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三国演义》的各个版本？
《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是个大问题，这里简明地说一下核心脉络。
首先提一头一尾两个概念。一头是指祖本，即罗贯中原作，这个现在是见不到的，连其出现朝代都难以确定，很遗憾。一尾是指毛本，即现在市面上通行的120回本，这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修改过的本子，绝大部分读者读的就是毛本。
然后说两大分支。演义的版本源流中含有两个大的分支，一是《通俗演义》系统，二是《三国志传》系统，前者以嘉靖壬午本为代表，后者以叶逢春本为代表。嘉靖壬午本、叶逢春本也恰好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两个本子，都刊行于明代嘉靖年间，嘉靖壬午本比叶逢春本还要早几十年，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传承关系。很多学者认为，《三国志传》系统的源头本子，比《通俗演义》系统的源头本子，还要更接近祖本。
有些网友认为「嘉靖壬午本=祖本」，这一认知是错的，把嘉靖壬午本称为「罗本」也是不确切的。嘉靖壬午本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完整本子不假，但其内容与祖本的差别可能相当大，比叶逢春本内容与祖本的差别还大。演义爱好者如果认为嘉靖壬午本比通行本（毛本）更接近祖本，那是正确的，但如果认为嘉靖壬午本在目前能见到的所有本子中最接近祖本，那就不对了。
在《三国志传》系统这一大分支中，还可以细分两个分支，一是繁本系统（如叶逢春本），二是简本系统（如黄正甫本），这两个系统的区别顾名思义，后者比前者篇幅小得多，更简明干净。虽然简本在观感上非常像是由繁本概括缩写而得的产物，但关于其出现时间的早晚，在学界仍有不同声音。
热爱演义的网友在十几年前即开始重视《通俗演义》系统（以嘉靖壬午本为代表），近年来则对《三国志传》系统（以叶逢春本为代表）也越来越重视。这两个本子都非常早、又相互平行、又有很多相异的内容，在祖本无法看到的情况下，结合这两个本子，推测祖本的本来面貌，是爱好者们的无奈之举。
批评本是《通俗演义》系统流传到晚期时的产物，在批评本的小家族中，李卓吾评本相对较早，毛评本、李笠翁评本、钟敬伯评本是李卓吾评本之后的分流。毛宗岗评本在出现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了市面上最流行的版本，现在书店里卖的四大名著，其中的《三国演义》都是毛本。我个人对毛本比较不喜欢，这里个人主观的话就不说了，客观陈述：很多读者乃至学者，认为毛本的艺术质量较高。
因为毛氏父子对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以至于在有的情节上，嘉靖壬午本、叶逢春本、黄正甫本内容是一致的，而毛本内容与之明显不同。如何选择，不同的读者给出的回答不同。一部分读者认为，毛本是修订之后的本子，理当以这个本子为准讨论；另一部分读者则认为，毛氏父子水平太低，修订了还不如不修订，还是应当以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本子为准。这两部分读者很难互相说服，以至于在演义讨论中常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即张三在谈毛本，李四在谈嘉靖本，俩人吵得不亦乐乎，后来才发现分歧的源头在于他们读到的内容不同。
以内容而论，叶逢春本最质朴，嘉靖壬午本较工，毛本最工，黄正甫本篇幅明显小于前三者，文字非常简洁干净。思想倾向性而论，毛本的正统思想强于早期版本，有损刘备、诸葛亮等人正面形象的情节少于早期版本。内容合理性而论，早期版本中不乏逻辑BUG，毛本进行了大量的增强合理性的努力，但受限于毛氏父子的能力和眼界，其修改本身也引入了新的BUG。
由于毛本等批评本使用的底本是《通俗演义》系统的本子，而嘉靖本也在这一系统之中，所以《三国志传》系统中的个别情节会让毛本读者、嘉靖本读者耳目一新。比如曹操砍梨树时用的是倚天剑（倚天剑归属之谜解开了），太史慈被孙策抢走的短兵器是佩剑（太史慈为什么不拔出另一支短戟之谜也解开了），诸葛亮嘱咐黄承彦把困于石阵中的东吴大将引出（黄承彦原来并未违背诸葛亮的意愿）等等……
同一单挑战例在不同版本演义中的差异，更是武评爱好者关注的焦点，如张郃在宕渠之战中对战张飞的战绩，不同版本演义区别极大，黄正甫本中只打了十余合，嘉靖本中则打了百十余合，叶逢春本中五六十合，毛本中三五十合……因为武评传统中对回合数非常重视，即使是思维方式一样的两个读者，当他们使用的版本不同，得出的武将武力评价也会差别明显，使用不同版本演义的读者之间进行牛头不对马嘴的争辩，这是演义讨论中常见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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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自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问世以来，即有众多版本。仅现存的就有明代刊本大约30种 ,清代刊本70余种。如叶逢春本、黄正甫本、余象斗本、汤宾尹本、朱鼎臣本等。而平时人们提到最多的有三个版本：罗本、嘉靖本、毛本。
嘉靖壬午本，岳麓书院，2008年8月
“罗本”：罗贯中成稿的版本，只存在于传说中，供后人膜拜。
“嘉靖本”：通常指“嘉靖壬午本”，现在可见的最早版本，刻于嘉靖初年。
“毛本”：明末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过的版本，是我们现在最常见到的版本。 
嘉靖壬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大体上，明朝的版本为“嘉靖本”的变本，清朝的版本为“毛本”的变本。此外，还有"周曰校本"、"夏振宇本"等其他的变本。受阅读所限，我们只讨论“嘉靖本”和“毛本”的区别。
两个版本之区别简单说来如下：
1、回目结构。嘉靖本共20卷240回，毛本则为120回，基本上将原来的两回合成一回，同时对回目的名字做了调整，使之对仗工整。另外嘉靖本在卷首有“三国志宗僚”，分蜀魏吴列出了小说中的大部分主要人物及其相互关系。毛本则没有这一部分。
2、尊刘黜曹。毛本对内容进行了大幅度删改。一方面用辞更精练、语句更通顺，主要目的是增强了尊刘黜曹的所谓正统观念。毛氏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很多删改即是围绕着这三人进行的，另外为了突出刘备的忠厚仁者形象也进行了很多加工。
3、诗词赞语。嘉靖本有大量的诗词赞语，毛本对此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和调整。
下面就“文字”和“赞语”两个方面说一下这两个版本的差别：
<<< 文字方面 >>>
一、关于曹操
1、曹操出场。嘉靖本中是这样写的：“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刘玄德斩寇立功》)。对曹操有不少赞叹溢美之辞。到了毛本，就变成了：“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
2、纵归关羽。关羽得知刘备的消息后对曹操不告而别径投刘备，曹操部下包括程昱皆劝曹操派兵追杀，曹操坚持放归关羽。嘉靖本引“宋贤”的诗来赞美曹操，并在诗后说：“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关云长千里独行》，在毛本中，这一段都被改写消失了。
3、乌巢烧粮。大胜袁绍后，曹操把部下私通袁绍的书信全部烧毁，既往不咎。嘉靖本引“史官”之诗加以赞美：“史官有诗曰：‘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而得天下也。”《曹操乌巢烧粮草》。毛本中，这一段也消失不见了。
二、关于诸葛亮
1、上方谷欲害魏延。六出祁山时，诸葛亮派魏延引司马懿兵至上方谷，欲一把火烧死司马懿，嘉靖本中说诸葛亮本想同时烧死魏延，结果天降大雨，二人得活。
却说孔明收兵，回到渭南大寨，安营已毕，魏延告曰：“马岱将葫芦谷后口垒断，若非天降大雨，延同五百军皆烧死谷内！“此乃孔明欲将司马懿、魏延皆要烧死，不想天降大雨，二人得生。后孔明死时，遗计与马岱，将延斩之。（《孔明火烧木栅寨》）
后面还有诸葛亮排下苦肉计于马岱再害魏延的描写。这些内容在毛本中尽数消失了。
2、劝刘备杀刘封。刘封是刘备的养子，比刘禅大。关羽败走麦城前，曾向刘封求兵。刘封从孟达之言，坐视不救，关羽死后孟达降曹。刘封与之决战不敌。败回成都。嘉靖本文字如下：
入见汉中王，哭拜于地，细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敢见吾也？”封对曰：“叔父之难，非逆儿不救，乃孟达之阻也。”玄德转怒曰：“汝须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之人，安可听谗贼所阻也！”封泣而告曰：“一时被伊以利害说之，致获大罪。”玄德犹豫未决。忽孔明入，玄德问曰：“辱子如此，何法治之？”孔明附耳低言曰：“此子极其刚强，今日不除，后必生祸于子孙耳。”玄德遂令左右推出斩之，又问随封将士。众皆将孟达说封之事，及刘封扯书斩使之事，一一奏称；又将扯毁的书信，呈与玄德。玄德看毕，急回心曰：“吾儿虽然刚强，有此忠义之心也，凛然可爱。”便叫留人之时，早已斩讫，献首级于阶前。玄德恸哭曰：“孤一时造次，废股肱矣！”孔明曰：“若欲嗣主久远之计，杀之何足惜也。作事业者，岂可生儿女之情耶！”玄德曰：“纵使他日杀孤之子，孤不忍今日废忠义之人也。”文武闻之，无不下泪。武士奏曰：“刘封临死，但云‘悔不听孟子度之言，果有此危矣’！”玄德泣曰：“吾儿至九泉之下，必痛恨于孤矣。”（《汉中王怒杀刘封》）
毛本将上述文字中与诸葛亮相关部分尽数删除。
三、关于关羽
1、白马斩颜良。关羽降曹后，第一功便是“斩颜良”，小说中是这么描写的：“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到来，恰欲问之，马已至近。云长手起，一刀斩颜良于马下。”这一段，嘉靖本和毛本是一样的。但是在这后面，嘉靖本还有一段文字：
原来颜良辞袁绍时，刘玄德曾暗嘱曰：“吾有一弟，乃关云长也，身长九尺五寸，须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喜穿绿锦战袍，骑黄骠马，使青龙大刀，必在曹操处。如见他，可教急来。”因此颜良见关公来，只道是他来投奔，故不准备迎敌，被关公斩于马下。（《云长策马刺颜良》）
这段文字在毛本不见了。
2、貂蝉下落。曹操在下邳大胜吕布，并于白门楼将吕布斩杀。接着在嘉靖本中写道“操将吕布妻小并貂蝉载回许都，尽将钱帛分犒三军。”（《曹孟德许田射鹿》）。而在毛本中写“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大犒三军，拔寨班师。”并未提及貂蝉。在后面的篇幅中，貂蝉均未再出现。
通过文字上的以上差别可以看出毛本在“尊刘黜曹”方面是下了大力气?的。
<<< 赞语方面 >>>
1、毛本在全书卷首有一首“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为明朝文学家杨慎所作，为其《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廿一史弹词》原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这首词被毛氏父子放到了《三国演义》开篇，使得很多人误以为是罗贯中所作，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也是这首词。杨慎生于明弘治元年，于嘉靖三十八年去世。比罗贯中晚近200年，自然在嘉靖本中是没有的。这首词气势恢宏，大气磅礴，毛本把这首词放到前面，也是画龙点睛，相得益彰。
2、蒋干过江东说周瑜，周瑜举办“群英会”，大宴众将。在会上佯醉舞剑作歌：
【嘉靖本】：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功名既立兮，王业成。王业成兮，四海清。四海清兮，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兮，吾将醉。吾将醉兮，舞霜锋。（《群英会瑜智蒋干》）
【毛本】：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
该诗体现了周瑜立志江东的决心而使蒋干放弃了游说的打算，后面才引出了蒋干盗书，曹操误杀蔡瑁张允等精彩情节。可以看到，毛本诗更显得精炼而更有气势。
3、刘备三顾茅庐，二顾时遇到诸葛亮三弟诸葛均，拥炉抱膝歌曰：
【嘉靖本】：凤翱翔于万里兮，无梧不栖。吾困守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躬耕于陇亩兮，以待天时。聊寄傲于琴书兮，吟咏乎诗。逢明主于一朝兮，更有何迟。展经纶于天下兮，开创镃基。救生灵于涂炭兮，到处平夷。立功名于金石兮，拂袖而归。（《玄德风雪访孔明》）
【毛本】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仔细读这两个版本的诗，可以发现，嘉靖本显得困顿、急迫而狂傲。而经毛本一改，虽然短了许多，但显得乐天而从容，有运筹帷幄的大家风范。
4、还是二顾茅庐，刘备雪中遇诸葛岳父黄承彦，黄口诵诸葛所作《梁父吟》一首：
【嘉靖本】：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空中乱雪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想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白发银丝翁，岂惧皇天漏？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毛本】：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除个别字句变化外，少了“白发银丝翁，岂惧皇天漏？”一句，这首诗变成了10句，显得很奇怪。
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比比皆是，但从以上所列几处基本可以对其差异观其大概。
由于毛本的普及程度，读过嘉靖本的人一定读过毛本，所以不存在读嘉靖本还是读毛本的问题。毛本相对嘉靖本更精练成熟，文学性更强，同时也存在严重的“尊刘黜曹”问题；嘉靖本则更接近于元代的话本，有大量的赞语，文字上天马行空，读来更加有趣味，喜欢《三国演义》的同学当不可错过。
本文编次：书林 绿苹 樊道本
校阅订补：古吴 浪子 熊小木
图版协力：香溪 书徒 施静轩
延伸阅读：三国演义古版考异
众所周知，罗贯中所著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但恐怕也是四大名著中最被“误读”的一种。
原因在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大约在明初（1380-1400），而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清人毛宗岗等的评改本（约1670年代），中间相差近三百年。毛本在增添评点的同时，又对全文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几乎逐段逐句的修改，因此“罗毛”二本的差别相当之大。
毛本的这些改动主要分成四种：一、为契合自己的评点思想，刻意删改或增加文字；二、为提高文本的文学性，对文字进行修改；二、对原文不符合史实的地方，进行修正；三、对原文文意有破绽的地方，进行修正。
其中后两点，可以说是出于“好意”，当然是否改的好、改的对，在对比各本之前，无法轻易下结论。至于前两点的修改，其得失则值得商榷，特别是为契合评点的改动（如丑化曹操），对于我们现代读者来说，显然是不必要的。
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版，过去最通行的版本
因此，在毛本之外，探求其他的早期版本，进而对罗贯中原本面貌进行溯源”分析，并探索数百年来的版本演化情况，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我想大概不是全无意义的罢。
而在过去，《三国演义》属于不登大雅的小说，并不受学者藏家青睐，版本散失严重，久而久之读者就“只知有毛本、不知有别本”了。幸好八十年代以来，各种早期刊本陆续发现（虽然仍旧十不存一），学术界也做了许多研究，基本理清了大致的演化过程。
简单的说，明代刊本中，可分为演义系统（嘉靖本等）、志传系统两大类，志传系统又可分为繁本志传（叶逢春本等）、简本志传（诚德堂本等）、简本英雄志传（刘兴我本等）三种。因此加上毛本，我们可以将《三国演义》分成“五大系统”。
演义系统：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
本文就以嘉靖本（演义系统）和叶逢春本（繁本志传系统）作为主要版本进行异文的比对分析，同时参考毛本及其他版本，涉及史事的地方酌情参考《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当然毛本的改动非常之多，此处仅做附带比较，窥一斑而知全豹也）
1、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24卷240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书前有蒋大器叙、张尚德引，一般认为是嘉靖元年（1522）刊本，现存嘉靖本应为内府翻刻本。
本文采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底本为上海图书馆藏本、缺页以甘肃省图书馆藏本补配），参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
2、叶逢春本《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10卷240段，现存8卷（缺卷3、10）。题“东原 罗本 贯中 编次，书林 苍溪 叶逢春 采像”。书前有钟陵元峰子序，一般认为是嘉靖二十八年（1548）刊本。
本文采用的是魏安先生照相本（底本为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修道院藏本），参照陈翔华先生主编《西班牙藏叶逢春刊本三国志史传》（2009年版）。
3、毛宗岗评改本《三国志演义》：120回。
本文采用的是国家图书藏清醉耕堂刊本《四大奇书第一种：古本三国志》，60卷120回，题“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书前有李渔序，一般认为是康熙十八年（1679）刊本。此本文字与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版略有不同。
繁本志传：叶逢春刊本《三国志演义史传》
一、形音相近的异文，相对不重要；形音不相近的异文，相对重要。
二、异文字数越少（一字、二字），越不重要，因为可能是传抄刊刻错误或随意改动。反之，异文字数越多（三字以上），越重要。
三、异文出现次数越少，越不重要，可能是编辑者偶然的改动。反之，出现次数越多，越重要。比如某处人名异文在上下文反复出现，说明可能底本如此。
四、出现异文时，与史书相符的未必是原文，与史书不相符的也未必是后改，需要结合具体问题分析。
五、“破绽”较为明显的异文不重要；表面通顺、需要仔细辨别的异文，比较重要。
六、单个版本出现的异文，不一定重要；多个版本出现的异文，可能比较重要。
毛宗岗评本：康熙醉耕堂刊本《四大奇书第一种》
饶舌完毕，下面开始分析第一回的异文，分成三个部分：
一、刘备、曹操相关异文分析；
二、张角及其他异文分析；
三、多版本异文统计分析。
由于第一回是全书的开篇，涉及刘关张结义以及黄巾起义、曹操出身等关键情节，因此在全书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回，本文的比对也就相对详细（甚至显得啰嗦），还请理解。
当然，不同版本的异文实在太多，这里只能抽取部分比较重要的、值得分析的异文，如果想了解详细的异文区别，可参考周文业先生提供的文本比对本。
注：这里所说的“一回”，乃指120回的毛本而言，嘉靖本与叶逢春本均为240则，前者的一回相当于后者的二则。三版本回目如下：嘉靖本：祭天地桃园结义 刘玄德斩寇立功叶逢春：祭天地桃园结义 刘玄德斩寇立功毛宗岗：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嘉靖本：卷首
先来看一处比较奇怪的异文，第二则刘备与邹靖在青州打败程远志后，准备去广宗协助卢植：嘉靖本：邹靖欲回，玄德曰：近听知中郎将卢植与贼首张角战于广宗，备昔与公孙瓒师事卢植，欲往就之，同力破贼。叶逢春：邹靖欲回，玄德曰：近闻中常侍郎卢植与贼首张角战于广宗，备与卢中郎有一面之交，欲往就之，同力破贼。
这里刘备与卢植的关系，嘉靖本中是师徒，而叶逢春本中仅仅为一面之交。而这一句九个字不同，显然不是传抄刊刻致误，而是出于刻意的修改。那么哪个版本更接近于原本呢？我们先看《三国志 先主传》的记载：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叔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德然父元起常资给先主，与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邪！”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而瓒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
显然，嘉靖本的记载比较接近史书，似乎原本就应该如此。但《演义》是小说，完全可以容许虚构，因此不能直接下结论——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说叶逢春本为后改，为什么要把师徒改成一面之交？
我们知道，卢植在书中是一个次要角色，他与刘备的关系如何，也完全不影响后文情节的展开。因此单看这一句，可以说完全没有修改的动机，所以，有必要从上下文来进行更多的分析。
演义系统：周曰校刊本（周丙本，翻刻有图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
紧接着，刘备告别邹靖去找卢植：嘉靖本：玄德与关、张来到卢植寨前，屯住人马。报覆良久，植唤三人入帐。施礼罢，植问玄德行藏，玄德说了。卢植大喜，赏劳了毕，着在帐前听调。 叶逢春：刘玄德与关、张来到卢植寨前，屯住人马。报覆良久，卢植唤三人入帐。施礼罢，植问玄德行藏，玄德说了。卢植大喜，赏劳了毕，留在帐前听调。
这里两本文字基本相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报覆良久”四字，说明刘备在卢植这里受到了“冷遇”——而卢植在历史上是著名的学者、儒将，在小说中亦是正面人物，假若刘备真是卢植的弟子，岂会如此怠慢？
所以，联系这一处情节，我们对于上文刘备自述卢植关系的一句，就不得不重新进行考量：可能叶逢本才是更接近于罗氏原本的文字。
进一步分析，如果作者刻意淡化刘备与卢植的关系，其用意在何？
显然，刘备失去了“卢植弟子”这一身份，对于他的人脉关系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假如刘备真是卢植弟子，上面受到的冷眼相待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甚至刘备也不需要青州大捷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直接可以凭借中郎将亲信的身份“一步登天”。
所以，弱化刘备与卢植的关系，无疑更能够塑造刘备“白手起家”的艰难创业者形象。
叶逢春刊本 第二则： 左第三行：卢植一面之交
因此，就有必要回过头来审视第一则，下面比较有关刘备出身的异文：嘉靖本：因此这一枝在涿郡。玄德祖刘雄，父刘弘。因刘弘曾举孝廉，亦在州郡为吏。备早丧父，事母至孝，家寒，贩履织席为业。叶逢春：因此这一枝流落在涿县。玄德祖父刘雄、父刘弘曾举孝廉，亦无世仕州郡为吏。弘早丧，玄德事母至孝，家寒无可养赡，贩履织席为业。
这里两个版本的最大的异文是关于刘备祖父与父亲的介绍，嘉靖本写刘备父刘弘举孝廉，而后在州郡为吏，而叶逢春本相反，举孝廉后没有做官。
嘉靖本 第一则：刘备出身
根据上述《先主传》记载（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刘弘做过东郡范令的官。因此，这里还是嘉靖本比较接近史事。但我们可以可以看到，叶逢春本中刘备祖上显贵，但他的父亲却已是平民，并且刻意强调他的“贩履织席”是出于“无可养赡”之故。
嘉靖本：舍东南角上有一桑树，高五丈余，遥望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言此树非凡。叶逢春：玄德住处草舍，东南角篱内有一株大桑树，高五丈余，枝叶茂盛，远近通（遥）望见，重重如车盖，往来之人皆言此树非凡。
此处写大桑树，两本亦有细节文字差异：嘉靖本中没有明确写刘备的住房，但桑树位于“舍”的东南角，应该是围墙之内自家之树，而树又高达五丈，占地面积显然不小，说明舍内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当然可能是祖上流传下来的房子）——这显然削弱了刘备“家寒”的程度。
而叶逢春本点出刘备所住为寒酸的“草舍”，桑树又位于屋外的篱笆范围内，这就比较符合上文的描述。
繁本志传 郑少垣本《三国志传》 第一则：刘备出身（右三行 亦无世仕州郡）嘉靖本：年一十五岁，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为友。玄德叔父刘元起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耳。”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 叶逢春：年一十岁，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为友。刘德然父刘元起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元起妻云：“各自一家，何能常尔。”元起曰：“吾宗中有是儿，非常人也！” 三国志：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德然父元起常资给先主，与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邪！”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
这里主要的异文是资助刘备的刘元起，他的身份在嘉靖本中是刘备的亲叔父（上文已经描写其叔父与玄德对话，说明刘备的确有一就近居住的叔父），而在叶逢春本中，他是刘备同宗（兼同学）刘德然的父亲，也就是远方亲戚。
史书记载“德然父元起常资给先主，与德然等”，显然叶逢春本符合史实。考虑到刘元起只是个一笔带过的人物，这里也缺乏修改的动机，嘉靖本可能是传抄致误。而且下文提到元起妻不愿意资助刘备，说“各自一家”，如果刘元起是刘备亲叔父，恐怕不至于有这样的埋怨。
但嘉靖本这样一改，就变成刘备拥有一位“有钱叔叔”，无形中又削弱了“家寒”的形象。
除了刘元起身份，此处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两个版本都写刘备：“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为友”，而史书原文是“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显然，小说刻意抹去了刘备师从卢植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里介绍刘备的出身，文字是非常忠实于史书的，几乎可说“无一字无来历”，那为什么这里独独刻意隐去对卢植的介绍？而且同学尚且介绍籍贯，更密切的老师何故只字不提？
这时，我们再看第二则叶逢春本“备与卢中郎有一面之交”一句，就明白了，两处对刘备和卢植关系的修改，绝不是随意的、单独的改动，而是一开始就筹划的、上下文相关了的设定，是作者为了突出刘备创业艰难的刻意安排。
陈寿 《三国志》 南宋刊本《蜀书 先主传》
综述两本差异：
嘉靖本中，刘备父亲做官、家住大院、叔父有钱、师从卢植
叶逢春本中，刘备父亲未做官、家住草舍、远方接济，仅与卢植同乡
显然，叶逢春本中的刘备虽然不同于史书，但平民发迹的形象无疑更加生动。嘉靖本则只是核对了史书，想当然进行了一些修改，实在过于唐突。
而由于第一则的“未师从卢植”与第二则的“投卢植冷遇”的描写两个版本相同，故可以认为：叶逢春本文字较为接近罗氏原本，而嘉靖本（或其所据抄本）为后改。
附：毛本在刘备广宗协助卢植时，文字作“备昔曾师事卢植”，同嘉靖本。后文作“至卢植军中，入帐施礼”，删去了“报覆良久，卢植唤三人”，大概是毛宗岗读出了此处矛盾，做了改动。
前文写刘备出身如下：因此遗这一枝在涿县。玄德祖刘雄，父刘弘。弘曾举孝廉，亦尝作吏，早丧。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因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年十五岁，母使游学，尝师事郑玄、卢植，与公孙瓒等为友。
可以看到，毛本文字传承自演义本（刘备父作官，刘元起是叔父），但细节上进行了润色修正，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刘备的家贫（并附有相应的评语），近似志传。而在刘备的师友问题上，则补入了卢植甚至郑玄，也许是发现了“只写同学、不写老师”奇怪之处。应该说，毛本文字介于叶逢春本与嘉靖本之间。
毛宗岗评本《圣叹外书：第一才子书》 第一回：刘备出身嘉靖本：众贼见程远志被斩 倒戈卸甲 投降者不知其数 斩首数千级 大获功而回叶逢春：玄德见程远志军倒戈卸甲 投降者不计其数 斩数千级 大获全胜而回
此处是写刘备军首战获胜的情况，主要异文是头一句，嘉靖本从黄巾军视角写贼军主动投降，下文是谁下令“斩首数千级”，无法确定。根据上文描述“刘焉差马步校尉邹靖，着引刘玄德为先锋”，主将应该是邹靖，最终选择权在他。
而叶逢春本第一句从刘备视角写贼军投降，则下文“斩数千级”的主语也应是刘备——下令“斩数千”已经投降的战俘，对于以“仁义”著称的刘备，显然不是正面描写，甚至可称得上污点。
所以此处虽然两版异文字数不多，但对于刘备的形象塑造有重大的分歧。叶逢春本中，刘备体现出了他果敢无情的另一面，虽说一反大众心中的“好好先生”形象，但也符合上下文描写。
繁本志传：熊氏种德堂刊本《刻卓吾李先生订正 三国志传》：斩黄巾
比如嘉靖本前文写刘备与张飞对话，自述志向：今闻黄巾贼起，劫掠州县，有心待扫荡中原，匡扶社稷
叶逢春本无贼字，“待”字作“持”，可能皆为下方“掃”之衍字——“扫荡”二字透露出刘备颇有“图王之志”，虽然此刻他连一兵一卒都没有。
当然，塑造出这么一位“枭雄刘备”，文学性是否更强呢？这就见仁见智了。
那么，那个版本更接近原文呢？考虑到《三国演义》的基调是尊刘贬曹，民间对于刘关张的推崇更甚。如果说原本文字接近嘉靖本，而叶逢春（的底本）的编辑者为了标新立异（或厌恶刘备其人），就刻意去“抹黑”他，这种可能性恐怕是比较小的。
反之，嘉靖本的编者发现了问题，如此一改，就模糊了下令者，达到“为贤者讳”的效果，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总之，此书异文类似关羽之死的避讳，可以认为：越不恭敬的版本，越接近原本。
附：毛本此处改为：众贼见程远志被斩，皆倒戈而走。玄德挥军追赶，投降者不计其数，大胜而回。
毛本删去了“斩首数千级”一句，可能也是发现如此描写与刘备的人设不符。由此可见，鲁迅先生认为“近乎伪”的刘备，可能并不是罗贯中的原意。嘉靖本：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叶逢春：前有一彪人马，尽打红旗，当头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嘉靖本：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叶逢春：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晋文、齐桓无匡霸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次熟按韬略。官拜骑都尉，沛国谯群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毛宗岗：忽见一彪军马，尽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
此处是曹操第一次出场的描写。可以看到，两个版本文字基本一致，先评价曹操是英雄、又笑论齐桓晋文（正面）、赵高王莽（反面），突出曹操的枭雄特质；最后比拟孙武吴起，强调曹操的用兵能力。
可以说，整体上对曹操的评价偏于正面，比较重要的异文是“好英雄”与“英雄”的评价区别，“好英雄”自然高于“一般英雄”。
上面提到，民间群众广泛认可“蜀汉正统观”，由此可以推论：不同版本对于刘备关羽的描写，“越不恭敬的版本越早、越恭敬的版本越是后改”——而曹操作为“大反派”，显然正相反：越恭敬的版本越早。毛宗岗将“英雄”曹操贬为“一将”，并删去了所有评语，就是一个好例。
那么嘉靖本此处的“好英雄”似乎就当是罗氏原本文字，可是我们注意到：刘备出场时的介绍也不过是“一个英雄（汉）”，嘉靖本这里对曹操的评价居然超过了刘备！虽说不同版本“尊刘贬曹”的“强度”有所不同，但所有版本的“主基调”无疑是“尊刘贬曹”，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因此，嘉靖本对曹操的评价超越刘备，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
因此，叶逢春本的“英雄”，将曹操与刘备持平看待，似乎是比较合理的。考虑到两版本下文都将曹操比作晋文齐桓、孙武吴起，也许罗贯中考诸史书，确实对曹操的评价较高。相比之下，毛宗岗的删改就显得粗暴无味，“纯民间”的《三国志平话》则根本没有给曹操任何介绍。
那么，假若叶逢春本为原文，嘉靖本为什么会多出一个“好”字呢？
由于此处仅为一字之差，最简单的解释当然是衍文，然而上下文均为出现“好”字，“好”字出现在英雄之前，似乎也太过巧合。
简本志传：朱鼎臣乙本（哈佛大学藏本）《三国志史传》（右四行 删去英雄描写）
所以我们继续分析，如果此处是嘉靖本刻意修改，其动机何在？
第一种可能：嘉靖本的编辑者刻意推崇曹操，考虑到张尚德序初刻本可能是内府刻本或郭勋武定板，主要在京城“高层”读书人之间流传，按照《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的方式褒扬曹操，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然而，《三国演义》一书究竟是“荒诞”的小说家言，如果为了当做正史简易读本，那么似乎此书根本不合格，也就不应该刊行。所以嘉靖本刻意褒扬曹操而修改，似乎也不太合理。
于是就要考虑第二种可能：“好”字其实是“奸”的形误：嘉靖本编辑者为贬低曹操，将“英雄”改为“奸雄”，可是“英”字忘记删除，成了“奸英雄”，后来的抄手刻工又误做“好英雄”（也可能因为“奸英雄”不通，随意改成“好英雄”）。
也就是说，前后经历了“英雄”、“奸（英）雄”、“好英雄”三种版本。考虑到后文又写许子将评曹操“乱世之奸雄”的故事，编辑者或许读后有感而发，认为前文英雄不妥，遂改为“奸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如此，则嘉靖本同毛宗岗一样，也致力于贬低曹操，在版本演化中位于较后的位置。
另外比较有趣的是，“奸”误做“好”在叶逢春本的开篇“静轩诗”就有一个实例：第五六句“无谋何进作三公，欲除社鼠招好雄”，诗写何进召董卓进京，董卓总算不得“好雄”吧——当然叶逢春本刊刻之粗糙，远不止此，几可谓登峰造极，如：
“桃园结义”误作“桃源结义”；“刘备遂以己志告之”误作“（关羽）以遂己志”；“一千官军”误作“一个军官”，“中郎将卢植”误作“中常侍郎”；“赏劳三军”误作“尝劳”；“又流星马飞报”误作“人流星马飞报”；“余党散走”误作“余大散走”；“指而言曰”误作“指而言而”……种种低级错误，令人喷饭。
而嘉靖本虽然一般认为是珍贵善本，其“善”也仅限于刊刻之精美，其文字往往有讹误。如“分布大小”，当为“天下”；“程远志见拆了邓茂”，当为“折了”；“因此恠（怪）怒”，当为“圣怒”。
叶逢春刊本：开篇静轩诗
特别的，嘉靖本的文字根据史书经过了整理，补充了大量论赞评和小字注，但整理的水平并不高明，如介绍曹操“月旦评”的一段：嘉靖本：惟有桥玄一见曹操，指而言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南阳何颙见操，言：“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汝南许劭有高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耶？” 劭不答。又问，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喜而谢之。[小字注]桥玄尝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子将者，训之从子劭也，好人伦，多所赏识，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曹操往造劭而问之，劭鄙其为人，不答。曹又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年二十举孝廉…… 叶逢春：惟有乔玄一见曹操，指而言而：“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南阳何颙见操，曰：“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汝南许邵有高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耶？” 劭不答。又问，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喜而谢之。年二十举孝廉……
嘉靖本中的大段小字注全据《资治通鉴》补入：《资治通鉴 卷五十八》：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桥玄及南阳何颙异焉。玄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颙见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谓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子将者，训之从子劭也，好人伦，多所赏识，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尝为郡功曹，府中闻之，莫不改操饰行。曹操往造劭而问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演义系统：朝鲜翻刻本（周曰校甲本 无图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叶才音释补遗 曹操评价
比对可知几乎一字不差，仅“操乃劫之”的“乃”字嘉靖本误为“又”。然而这一大段注文居然和正文有明显重复：正文：汝南许劭有高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耶？” 劭不答。又问，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喜而谢之。注文：许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曹操往造劭而问之，劭鄙其为人，不答。曹又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大喜而去。
这两段叙述如此相似，试问加注还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嘉靖本的整理者并未细查原文，仅仅是将史书大段的搬进字句间，闹出了这样一个笑话。
由于嘉靖本正文并无“曹又劫之”四字，听完后又只是“喜而谢之”未离去，可能也参考了《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此外，嘉靖本还将史书中的“少机警，有权数”二句也插入上文正文：嘉靖本：操年幼时，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少机警，有权数[小字注：机警，谓有机关而警省；权数，谓权谋术数]。游荡无度。叶逢春：操年幼时，好飞鹰走犬，歌舞吹弹，游荡无度。
从行文的角度看，将“机警、权数”安插在“歌舞吹弹、游荡无度”之间，衔接显然不妥。史书记载如下：《三国志 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
综上分析，嘉靖本的编辑加工是比较“生硬”的，往往并不能很好的融合进正文。由于小字注并非正文，此书仅做比较，下面比对时不列入。
附：毛本不仅将“好英雄”改成“一将”，还删去了“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一整段。同时删去了曾祖曹节高风亮节的事迹。下文又将“少机警，有权数”改为“有权谋，多机变”，足见其“贬曹”力度。
至于毛本未采用嘉靖本中重复的大段小字注，则是由于其底本李卓吾本就删去了。
演义系统：《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曹操评价
前面分析了刘备和曹操的异文，下面继续分析第一回的其他异文：
张角的事迹比较集中，不妨将异文放在一起看：
异文一嘉靖本：授书三卷，名《太平要术》。咒符：以道为念，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叶逢春：授书二卷，名《太平要术》。祝付：以道为念，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嘉靖本：请符救病者，无有不应：令患者亲诣座前，自说己过，角与忏悔，以致福利。叶逢春：请符救病者，无有不应：领惠者亲诣座前，首说己过，角与忏悔，以求福利。
异文二嘉靖本：角立三十六方，分布大小。方者，乃将军之称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众以白土，写“甲子”二字于各家门上；及郡县市镇、宫观寺院门上，亦书“甲子”二字。 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其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角遣大方马元义，暗赍金帛，结交十常侍封谞、徐奉以为内应。叶逢春：角立三十六方，分布天下。方者，乃将军之称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处州郡皆言：今岁岁在甲子，正是上元甲子，主天下太平。取白土于各家门上写“甲子”二字；至州城县镇、宫观寺院门上，皆书“甲子”二字。 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千里之间，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张角遂怀异心），遣一人马元义暗赍金帛，结好十常侍封谞、徐奉以为内应
（注：括号内一句为郑少垣、种德堂本多出文字，由于下一句“遣一人”叶逢春本缺少主语，故此句应为原本所有，叶本脱落）
异文三嘉靖本： 梁云：正合弟机。一面造下黄旗，约会三月初五一齐举事。谴弟子唐州，驰书报封谞。谴弟子唐州，驰书报封谞。唐州径赴省中告变。帝召大将军何进调兵，先擒马元义斩之，次收封谞等一干人下狱。张角闻知事发，星夜起兵。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宝称“地公将军”，弟梁称“人公将军”，召百姓云……叶逢春：梁云：正合弟机。一面造下黄旗。张角自号。约会于三月初五日一齐举事。结连封谞，以为内应，谴弟子唐周，驰书报封谞。唐周径赴朝中告变。帝急召大将军何进，（乃何皇后之兄也），进调兵，先擒马元义斩之，次收封谞等一千人下狱。张角闻知事发，星夜起兵。召百姓云……
(注：括号中一句疑为注文混入正文)
南宋刻本《资治通鉴》卷五十八：黄巾起义 （左页 左五行 口号，右页 右六行 五原山岸）
以上有关张角的异文比较多，但多数显然是字数较短的形音相近致误，可称为“普通异文”，如：“咒符”与“祝付”、“令患者”与“领惠者”、“自”与“首”、“大小”与“天下”、“唐州”与“唐周”、“一干人”与“一千人”，结合常理与史书记载，不难判断正误：《后汉书》（孝灵帝纪）：中平元年春二月，巨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后汉书》（皇甫嵩传）：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素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着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资治通鉴 卷五十八 汉纪》：初，巨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众共神而信之……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收马元义，车裂于雒阳。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帜，故时人谓之"黄巾贼"。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资治通鉴纲目 卷十二》：初钜鹿张角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呪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遣弟子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莫不毕应填塞道路。郡县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收元义车裂，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下冀州逐捕。角等知事已露，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着黄巾为识。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宝称地公将军，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长吏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
《通鉴》与《纲目》的记载基本同于《后汉书》。可见，“令患者、首说、天下、唐周”基本符合史实，可能是原本文字。“一千人”接近史实，但“一干人”也说得通；“八州之人”见于史书，“千里之间”则属于文学上的一种描写，并不改变事实，所以此二处无法判断。
第一处异文“咒符”与“祝付”：这里南华老人警告张角善用法术、切勿作恶，因此“祝付”更符合文意，“咒（呪）符”或许是抄本文字模糊，嘉靖本或根据史书“呪符水以疗病”一句随意补上，但史书所述乃是后来张角为百姓治病，并非早先南华老人传道的情节，此处“祝付”为原本之可能性较大。
演义系统：夏振宇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张角出身
接着，我们分析两处比较奇怪的“特殊异文”，第一处是黄巾军的口号：
嘉靖本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与史书相符，我们也很熟悉。叶逢春本却作“今岁岁在甲子，正是上元甲子，主天下太平”，似无所本。由于整句完全不同，可以确定是刻意的修改，假如嘉靖本是原文，为什么要如此修改呢？
首先要注意的是：对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历史学界也有疑问，按朝代更迭的“五德始终说”，汉朝属火德（红色），不应用“苍天”。吕思勉先生就疑心当是“赤天已死”。所以此处史书的记载本身就有一定的不合理。
再从文意分析：张角的起义，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筹划，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一、广招信徒，所谓三十六大方小方
二、用符水治病救人，获取民心
三、宣扬口号并在各地以白土涂墙，使群众迷信自己为大贤圣人
四、出资买通朝廷宦官，作为内应
从这四点可以看出，张角是一个深谋远虑、善于隐忍的人。那么如此行事谨慎的张角，为何会在未得民心时，就急切的公然打出“苍天已死”的旗号呢？这不简直是在提醒让朝廷注意自己吗？
所以，叶逢春本的口号“上元甲子，主天下太平”似乎更符合文意，因为此时张角尚在收拢人心阶段，这么一宣扬，再加到处白土涂墙，家家户户都知道理论甲子年会出现一个大圣人。口号的功能仅限于推广自己，并无终结汉朝之意，这样上下文就更合乎情理。
特别是，张角的天书名为“太平要术”，太平二字前后呼应。从文学性来说，似乎更胜一筹。
并且，郑少垣本多出的“张角遂怀异心”一句更明确的揭示出：张角一开始并无反叛称王之心，是经过十多年的传道，中原大地家家户户民心已得的情况下，才萌生反志。这样的描述，显然更符合一般的人性的发展（我们知道，青年曹操在行刺董卓时，也称得“大汉忠臣”哩）。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做以下合理推测：
虽然“苍天已死”的口号为史书所载，但一方面口号本身有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和故事情节有冲突。所以作者罗贯中在创作小说时，完全可能考虑到这一点，刻意改为“上元甲子”新口号，这种可能应该说是合理的。究竟原本为何，尚无法判断。
繁本志传：杨闽斋刊本《三国志传》：张角出身（左三行 “张角自号”衍文）
第二处奇怪异文是叶逢春本的衍文：“一面造下黄旗。张角自号。约会于三月初五日一齐举事。”中间“张角自号”四字与上下文无法衔接，大概是将别行文字误抄于此。
根据史书，张角等使用“三公将军”的名号，时间点是在唐周泄密、朝廷抓捕、正式举事之后。因此嘉靖本在下段写到“张角闻知事发，星夜起兵。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宝称“地公将军”，弟梁称“人公将军。”，非常合理。而叶逢春本此处还未举事，所以即便补全了名号，插入的位置也不合理。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低级的传抄错误，特别提出来，是因为不同的版本这一句或有或无，因此可以用来验证比对各版本的演化。
附：毛本对张角的改动，主要是对文字的润色，比如将“咒符”改为“曰”；将“请符救病者，无有不应：令患者亲诣座前，自说己过，角与忏悔，以致福利”一段删去；将“分布大小”四字删去；将“及郡县市镇、宫观寺院门上，亦书“甲子”二字”一句删去；“唐州”未改。
此外毛本将“青、徐、幽、冀”的顺序改为“青、幽、徐、冀”；将“大方马元义”改为“其党马元义”；将黄巾军“逢州遇县放火劫人”一句删去。总体而言，大概因为张角并非主角，毛本的改动主要是润色修正，不囿于史书记载。
演繁混合本 雄飞馆《二刻英雄谱》：张角事迹
嘉靖本：（熹平五年）秋七月，有虹见于玉堂，五原山岸，尽皆崩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叶逢春：秋七月，有虹见于玉堂，原凾山岸，尽皆崩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后汉书》（孝灵帝纪 卷十八）：夏，大旱。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资治通鉴》（卷五十八）：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余里。五原山岸崩。 资治通鉴纲目（卷十二上）：夏，大旱。秋，金城河溢。五原山岸崩。
“山岸尽皆崩裂”是开篇所述东汉末年种种不祥之兆之一。究竟哪一处山岸？两本产生了异文，嘉靖本为“五原”，叶逢春本作“原函（凾）”，根据史书记载，无疑嘉靖本正确。且此处为单一的灾异记载，改动后也完全不影响上下文，所以找不出需要修改的理由，可以判断此处嘉靖本为原文。
“原函”二字不通，亦无法作为地名，那么叶逢春本显然是传抄刊刻致误，问题是为何会误作别扭的“原函”？
本文推测：可能是发生了“二次致误”，即第一个抄本将“五原”颠倒为“原五”，第二个抄本又将“五”字误作“凾”。考虑到“五”字形书写潦草近似“亟”，下方又紧跟“山”字，抄写者很可能将“亟山”二字合并，看成了“凾”字，遂成“原函”之误。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五原”误作“原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近致误（如“二”误作“三”），而是需要二次致误才能形成的独特错误，因此具有很强的唯一性，可以用作证据、验证比对各版本的演化。
附：毛本此处继承了演义本，作“五原”。
叶逢春本：左页 右四行 原函山岸
嘉靖本：后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辉、郭胜这十人执掌朝纲。自此天下桃李，皆出于十常侍门下。朝廷侍十人如师父，由是出入宫闱，稍无忌惮，府第依宫院盖造不题。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叶逢春：时宫中十常侍用事。那十人？张让、赵忠、段圭、曹节、侯览、封谞、蹇硕、程广、夏辉、郭胜这十个把握朝纲。是他门下，得官做。不是他门下，干有功劳且守缺期。灵帝自尝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因此宦官全无忌惮，府第体官院盖造。中平元年岁甲子……
此处写十常侍的专权，两版本异文较多，且有不少传抄刊刻错误，如程广、夏辉人名形误，“体官院”当为“依宫院”形误，“干”字可能是衍字（简本多作“虽”，“幹”可能为“??”形误）。
最重要的异文是“父母”与“师父”的整句差异，叶逢春本写皇帝亲自认宦官为父母；嘉靖本则写朝廷待十人如“师父”，显然这里经过了刻意的修改。
乍一看，叶逢春本语言较为通俗，似乎不像是皇帝所言，然而确为正史所载：《后汉书 宦者列传》：是时让、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圭、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同卷：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臧，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资治通鉴 卷五十八》：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贵宠，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
嘉靖本的“师父”则似无史料依据，因此叶逢春接近原本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排除罗贯中创作时，故意要虚拟一段，若原本接近嘉靖本，叶逢春本则为核对史书后改。
这里不管谁改动，对上下文情节毫无影响，区别仅在两方面：一、丑化了皇帝，二、美化了宦官。嘉靖本中十常侍被整个朝廷上下奉为“师父”，大概与三公“平级”，除了权倾朝野，也德高望重。而十常侍被封为“师父”后，出入宫廷“稍无”忌惮。
叶逢春本皇帝居然称宦官为父母，大失体统，且宦官“全无忌惮”，嚣张得多。
宋刻递修本《后汉书》（宦者列传 张让）：右页 左一行 灵帝称呼宦官
其实我们从后面的情节也可以判断，嘉靖本的“朝廷侍十人如师父”，站不住脚。第三则“安喜张飞鞭督邮”写灵帝与十常侍饮宴，谏议大夫刘陶、司徒陈耽先后冒死进谏，陈耽谏道：“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陛下敬如父母，岂有此理？”
可见，朝中的大臣，显然并非人人“侍十人如师父”，何进、曹操、袁绍等，不满于十常侍专权者大有人在。而且十常侍的情况与董卓大权在握、将皇帝作为傀儡又不同，他们的权柄还未达到目空一切的程度，这一点后文写十常侍在董太后与何太后之间“骑墙”找靠山，就很明显了。
陈耽的后半句“陛下敬如父母”则正好印证了叶逢春本的“父母譬喻”。考虑到小皇帝生长深宫，未必能经常接近亲身父母，久而久之对照顾起居的宦官产生特殊的亲近感情，这也是符合情理的（后文写张让给皇帝的临终遗言，也可以看出端倪）。
从修改动机看，嘉靖本并无行文上的明显破绽，如果说叶逢春本单纯为了丑化皇帝而改，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如果说为了忠于史实而改，前文嘉靖本还有大段根据史书插入的君臣对话，试问，若叶逢春本以“忠于史书”为修改原则，为何将其全部删除呢？并且上面分析了刘备卢植关系、张角