中国影视艺术创作——以江南影像为例
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的、独具特色的、能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特定区域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的体现。江南电影是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电影形态，展现出深厚的历史人文特色；在地域空间的表征中涵藏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同时又呈现出独具韵味的影像风格，勾勒出江南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俗风情。江南电影的创作已经初显规模且具有鲜明的美学风格。以《春江水暖》为例，它展现出典型的江南电影美学特色：隐逸的人生观和处世的原则；共享时空叙事；亲情和孝道；现代都市景观与人生。这其中包含了时间、家庭、城市三大命题。最后，江南电影的创作要坚持自己的独特理念，充分利用江南地区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让江南电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力量。
黄望莉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电化教育·侨居电影·世界记忆：翁万戈纪录电影研究
翁万戈是翁同龢的嫡系子孙，虽然他创作过大量纪录片，但在现有电影史书上并未被记载，其创作实践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翁万戈拍摄大量纪录片与孙明经、蔡元培等人所倡导的“电化教育”有关。通过记录常州、南京、杭州、北京等城市景观的影片，翁万戈尝试向西方推行强调中华之美、泛中国文化的电化教育理念。从内容上看，翁万戈纪录片中呈现出一种关于家的叙事模式。因为他侨居海外，因此，这些影片具有典型的侨居电影特色，影片中展现出浓郁的怀乡之感。通过翁万戈的纪录片，探询我们今天关于世界、关于中国的记忆，呼应了媒介考古学研究媒介材质的考古价值，最终形成了某种文化记忆的论断。对翁万戈彩色电影的探讨，也提醒我们对彩色电影的记忆和彩色电影的认识可能还需要重新讨论。
张晓艳
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副院长河北现象“爆发期”：河北人文精神观照下主旋律电影创作景观
河北电影于2009年至2013年的积累令人瞩目，它们一方面融合时代的特征，参照观众审美变迁，拓展河北人文精神的内涵，使区域文化得到更广阔的外延和扩展；另外一方面注重主流价值观的输出。我从以下四部分与大家分享：（一）河北现象爆发期的主旋律电影景观；（二）河北人文精神内核的坚守与传承，透析河北电影艺术中的燕赵文化精神与红色文化基因；（三）红色革命史观下的题材发掘和创新，比如在农村基层的视野中挖掘兼具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真实故事；（四）兼具地域文化特色的电影艺术表达，叙事视角兼顾宏观与微观，更注重人物真实感和日常生活表现。最后，我认为文艺作品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塑造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地域和民族的自然人文景观。
张彩虹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优托邦、反乌托邦、异托邦: 西藏影像的空间再生产
我发言的理论来源首先是空间再生产理论，其次是乌托邦的三种变化：摩尔的乌托邦与优托邦——密西尔的反乌托邦——福柯的异托邦。这三个阶段也适用于西藏影像表达在西方视角中的变化。第一个部分是优托邦，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西藏热”现象，他们在“观光客和旅游者”心态下对西藏做了浪漫化误读。第二部分是反乌托邦，指从1949年以来作为启蒙和拯救之地的西藏的空间生产。第三个部分是异托邦，藏地新浪潮的创作通过对多元化空间的表达，展现生活场所与身份转变下的自我认知。最后，概念对西藏百年影像变迁来说只能起概括作用，我们仍需唤起更复杂的构成与新的话语建构，向世界讲好西藏故事。
苏涛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协商现代性：“电懋”家庭情节剧的类型与文化
我想从协商现代性的角度探讨“电懋”的家庭情节剧与戏剧、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性之间的关联。通过这种视角窥探出冷战背景中政治、文化和商业之间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通过对《四千金》《玉女私情》《家有喜事》等影片文本的分析，认为影片中的女性形成了牺牲者、僭越者与协调者三类形象。这些作品受中国早期电影史中家庭伦理片、同时期好莱坞家庭伦理片以及香港地区在冷战背景下独特的社会语境的影响，被现代性的迷人魅力所吸引，但又不与传统贸然割裂，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协商的空间，形成了既有别于上海的摩登风格，也不同于好莱坞格调的另类现代性意识。
郝朝帅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中的“深圳”想象
在深圳建立、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从马克思·韦伯城市观延伸出的“生产的城市”和“消费的城市”视角出发，对“深圳电影”予以界定。深圳四十年来是一个从无到有、应国家政策而生的城市，是最具主旋律气质的空间之一。《影子二人》《美人鱼》等将深圳等同于北京、上海等超级城市，展现其消费景象的影片并不具备深圳气质。进而通过对《特区打工妹》《打工老板》《照相师》等影片的分析，阐述了“深圳”电影的三个部分，即故乡/深圳之间的情感纠葛与选择、全球化中的深圳面孔、深圳成长中的自我体认或表现。
张帆
厦门理工学院影视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台湾影像叙事的地域性研究
在地缘文化的影响下，台湾本土作为叙事空间的作品大多表现出时空的重构。时间转向上，台湾的影视作品表现的都是1895年以后的时间节点；空间转向上，台湾的影视作品叙事空间的边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漂移——台湾的概念。
台湾的影像构建深受其社会语境的制约：政治角度上，法规的出台与更迭对其有重要影响；经济角度上，资本调整和产业化对其也有较大影响；文化角度上，本土意识的生成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受众固有的文化立场也十分重要。
总之，台湾的影像叙事通过想象的共同体的制造与转换完成了对台湾的影像构建，这与其地缘文化息息相关。
田亦洲
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翻译史与中国电影理论研究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文献的翻译很多是不得考证或信息不详的。将翻译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引入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当中，有助于我们进入真正的理论生成的历史现场，廓清一些被遮蔽的区域或语焉不详的地方。
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我们会发现许多传统学术观念有待更新。比如，通过对译本基础信息的考察，我们发现当时电影理论译介的路径，大体上是一个由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的过程。再比如，通过原文与译文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翻译家在一些词汇的译介中，有着鲜明的主体性和本土化色彩。
总之，这里强调翻译并不是说要更多的关注一个外来理论或者文化的影响，而是希望能够证实这样的跨文化的中介环节的作用，而这个环节是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有其鲜明本土性和主体性的原因所在。
于丽金
南京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副教授江苏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电影
我以“传承与重构”为主题思想，将江苏民间文学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传播为切入点，以期为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中国民间文学凝聚着民族文化符号，群体记忆，情感，可以作为电影创作内容素和主题参照。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阐释，第一是资源，以江苏民间文学中的白蛇传、梁祝，董永传等为代表。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传播中形成了多元的现象，使得人民产生能够依附与认同感。第二在已有的港台地区、海峡两岸大量影像实践经验中，戏曲片和动画片是中国传统美学理念进行表达最丰富的两类影片，也是我们应当注重的部分。第三，关于影片文本的转化上有四个重要的方面：叙事主题的诠释，人物形象的重塑，故事情节的演变，和视听表现的转换。最后，当下关于徐福传说和东海孝妇传说还没有完整的故事被搬上大荧幕，是我们仍然有待开掘的部分。
刘洋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电影应如何对外呈现中国文化
针对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应该注意以下两点。一、考虑中国在国外的国家形象是什么样的？二、敢于呈现自己的负面形象。
以《战狼2》在日本雅虎电影2.5评分为例，尽管影片有精彩动作表演，但诸如此类主旋律电影传递的内容使日本人感到反感。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中国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经历了四个不同时期的转变。根据2011年的问卷调查来看，日本人了解中国主要的渠道是日本媒体，电影只有6.1%，但不容忽视。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基本上以负面为主，使得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也是负面的。以某日本观众对贾樟柯电影《世界》的4分评价为例，评分者并未着眼于影片呈现的负面中国形象，而是被影片表现出的闭塞感所打动。综上，要想打动外国观众，首先就应该让他们感到真实，不能只展示光鲜的一面。这样只能固化他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其次，在表现负面形象的同时，要包含正能量的东西，如人性的魅力，韩国电影就是比较好的例子。
史博公
中国传媒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电影学：探讨与实践
中国区域电影学是一个新名词，也是一个新学说。中国区域电影学是怎么提出来的？整个的内容是什么？首先，过去教授中外电影史课程给我的最直观感受是中国电影对民俗的运用量大且有机。电影民俗除了具有造型和叙事的作用之外还能够传情达意。其次，我们可以将视角向前推进，将不同的区域特色和区域发展结合起来考量。这是关于中国区域电影学的一些阐述动机。我认为区域电影学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可能性应该跟中国电影学派联系起来。中国电影学派的崛起是电影理论本土化在新时代实现重大突破的标志。如果说这是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那么在其麾下就不能没有千军万马，而中国区域电影学无疑将成为其中的生力军之一。
陈卫华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东北地域·废墟空间与中国工业现代化反思——以张猛《东北三部曲》为例
东北工业题材电影的废墟空间问题，是我近几年一直关注的工业概念的延展。表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影片以张猛的电影作品为主，展现了一批具有符号意义的废墟空间，需要更深层的现代性反思。
21世纪东北工业题材电影充斥着大量“废墟”视觉意象，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废墟空间气质：1.视觉场景的颓败与疏离；2.时间向度的断裂与沉默；3.日常化的叙事与挽歌模式；如许多工业废墟空间的银幕构建，凸显丰厚的美学价值。首先，它的工业辉煌不再，工人群体阶级身份迷失的痛苦和空虚情感裂痕逐渐弥合。其次，废墟景观呈现对社会问题和自我的批判与反思，为工业废墟形象灌注深沉的反思价值。最后，废墟空间的影像构建是一场诗性的救赎。新工业题材电影的年轻导演们尝试着再造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为21世纪社会主义工业主体性开启新的意义境域。
周清平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编导系主任影视工业互联网时代的现代影像艺术文化基因图谱
互联网时代，中国网络影视制作机构与互联网平台形成共生存关系。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有效组合各种生产元素，科学评估影视作品，直接联通影视作者和观众。以观众为中心组织生产要素，按需定制影视作品。这种互联网文化基因给影视产业带来深刻且全面的改观。影视文化基因与互联网文化基因在融合与裂变中完成介质转移，进而实现现代影视互联网化，乃至出现网络视频节目以及互联网短视频等文化门类，成为“中国影视+互联网”新进化阶段的产物。影视互联网在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激活影视行业生产力、完成内容上的基因改写的同时，暴露出盈利创收的经济压力、文化品格偏低、原创文化创意乏力、平台外挂发展缓慢等问题，需要中国影视人不断思考并积极面对。
原文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孙晓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2017级硕士生多元交织——抗战视角下的陕西电影放映活动（1937-1946）
我要报告的主题是抗战视角下陕西电影放映活动。这次研究是基于西安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抗战时期的文化枢纽之上的。首先涉及的是战时电影院转型。这一时期由于抗战需要，影院在商业放映之余进行了大量的抗战纪录片、新闻片、故事片的放映，成为抗战的宣传阵地与募捐场所。其次，在固定影院放映之外的流动电影放映成为重要的电影放映形式。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流动电影放映队、电教团和中共延安电影团等组织实现电影流动放映，扩大电影的传播范围。最后，陕西电影发动“文化总动员”计划，极大地扩充电影的受众群体，普通市民、军人、妇女、儿童、知识分子等群体均被纳入电影宣传范围，对其进行文化普及与抗战动员。以上三部分使在抗战时期以西安为代表的陕西地区形成文化现象与政治目标相融合的电影氛围，成为践行“文化抗战”的重要区域。
柏红秀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安”视觉符号建构与网络历史剧发展探析——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例
与传统历史剧以历史叙述为核心的叙事方式不同，网络历史剧《长安十二时辰》将历史作为背景来进行演绎，把现代化的反恐故事放置在盛唐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叙述，并以视听语言的方式建构了视觉符号“长安”，以此来展示恢弘繁盛的“盛世景观”。《长安十二时辰》在对 “长安”进行建构的过程中，由浅及深、由表及里构筑了“长安城貌”“精神长安”以及“长安想象”的视觉符码。在这种构筑中将现代叙述融入其中，以历史投射现实，以叙事情节来投射中国当下诸如房屋拆迁、军人安置、官员治理等现实问题。与此同时，《长安十二时辰》融合了游戏、美剧以及中国元素，以快节奏、多线索的方式展开叙事，在满足观众娱乐的同时很好地调动了现代人对历史的兴趣，可以说是借助历史来讲述中国故事的成功网络剧典范。
任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电影中的里弄叙事与上海城市文化嬗变
“石库门里弄”作为极具上海城市特色的居住空间和生活场域，自19世纪中叶建造以来，便见证了上海的城市变迁，并孕育出了独特的里弄文化。里弄住宅的公共性与功能性使其成为电影创作观照的对象，并建构了独具特色的上海影像。纵观一个多世纪的影像呈现，上海的里弄文化在银幕上历经了三个时期并展示了从底层文化、集体文化到商业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发展演变。
首先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电影叙事中，里弄作为展示底层人物命运及社会抗争的场域；其次是新中国成立后，里弄成为展示社会主义美好生活与集体建设的公共空间；最后是改革开放后，里弄文化则呈现出商业化、差异化与多元化的格局。
在“人民城市”口号再一次被提起的今天，电影中的里弄叙事也将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表达城市人的欲望、想象与行动，并通过影像来积极探讨共创城市美好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欧阳一菲
常州工学院讲师、系主任建筑影像文化：粤港澳大湾区电影的“粤味”再探
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同质化现象，原先的地域化建筑被拆毁，削弱了城市特色，见证了本雅明所谓机械复制时代“光晕”的消失。香港既有传统文化，也有被殖民统治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复合的特点，适于进行城市美学的剖析。由于“九七”电影文化困境和城市空间重组，催生香港导演对身份问题进行探寻，并用电影记录即将消失的历史，如唐楼这样的香港老式建筑。唐楼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形式和功能不断变化。
唐楼建筑在电影中承载了三重空间建构意义：怀旧空间是《桃姐》底层生活的空间记忆凝聚；生活空间体现为《岁月神偷》里的坚守精神；想象空间体现了狮子山的守望相助和实现阶层跨越的拼搏精神。香港电影通过对城市的寄托实现了自我情感修复和记忆传承，表现出对城市文化的坚定信念。
李一君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布景、屏幕与肖像画：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异质空间及其文化生产
近十年，少数民族导演走到了民族题材创作的中心，反他者化的内向书写、文化认同、文化权利等成为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和批判的关键词。我认为他们建立的异托邦叙事是表征文化生态和想象文化身份的典型方法。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将空间视为一种生产性的有意义实体，也称为异质的空间。它不同于物质性空间，可以承载想象，同时也是具体可感的。
在这个理论提出之前已有很多艺术实践，如中国的屏风和扇面，包括电影中的绘画以及当下的影像如电子屏幕等。藏族短片《酥油灯》和宁浩拍摄的蒙古族影片《绿草地》里都出现了照相的布景板，不断变换的背景包括欧式建筑、香港的街道和天安门广场等，表达了远方和本土交织下的身份想象。《塔洛》中的摄影仪式以及与画对视也体现了民族身份书写和认同焦虑的问题。
徐萌
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意识形态表述的错位与裂隙——电影《刘三姐》中的景观空间与类型叙事
类型电影体现了集体文化表述的变化，具有流动的文化价值，类型电影的视觉景观也是如此。“十七年”期间的少数民族电影在一般是偏男性化和强调对抗的，有内部和外部的双层矛盾结构，同时兼具景观价值和意识形态属性。影片《刘三姐》的意识形态表述相对温和。片中以“斗歌”的方式呈现阶级对抗，统治阶级的空间设置与劳动阶级的劳动场景也没有形成绝对的对抗性，这是出于当时统战的意识形态需求。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广西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也出现了争论，“长影”选择打造阶级对抗而非故事原型的神话爱情叙事，又造成了意识形态表述的断裂。此外，刘三姐视觉形象的汉族化特征也是两厂争论的折射。
图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提供
摄影：刘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