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伦理性：后人类语境中文艺美学研究的新动向
张 进 姚富瑞
摘 要 物的伦理性是技术哲学关注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各学科的深度互渗，我们正在面临着一种“后人类”境况。作为回应，当代技术哲学通过对技术道德化的探索，阐发了一种后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将伦理学扩展到“非人”对象之上，试图超越现代以来的主客二分对立，擘画一种新的伦理主体间性。这种转变推动文艺美学对语言论转向以来“文本主义”的反思批判，展露出新世纪文艺美学研究的新动向：关注物的伦理性，探求我与“非我”的伦理主体间性，基于人-技关系意向性而阐发文艺审美活动的道德内涵。
关键词 后人类；物的伦理性；文艺美学；伦理主体间性；技术意向性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8)07-0119-0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8.07.017
作者简介 张进，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兰州 730000；姚富瑞，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兰州 730000
我们正在遭遇一种“后人类”境况。佩珀雷在《后人类境况》(Posthuman Condition)中将后人类描述为一个“时代”，其间“人类不再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事物”，“复杂的机器成为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①。弗朗西斯·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Our Posthuman Future)中追问和反思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关注的重心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认为关于人类行为和大脑之生物来源的日益增长的知识，关于情感与行为的神经病理学与操控，生命的延长与拓展，基因工程等四个阶段的科技导致人类走向“后人类”状态。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亦迅速更新着人们对技术的想象和讨论方式，使得“人类、机器、自然、人文等概念的固有根基发生松动”②，我们需要重新考察人与物、自然与社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面对这种境况，思想家们从不同路径展开了探讨，从中展露出当代理论的新面相。
技术哲学家维贝克试图“在‘物—技术’交互情境中通过建构一种‘后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来重新定义技术的伦理意蕴。”③他将伦理学扩展到“物”的领域，集中关注物的道德性，认为“物在伦理学核心应该拥有一席之地。在技术文化时代做伦理学意味着我们承认物，像人一样，属于道德共同体。物可以携带道德性，因为它们有助于形成人类自身的行为并解释现实。道德决定并非由自主的主体做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化环境也共同促成了决定的产生。”④如此，他反驳了传统伦理学所认为的只有人类才有道德的核心观念。伦理学不仅是人的特权独特性的标志，还应该扩展到“非人”对象上，进而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关注物的伦理性。他对物的关注建基于后现象学基础之上，后现象学以事物或物为中心，其所指之物多为人工物或技术物。唐·伊德挖掘了经典现象学理论中可资利用的资源，通过“变更理论”的使用发展出了一套严格的分析方法，对“具身性”和人类主动的身体知觉进行了更深入的现象学解释，对生活世界做出了动态的理解，并通过这些理论资源来丰富实用主义，从而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超越现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分法。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和唐·伊德的物质诠释学都指向对语言论转向以来的“文本主义”的反思，从而将源于技术哲学的物的伦理性议题引入文艺美学领域，引发了文艺美学议题、审美方式和美感经验的转移。
一、美学议题的转移：物的伦理性关注
维贝克将自己的技术道德化思想视为一种“非人本主义伦理学”，其《改善人性：走向一种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Cultivating Humanity: Towards a Non-Humanist Ethics of Technology)集中论述这种新伦理学，强化了一种新的共识：即从本体论上说，人类不能再在“高于非人类”并且“抛开非人类而独自前行”这样的错误假设下生活，那是“高等”人本主义的伟大梦想和叙事模式。他所辩护的后人本主义，在这里事实上是围绕着补充与批判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而展开的。在他们二人的视域中，首先，媒介被理解为“技术物”；其次，对维贝克来说，媒介是一种构成性的中介或调解；再者，更为重要的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物质环境”，并对我们作着“物质安排”。这种人性研究领域的“‘物质’转向”(the “material” turn)，为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创造了应用点。“对人类的研究不仅是从他们在世界上存在的角度，也从他们来到世界的角度，他们不仅呈现为主体，也呈现为客体，不仅是其意识的思维实体，还是其身体的广延实体，他们正是通过这样的身体而在世界上体验和行动的。”⑤
斯洛特戴克在《人类公园的规则》(Rules for the Anthropic Garden)中的相关分析，清晰地显示出人类的生物和物质方面是如何在人本主义传统中被忽视的。在这部著作中，他把“驯服”(taming)活动与人本主义传统联系起来，认为人本主义的语言媒介因新技术而变得越来越“过时”。在技术文化中，人文精神很明显不仅受思想对我们的影响，也受到我们生物构成中的“物理干预”(physical interventions)的影响，更受到我们所处的技术环境的“物质安排”(material arrangements)的影响。人性和伦理并不完全源于潜藏在身体容器中的意识的大脑活动，也来自于人类作为物质和意识存在而参与的实际活动。斯洛特戴克只把思维实体的“驯服”与文本联系起来，并只把技术与广延实体的“繁殖”联系起来，从而忽略了人类作为广延实体不仅能被“繁殖”，而且还能被技术所“驯服”⑥。某种程度上，斯洛特戴克“似乎对于后人类转向的前景带来的道德和认知上的恐慌格外吃惊，并将问题归咎于我们所拥有的先进技术”。⑦但是海勒斯、布拉伊多蒂、维贝克等典型的后人类思想家却大多不会为人类失去中心性的前景而感到恐慌，因为他们也从这样的演变中看到了希望。在维贝克看来，斯洛特戴克确实超越了人本主义，却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而维贝克所谓的后人本主义在根本上是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关注并提升物，尤其是技术物，进而将伦理学扩展到非人对象上，努力挖掘物的伦理性。
维贝克为了阐述后人本主义伦理学的轮廓，梳理了斯洛特戴克关于人类“繁殖”的思想，并再次聚焦于“驯服”人性问题。他反复指出产科超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这种技术呈现未出生婴儿的具体方式，有助于形成一种处理胎儿健康方面不确定性的具体做法，这种新的做法对预期父母的道德考虑有重要意义。首先，超声成像切断了胎儿与其母亲身体的联系，使其呈现为一个个体，就好像可以脱离它成长的女性子宫而存在，这为胎儿创造了一种新的本体论状态，使其拥有一种“准自主存在”，而不是与母亲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其次，产科超声从医学规范的角度看待胎儿，超声波设备测量胎儿身体的特定数据，这些都是胎儿健康状况的指标。由于超声波帮助塑造胎儿被体验的具体方式，从而出现了对怀孕的新解释，以及处理先天性缺陷风险的新做法。毕竟，如果一个孩子患有某种特殊疾病，就很有可能在孩子出生之前已经确定了是否应该让缺陷的风险继续下去。这并非说超声波只会刺激预期父母在发现严重的先天性缺陷时进行人工流产。一方面，超声成像无疑具有这种效果，因为堕胎可以防止重病儿童及其父母遭受痛苦。但另一方面，超声成像也建立了父母和他们未出生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加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反而使堕胎更加困难。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做超声波检查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全新的道德实践。对胎儿进行超声扫描绝不是对子宫的中性透视，它有助于把未出生的人作为一个可能的病人，让其父母成为他们未出生的生命的决策者。因此，超声波是一种非语言的道德媒介，它以物质方式“驯服”人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例子中，人类的“驯服”与“繁殖”的实践直接相关。这表明斯洛特戴克的工作不仅与分析超人类未来的场景有关，而且也与我们目前仍然所是的智人日常“繁殖”实践所具有的后人本主义特征有关。超声成像积极地促进了道德行为的产生和这些行为背后的道德考虑。这个例子表明，道德不应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人类属性，它分布在人类和非人类实体上；道德行为是人类和非人类之间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实践。例如，在学校附近因为路上有减速路障而放慢速度的汽车司机，其行为并非是道德和责任上的行动，而只是被引导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实际上，汽车限速带或者路障的设置，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技术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实现了道德行为；博物馆展览空间的设计，通常需要穿过幽暗的走廊之后观赏者才能看到展品；在这种情况下，环境作为物，作为普通意义上的物，延伸了人的感受、精神、观念和意识。与之类似，黑格尔曾对哥特式教堂进行过分析，认为教堂顶部向上升腾的感受强化了人们的伦理感觉。广告效应也是如此，“马可波罗瓷砖”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展现在瓷砖上，引导设计之风回归东方禅韵，并致力于重新让中国陶瓷站在世界舞台上，突出“行走”精神。人们脚踩瓷砖，心却通向远方的外部空间，这种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张力，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丰富着人的精神生活，引导人们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的形成；下载文章方面，目前的学术文章网络运营限定是人下载还是机器多量下载，当下载数目超出规定的时候，窗口界面会弹出需要重新登录，技术物充当着学术道德规范的角色……这些例子表明，技术物对人类道德与伦理行为的帮助、延伸、引导和规范，人类的道德选择行动是处于“被动状态的”，技术物充当着行动者和实践者，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伦理秩序进行介入，因而具有社会性和主动性。
超声波例子表明，道德有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技术不会妨碍人类主动的道德选择，而是作为“物质安排”直接构成了道德选择。超声成像组织了一种道德决策的情境，同时也帮助形成了解释框架。没有主体的道德是盲目的，但没有对象的道德则是空洞的。在纯粹的主体性空间中，主体不可能遭遇一种道德关系的世界。中介或调解的行动不是非道德的，而是道德在我们的技术文化中发现自身卓越性的地方。在后人类语境中，更多的媒介在“驯服”我们，而不仅仅是人本主义的文本，这些新媒介也是帮助塑造我们日常生活的技术物，需要受到特别的省察。斯洛特戴克的非现代性空间表明，文学社会从来没有像它想象的那样“文学化”，被书写、阅读、解释和传递的文本总是具体实践的产物，人类的人性不仅是基于其自我书写的文本，而且也是其自身创造的物质环境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主义的、人本主义的人从来都没有存在过⑧。维贝克借鉴斯洛特戴克对人本主义传统中人被作为具有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动物来理解的批判，进而强调人的“生物”与“物质”方面，而这些方面正在成为伦理学的主要部分，也正在成为文艺美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二、审美方式的转移：物的伦理主体间性关联
人类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主实体”，而是与其环境紧密相连并相互依存。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越来越多地被人类占据，而且也越来越多地被有助于塑造我们生活方式的技术物所占据，技术已然以多种方式调解了人类的实践和体验⑨。我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技术中介的特征，技术以物质方式塑造了人类的经验和实践。我们通过温度计读取温度，通过照片记住事件，通过电话进行交谈，通过电视了解时事。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是直接以身体感官经验存在于世，而是通过技术物的调解存在于世。“在调解(mediation)的视野下，技术物调解了人与世界、人类之间、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就不能再简单地被当作中立或决定性的东西。”⑩一方面，“调解”概念有助于表明技术积极塑造了人与世界关系的特征，人类与现实的接触总是被调解的，技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调解形式。另一方面，它意味着任何特定的调解只能在特定的使用和解释环境中发生。技术不能单独控制调解过程，因为调解的形式总是依赖于环境，否则我们将回到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以微波炉为例，它只会改变人类在两种情况下的饮食习惯：首先，当有冷冻食物和其他容易再加热的食物时；其次，当人类准备采用这些食物来代替用新鲜原料从头准备一餐时。在两种情况下，微波炉确实塑造了社会环境。没有它，情况会大不相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伊德的后现象学强调“技术作为中介所沟通的不仅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且是对人的知觉、行为甚至道德的调节”［11］。受此启发，维贝克则“通过分析人类和技术之间关系的结构，通过研究技术在人类经验和存在中的实际作用，其现象学开始分析技术作为生活世界的构成部分，而不是对生活世界的威胁。”［12］他从经典现象学中抽取三个要素：变更理论(variational theory)、具身化(embodiment)和生活世界(life world)等概念，沿着胡塞尔、梅洛-庞蒂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在重新定义经典现象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修正的、混合的现象学，他称之为“后现象学”。
唐·伊德坚持现象学的核心观点，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通过“意向性”(intentionality)来理解。在我们的技术文化中，这种意向性通常是由技术调解的。所有人类感知和行动都由技术设备调解，从眼镜、电视机到手机和汽车。这些技术调解并非把我们带到经典现象学所渴望的“事物本身”，而是帮助我们构建对我们来说真实的东西。毕竟，许多调解感知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对应的东西。例如，无线电望远镜探测到人类眼睛看不见的辐射形式，在天文学家能够感知和解释之前需要由该装置“转译”。这里没有由一种装置调解的“原初”知觉，调解知觉本身就是“原初”，这种调解的现象学研究不可能以“事物本身”为目的，而是为了澄清技术调解的结构及其解释学意义。后现象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超越现代主义主客体二分法。首先，伊德展示了从人与技术关系的角度思考的必要性，而不是把人的主体和技术对象作为单独的实体来看待。其次，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应被看作是感知和行动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对象世界的既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世界的客体性和体验世界并存于其中的人的主体性被构成的场所。世界是什么以及主体是什么，产生于人与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经验的世界是“解释的现实”，人的存在是“情境的主体性”。后现象学不是通过意向性的桥梁将主客体联系起来，而是通过声称主客体实际上是相互构成的，而缩小了主客体之间的差距，在人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中，产生了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客体性”，以及人的特定的“主体性”。
对技术在主体性和客体性构成中调解作用的关注，使后现象学与技术物的伦理方法直接关联起来。通过考察技术调解如何帮助构成特定的现实和特定的主体性，后现象学成为分析技术道德相关性的最佳途径。产科超声波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项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在子宫中观察未出生婴儿的功能性手段，它还积极地帮助塑造未出生孩子的人类经验方式，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告知他或她的预期父母所做的选择。由于它有能力使胎儿在医疗规范方面为人所知，它构成了胎儿作为一个可能的病人，在某些情况下，它的父母是决定其未出生子女生命的决策者。通过这种方式，后现象学超越了现代伦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对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即主体是主动的、有意的，而客体则是被动的、静默的。它不仅表明人类的意向性可以通过技术发挥作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意向性”需要被定位于人类—技术的关联中，因此也部分地存在于人工物中，由此产生的意向性并不总是被简化为设计者或用户明确赋予该技术的内容。此外，后现象学的方法表明，我们不能把人类主体的自主性作为道德行动的前提，而是需要用技术调解的意图来取代人类主体的“原动力”地位。在我们的技术文化中，人类和技术不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而是以多种方式帮助塑造彼此。然而，人类与技术的这种混杂特征不易适合于现有的概念框架。在维贝克看来，坚持人类的“原动力”地位，并没有认真对待技术的道德重要性。正如超声波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道德意图产生于人类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技术调解基础，它只是人类—技术联系的属性，而不是“原动力”。因此，对技术进行充分的道德反思，要求我们拓宽伦理理论和技术伦理学的视野，研究如何重新思考客体和主体在道德理论中的地位，才能公正地对待人类—技术互联的混杂性。
维贝克认为意向性分布于人类与非人类的混杂中，因而是一种“混合意向性”。作为人与机器或非人的混合，“赛博格”即具有这种意义的意向性。维贝克在伊德技术意向性的基础上区分了意向性的两种意涵：现象学意涵与伦理学意涵。前者指人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指引性；后者是意向性的伦理学意涵，即技术有意向性，且这种意向性分布在人类与非人类之中。技术对于人之意向性构成作用，可分为四个方面：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诠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和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具身关系是我们跟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包含了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我们将这些技术或人工物融入到我们身体的经验中。”［13］它直接参与到我们的知觉能力中，在视觉方面，眼睛或目镜调解了我们的视野；在听觉方面，移动电话、助听器作为我们听觉的中介；在触觉方面，盲人的手杖对于触觉活动广度和范围的增加，我们用探头的末端感觉着远处所研究的表面的结构。在诠释关系中，技术应用了我们的语言的、以意义为指向的能力，就像设备的仪表从知觉角度将刻度盘、量表或其他可读的技术展现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人通过人工物对世界的诠释来体验或感知世界。我们与技术的关系除了指示性的以外，也可以将技术作为“准对象”，甚至“准他者”，能够回答问题的机器人可以让我们主动地联想到人工物。而且机器人的例子也暗示了一种未曾被注意到的背景，我们生活于一种切近的环境中，从而把环境中的大多数组成部分当作不言而喻的东西，因而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世界中渗透着无数的技术。比如，一旦打开自动调温器，使其转起来，我们便不会再注意它，除非如海德格尔所言，其“损坏”了；一旦打开灯便不会再注意到灯，直到其熄灭。实际上，技术是我们环境的一部分。维贝克正是在此基础上，对技术意向性对人的道德主体的建构作用进行探讨，通过关注“道德物化”“技术道德化”“物的道德性”等问题，将其伦理学扩展到物之上。
三、美感经验的转移：人-技意向性的伦理体验
物的伦理性是怎样具体表达和显现的呢？物的伦理性又是如何叙事的呢？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以来，默认的语言优先性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强调的是话语、书写或记录，以及一种语言情境中的理解，这也被视为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主要特点。人们言说现实的语言被认为是决定了什么才是现实，但这只会把事物变为我们的解释的投影屏幕，把它们简化为我们描述它们的词语，而没有给它们应有的权利以及适当的权重。无论语言的作用有多重要，它的绝对性保证了事物和人工物不再能被哲学地“分析”，而只能被“谈论”。唐·伊德用后现象学对技术进行探究，在其物质诠释中，事物被视为中心，取代了传统上语言和文本的中心地位，“传统的诠释学通常与语言现象有关，特别是与各种类型的文本有关，被认为是一些解释的原理。”［14］物质诠释可以让以前不能看到的东西得以显现，以前不能被听到的东西发出声音。事物也有声音，能够发出声音，事物能够“说话”。尽管这种“说话”发生在自身并没有恰当的语言表达的情境中，即缺少语言现象，但与人类科学有关的相当丰富的叙述也可以被建构出来，实践中的自然科学可在人类历史和人类科学的对象中加以应用。
尼采曾指出我们的写作装置与思想一起工作，或者我们的写作工具也在思考我们的思想。缘此，基特勒得出结论：技术手段不仅扩大了我们思想的可能性，而且还直接干预了我们的思想。写作工具与思想相互配合，使“操纵”通过写作工具而发生，思想在音乐和语言中经常取决于“羽毛”和纸张的质量，因而写作工具不仅干预了思想，也干预了创作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口授方式完成了限期小说《赌徒》，尼采晚年因视力下降而用打字机写作的例子，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由于文本主义与形式主义研究中重意识观念与艺术形式而轻物质内容与媒介载体，现有的研究大多从精神、思想、情感、观念、风格特点等角度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在还原这部著作的创作语境时，也仅仅停留在介绍作者为什么会选择口授方式来创作。事实上，语音和文字会受书写媒介的影响，在文本层面也会被“物质化”与“具象化”。比如，就音乐演奏而言，目前的录制歌曲长度以2分钟到4分钟之间为“传统”，主要是因为留声机在19世纪末被用来录制音乐演奏，当初是为了录制电话讯息，是机械式的，用一个振动膜记录声音的振动，并在覆盖锡箔的圆筒型金属管上将这些振动转换为锯齿状的模式，但这种录制有一定限制，金属管只能录制2分钟的演奏，到后来能录制4分钟的演奏，这一传统便被保留在了现在的音乐录制之中。即是说，想录制演唱和传播给大众的演唱者，演唱的歌曲在时间上会受到媒介的限制。此外，17和18世纪是哲学家之间书信往来最为频繁的时期，传记作家们可以通过保留下来的书信往来中的各种线索和思想交流，建构以理性为中心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此时大多数书信虽然都有数页之长，但还没有达到“文章”的长度。对比现今电子时代的电子邮件，其实际上是书信的替代品，电子邮件的内容大多比较简短，一般不会超过两页纸，但可以粘贴附件，附件的长度通常会比手写书信长，比书的篇幅小，而且有可能会是一种正式出版物的初稿。电子邮件在当今是一种快捷的媒介，发送速度快，内容短小，简洁方便，但与书信有着同样分量。人们在与这种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也改变了自己交流的思想和交流的方式。
印刷术的发展使得笛福作品出现了不连贯之处。其写作在当时的媒介环境中追求速度与数量，而忽略了整体性与细节性，书已印成，尽管看到了一些错误，但修改已为时太晚，出版商也不可能提供笛福修改手稿所需要的额外报酬。当时的媒介环境甚至还影响了笛福的叙述方法、技巧、文体、语言等。笛福本人认为讲道的说教只是对人类中的一小部分人而发的，而印刷的书籍却是面对整个世界说话，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为最大数量的读者写作。此外，书信的日益普及以及信件邮递能力的发展，电话设施的改善，价格的降低，都影响了女性的日常生活，进而构成了理查逊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戏剧性事件，以及书信的写作方式。书信的形式为理查逊提供了一条进入心灵的捷径，促使他以最大的精确性表现他所发现的一切。从口头表述，到文字，再到印刷术的发明，文学样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小说或许是本质上与印刷媒介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文学体裁，因此我们的第一位小说家本人又是个印刷商。“那时的印刷机，提供了一种比舞台更少对公众态度审查的敏感性的文学媒介，一种在本质上更适宜于交流私下的情感和幻想的媒介。”［15］当时，许多社会技术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提供给笛福和理查逊等人比以往所有文学家更充分、更令人信服地表现其笔下人物的内心生活，表现笔下人物人际关系复杂性的条件与物质环境。这些反过来又导致了读者的更深刻、更彻底的以这些人物“自居”的心理。在人与技术关系的互构过程中，技术对人之意向性的构成以及技术意向性对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建构这一双向过程，可被引入文艺美学对作家或艺术家、读者、作品与世界的考察中，作家与读者作为主体不再是单向度地摆布或操纵物，物也反向地“摆布”着主体。因此，不能只像过去一样强调文本化的论述，而应该关注人藉由“体物的技能”与物的互动中所体会的意涵：“物不只是个人能动性进入社会的延伸，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社会影响个人的管道，而物的物质特性则提供（或限制）了物可承载之意涵的潜力及人得以操作的空间。”［16］
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将媒介技术视角引入促成小说兴起的因素中。在考察读者大众和小说的兴起时，他评述了影响读者大众构成的诸要素，在经济因素中引入了廉价的娱乐印刷品、公用图书馆或流通图书馆对读者大众数量的提高所起到的作用。图书出版的门类、刊物的登载内容，对读者大众阅读趣味的引导，各种组织所构成的影响，书商在作者与印刷商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影响。凭借与印刷业、出版业和新闻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优势，笛福和理查逊与读者大众新的兴趣和能力发生了更直接的联系，他们作为中产阶级的伦敦商人，在考虑读者大众的形式和内容标准时，不能不弄准其写作是否会吸引广大读者。
不仅仅我们自己通过语言和技术来说话和行动，语言和技术也通过我们来说话和行动。诚如尼采提到的：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形成了我们的思想。基特勒进一步指出：“并非是通过一些需要被破译的东西来呈现我们的主体，书写使得我们的主体成为其所是的东西。”［17］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计算机科学的软件工具和技术以及方法来处理文化数据。我们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关怀和重视，去询问这些工具、技术和方法是怎样通过周围的我们以及作为我们的一部分，来控制、搜索、查找、访问、排序、结构、挖掘、绘制、设想、描绘、审核、解释、分析、评估、共享以及再混合的［18］。易言之，大数据现象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理论，改变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对象，而且也是作为人类主体的我们。“从18世纪开始尝试通过构成人口的一组生物特征：健康、卫生、出生率、预期寿命、种族，来使政府实践中的问题合理化。”［19］毕竟，通过社交媒介，我们第一次能够追踪数亿人的想象力、观点、想法和感受。因此，我们需要探讨它们在新世纪如何参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构建和组织过程。
传统的文艺美学研究倾向于关注总体的技术，而不是特殊的技术；它更关注使得现代技术成为可能的历史和超越论的(transcendental)条件，而不是伴随技术文化的发展而出现的真实的、具体的变化。它基本上是基于观念来批判或者肯定技术，对于人与技术关系问题的思考，总体上并示跳出“乌托邦/敌托邦”模式。技术因其使人“异化”而被赋予“敌托邦”面目并遭受谴责；技术被认为促进了大众和流行文化的兴起，而被视为造成精英文化衰落的原因；大多数思想家带有浪漫主义的或怀乡病，对技术的解释充斥着明显的“敌托邦”色彩，进而拒斥技术，并将希望寄托于回到以前似乎可能存在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中，而这种关系则充满了似乎更协调的、田园牧歌式的情调。而当代技术哲学则进行着一种“经验转向”，更多地关注特殊且重要的技术，将焦点集中在现代技术文化的发展所展现出来的具体变化之上，“发现了探究和分析技术在社会、个人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方法，”并“采用具体的（经验的）方法来研究多样化的技术，”［20］更充分地论述塑造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工具和技术，使得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跳脱“乌托邦/反乌托邦”模式，落实到伦理主体间性关系的具体操作层面，并进行超越性的反思和批判。
四、结语
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模式将技术与人文割裂开来，而物的伦理性关注则彰显了技术与人文的内在联系。维贝克在承继伊德后现象学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意向性区分为现象学意涵与伦理学意涵，认为技术是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和中介，技术物调解并塑造了人的行为、知觉、经验、理解和解释。这启发着我们对物与人的关系的新思考，凸显着当代文艺美学研究的新动向，也即突破人文主义传统下以人为中心，并将人作为出发点、立足点甚至最终的归宿点来展开文学、美学、艺术等问题的探究，以及文艺美学范式的调整与转变，物开始取代人而成为审视相关问题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从而构成文学艺术形象与各类文艺美学观念的坚实基础和言说背景，对物性的理解形成对人性的体认的平台。我们所生活的技术环境的“物质安排”影响着人文精神的形成，而后人类语境下的技术，助推着媒介的发展，物质媒介塑造着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体验，从而形成了“事物与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互构关系”［21］。随之而来的是对心与物、人与物、人性与物性对立关系模式下文艺美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从而使得一种方法论上双向互动的研究范式得以逐渐建构起来，推动着超越“人类纪”的后人类语境下，媒介技术进入文艺美学相关问题的探究。面对技术渗入生命各个层次的现状，我们需要以“事物”作为超越“文本”的视野，尝试重新发掘物在技艺层面的意义，以及“制作”(do)经验对于文艺美学的影响，从而为文艺美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范式参照。
〔责任编辑：青 末〕
The Ethicality of Things: A New Trend in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he Posthuman Condition
Zhang Jin & Yao Furui
Abstract: The ethicality of thing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echnology philosoph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highly permeation of various disciplines, we are facing a posthuman condition. As response to this condition,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philosophy opens up a field of a posthumanist technology ethics, extends ethics to nonhuman objects, trying to transcend the mode of thinking of the opposite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modernism and draw a new picture of the ethical intersubjectivity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moralizing technology. This change of topic and relationship have promoted the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to reflect on and criticize textualism since the turn of language theory, thus showing the new trend of the study of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he 21st century: concerning for the ethicality of things, exploring the ethical intersubjectivity between me and non-self, and reinterpreting the moral connotation of uesthetic activit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based on the intentionality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hip.
Key words: posthuman; the ethicality of things;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the ethical intersubjectivity; technical intention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