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视剧《以家人之名》？
发现《以家人之名》和《下一站是幸福》拥有同款主创团队，包括导演和编剧，前者是一部甜宠外壳包裹现实内核的非常规偶像剧，导演的拍摄和处理，编剧的台词和三观目前来看都很OK。今天又在微博看到后者的路透，竟……竟然是伪骨科？！所以火速奔来占坑，期待大家的答案。
既见家人，云胡不夷
——《以家人之名》：消弭偏见，重塑伦理
这部豆瓣评分8.5的宝藏剧《以家人之名》，从生活的烟火气到故事线逻辑，都表现不俗，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在推动消除性别偏见和家庭伦理的重塑方面的探索，意义重大，导演丁辛光的野心可见一斑，这与某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该剧抹黑女性的观点恰好相反，我着实不忍任其埋没在庸论中，致明珠蒙尘，遂有此文。
《以家人之名》的故事始于凌和平一家人搬入新宅，与以面馆为生、独自照顾女儿却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的的鳏夫李海潮成为邻居。
一边是李海潮的相亲对象贺梅远走他乡，把儿子贺子秋丢到李家；
另一边，在丧女之痛中难以自拔的陈婷日日争吵和怨恨与常年忙于工作的丈夫凌和平离婚，留下了独自承受痛苦的儿子凌霄。
李海潮把凌霄带回家，在乐观开朗的女儿李尖尖的温暖之下终于冰山消融，自此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就这样彼此守护地生活在一起。
一、传统伦理之下家庭的解体
凌和平和陈婷一家无疑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标准传统伦理家庭，这样的家庭，基于男女角色的分工设置限定，常常是社会对于性别的塑造，由于付出的不对等，沟通的无效，日积月累的矛盾，其脆弱性在剧中展露无遗。
在伦理学中，作为男人的凌和平代表的是“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
而作为女人的陈婷及其一家所代表的是“一个人自己的利益就是唯一的内在价值”的利己主义。
凌和平热爱工作，乐于助人，在民警的岗位上创造了社会价值，帮助了更多的人趋乐避苦，按照功利主义数学计算的原则，这比他选择回归家庭更加有意义，这是国家和社会层面需要的伦理。
但实际上“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是一个极为苛刻的道德要求，忽视个体的独立性，使个人权利从属于普遍福利，个人的攸关利益正因为普遍的善被牺牲。
凌和平作为传统伦理之下的标准父亲形象——重视事业，不善言辞，直来直往，不理家务，导演的处理手法是褒中贬，近中远。
为人民服务的民警固然值得尊敬，然而在家中他的一味逃避和责任缺位，他的疏于沟通和难以共情，都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雪上加霜。
陈婷的利己主义本应负担起保护家庭的责任，自私作为策略，弥补了功利主义的缺陷，然而利己主义无法解释那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行为，所以她对李海潮充满怀疑，她也很难与他人合作，因为利己主义者们采取的策略是搭便车占便宜。
这导致陈婷在家庭中，更多地表现出索取的抱怨的态度，最终，实际上是谁的利益也保障不了。
在旧制度之下，功利主义者的女性之所以可以更好的服务家庭，在于古代女性被迫与家庭终生捆绑，为家庭服务和自我获取利益，两者目的往往能达成一致。
这让我联想到《红楼梦》五十九回，宝玉关于死鱼眼珠的论述“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大家感叹园子里的婆子们越老越自私自利、看重金钱。是女性在变吗？实则是在资源并不充足的家庭里，是婚姻制度本身在逼迫女性适应利己者的角色。
然而在女性意识觉醒的现代社会，女性拥有了更多选择和资源，不再是无路可走。于是在家庭中饱受心理摧残的陈婷必然要开启这条出走女性的解脱之路。
观众对陈婷的骂声一片，但是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人物的好坏，便是暴殄天物了。该剧的精彩之处正是在于它塑造了并不完美的母亲形象，从而把人们从性别的刻板印象中强行拖出。
一个世纪以前，鲁迅叹问“娜拉走后怎样”，答案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在旧伦理中，没有经济支撑，不参与社会生活的女性很难独立逃离家庭。
而在现代伦理之下，陈婷的出逃结果是，她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尽管是再次回归家庭的戏码让人感到遗憾，不过她确实获得了救赎和疗愈，比儿子凌霄更早走出了丧亲的阴影，算是重获新生。
这是传统伦理之下极少发生也不会被允许的故事，陈婷出走时，躁郁症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包括凌霄自己都说，如果母亲继续在家里住下去，她无法活下去。
现代伦理提供的出口，实则是挽救，然而也正是由此，传统伦理家庭的解体或是貌合神离也便顺理成章。
二、父亲形象的重塑
导演对李爸的职业设定很有趣，儒家讲“君子远庖厨”，然而李爸偏偏是厨子，他以美味捕获了无数好感，并以此为好，如此反传统的设定在一开始就奠定了新伦理的基调。
尽管带有偏见将这对父亲凑cp的观众会表示李爸在扮演母亲的角色，但是导演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他，李海潮就是这样的汉子。
——以无限的包容和无微不至的照料养育了三个孩子，无论是李爸总是把剧集变成美食节目的愉悦温馨氛围，还是给他所配的抒情背景乐，抑或是他的大多数出场都是站在明亮处，柔和的打光更突出了温柔的特质的拍摄技巧，都表现出了导演对这个角色的绝对肯定。
李海潮和凌和平的传统父亲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新伦理之下居家型父亲，他更接近与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展现的情感主义，遵循“共情”能力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这一观点，也更加符合演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
正如休谟所说“我们的心灵是他人心灵的镜子”，无论是对女儿的敏锐感知，还是对凌霄的同情怜悯，对子秋的小心呵护，李爸都展现出了极高的共情能力，也是在于他的言传身教，他与三个孩子的家庭以“共情“筑成牢不可破的情感链接。
并且更有趣的是导演在这个角色中暗暗讨论了事业与家庭的平衡——这是一个在过去只有女性才会被问到的问题。
李海潮厨艺高超，勤奋努力，每天四点起床和面，面馆的上客率很高，外加他人缘好，会说话，做生意实在，这本是胡雪岩式的天胡配置，然而九年之后，面馆仍旧是那个简陋的小屋，可见事业方面李海潮毫无起色，这也许与他知足常乐的性格有关，但更多的原因应该是家庭牵绊。
这其实就是在探讨，在男性和女性的大脑构成几无差别的条件下，为什么女性的学术成果更少，事业瓶颈更窄，甚至还会有人认为女性更加没有逻辑、情绪化、肤浅。
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仅此而已，根本无关男女。整部人类历史，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责任，复杂繁重的家事已经让她们疲于应对，谈何事业和发展？
李海潮成功的父亲形象赢得了无数美誉，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会说他娘炮，指责他不发展事业，说明更多的人们对“居家型男人”抱以宽容和支持的态度。而现在，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男性亦分担了更多家务。
在这个性别偏见的裂隙逐渐被弥合的时代，受益者不仅仅是女性，而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选择自己想要成为之人的权力。
片中点睛之笔是李海潮相亲时，贺梅问他爱好是什么，李海潮很不好意思地坦白是做饭和照顾孩子。
这说明李爸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来源于他求仁得仁的幸福，然而这种追求在二十年前是不会被接受的，当贺梅自视甚高地说出自己的爱好是看托尔斯泰的时候，她眼中的不解和不屑映射出的是上个世纪之前，传统家庭伦理的夕阳。
三、现代家庭伦理的重塑
现代的社会关系由过去的亲缘变成了社会化分工协作之后的契约，而家庭关系，又该何去何从？乡土中国的传统伦理是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的，在现代伦理新的探索中，导演打破血缘，组建了一个类似《小偷家族》的家庭。
如果血缘不是家庭的必需，那么什么是？
是尊重彼此的感受，建立心灵层面的链接。
李尖尖讲述思念母亲的秘密时，实际上是她在展示自己与父亲之间的情感链接，她把父亲珍藏得母亲的照片和遗物取出来给凌霄展示，也会说自己思念母亲时会通过画画来表达，父女俩为了对方，皆选择避免提起悲伤，却以一种默契的方式各自思念，又互相治愈。
这与凌霄母亲陈婷，以毁灭和暴怒的方式撕毁照片，强行阻止凌霄思念妹妹形成了对比，而此时的尖尖更是通过这种共同感受的描述积极与凌霄建立链接，宽慰他缅怀逝者并不是一件错的事，从而真正地帮助凌霄打开心扉，从家庭地阴影之中解脱。
而李爸的优秀之处仅仅是宜室宜家吗？
剧中极为优秀的细节是，每一次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李爸都会尽量保持与孩子同一水平线，通常是他弯腰或蹲下，平视孩子，绝不会以居高临下的长者姿态来压制。
面对任性的李尖尖，即使在她非常不礼貌地对待子秋时，李爸也没有说过一句重话，当然他更没有放任，而是耐心地沟通。此时他完全不是当尖尖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而是把她当作一个有感情会思考的独立个体，他不仅以理解之心体察到尖尖的非常之举是出于对母亲的维护对后妈的抗拒，更以尊重之态弯下腰以平视的角度与孩子讲清道理。
子秋作为养子初到李家，心中充满对家庭的歉疚和感激，于是半夜偷偷帮家人洗衣服。
多年之后当子秋的二姨强调子秋该多孝顺李爸时，李爸忽然情绪激动地反对二姨，他始终都精准地捕捉着子秋的感受，在任何时候他都会站出来维护这个孩子，阻挡任何人去触碰他被生母抛弃又寄人篱下的伤疤，向他袒露真实的父爱。这正是他们父子之间情感链接的展现。
按照情感主义，当“共情”能力成为家庭道德的基础，成熟的父母愿意理解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并帮他们分辨真正的是非，而不是永远只用“大人永远为你好”这种逻辑来行事。
在过去，对精神价值的忽略成为传统伦理家庭的通病，大家普遍功利，多数父母更加在意孩子的身体和成绩，他们只会对肉眼可见的事物投以关注，力求在物质层面满足却很少有人会关心孩子的精神世界。
而在家庭伦理重塑中，好父母的内核是平等，尊重和理解，他们更愿意尊重感受，建立情感链接，带领孩子寻找快乐，也正是如此，让他们的家庭更加牢固。
所以，随着剧情地推进，当孩子们的血缘亲属介入这个家庭时，我完全不会担心这个家庭会有解体的可能，因为各个成员之间坚固的情感链接已经将他们牢牢牵在了一起。
四、为何家庭伦理需要被重塑
物质世界只有“是”而没有“应该”，因此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撑伦理学命题的正确性，我们也无法找到这种事实。
我们的知觉不能对道德事实产生反应，我们也没有检验其正确性的工具，因此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怀疑论同时左右了我们，甚至我们担心良知的声音是一种幻觉。
伦理土壤瓦解，女权者将它看做家长式专制手段，马列主义者将其视为阶级压迫的工具，福柯将其当做传播和实践统治势力的工具。
在流沙般的真相与冰冷的规律之中，大自然对是非善恶漠不关心，权威的道德观从未被植入客观事实之中，然而人类对道德伦理的不懈求索，仍然令我们可以窥得一些细微而确凿得事实：
“快乐胜于痛苦、尊严胜过屈辱、有人遭遇不幸，一种社会文化对此视而不见是更大得不幸。活着就比死亡好，努力寻求共同观点比严重蔑视它要好。”
道德伦理不是具有本该被揭露出来的阴险目的的机构或组织，也不是社会、体制或家长制的共同阴谋，它实质是在帮助人类走向幸福。
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道德使人们免于遭受厄运，从而提供了一个使人们可能找到快乐的平台。而在家庭之中，一个能够被普遍认同得伦理观念，无疑会极大提高这种可能。
既见家人，云胡不夷？我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人，还有什么伤痛是无法抚平的呢？人间炎凉，世味甘苦，当一个孩子毫不迟疑地握住家人伸过来的手，家的温暖，就成为我们最深刻的治愈，赋给我们以最美妙的感情，即使风雨过后仍有风雨，我们也能确信心灵的依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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